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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学课程改革创新
1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教学范围过于狭窄。这里所谓的教学视野指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目标单一，“一切围绕中考、高考转”这样一个情况。诚然，中学语文教学视野过于单一，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应试教育体制造成的。但体制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学语文老师应该在可控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开阔教学视野。如果教学视野不开阔，一味追求考试升学率，不仅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严重下降，也将严重导致教师的教学素质的下降和教学个性的丧失，最终教师将变成一个教书匠。
众所周知，语文课自由发挥的余地和空问远较其他科目和课堂广阔。因此，只要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视野开阔，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不难的。但令人痛惜的是，现在很多学校及中学语文教师，出于追求升学率等目的，完全把语文课变成了“字词辨析、段落拆分讲解，试题练习”。本该十分精彩，充满生活气息的语文课堂，变得枯燥无味，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摧毁得一千二净。这些都是由于教学视野过于狭窄，教师教学个性丧失所导致的结果。
教学环境缺乏或不足。大家知道，语文的学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以英语教学为例，很多中国学生学英语之所以很吃力，之所以学了多年以后也还是哑巴英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语言环境的缺乏。又以普通话的学习为例，南方人的普通话水平之所以比北方人差，就是因为从小受到方言的影响太大的缘故。同样的道理，能否营造一个良好的中学语文学习环境，也将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高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学校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图书馆、图书室，学生除了看语文课本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读!可看的课外书籍了，难道语文的学习、语文理解能力的提高就只能从教材而来?于此，还存在另外一些认识误区。
教学手段过于陈旧、单一。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的手段都停留在“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这样一个模式上。就语文课堂教学来说，基本做法就是教师讲解、板书，学生则是做笔记。在测评方面，除了考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手段和方式了。这不仅无法使语文教学做到丰富多样，且根本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语文课变得极其枯燥乏味。在纸质媒体时代，通过黑板板书、通过考试测评来完成语文教学，这确是客观条件所限。但在社会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在多媒体教育已经走进课堂教学的时代，把中学语文课仍局限于这样一个传统教学模式，还把考试仅仅当作测试学生语文水平和能力的唯一手段，则不免让人觉得落后于时代，也无法适应新时代语文教学的需要了。
2重在从教材、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进行改革创新
2．1进行教材方面的创新
1)课程目标，高度量化
新课程除了在课时方面进行量化外，对学生的生字量、阅读书目、练笔写作等都做了量化的要求，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要求学生识字量为3500字，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500字左右，课外自读每学年不少于80万字(其中文学名著2—3部)，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于l4次，字数不少于0．7，其他练笔不少于l万字。45分钟能完成500字左右的习作，每学年学习课文不少1—60篇。这些量化要求为培养学生的语文基本素质提供了保障和评价标准。
2)教材内容，自主选择
存初中学段的新课程平台上，有“人教版…‘北师火版…‘苏教版”三种语文实验教材共同展示，供全国各地学校自主选用。这三种教材版本是共性个性兼顾，其共性是：教材选文新颖，富于文化内涵和时代生活气息，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语文课程基本特点；综合性学习的系列设置，着意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密切语文同生活、社会的联系，体现了“变革学习方式”的课改实质；课后习题设计注意引导学生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促进了教育观和学习观的转变；教材有意留白，给教师留足教材开发的空间，给学生留足延伸创造的空间，体现了新课程教材观。
2．2教师教学理念方面的创新
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初中语文课程标准》都指出，语文教学应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丰动性和创造性，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但面对中学语文新课程教材，不少教师缺少自主整合教材的意识，缺乏敢于扬弃和创造性开展语文学习活动的勇气。表现在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或照本宣科式地转述教材编者的话语和标准答案，或抛开教材的新体例，然按照语音、文字、同句、段落、文意分析等陈旧的教学模式，来讲授新教材中风格各异的课文，用传统老路了套用新教材。应该如何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这是摆在中学语文教师面前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对教材文本内容的理解，不能只是机械地将教材编者对文本的解读原样转述给学生，而将自己对教材的个性理解，以师生互动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启发学生对具体的教材进行个性的多元解读；二是对于教材中预设的教学内容和过程，教师不能不加选择地“拿来”，而应根据学生实际的基础能力、情感体验、兴趣爱好等，由师生共同选择学习内容，灵活设计学习过程，创造性地开展语文学活动；三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材可以进行人胆的合理的舍弃，适当开发和利用具有时代特征又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语文课程资源。
2．3学生学习思想上的创新
学习贵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以承传民族文化为己任的语文学科，呼唤着创新教育，而创新教育的基础便是创造性学习。所谓“创造性学习”，就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传统的语文教育强调教师为中心，课堂教学信息单向传输，是典型的纯知识灌注式教育当代的语文教育，则要求以学生主体为中心，强调人际互动和合作学习，注重学生的生命体验与个性价值。
创造性学习的核心内容及其主要体现是创造性思维，它是相对于常规性或一般性思维而言的心理学家们指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连续的思维品质。每个人包括儿童，其思维品质中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课堂势学；目标设计
语文，我们母语教育的支柱学科。其教学现状不理想的状态却让人无法释怀，究其根源，语文课堂教学大而空问题不容忽视。调查发现，新课标颁布实施以来，在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学目标仍常常被忽略。在很多课堂上，有些教师设置的教学目标不够明确，过于分散，更有甚者，有些语文教师的课堂根本没有目标可言，天马行空，任其发挥。由于失去了教学目标的约束，一部分教师的公开课上得自由而散漫，在热热闹闹的课堂气氛背后彰显出太多的浮躁和不安分。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既与部分教师错误的思想观念有关，更与部分教师对新课标教学理念的误解有关。因此，笔者缀文认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突破语文教学瓶颈的基点在于夯实目标教学。
我们仔细研读新课标，不难发现，夯实目标教学，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本来就是新课改的应有之意。因此共同探讨如何夯实目标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问题亟须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参与。
一、旧话重拾，理性认识和看待目标教学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等人提出教学目标分类理论以来，目标教学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所谓目标教学，是指确立教学目标后围绕目标实施教学并根据目标评价教学效果的课堂教学过程。目标教学的称谓是我国为强调教学目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故而称之。
具体而言，目标教学具有五个特征：一是以单元作为控制教学过程的基本单位。将教材按照其内在的知识结构分为若干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在整体设计和分节授课的基础上，把单元知识系统化、结构化，以单元达标作为控制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步子，在实现单元目标后，再进行下一单元的教学。二是以教学目标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教学目标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三是以异步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师的教学只有尽可能适合每个学生的特征与需要，才有可能使不同的学生学会同样的教学内容，达到同样的教学目标。为此，必须把集体教学与个别化教学结合起来。四是以可控变量作为优化教学过程的着力点。影响教学目标达成的因素有些容易改变，有些则较难改变。教师要通过操作和调控那些较易改变的教学因素优化课堂教学。五是以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活动高效运行的保证。目标教学借助教学评价建立的自我反馈矫正系统，为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提供了监督保障机制。
二、研读新课标，厘清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设计思路
1．整合“三个维度”，确立课堂教学目标的标尺。2001年《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提出，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设置应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在这三个维度中，知识与能力是基础，是核心，是实现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两个目标维度的载体；过程与方法是链接知识与技能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两个维度的桥梁；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教学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升华。三个方面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统一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中。新课标强调注重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那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教学目标设置过程中就应力求做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一是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明确“导向”的重点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重视熏陶感染、潜移默化，避免“贴标签”式的教育；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二是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多给学生听说读写的实践机会；善于将课内学习引向课外，将课外学习引入课内，有计划，有意识地作出安排，做好引导；课内的“拓展活动”和课外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都要注意“量”的问题。
2．协调“三个关系”，关注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特性。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教师要正确地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首先是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内隐性与外显性。由语文学科性质所决定，语文教学目标具有鲜明的内隐性和外显性。当然，教学目标的内隐与外显都是相对的，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既不能为了使教学目标便于交流、测量与观测，而过分强调行为化目标的价值，也不能为了强调情感体验等内隐目标的重要，而排斥行为目标的价值。其次是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收敛性与开放性。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越是低层次的教学目标越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周期内达成；越是高层次的教学目标，特别是能力和情感发展目标，达成周期越长。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既要具体、明确，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有些目标允许在较长的时间内达成。再次是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预期性与非预期性。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处理好预期性目标与非预期性目标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抓住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任何教育机遇。
三、在新课程理念下有效设置课堂教学目标
2001年《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提出，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一教学理念为我们准确把握和设置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提供了新思路。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应该是教师完成与编者的对话，与作者的对话，充分考虑与学生的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说，语文教学目标的设置，教师必须首先考虑到作者、编者的意图和语文教学的总导向性，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尤其是课时目标，它应该是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链节，所有的课时目标之和就等于整个语文教学的总目标的完成。所以每一个课时目标必须像指南针一样坚定不移地指向语文教学的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就要做到：
1．教师应多角度全方位理解教材，确立教学的侧重点。教师如何理解和把握教材，这一点，对确定教学目标至关重要。教师首先要仔细钻研教材，在多方收集教材反复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做到透彻理解课文，才能获得对课文的深层次感受。如在教学《晏子使楚》一文时，通过多次阅读课文，教师体会到晏子和楚王的对话部分应是本文最精彩，也是最容易激发学生思维共鸣之处。在设置教学目标时教师很自然就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晏子和楚王的精彩的对话，来体会晏子严密的逻辑思维，而唤起自身的体验。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显然就是通过体会对话语句中的重点词语来把握人物思想感情，了解人物性格特点。做到了这些，引导学生学语习文的目的也就很容易达到。
2．善于引导学生和文本对话，从学生学的角度确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确定要以学生的发展为着眼点，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已有知识积累、生活积累和思想认识水平，关注学生的兴趣点、障碍点和发展点，将学生的昨天、今天、明天综合在一起，把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恰当的教学目标。不同个体对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教师不要把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跟文本对话，唤起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新体验。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善于从学生学的角度，思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这一方面去确定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我们的课时目标考虑较多的是教参，是考试的内容，是课文的内容，对教学对象考虑得少，对教学的导向性考虑得少，对教学方式考虑得少。过分的依赖教参限制了老师和学生创造力的发挥。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能激发学生的成就感、求知欲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学生思维的张力，活跃教学气氛，促进教学活动朝着高效快速的方向发展。
[论文摘要]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质，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就要求作为育人者的教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自由独立的人格、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超的教学技能等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就如何加强教师教育教学素养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
适应新的课程改革就必须在教学和学习上加强提高。新的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语文教师到底该怎样做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从容面对这次严峻的考验。于漪老师说的好“语文教育的质量说到底是语文教师的质量，语文教育发展的如何关键在语文教师自我发展得如何。”也就是说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素质，教师素质决定教师的职业命运。我觉得，一个有进取心的语文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四种基本素质：
一、良好的道德素质
关于教育的作用，有人曾形象地这样说：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俄国著名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教师把学生造成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教师是学生阅读中的第德书籍，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身边的学生。教师是人才的哺育者。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质，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就要求作为育人者的教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健全的人格，自己会做人、会做事、会合作、会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自身榜样的力量，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成为学生的楷模，完成社会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自由独立的人格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教师出于对领导、权威的信任和崇拜，出于对各种律令的尊重，出于自己想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甚或优秀的语文教师的热情，盲目的服从，思想独立与自由的空间在教参、权威、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面愈来愈小。这主要表现在：按照教参的要求在教学目标上搞“一刀切”，试图用一个模子要求，把学生造成统一标准；遵照考纲要求，在教学任务上只注重知识的传教，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学任务的核心是“唯书”“唯知”，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雪化了只能是水”，不可能是春天；承袭老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注入式教学独占课堂，单纯向学生灌输，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支粉笔，从黑板的左上角一直写到右上角；盲从新的教改模式，无论什么课型都利用多媒体去循循善诱，填唯一答案；强调学生行为互动，不管其是否心动、脑动……..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教学行为，培养的结果必定是：学生的主体人格被异化，个性发展被扭曲，主动精神被扼杀，创造精神被淹没……..这样的人才如何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如何能承担起迅速并持续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任。随着新课改的进行，我们认真学习新课标，不难发现：新课程设计的理念“促使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课程设计的原则“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课程设计思路课程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部分，为有“不同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倡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究”；评价的原则注意“主体多元化”。可见新课标强调：加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而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教师必需要具备自由独立的人格。
三、深厚的文化素养
中学语文新大纲和新教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对教师的学科业务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落实中学语文新大纲的要求，教好中学语文新教材，中学语文教师应该进一步加强专业基础的修养，逐步提高教学能力。
打好古诗文的基础。此次中学新大纲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特别重视优秀古诗文的积累。小学语文新大纲规定小学生要背诵80篇古诗；初中语文新大纲要求初中生背诵古文20篇，古诗50篇。高中语文新大纲要求高中生背诵古文20篇，古诗50篇。初中语文新大纲规定语文中“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高中语文新大纲规定课文中现代作品、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的“比例一般可为5：4：1”。由此可见中学语文新大纲对古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师，70％是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相比，古文功底较弱恐怕是多数人的通病。这将成为我们用好中学语文新大纲新教材的绊脚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自觉主动补好古文这一课。
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初中语文新大纲要求“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高中语文新大纲则要求“感受文学形象，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的表现力，初步鉴赏文学作品”。又规定“在全部（高中）课文里文学作品可占60％”。同时高中语文新教材的第三、四册，集中进行文学鉴赏教学，培养学生感知、理解、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注意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强调文学教学，是新大纲新教材的又一重大变化。这同时也就要求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必须要具有文章鉴赏能力。
做学生听说读写楷模。我们认为语文教师应该是学生读、写、听、说的楷模。语文教师必须爱读书、会读书、多读书，必须能作文、多作文、作好文。高中新教材选取文学作品时，选入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莱蒙托夫的《祖国》、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人》、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等；选取科技文时，选入了杨振宁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里夫金等的《熵的定律》、霍金的《宇宙的未来》、王磊的《走向21世纪的机器人》等，另外还有钱中书、余光中、朱光潜、宗百华和余秋雨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教师的阅读面和阅读能力的要求都相当高。
知识面广博、文理兼备。长期以来人们将语文归为文科，因为它是文学性很强的学科，主要进行现象性思维，故而认为，只要能读、能写便可，对于其它诸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常识，可以不去理会。其实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在语文教材中，除了那些散文性很强的记叙文外，还有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说明文，如果教师不懂得一定的科学知识，那么势必会把错误的信息传给学生，这样又何以体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况且，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个性化，有时候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懂得的比老师还多，不要抱着“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态度去教学，而应抱着“他们懂得的很多”的态度去和他们一起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只有这样你的课堂才不会陷入枯燥乏味的尴尬局面。
总之,现代语文教师应以“博、大、精、深”作为自己素质提高的奋斗目标，马卡连柯说：“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甚至吹毛求疵，但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当前，许多在校教学、教研上卓有成就的语文教师被誉为‘杂家’”，也说明了一个语文教师应是既专亦博、博学多能的‘通才’。如今，各类全国性的语文课程教学赛课比赛最后一项就是教师才艺展示，如此看来，社会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不只限于“三笔一话”，还要有自己的情趣爱好，更要才艺兼备。四、高超的教学技能
许多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技能，过硬的教育教学技能让他们因一堂优质课脱颖而出，使他们在日常教学中“一白遮百丑”。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对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精巧的语言表达。语文是一门研究语言的学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仅普通话要标准、清晰、流利，更重要的是声音还应该具有美感，语言还应精炼传神，体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而且把这种美融入教学的情景中。从声音上发挥语文教师的个性优势所取得的教学效果，有时是制作精良的录音带无法比拟的。
扎实的写作能力。读、写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最起码的要求，教师的写作能力直接影响到对学生的作文指导。有的教师讲解作文的写作，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由于自己不会写，所以只能玩“空手道”，对学生的指导只能隔靴搔痒，根本无法具体和深入。同时，由于自己写作能力不够，经验教训无法总结交流，教学工作不能及时反思，阻碍了自己向高深层次的发展。
规范的书写技能。汉字是丰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从科学方面看，汉字书写本身就是语文素养和语文习惯的内容。写好字，是语文学习的范畴；教好写字，则是语文教师的职责。谭惟翰在《中学生语文教材教法》一书中说：“写字是作文的基础，语文教师必须具有书写的基本功。中学语文教师不是书法家，但必须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懂得书法的规律，写得一手工整、规范的好字，包括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从个人角度看，一手漂亮的字，会使教师魅力无限，激发出学生的亲师之情。
娴熟的电教手段。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花样繁多、功能各异的教学设备：幻灯机、投影仪、电视机、收录机、计算机、多媒体教室、网络等。但由于某些教师课堂使用不当，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但这并非科技本身的过错，错还在我们使用者，没有注意使用对象、场合，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娴熟的使用技术。恰当使用电教手段，会使语文课堂色彩纷呈、乐趣无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作为信息时代的教师还应该养成上网的习惯，在网上阅读，获取信息；在网上写作，表达思想、与人沟通。足不出户，我们就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们的内蕴也会借此而丰富起来。
如果说“良好的道德素质”、“自由独立的人格”、“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一位语文教师的“玉”内的话，那么“高超的教学技能”便是语文教师的“金”表，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想只要语文教师把握了以上四点后，在实践教学中施之于行动，融注自己的个性色彩于其中，那么语文课也就会释放出它应有的光芒。末了，以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眼望，只源身在最高层”与广大同仁共勉。
参考文献
[1]闫立钦，《语文教育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
关键词：任务；任务型语言教学；大学英语教学；运用
Abstract：ItisbasedonLanguageAcquisitionTheory，Construdivism，Psycholinguisticsandonthelearner-centeredideas，insteadofbeingbasedonteacher-centeredideas.IncollegeEnglishteaching，itrequireslearnerstoactivelyparticipateinrealcommunicationactivities，toactivelyaccomplishtasksbyusingtargetlanguage，todeveloplanguageknowledgeaswellascompetence.
Keywords：task；task-basedlanguageteaching；collegeEnglishteaching；application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交际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新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语言教学”。它是建立在外语教学法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基础上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启示下提出的外语学习途径”[1]。教育部2001年7月的《英语课程标准》对英语教学目的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和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发展学生的综合语音运用能力”[2]1。在英语教学策略方面，明确提出“本课程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应该避免单纯教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尽量采用‘任务型’的教学途径”[2]29。任务型语言教学是交际教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形态，它把语言运用的基本理念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课堂教学方式，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任务的定义
不同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任务进行了界定和解释，Long是最早研究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学者之一，他给任务的界定是：任务是人们为自己和为他人所做的、作为义务性的或有报酬的一项工作。Prabhu给任务下的定义是：任务是需要人们经过一些思考从所给的信息中得出结论的一项活动，这一过程由教师控制和调节。Nunan从交际的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性任务是一项课堂活动，它要求学生用目的语进行理解、操练、使用或交际，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意义上而非语言形式上。Ellis的任务是指以意义为中心的语言运用活动[3]。
尽管对交际学习中任务的定义说法不一，但是任务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活动至少应具备以下的特点：①以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操练某种意义不大甚至无意义的语言形式为目的；②焦点是解决某一交际问题，这一交际问题必须与现实世界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应是笼统的或是现实世界中某种活动的翻版，而应是具体的，贴近学生生活、学习经历和社会实际，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欲望的；③任务的设计和执行应注意任务的完成，即交际问题的解决。任务完成的结果是评估任务是否成功的标志[4]。
三、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任何一种语言教学途径或教学法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依据来自许多方面，诸如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习得研究、课程理论、学习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发展以及教育理论等。但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心理语言学理论、语言习得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1.心理语言学理论
任务教学法基于前苏联心理语言学家Vygotsky及其追随者Wertsch等人关于语言和学习的理论。Vygotsky强调学习的社会性以及教师和同伴对促进个人学习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把心理、社会、语音结合起来，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为“任务型语言教学”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学习者是在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中发现、学会并运用知识的。“知识的发展经历两个过程：首先在社会层面，然后是个人层面；首先是人们之间相互作用(interpsychological)，然后是个人的作用(intrapsychological)。高级思维起源于人们之间实际的相互作用”[5]。任务型语言教学正是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学生和教师完成(transact)某些任务，使外语学习者自然地学习、习得语言，扩展中际语体系和促进外语学习进步。
2.语言习得理论
语言习得指的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该理论采用对语言学习者的纵贯研究及实验方法，着重研究音位、语法、词汇及交际能力的发展，主张在新的语言点介绍之后，尽可能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活动，增加接触语言的机会。根据语言习得的规律，语法知识的记忆不能保证语言使用的正确，必须有大量语言的输入才能使得学生掌握所学习的语言。也就是说学习者能理解一项语法规则，但未必能内化并运用这项规则。学习者不仅需要在不同情景以及不同的语境中反复接触含有这项语法规则的实践机会，而且还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这些固定的表达方式，从而逐渐发展自己的语言系统。
语言学习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有交流的机会，即Willis所说的use。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参与与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关系极大。因此，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倡导者认为，掌握语言的最佳途径是让学生做事情，即完成各种任务。当学习者积极地参与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尝试时，语言也被掌握了；当学习者所进行的任务使他们当前的语言能力发挥至极点时，习得也扩展到最佳状态。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活动中，学生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上，努力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结构和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交换信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个任务，并想方设法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此时他们的思维过程与集中在语言形式上的机械性练习是不同的[6]。
3.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发展是社会合作活动，这种活动是无法被教会的，知识是由自己构建的，而不是由他人传递的。这种构建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强调学习者个人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建构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教授；强调人的学习与发展发生在与其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之中。教学应该置于有意义的情景中，而最理想的情景是所学的知识可以在其中得到运用。
学生个人的发展是教学的核心。因此，教师在组织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学生的个体作用，教师应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料和语境，将学生校外的生活经历与校内的学习活动联系起来，让学生自己进行意义的建构，而不是令其接受现成知识，直达结果。教师最重要的作用是激活学生的内在知识系统，并提供给学生一个可同时进行探究的环境。课堂应该充满对学生具有挑战性的各种真实的机会。学生自由地按自己的节奏，结合自己的经历，通过自我调控的发展过程去发展。教师要使外语教学富有教育性，就必须了解学习者的个人特征和个人需求，帮助学习者理解任务的意义和目标，同时，要为学生创造适宜外语学习的心理环境，促进学生形成控制自己行为的意识、信心和能力。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支持下的任务型语言教学主张学习过程应充满真实的个人意义，要求外语教师学会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学习能力的发展、积极的情感因素和健康人格的发展。
四、应用实例
“任务型语言教学”是当今高等教育界提倡和推崇的“以人为本”、“以学习为本”，注重培养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新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任务型语言教学”，对当前和今后的高等教育人才的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尤其具有时代意义[7]。本文以NewHorizonCollegeEnglishBook1Unit1“LearningaForeignLanguage”一课为例，来说明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任务”的设计及其运用。本文是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的第一次英语课，是他们由中学的学习模式向大学学习模式的转折点，对于他们的英语学习来说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学生对大学英语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也同样怀着新鲜感和好奇心，因此，这篇课文课堂内容设计的好坏、学生的认可度对于他们今后外语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作者学习外语的亲身经历——外语学习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他们自己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体验，而作者通过网络学习外语这一做法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因此，如何通过设计一些趣味任务，引起学生的共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完成一系列“任务”的过程中转变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至关重要。
围绕课文，笔者设计了以下项task-oriented的活动：
Task1：Todaywearegoingtodealwiththetopic“LearningaForeignLanguage”.Allofyouhavelearned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forabout10years.AreyousatisfiedwithyourpresentEnglishlevel?Doyouthinkyouareasuccessfullearnerornot?WhatareimportantfactorsinyourEnglishlearningexperience?
任务1分析：这是一个导入步骤，目的是想激发学生对主题或任务的关注和兴趣，使学生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主动、积极的任务情景氛围中。在这一阶段，老师要使所设计的问题尽量贴近本课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即强调导入与任务的相关性。
Task2：Lookatthetopicinourtext“LearningaForeignLanguage”andtrytopredictthecontentofthetext.
任务2分析：学生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或任务，即通过标题对课文内容的预测。在这一活动中，通过讨论这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测这一阅读技巧的训练，并且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关注和兴趣。
Task3：Discussingroups：DuringyourEnglishlearning，haveyoueverbeenhappywithyoursuccessesandcriedaboutyourfailures?Whatareyoursuccessesandwhatareyourfailures?Whatarethecausesofyoursuccessesandfailures?Compareyourswiththeauthor’s.(Thewholeclassmaybedividedinto4～5groups.)Aftergroupdiscussion，eachgrouptriestoreport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andthereasonsofthemintheirlearningexperience.
任务3分析：选择这样的任务作为接触课文前的“热身练习”(Warm-upexercises)，是因为它从学生自身的经验背景出发，将他们个人学习外语的亲身经历与课堂教学活动相结合，可以提供给学生生活的环境与课堂学习是一体的感觉，能够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对以前学习成功与失败的总结和分析，可以培养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促进他们今后的学习。同时通过与作者外语学习中的得与失的比较，有助于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是对课文的一种深入挖掘。
Task4：Discussingroups：Trytomakealistof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learningEnglishthroughcomputercourses.Andthenreporttothewholeclass.(Themoreitemsthegroupmentions，thehighermarksthegroupwillget.)Comparetheitemseachgroupprovides.Thenmakeacomparisonbetweentheitemsyoumentionandthosementionedbytheauthor.
任务4分析：通过讨论比较，学生扩大了知识面，对于通过网络学习外语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使教学置于有意义的情景中，能够激活学生的内在知识系统，提供给他们一个可以进行探究的环境进行有意义的构建。同时与作者的亲身经历进行比较，能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小组活动中，学生之间加强互动，语言输入与输出量大量增加，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他们提供了综合性、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机会，口头表达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另外分组竞赛的组织方式使课堂气氛紧张、热烈、活跃。
Task5：Nowadays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isgettingmoreandmorepopularinChina.Itisbelievedthatcomputerswillsomedayplayaveryimportantroleineducation，andperhapswillgraduallytaketheplaceoftheteacher.Whatdoyouthinkofit?Doyoubelievethatcomputerscanandwilltaketheplaceoftheteachersinthefuture?Why?Whynot?/Compare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betweencomputer-assistededucationandteacher-conductededucation.
任务5分析：教师有必要给学生提高创新和实践的机会，这部分可以作为学生创新的内容。整个班级可以分为两大组，以“计算机将来是否可以代替老师”作为正反方的观点，互相展开辩论。在这一阶段，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语言交际技能灵活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上，转化成在真实生活中运用英语的能力，这是学语言的最终目的，也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主要宗旨。另外，正反双方大辩论的形式使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都得到了较好发挥。
五、结语
“任务型语言教学”旨在把语言教学中的交际真实化和课堂社会化，语言学习的“任务”是指有目标的交际活动或学生为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而进行交际活动的过程，而以任务为本的学习是“在干当中学习”和“以应用为主的语言实践”，因此有利于发展技能。“任务型语言教学”与传统教学根本的区别是把面向书本转为应对四面八方的人和事，使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发展自身潜力，表现自己的价值[7]。但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任务设计很难把握，任务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也难以得到控制，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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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知识内容则包括了诸如学生年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由于学科知识并不是最容易接受的，学科教师的作用就是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可以接受的知识，这也是PCK的核心内涵。所以，外语教学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外语学习情境既有广义上的概念，即一种综合了有关社会中各个方面的知识比如政治、文化等其他环境等的所有知识。狭义则是在学校范围内的环境知识,在教学当中，教师不应机械的传授知识，而要结合当时周围的情境，把社会中和身边的一些知识都结合进去，学生在学习中也同样如此，不能只是一味的接受书本知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中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社会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英语教学也要呈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一面，英语的教学目标也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过于单一。PCK是多个知识的融合，它不仅包括了学科知识，同时也包括了为了能够将学科知识进行有效传授所需要的知识。比如外语教育理论知识，教师对外语教育理论个人观点等等。与其他的学科不同，外语教学体现的是两个过程，语言知识的传授过程和语言技能的形成过程。在语言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教师力求知识能够被学生所容易接受，运用了多种手段，比如PPT、视频等。
二、基于PCK理论框架的外语教师教育发展路径
1.打破传统教育教学观念，提升学科知识水平和能力
教学信念的含义是指教师对于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主体概念的看法，包括教育、教学、学习和学生等。教师的教学信念对于他们的教学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课堂中教师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其教学理念的体现。PCK就是将教学中所必需的所有知识进行融合的统一，其中也包括了教师自身的一些认识和看法。所以，这些看法和观点都会对教师的教学产生影响。教师的观念也会影响到PCK的产生。在教学当中，教师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教师在教学中思考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疑问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进而根据这些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最后能够促进课堂效率的提高，使得自身的PCK更加的丰富。教师的信念不论是非系统的还是带有隐性性质的，都会对于课堂的教学活动带有其影响。为了能够将这种信念改变成为更加系统、显性的信念，外语教师应该对教与学和心理学中的相关原理进行相应的学习，掌握其原理，使能够在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外语PCK知识当中，学科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外语教师要想能够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首先自身要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曾经有人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教师的学科基础知识非常扎实，那么他就能够不断地构建出新的教学活动，同时能够发现一些内容并不利于学生对于目标内容的学习，可以选择放弃，与此同时还能够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课本中没有的知识。所以教师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科知识水平，完善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了解英语知识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锻炼自身的语言应用能力。另外，外语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语言背景文化的了解，以应对在教学当中学生们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提问，从而也能够灵活的运用知识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情境。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也是外语教学能够高效进行教学的前提。
2.强化学习教育知识，促使教育知识转化成PCK
在进行PCK的构建过程中，教育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缺少了教育知识PCK知识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为了能够有效地将PCK进行构建，就必须要加强对于教育知识的学习。学习教育知识，教师能够获得教学中的一些方法，提高教学技能，掌握教学中的策略。一些外在的知识在英语教学中逐渐发挥了作用，因此也引起了外语界的重视，比如心理学知识和教育学的知识等等，通过运用这些知识，能够是外语教学达到更加有效的效果。“从内到外”与“从外到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外到内主要是对外语教师进行培训，并且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知识，教师在这些过程中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通过接受专业的教育，对于教学当中的一些基础知识有了认识，学习到一些教学当中需要具备的策略，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对于他们更深层次的研究一些教育问题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但是对于教师来讲，专家所传授的知识往往都是理论性的，公共性的知识，并没有实践性的特征。教师的教学活动以实践为主，这样二者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联系。从内到外的视角注重从教师的实践为出发点进而促进教师PCK的发展，让教师成为了知识的建构者。所以，对于教师，其所具备的基础知识应该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共同构成的。虽然“外在”的知识理论培训对教师的实践指导较少，但是它却对教师教学问题的探索有指导作用，外语教师要将外在培训跟内在的实践相结合，接受培训之后，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反复的实践，互相补充两种模式。外语教师虽然积累的大量的学科知识，拥有丰富的教育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够促进教师的PCK体系的丰富，教师的教学能力也不一定就能够得到提升。教师要想能够提高课堂中的教学能力，就需要将理论的知识能够跟教学的情境相关联，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PCK的形成。PCK知识的形成并不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就能够实现的，必须要进行实践，获得一定的经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教师的PCK的获得是带有经验性和实践性的。教师只有带着理论的知识，在教学当中进行反复的实践，不断地思考，最终形成个人认知。作为一名合格的外语教师，应该能够具有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不断地进行反思，进而能够促使教育知识变成为自己的教学技能，才能够促使PCK的真正形成。
3.外语教师要掌握PCK的形成方式
PCK知识的形成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实践，所以，教师要想能够不断地增长PCK知识，就要不断进行教学的实践，增长教学实践的知识。PCK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的结构是在不断扩展的，带有个体的明显特征。与此同时，PCK知识并没有好的传授方法，它需要教师在自己所创建的情境当中去进行积极的摸索，并进行自主的构建。外语教师要想促进PCK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实践的知识，具体的措施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只有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外语的教学工作当中，才能够不断地进行实践，在教学过程中保持着较强的动力，积极的发现问题，改进教学策略。同时也要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情况，这就包括了外语教师要及时掌握学生们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学习能力处于哪个层次，学生的发展水平等，与此同时还要发现学生学习的需求，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进而有针对性的调整教学方案。另外，教师也要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利用，每一个班级的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能力都不相同，所以外语教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要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不能照搬教材内容，要学会合理取舍和拓展。在外语教师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要注重经验的积累，并且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有不断地反思才能够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一些教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教师和专家，就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教学中最关键的部分，并且能够针对性的采取有效教学策略。教学反思有效的有教师日志等，教师通过日志的方式记录教学中发生的一些情况，出现的问题，然后进行有效的思考，这样的反思有助于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而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教学对策。还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相互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和学习，一些外语教师由于经验较少，教学能力低，应该及时的学习经验丰富教师的策略，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于同一门课程的教师而言，相互之间的交流恰恰能够发挥集体的智慧，一些共性的问题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对策，帮助教师深化对教学的认知。即便是交流中存在一些分歧，也能够通过教师集体的实践和理论学习进行有效地解决，这样集体中的每一位教师都能够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PCK。对教师进行教育的机构要针对外语教学中的案例建立PCK资源库，把这些内容作为外语教师进行培训的内容。教师通过对特殊案例的教学方式学习，结合自身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这样推动了教师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教学能力。
三、结语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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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儿童双语教育关键期
现代社会是知道全球化的社会，同时也是双语以至多语的社会。“双语教育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它既是民族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1]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双语教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重视，双语教育的低龄化也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开展双语教育成为我国学前语言教育的“热点”。
一、双语教育的概念。
“双语”的英文表达为“bilingual”,英国著名的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一个懂得听、说、读、写，但通常也有他的一种语言知识和能力比另一种语言好的情况。[2]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著名的教育家昆体良，就第一次提出了“双语教育”（BilingualEducation）问题。他所提出的“双语”是指希腊语和拉丁语。昆体良主张，在语言的学习上应先难后易。时至今日，为了适应时代、社会的需求、变化，我们提出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所谓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在幼儿首先习得母语的基础上，对第二语言（主要是英语）的兴趣和敏感性以及初步的双语口语交际能力，旨在培养幼儿听说双语的兴趣，促进幼儿认知、记忆、想象等认知能力的协调发展。
二、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必要性。
(一)学前儿童双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和国际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一个以汉、英两种语言为媒介的双语教育正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阶段蓬勃兴起。双语教育成为了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与趋势，更是21世纪培养适应全球一体化，是世界激烈竞争中取胜人才的需要。而许多生理学家和教育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幼儿期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因此，对学前儿童进行双语教育将是总的趋势，势不可挡。而据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在我国，有80%的以上的幼儿园和家长对学前儿童的杀、双语教育表示赞同。
（二）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理论基础。
学前期是人生的启蒙阶段，因此，对幼儿进行双语教育应该是在发展母语的同时所进行的第二语言的启蒙教育。它是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在发展母语的同时，为幼儿提供良好第二语言学习环境，通过幼儿感兴趣的丰富多彩的方式，将第二语言的意识灌输给幼儿，培养幼儿初步感受、理解和运用第二语言的能力，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以及其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
有研究表明，0—9岁是儿童语言发展发重要时期，特别是5岁半左右是儿童综合语言能力开始形成的关键期。每个孩子都有形成两种以上语言中枢的可能性。但是，
孩子在这一敏感期内若未获得第二语言的刺激，则第二语言的中枢机能就不可能转入活跃状态。[3]可见学前期儿童不仅有能力并学习第二语言，而且是第二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
另外，根据彭菲尔德（Penfield）和米勒（B.Milner）等人的调查，学前儿童似乎有一种“转换机制”[4]，如果他们的左半球语言中枢受到损伤，言语中枢就会转换到右半球，
其语言能力仍然可以发展，只是不那么完善。而若成人的左脑受损伤，则会出现失语症，
而且语言机能不能恢复。
神经生理学研究证明，最初儿童的大脑两半球都存在着发生语言的形态学基础。对患病儿童施行大脑部分剖离手术研究发现，10岁前的儿童仍能恢复语言能力，而10岁以后则会形成永久的言语缺陷。这一实验表明，儿童的语言中枢尚未定位，此时大脑的可塑性使得幼儿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可以不受大脑语言中枢定位的影响，大脑的两半球都可以参与语言的学习。因此对学前儿童进行双语教育不易受母语的干扰。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幼儿期是语言学习的敏感期，在此时期幼儿对语言学习刺激特别敏感，故而在生理心理上也较易接受这种刺激，从而建立与该种刺激联结的行为（形成经验和知识）。因此在这一时期对幼儿实施双语教育，可以使儿童的语言的获得更轻松、更容易，发展也更迅速。
（三）双语学习对学前儿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学前期幼儿具有惊人的学习潜力，一些专家认为，让学前期儿童大量接触外语将会促进幼儿大脑的发育。语言是一种积极的智力活动，对学前期儿童进行双语教育有助于儿童思维的发展。拥有两种语言的儿童思维的灵活性比只拥有一种语言的儿童要强。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对此进行对比：“如果允许你给事物任意起名字的话，你是否可以把“狗”称为“母牛”，而把“母牛”成为“狗”？”有50%的双语儿童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单语儿童作出肯定回答的只有20%，差别产生的原因在于双语儿童能较早的意识到物体与名称之间是一种语言代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并不是天然形成的，但单语儿童这方面的意识明显比双语儿童要差[5]。
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还是交际的工具。双语学习是在真实的或者模拟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的，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见双语的学习不仅发展幼儿的思维，提高了其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又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交往能力。
三、开展双语教育注意的问题
(一)合格、称职的师资
在实际教学中，首先要保证有合格的、高水平的幼儿教师。所谓称职的师资就是“外语教师幼教化，幼儿教师外教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能胜任学前双语教育的教师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能力：一是熟知幼儿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能根据教育目标和幼儿发展状况制定教育计划，选择教育内容，能采用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组织活动，并通过双语教育活动促进儿童素质的全面发展；二是有较为扎实的外语基础，能运用规范的语音进行正确示范，掌握丰富的词汇并能随机灵活运用，能了解外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习俗、传统，等等。
目前我国的双语教学师资相当匮乏，因此我人为应大力开展双语师资培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专门师资，是促进双语教育发展的关键。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师资的高等院校里的学生，使其具备相当的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知识，把学前双语教育设置为独立的专业，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前双语师资现状；其次，在学前师资培训内容上，特别要考虑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重视应用性内容，强调英语口语化，包括一日活动组织用语、教学用语、日常交际用语等等。
（二）教育教学的方法应灵活多样，符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这是实施有效教学的关键
对学前儿童实施外语教育时所要采用的方法与成人不同，施用于成人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身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但是同时不同的教学方法又会有不同的教学效果。对于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必须要寓教于娱乐，寓教于生活中，寓教于应用，这样才能让学前儿童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形成对第二语言的兴趣和愿望。2001年6月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幼儿园教育要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坚持保教结合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与家庭和社区密切配合，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保护和启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6]同时，幼儿期儿童是认知能力尚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具有具体形象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并不严格强调知道的逻辑体系与知道的掌握程度，强调的是孩子们构建知识时的感受性，培养幼儿初步感受、理解和运用第二语言的能力，对语言的兴趣及敏感性，促进幼儿认知、记忆、想象等认知能力的协调发展。因此，学前儿童的外语教学应尽量采用游戏化、生活化、情景化教学。如儿童节快到了，可以以儿童节为主题开展主题活动，其主题就是“Children’sDay”，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及游戏，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明白“Children’sDay”的意义，并学会说；当然可以选则国外的文化进行游戏教学等，如当圣诞节来临之际，多组织一些有关的游戏，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了解圣诞节的来历，学会说圣诞节相关的句子，如“MerryChristmas”等等。
双语教学的教师还应注意在教学过程中要保持语言的完整性，用外语来学习外语，而不是借助于母语。保持语言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对培养幼儿的语言是相当重要的。例如：你一边洗苹果一边对孩子说：“I’mwashinganapple.Doyouwanttoeatit?”会比教师先用汉语把要说的话要做的事说清楚后再告诉幼儿要好的多。前一种方法保持了语言的完整性，使幼儿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而不知不觉得学会可外语。而后一种做法即会让幼儿有种除母语以外的语言不是很重要的想大，不仅降低了幼儿学习的兴趣，还会引起语言上的混淆[7]。
另一方面在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教材的选取方面也是尤为重要，要根据学前儿童本身身心发展的特点，认知能力发展的特点，选择对学前儿童有利的，让其感兴趣的教材。再结合教材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发到及至。
（三）明确双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前儿童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初步的外语听说能力
从教学目标上看，以培养学前儿童兴趣以及语言是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主要目标。兴趣的培养是幼儿学好第二语言的关键。而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是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幼儿喜欢以快乐的方式接受新知，他们是在玩耍中得到知识、锻炼能力等。其次，孩子的思维方式是直观行动思维。主要以直观的、行动的方式进行。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在直接感知和实际行动中进行的。结合幼儿思维发展的趋势，让孩子在直观中感知、在游戏中记忆的方法，潜移默化地产生学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如，当孩子积累了若干个动物单词后，教师可自编一个边讲边练边玩的儿歌：Icanrunlikeahorse；Icanwalklikeaduck；Icanjumplikeafrog；Icanswimlikeafish……。
由于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实施直观教学、教学与游戏相结合，教学的全过程都与幼儿的年龄特点相沟通，这就使得幼儿在没有教学任务压力的情况下，自然轻松地学习语言。另一方面鉴于幼儿有天生的好奇心，一种新的语言本身对他们就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对他们兴趣的培养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实验说明随着学习知识的增加，幼儿学习外语的积极性也在增强，并促进了汉语的学习。遵循幼儿语言发展规律就要，就要强调听说领先、以听促说、听说结合的原则。当儿童在早期逐渐获得学习第二语言的兴趣后，就会逐渐用所获得的语言同母语者同老师以及他们的伙伴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情感交流，这个时候教师或是家长一定要给予幼儿一定的鼓励与肯定，让幼儿在经常性的使用中，逐渐形成了第二语言的思维习惯，从而促进了第二语言的习得和发展，促进了幼儿的全面发展。
同时，家庭也是学前儿童学好第二语言的关键。
生活中有许多孩子感兴趣的东西，家长要有目的地选择日常的事物，作为激发幼儿兴趣的素材。如逛超市时，家长要时刻注意孩子的眼光，适时地用双语来丰富他们的词汇量。如在游玩时，家长要主动地运用英语问候语向外国友人、朋友打招呼，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掌握问候语的使用。又如，孩子喜欢看卡通片，家长可选择卡通和英语相溶的碟片，让孩子在看看、玩玩中习得英语。
（四）开展多形式的活动
根据幼儿的身心特点，幼儿活动主要以兴趣活动为主。通过活动，儿童可以获得身心自由，处于精神愉悦状态。
自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形式生动，范围广泛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幼儿在自由自在的情景中自由学习是相当重要的，不能让幼儿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双语教育的学习。
当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活动都应根据学前儿童的特点、水平、需要以及内容的不同而选择。教师或是家长可以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而采取适合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来促进幼儿第二语言的学习，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五）创设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
有人说，教育实质上是环境的再造。而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遵循刺激性原则[8]。儿童的语言习得特别需要有大量的无处不在的听、说、读的多重语言信息的刺激。即要求为幼儿提供时时复现的语言环境，不仅在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中有机渗透，同时在儿童接触的其他环境中也要尽可能地出现，使语言多次循环，不断得到强化。可见环境的创造相当的重要。环境的创造主要是指物质环境的创设和精神环境的创设。物质环境包括场地、电教设备、操作材料（图片、粘贴、手偶、服装等）、教师用书、儿童用书、家长用书以及各种印象资料等。精神环境指的是：创设一个能够调动幼儿多种感官共同参与活动的语言学习环境；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想说、爱说、并能够得到积极应答的语言交往环境；为幼儿提供一个接纳、自由、宽松、和谐、关怀、鼓励、愉快的人际交往环境。要利用一切条件尽可能为学前儿童创设丰富的外语学习环境。学前儿童学习语言主要靠“习得”而不是“学得”，就是说从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上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然习得的语言机会。如在活动室播放外语歌曲或儿歌，选播英语录音带、电脑软件等。在区域角投放双语故事书、卡片等，让儿童耳濡目染的认知环境。
另外在家庭方面，创设学习第二语言的情景，也是促进幼儿学好第二语言的关键。与孩子形成一种良好、亲切的个人感情交往的氛围。多与他们玩，多给他们讲故事。在玩玩讲讲中自然渗透已学会的英语内容，互动中给孩子把听到、看到的内容进行充分复述的机会。如：将孩子已学会的单词标贴在家中相应的物件上，创设语言学习的氛围，增加孩子看、说、练的机会。又如，孩子前几天刚学会rabbit，家长可以有意识地讲rabbit的故事，做rabbit的动作，看rabbit的图书等等。运用各种方法帮助孩子练习、运用已学会的英语。
总之，同其他教育活动形式一样，对学前儿童实施双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因此它该成为对全面发展有益的教育过程。虽然学前儿童具有学习第二语言的潜能，但是同时需要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社会全方位的支持与努力，发挥教育合力，摆脱目前存在的误区，正确处理好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关系，学前儿童创设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在幼儿在快乐中学习第二语言，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享受快乐。
参考文献：
[1]郭卫东.论双语教育的功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3）
[2]任良玉等.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2004—3，3：78—79
[3]彭杜宏，刘电芝.家园结合的第二语言获得模式探究[J].早期教育，2002，12
[4]陈帼眉.学前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张婷.论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J].济南大学学报，2002，12（6）
[6]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Z]
一、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