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4 1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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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评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我们所讨论的学风特指狭义的学风，主要包括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状况、学习心理。民族院校学生大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教育教学能力相对薄弱，受到文化习俗、语言历史、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影响，民族院校学风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当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比例不到10%，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却占全国总数的40%1.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家庭经济条件直接制约了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家庭教育经费支出，这就直接导致了来自中西部和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中东部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2，进入大学之后，在一些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接受慢”、“听不懂”等情况。学习态度有待提升。学习态度大体上稳定，但是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基础薄弱、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等原因影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左右，在社会活动和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在未来职业规划上会出现迷茫与困惑，在学习的目的上，部分同学是为了个人更好地发展，呈现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个别学生甚至没有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急功近利。学习积极性不足。部分学生不了解或不喜欢所学专业，这就导致了厌学情绪的产生。一方面在部分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父母家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己的想法不被重视，或者是以未来就业为取向，对所选专业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大学的专业与自己的设想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部分同学被迫学习，被动接受知识，“依赖心理严重，创新精神不足”3.学习状况有待加强。大多数学生能够按时上课，但是一小部分学生自控能力较差，会出现逃课、玩手机等情况，课堂学习效率有待加强。课后复习情况有待提升，大多集中在期末考试前“临阵磨枪”。调适能力不足。个别学生由于以上原因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情绪，应付老师、应付家长、应付考试、甚至做出“考试作弊”、“独往独行”等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便会出现恶性循环。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特别是其中的“个人”层面，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教育和学风建设相结合，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丰富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形式，提升学习态度的崇高性，把“求功求利”的学习目的转化为爱祖国，爱家乡，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坚定学好本领的理想信念，把热爱伟大祖国，发奋学习，建设美好家园作为学习生活中的动力源泉。挖掘“敬业”的本质意义，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帮助学生在社会、家庭、自身三个维度明确所肩负责任，做好一名学生的本质工作。另一方面，在入学之初进一步加强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情况的学习、职业发展规划，为各层次的学生搭建适合自身的发展平台。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特别是在考核考试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核考试，严肃考风考纪，增强学生的自律能力，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科研方式。一方面，引导学生重在平时，在点滴中积累，严禁抄袭作业。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养成诚信品质，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培育学生团结友善，互帮互助的学习生活氛围，“积极营造多民族和谐团结的校园文化，形成学生快乐学习氛围”4，作为学风建设的载体，为学生发展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学生的“融入感”，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支撑，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保证。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学习互助小组的实践形式，教师和学生结对子，学生和学生结对子，在学习和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三、结语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体验式教学的系统构建
陈亮根据体验式教学的特点，将体验式教学设计为四大系统：目标系统、内容系统、过程系统和组织系统。目标系统主要解决体验式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内容系统关注体验式教学的学习任务；过程系统则是体验式教学的教学程式；组织系统是体验式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教学策略，以及教学评价对达成目标的保证。
1．目标系统：突显实践性思维
实践性思维是“以自己的需要、价值取向、认知结构、情感结构、已有的经历等完整的‘自我’去理解、去感受、去建构，从而生成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的情感感受、领悟和意义”。它有助于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内化书本知识，获取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知识经验，体验生命的成长与发展，真切感受到学习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以实践性思维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目标系统的构建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第一，实践性思维内部的目标系统。实践性思维的核心成分是问题意识、信息统整力、思维发散力和思维情境化。在此基础上，实践性思维的内部目标系统建构为：第一，发现和提出实践性问题的能力；第二，有效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整合资料的能力；第三，个体基于已有经验与独特感受、综合已知信息并从不同角度构建不同解决方案的能力；第四，个体得出符合现实生活中真实情境的结论的能力。
第二，实践性思维外部的目标系统。通过实践思维的训练，提升实践能力仅仅是实践性思维训练的初级价值，更重要的是实践性思维的训练与发展可以连结个体体验知识的内在意涵，体悟知识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实现完整精神与生命的成长这一高级价值。因此，实践性思维的外部目标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学生学会知识，将知识经验有效内化，体悟知识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二是帮助学生完整发展，在尊重现实生命与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发展理性与认知能力，成为理性与情感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的完整生命体。
2．内容系统：训练与发展实践性思维
实践性问题设计是体验式教学内容设计的核心，应体现问题理解的多元性、问题情境的现实性和问题目标的真实性。
第一，针对实践性思维发展阶段的问题系统。一是提问型实践性问题，训练问题意识。要求学生不仅能够对当前情境和信息进行深入分析，还能将新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反复关联，关键在于为学生提供较为熟悉或感兴趣的问题情境。二是条件型实践性问题，训练信息统整力。使学生认识到一个真实的问题情境常常是条件模糊的，需要根据问题情境、智慧与感受去搜集、整合各方信息，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对条件开放性程度的把握。三是方法型实践性问题，训练思维发散力。训练学生从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解决方案更符合现实情境，关键在于从学生的发展水平与生活感受出发去建构具有多种解决方案的实践性问题。第四，结论型实践性问题，训练思维情境化。将问题结果与现实情境不断对比，最终得出符合现实情境的问题答案，关键在于把握逻辑性答案与情境性答案的异同。
第二，针对实践性问题相关知识的问题系统。一是单元型实践性问题，整合单元内知识。以实践性问题的解决为主线，使学生将本单元所学的知识内容与已有的知识经验整合起来，让学生把知识优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学科型实践性问题，整合单元间知识。突破单个单元的界限，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扩展到整个学科内部，将学科内的知识逻辑拓展为以实践性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知识网络。三是综合型实践性问题，整合学科间知识。将被分割为多个不同知识体系的知识整体重新融为一体，使学生所学的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优化与整合。
3．过程系统：关注实践性问题的解决
第一，教材内容情境问题化。即将教材内容与生活情境关联起来，从中引发出具有“实践性”和“不确定性”的实践性问题。一方面，要将教材内容植入生活情境，将书本知识嵌入或还原到现实情境中；另一方面，要从实践情境中引发出实践性问题。
第二，问题内容多元表征化。为学生创设宽容、积极的氛围并给予指导，促使学生将已有的知识经验与生命感受活化，与问题解决情境反复关联，生成独特的问题理解与问题表征。
第三，表征内容方案构想化。即对各种解决方案比较、评判，从中选择出最具说服力的优良方案，关键在于引导学生选择某一立场去分析问题，构建方案，并为构建的方案寻找辩护理由，同时对比自己与他人的方案，生成一个较为合适的优良方案。
第四，构想内容有效实施化。学生将经过比较、辩护与评判而生成的优良方案加以操作化、实施化。
第五，实施内容全面评价化。要在方案实施中与实施后对整个前期的问题解决方案与过程进行反思与评价，诊断方案本身及方案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或经验。
第六，评价内容表征重述化。要对实施内容全面评价化所获取的知识经验在个体头脑中重新表征。第七，重述内容迁移实践化。要将表征重述所获得的概念化、迁移性强的知识用于解决其他实践性问题。
4．组织系统：促使学习体验生成
第一，教学目标向学习期望转化。通过问题情境的设计将刚性与抽象的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具体的学习期望，先将教学目标转化为教学期望，再将教学期望转化为学习期望，最后监控学习期望。
第二，教学内容向学习内容内化。教学内容的学习要让学生以自我去理解、感受而生成情感与意义。首先进行经验活化，再开展教学对话，最后再将内化的知识经验有效运用于生活实践。
第三，教学传授向教学对话转变。在教学活动中提倡对话，会使学生心灵舒展，首先需要激活对话意识，再选择适宜的对话方式，最后进行对话指导，纠正对话中的偏差。
第四，创设真实的物质环境。营造的物质环境并不要求绝对真实，而要注重学生是否能从环境中体会到真实的意境，可以实境再现，实现“形真”，也可以意境营造，实现“神似”。
第五，设计开放动态的教学时空。目的是要改变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传统师生角色，促使师生展开多种类型的教学互动。教学内容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师生及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学习内容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以及实践性问题的有效解决都可以实现教学时空的不断延伸与拓展。
体验式社会学教学的模式设计
根据体验式教学的基本构想和社会学教学的特点，本文选取“社会学概论”教学中社会分层的教学安排来说明如何构建促进学生实践性思维发展的社会学体验式教学模式。
1．教学目标
该节课的教学目标总体来说是通过社会分层的学习，训练学生的实践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领悟学习的乐趣与价值。具体来说，先要在掌握社会分层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实践性问题；然后，搜集国内外社会分层的相关资料，并分析资料、整合资料；接着，运用已有知识经验与独特感受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分层案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最后在提出众多问题解决方案后，能从中选取最符合真实情境的方案。
2．教学过程
第一，课前实践性问题准备。选取与社会分层相关的材料，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再现真实情境，将社会分层的相关知识植入生活情境，再从实践情境中引发出实践性问题。例如，剪辑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沉船后乘客逃生的片段，让学生在观看后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思考并提出疑问，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然后，准备材料解释历史上和现今社会的社会分层形式，即奴隶制、种姓制和等级制。要求学生比较这三种社会分层形式的相同之处，得出社会分层的含义，训练学生的信息统整力再让学生运用社会分层理论结合自身的生活感受分析目前社会上关于“屌丝和高帅富”的讨论，训练学生的思维发散力。同时，要求学生联系社会流动的基本知识，思考如何使个体由社会底层向更高的社会层级流动，以此促使学生将本章知识优化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课堂上的体验式教学。首先是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教师运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将教材内容与生活情境关联起来，为学生创建一个真实的物质环境。例如，教师选取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沉船后乘客逃生的片段，在学生观看影片时激活学生已有的认知经验和生命感受。鼓励他们思考为什么不同等级舱位的乘客逃生率不同，妇女和儿童优先逃生的原则是否适用于所有乘客。然后是实践性问题的解决。鼓励学生从多种角度、立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亲身参与实现实践性思维的不断发展。例如，让学生运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知识，分组讨论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并提出解决方案。每组学生经过充分讨论，对各种解决方案比较、评判，从中选出最具说服力、最符合真实情境的方案。最后，总结评价。经过前期的体验和实践后，每个学生对体验式教学活动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让学生进行自评与互评，促使学生总结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最终由教师评价，客观公正地指出问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唤起学生更大的学习热情。
第三，课后的教学延伸。为了不断深化学习内容，拓展教学时空，要求学生围绕“‘中国梦’还会梦想成真吗？”这一主题，运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困境，寻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困难的原因，并思考中国未来社会流动的发展方向。为学生推荐陆学艺的《中国社会流动》、边燕杰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和李培林的《社会流动与中国梦》，学生也可搜集其他相关的资料。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搜集、整合、分析各方信息，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观点。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尊重并满足大学生的利益诉求“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备吸引力和凝聚力，取决于该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诉求。”④这启示我们，大学生的利益诉求不容忽视。他们在校园中的关注点不仅仅限于学习成就这一传统利益。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关注，容易引发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自身权益。我们对他们施行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尊重和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将他们的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提升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2.激发并坚定大学生的情感归属情感归属问题在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是一个突出又普遍的问题。大学生情感炽热、饱满，但缺点是容易冲动和丧失理智。如果处理不好情感归属问题，将会对其个人甚至是社会都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我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激发他们的精神力量，形成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信念，从而推动他们对认知的践行。具体到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可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也可以培养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唤起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情感。
3.接受并帮助形成大学生的价值共鸣“人们能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并不是随心所欲或者是随机偶然的，而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正好能够表达人们心目中的价值期盼，并且给予人们的价值企盼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论证。这就使人们很自然地接受这种思想观念和社会主张。”⑤这就表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想获得大学生的普遍认同，就必须立足于符合大学生心目中的价值期盼这一目标。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发展阶段，并不具备成熟稳定的价值观，接受并帮助对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鸣，要切实考虑到这一问题。只有充分反映大学生群体的意志，才能激发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共鸣，进而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外化于行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自觉
1.协调课外实践与课堂实践多样统一目前高校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课外实践模式，主要包括参加社会兼职、校园社团、勤工俭学岗位等活动形式；一种是课堂实践形式，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专题辩论、学生自主授课等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千秋，都表现出一定的优缺点。大学生课外实践的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赚取一定的劳动报酬，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优点是自主性强、独立自由，缺点在于花费时间太长，随意性大。课堂实践则需要在老师主导下，鼓励学生参与，优点是不受时空、经费、人数等条件限制，缺点在于学生参与度低，甚至被动参与、主动性不够。二者各有优缺点，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课外实践，学校可以适当地加强参与度，配合学生，并为其量身打造能够提升其价值观认同的实践机会。不少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仍然停留在自发的实践活动这一层面，没有站在教育意义上去理解。我们要改变这种固有的观点，以实践课程规律为指导，尽可能科学详尽地设计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建立适合大学自身特点的实践方式。重要的是，学校要对实践基地的创设和选择做出指导，可以与政府、学校等单位合作，提供带薪实践，在吃苦耐劳中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高敬业、诚信、友善等思想品德水平。对于课堂实践，学校要重点增强课堂内容的吸引力，并辅之以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师生互动。在内容的选择上，最好选择与大学生生活贴近的一些话题。例如，之前的中央电视台举行的“家风”讨论，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消防安全事故，都可以作为与学生互动的话题，学生在参与中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对我国爱国观念和法制观念的了解，也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教师可采用不同的互动方式，例如提问或讨论，学生自主授课，研究性教学等等。
2.平衡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互有侧重职业能力素质拓展是近年来迫于就业压力而备受大学生欢迎的项目。各个高校也鼓励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考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为将来的就业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学校的鼓励过于强烈的话，则会给大学生“就业比学习重要，考证比学习重要”的错觉。同时，还会助长实用主义、金钱主义等不良作风，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大学生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要各有侧重，不应过分偏颇。在职业教育中，不能只教授大学生职业技能，还要给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适当引导。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敬业”的职业道德培养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作为重点，通过个人层面价值观的培养来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养、约束大学生的道德行为。2）在专业教育中，也不能只是以专业课教育为主，要适当地辅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将思想道德教育与专业课教育将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指导和践行目标，去指导大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同时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也要注意认真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践行。
三、结语
现在的青少年都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学生的思想领悟和政治素养直接关系日后社会主义事业。而现在部分中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素养还有待提高，在片面追求成绩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很多学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为功名利禄，有的则受多样化社会思想的影响，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非常崇拜，甚至还有学生诽谤领导干部，流露出对政府和党的种种不满［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国人民行动的思想基础，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上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然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领悟和政治素养，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信仰，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得到升华。
2.有效融入的策略
2.1确定明确目标在初中政治课中融入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价值分析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3］。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敏锐性和自觉性，认真思考如何将二者有效融合。如在《政治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公民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有关国际社会的知识加强他们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
2.2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之后，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教学质量的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又抽象，如何在思想政治课上将它们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容易理解是对教师方法选择的重要考验。其实政治课上的好多道理都可以结合身边小事加以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采取情境教学法，选取一些发生在学生周围的，且他们关注的文化或政治现象，作为课堂讨论的内容，让他们自主探究，提炼观点，同时教师进行针对性指导和评价。如事件中的打砸行为，其中心焦点是爱国主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说明该行为的可行性，让学生在探究讨论中得出结论，从而加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