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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比较效益下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在粮食生产中的角色已由过去的“生产者”变成了“经营者”，种粮效益成为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农民种不种粮、种多少粮、种粮投入多大主要看比较效益。现在，一方面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过去主要是生产资料成本上涨，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加速，近年来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转费用也在快速上涨。现在种一亩地，农资、人工、流转租金算下来每亩成本要700元以上，正常年景可以实现纯收入300多元，抵不上一个人三天的打工钱，遇上灾年还会亏本。另一方面是价格上涨空间受限。现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我国的关税保护水平又低，进口对国内价格形成抑制和打压，同时，受制于“天花板”效应，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又不能在价格上得到体现。怎样协调产业政策、价格调控政策和进出口政策，为国内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种粮农民获得必要收益，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农业资源“先天不足”，面对持续刚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只能在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下谋划农业生产。虽然这些年我国也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休渔禁渔这些养护资源、改善环境的措施，但还不具备像资源大国那样长期、大范围的耕地休耕条件，农业发展不得不依赖资源的高强度开发，资源环境的弦已经绷得很紧。要看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提升，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争水、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加速向农业农村扩散，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每年要占用耕地600～700万亩。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地方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区域性和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威胁。还要看到，目前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存在耕地“重用轻养”、大水漫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与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形成反差。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农村青山绿水和良好生态环境，也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是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发展要求。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力增长，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为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要看到，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随着整体经济运行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幅也随之放缓。有专家估算，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下调一个百分点，GDP大约减少6000亿元，税收相应减少1000多亿元。从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保持前些年“三农”投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殊为不易。这就要求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放缓，还会影响到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这些变化都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新影响。
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举措
针对新的形势，中央2013年底提出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我们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5句话20个字的丰富内涵。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就是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受资源约束，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但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讨饭吃过日子。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市场调剂空间有限。目前全球的粮食贸易量仅有2500～3000亿公斤，不到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350亿公斤左右，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4，既不够我们吃，也不可能都卖给我们。另一方面，大规模进口不可持续。在粮食贸易上，我国的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如果我国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粮食，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不仅要付出高昂代价，也会影响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国内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是可靠的。
第二，在发展优先序上，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保所有，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耕地就这么多，需求又那么大，必须有取有舍，集中力量先保住最基本最重要的。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首先要“保口粮”，其次要“保谷物”。也就是说，稻谷、小麦这两个主要的口粮品种要做到绝对安全，进口只能是品种调剂，而玉米随着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进口比例可以稍微高一些，但也要做到基本自给。这样定位，绝不是减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决不能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一是优化品种布局。水稻核心是建设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3个优势区。东北地区着力发展优质粳稻;长江流域要稳定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江淮粳稻生产;东南沿海地区要稳定水稻面积，着力发展优质高档籼稻。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目前的4.5亿亩以上。小麦核心是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东北5个优势区。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3.4亿亩以上。玉米核心是建设北方、黄淮海和西南3个优势区。目前，我国玉米面积5.45亿亩，应保持基本稳定。二是支持重点产区。主产区是粮食生产的压舱石，目前13个粮食主产省的产量占全国的75%，商品量占80%，调出量占90%。要加大对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使800个产粮大县的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调动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快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扶持新型主体。从发展趋势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成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提供商品粮的重要力量，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新增补贴要向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第三，在发展着力点上，努力确保产能、强化科技支撑。尽管实现了“十连增”，但我国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看老天脸色，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可控性还不高。目前，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2/3，有效灌溉面积仅占一半多一点。据专家测算，我们的高产田提质后亩产可提高5%，中低产田改造后亩产可提高20%，加起来就会新增生产能力500亿公斤。提高粮食发展稳定性，最根本的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进展，2013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由传统的人力畜力为主转向以机械作业为主，2013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9%。农业科技和机械化发展，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小，潜力也不小。因此，实现确保产能，关键是做到“两藏”:首先是藏粮于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坚持既要保护耕地数量，也要提升耕地质量。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虽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耕地的账面数字有所增加，但耕地还是那么多，产能也还是那么多，实际并没有增加。对此，必须有清醒的“红线意识”，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农民可以非农化，耕地决不能非农化。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有地可种”。要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大力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应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集中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等项目资金，大力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全国要新建8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其次是藏粮于技。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科技，要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给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深化种业科技体制创新，强化种子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制种育种基地建设，开展重点品种联合攻关，充分运用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加快良种研发，选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要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主产区推进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全程机械化。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前景广阔。要推动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直接面向农民开展政策、法律、市场、技术等全方位信息服务，发挥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助推作用。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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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关键词】经济收益；会计收益；收益质量
收益是会计的核心概念，也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特别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会计信息使用者通常以会计收益为基础，通过计算每股利润、权益收益率等指标，对企业获利能力进行评价。在目前的企业财务报告框架下，会计收益尚不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真实的经济收益。有必要对影响质量的因素进行研究，并确定其信息质量特征，然后按照会计收益质量特征的要求，对现行的财务报告制度重新进行安排，如引入全面收益观，导入资产负债观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收益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一、收益质量概念的提出
收益质量概念的提出源于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不匹配所产生的会计收益质量低下问题。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是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形式，前者是一定会计期间内收入减去费用的差额，后者是企业一定时期内期末净资产减去期初净资产的差额。经济收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收益概念，只有通过一定的工具才能被表达出来。到目前为止，会计是唯一被人们公认的最佳的收益计量工具。但是，会计在表达经济收益的时候，往往受已有的会计观念支配，降低了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关联程度，从而降低了会计收益信息的质量。
（一）会计收益
目前的会计收益仍然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将一定时期内的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结果。会计收益从财务资本保全观念出发，强调已实现收入与相关历史成本的配比，体现的是“收入费用观”（交易观）的要求。现行会计实务遵循的原则仍然是，收益必须能够客观计量，并且还必须通过交易予以证实。会计收益具有以下特征：
1.会计收益以交易观为基础
根据交易观，只有经过交易检验的收益才能予以认定。在这一观念之下，会计收益的确认要遵循实现原则，企业收益被划分为营业收益和持产收益。营业收益的确定必须在商品或劳务销售等关键性事项发生以后，才能予以确认，而持产收益因为没有经过交易的检验，只能作为未实现收益而不予确认。
2.会计收益以分期假设为前提
会计收益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它是某一特定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所以，会计收益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将当期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受权利和义务的约束，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便逐步与现金失去了直接联系。
（二）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是从实物资本保全观念出发，所体现的是以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为基础的全面收益观，因此又被称为“真实收益”。最早提出经济收益概念的当属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将经济收益解释为：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费用。约翰·希克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收益进一步表述为：一个人的收益是他在期末和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的前提下可能消费的最大金额。
比较而言，经济收益体现了企业收益的本质，使会计收益接近经济收益一直是会计学界追求的目标。
二、收益信息质量特征
随着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特别是预测价值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决策相关性的角度看，会计收益质量可以由会计收益的真实性、现金保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的质量特征来衡量。
（一）真实性
真实性即可靠性，它是会计信息的两个最主要质量特征之一，另一个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客观如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它主要由中立性和可验证性两个次级质量特征构成。就会计收益而言，真实性是指会计收益能够如实反映企业收益的经济实质，即与经济收益完全相关联。为了保证会计收益的真实性，会计人员在运用会计原则，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应当不存偏见，不追求预定的结果，并保证会计收益的计量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二）现金协同性
现金协同性是指会计收益的确认是否伴随着相应的现金流量流人，即现金对会计收益的支持程度。由于会计收益的确认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之上的，是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的结果，收益并不直接等同于实际现金净流入与真实财富的增加。通常认为，若会计收益伴随着充分的现金流量流人，收益的内在信息质量就越高。
现金协同性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对收益收益的安全性的担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认为，评价一个公司披露的收益质量有两个原则，即公司呈报的盈余数据的客观性和保守性，当会计报表的保守性和客观性受到破坏时，收益质量就被认为是低下或危险的，基于这种质量低下的收益数据进行的公司价值评估和投资都充满了风险。
（三）预测性
预测性是会计收益的核心价值体现，它直接决定了收益信息的有用性，从这一原则要求出发，会计收益只有同时具备了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征，才具有预测价值。
1.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主要反映的是历史会计收益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是否能够在未来得以延续。基于这一认识，可以把会计收益分为永久性收益和暂时性收益。永久性收益预期将持续到公司未来会计年度；暂时性收益仅涉及当前会计年度，它主要是由偶然性收益、一次性收益和会计变更引起的收益构成的。永久性收益与企业收益的预测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而暂时性收益没有预测价值。
2.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企业总收益中将持续到以后会计年度收益的比重，它反映了企业收益水平变动的基本态势。实证研究表明，收益越稳定，收益信息的质量就越高；收益波动剧烈，是企业收益风险增加的表现。稳定性是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所要求的，因为投资者都是厌恶风险的机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管理层往往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期平滑收益，尽管平滑收益不一定都是贬意的。
收益的预测能力是对收益的真实性、现金协同性的总括性要求。如果企业收益预测能力薄弱，则说明以上两个特征中至少有一个是不符合收益质量特征。如果企业收益的预测能力强，则说明以上两个特征均符合收益的内在信息质量特征。
三、收益信息质量特征的保持
（一）引入全面收益理论，增强会计收益的真实性
经济收益是企业会计收益质的规定性，原则是讲，会计收益应尽可能地与经济收益保持一致。为此，就会计概念层面而言，需要引入全面收益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财务呈报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就会计准则层面而言，应当以全面收益理论为基础，在收益计量方面导入资产负债观，将企业净资产的变化全面纳入到会计收益概念之中。其实，自2o世纪5o年代以来，会计学界已经注意到经济收益概念的优势，并试图建立一种与经济学收益概念相吻合的会计学收益概念。例如，1985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所阐述的收益概念已经全面地体现了资产负债观。1998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全面收益表》准则，其意图就是将资产持有利得纳入收益表，以全面体现资产负债观。
（二）保持中立性，控制盈余管理
决定收益质量的因素很多，如管理当局在广告费、营销费、研发费等酌量性费用的发生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可以作为操纵收益的工具，从而影响收益质量。之所以要再次强调中立性，是因为会计收益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只有在一个中立的环境下，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才是有保障的。
（三）巩固年报信息的地位
受权责发生制确认基础的杠杆作用，会计收益报告的时间间隔越短，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偏离程度越大，收益质量越差。所以，拉长会计收益报告的时间间隔，会减小权责发生制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提高收益质量。所以，应当进一步巩固年报在会计信息使用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充分保证年报的信息含量，尽管目前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实现会计信息的在线报告。
（四）补充现金流量预测信息
鉴于会计收益与现金流量不匹配，是影响会计收益质量，降低会计收益预测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可以考虑在年报中同时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披露收益预测信息和现金流量预测信息，供投资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评价会计收益质量。
（五）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非持续性收益信息
由于企业非经常性业务带来的收益不具有持续性，而且会影响会计收益的稳定性，从而会干扰人们对会计收益质量的判断。所以，企业不但要按照会计法规的要求在年报中充分披露非经常性收益，而且还应当以适当的方式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非经常性收益。
参考文献
[1]周浪波,杨琼.会计收益的质量特征探析[j].事业财会,2002(5)．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关键词：实践教学；计量经济学；开放性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高校经济类本科生三门核心理论课程，是现代经济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在实证研究中被大量应用，因而在经济学界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计量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既要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又要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与理论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该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基础，并且需要利用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计量经济学就成了经济类本科生最头疼的一门课程，形成了“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同时并存的局面[1]。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数学推导，轻经济直觉
计量经济学所使用的经典教材大多是从国外引进，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内容比较复杂高深，对于一般本科生而言有较大难度。近年来，国内经济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多本计量经济学教材，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推导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因而，绝大多数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都侧重于数学推导，缺乏简明而实用的经济学案例，使学生望而却步；一些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过于强调公式的推导和证明，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时觉得像是一门数学课，从而望而生畏，且感觉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后又不能解决多少实际的经济问题，颠倒了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学科属性[2]。我国大多数院校的经管类专业本科生是文理兼收的，文科生源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因此，他们普遍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较大。
2．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
计量经济的实证分析应该包括经济问题的提出、理论模型的建构、参数的估计与检验、理论模型的经济解释等。在各层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中，都比较强调计量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对如何从经济现象中提出经济问题，如何应用计量理论模型来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却很少讨论，学生在这些方面接受的训练也很不够，许多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仍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达不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
3．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在过去的教学中由于学校相关硬件建设落后等原因，许多学校都没有开展实践教学，教师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推导，经济软件的实际操作训练仍然是薄弱环节，学生学了不少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但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实际中运用它，不知道如何提出经济问题，不知道如何进行经济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计量经济学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三、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与综合性都较强的学科，要求学生既具有较强的经济理论知识，又具有良好的统计学与数学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已不适应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性质要求进行开放式实践教学，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运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并借助计算机，从定量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学科，势必对实践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开放性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进行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主动寻求者，这对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进行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是提高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四、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1．开放性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仅使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书本知识，加深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同时也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3]。开放性实践教学倡导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推广个性化培养与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通过开放性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运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本要求，并能够较熟练使用Eviews与Stata等计量分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模型参数的估计与检验，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2．开放性实践教学内容的调整与选择
从培养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需要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加以适当地选择与调整，就必须以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为工具，以经济理论教学为基础，对其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根据理论教学内容的实际需要，结合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学习的特点，合理制定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案例库，针对开放性实践教学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结合专业特点展开案例教学,让学生学会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编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相适应的教材，教材内容实用即可，改变现行教材的呈现方式，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让学生在使用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学习它[4]。以问题为导向，将课程内容项目化，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设定计量模型并对参数进行估计与检验，通过项目的进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沟通合作能力，同时还能够兼顾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逐步构建使学生受益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
3．开放性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
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如何评价，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开放性实践教学的不同环节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以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评价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参加开放性实践教学，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师根据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生撰写实践报告或研究论文等，综合考核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给出相应的实践教学成绩，采用这种方式考核评价学生，不容易作弊，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并以此作为优先推荐评审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的条件。在传统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多处于知识被动接受状态，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把课余时间用于研究性、探索性与创新性学习和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开放式实践教学，激励学生进行应用性和创新性研究，参加各类应用技能竞赛，并解决相关实际经济问题；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对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进行宣讲,并接受老师与同学的提问，这种考核评价方式有助于考查学生对计量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五、结论
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是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应不断探索计量经济学新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以开放性实践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是广大经济学教师所应共同思考的问题。希望通过以上的几点建议，能够对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到达提升经济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作者:莫旋 陈敏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2]阳玉香，谭忠真，莫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J].经济研究导刊.2010，94(20)：212-213.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设相应的检验检测平台。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设相应的检验检测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中的基础保障以及技术支撑作用，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2)提升品牌策略，强化质量管理，为消费者创造出一个满意的购物环境，为商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推动我国产品质量的快速提升，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3)优化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地方知名企业和特色产品的扶持力度，政府部门要充分重视起来，加强引导和监督，以名牌产品带动企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吸引优质资产，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不过需要注意，必须避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4)改进服务方式。在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中，要以产品质量为主抓方向，加快服务质监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技术平台，实现信息和技术的共享和交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有效策略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想切实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一)及时调整观念
要想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及时对自身的观念进行调整，认清形势，强化责任，将提升服务质量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加快推进质量振兴战略，全面加强安全监管，在保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对市场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全力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违法违纪行为，严把产品质量观，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强化工作实效性
在市场中，部分产品是有季节性的，如农产品、服装等，一旦过了结节，就会停止生产和销售，消费者也不再使用，因此，质量监督工作应该保证实效性，在季节刚刚开始就要进行，并且保证检验的效率，将检验结果在第一时间以各种形式进行公布，使得消费者可以在季节内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真正起到引导消费者和质量监督的作用。
(三)开展品牌建设品
牌效应一直都是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积极开展品牌建设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而言，要加强对于品牌的认识和研究，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推动其快速发展。同时，要加大同类产品的品牌整合速度，推进地区品牌建设，对品牌的使用进行规范和管理，并加强对于品牌产品的抽检和复检工作，确保品牌产品的质量。对于仿冒品牌产品的行为，要予以严厉的打击，保护品牌产品的知识产权和外在形象，放大品牌效应。另外，要强化品牌产品的宣传力度，鼓励消费者选择品牌产品，并组织企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完善工作体制
完善质量监督工作体制，强化监督部门自身建设，对于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有效执行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具体要求包括：注重科学发展，加快综改示范，提升品牌效应，强化科学监管，确保优质服务，构建交流平台。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起来，当好推手，进一步发挥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推动效应、保障效应以及服务效应，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结束语
[关键词]应收账款；环境会计；计量模式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我国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的问题十分严重。其生态环境恶化是由生产的自发性与生态环境社会矛盾引起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生产者在经营中所费和所得是以货币形式计量的，只有直接用货币表现的那部分支出和收入，才反映到生产者的成本与效益中，不以货币表现的那部分成本及效益（如工厂对环境的破坏，或林业经营对环境的改善）则不计入到成本与效益中。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即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方式向社会转嫁成本，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此便提出了对环境进行描绘、量化的要求———即环境会计计量，以便真实反映企业的所费与所得。
一、环境会计计量对象的价值
（一）从环境价值转化为求其效用的大小。由于环境会计计量对象相当一部分不是劳动的结果，按马克思的理论即没有价值，但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环境会计计量对象是具有效用的。所谓效用是指商品能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环境资源虽不是商品，但其符合效用定义的实质。因此需用西方经济学中效用论学说探讨环境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础，否则无法对环境资源这一非商品性的资源进行价值定位。
（二）环境会计的计量单位可采用货币单位。由于效用是“满足程度”的度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可作为计量单位，也可作为效用单位的计量单位。
（三）环境会计计量的基础可采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替代成本。环境资源虽然不是通过交换形成的价格，不能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计量基础，但环境资源是有效用的，而且是稀缺的，人类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环境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其环境资源究竟有多大的效用是很难计量的，如张家界国家公园的风景价值，直接估计其价值有困难，可考虑采用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选择成本，是指因采取某一行动方案而失去来自其他要供选择行动方案的最大潜在效益。当采用诸方案中最优方案时，次优方案的潜在效益为其机会成本。
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有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环境资源消耗中所得到的效用量总和，用公式表示为：TU=F（Q）。边际效用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资源消耗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用公式表示为：MU=TU（Q）Q.从经济资源稀缺这一前提出发，当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源有不同的用途，如何配置这些资源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可引进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的均衡概念。边际成本是指在短期内增加一单位的产出量时所增加的成本，其公式为：MC（Q）=TC（Q）Q.从环境会计的角度看，边际成本应包括边际直接成本（整个社会的成本）、边际外部成本（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边际用户成本（另辟资源的成本）。
环境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应包含用于满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化，即未来的效用。当效用单位可采用货币单位时，未来效用的计量应引进贴现率的概念，在计量环境资源的价值时，则按贴现率进行调整。
（四）计量环境资源的退化也是环境会计计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计量环境资源的退化，可能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考虑用替代成本来间接计量。替代成本是为消除和补偿可能出现的后果发生的费用。如计量土壤流失的损失营养成分时，可以考虑用保持其营养成分所施化肥的价格来计量土壤流失的损失。
（五）采用经济计量学方法进行计量。环境会计引用边际价值原理，旨在说明环境资源变量的关系，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所导致的另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达到变化过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继续进行的边缘或限度，为了计算变量、增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采用数学方法。因此，采用精确数学方法计量，就突出了计量方法精确性与事物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人们面对复杂的环境系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精确化能力就低，当复杂性超过一定界限时，不确定性就不容忽视了。而经济计量学恰恰是解决观测中的随机统计关系的不确定的方法，因此经济计量学在环境会计的计量中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个体环境会计计量对象的计量
（一）价值回归还原法。此方法是将被污染的个体价值还原成基年时未被污染状态下价值，其计价基础中包含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可采用该个体的市场交换价计量，间接使用价值的确定则必须考虑该个体的成因以建立数学模型。比如，一棵树的间接使用价值包括生态功能、水土保护功能、观赏功能等，把功能设为A1A2A3，则有观测矩阵A=（A1A2A3），设系数向量β=（β1β2β3），Y=（y1y2y3）为评价向量，则有Y=Aβ+U，U为随机误差向量。根据此模型求出β，再给出相关参数，就能求出间接使用价值。
（二）影子价格。从数学意义上讲，影子价格是最优规划的对偶解或拉格朗日函数的拉氏乘子，即目标函数发生的增值；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影子价格不是价格，是某种资源投入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年带来的追加效益，实际上也是资源投入的潜在边际收益。影子价格反映产品的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越丰富，其影子价格越低，反之，即资源的数量与产品的价格影响着影子价格的大小。从费用效益原理分析，资源稀缺则影子价格高。在市场机制比较充分时，以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条件下的市场价格为基础，调整求出影子价格。此方法比较适用稀缺物种的计量。
（三）机会成本法。对于稀缺资源的计量。在同一资源可供不同选择时，可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其价值。
（四）危害资本化法。危害的各种表现通过市场的手段替换为货币值，再除以一个适当的贴现系数，得出其价值。比如汽车尾气的污染值可通过其引起的呼吸系统、心脑系统疾病的治疗费用的贴现来计量。而贴现系数要结合人的生命周期来考虑。
三、系统环境会计计量对象的计量
（一）建立宏观数学模型。环境资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自然、经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系统，而且各要素是不相容的。当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精确化的能力减少，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复杂性和精确性相互排斥。此处的数学模型与微观个体的情况相似，只不过方程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联立的，要考虑的解释变量多一些，基本形式还是Y=Aβ+U.
（二）系统投入资本化法。有时系统的价值难以计量，可采用价值替代的办法加以解决。替代价值就是能够使系统有价值或保持其价值的投入资金和维护资金。比如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系统观赏价值难以确定，但这些景区之所以有较大的商业价值，是与宣传、建设、维修保护密切相关的。因此，可将人工投入资本化作为系统的价值。贴现系数可采用计算期的存款利率。
（三）效益数学模型。环境资源不仅有价值，而且能够给人类带来一定的效益。环境效益通常包括：一类是直接效益，如耗用自然资源给人类带来最终消费品的效益，称为发展效益；一类是间接的舒适性效益，如一段河流给人类带来优美的自然风景的效益，称为保护效益。这两种效益是相互排斥的，如耗用自然资源的发展效益，要伐木、采矿等等，这些活动改变了原始环境，环境会计的计量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值，使发展效益和保护效益达到均衡。应以此均衡点作为系统的计价基础。发展效益可以根据项目的收益来计量，保护效益的计量可根据发展效益估计，或计量一个优于发展效益的估计值。由于环境效益涉及子孙后代，因此，估计时应引进贴现率的概念。保护性效益和发展性效益均衡时的公式：bOp=AB，A=∑Tt=1bOd（1+I）-t（1+r）-t-[C+Otd（1+I）-t]，B=∑Tt=1bOp（1+a#）t（1+I）-t，bOp：保护现值等于发展效益现值起始年的保护效益值，它以a#速率增长，以I比率贴现；bOd：起始年的发展效益；C：投资费用；Otd：年操作和保养费用；bOp：价值1元的起始年保护效益；I：不变的贴现率；T：相应的保护相应终止年；R：变化系数；T：相应的发展相应终止年；a#：保护效益增值的年平均率。
四、环境会计对象量的计量
由于环境会计的计量对象大多是宏观的东西，因此精确计算其数值难度较大。数理统计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其数量确定上来。无论是基年数、发生数还是现存数的取得都要考虑样本抽取的典型性与总体的一致性，并便于用概率论的理论去作推断。通常要求样本x1x2x3…xn中每一个观测值都与总体X具有相同分布，且彼此相互独立，即独立同分布。对无限总体，只要随机抽样即可，对有限总体可采取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样。此外，要保证统计量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如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当无偏性与有效性发生矛盾时，要力保有效性。
总之，环境会计的计量主要是确定数量的单价，数量的确定主要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单价的确定相对复杂，要结合数学、经济学、相关产业的基础学科，是一项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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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已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源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也毋庸置疑，作为一门会计学领域的新分支，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不是纯抽象的理论，应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项工作，在我国实施人力资源会计是必然的趋势。笔者在此就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一些浅薄的探讨，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进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基础和原则
（一）在探讨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之前，首先要弄清以下三个基础性问题：
1.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资产（随后还有阐述）。
2.人力资源是通过负债的方式取得的。
3.在核算人力资源的时候，既要核算其取得、开发与使用成本，又要核算其原有价值。其中取得和开发成本属于资本性支出，应将其资本化，作为资产处理；使用成本属于收益性支出，应将其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人力资产原有价值应作为资产的一部分进行核算，同时作为“租用人力”增加一项负债。
（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确认原则
1.重要性原则。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经济资源，应重点加以体现，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人力资源的信息、数额巨大的培训项目等。
2.配比性原则。当人力资源数额较大，涉及多个会计期间时，应遵循配比原则对其价值进行合理摊销。
3.历史成本原则。
将招聘、培训和开发人才等一切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均作为人力资产和成本，其数据是根据原始发生时的金额归集的。
4.相关性原则。企业人事管理部门，它对于职工的管理不仅是看其工资发生额的大小，而且重要的是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所以要求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的信息应体现相关性原则。
5.效益成本原则。人力资源会计在很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在核算时还应考虑对那些核算成本较高，对决策意义不大的核算项目可不予揭示。
6.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原则。将递延资产中的职工培训费、费用中的职工教育经费、数额较大的培训费、招聘广告费、稀有人才离职损失费予以资本化，将工资福利费等各期发生额均衡的支出计入费用，作为收益性支出。
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和方法的确认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一）人力资产的核算。人力资产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总价值，包括人力资产原有价值、人力资产取得和开发成本，以及进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研究马雅丽河南省三门峡市市政工程处472000行人力资产评估时的增值部分（减值时冲减）。
1.人力资产原有价值。在企业取得前由于劳动者已经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它被企业拥有后，原有价值依然存在，因此它应作为人力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对其进行计量有一定难度，这可以由会计学会等权威部门研讨制定统一标准，由国家颁布实施。
2.人力资产附带成本。企业在取得或开发人力资源时，总要发生一定的费用。如付给招聘人员薪金和津贴，招聘广告费、测验费，如教育培训人员的工资津贴、教材费及学费等。
这些都应作为人力资产附带成本，记入人力资产价值，平均分摊在劳动合同期内。
3.人力资产评估增值（或减值）部分。人力资产价值除了受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影响外，还受劳动者的职位、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及敬业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定期对人力资产进行评估很有必要。评估增值增加人力资产价值，评估减值则冲减人力资产价值。它可由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机构，结合每个人的情况，采用科学的方法统一评估确定。
4.租用人力的核算。企业一开始拥有人力资源，就负有合同到期时无条件地把这部分人力资源归还给劳动者的义务，从而形成负债——租用人力。它在数值上应等于人力资产原有价值加上人力资产评估增值（或减去人力资产评估减值）。
5.人力资产使用成本的核算。企业在使用人力资源时，要支付工资、福利费等，并发生其他相关支出；此外还有与各期收益相配比而摊销的资本性支出（人力资产附带成本摊销）。这些都构成了人力资产使用成本。
（二）人力资源会计账户设置的确认为了进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设置以下账户：
1.“人力资产”账户。该账户根据其内容构成，下设三个明细账户：
（1）人力资产原值。本账户核算具有不同标准的劳动者在进入企业前就拥有的价值量。企业在取得人力资源时记借方，在劳动合同到期劳动者离开企业时记贷方。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期末人力资产原值结余额。
（2）人力资产附带成本。本账户核算企业在取得或开发人力资源时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支出发生时记借方，在合同期内分期平均摊销时记贷方，直接冲减“人力资产”价值。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尚未摊销的附带成本。
（3）人力资产评估增值。本账户核算在对人力资产进行评估时的评估增加额或减少额。评估增值时记借方，评估减值时记贷方。当劳动者离开企业时全额冲减该项人力资产的增值额。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增值量；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减值量。“人力资产”账户属于长期资产类账户，根据劳动者在企业的重要程度、贡献大小，可按部门或个人设置明细账，以反映人力资产的分布情况。
2.“租用人力”账户。
该账户属于长期负债类账户，核算企业在劳动合同到期时需要偿还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价值，包括人力资产原值和评估增值部分（减值时冲减）。当企业取得人力资源及评估增值时记贷方，当劳动者离开企业及评估减值时记借方。期末余额在贷方，表示企业还需偿付给劳动者的价值量。
3.“人力资产成本费用”账户。
该账户属损益类账户，核算人力资产的收益性支出如工资、奖金、劳保福利费等，以及应与本期收益相配比而摊销的资本性支出（人力资产附带成本）。它应属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制造费用、生产成本、营业外支出等账户的二级账户。当费用发生时和附带成本摊销时记借方，期末结转损益时记贷方，结转后无余额。
（三）人力资源会计报告的确认
1.人力资源要素在会计报表中的披露方式。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核算、计量及账务处理，使得人力资源价值能在财务报表上客观地列示。
在资产负债表中，“人力资产”在“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项后列示，“租用人力”在“长期应付款”项后列示。损益表中，“人力资产成本费用”包含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项中，并不直接列示出来。
2.人力资源会计报表与传统会计报表的关系：人力资源会计报表与传统会计报表的框架是一样的，只是在传统会计报表里加入了人力资源的增减变动、使用情况，从而使得包括了人力资源的资产负债表，其资产总额比传统会计报表的资产总额要大；在两种损益表里，包含了人力资源的损益表对人力资源的成本、费用处理是当期的人力资产摊销额，而在传统的损益表里，当期有关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全部作为当期费用，这就造成了两种损益表计算出的损益也不同。但是人力资源有别于物质资源，其内容比较复杂，仅仅靠财务报表来揭示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远远满足不了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所以还应附加以下报告：
3.人力资产投资报告。主要用来提供企业人力资产管理所应耗费或已耗费的成本信息。通过把人力资产实际投资额和计划投资额相比较，分析投资目标是否达到等。
4.人力资源结构及变动情况报告。主要用来反映人力资源的结构；并通过人力资产期初期末余额及人员数量的比较，反映人力资源变动情况，从而给企业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以决定人力资源投资方向，使人力资源结构趋于合理化。
5.人力资源效能报告。用来反映人力资源的使用状况；通过分析，了解人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是否每个劳动者都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以便决策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益。
三、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与计量问题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人力资源能否作为企业资产，这一点是会计学者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一问题是关系到人力资源会计能否存在的关键，所以，须加以详解：所谓资产须具有以下三个要素：
1.必须是一项经济资源，未来可提供收益；
2.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
3.可以用货币计量其价值。
首先，人力资源以人为载体，通过生产活动可以体现其价值，人力资源可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提供未来收益。其次，人力资源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就需要企业进行取得、开发与使用，而取得与开发需发生相应的成本支出，使用要形成资源耗费，这种成本支出与资源耗费都是能以货币计量的。
最后，人力资源也是企业可以实际控制的。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其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而企业无法拥有对劳动者的所有权，从而也就无法拥有和控制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个人，劳动者具有流动性，但是，一旦劳动者被聘用为企业员工，企业即取得了对职工受聘期间的劳动能力资源的使用权。所以，人力资源是可以为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是可以定义为资产的。超级秘书网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
人力资源计量是对人力资源上的投资进行计量，对人的劳动技能已经创造或可能创造的价值加以计量，是为了把握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变化情况，从而为账务处理、价值管理以及最终提供完整的会计信息奠定基础。而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问题是决定人力资源会计是否可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关键，因此要努力抓好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工作。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就涉及到人力资产的计价问题，而对人力资产的计价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人力资产应按照其获得、维持、开发过程中的全部实际耗费支出作为人力资产的价值入账，这种方法称为成本法；另一种方法认为，对人力资产应按其实际价值入账，而不应按其耗费支出入账，因为企业获得、维持、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中的支出往往与人力资产的实际价值不符，对人力资产应按其实际价值入账，该方法称为价值法。这就成就了人力资源会计的两大分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1.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常见有三种方法：
（1）历史成本法该法是以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安置、遣散等实际成本支出为依据，并将其资本化的计价方法，历史成本法操作简便，数据确凿，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此法运用于一般企业。
（2）重置成本法该法是指在当前的物价条件下，对重置目前正在使用的人员所需成本进行计量的计价方法。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由于现有雇员离去导致的离职成本；另一个是取得、开发其替代者的成本。
（3）机会成本法该法是以企业员工离职使企业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依据进行计量的计价方法。这种计价方法接近于人力资源的实际经济价值，但与传统会计模式相距较远，导致核算工作量繁重。适用于雇员素质较高、流动性较大且机会成本易于获得的企业，如会计师事务所等。
2.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每个员工的个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大小，但又不是人力资源个人价值的简单相加。为满足管理需要，人力资源会计既要对外披露企业人力资源的群体价值，又要提供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所需的人力资源的个人价值，所以，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既要反映群体的经济价值，又要提供个人的经济价值，两者互为补充，这就是人力资源价值的主要特点。
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退出企业为止预计支付的全部薪金，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以职工的工资支付额为基础，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它只把补偿价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在实际应用中会高估或低估个人的预期工作年限，人力资源创造的价值也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其工资，这都影响到人力资源价值的准确性。
（2）未来收益折现法。该法是将企业未来收益中由投资于人力资源所得的那部分视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计算方法是在人力资源的预计有效使用期限内，企业各年预计净收益之和乘以人力资源的投资额占企业总投资额的比例。该法适用于群体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不足之处是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低估了人力资源价值，且由于未来净收益、人力资源使用年限均含有不确定性，故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3）随机报酬价值法。该法是通过人力资源为组织提供的服务、所创造的价值来计算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价值取决于人在组织内目前或未来所担任的角色和实际担任该角色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随机的，通过综合考虑人力资源对组织的预计服务年限、服务状态的价值及其概率来估计人力资源价值。该方法在计算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比较系统全面，数据比较客观，用其估算的人力资源价值更容易被接受。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其他资产对组织收益的影响，因此有可能高估人力资源的价值。
人力资源会计是一门会计学领域的新分支，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不是纯抽象的理论，应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项工作。从目前来看，人力资源会计操作实用性还比较差，但这也正是会计学人所努力研究探索的方向。基于此，笔者对人力资源会计确认问题进行了非常浅薄的探讨，可能其中还有许多偏颇甚至是错误的观点，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张文贤《人力资源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彦：《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与计量》，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
[3]董芳：《人力资源会计浅析》，财会研究，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