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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优选九篇

时间:2022-06-10 19:23:17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文化生态保护区

第1篇

关键词 文化生态区 舟山海洋文化 海岛 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生态区的概念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理念。它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整体性保护、可持续性保护的重要方式,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舟山海洋文化的丰富性和完整性,造就了舟山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纵观全市,海岛民间风俗大同小异,基本相通,均有一定的古民居遗存在区域内。

一、在打造海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具体过程中应注意把握的几项原则

1、开放性原则。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广泛,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健康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它的建设将为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最佳保障。

2、发展性原则。作为生活方式的非物质文化,是昨天的实录,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预示。把它固化在昨天,或者锁定在今天,都是不恰当的,也是办不到的。应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非物质文化。当然,如何把握其正确的、合乎民众意愿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发展方向,是一件并不容易看清和办到的事情。

3、主体性原则。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民众的基本文化权利。只有在民众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是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广大民众,动力来自于民众,目的也是为了民众,只有一切从民众长远和根本的文化利益出发,文化生态保护的目的才能达到,文化生态的保护才能持久。

4、民主性原则。要特别尊重寓于非文化遗产中的广大民众的价值观,这是保护文化生态的核心要务,也是这项事业成功的关键,更是真正贯彻民众主体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讲话中指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是构建和调适文化生态保护区各种关系的主体。因此,尊重民众对文化权益的诉求,是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的基础。

5、科学性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原生态、原真性保护,坚持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遵循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经济、发展旅游和文化创新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二、打造海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几种做法

打造文化生态保护区,就要从各类本土文化中深入发掘和正确认知文化特征,在作出准确可靠解读基础上,对文化个性给予明确定位;并注意保持这种原有文化特征,维护好生成它的区域格局、风貌以及空间特征、整体环境、人文精神等,以留住文化个性;努力传承和弘扬这种文化特色,忠实地维护生态文化,以固化区域特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1、保护并利用好古民居

传统民居建筑群,是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不但要科学地保护,同时要整合和合法合理地利用好,使其得到长期生存与持续发展。

古民居要存活下去,需要政府重视、地方努力、群众支持,从上到下形成保护气氛,更需要创新思路。要开发利用好大量“屋大人少”或已成“空巢”的传统民居。与其弃用闲置,在风吹、雨淋、日晒、腐朽、虫蛀等侵害中自然损毁,日渐变成残垣断壁,最终成为废墟而兴叹,不如及早规划、及早行动。根据自身实际和人文特色,作为文化生态示范区“延伸”的景点,既守护又开拓地加以利用。

2、做好生产性方式保护及利用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往往遗留着大量的传统手工技艺,采取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自身价值,可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如定海区白泉镇金山社区创建的“以文养文”方式为我市“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3、合理开发相关旅游资源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集自然生态环境、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于一体的文化形态,是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科学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优良土壤,更是反映地域特色的极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名号无疑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旅游业的介入将不可避免。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个以传统文化为卖点的新兴旅游区,进而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和现代化。若保护得好、开发利用得当,无疑将会为我市的旅游业增添无尽的魅力和效益。

所以,应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和合法合理地科学利用人文历史资源,有选择地将典型集中、且具有一定代表性、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突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内涵的文化原生态区域,在保护的前提下,先行建立示范区,取得经验,以点带面,即以文化生态区保护区示范点为主,形成各有特色、遥相互应的保护网络和文化旅游网络。

4、重视和扶持非遗传承人

对传承人的重视和扶持,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根本保护。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应以传承人为核心主体。

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他们的地位要得到尊重,政府要给予奖励和生活津贴为他们排忧解难。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建立相应的平台,让他们施展才干。通过传授、培训以及宣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更好的传承。

②充分调动民间文化艺术、民间收藏等协会组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因为是他们占领和坚守着大片的业余文化阵地。不应漠视这些队伍中的人才与藏品。

5、全面发动人力保障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领域多,涵盖面广,时间跨度长,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但需要大量专业的工作人员,要开展保护实验区范围的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所以,各级文化部门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举办各类培训班,提高保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主动与有关院校合作,在有条件的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需要当地干部群众的觉悟与配合、理解和支持,以长远的眼光看护自己的家园。所以,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

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走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使之真正成为“保护生态、延续民俗、传承文化、体现特色”的示范区,从而使具有独特价值的舟山海洋文化葆有旺盛的生命力,为建设和谐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2]《文化生态保护区可行吗?》作者:吴效群

第2篇

引言

2013年,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署明村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丽江市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由于受自然、历史因素影响,署明村目前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产业效益低,经济较落后,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科学评估署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从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是推动署明村经济发展、促进署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定量评估

(一)打分等级评价法

对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署明村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标准主要根据国家旅游局、技术监督局《2003年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并适当进行了修订,在资源要素评价因子中,突出了游憩价值、知名度与影响力和稀缺度、历史文化价值、稀缺度四个项目,提高了前四者的赋分值,适当降低政治教育价值项目的赋分值,其他评价因子则与一般旅游景点的评价因子大致相同。

对署明村资源进行打分评价得出,署明村的东巴舞蹈、东巴音乐、东巴祭祀与东巴教为四级旅游资源,木楞房、纳西服饰与水磨房为三级旅游资源。

(二)问卷调查法

为了使得资源评价的全面性,采用专家问卷打分法(德尔菲法)对署明村资源进行评价。具体做法为

1.对于丽江市署明村资源的各方面因素做出评判,选取在旅游相关领域有丰富经验的4位专家对丽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状况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2.为了使专家在全面了解丽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发展相关内容,应提前准备相关的材料供专家阅读,使专家能够从署明村具体情况来考虑这些问题。

3.测量方法:专家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专家人数为4人,反馈次数为1~2次,专家组成员为对文化遗产比较了解的专业人士;通过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打分,从而衡量各个要素在其中的权重。

4.确定权重:将各要素依次编号为1-24,由专家对其打分(3分表示评价要素对评价指标的发展影响很大,2分表示影响程度一般,1分表示几乎没影响),综合权重和笔者打出的分数,计算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的得分,所得分数最高者为应选之项。

如上表,共收集了4位专家的调查结果,分别以A-E代表。对于每一项要素来说,满分之和是12分,权重 (q)=总分/12。

5.为要素打分:打分规则同上,对要素的打分情况见表2。

6.分析结果:根据计算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的分数。其中M表示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分数;x表示各要素的分值;q表示各要素的权重;n表示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中要素的个数。

根据公式计算:

M1=21.25/9=2.36;M2=18.5/7=2.64;M3=20/8=2.5。

对署明村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署明村资源品质综合得分:2.36分;开发条件综合得分:2.64分;附加值综合得分:2.5分。

二、结论

第3篇

关键词: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一.四川省内研究现状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此课题目前的研究相关可以看出,目前省内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西川羌族特殊载体进行档案史料研究。何永斌(2009)就从档案史角度对西川羌族历史文化进行思考和研究,并从古代羌族发展各总部与西川羌族源流概要、西川羌族档案史料的形成发展与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的分类构成、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三个部分进行分析。[1]2、就羌语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等香瓜进行研究,耿静(2012)从语言与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关系谈起,从羌语对羌族文化保护的价值,并借鉴国际经验,以此为中心进行羌族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2]3、关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及存在问题等。4、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整体价值角度去研究,贾天理(2009)认为羌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巨大价值,并为此提出保护羌文化遗产的相关对策。[3]5、关于羌文化旅游的建设和开发,徐学书(2010)认为可以将羌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样可以实现羌族文化的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这对羌文化保护和发展具有巨大价值。[4]马琳(2010)就灾后重构汶川羌文化生态旅游区文化空间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5]6、对具体相关地方的羌文化的保护及开发进行相关对策研究,庄春辉(2010)就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就现状、问题提出了对策,其目的在于推动抢救性保护。[6]

二.四川省外研究现状

省外研究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则较为充分,可以借鉴其经验:1、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灾后重建经验研究,在龚珍旭和林川(2011)主编的论文集中就羌族历史、语言、,灾后羌族社会文化重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羌族文化的教育与推广等主题进行论述,论文集汇聚了诸多羌族一线研究学者们对羌文化的独到见解。[7]2、对羌文化的价值等进行相关研究,贾银忠(2010)就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就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唯一性、价值性等方面惊醒阐述和分析。[8]3、就多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行探讨,并就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政策及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杨自沿和仲新春(2010)提出就热贡文化保护实验区建设和发展要根据其特点,进行科学规划,发挥其经济价值,能够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刘魁立(2007)认为文化生态保护为一个系统工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文化生态保护具有巨大价值,就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内涵和特点做出解释。盛学峰(2009)就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这一工作提出相关思考,并就文化生态保护建设的整套系统体系如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等提出相关建议。杨金杰(2010)研究了云南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所给予的启示,在整体论、人本原则、科学规划等方面可以为其他国家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建设提供相关经验。

三.研究现状述评

省外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的:直接涉及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是不足的;其研究多是集中在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研究上;其研究学术的学术期刊的级别过低,学术论文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学术研究缺乏针对性的理论及对策研究,多是从笼统的角度去谈这些问题;缺乏相关绵阳市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问题的调研报告,因此,其研究的可利用性较低;研究多是从一个角度探讨,较为片面,缺乏系统性等等。

参考文献:

[1]何永斌.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M].巴蜀书社,2009.

[2]耿静.羌语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J].贵州民族研究,2012(1).

[3]贾天理.全力推进羌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北川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5).

[4]徐学书,喇明英.构建羌族文化生态旅游区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3).

[5] 马琳.灾后汶川羌文化生态旅游区文化空间的重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6]庄春辉.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J].艺术研究,2010(3).

[7]龚珍旭,林川主编.情系尔玛: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论文集[J].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8]贾银忠主编.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J].民族出版社,2010.

第4篇

论文关键词:]:三门峡民间戏曲,前景,生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门峡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我们祖先繁衍生息、创造发明的神圣之地,是一块积淀深厚的文化沃土。三门峡地区戏曲艺术种类繁多,且源远流长,至今有据可查的戏曲种类有扬高戏、道情皮影戏、蒲剧、眉户等,传统剧目有数十个。其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思想内容之丰富,是其他民间艺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这些艺术瑰宝的生存、发展和繁荣与它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有着必然直接的关系。

自然生态需要保护,同样,这些戏曲赖以生存的人文生态也需要保护。作为珍稀“物种”之一的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理所应当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科学有效的抢救和保护。令人高兴的是,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面临失传的境地,近年来不断地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所有这些重视和努力,都会让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拥有灿烂美好的前景。同时,我们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及生态环境,也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视角。

一、用生态保护的理念来保护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及其生态环境

生态,指生命的存在状态或一个生命系统内所有生物共同组成大家庭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我们可以理解生态是在地球上一定时空区域内所有生命存在与运动的客观。而生态保护理念,“是指运用对已经变得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设和保护的思想,使生态环境能恢复到良性循环状态。”[2]所以有学者认为,越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传统”的纯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就是这个含义。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不断觉悟和认识,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借用,“ECO”这样一个前缀词被运用到了许多领域,包括了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与非物质等诸多领域。[3]对于像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这样的人类口头与非遗的生态保护理念应是:遗产、地域、居民、记忆、公众知识的综合,保护的对象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是文化遗产遗存的区域,加上社区居民融入参与管理的方式,这里强调文化的主人为社区居民,确定这种对文化遗产在未来延续和发展的方法,并将此模式作为保存和理解某种群体整体文化内涵(当然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长效工作方法。

为此,对于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的生态保护,首先应该包括与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中国。其中物质文化因素有:民居(窑洞和天井院)、钟鼓楼、花轿、门楼戏楼、牌坊、戏坪戏台、禾晾、禾仓等;非物质文化因素有:语言(当地的方言)、地方戏、戏款剧种、戏词、节日活动、婚丧习俗、农耕稻作等。这样以来,不仅民间传统戏曲有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他传统文化也与之一并形成了互补共滋的文化生态,从而构成当地人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相守共生之道。因此,在对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进行生态保护时,应重视其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维护与保养,保护传统三门峡地区的整体自然生态环境和具有典型性的与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生态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其二:通过实施技艺保护工程和传承保护工程的保护方式,建立相应制度、组织、舆论、经费、人才、资料和交流保障机制等,建设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通过各地区方言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手工技艺、民俗、传统体育竞技、民间信仰、消费习俗等十大主要保护项目,全面系统地保护好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其三,要让人人参与使文化遗产再次走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具有活态性,依靠人来继承和宣传,同时依存于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离开了区域中居民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失去存活的土壤。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这些文化物种更深刻地植入居民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中。比如保持一些建筑特色、生活习惯、传统服饰、古老的风貌等等,这就为本地的文化遗产提供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大环境,让这些文化遗产更广泛地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陕县、灵宝、湖滨区等地的群众自发的“戏迷协会”的复苏,就与传统文化生态得到保护、从而陶冶了大众对其仰慕的文化情怀有关。所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不论其现在“濒危”与否,如果不关注其文化生态的保护,它们就难以长久,更遑论发展。

二、传承载体的变化可以促进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广泛流传

“非物质文化是活态文化,也就是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它们是被学者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它们被选中是因为它们符合特定的体裁或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4]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机、录音机、DVD、电脑等已经成为当今人们娱乐传承的重要载体,民间传统戏曲的各种采风人员可以提着录音机用以搜集戏曲曲目,就不用像过去那样靠大脑记忆和手记曲谱的方法来进行传承;随着录音机、影碟机的增多,戏曲唱师们可边录边唱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既能达到很好的教授效果,又能达到长期保存和传承的目的;一些著名的演唱人员和戏班将所演唱的曲目,也可制成磁带和光盘在各地广泛流传。

三、培养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专业创作人才和演唱名人,凸现名人效应

求新立异是人的本性,特殊调式的旋律往往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激起聆听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就具有这样的特征,被誉为“畅悦心灵的声音”。然而,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传唱至尽,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专业创作人员。另悉,在本地区流行的河南豫剧、曲剧等戏曲,因为强大阵容的专业创作人员,他们运用专业的创作技法,结合河南广大地区的民族区域特点和民风民情,创作出了不少经典的剧本,在专业演员的舞台艺术表现中一炮走红,并被广泛传唱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也需要在群众性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特点,各级政府部门应及时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使民间优秀唱手脱颖而出。如制定民间优秀唱手、优秀唱师、优秀戏曲班奖励条例,给民间优秀唱手、优秀唱师、优秀戏曲班授予荣誉称号等等,使这些人物和团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认可,以激发人们学习民间传统戏曲的热情。在这方面,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应向豫剧、曲剧等戏曲音乐学习,豫剧、曲剧等戏曲与扬高戏、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都曾流行在本地区,但扬高戏、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与豫剧、曲剧等戏曲相比,发展却天壤之别,豫剧、曲剧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而蒲剧、眉户、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却相形逊色,市场化程度太低,且缺乏名人效应。豫剧、曲剧有多种流派、多位造诣深厚的大师级人物宣科,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有很高的声望,对旅客特别是外宾,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诸如扬高戏、灵宝道情皮影戏,该剧种目前已极为罕见,只有几个老艺人会表演,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就更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塑造。最关键是为他们提供成长和传承的条件,重视培养、宣传他们,使本地、全省、全国了解和尊重他们,从而达到名人效应激励人们传承和发展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目的。

四、对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走进高校音乐鉴赏课堂的认识与定位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亦有了空前的丰富和变化。“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表演艺术出现多元化态势,戏曲统领城乡文化娱乐的盟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戏曲艺术不仅逐步退出城市舞台,在农村的演出市场也日益缩小,一些剧种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5]在传统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一种严峻现实的今天,如何保护和传承戏曲的丰富性,如何实现民族民间戏曲的自救与他救这个难题,便摆在了我们炎黄子孙的面前。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昆曲艺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 [6],而作为三门峡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对象――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该如何曲径通幽?

时下,受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影响,广大中青年习惯欣赏通俗歌曲和民族音乐,备受衷情的流行音乐更是占尽了风头,青少年学生由于不懂得欣赏戏曲,又没有机会直接面对真正的民间戏曲演出熏陶,所以对传统戏曲文化不感兴趣,总的趋势是三十岁以下的这一代人不爱戏中国。还有认为是,现代生活节奏快,老戏落伍不合拍,青年观众不能够接受这种他们看起来有些过时的东西,所以没人看。

由此,重建断代工程已迫在眉睫。各类高校应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影视艺术的日益普及,经常组织学生收看电视、电影,看戏、读剧本,甚至参加文艺演出。特别是高校音乐教师更应当在学期教学计划和课外活动中适当增加学习传统剧目和地方剧种的内容。重视和加强戏曲教学,通过戏曲教学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观,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这是振兴传统戏曲文化的需要,也是时展的需要。总之,振兴传统戏曲文化不仅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争取青年观众,培养他们的兴趣,不断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从而让他们发自心底的喜爱地方民间传统戏曲文化。只有这样,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才会迎来繁荣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五、成立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为载体文化产业结构

对于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成立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为载体文化产业结构应该成为首要工作。

在商品社会中,文化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民间传统戏曲的演唱者们不能空着肚子唱戏,他们要吃、要穿、要谋生,而且希望自己的物质生活能也得到逐步改善,就需要有一定的回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能只为别人义务唱戏、演出。从这个层面看,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确实需要走向市场,因为,同样是地方戏曲音乐,豫剧和曲剧、越调等戏曲艺术已经有了较为广大的爱好者和追随着,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参与群体。蒲剧、眉户、灵宝道情、扬高戏等民间传统戏曲为什么就不能走向市场?所以,像蒲剧、眉户、灵宝道情、扬高戏等民间传统戏曲也可以借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成立自己的戏种活动中心和演出公司,将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演出活动纳入本地区文化产业的构建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提高演唱者、唱师艺人们的报酬和待遇,一方面,通过商业运作,使戏曲爱好者、艺人演唱者能有机会在不同地区乃至全省巡回演出,不断提高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这样,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才能得到更好地生存和不断地传唱下去,不致濒危。

总之,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为群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食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当地几百年的历史文化氛围,也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今天全世界对非物质遗产保护、继承,从思想到措施计划,都有重要发展。通过对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前景和生态保护思路进行研究,我们应更好总结经验、教训,以提升对传统戏曲音乐宝贵价值的认识,更好保护、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

参考文献:

[1]百科名片.《生态-百度百科》.来自百度网.WWW. baike.baidu.com

[2]司马云杰.《文化生态学》.来自中国百科网.WWW.chinabaike.com

[3]申茂平.《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4]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2

[5]刘文峰.《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来自百度网.WWW.cache.baidu.com

[6]人民网people .《中国昆曲艺术获联合国殊荣》.来自人民网.people.com.cn

第5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158-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口传心授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联结着中华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民族基因的传统文化之根正逐渐消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刻不容缓,因此,如何普查、保护、传承和研究这些珍贵遗产,是我们应当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江西不仅是人文荟萃、文化集结的省份,更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如兴国山歌、采茶戏、永新盾牌舞、吉安鲤鱼灯、湖口青阳腔等,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傅安平、喻峰的《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阐述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现状,分析了抢救保护原则,提出了抢救保护对策。而东华理工大学、九江学院分别成立戏曲研究中心,专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及其保护。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提出了不少新的观念,为笔者从整体性与延续性视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与研究工作机制进行研究提供了启发性视角和可供借鉴的文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江西鄱阳湖为核心,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国务院已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作为生态保护而言,必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同时任何建设与发展都不可避免会破坏文化遗产,更何况江西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着力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打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成长基地、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独具特色和极具优势的资源型产业重要加工基地,这种工业化进程是需要代价的。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就必须权衡轻重,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中,尽力做好规划,充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资源,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实现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实现江西崛起的根本保证。笔者深入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和研究的规律,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探索非物质文化传统整合为当代文化体系有机部分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建构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中国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与研究模式,使其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发挥独特功能,为赣鄱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撑。其次,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提供理论根据,进而指导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与研究的实践,一方面可以增强江西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则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认识,更好地挖掘、保护与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除了政府机关和文化系统之外,还必须以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通过高校与地方政府互相协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人才优势和地方工作部门的工作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审视,尊重其在特定语境中不断变异和创新的本质属性,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重点对鄱阳湖经济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保存、保护、宣传、传承和振兴的方式方法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以融入到江西高校的育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体系中去,高校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功能发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入到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去,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传承与研究。从而达到文化遗产、高校发展、地方保护三方共赢的效果。进而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决策提供建议,推进中国文化遗产学基础理论建设。

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头讲述和行为传承等动态方式存活,始终与变化着的文化语境相适应,表达的是当下传承主体的鲜活情感,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几千年江西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坚持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而高校与地方合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途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必须充分发挥高校的研究优势和人才优势,在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开发中树立起高校的主体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使高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验研究、开发利用的保护与传承基地。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珍贵资源,它主要来源于各族人民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观,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正如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因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可以通过融入高校教育教学进行保护,笔者主讲了一门公选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向学生讲述鄱阳湖非物质文化遗产,选课学生大都是江西人,对自己故乡的文化遗产非常感兴趣,不仅在课堂上介绍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通过博客、QQ空间等载体上传故乡节日期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其各种仪式,从而让更多的读者获得相关知识。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形式与功能的转化,整合为当代先进文化的有机成分,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和发展。普查、保护、研究和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乃至江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6篇

金城江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地。目前金城江区有20多个民族,世居民族有汉、壮、瑶、苗、仫佬、毛南、水族等。这些族群在长期的相处交流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个性、又相互融合了多个民族元素的独特文化。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情况

2005年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共整理9类6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民间舞蹈《壮族蜂鼓舞》、民间手工技艺《蜂鼓制作技艺》、民间文学《莫一大王》、壮族师公舞《国调毪》、民间美术《师公舞傩面》、民间体育、游艺与杂技《破网上刀山》和《舞龙舞狮》、壮族双声部民歌《哦吔》、民间美食制作工艺《掏鸭把》《里笼三件》《打生菜包》《魔芋豆腐》、壮族三月三“扁担节”、壮族灶王节等等。这些在民众中传承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完好的人文内涵和社会功能,蕴含着民族和族群的历史渊源、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体现了文化特征和文化交融,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真实记录了传统民俗民风、优秀民间制作工艺和原始空间形态,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级名录申报情况

经过普查、挖掘、整理申报,金城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文学《莫一大王》、民间舞蹈《壮族蜂鼓舞》、民间手工技艺《蜂鼓制作技艺》等三项获得2007年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2012年申报的壮族师公舞《国调毪》和民间绝技《破网上刀山》获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申报的壮族师公舞《国调毪》和民间绝技《破网上刀山》获第五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申报民间美食制作技艺《壮族鸭把》获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申报民间文学《莫一大王》获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申报民间美食制作技艺《魔芋豆腐》和民俗《舞地狮》获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申报民俗《壮族灶王节》、民间音乐--壮族二声部山歌《哦吔》,获第六批河池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年申报民俗《壮族灶王节》、民间音乐--壮族二声部山歌《哦吔》,获第八批自治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获得县级名录36个;市级10个;自治区级5个。县级传承人5人;市级传承人4人;自治区级传承人1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设情况

2017年实施《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后,我们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指导开展工作,在得到国家的专项经费后,先后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传习所,目前分别建设有9个传承基地、传习所和示范户。分别是:2017年建设了白土德兴村建设了壮族山歌《哦吔》传承基地。2018年建设了九圩镇高合村田垌屯建设了《破网上刀山》传承基地和区非遗中心的壮族“蜂鼓说唱”传习所。2019年在金城江第五小学建设了《莫一大王》文化展示馆;金城江第三小学建设了“壮族蜂鼓”体验馆。2020年在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河池龙狮文化》传承基地;六甲镇建设了壮族“灶王”文化展示馆;拔贡梦古寨建设了《壮族美食文化示范户》。

第7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文化遗产保护 公众参与

一、前言

江西古代文明因鄱阳湖而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独特的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其充满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形成了赣鄱儿女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赣鄱儿女智慧的结晶,滋养着世代赣鄱儿女的心田。保护这些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既是保护赣文化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根基,也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当地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综合竞争力、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满足赣鄱儿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要有全新的思路,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国遗产保护仍然推行的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政府主导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公众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大约是上世纪九十代开始传入中国,[1]加上国内长期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的意识都比较淡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因此,充分调动社会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建立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基本状况

鄱阳湖地区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资源极为丰富,名山名水名镇名楼(包括寺观书院)星罗棋布,赣鄱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均在其中,如享誉中外的陶瓷文化、候鸟文化、铜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等。鄱阳湖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以渔耕文化、商埠文化、儒家文化、信仰文化、移民文化为核心的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当有特性和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系统。在如此厚重的赣鄱文化积淀下,鄱阳湖地区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拥有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江西总面积的30%。该示范区是我省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地上地下蕴藏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里集聚了两个世界遗产、两个世界遗产提名地、两个世界地质公园、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五个国家遗产、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五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八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十二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一个中国旅游强县和两个江西旅游强县。尤其是“一湖”――鄱阳湖,“三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两城”――南昌、景德镇,“一村”――婺源。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正确、科学地保护、利用和管理好这些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赣鄱文化的核心元素,不仅能提升赣鄱文化在全国的地位,而且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豪感,确保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实现代际公平。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时代传承性强调,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化遗产保护内涵更加突出历史传乘性和公众参与性。[2]每一代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的责任,因此守护文化遗产成为当代赣鄱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当代赣鄱儿女必须意识到到,保护与利用的目的都应统一在“传承”上,不能因为现实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享受、传承这些文化遗产,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规模大,地域广,品类繁多,管理好、保护好、使用好这些遗产,光靠为数有限的专业队伍,肯定力所不及,会形成许多盲点,必须形成公众参与保护的机制。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建构中,要积极吸引各方的参与,加强对公众文化遗产意识的宣传,促进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决不可能只在政府一家机构的努力下完成,必须吸引各方的参与,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机构,拓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

(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理应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5]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众参与制度原则性规定较多,这样虽然有利于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其适用方式,但鉴于我国法律对于公众参与的条文少之又少,因而对于公众参与的方式、范围、组织者的组织义务,以及如何保障等还存在空白,使得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仅从形式上满足了公众参与的要求,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其次,我国公众参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成为公共管理主体缺少程序制度的保障,使得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缺少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二是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缺乏制度保障。由于没有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及途径,造成公众虽有参与的愿望,但参与能力低,渠道不畅。三是公民监督公共管理行为缺乏程序保障。在实际生活中,当公众参与具体管理行为的时候,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已成为阻碍公民发挥参与能力的障碍。

笔者建议尽快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依法成立省级文化遗产专门管理机构,全面整合目前文物、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按照部门职能划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和资源,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论证咨询制度以及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调查表明,公众对文化遗产知识的认知程度不够。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全面精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以及众多方面的专业力量共同参与,因此帮助公众,不是简单地唤起培育他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而是在向他们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有相关专家协调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此笔者建议成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文化遗产的评估、保护、维修、利用等工作进行研究、咨询、监督和技术指导。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众和舆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机制。依法将听证、问责、专家论证、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等遗产保护措施制度化,并逐步加大对文化遗产监测、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民教育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利用。

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3]为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搭建信息交流的渠道,听取、吸纳专家和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作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参与程度。

四、结语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有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的丰富文化遗产,这种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目前,江西确定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发展战略,将迎来新一轮发展。为了避免经济高速发展时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产生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文化遗产是当代赣鄱儿女共同的文化血脉,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协调运用民主、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的途径来推进公众参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广开参与途径,确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1] 蔡定剑.中国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前景[J]. 民主与科学, 2010(05).

[2]单霁翔,约翰・霍金斯等. “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下载自.

[3]单霁翔.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推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省略nt.省略/sjzz/jgdw/ywtj/200904/t20090424_62654.html.

[4]单霁翔. “重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下载自.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厅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YG2010053) 阶段性成果

第8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1]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周炳群.文化共生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3]张金鹏.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

[4]王崇印.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以永嘉芙蓉古村落为个案[D].温州:温州大学,2009.

[5]颜维琦.古村落,我拿什么留住你[N].光明日报,2014-04-

26(9).

第9篇

一、影响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合理化的因素

旅游区域布局是从总体上对旅游生产力体系的地域空间配置,因此要实现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就必须分析和考虑影响旅游区域布局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有资源因素、区位因素、市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政策、法规因素等。

1. 资源因素

任何产业部门的区域布局都必须以可靠的资源为保证,否则就会使该产业的发展陷入盲目性。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所具有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决定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规模及水平,而且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合理布局。通常,具有“垄断性”的旅游资源,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并往往发展成旅游业的“增长点”。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特点、分类及规模,是建立合理的旅游产业布局,确定旅游投资规模及资源开发时序,提高旅游区域布局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2. 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是影响各经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优越的区位优势不仅为旅游经济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如通达性、便捷性等),而且对旅游产品的形成及旅游产业的布局都具有重要影响。

3. 市场因素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为轴心,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旅游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因而其整个经济运行都必须围绕市场来进行。

首先,从需求角度看,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表现在其对旅游客源市场拥有程度,而客源地的数量、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客源地游客出游人数等,都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其次,从供给角度看,一个地区旅游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其旅游产品供给及旅游服务水平,它不仅决定着该地区旅游市场接待规模,也决定着旅游市场的发育及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

因此,在考虑旅游区域布局时,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客源市场的对象、范围及变化趋势,从而把握旅游市场的容量大小。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旅游需求,合理布局旅游资源的开发及旅游产品的供给,从而形成合理的旅游区域市场定位,为合理的旅游区域布局提供依据。

4. 社会经济因素

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为旅游业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或限制因素,直接影响到该地区旅游产业布局及旅游经济的发展。通常,发达的经济条件更容易为旅游业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手段及财力资源,并且往往具有较高的旅游服务和管理水平,从而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5. 政策、法律因素

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是政策部门的重要调控手段之一。运用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不仅能加快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旅游经济在数量扩张、结构转换和水平提高等方面同时发展,实现旅游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促进旅游经济布局的合理化,减少地区间经济差异,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统一。旅游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产业,如果没有国家从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给予宏观的指导和调控,旅游业不仅不能快速地发展,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因此,在考虑旅游区域布局时,一方面,从旅游经济总体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有利于旅游区域布局合理化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已有的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合理地进行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从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民俗旅游社区文化表达空间中的场景布置

1. 场地、场所、场景的关系

场地是建筑设计构思的基础平台,场地分析的重点是物质属性和意义内涵的分析――设计基点和建筑几何性构思的确立。

场所表达了场地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及风土的内涵,场所内涵的挖掘和揭示表达设计者的价值倾向及所创造的建筑空间秩序的应对和承载方式。

场景有机融合了场地和场所概念内涵的建筑意象,是在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然后创造一种具有独特场所形象的建筑并能抚慰人身心的空间。

2. 展俗旅游社区文化公共空间设计的重要性

民俗旅游社区文化公共空间设计的目的就是以极强的空间表现让游客获得一定的感官感受,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俗旅游社区文化公共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

这里要特别强调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区别。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现代游客不停在各个民俗旅游区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民俗旅游空间。不同的民俗旅游空间,文化生态差异是很大的,以我省的安康和榆林为例,安康集中了我省最一流的南派民俗旅游风情,具有适合浪漫主义主义情怀的小资情调的民俗旅游者的文化表达空间。而榆林拥有省内最美丽的塞上风情,借助这一元素使那些喜欢大漠风情的民俗旅游者同样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表达空间。

因此,民俗旅游社区文化空间的场景布置一旦失去其应该具有的场景时,民俗旅游地的色彩中就会失去最美丽的亮色。

三、陕西民俗旅游空间的文化定位

1. 民俗文化定位

保持民俗旅游空间生活场景的真实性,就是保持一种真实的民间生活习惯。因此,民俗文化的定位。就是在具有真实生活环境的中透视出五彩缤纷的各种文化生活习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本课题组提出保护的历史街区,地方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这些历史街区的真实的民俗文化生态环境。

北京市平安大街改造的失败就是一个隆痛的教训。改造后的平安大街被人称为北京的“第二条长安街”。但是,因种种原因,开埠后的平安大街非常萧条,分析其中原因,有一点是致命的硬伤,就是其民俗文化的空间定位出了问题。原本的平安街就是以幽静、典雅的风貌、氛围着称的,改为“大街”,让高密集度的文物古迹暴露出来,还能得到怎样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大都会城市中有许多小胡同、老房子。保护得非常好的。在那里,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也是非常突出,但是,这些国家始终把保护传统放在首位。

对此,着名城市规划专家袁家方教授说:“平安大街来得太突然。北京城不应该忘掉历史,割掉建筑语言。写在石头上的历史若真被后人遗弃,那真是一种悲哀,若有一天中国发展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时,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堕落。”

2. 地理区域文化定位

地理区域文化定位,就是将各种可以表现区域民俗特征的文化现象以整体的形式完整地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青草、大漠,与毡帐、战马、勇士、歌舞、美酒、奶茶等文化形式,表现草原地理环境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气息。在这个环节上,就是要做到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匹配。在这一点上,山西省的平遥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平遥,游客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入一户人家,闯入别人的私密空间,满足视觉的欲望,再加上打探些道听途说的故事,更会获得双重的满足。有的游客还会身体验一下当地人朴素的生活,享受一下异趣。一般的旅行者带回来的信息,都是只属于平遥古城才拥有的异文化场景。在旅行者摄取的平遥场景中,没有滥情的平遥,拍摄者没有刻意寻找基本上都是代表古城符号的场景,以达到一种思古与怀旧的幽情。这样的地理环境所展示的文化行为是游客到平遥旅游最需要的地理文化气氛。

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旅游区。因此,陕西的地理区域文化定位就是一定要突出秦风秦韵。具体到市、县、乡、村都应该体现出具有地域风情的文化气息。

四、陕西民俗旅游文化空间区域划分

1. 陕西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保护民间原生态文化是开展民俗旅游的基本前提,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筛选出九个具有生态文化形态的区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它们是:

(1)风翔“民间工艺品”文化生态保护区;(2)宝鸡县――陇县“民间社火”民间社火文化生态保护区;(3)紫阳“民间茶艺、民歌”文化生态保护区;(4)安塞“民间腰鼓、剪纸、秧歌、窑洞”文化生态保护区;(5)韩城“民间建筑、民谣、方言”文化生态保护区;(6)铜川“民间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7)佳县“民间庙会”文化生态保护区;(8)丹凤“民间建筑、酒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9)宁(强)――略(阳)“羌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

2. 陕西“民间原生态文化”文化区分布状况

(1)按所属文化圈划分。陕西所处的地理环境涵盖了中国文化圈中的四大文化内容,表现之丰富,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心脏。1)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陕西关中地区以及延安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2)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陕南地区)。3)游牧风俗文化圈(陕西榆林地区,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4)“关陇文化”区域文化圈(陕西关中地区,特点是多民族共生,异域风情浓郁)。

(2)按陕西地理地貌可分。1)陕北为代表的黄土窑洞文化,具有典型的黄河文化特征。2)陕南为代表的巴楚文化。含有长江文化的丰富元素。3)关中平原为代表的则是南北文化融合区域。

(3)按农业元素划分。1)陕北半农半牧文化区。2)关中麦黍文化区。3)陕南稻作文化区。

(4)按照气候特征划分。1)陕北大陆性温带气候带自然文化区。2)关中半湿润性暖温带气候带自然文化区。3)陕南湿润性北亚热带气候带自然文化区

陕西地域南北狭长,纵跨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三大气候带和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既有牛羊成群、大漠孤烟的塞上风光,又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八百里秦川”,还有被誉为“天然药库”和“植物王国”的秦巴山地。南北迥异的地理地貌和,丰富多样的气候特点,孕育出种类繁多的民俗资源,所谓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在陕西体现的尤为突出。

3. 陕西“民间原生态文化”副区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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