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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荒诞化，形象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广告设计中如何能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好好地欣赏注意一个商品的特征，这是广告设计人员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当今网络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着人们的听觉、视觉，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广告的厌烦。在广告设计中，避免俗套、积极创新，唯美、惊艳的视觉、听觉冲击力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刺激人们的大脑，使得大众能在瞬间记住广告的宣传内容。后现代主义中的形象化强调用夸张的摄影、绘画，并在这些设计中掺杂一些炫丽的色彩等，形象地表现出商品的主要特征功能，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特色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特色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产生和成长的基础。20世纪的最后十年，文学网站大量涌现，《黄金书屋》《书路》《文苑英华》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文学网站为网民提供了海量的阅读空间，但版权问题也随之而来。1999年，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北京在线”侵权一案表明，著作权同样适用于网络传播。在这种情形下，《新雨丝》《橄榄树》《榕树下》《原创动力文库》等原创文学网站应运而生，成为网上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空间，它还在诸多方面影响了网络文学。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各个文化圈封闭的状态，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意识。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联为一体，人们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各种文化思想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交流、碰撞。在线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阅读者也是者，在接受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文化。他们使网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他们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其次，互联网的发展树立了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传统方式。在传统社会，普通人是靠人际交往传递信息，表达观点的。传递通道的局限，使得个体的心声只能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表达。互联网改变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世界观、人生观，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平等、自由的讨论，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个体在自己的话语空间里，充分展示自我，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逐渐成熟。最后，互联网极大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在互联网上，没有权威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网络文学撤销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机制，公共文化空间向私人话语开放。文学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原始状态：人人都可以无拘无束的抒情言志。这种体制之外的写作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用各种方式阐释他们眼中的文化图景并形成了被普遍认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网络文学的发生与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从时间上看，网络文学活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虽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却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的有力证明。可以说网络文学强化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包括去中心与多元化、大众化、娱乐狂欢、拼贴复制等。这些表征在网络文学中都有所体现。首先，作为后现代主义基本品格的去中心与多元化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一反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高雅指向，崇尚相对、多元与不确定性。网络文学消解中心话语模式。网络的开放性，拆除了传统文学对文学传播平台的垄断，颠覆了文学话语霸权，提供给大众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文学空间。网络文学迎来了“众声喧哗”的自由时代。文学的“载道”功能被削弱。网络文学表达内心感受，展示最真实的自我，以生命本色的喧哗替代对文学主旋律的协奏。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的大众化、娱乐狂欢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已走出神圣的殿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艺术品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手段。网络为大众狂欢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大众在这里畅所欲言，尽情抒发欲望。网络文学成为最直接的宣泄欲望的工具。展现自我，张扬欲望是大众的集体狂欢。最后，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无穷复制。网络为后现代主义的无穷复制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网络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它处于一个巨大的网络环境中，每一个文本都有可能被引证和参照，而它自身就可能是一个引证参照的结果。这就使得网络文学散发出机械复制和类像化的意味。而这一点无疑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形成了某种应和。
三、网络文学是与网络技术共生的文学
关键词：网络文化 后现代性 狂欢 仿像
21世纪是一个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高度交融的世纪，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正在勃然兴起。它为人类提供了新世界文化生活空间，建构起新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因而网络文化也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
一、网络文化的定义及特征
1．网络文化的定义
如何定义网络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文化，它并不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如果你感觉到了以某种方式生活的话，这里面就有了文化，当你的吃、住、行、交友日常活动按网络的方式来进行，自然就形成了网络生存方式，也就是网络文化”。盯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分布很广的、松散的、准合法的、选择性的、对立的亚文化复合体，它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的领域，如视觉技术、边缘科学、先锋艺术、大众文化等等。”狮综合各家之言，我认为网络文化可以这样来理解：网络作为一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上生活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化形式，它不仅对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规范进行了反思，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性，而且还正在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文化体系。
2．网络文化的特征
(1)平民化。在网络中，所有信息都以“比特”的形式传播，人们在网络中的存在也被虚拟化为一个个“符号”。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网络的现实是，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因此，这也完全消除了现实社会中身份的差别和地位等级的悬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参与种种思想的交流和探讨。网络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创造了一个非等级化的平等的公共领域。
(2)开放性。网络文化的传播是依靠虚拟技术，以数字编码、存贮和传播的方式实现的，它具有高度的灵活、快捷的特性。网络通信技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文化产品的传播具有了高效方便和极易普及的特性。有人把网络文化称之为“快餐文化”，例如：一种文化现象、一个观点和一件大家感兴趣的事件，通过网络在一瞬间就可以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网络的这种灵活、快捷的技术支持，使得网络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
(3)共享和互动。网络文化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每一位网络行者来说都是可以尽情享用的，它没有供应的限制，也不受供应时间的限制，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读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翻阅同一本书的同一页。如果你喜欢，你还可以在论坛、聊天室、博客中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供大家进行讨论。共享和互动是互联网的特色，因此互联网具有了无限的魅力和生机。
4．多元化。“虚拟文化是文化的多维选择的展示，其中既有变成了现实文化的可能性的选择，也有尚未变成现实文化的不可能的选择。虚拟世界可以兼容现实，把现实的可能性和非现实的可能性都融合在互联网上，这就导致了虚拟文化的丰富多彩”抛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网络行者们，借助于虚拟技术在网络中找到了尽情展示自己的舞台。在这里，避免雷同、张扬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早已成为了一种时尚。在这样一个“蛙噪时代”，网络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的态势。
二、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意蕴
1．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性表征之一——狂欢
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文化的主要特征与上世纪6O年代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文化有许多奇妙的契合之处。“对话”、“众声喧哗”、“狂欢”、“未完成性”等巴赫金的理论术语极具后现代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正是网络文化的。
(1)狂欢文化的全民性、参与性。狂欢节是民间性的活动，“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这一特色也同样适合互联网。如前面所述，网络文化是平等参与的平民文化，只要你具备上网的硬件设施，你就可以参与其中。任何一个网络行者都可以通过在论坛中发帖和回帖，实现交流、沟通、表达和宣泄的目的。
(2)狂欢文化中的个体是平等的，权威性被消解。在狂欢节中，那些曾经决定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秩序、法令和限制统统失去了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平民贵族之分。在网络中，每个主体之间也是平等的，处于边缘和弱势群体的人同样有说话的权利。正如《虚拟认识论》一书所写：“因特网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它的无中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削弱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和信息垄断的局面，行政官员、精英人物都将与平民百姓在信息传播和接受加工的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3)狂欢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元的、自由的。巴赫金认为狂欢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是诙谐和笑，“她是狂欢的，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狂欢文化这种诙谐和笑与网络文化的潜意识是一致的，没有禁忌、没有限制、随心所欲，这正是网络行者们想要达到的境界，而这种追求也必然决定了网络文化形态的多元化、表达方式的自由化的后现代特性。网络上流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悟空传》等文学作品都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色。如迈克尔海姆所说：“未来的网络空间可能不单单复制出传统信息的更有效的翻版。新的信息网络类似于现代的超级大都市……混乱的打斗和暗藏的小路到处都是，没有任何明显的中心。”
从网络文化与狂欢文化的比较可以看出，网络是滋生后现念的绝佳场所，它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徜徉其间，多元、反传统、开放和自由的后现代特性在网络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性表征之二——仿像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后，可得知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非是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概念，其中的“后”指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或是“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很多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主义所提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曹天予教授在《科学与哲学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组文化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向，更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状态》一书中也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枯山水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体现
关键词：西方后现论；文学思潮；女性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1]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2]
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3]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 / 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 / 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4]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彬.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3（03）：27-31.
[2]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11-19.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人的发展”、“人”、“人学”，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谈论人与人学，绝非的先验预设或者旧话重提，它是基于新的背景所提出的具有特殊旨趣的一个命题。在中国当下，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尽管学术立场与平台互有差异，但学术旨趣却不约而同地辐凑于“人”并认同马克思“人是最终的目的”之命题，只不过其分野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人”的不同角度的切入。正如西方革命直接导致了对话主义的性出场，中国理论界在经历了“众声纷纭”的表述危机以后，寻求话语间的“通约”与“间性”已成为一种理论自觉。“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出场。作为一次多平台、多话语的对话与交流的尝试，这次研讨会表现的非常成功。其中既有现代性平台上对“人”的精英主义的价值关注；又有后现代平台对人的“本真状态”的探询；更有期许通由某种和谐的理论中介达至“持两用中”的对话语“间性”的一种追寻。
钱中文在开幕式上重提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点出了本次研讨会的旨趣所在。认为计划体制下树立起的近乎“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已随经济社会转型而黯然失色，新的时代在释放人的潜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信仰缺失的诘问。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新的人文精神应融合我国原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黄克剑则由价值形而上学的角度切入，从作为对象化活动之人生众多价值之维中析出审美之维，并把人生放在审美视界中去把握，认为一旦审美这一维萎缩，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让审美重新自觉的话题说起来，在当下仍有必要。成复旺则提出应把中国传统文化、前现代文化、跟现代文化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以生命为导向来思考一种更健全的文明（后现代文明）。认为一个健全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现象，人的健全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一种跨现代文化。
具体到文艺学学科建设，从“人学”、“人论”的基点谋求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一直是许多学者尝试的课题。陈传才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这也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从本体论出发看文学，它不仅具有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且具有解放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本性的意义。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不能停留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应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李衍柱认为人论是中西文艺学共同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人本身、人性、人的解放与历史的未来的和认识是开启文艺之门、探索文艺活动的特点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的入口。冯宪光认为当前文艺学建设要把重点放在人类学模式上，应当明确提出建设中国人类学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思路。此外，周忠厚就人的发展论和当代文艺思潮，杨恒达就多元主体性、交互主体性与当代西方文学关系分别作了发言。
［关键词］ 后现代语境；游戏性；游戏主义
一、后现代语境
杰姆逊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二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三阶段通常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或者称为媒介资本主义，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①这一时期，普遍认为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其大体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行为构成整个社会秩序运行的内在逻辑和规则，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迅速发展。
在今天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表现在各种哲学社会学著作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大众传播和日常生活方式中，形成一种对于生活独特的体验方式、认知方式，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从而使今天“成为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
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高度的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杰姆逊说过：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②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到各种文化艺术的创作无不渗透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文化作为消费品从文化原有的神秘地势走了下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费的一种手段。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将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不再用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本杰明所谓的“韵味”等标准来评价和要求艺术作品，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后现代性文化是整个后现代文化的主体。后现代性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一种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它以其娱乐性，可消费型来吸引受众，通过受众的间接购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商品是一种简单化的、平面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不附带任何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品所具有的任何社会的和哲学的功用和价值，消费是其惟一目的。任何偏离消费这一目的的属性都会扩展这种消费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都会影响其商业价值的实现。因此，后现代性文化有时是反美学、反个性、反严肃的。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利奥塔德说过，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等。它用价值颠倒、视点移位、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常规的秩序，进而表明自己的不确定性；它利用反讽、玩笑等手段打击世界的荒唐和虚伪，消解看似崇高其实可笑的价值系统，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准备好取而代之的新的价值标准及其阐释系统。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其实有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互相渗透在一起。从外表看，后现代性对于文化深度的放弃源自于一种商业目的，而后现代主义出自于一种哲学动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崇高感、责任感的消解和背叛。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等在传统艺术中被认同的价值倾向性在后现代这里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梦幻和文化游戏等一些虚无的东西。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密不可分性在电影中表现的格外典型，作为商品和商业运作客体的电影一方面不再把过多的艺术责任加载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电影的创作主体的哲学理念特别是艺术哲学的理念决定了电影中对传统的消解或对既成秩序的颠覆和反叛的因素不断涌现。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认同、互不矛盾的，甚至奇妙地统一在一起，其契合点就是承载着创作主体艺术理念的电影产品成功地占领了市场。从第一个方面讲，创作者更多的开始放弃对于艺术救赎力量的追求，将艺术的美感更多的上升到形式审美的层面上；而与此同时，彻底的趣味主义降低为制造为更多受众接受的纯粹娱乐消遣电影所做的努力。于是前者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趋向，而后者便呈现为一种后现代性的消费趣味。电影学者崔子恩把前者称为电影之游戏主义，我们不妨把后者称为电影之游戏性。
二、电影的游戏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开始从政治教化的套路中解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中国电影开始轻装上阵；随着大量港台娱乐电影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的国人开始学会享用娱乐电影所带来的乐趣，而一批电影创作者也开始意识到电影背后的工业背景，开始意识到电影商业运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于是中国以娱乐和纯粹消费为目的的电影应运而生。从最早的《古墓奇山》到第五代导演插手创作的《代号美洲豹》，到《大话西游》再到《三枪拍案惊奇》，中国电影的“思想包袱”越走越轻，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希望从电影中辨别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不希望从电影中获得一种救赎和解脱，电影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同时也割断了与世界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一种自律的体系和自我封闭的游戏文本。
在这样一个视听化的游戏中，一切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和矛盾被转化为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在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使社会与历史的经验简化为冲突与解决冲突的戏剧性格局，并通过主人公来处理现实困境，为观众组织一种封闭在文本之内的幸福体验。在影片《少林足球》中，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担当起拯救少林功夫和拯救中国足球的历史使命时，最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中国功夫和足球运动早已经被先在地结合在一起，这两者结合的理由很简单――好玩。在影片的叙事中，主人公按照观众的观赏经验完成了从克服困难、组建球队、演练球技到最终战胜敌手的过程，最终观赏者在结尾获得了心理认同和压抑释放――观众对中国功夫的心理崇尚和对中国足球现实状况的不满。在两个小时的观赏时间里，观众在电脑特技编织出的视觉奇观面前获得了认同和释放。 可见，现代电影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已经由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或文化行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类似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的满足行为，这种电影的游戏性体现在它的“游戏原理”之上。它和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一样，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看电影于是变成了玩电影。
三、电影之游戏主义
后现代文化是商品经济的直接产物，通过文化游戏来谋取暴利，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存在方式的话语表达。
中国电影一直高扬着“人文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风雨飘摇，价值体系开始大幅度地移位，永恒的真理开始变的“暂时”。艺术家发现，所有对于世界及其秩序的认识和解释都是人为的，都是有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的动机的。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一个本原的世界，而是一个进入主体的客体、一个完整世界的一部分；而即便是这一部分，也是“被我们符号化的，后知后觉的”③。
基于此，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利用自身合法化的影像系统构建了与自身生存密不可分的社会和文化网的合法性的对抗。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第一次对光怪陆离的现实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影片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受众在对这些进行一种嘲讽的同时，对自身生存的状态也进行了反思，进而那种历史的神圣感随着哄然的笑声化为泡影、荡然无存。《三毛从军记》同样采用大量的反讽、戏拟、戏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手法，对战争、英雄作了重新的解释，甚至对电影本身也作了重新解释，从而暴露了这些解释的非必然性和非真实性。
电影意识和理念中对深度和严肃的拆分直接导致了后现代电影中大量的对于叙事进行解构和重组的影片的出现，而这些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名词，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国电影的解构更多的、更大程度上发生在电影本体的范围内，而不是电影的艺术或哲学层面上。很多艺术家追寻的是简单的或者说并没有太多内容的题旨和具有“色彩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虽然并没有人过多指责这类影片的形式主义倾向，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能够顺利读解影片的精英观众群，甚至创作者本身都意识到这种电影的游戏主义倾向。娄烨的《苏州河》可以看做是这类电影的一个经典范本。《苏州河》的原始影像文本很简单，就是发生在一个为情而死的“美人鱼”与城市青年身上的爱情童话，这个悲剧被赋予的典型意义便是“执著于爱情”。娄烨为了把游戏玩下去，于是构建了一个与这个童话互为影射的新的线索，在这个新的线索中，仍然选用了美人鱼的扮演者担任现代版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变成了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始终未露面的青年，他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故事赋予他的――他是一个专为别人摄影并以此为生的人，另一个任务是导演(在这个特殊的作品中，也可以成为隐含的叙事者)所赋予他的――影片所有的画外音全部出自他口，而影片所有的影像也来自“他”所“拍摄的素材”，他成了故事的见证人、影片的叙事者。女主角与其进行的交流全部是面对“他”所持的摄像机镜头，这样，观众被毫不商量地拉入了影片，当女主角将所有的怨言和责问抛向男主角时，银幕前的观众成了真正的“受审者”。后来构建的叙事线索似乎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它包含着凶杀案、绑架等所有都市片中经常能见到的元素，使影色的灰暗更加严重，于是童话的美在对比之下更是不言而喻。既然是游戏，就不能将两条线索简单地陈列在一起，对于两条线索的联系的表达，娄烨除了让一个演员担任两个角色外，还让童话中的男主角贯穿童话和现实之中，更让现实之中的角色见证甚至经历童话中人物的体验。
电影之游戏性与电影之游戏主义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本来它们都是在资本和商品驱动下的两驾马车，只不过一主一骈。“受到商品逻辑的支配，后现代文化为大众允诺了一种文化的解放，他兴高采烈地抛弃了由那些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负重，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清扫着文化垃圾的同时……为欢乐的平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④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刻薄，也许并不适用于对许多优秀的后现代主义电影进行描述。电影之游戏主义对于“现代性”的解构、消解甚至否定必然会诞生出新的与“现代”互异的元素，而这种元素毫无疑问会融合到下一轮回的“现代性”回归的大潮中。
注释：
①②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③ 罗锣：《爱情的神话与光影的世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