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7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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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的《》最后获奖。由于作家们对于题材对象的及时捕捉和深入开掘及激情的文学表现，使得这些作品都具备了一种现实、激情、厚重和动人的力量，读来使人情绪昂然、心灵震撼、见识扩大、深思绵绵，经历一次现实和历史社会生活的精神洗礼，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种新的理解与感受。优秀报告文学的品质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报告文学的力量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纵观此次报告文学作品的获奖特点，评委李朝全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行进中的文学样式，它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社会生活及民族进步，与文学审美新变、受众阅读情趣口味变化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基本上可以归入主旋律范畴。五部作品全都深深印刻着作家感时忧世、爱国爱民、人文关怀的情结，体现和贯彻着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积极呼应时代、参与生活、干预现实的伟大禀性。作品情节细节丰富，生动好读，感人至深，具备小说等虚构文本所难以企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谈到这5部获奖作品的各自特点时，评委会副主任李炳银说，这5部作品各有特点，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用最热切的赞美和最犀利的笔墨对陈晓兰这位具有天使般美好心灵和勇敢扶助正义的人物，给予了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同时，通过陈晓兰的真实打假反腐经历，表现了她惊心动魄的和医疗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情景，给予卫生医疗领域的丑陋腐败现象非常犀利的解剖和重击。作品在现实力量、战斗风格，担当精神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十分难得。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是一部现实的历史报告，作品对独臂将军余秋里在国家能源危机的时候，被中央高层点将出任石油部部长，尔后即统帅石油大军征战不歇，最后经过艰难曲折成功开发大庆油田，为年轻的共和国注入生命活力，创造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壮丽业绩作了历史的表现和现实的解读。作家对于丰富纷繁的历史大事件的把握和对于人物情感的描绘，都十分成功，使人在感受历史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有一种现实的领悟。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是作家在38次驻守和穿越之后，以自己真实的见闻感受和深刻的体验，对驻守在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沿线和整个地区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长期护路生活的动情描绘和文学表现。作家用一个个真实的生死故事，具体地诉说了在这个“生的艰难，死是容易的”地方，官兵们无私高尚的精神，勇敢牺牲的行为和丰富激情的内在思想情感世界，读来动人肺腑，泪水难禁，被他们的精神感情和命运紧紧的牵绕。现实的动人生活内容被作家激情的文学描述所点燃，使《用胸膛行走》成为了照亮人们精神的火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是在 如今依然困惑着人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及教育方式方法变革的时候，用心的、生动具体的通过认真的内外搜索和冷静的理性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正在发生发展的新教育风暴衍生和开进情形的报告。在大量的有关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习惯等的信息呈现、研究基础上，作家用自己智慧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不少对中国教育改革有益的见识。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力量使这部作品很有社会影响力。王树增的《》，是作家在结束60年后对的一次文学的穿越。作品对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和细节的把握充分，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上对进行了个性的新的诠释，在理想精神的力量和生理抗拒自然力量的顽强等方面，给以更加开放和现实的理解，使这样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真正具有了奇迹的意义。这是作家的一次精神和历史文学的旅行，也是一次史诗的追求写作，是截至目前表现的最具历史现实意义和史诗品格的作品。
参加此次报告文学评奖的评委们一致认为，获奖作品较好地表现了这两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水平。因为评奖篇目的限制，还有许多优秀作品未能入选。所以，通过这次评奖的检阅，在阅读了参评的125部作品之后，给人的感觉还是欣慰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许多值得改进和发展的地方，但实际的情形，决不像有人惊呼的那样，真的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到了生死“沦落”的关头。很多人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粗糙的直观感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认真大量的阅读基础上，所以，认识的偏差也就难免。在评选的过程中，不少长期研究小说的评论家、编辑，对于报告文学的评价都十分良好，认为报告文学所包含的社会信息和力量，是十分丰富和有力的，阅读报告文学的感动和思考时常让自己兴趣盎然，心身感动。
关键词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 重要他人 作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YANG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 role socialization is a lifelong dynamic process，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the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its main impact ar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by peremptory norms guiding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oriented person - kindergarten leading role in the long role of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ocialization； supporting role of peer group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 others； role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指幼儿教师在专业团体中，接受专业规范、教师文化及学校环境下的角色适应过程，是幼儿教师学习并获得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和表现专业精神的终生动态过程。①从个体层面看，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也是“教师角色扮演”的过程。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幼儿教师家庭因素、幼儿教师个人的价值观等，其中“重要他人”对幼儿教师的影响不容忽视。②所谓“重要他人”是指幼儿教师对个人的“自我角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和群体，他们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发展有着“主导性影响因素”。③幼儿教师在为人师者的任教环境中，园长、同事、学生和学生家长都是幼儿教师较为长期的，互存利害关系的“重要他人”，他们的行为和期望都可能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④按照性质划分，幼儿教师任教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可分为三类：（1）权威导向者――园长、行政人员；（2）同辈团体――幼儿教师；（3）服务对象――学生和家长。本文试图分析，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权威导向者、同辈团体和服务对象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1 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权威导向者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透过“权威”这一特殊身份，用强制性和引领性的特点来促进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这样的权威导向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为学校和教师制定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的团体，可称为制度权威导向者。另一类是指对幼儿园事务参与管理指导的，以行政代表的身份管理全园的如园长等称为管理权威导向者。
1.1 制度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强制规范作用
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有着颁布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对幼儿教师角色进行强制性规范的重要他人，有着鲜明的特点是保证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强有力的制度力量。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是制度权威者对幼儿教师的强制角色规范，是定义者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促使幼儿教师形成一种对教师角色“自我”的解释。制度权威导向者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角色要求迫使幼儿教师为了继续留在教师岗位，唯有遵循权威导向者这一重要他人为其塑造的角色形象和期待，表现专业角色。
1.2 管理权威导向者――园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引领作用
在幼儿园中，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该组织的领导者――园长。园长的管理风格直接影响着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领导者，是“一个幼儿园的灵魂”。园长对全园的一切事务起指挥督导作用，园长的领导方式与良好的学校气氛密切相关。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重要他人，是既具有权威管理性领导师生共同努力实现教育实践活动的工具性重要他人，也是满足幼儿教师个人需要的情谊性的重要他人。葛乐士（N. Gross）等人于1965年所发表的《全美校长职务的研究》（The National Principalship Study）表明校长以专业顾问的态度来引领教师教学，那么学校的教学效果较佳，会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促进教师专业顺利发展。⑤同样，园长对幼儿教师的管理权威在理想状态下应是一种“专业权威”，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平台，尊重教师专业活动的权利，积极思考教师的“专业自”。
2 教师文化――同辈群体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支撑作用
幼儿教师要实现其角色社会化，在幼儿园环境中，与同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⑥陈金菊调查广州市区幼儿园环境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幼儿园各个变量都会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师文化。⑦教师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同辈群体的规范又是形成教师文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同辈群体又称“同伴群体”或“同辈团体”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及活动，处于相近年龄（或同年龄）和发展水平的人而组成的群体。同辈团体作为教师角色化的重要他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影响，对幼儿教师角色化是潜移默化的，蕴含于教师的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幼儿园同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是其专业社会化必要条件，良好的教师文化和同辈团体互助合作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具有支撑作用。特别是新教师的专业化，常常取决于教师同事之间的接受程度和认同程度。⑧
同辈群体对有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幼儿教师处于同事团体中，同辈团体对幼儿教师传递同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多数教师喜欢依据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幼儿园班级事务，也能尊重其他老师的处理方式，老师之间互相尊重、分享、协商问题合作研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教师文化氛围。合作协同的教师文化氛围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一种支撑作用。
教师同辈群体提供给幼儿教师入职后所需要学习的新角色和社会技能，并促使幼儿教师个体对教师同辈群体产生认同感，影响幼儿教师个体的言行，由于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和园长都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规范性重要他人。
3 服务对象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3.1 幼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推动作用
在教师角色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鲜少有人注意到关注幼儿对教师角色社会化的重要性。根据束从敏针对10名幼儿教师的深度访谈，调查幼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原因，结果表明对于老师的付出来说，孩子的爱是最大的安慰和补偿，也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的重要原因。⑨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中，幼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教学中的成就感，是同时来源于自己和儿童的共同的成长和进步的。在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师幼互动质量与教师教育策略的提升，专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有效的师幼互动能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促进教师角色社会化。尤其在贯彻《纲要》的今天，教师和幼儿在活动中真正互动起来，也更能显示一位教师的专业水准。幼儿与教师的角色社会化是在师幼互动的交互作用下相互影响的。
3.2 家长对幼儿教师的角色社会化的评价作用
教师是以教育教学工作这一特殊劳动来换取经济报酬的职业，幼儿教师在充当“受雇者”这一角色时，不得不要考虑到家长这一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家长作为教育资源的享用者，对幼儿教师的角色期待不仅能够折射出家长对幼儿的教育观点，更重要的是对幼儿教师自我角色评价有着重要作用。胡福贞在其研究中指出，幼儿教师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会频繁地进行外部参照比较，其中四种典型的参照物之一就是家长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作为评价自己工作的依据。⑩
据张帆对幼儿教师与家长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家长和教师都将对方视为教育孩子的合作伙伴，认识到彼此为同一个目标――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家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能够对幼儿教师产生最为紧迫的心理压力，并潜在地改变幼儿教师的角色行为。家长通常对幼儿教师的品评无需太多的教育理论的支持，往往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与交流。孙瑞权在幼儿教师专业认同感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中，有教师在访谈中表达“我觉得家长的信任和尊重是我工作的最大的动力，至于幼儿教师地位低下也就不很重要了。家长更加体验到了我们的辛苦，当家长都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时，我就觉得工作很值得了。”
注释
①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119-124.
② 彭云.重要他人：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者[J].当代教育科学，2012.11：34-36.
③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4.
④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12-118.
⑤ 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112.
⑥ 唐彬.重要他人研究述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9：23-25.
⑦ 陈金菊.影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环境因素之研究[D].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22.
⑧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00.
⑨ 束从敏.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89.
⑩ 胡福贞.幼儿教师自我评价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8：180-183.
关键词：满清文化；历史；遗产；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装饰
沈阳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如果简单将沈阳故宫这一世界遗产资源，其旅游装饰产品简单地按照市场化的旅游方式定位，必然造成以旅游价值评价取代遗产价值评价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历史的深刻性和文化的传承性的丧失。所以，对沈阳故宫这样世界遗产的旅游装饰产品的开发，必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潜在作用，对遗产资源要进行多方面的价值挖掘，包括美学、思想史、宗教、社会学、历史、科学与技术等，即通过考察研究、审美实践而不断发掘其科学、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并不断提高对遗产所在地的文化、民风、习俗等资源价值的研究与开发。这就是笔者对沈阳故宫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基本定位。旅游装饰产品开发设计定位是旅游目的地不断扩展和深化其旅游产品的前提。通过对沈阳故宫旅游装饰产品开发设计定位的分析，今后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装饰产品的深入开发，似应将重点放在能够充分反映满清历史文化民俗特点的旅游装饰商品的开发上。而在设计这些旅游产品时，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文化架构上要充分反映满清文化的特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清代初期政治的中心，充分体现着满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满族是我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居住在祖国白山黑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在不断的生息繁衍中，经历了从野蛮社会形态进入文明阶段的历史进程，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断分化、整合，最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其中不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风俗，也被列入保护或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满清的这些民族文化习俗，虽然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里没有逐一的具体展现，但是人们从其建筑风格、艺术设计、展品陈列中，仍会领悟到这些民族的特点。因此，我们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产品开发设计中，一定要坚持以满清宫廷文化为其内核，以满清民俗文化为其外延，充分挖掘满清文化的深刻内涵，以生动的形象设计体现满清文化的独特个性。
2 商品品味上要体现旅游地的地方特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所在地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美称。沈阳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既是满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沈阳远在七千多年前，本土先民新乐人就在这里农耕、渔耕，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的新乐文化，成为华夏文化发展的重要支系。之后，这里发展成为汉族和东北各民族的共居地。由于沈阳靠近中原，作为其进入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被历代中央王朝列为其控制东北的战略要地。沈阳城邑形成于汉代，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历经数代王朝的更替，几经废置，又不断得到复建，并逐渐形成规模，而且始终处于东北边地军事重镇、区域内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后，它是国家重点建设起来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沈阳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区别与其他地区的产品开发的特殊性、地域性，也是吸引旅游者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开发设计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旅游产品时。一定要以当地的民风、民艺为载体，充分反映当地物质文化产品的历史渊源，使每个旅游者所购到的旅游商品，都能铭刻着对这个旅游地难忘的经历。
3 商品装饰上要坚持满清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如前所述，我们在开发设计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产品时，一定要突出满清民族文化的特点，就是说，要以博大精深的满清民族文化作为支撑和根基，但又不能拘泥于满清文化的传统特点，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装饰艺术的设计手段与方法，使传统的满清文化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将现代的设计元素合理的运用到传统文化的设计中去，使二者恰到好处的融合起来。创作既有深厚的满清历史文化的气息，又能反映出现代装饰艺术特点的优秀设计作品。
4 市场定位上一定要坚持实用性、方便性和礼品性
我们开发设计的旅游产品，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市场需要。它必须从旅游者的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来考虑。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其文化价值内涵的基础上，一定要考虑其实用性、方便性和礼品性。所谓实用性，就是所设计的旅游纪念品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用途，如文化衫、风情包、特色扇子、室内装饰产品等；或者有一定的收藏和保存价值，如历史文物的复制品等。方便性就是体积不要过大，要便于旅游者携带。礼品性就是包装要牢固轻便，外观造型要美观大方、精美别致，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其亨.建筑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2]田浩.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以成都地区餐厅空间室内设计为例[M].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
[3]刘霏霏.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M].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新一轮的素质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改革的深度和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为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我国音乐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倡导下，推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面向全民、全面发展、过程重于结果的教育理念。
XX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从而明确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对于作为实施美育重要途径的基础音乐教育，无疑是个肯定。XX年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机制不完善，教育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等问题。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在近些年高速发展，但受到经济因素以及我国教育大环境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市场混乱、教育评价系统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 对于儿童音乐修养及音乐学习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但不可否认, 因为目前音乐培训市场鱼目混珠现象存在, 也使深圳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选取了部分小学及社会教育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希望能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目前社会音乐培训市场的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对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并对如何解决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提出建议，希望为深圳市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趋势
社会音乐教育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欧洲文化中，个体人的音乐素养被认为其社会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欧洲存在大量的非专业的社会音乐教育，师从于私人音乐教师学习音乐是西方音乐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绝大多数人的音乐素养的形成并非是学院式音乐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社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普遍的音乐教育现象。
苏振兴、成露霞(河北师范大学)在《论古希腊音乐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一文中对古希腊社会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有所描述:古希腊有关音乐教学的一记载最早见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当时是希腊人学习音乐最主要的教材，因此荷马成了希腊人最早的音乐教师。吴跃跃在《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概况》中写到: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增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别对加拿大的社区音乐教育、街头音乐艺术、社会音乐考级、华人音乐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现出加拿大对社区音乐教育的重视及投资，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艺术中心，教堂在社区市民音乐生活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街头音乐艺术更是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作者认为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可以用三句
话来说:“人人需要音乐，音乐满足每个人”;“音乐教育多元化”;“社会音乐教育以提高人的音乐素质和文化修养为目的”。从中借鉴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维尔弗里德·格鲁恩在《80年代音乐教育大讨论中的六大热点》中写到:音乐不必去美化学校生活，而应以各种音乐会和音乐活动去影响校外的文化活动和社区生活，并把校外音乐文化的各种活动(报道、展览和演出等)纳入学校工作中。
2.2国内研究趋势
目前，有关于深圳的社会音乐教育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有关其他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书籍和论文有:曾遂今在《音乐社会学》中写道:音乐社会学与音乐、社会两方面均密切相关，音乐社会学一词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则明确标志出音乐与社会相联系的内涵。曹理在《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一文中通过对梁雷的音乐成长历程的描述，让家长和教师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并指出良好的环境氛围对于音乐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有促进效应。舒泽池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中写到: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当然不是从天而降，主要基于两个条件:首先是改革开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其次是人心思“文”，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重视文化品质。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音乐教育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形式。冯效刚在《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文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在音乐院校和普通学校以外进行的音乐教育，如文化馆(站)、群艺馆、青少年宫、音乐厅等进行的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群众音乐辅导、教学和组织，以及音乐表演的教育模式。王萍在《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中对两种音乐教育的差别和两种音乐教
育在普通大学里可能的混淆及其后果进行了论述，提出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必须妥善加以区分。长春大学的陈明大《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从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启示、早期音乐教育的优越性、社会音乐教育的素质要求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陈雅先在《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中提出:音乐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但音乐学习带有很强技术性的特点又常常导致音乐教育中人文教育内容的弱化。
因此，正确处理音乐学习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现音乐学习的技术性与音乐文化的人文教育的交融，是社会音乐教育研究的着眼点，亦是社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孙继南在《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办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和教育对象的普遍、广泛性，它在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张力元在《人民音乐》(XX，l)中发表文章《社会音乐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文章中主要阐述了社会音乐教育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和改革开放的大步发展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罗
静(XX)在《重庆市少年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陶馨(XX)在《武汉城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查研》;高畅《管窥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甄妍妍《枣庄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胡园飞《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综合阐述了我国及各省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3、参考文献
[1]李凤英《学校音乐教育应该教什么?》中国音乐教育XX，8
[2]舒泽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人民音乐XX，12
[3]张力元《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人名音乐XX，1
[4]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硕士论文XX，6
[5]薛艳萍《关于吕梁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音教网XX，2
[6]李景忠《发展社会音乐教育之我见》深圳市观澜中学网站XX，3
[7]白雪《浅谈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民营科技XX，12
[8]甄妍妍《枣庄市杜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硕士论文XX，4
[9]张英豪《社会业余音乐考级研究与思考》硕士论文XX，4
[10]魏豪扬《音乐学院参与社会音乐培训的市场机会》福建论坛XX，
[11]桂平 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大众文艺 XX
[12]陈燕 长春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XX,2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研究目标
希望通过研究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对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产生借鉴，为丰富我国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同时，通过我的研究引起更多音乐教育同行对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关注，从而为最终解决目前存在问题、建设良好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大环境创造条件。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在本次调查中，共采用了两份格式的问卷，一份针对学生和家长，另一份针对教师。调查问卷发放后，由调查对象以书面形式答卷，问卷收回后，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最终调查结果。在统计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借助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中的 microsoft excel 和microsoft word 进行电子数据处理，再结合人工分析，找准问题所在。除了无记名形式的问卷调查法，还对有关人士采用田野访谈法，通过与被访谈者的口头叙述和交流来收集所需资料，以保障本文调查内容的真实有效。
1.3拟解决关键问题
本选题以学校音乐教育为立足点来审视社会音乐教育、以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理念来指导社会音乐教育，以便促进社会音乐教育更好的发展，对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的培训机构和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1研究方法
本文从音乐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现状调查、数据调查、分析问卷为核心，运用音乐学科教学论理论，结合音乐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和哲学、音乐文化学等知识，通过资料梳理、文献考查、问卷与谈话调查、技术分析、比较分析、逻辑思辨、归纳总结等研究过程，在分析大量调查数据以及非量化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本研究论题的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比较、集中不同层次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形成本论题的认识结论。
2.2技术路线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2.3实验方案及可行性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3.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目前，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学习班开办的如火如茶，学生和家长们也整天奔波于各个学习班之间，忙的不亦悦乎。本篇论文主要是针对深圳市琴行培训机构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大多数社会音乐教育只重视音乐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为情操服务的原理，琴行培训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学校音乐教育则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忽略了人刁’的培养。本选题从学校音乐及社会音乐教育的不同角度审视怎样更好地使社会音乐教育有力地辅佐学校音乐教育，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4.预期的论文进展和成果
预期发表学术论文1-2篇。
三、论文大纲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义
3、研究内容
4、研究方法
二、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1、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概念分析
2、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形式
3、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
4、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内容
5、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三、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1、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社会文化背景
2、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研概况
2.1 调研地区
2.2调研对象
2.3调研方法
2.4调研目的
3、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简述
四、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1、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主要问题
2、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问题原因探析
五、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1、明确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功能定位
2、对社会培训机构和考级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加强管理
3、贯彻素质教育，取消导向性的政策
4、构建合理课程体系，发展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5、完善社会音乐教育学生评价体系，保障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研究基础
1.已参加过的有关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查阅了一定数量与选题相关的文献，基本掌握了开展调查研究的主导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了基本科研思路、方法和模式。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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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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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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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制度德育的内涵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时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对学校德育问题的思考，认为“制度德性比个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个体德性的基础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设比榜样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后有学者直接将“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个人”作为“制度德育”的定义，并认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学者还将制度德育的涵义概括为“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动，以制度规约德育的实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德性”［4］。还有的学者运用属加种差定义法为制度德育下定义。他认为制度德育的邻近属概念为“德育”，即一种培养德性的活动；种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规约下进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转化为个人德性的过程。因此，“制度德育”是运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中进行的德性培养的活动。［5］
（二）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总是以相关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同样，制度德育作为德育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其形成也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归纳其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制度伦理学、人学、德育社会学和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制度伦理学认为，制度因内蕴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着道德价值的善恶判断，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而学校制度作为具体的制度，同样内含着一定时代的教育伦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4］的人学理论是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学说，它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质的凝结，与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准［6］。“制度是人的价值存在”，“德育制度是为了实现德育目标———发展人的德的”，“促进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价值”［17］。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德育总是在一定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下进行的，一定的学校制度规范、引导着德育，德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4］从人的德性形成理论的视角看，制度是个体道德品质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即他律－自律－自觉的发展过程。”［8］因此，德育应以此为依据，以他律作为德育的逻辑起点，他律性阶段的德育应体现强制性和引导性。
（三）制度的德育价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制度的德育资源主要包括价值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环境支持，社会制度、学校制度和学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价值资源。其一，社会制度的伦理精神影响着德育的环境；其二，学校制度为学校德育提供道德风尚的支持；其三，学校德育制度为德育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往环境［9］。另一方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制度对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规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变革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合理的制度对于德育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能支持学校德育的变革与发展［10］。杜时忠教授则从学校制度的角度具体地阐述“制度是教育资源”［11］。首先，学校制度为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成为学生道德知识的重要来源。其次，学校制度为学生规定了特定的价值导向，隐性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再次，学校制度为学生建构合理、有序的学校环境，保护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德育的实现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实现，制度何以育德，这是制度德育理论的探讨的重点之一。有些学者借鉴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制度思维的观点来探讨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们认为制度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可以进入人的思维，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来影响人的观念，即把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强制性的条例、规定、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来规范和指引人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制度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来影响人的观念，引导人将这些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内化，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律。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互相协调，共同引导着人的行为朝积极方向发展。［12］杜时忠则从制度德育这一理论如何真正实现的宏观角度来谈的，他认为制度育德的实现有三步曲：首先，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认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实现学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对现行学校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建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体的学校制度化为学校生活方式，通过学校制度生活来培养学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机制问题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就只有两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即武汉理工大学卢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师范大学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卢楠楠认为“制度德育机制是指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由于某种机理形成的因果联系和运转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和层次的整体性的功能及其规律，包括其运行所依据的原理和原则，运行过程的状况即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时指出目标性、规律性、整合性和能动性是制度德育机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认为制度德育机制的结构包括预期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认同机制四个方面，通过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优化制度的道德建设、发挥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等可以优化我国制度德育机制。［5］
二、制度德育的实践研究
已有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制度、学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对学校德育制度的现状调查。如刘超良的《学校德育制度现状的调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14］都是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实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2．对学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刘任丰的硕士论文《学校制度的道德审视及其改造》与博士论文《学校制度的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学校制度的实地考察来寻求学校制度的德性变革。其硕士论文是通过深入某中学，对其学校制度进行了道德审视，分析了学校制度在其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学校制度缺陷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据此为学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15］其博士论文则进一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办中学进行实地考察，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德育问题，揭示学校制度的状况，分析学校制度的过程、机制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影响，为人们反思当前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学校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德育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16］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深入实体学校进行调研，观察实际的学校制度生活，发现当前的学校制度生活存在主体的单极化、空间的边界扩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调控因素的疲软等异化问题，然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及展望
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研究数量总体不多、注重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总体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从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从发表的文献篇数上看，相对过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从提出至今从未间断过，且近年的数量有明显增加趋势（如下图所示）。可见，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渐引起关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同与共鸣”［18］。
（二）注重理论探索
从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的研究明显注重理论构建，着重对制度与德育的关系、制度德育的内涵、制度的德育价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实现等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对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讨。但这些问题也只是从道德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缺乏系统的社会历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学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学校德育制度为研究视角，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学校内其他各种制度形式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及其受制度影响及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强。
（三）实践研究严重不足
其实，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笠原美智子同时也是一位摄影评论家，并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任教。从1989年起，她便开始了摄影策展人的职业生涯。1989年至2002年她任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策展人，2002年至2006年任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策展人，2005年曾担任过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策展人。对于摄影艺术家们如何看待和表现性别相关的主题，笠原的关注和研究已经进行了20多年。当年她的硕士论文便由此展开，也出版过一本名为《招摇》的摄影评论集，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欧美的摄影作品为主探讨了变迁的性观念、艺术中的种族与民族。成为策展人后，她策划的一系列与性别主题相关的摄影展，也体现了她对这一主题持久、深入的关注。
您认为摄影策展工作包含哪些步骤?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工作是什么?
策划展览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提出一个概念。举例来说，我在1991年策划了名为“当代女性的自拍像(Self-portraits of contemporary women)”展览。第一步是确定主题，“当代肖像”是我研究生期间的硕士论文题目，第二步，我研究了超过一百位艺术家的相关作品，然后根据展览空间和作品质量，选择出其中20位，邀请她们参展。
您怎样确立展览的主题?
我策划的展览，主题通常来自我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而作品也是我长期关注，致力研究的，比如与性别问题相关的主题。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当代女性的自拍像”，我还在1 996年策划了名为“超越记忆的性别(Gender beyond Memory)”的展览，1998年策划了名为“爱之身体：反思摄影中的人体(Love''s Body，re-thinking the Naked and the Nude in photography)”展览，以及2010年的名为“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的展览等。
策展人在策展过程和展览进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博物馆策展人和独立策展人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做展览，控制展览进程，同时做好馆藏和相关的管理工作。
您认为什么样的展览可以说是成功的展览?
最成功的展览往往建立在策展人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激发观众的争议。
策展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各个过程中与艺术家、与参与职员的合作。策展也是一项艺术工作。
是什么使您对有关性别主题的摄影作品持有长久的兴趣?
作为女性，我对于女性的社会性别很感兴趣。几十年间日本的女性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我20多岁的时候，日本人一般认为25岁以后的女性就是圣诞节后的圣诞蛋糕，没有人再想要了；但是现在，日本很多女性在30多岁的后半段才会有比较迫切的结婚，生子的打算，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意识，价值观，社会体系和政策却远未赶上女性意识的变化，比如单身母亲可以找到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所以一些女性尽管掌管着家庭财产，也仍然无法(顺着自己的意愿)离婚。
而我关注的并非女性个人层面的问题，不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是在社会体制中的地位。我关注女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地位。我本人很关注女性意识的变化，对相关问题也怀有一些困惑。而(我与之合作的)摄影艺术家们以洗练的方法表现着这些问题，我在与他们的共鸣中非常受教，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认知自己从而)立足社会，对我来说，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媒介。
在您的策展经历中，有哪些展览令您自己感到满意，可以体现出您“长久关注，引发争议”的策展主张?
我对前面提及的，所有涉及性别问题的策展经历都比较满意。另外，2005年，我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的负责人为石内都(Miyako Ishiuchi)女士策展(作品参见对页图)，展览名为“母亲的2000-2005——未来的痕迹(Mother''s 2000-2005－Traces of the Future)”也是非常成功和令人满意的。这个展览唤起了观众对“母亲／女性”这个主题的强烈感情，尤其是对于那些男性观众来说，因为他们总是将母亲仅仅视为母亲而非女性。这个展览在2006年被引进到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以及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西南威尔士国立美术馆。
而其实在1991年策划“自拍像”展览时，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石内女士的作品，她比较新近的作品是有关广岛核爆的，她拍摄核爆遗址中挖掘出的人们穿着的服饰，拍得非常美丽，与众多表现同一题材的摄影师的作品非常不同。那个时代日本物资缺乏，要求民众朴素着装，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背景下，普通女性仍然想要穿得更漂亮些，这些作品也因而显得更加哀婉。
您怎么看摄影展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
好的展览，就是一种对当代社会的批评。当代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必然表达了对外在环境的批评。所有作品，甚至19世纪前的艺术作品都关注和表现了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
我策划的所有展览都可以说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批评，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了我很大影响，比如“爱之身体：艾滋病时代的艺术(Love''s Body，the Art in the Age of AIDS)”就反映了我的观点——人体摄影除了展现爱或性的符号，也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借以重新探讨和评价与身体的视觉呈现相关的艾滋病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
您认为作为一名策展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策展人必须首先是批评家或理论家，还需要了解艺术史，摄影史，当代批评，社会学以及各种常识，也需要写作，交流，谈判，获取资金支持等等方面的技巧。
在策展过程中，策展人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策展过程中会碰到最困难的是资金预算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策展人需要具备谈判专家的能力。
您作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也需要去为展览资金奔波吗?贵馆从何处获取资金支持?这在日本是否普遍?
是的，我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有一些公司和组织能够理解当代艺术，比如资生堂，朝日啤酒、尼康等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策展人都需要负责筹资。(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年投入资金在9亿日元以上，其中东京都政府补助6.8亿，其他靠赞助，销售等方式自我筹集——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