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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看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目前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一些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断获得学术荣誉。
“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而直接诱因是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龚克说，这几年，南开大学一直在强调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
龚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在十多年高校管理者的职业生涯中，他常以“改革者”、“敢说话”的形象出现。近年来，南开大学的很多改革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比如，在南开，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委员会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从2014年开始南开新建非管理机构不设行政级别，将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置条件，等等。
“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龚克说，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龚克表示，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教育打破贫困代际相传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当前条件下，如何理解教育公平，学校方面又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
龚克：中国教育经过多年发展，义务教育实现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会走向普及。从这一角度看，教育应该是连着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而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公平的服务。但目前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地域和城乡差别。
近年来，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欠发达地区孩子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例如，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在800多个贫困县单独拿出招生计划。南开大学去年就专门在贫困县以下的中学招了307人，占招生总量达8%。去年全国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增长21.3%，而南开大学增长了27%左右，相当于是为21.3%的增速做了贡献。
《财经国家周刊》：在贫困地区单独拿出招生计划，是否对其他地区分数更高的学生意味着不公平？
龚克：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重点建设的研究性大学，更要意识到不管多么拔尖，现在做的都是一项民生的事业，是一个逐渐大众化、普及发展的公共服务。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理解，在一个省、一个市的范围内，都不能按照一个分数线来招生，有时候放着600多分的学生不招，而去招500多分的。这会不会不公平呢？ 龚克简介
1955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常务副主任，主任，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等职。
现在想明白了，公平不仅是分数面前的平等，还要打破贫困的代际相传。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谈到教育公平的时候，必须深刻理解教育作为民生事业对公平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这种公平要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深刻得多。
但另一方面，没有质量的公平是毫无意义的公平。所以现在要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把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好。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公平发展，你还一直主张教育优先发展。为什么要这么提？
龚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是由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所决定的。
虽然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直接提出，但从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上看，还是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的，这一点从教育费用增速、占财政开支比重可以看出。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育之所以要优先发展，是因为教育事业实际上是一个育人的事业。它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都跟育人有关系。
特别对于研究性大学来说，育人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教学，打基础;然后靠科研，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再后面，教学、科研的延伸是社会服务，包括国际合作，还有文化传承。
所以，教学、科研是学校培养人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教育优先发展的要义还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有部分教师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报课题、搞科研、写论文上，而在教育教学上投入较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
龚克：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很多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断获得学术荣誉等。 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槭裁椿岢鱿制离？思想观念出了问题。大学最初在国外发展起来，功能不断演变，最早期大学的功能就是教学，后来经历改革，将科研放进去，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来培养人才。再到后来，威斯康辛模式兴起，大学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其实意在将学生培养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好的培养人才。所以大学就有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均是围绕人才培养来展开的。
但这三大功能翻译到国内，就变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样一来，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并列了，而且，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这不符合法定观念。《高教法》第3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论文不应成为唯一标尺
《经国家周刊》：如何扭转观念的偏差？
龚克：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其实是改革最难的部分。现在，一些教师并没有把立德树人、教育育人的职业观念牢固树立起来。我们招聘的时候，提问为什么喜欢当教师，大多回答说喜欢做学术，很少有人说喜欢培养年轻学生。学生则认为，对自己将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名校文凭，而真正在学期间为今后发展德智体美打好基础的主动性不够。
观念难以转变，最主要还是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评职称、当教授，依然是多数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论文又是横在教师评价体系的一杆硬标尺。
当下的问题是，论文评价被滥用，几乎所有的科技学术活动，比如评选长江学者、竞争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学科排名等，最后实质是都要“拼论文”。
近年来，学科评估开始重视到教育了，但是还是比较皮毛，比如看生师比、教授上课比例以及生源等，这些还不能真正体现教学质量、教学投入。
最近，政府强调教育开支的绩效，这个绩效也要看排名。包括新生专业选择、学校选择也这样，大多还是看排名。所以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从学校角度来讲，如果对论文关注过多，放在培养学生上的注意力就不够了。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南开大学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为了加强教学，南开大学推出了对教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尝试包括了教师自评、上课的学生以及毕业生和毕业5年校友、教学督导组的评价等。在教学评价体系里获得好评，是教师评职称的前置条件。
南开正在校内开展这一改革。但不能否认，在综合改革中相对削弱论文的分量，提高教学的比重，可能导致学校排名下滑。每一个排名出来，我们都很紧张，一旦名次下滑，校内校外都会来拍砖，压力很大。
从长远看，国家层面应加强高校各类评价体系的改革。不是否定论文的标准，而是让论文的标准不唯一化，不作为通用标准。而且，整个评估要透明，评估的目的、指标、数据来源和评估针对的主要群体要让公众知晓。另外，一定要建立对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
“双创”重点在培育创新精神
《财经国家周刊》：自201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大力支持和鼓励创业创新，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投身创业，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教师创业的情况也不少，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龚克：首先，大学生的创业创新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从宏大的角度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创新型国家不光需要重要的科技成果、优秀的论文和精英的科学家，还需要创新的公民和充满活力的体制，这也是双创的着眼点所在。
双创重点是要培育创新精神，这一点和培育尖端科学家并不矛盾。但要防止两大误区。一是放弃学业、忽视学业去搞创业，恐怕得不偿失。学生以学为主，这个不能变。我们从不鼓励休学创业。创新创业是结合在一起的，缺乏创新精神，很难创业。因为创业没有创新的精神，很难去创。而只有创新精神，没有扎实的学业基础，也是做不成事情的。我认为，应该把创业创新当成学生的实践活动，与学业学习有机配合起来。
二是在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中，过度强调融入专业教育。普遍参与创新创业，会提升学生活跃度，这相当于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将创新创业作为一种实践培养的话，不要太强调专业性。更何况，社会上大量的实际问题是跨专业问题。对学生来讲，发挥创新创业，打破学科界限，推动改革通识，又加强专业深度，把握好学业和创业这种关系非常重要。
而在整个引导方面，新注册公司数量、营业额等指标，对大学生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提升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包括其间形成的社会责任感，对国情的真实了解以及合作、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此外，创新创业教育和优秀科学家的培养，也不矛盾。衡量创新创业到底是否成功，是看赚多少钱、融多少资，还是看在创新实践中提升多少素质和能力、增强多少社会责任感，这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
至于科学家办企业，要非常慎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办企业，最后变成很蹩脚的企业家。在创新型国家，优秀的科学家更多是将自己的成果向企业转化，作为回报，可以持有一定股份。对于教师离职创业，应该“允许”，而不应“鼓励”。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呼吁打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通道。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在哪？对于提高成果转化率有何建议？
龚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要解决。
但是一定要注意，国内目前并不是好成果过剩，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并不多。而原创性成果供给不足，将是日益凸显的大问题。
原创性成果是多年磨一剑做出来的。比如说，聚氯乙烯（PVC）树脂是广泛应用的塑料品种之一，但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氯化汞催化剂，这不仅使我国汞矿资源迅速枯竭，还会带来极其恶劣的环境污染。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发出用于PVC合成的新型低汞触媒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产生出好多亿的产业效应。但这如果没有南开大学在化学专业长期的积淀、厚实的基础研究，短时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基础研究做得越深、对科学的认识越透，越容易解决实际操作问题。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要站在创新型国家前列，从供给侧来看，原始创新的科技供给不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亮点，也是着力最大的领域。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有何实际进展？
龚克：不客气地讲，这几年政府放权放了很多，删减了很多项目，但是我们的获得感不强。
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是从政府转到了事业单位，也就是那些半官方的机构。比如，现在不再评重点学科了，对我们松绑不少。但社会组织依然在评。而最后国家在各类经费发放、绩效评估等方面还是会参考这些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