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7 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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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人才市场的发育度偏低，政府必须转换职能，强化宏观调控，推进人才服务机构改革，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人才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人才市场；现状；对策
一、我国人才市场发育现状
面对与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的人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相对滞后。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三个方面衡量我国人才市场的发育程度，目前我国人才市场发育度偏低，具体表现在：
（一）市场价格机制尚未形成
其主要表征为，同一地区的不同行业的人才价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不同地区人才价格，同一地区的不同所有制单位的人才价格，在较长时段内都处于非均衡状态，存在过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
1、全社会人才价格，人才供求信息的汇集与尚未成为公共产品，用人单位与人才之间价格信息传递的渠道不畅，不能及时反映及预测人才供需数量、结构的状况和趋势。
2、人才评价的社会化，市场化机制还未形成。体制内的人才评价多数仍在沿用学历、职称标准，体制外的人才标准更重视经历、能力和绩效，致使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才价格形成较大的反差。
3、薪酬制度不透明。用人单位的市场报价一般只限于工资水平，而津贴、奖金及福利则处于隐秘状态，从而扭曲了人才市场价格。
（二）人才供求机制不健全
1、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均未形成，存在着人才就业和流动的区域性壁垒，严重限制了全国市场容量的扩大，增加了交易费用。目前政府所属人才中介机构掌握人才信息的主渠道，但各自为政，相互封闭，使人才信息局限于本地区内，妨碍了人才信息的全社会流通。户籍管理、社会保险制度、职业资格认定、市场准入等行政壁垒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人才流动。
2、人才市场格局存在“场内”与“场外”的市场份额倒挂。目前，全国人才中介机构场内成交率约为15%左右，即使考虑人才多次求职的因素，场内成交率也不会高于30%。70%以上的场外成交多数是通过社会人际网络进行的，不仅交易成本过高，不符合市场公开、公平原则。
（三）人才竞争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人才市场上，市场主体的信用与道德问题一直困扰着人才市场成熟与发展。人才在流动中由于缺乏道德与自律意识，引起各类人事争议及知识产权纠纷；用人单位与人才互不信任，缺乏承诺，将契约关系视同儿戏。为了应对人才泡沫，企业对人才许诺不切实际的待遇和机会。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完善，还表现为人才不正当竞争。如职业经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委托人利益，人员流动之中窃取机密，带走客户等行为；人才中介机构信息披露不真实，用人单位以“土政策”限制人才流动等。
因此，由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市场体系远未形成，还难以完全承担人才配置的基础。
二、人才市场发育程度偏低的原因
（一）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人才市场发育的环境不成熟
政府宏观调控滞后的主要表现：一是政策不规范，缺乏相配套的完备的政策法规，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二是对市场主体的引导、开发、培育滞后。三是缺乏总量控制，人才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四是结构调整不到位，没有充分运用产业政策、分配手段、经济手段引导人才的合理布局。
这样势必造成人才市场的发育环境不成熟：
1、人才市场的社会支撑体系不成熟，特别是户籍的管理、住房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尚未同步健全起来；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的人事机制还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地方；政府对人才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还发挥得不到位，一些管理人员尚未真正树立市场经济理念。
2、人才市场的市场规则不够成熟，人才市场上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法治体制不够完善。
3、人才市场的市场伦理道德不够成熟，我国人才市场上的各方诚信度偏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市场中介的欺诈行为、逐利行为、短视行为都很严重。
（二）人才市场的主体到位速度缓慢
从人才的需求方来看，由于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改革滞后，人才管理配置60%以上依靠行政权力。用人机制仍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尚未完全走向市场。而用人主体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些“三资”、民营企业，其用人数量不可与前述单位相比，而从择业主体看，对人才市场的信任度没有树立起来，多数的就业方式仍以社会关系和各种各样的人际网络为主，而且户籍、档案等人为因素又降低了人才流动率，需求双方主体还不能完全以市场导向自主决策，影响了我国人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又滞留着千千万万的求职者。随着高校扩招之后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多，这种状况还在加剧。同时，低端的技术劳务人才市场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熟练的蓝领技术工人供不应求。人才的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初次就业失业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人才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更加复杂，解决难度更大。造成我国人才供求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对人才的特定结构性需求与人才培养供给的不对应，以及人才的就业期望与社会需求之间失衡，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与开发体系结构性失衡。（四）人才市场的渠道不畅
主要表现在：
1、人才流动的市场化导向需求与人才市场由政府主导的现状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人才市场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多为垄断型实体，为人才流动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业务收入所占的比重很小，人才中介服务市场市场化程度低。
2、人才中介服务需求多样化与国内人才中介服务产品单一的矛盾。目前我国人才市场的服务内容和方式单一，大多只能提供人才招聘和求职信息、代管人事档案等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各类人才交流大会仍然处于大集市水平，成交率低。不适应现代人才市场需要的服务方式。3、人才价值发现、复归以及对人才的信用需求增加与人才市场评价机制缺失的矛盾。人才价值需要在人才市场上得到客观的显现与界定，他的道德与信用水平的积累更需要获得验证。但我国人才市场上没有形成人才价格与价值的指示器，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对人才信用价值的考证也无从着手。
此外，我国人才市场上缺乏用人单位与人才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不能及时提供反映及预测人才供需数量、结构的状况和趋势的确切信息。需求方的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到供给方，人才根据需要对自身知识和技能结构、就业区域与行业选择以及就业期望的调整更加滞后。
三、加快我国人才市场培育和发展的对策
（一）政府转换职能，强化宏观调控
政府的职能不是办市场、中介机构，而是制定必要的政策，保证人才市场健康、有序地运作和发展。
1、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抓好人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发展环境。培育人才市场体系，监管人才市场的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人才的社会分配，组织人才的社会保障。制定和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保证人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加强政府对人才市场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应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手段，拓宽服务范围，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人才流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全方位服务。
3、改善和加强对人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流秩序。
4、加强人才市场法制化建设。当前急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行业标准，规范取费方式，尊重和保护人才中介服务方法的创造性发明。同时，要抓紧建立人才安全体系。人才资源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不可能完全自由交易，必须有安全体系作保障。在法制化建设的过程中，要重点制定和完善规范中介服务、反不正当竞争的管理规章，逐步实现人才市场的政策性规范向法制性规范转变，审批管理向资质管理转变，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
5、推进政府建立的人才服务机构改革，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目前我国人才市场中政府建立的人才服务机构大部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社会公益服务与市场经营业务不分，有意或无意地依托政府委托的社会公益职能，在人才市场中参与竞争，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应当把公益性的人才服务机构与经营性的人才中介机构明确划分开来，人才服务机构作为事业性质的服务部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包括人事档案管理、人事公证、人才信用体系建设及人才社会化的具体事务。人才中介机构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机构，开展公平竞争，与其他要素市场融会贯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
人才市场的统一，是指市场机制能够在全国范围或一个较大区域内畅通无阻地运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成熟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减少直至消除各种市场壁垒和非市场壁垒为前提。目前，这两种壁垒在人才就业和流动中都有存在，主要以行政区域壁垒、中心城市壁垒、城乡壁垒的形式出现。全国人才市场被分割成众多的区域性市场，人才市场统筹的最高水平只能达到省级程度，大量存在的是市级，区级甚至小范围的人才市场，由于在信息、资源、利益上不能实现共享，使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只能局限于区域市场，无法在全国市场实现。
因此，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打破人才市场条块分割的局面，让人才市场与商品市场及各类要素市场相衔接，形成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并与国际人才市场接轨。
（三）创造推动市场主体到位的新机制
尽管人事制度改革不属于人才市场体系建设讨论的范畴，但属于人才市场建设的环境问题。
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四个尊重”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消除制约人才流动和人才市场发展的政策性、体制，把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进出口与市场紧密衔接起来，不断扩大市场招聘选拔的范围，可以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人才服务机构和经营机构的能力建设
要优化从业人员素质，就必须建立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人才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强化职业道德和行业服务标准建设，转变从业人员的观念，从人才市场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探索新型人才市场建设的新路子，致力于人才市场的可持续、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要进行资源整合，建立人才实业集团，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人才产业的多元股权结构和独立法人结构，打造人才经营的知名品牌，实现素质、能力、结构、业务的国际化，使市场经营体系强壮起来。
关键词：政府采购财政支出问题对策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广泛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产物，其实质在于把市场竞争机制和财政支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实行政府采购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年均资金节约率达到10%以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支撑点，但是在收到良好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和完善。
一、政府采购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违规审批现象时有发生。政府采购必须坚持以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为主，并且通用类项目应当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现实中，有些单位一味强调特殊性，有些采用改变项目名称等手段，想方设法规避公开招标和集中采购，一些部门游离于监管部门的控制而自行采购或变相自行采购，既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影响了“制度效益”的实现，也损害了政府采购的公信力和本应达到的社会经济效果。
2.机构缺乏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有的政府采购机构组织开标、评标却无监督人员监标；有的机构把自身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对采购程序等有关规定能松则松、能宽则宽；有的采购机构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把关意识，对有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现象，放任自流。
3.照顾人情关系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设定特别参数，倾向性十分明显，变相指定中标人，有的采购人与供应商私下通谋，采取种种方式规避法律，帮助陪标、窜标和围标；有的采购人代表在参与综合评审活动中，不讲原则，故意照顾人情关系，导致评标结果不公平。
4.个别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政府采购的一个亮点就是引入专家评审机制。评审专家的工作质量不仅关系到整个采购过程的合法性，也关系到整个采购项目质量和价格的先进合理公平公正。有的评审专家对项目的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内容不熟悉，无法合理评价投标文件；有的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匆匆完成评标，评标质量不能令人信服；有的专家不能坚持独立评审，过分迁就采购人和采购机构的意见；有的专家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不熟悉，对评标程序、评标内容、评审规则缺乏了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裁量；有的专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动与采购人和供应商联系，为采购人“包装”替供应商“代言”，直接影响了公平、公正原则。
5.对供应商质疑投诉处理不当。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深入推进，供应商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质疑和投诉不断出现。有的政府采购机构和采购人对供应商质疑消极应对，敷衍塞责；有的屡找借口，推托责任；有的置之不理，将矛盾上交。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政府采购管理者及参与人在审批、组织和评审政府采购项目时，把关不严、执法不力、利益驱动、责任意识淡漠。
6.政府采购欠缺节制意识。采购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动机，也没有机制对采购效益做出规范化的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参与监督的意识很强，不仅有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法律保障，更关键的是这种监督得以贯彻的直接后果促成了政府的自我节制意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政府采购节制意识的提高，采购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只有在尊重社会公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实。
二、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与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立法，建立有效的异议、申诉和救济机制，健全政府采购管理模式。从国际立法来看，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质疑、申诉和救济机制，是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采购制度有效运行和实现政府采购目标的重要保证。应允许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磋商、仲裁、司法或行政等手段维权，保证采购实体、供货商、承包商或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同时，制定出台有关分散采购管理办法、部门集中采购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机构监督考核办法、供应商质疑处理办法、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等，最大限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尽可能地减少权力寻租。
2.重视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目录确定了政府采购实施的项目范围，是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所在，是政府采购审批管理和操作执行的依据，直接影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拟定政府采购目录时要广泛征求政府采购参与人的意见，凝聚大家的智慧，科学划分通用项目与专用项目的内容，合理确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货物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充分体现出政府采购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人为因素。同时，要推行采购方式审批责任追究制，不断规范财政部门的审批行为。
3.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管。集中采购机构要依法采购、注重规则，其它采购机构要合法经营、诚信服务。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要从工作业绩、制度建设、人员素质等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方面进行量化评价。从现代政府采购团队文化建设的角度，结合诚信原则，使服务变成品牌，变成展示政府采购形象的载体，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为加快财政支出改革服务。
4.强化对评审专家的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一是要把好“入门关”，既要大胆引进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又要慎之又慎，努力在政府采购专家的引进机制上下功夫，力争做到引进与需求一致，道德审查与专业审查并重，破格与资格并举，特别要重视对专家实践经验的审查。二是要把好“监督关”，要制定科学严格的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专家评审工作信息反馈制度和诚信制度，把专家的评审行为置于各方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专家清正廉洁和客观公正的思想意识。三是要把好“审验关”，要制定监督考核办法，充分利用对专家资格核验复审的时机，从职业道德规范、专业水平、执业能力、遵纪守法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建立起评审专家的优胜劣汰、动态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5.加强采购队伍建设，提高采购从业人员的采购执行能力。实现政府采购人员的专业化，将政府采购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正常开展，使政府采购工作真正成为体现效率和效益的阳光工程。所有政府采购管理者和参与人，应注重公正道义素养、专业权威素养、信息吸纳素养和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配合意识、自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6.重视监督检查。强化职能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培育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使纳税人积极监督政府采购行为。来自纳税人的监督针对性强、效率高，能有效节约政府组织监督的制度成本，也是实现政府采购经济目标和效益目标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本论文主要是阐述我国私募基金现阶段的运作状况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通过与公募基金的对比来分析私募基金的特点及运作优势，从而显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分析其产生的客观背景，从而说明私募基金是市场自发创新的产物；第三部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私募基金的特点和优势，来分析我国发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部分，从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违规操作，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优势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关键词】金融改革 证券投资 基金业 基金法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基金已经成为了广大投资者投资理财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我国基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从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到2004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实施，再到2013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基金法，可以看出我国基金业的相关的立法工作也在不断的跟进。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史来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为基金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国的学者对基金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李文娟（2012）立足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观察到我国现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许多内容缺乏具体的规定，这使基金产生了难以克服的自身制度风险。张涛（2012）从基金犯罪的角度说明我国对基金犯罪的规定与相关法条彼此衔接上存在诸多不足，应直接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徐翀（2010）就我国有关基金管理人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探讨，并分别从关联交易和基金管理费两方面对完善我国的法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结合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现状和新基金法的内容，研究新基金法对我国基金业的影响。
新基金法的正式实施，对于我国基金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笔者认为新基金法对基金业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私募基金规模将大幅增长，我国直接投融资比例、机构投资者比例将提高。首先，由于新基金法赋予了私募合法地位，并对其实行有别于公募的监管模式，原先处于“灰色”地带的大量私募将在新基金法实施后从“地下”走向“地上”。其次，私募基金相对于公募基金更加强调绝对收益，不像公募基金无论盈亏总能以基金管理费的形式获取收益。它总是在绝对盈利的情况下才从收益中分得一杯羹，而如果亏损的话，由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本身持有一定的份额或担任无限合伙人，首先承受亏损的是管理人的资金，因此更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私募的合法化解除了人们对私募身份上的顾虑，而私募本身的特点对投资者又极富有吸引力，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私募，促进私募的大幅增长。第三，在我国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投资者把资金存放在银行并非最好的投资渠道。拥有合法身份的私募基金将使投资者拥有了更好的选择，私募基金拥有优越的智力资源及更专业、自由的投资决策体系，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会有不少资金从银行流向私募，从而促使私募的规模不断扩大，提高我国直接投融资的比例。第四，个人投资者比例降低，机构投资者比例提高。随着私募基金及公募基金的发展壮大，我国金融市场上个人投资者比例将大幅降低，投资者将更多的依靠机构来进行财富管理。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促进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2.我国基金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有利于提高我国基金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基金法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促进基金业的竞争：一是降低门槛、放松管制促进公募基金的发展；二是将私募引入基金业的竞争平台。首先，新基金法扩大了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除了可以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还能投资于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有利于提高公募基金的盈利水平。其次，基金法放松了对基金从业人员证券投资的限制，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这将大大提高基金人才的投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使基金投资的收益最大化。最后，私募的合法化让私募基金能在原先只有公募基金一家独大的基金业夺取一部分利益，私募注重绝对投资收益的特点相比于公募注重产品规模的特点更有利于吸引广大投资者，公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善自己的投资策略与服务，从而不至于在竞争中落败。公募与私募的竞争，能使我国基金业更加规范化和职业化，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财富管理行业，各机构参与者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有利于我国基金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3.基金的组织形式将更加丰富，有限合伙型未来有望成为我国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新基金法丰富了基金的组织形式，我国基金可以采取公司型、契约型、合伙型等组织形式。相比于公司型和契约性基金，合伙型基金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将成为私募基金未来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首先，公司型私募基金存在双重纳税的情形，公司层面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投资者层面要再缴纳投资收益的20%的个人所得税。而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合伙型基金就避免了公司型基金所出现的重复征税问题，相同情况下投资者自然首选合伙型基金。其次，信托型基金存在双重委托关系，即私募基金与信托公司、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的委托关系。双重委托关系直接导致信托契约型基金的中介费用过高，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率。而在有限合伙制中，只有一层委托关系，且有限合伙企业机构设置简单、权责分明，普通合伙人能相对独立的做出决策将极大地提高企业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综上所述，合伙型基金有着明显的优势，它具有较低管理成本和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人才，未来有望成为我国私募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李文娟，2012：《试论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刘靖华，2012：《从阳光私募透视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之路》，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孙姬，2012：《浅析修订》，《时代金融》第9期。
张菲菲，2012：《修法：基金业发展新契机》，《中国金融家》第8期。
近年来，由于循证医学的迅猛发展，临床医学研究和实践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有的经验医学模式向循证医学模式发展，被喻为21世纪临床医学的一场深刻革命[1]。因此，以获得最佳“证据”为目的，临床医学在各个领域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医学文献评价工作，其目的在于对文献的价值给予公正、科学的评定，以便将科学、可靠、有临床价值的医学文献应用于临床、教学、科研和卫生方案的制定之中。
许多中医界人士已达成共识：循证医学着重于对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的评价，抛开医学基本原理的探讨，淡化医学本身的学科归属，对各种医学理论不做评价、改造或排斥，仅着眼于临床疗效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用严谨的方法进行验证与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2]。因此，将循证医学引入中医药研究，既是挑战，它与中医传统的个案病例或系列病例的经验总结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但也是机遇，它同时也为中医学向世界医学体系证明其价值提供了舞台[3]。
但直到目前，中医学还处在完全借鉴循证医学的起步阶段，据此评判，中医临床证据普遍低下，真正的随机对照试验甚少[4]；而在评价方法上，尚没有根据中医自身特点建立起能反应其本质的、且符合循证医学思想的中医药临床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客观、科学地对中医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评价[5]。客观地讲，循证医学是从临床流行病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大规模群体为研究对象，与西医的实践紧密相联系，其具体的研究方法目前还不能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方式的真实疗效。因此，应借鉴循证医学基本思路，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建立起适于中医自身的临床文献评价体系。
此外，医学文献目前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过临床医生的接受能力，有数据表明，临床医生必须保持平均每天阅读19篇文献的速度，才能保持掌握本领域的研究新进展、新成果[6]。因此，临床医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根据临床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新证据的浩瀚海洋中，进行系统的文献检索，了解相关临床问题的研究进展，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科学评价，以归纳自己需要使用的最佳证据。在这一点上，情报研究人员建立高效准确的文献质量评价体系，也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1 中医临床文献质量评价的现状
目前，中医临床文献评价方法，基本上还处于借鉴循证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初步阶段，采用的方法都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临床文献质量评价方法，还未形成能反应其自身特色的评价体系。我国循证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专家指出，临床医学文献的评价应采用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原则和方法，且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如病因、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经济学和决策分析等的不同，具体评价的原则和方法也不相同，但不论哪一种文献，都应从文献的内在真实性、临床重要性和外在真实性上考虑[7]。Moher等[8]的一项研究表明，到1993年为止，共计有25种不同的文献质量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数对临床试验的随机、对照、盲法、样本等方面进行评价，基本上是以针对方法学内容为主的评价，文献的内在真实性是评价的核心。从现行文献看，中医的临床文献质量评价，主要针对的是中医临床治疗性文献，应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CONSORT声明、jadad标准、Delphi清单、Chalmers量表，并且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CONSORT声明作为评价标准。但也有人采用纯粹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如是否被SCI、EI、CA、ISTP国际四大检索型刊物或国内核心期刊杂志收录等指标。此方法虽简练易行，但从本质上讲，只是文献的外部特征，并不能完全与文献的质量相对应，且四大检索型刊物以收录英文刊物为主，收录我国出版的学术期刊较少，而中医类的就更少，而且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亦有误导“重外在、轻内在”之虞[9]。
2 中医临床文献质量评价中的瓶颈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因其遵循了随机化、对照和盲法的实施原则，因而被公认为评价疗效的“金标准”。但该“金标准”由于研究对象的严格限制，因此对于整个疾病的规律而言，其代表性及外在真实性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对于中医——这个具有鲜明的个体化诊疗特色的医学模式，应用群体化的研究手段很难反映出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下因人而异、灵活多变的特点，以及所产生的临床疗效。客观地讲，在中医的实际临床活动中，能够使用完全相同处方的不同患者少之又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才是中医的精华，因此，用RCT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研究中医的临床疗效，得到的结果也不是客观的。有调查显示，在近20年来我国期刊上发表的临床文献中，尽管RCT发表的数量在逐年增长，但中医药临床研究领域仍以非随机化研究报告为主[10]。还有研究者对建国后50年发表的针灸治疗面瘫的963篇临床文献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RCT 83篇(8.62%)，临床对照试验的文献63篇(6.54%)，叙述性研究的文献675篇(70.09%)，专家经验的文献142篇(14.75%)[11]。因此，传统中医文献模式，如观察或叙述性研究以及专家经验，仍然是中医临床实践记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笔者对《中医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000、1990年3年的第1期和第12期杂志的抽样调查显示，尽管RCT文献呈现明显逐年递增趋势，但观察性研究、尤其是医案和专家经验类的文献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中医是一门有着其独特自身规律特点的实践医学，中医临床文献是中医自身实践经验总结及规律记录。事实证明，传统的中医文献记录模式，对传承中医临床实践经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中医临床文献质量的评价，既要着眼于循证医学从文献-评价-疗效的严格评判过程，又必须要兼顾中医发展的自身规律特点，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循证医学对现代医学的文献评价标准，因地制宜地确立适合于中医临床特点，并能促进中医临床发展的文献评价体系。
3 其它评价方法的研究概况
除了上述的对医学内容的评价方法外，文献计量学方法、专家或同行评议方法、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基于网络的文献评价方法，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或深入的研究，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对单纯医学内容评价的有益补充，尤其对于中医，在目前评价方法尚无统一意见的情况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3.1 文献计量学方法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的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12]。文献计量学方法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在医学文献评价方面亦有较多的应用，它利用文献发表时和发表后所产生的效应，对科技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可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尽量使评价客观[13]。文献计量学中包含很多特色指标，其中与文献质量关系密切者，主要有以下几个。
3.1.1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数量指标，指的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一般来说，大多数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都是载有高质量论文的著名期刊，因此，论文的学术水平可以通过影响因子得到反映。但也应该注意到，期刊的影响因子是不能与每篇论文的质量等同的，因为影响因子反映的它们的平均被引用情况，期刊中质量不等的论文对期刊质量的影响是不同的[14]。
3.1.2 总被引次数
总被引次数是个绝对数量指标，是指某期刊论文自发表以来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它直接反映了期刊论文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所以，论文被引总次数成为评价论文学术质量的最直接定量指标。但同时也要注意引文分析的不足之处：首先，理论性过强，由于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多是理论水平、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因此，对理论性刊物引用次数较多，而实践性与技术性强的刊物被引次数则较少；其次是由于读者引用参考文献各有不同的目的，因此引文并不一定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文献利用状况，在实际中，不能除外有某些作者为了单纯增加参考文献而增加引文的可能，个别也有某一负性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而获得高引文率的情况[15]。转贴于
3.1.3 他引次数
引用文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引用主体自身以前所发表的文献，叫做自引；另一种是引用主体以外其他人所发表的文献，叫做他引。他引具有作为衡量尺度的特殊客观性，因为在分析评价期刊论文学术影响力时，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次数并不能区别出来为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而“故意自引”的情况。应该看到，期刊论文学术影响力的高低主要不是取决于作者自引，而是取决于主体之外的他引。
3.1.4 参考文献
科技期刊论文文后的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著者的治学态度，也反应了论文的起点、深度以及确凿的科学依据。复核参考文献是保障引用文献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之必需[16]。因此，参考文献的质量与数量，是评价论文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所引用文献的质量、数量、类型、语种、年代、权威性等方面可以判断研究工作所涉及学科领域的宽度、深度及研究工作的创新性，确认论文的学术水平[17]。
3.1.5 作者群分析
作者是期刊论文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是决定期刊论文质量的关键。有研究者认为，作者的最佳年龄为30～50岁，其特点较多，且质量也高，是带动学科发展的主要群体[18]。也有研究者提出，科研合作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合著论文，论文的合作度反应了该刊论文作者智力的发挥程度，合作度越高则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19]。还有研究者发现，中高级职称的作者群仍是创作能力最强、科研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20]。有研究者调查《档案管理》50名核心作者时发现，有1/3作者发表的论文处在一个较高的被引率水平，他们代表了在该刊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21]。
3.1.6 基金论文
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省部级科学基金项目论文，是经过了专家小组对申请课题的严格评审，对申请课题的科学性、前沿性、应用性做出评价，又对课题主持人及其成员的学术资质和实验设备及项目管理进行审核，在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科技管理部门又进行跟踪调研与评估。所以，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往往代表着一个领域内的新动向、新趋势，且有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准。因此，用基金资助论文的级别去考察论文的学术水平，是比较简便、快速而直观的标准，是评估论文质量的公认指标之一[22]。
3.1.7 文献寿命及半衰期
有研究者提出，由于后产生学术影响(被引证、被评论)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如果考虑到使用引文指标来评价成果，则只能根据不同学科的引文分布、引文峰值出现的时间段以及被引的半衰期大小，选择相对合理的评价时间[23]。还有研究者提出，生物医学文献寿命最短为5～6年[24]，而中医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25]。
3.2 同行专家评议法
同行评议是指某一或若干领域的一些专家共同对涉及该领域的知识产品(如论文、论著、新工艺)进行评价的活动[26]。有学者认为，由于同行评议特有的社会功能，至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取代它[27]。李国杰院士认为评价论文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同行评议[28]。亦有专家认为论文质量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且标准很难掌握的系统工程，最可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评审[29]。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同行评议不可避免的受到学术观点、学科划分，甚或人情关系、名人效应、领导权力等的局限，因此要对同行评议加强管理，强化评审过程中的法制观念，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尽量采用“双盲法”或通信评审的方式，使同行评议完全体现成果的真实水平[30]。在此方面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Science Navigation公司从全球邀请2 500名领先的研究者和临床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要求成员必须在该领域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得到同行的尊重和认可，同时应兼顾不同国家、种族和资历。这些专家对本领域中的最感兴趣的论文进行的分类、评价并将推荐意见及等级提供给广大的读者。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下一代的文献评价方式，打破影响因子、引文、期刊等不精确的传统评价方式，根据学科属性重新组织文献，通过专家评价直接提供权威、及时、全面和不断更新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可以个性化定制[31]。
论文摘要：我们应该优化外汇资产结构，通过降低美元储备比例、加大矿产资源投资和股权投资，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多元化。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很大。而通过美元贬值以缓解美国的国内危机，是美方惯用的手段。
我们应该优化外汇资产结构，通过降低美元储备比例、加大矿产资源投资和股权投资，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不仅可为我国运用外汇储备投资提供一种新路径，而且能更好地平衡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多重目标要求。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在巨额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有较大比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过去10年美国国债增加了1倍，目前规模超过了13万亿美元，占GDP的90%，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很大。而通过美元贬值以缓解国内危机，是美国政府惯用的手段，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升值就是典型的例证。
一、世界各国美元外汇资产多元化运用现状
近年来，各国政府对美投资活跃，不仅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由2005年的不到2万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4万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18%；而且在各国对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由2005年的25.5%上升到2009年的35.2%。各国政府对美投资体现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投资期限和发行主体选择上日趋多元化。投资期限多元化是指各国政府在外汇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平衡，体现在对美国中长期债券、短期债券和企业股票的资产配置上。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5-2009年，它们的比重平均为76.4%、14.5%以及9.1%；发行主体选择多元化是指各国政府在外汇资产安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平衡，体现在对美国联邦政府、各级政府机构以及企业的投资结构上。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5-2009年，它们的比重平均为60.1%、25.5%以及14.5%。
第二，财富基金成了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据美国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比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该国外汇储备的13.9倍，挪威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也达到该国外汇储备的8.8倍。
另外，相对于外汇储备管理当局，财富基金的投资范围更广，担当着本国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的重要责任。据估计，整体上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大约保持在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的水平。比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比例就达到40%左右，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的股权投资比例甚至达到了60%。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调整币种结构分散外汇储备投资。考虑到集中投资美国资产的潜在风险，各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渐调整外汇资产币种结构，降低美元资产的比重。虽然美元仍是世界各国官方外汇资产的主要货币，但是2001年以来美元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由超过70%下降到60%左右，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2008年仅为59.8%）。
另外，随着欧元的崛起，各国政府外汇资产币种结构中欧元的比例迅速上升，从全球平均水平看，该比例由17.9%上升到26.5%，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更高，由19.4%上升到31.1%。
二、我国外汇资产的构成和使用概况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大，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自1996年以来显著上升。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4万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12倍，年均增速超过27.2%。我国外汇储备的最大特点，就是美元资产比重较高。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9年6月，我国共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超过1.4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首位。
我国美元外汇资产运用体现出了以下特点：
第一，在投资期限结构上倾向于中长期债券。中长期债券类投资的规模最大，为1.23万亿美元，占我国美元外汇资产的82.55%；而短期资产投资规模为1815亿美元，占比为12.22%；股权类投资规模则更小，为777亿美元，占比为5.23%。这和世界各国政府在美投资结构（分别为76%、16%以及9%）形成了较大差距。
第二，在投资发行主体选择上倾向于美国联邦政府证券。我国持有的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证券的规模为9157亿美元，占比为61.63%；各级政府机构发行的证券的规模为4543亿美元，占比为30.58%；企业发行的证券（包括企业债、股票等）为940亿美元，占比7.78%。这和世界各国官方在美投资结构（分别为60%、25%以及15%）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财富基金稳步发展，但多元化程度不深。据美国财富基金研究局统计，目前我国财富基金主要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三支，分别管理约3471亿美元、2888亿美元以及1465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4%、12%以及6%。
这些财富基金在美投资主要集中在现金、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安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上，股权投资仍然有限。以中司为例，据美国证交会披露，截至2009年末，中司持有美国股票价值96.3亿美元，相对于其持有的2888亿的外汇资产规模而言，股权投资比例仅为3.2%左右。
第四，美元资产结构不尽合理，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或实际成本。根据我们的观察，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年度收益率平均为3%-6%，远低于投资于股票指数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的平均收益率（1925-1995年股票年平均收益率为10.5%，2000-2005年股票年平均收益率为14%）。
此外，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我国央行外汇储备的累积会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而为防止外汇占款增加冲击国内基础货币，央行通常通过发行央票进行冲销，而央票是有利息成本的。
如果持有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于相同期限央票的收益率，央行会面临亏损。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问题特别突出。在2008年全年以及2009年下半年至今的两个时期内，央票收益率分别处于3%-4%以及1%-2%的区间内，均高于相同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区间1%-2%以及不到1%，这意味着央行持有美国国债面临着实际亏损。
三、实现我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建议
基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情况，外管局近日提出了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应坚持“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我们认为，在具体战略安排层面，除央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需求以外，相关部门应考虑将富余的外汇储备转换成其他投资形式，通过降低美元储备比例、加大矿产资源和股权投资等方式，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
（一）降低美元外汇储备比例，实现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多元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削弱。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虽仍占主导地位，但已不具备绝对优势。从战后初期至今，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50%多下降至近年来的25%左右，对外贸易份额从超过60%下降到近年来的15%左右。
我们建议，渐进地降低外汇资产中美元的比重、提高欧元以及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并根据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包括经济金融实力、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动态以及经济发展趋势）实行动态管理。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扩大对日元金融产品的投资。
今年1至4月份，已累计净买入5410亿日元的日本国债。另外，2004年以后欧盟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从长期战略投资角度看，虽然目前欧元面临着暂时性的危机，但是现在和未来，欧元区仍然是我国外汇储备主要的投资市场之一。
（二）加大矿产资源投资，实现储备资产结构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列世界第53位。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量剧增，使国内矿产资源供需形势日趋严峻，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显现。
从长远看，缺口将进一步加大，预计到2020年，我国铁矿石消费量将超过13亿吨，精炼铜730-760万吨，铝1300-1400万吨。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将有19种矿产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矿产，比如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也仍将保持在70%左右。
可见，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的建立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考虑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对矿产资源的投资。具体看，可由国家职能部门发出指引，以外汇储备出资，通过企业具体操作，用于购买资源开采权和实物产品。
矿产资源储备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战略资源储备，以备应急使用；二是依托国有矿产资源公司以及民间企业，通过补贴、租赁存储设施等形式建立普通资源储备，这部分储备只能通过拍卖进入市场，且只能低买高卖，以保证这部分资源储备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加大股权投资，实现金融储备资产结构的多元化
扩大股权投资，是促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提高外汇储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截至2009年3月，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平台淡马锡控股以政府投资公司的长期股东总回报率分别稳定在16%以及7%左右；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盈利6130亿克朗，收益率高达25.6%。可见，这一模式已经在世界各国有所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扩大中司的规模以及经营范围。虽然我国的基金规模巨大，2009年中国华安投资公司、中国投资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都跻身世界十大财富基金之列，总规模超过7800亿美元，但是相对于我国2.4万亿的外汇储备而言，仅占32%，和同期全球财富基金平均占外汇储备47%相比较，我国财富基金的规模仍然存在扩大的空间。
另外，我国财富基金过分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没有很好地实现多元化管理国家外汇资产的初衷，比如中司2008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87.4%、固定收益证券占9%、股权投资仅占3.2%，与全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置水平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建议分阶段稳步的扩大中国投资公司的资产规模，使其切实担当起多元化我国外汇储备的责任。也就是说，一方面，放松对财富基金的投资范围的行政性约束，让其成为真正的以赢利为目标、市场化经营的主体；另一方面，完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有效设计约束激励机制促使其切实实现资本增值的经营目标。
随后我也开始反思，我们国家的学术氛围是否把“创新”提得太频繁太重要了，才在这些孩子中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创新对于学术发展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们国家每年毕业好几万博士，几十万硕士，还有很多在职的各类名头硕士，早已世界前列，而如果每篇论文都创新，肯定早就是创新国家了。即便在论文的创新比例上比不过人家，创新总量总还是能抢个第一第二的吧。而糟糕的是，在科研大国里面，我们目前恰恰是最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尤其是科学创新方面。
我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看过合作教授的两个标书，都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三百多万美金的大课题，但我估计这样的课题拿到中国，大概几十万人民币的自然科学基金都申请不到，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创新”。这两个课题都是关于美沙酮项目中实施心理行为干预减少HIV（艾滋病）风险的，美沙酮本身并不是新药，美国六十年代就开始用了，在戒毒中用了几十年，心理行为干预也并不新鲜。为什么这样的课题可以拿到NIH几百万的基金呢？这和西方人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关。作为一门科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其结果能够被验证，被重复。因此，科学研究除了一部分需要最原始的创新之外，还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是做次创新，甚至是不创新的验证工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做同样的研究，如果都能得到相同、相似的结果，那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准则，否则，不可称之为科学。在生命科学尤其是医学、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
科学研究中新发现的理论，新治疗方法，无论如何都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考验，才能真正成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都是老态龙钟的科学家，他们得奖的研究都是几十年前做的，但是不能即刻获奖，即便是划时代的发明与创造，因为一切都需要时间验证。这期间，大量的验证、前进性的重复工作是非常必须的， 缺少这些工作，即使再有创新，也无法得到验证，用之于实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的原则都是研究有创新，甚至必须是原创，但做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诺贝尔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遥远的梦。按照评诺贝尔的标准，即使现在有一个真正值得获奖的研究，至少还得等上三四十年的验证期。
关键词:出版制度 学术书评认定制度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制度
好的出版制度应具备基本的六个条件[1]:扬善抑恶、激发原创、持续增长、鼓励敬业、无为而为。我以为这六条很好,每条设想,都是针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反制构想。《我国现行出版制度的弊端及其影响》所反映的问题,一是属实,二是严重,三是根子深,非写写文章所能奏效。甚至,大多数基层从业人员不得不无奈应对,而且难以预料什么具体时间可以解决。但就本质而言,是必须解决、也一定会解决的。出于这种认知,每个有责任心、有良知的出版从业者都应为之鼓与呼。
1、打破“高度的行业垄断”
高度行业垄断的表现[1]是:“目前,出版权力都垄断于各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出版机构（出版社和杂志社）,国家将书号分配给各出版社后出版社就直接高价卖给作者,再加上出版社强行要求著者由出版社安排进行设计、排版和印刷等附加服务（强制消费）而形成的费用。”历史形成的出版社、杂志社,作为出版的龙头机构还是必要的。打破垄断,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建立新闻总署与读者上下交叉的监管机制并对出版业有效实施监管。书号作为出版物经营许可标识,它反映的是“本品在新闻总署控制之下”。发放标识的新闻总署对作者是进行行政管理,而非商品交换。此外,新闻总署也并未因为控制书号发放而获得收益并缴纳所得税金。新闻总署对下属出版社的权钱交易不轨行为负有失察之责,当在取缔之列。“出版社强行要求著者由出版社安排进行设计、排版和印刷等附加服务”等项活动中又的确存在为了统一、增强出版物价值的合理编辑成分,应该通过编辑作业程序与著作者通过平等协商、沟通解决。“强制消费”,本质上是欺行霸市行为,为严肃市场秩序,亦当在取缔之列。
“版面费”问题的是与非,学界早有争论,这里不再赘述,本人认为要区分对待:
(1)基金项目含有费用者,收取版面费是合理的。
(2)非基金项目,经论文评审具有发表、出版价值的作品,免收版面费。
(3)非基金项目,经论文评审认为价值不大,作者希望发表,酌情收取适当版面费。
版面费问题,在操作层面,应属“独立编审”之作业事项。
“论文凑数”[1]。“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职称评定制度”是“论文凑数”的渊源。“论文凑数”的现象,已经涉及“学术腐败”是其根源[2]。要消除“凑数论文”,根本是改革现行职称评定制度。职称评定制度,本也清清楚楚,做事的能力和忠诚心是根本,再西化、量化之类看似新颖,实则舍本求末的制度演变中弄得面目全非。症结的根本是:与职称挂钩的好处太多。名为尊重知识和人才,实则驱赶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这个问题不解决,“论文凑数”就会如影随形。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2、出版业一行两制
商业性出版物是私人物品,商业性出版物有消费需求和市场,按照市场法则来提供,实行市场化运作。商业性出版物可以按照市场法则由私人来提供。商业性出版物（如小说、保健书、艺术作品集等）可以作为一种私人的精神消费品;可以按照非零价格由私人付费来实现交易;或由私人单独通过付费购买的方式排他性地作为精神粮食来消费。
非商业性出版物是公共物品,非商业性出版物不存在市场或市场极小以至于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价值（如学术著作）,非商业性出版物则只能按照非市场法则即行政法则来提供,实行国营计划运作。
出版行业原本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商业性出版,另一种是公益性出版。出版物的消费目标不同,制作过程不同,资金运行特征不同。实行一种制度],本就不适宜,削足适履、滋生弊端,在所难免。
出版业实行两种制度,事业与产业分离,商业性出版产业按市场机制运行,出版产业在市场机制中除接受党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约束之外,自由出版,在市场运作中争得繁荣;公益性出版事业则按公益制度视国家财力投入规模运行,在可能的条件下,国家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学术出版,当国家资金不足时甚至有条件地引入民间资本,做大做强,促进学术思想的进步和学术创新的发展。能如此,才是回归了“制度”约束不正当与鼓励正当行为的本意:制订行为之“度”,不可或缺,不可超越。
商业性出版制度与非商业性出版制度分立,实行出版一个行业,商业性出版与非商业性出版两种制度,简称“一行两制”。
3、独立编审
版面费问题,在操作层面,应属“独立编审”的作业事项。编审作业之一是判定送审文稿的出版价值,建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制度（略）以支持独立编审。完善并实施学术书评认定制度,创建或完善新制度,改革已造成弊端的旧制度,是大势所趋,亦是业界共识。
4、重倡“科学发展观”
社会公正的责任在于奖勤罚懒、鼓励“清白做人、老实做事”,“需要数十年的学习、研究能力训练、等待时间、机会、检索、资料、撰稿、调查、实验、个人天赋和辛勤劳动”[1]是诚实的著作者本俱的才赋。如今这种本俱的高尚品质被边缘化,有制度漏洞、有较长时期的社会风气熏染的宏观原因,也有“无数劫以来”贪嗔痴慢傻习气造业的微观原因。我们不能不看到它的严重性。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几十年与几千年相比,微不足道。中华文化是经过了历史考验、并在考验中积淀着精华:诚实的劳动和献身精神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什么？走提高生产效率、共同富裕之路[6]。重倡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和谐、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社会教育环境中,普通人的良心都要回归,诚实著作人本俱才赋肯定会复位核心。
参考文献
[1] 何其多.我国现行出版制度的弊端及其影响.省略/m/? Source= ShowArticle|1|301720|0|4|1.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国内著名学府、学术机构聘为访问教授。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200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读物之一,荣获多项图书奖项,与2009年出版的《金融的逻辑》长期居于财经畅销书前列。
他总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4月17日也不例外。作为“2010年投资与理财年会”的特邀嘉宾,当晚,陈志武在凌晨时分才抵达北京。从上海到北京,两个小时的旅程里,他要处理若干活动邀请、电话,并要准备第二天的发言。
在机场,他遇见了前几天和他一起参加博鳌论坛的潘石屹。老潘随即在微博上留言,公布了这次“邂逅”。“去博鳌的时候,一直看到张欣(潘石屹的妻子)在手机上捣腾,还以为她看短信,结果是在发微博。”他哈哈大笑。
温和,随意,虽不是特别健谈,但回答问题认真而逻辑严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采访就从微博、房价,甚至从电视剧《蜗居》谈起,丝毫没有经济学的宏大叙事。“其实我是个特别人间烟火的人,孩子们出生时,我也会给她们换尿布。”他笑言。
4月上旬的博鳌论坛上,陈志武和潘石屹就中国的房价问题有过一番论道。陈志武提出了增大土地供应的看法,认为房价已经充满泡沫。这似乎意味着,这位在20年前暂时作别中国的经济学人,如今虽然在美国执教,但已经将研究的中心放到了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上。
他回来了。
“懵懂”美国梦
从中国到美国,最初的路并不平坦。
大学毕业后,陈志武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计算机专业,那是1984年。但在念了一年半后,他就发现自己对计算机工程没有多大兴趣。刚巧,他的朋友崔之元也在国防大学数学系念书,在两人合作翻译阿罗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的同时,他慢慢转到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1985年秋季,陈志武开始给耶鲁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写信,问他能不能申请到耶鲁大学攻读这方面的博士学位。在既没有32 美元去参加GRE考试,甚至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的戏剧性往事中,耶鲁大学不仅把他录取了,还给了他奖学金。他就在这么一种“懵懵懂懂”的状况下去了美国。
之前学的是工科,在美国才从零开始接触经济学。在这期间,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纯学术的研究,包括推导许多数理模型,写了不少实证研究论文,这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陈志武顺利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威斯康星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报刊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盈利战略等方面。他的论文《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很快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耶鲁担任终身教授。
几乎在同期,陈志武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
金融的“另类”逻辑
大约在2001年,陈志武开始进入国内经济学界的视野。最开始,是他写的署名文章在国内的财经媒体上刊登,不同的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和文风,让人耳目一新。2004年和2005年期间,他似乎无意跻身的一场风波,使他迅速地为人们所熟知。
到今天,陈志武似乎不愿意再就此事作太多评论,但搜查以往的资料,可大致得到以下事实:2004年之夏,香港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内地掀起一场被称为“郎飓风”的风暴,在学界、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在媒体和民众都对郎教授的观点颇为赞许的同时,陈志武却提出了对郎咸平观点的质疑,这随即被好事的媒体升级为两个经济学家之间的PK。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几年前那次有名的纷争外,陈志武对于一些粉丝颇多的畅销书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比如《货币战争》。在《货币战争》中,作者认为金融市场被一小撮银行阴谋家控制、操纵,并最终上升到政治纷争、制造战争、制造金融危机。但在陈志武看来,金融并不是这样可怕的东西,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福祉,从而让人们真正获得自由。
“金融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这是陈志武关于金融的逻辑的定义。但是这也招致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的非议,认为这和主流的货币银行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没有货币之前,还不能叫金融。
“这恰恰是中国金融学界的问题。其实这个不奇怪,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证券一类的金融历来就不乏争议。这个历史的背景反过来就影响中国学术界对金融的理解,都和中国传统的关于货币的看法相关。这是非常狭义的理解。”他这样认为。
在4月18日举行的投资与理财年会上,他用对腾讯上市后马化腾的身价分析,进一步阐释了“股权致富的金融逻辑”:股权创业――资本市场上市――提前变现未来财富。他认为:“金融的逻辑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我们更需要理性了解金融的逻辑,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学到建设性的技能。”
“民享国权”观
今年春节前后,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出版。
在这本书里,陈志武探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奇迹”,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诸多谜题。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莫过于“民享国权”。他认为,国有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不会因为国有资产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从来没有以明确契约的形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不仅如此,理论上归属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由于政府限量供应而推高房价,这也成为当下中国大多数家庭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
陈志武在书中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元。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政府坐拥近80万亿元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元。
由此他主张,把80万亿元国有资产以基金的形式发放到每个老百姓的手中。具体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改组为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老百姓按人头领取这些国民权益券,可以长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交易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
结果是什么?从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增速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这30多万元,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对他的观点,业界和民众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有前瞻性的、将引发一场制度改革的惠民之举;有人认为陈志武不了解中国,这只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纸上谈兵。人们也逐渐发现,这位研究金融市场出身的经济学家,已经悄然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制度追问之中。
从陈志武的博客上,可以看到他关于房价、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不公平性的相关思考,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症结,那就是制度资本。“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呢?答案是:制度资本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
人间烟火的幸福
采访一开始,陈志武就坦言,自己是个特别生活化的人。说到两个女儿,他的表情特别幸福――做自己喜欢的学问,满足于今天的生活。同时,他很坚决地认为,自己所有的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过上更富有、更幸福的生活。
在他的两个女儿看来,陈志武和普通爸爸没什么两样。小时候的每天早晨,他都会亲自送她们上学;每周,花半天左右时间处理对冲基金公司的事务;每年,大概有90~100个学时左右的教学任务;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研究上。
《24堂财富课》一书收录了陈志武写给女儿陈笛、陈晓的信。这位父亲这样写到:“说实在的,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甚至也买好长期护理保险。这种保险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老了不能动、需要他人长期护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支付这种护理费用。等我们老了,我们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就去养老院。”
他还说:“总之,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长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我们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真的不愿成为你们未来职业追求、生活追求的负担。你们的幸福是我们唯一的指望,这包括尊重你们长大后选择职业、选择男友的自由。”
这是一封很感人的信,它既巧妙地讲了家庭理财的重要性,也流露出了父亲对女儿的关心和情感。
2006年6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湖南株洲的茶陵县。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他想起自己走在华尔街的日子。同样,在华尔街行走的时候,他也常常回想起这里,觉得很不真实:“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走在家乡的山路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