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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金融学研究内容差异
从现代经典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来看，现代金融学其主要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资本市场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资源配置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必然以市场均衡和获得和合理的金融产品价格体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那么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其差异主要表现点值得深入研究，曾经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分析法和框架。现代经典金融学其主要分为参照系、视角以及分析工具等组成部分，金融研究过程中由于两者研究的问题存在着差异，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具有差异性。当代的经典金融学主要是以继承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并且建立起完善的现代金融学完整体系，但是其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模型上仍然存在着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注重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两种金融学对于风险和无风险情况下对于人们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其核心价值的心理物理学效应会造成人们柱塞盈利的时候出现反感风险，而且在亏损的时候会出现追求风险。心理物理学效应则成为了人们过分偏执定性可能和不可能事件的主要因素。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提供了自身参考系
我们以有效的市场理论和理性的人性假定作为参考系，那么在此参考系下并不是要求能够准确的描述现实，而是在金融活动中是否能够建立相应的规矩和标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EMH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验证，非有效市场已经成为了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而且传统的资产定价和组合理论均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由于在现实的研究中，总会出现对预期效用理论产生理论上的质疑，因此在此研究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即，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对技术进行替代和修正；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学者独自去寻求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合理解释，并且出现了两位学者共同创建的期望值理论，而且该理论还获得了长远的认同。如此以来，以市场非有效性和期望值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对象，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金融学分析工具介绍
现代经典金融学之中具有一套分析工具，其主要是由不同的数据模型和图形模型组成。其主要通过简单明了图像和数学结构来对繁杂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这些除了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进行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而且还可以实现在金融学上的研究突破。由于金融学被一度看作为非实验性科学，但是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却属于经济学，而且是还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而来，使得我们在进行金融学的研究时，更加符合和数据收集。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困境
（一）噪声交易解释困境
为了保全一种完全的竞争状态，引入“噪声交易者”来对整个价格系统进行控制，使得价格均衡，且不会揭示私人信息。往往噪声交易者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作为非理性或者流动性的交易者则会追求，因此这也会造成在整个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框架下难以取得理性预期平衡。噪声交易者常常会使用外生变量来对证券的需求总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在经济学家看来，仍然是理易行为。但是没有对噪声交易者和理性预期者的差异进行探讨，由于理性预期交易者对于证券供应成立随机变量，因此不能够使得其确定性的维度增加。因此整个证券价格就会由于随机变量出现，而造成私人信息不能够完全揭示。
（二）不完全竞争困难
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其主要是在实现均衡价格的同时还具有完全揭示直接获取私人信息的动机。在不完全竞争研究之中，决策者的行为受制于交易者的信念，交易者价值不仅存在于预期时的优势，而且还具有其他交易者对此交易获取信息的猜测。每个交易者在衡量自己是否会对均衡价格的配置产生影响，可以有效反映出具体信息，这就可以有效避免在交易中出现“搭顺风车”的情况。假设，一些股票教育者，在发生交易的过程中，若不去获取哪些隐私信息，那么自己很可能陷入被动，使得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从不完全竞争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要求交易者具有理性的认识，在交易过程中不仅需要保持理性的认识，而且需要有意识的决定别人存在的影响。
（三）经典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研究困境
由于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存在着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例如，经典金融学常常会假设一些异易者具备同性质的先进理念，这就使得市场有效预期理论处于平衡状态，可以使得证券持有者与交易者均会各自承担风险，使得其分担来自金融经济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原因其主要由于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这就是同种信息的先验信假设所带来的缺陷。相关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证券的收益不同预期应该是证券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种性质的共同知识先验信念差异主要是由于私人信息的不同，当交易的唯一动机是信息优势的时候，此时属于预期均衡状态，该状态下不会存在着交易。因为理性预期交易者虽然认为愿意承担交易，而且还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信息，不会使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发生交易。现实股票市场中，交易量非常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会呈现出非理性的交易。现代经典金融学关于投资者在进行个体交易的时候，存在着未解之谜包含：投资股票的倾向效应。
（四）股票溢价解释困境
股权溢价与波动率之间的相关问题一直困扰着金融学家，其中股权溢价主要是由于美国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高出了无风险收益率，部分很难是由于消费者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从消费者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研究，消费边际代替率和收益协方差之间绝对了股权溢价，即实际的消费增伤水平比较稳定，高股权溢价隐含了高风险厌恶水平，高风险的厌恶水平与高风险的实际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虽然得出的这个结果与实际的利率水平之间存在和极大的不相符，而且该问题也会看作为无风险利率问题，若假设按照他投资者的期望折现率为常数，则较之价格利比和红利增长率波动应该相似。但是在相关数据整理的时候发现，价格红利比的波动远大于红利增长率的波动。
三、行为金融学的崛起
（一）基于信念行为的金融模型
基于信念行为模型的解释主要是以投资者作为解释的主体，投资者中出现过度自信则可以被看作为过度交易现象，由于过度自信使得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信息就完全可以实现对整个交易的掌控，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于是否盈利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种信息对于投资者无疑你一种鼓励，使得其在交易过程中始终相信这些都信息就是其盈利的根本，于是就产生了过度自信交易状态，这种过度交易自信尤其是在男性投资者中更加突出。使得男性投资者交易更加频繁，投资的收益也较低，这就证明了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解释。（二）极端股票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股票应运而生，而且均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出现，于是就有许多投资者进行炒股，但是其炒股行为更多是一种极端炒股行为，常常认为这种极端方式炒股主要是因为股票在以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认为利用股票可以获取更高额利润。极端股票行为主要表现在使用可利用法则驱除投资者的关注表现最好或者最好股票。
（三）波动率解释
由于一些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对私有信息极度自信，使得经典金融理论对于波动率难以作出正确合理解释。首先，如果投资者没有公开信息，那么对于未来资金增长的先验信念进行公开，然后再对收集一些极度自信信息，这样投资者就会高估私有信息对于整个波动率的影响，难以达到准确显示。如果所获取的私有信息属于正面信息，那么投资者很可能将股价推到红利相对较高价位，致使红利价格比波动率快。在对红利波动过小进行解释的时候，其始终属于认知代表，而且始终坚信平均红利增长会比实际的波动率大。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如果看到红利增长，则投资者就会信任红利增长率不断提高，那么就会买入行价格，逐渐将价格推到一个与红利水平不一样的位置。当看到红利下降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红利收入会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投资者也会出现抛售现象，将股票抛售使得价格低到与红利相宜的水平。
（四）横切面股票收益率解释
经典金融学对于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存在着困境，其主要因为我们在对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研究的时候，主要是以信念模型作为基础，研究过程中将其分为动态和经验模型，静态模型则是根据特定的投资者心态引起心里因素偏差。有专家学者曾经构造了CAPM静态定价模型，而在此模型之中存在着两个交易者。一种交易者为极度自信投资者，一种为风险厌恶理性套利者。CAPM模型结果显示，其主要功能为对资产进行均衡，这种均衡不仅与定位偏差有关，而且与风险因子有关。定位偏差则主要是变量，属于股票市值和价值型的变量。造成这类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当股价上升，BM值下降，此时如发生投资者过度自信事件，则很可能造成过度反应。由于风险厌恶套利者可能会产生消除投资者厌恶套利者的系统因子影响，于是静态模型就会对股票溢价进行解释，那么此时虽然风险厌恶套利者可以消除一些特定的因子下被投资者过度自信，但是其对于系统因子的过度自信影响却难以消除。
（五）溢价之谜解释
溢价之谜，从行为金融学观点进行解释为投资者厌恶可以解释为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其他投资者不能够明确知晓股票收益分布。如若这种模型的收益部分被公布，那么人们则会做出最坏打算。从Maenhout的实验中不难看出，投资者为了弥补使用错误股票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势必会要求更加高的股权溢价。我们在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研究的时候，通常会采用BHS模型，该模型从直观上能够轮子损失厌恶程度发生差异，还可以观察股票价格过度中的波动，但是其损失厌恶本身就会使得投资者不愿看到股票下跌，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势必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溢价，这样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心理平衡。
（六）基于偏好的行为金融模型
对于股票购买者出现倾向效应，其推出了一个基于偏好的解释。如果投资者的偏好是由瘦构架组成，而且符合前景的理论描述，那么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为50，则现价为55，如果前景理论的盈利和损失以买卖的差价来衡量，那么此时卖出的股票的价格为v（5），投资者选取下一期进行售出。因此，将前景理论运用到股票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之中，而BHS假设投资者的偏好则可以细分两个部分，其一为投资者消费获得效用，其二为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曾经Johnson针对损失厌恶程度依赖、以前的收益和损失之间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认为人们在赢得一次赌博之后，通常不会参与赌博，若输掉之后则会拒绝参与赌博。
四、总结语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一）对职业规划认识起步较晚，对自我认识和职业准备不足相较于国外，国内对青少年的职业规划教育起步较晚。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启蒙贯穿了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学校设置相应课程和开放式研究作业，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不同职业职位特点，并引导学生以此为依据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而在我国，进大学前的职业规划教育内容非常少见，青少年多以升学为目标，只有到了大学才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之相关的最大问题是，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过相关的探索和思考，无法清晰的界定自己的优缺点，兴趣爱好和能够与之对应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很容易产生迷茫。
（二）对就业环境和形势了解不清，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心理学生对就业环境和所需的准备认识不够清晰，有盲目性的特征。近些年社会上多次出现学生“考证”扎堆的现象（3），反应出大学生了解到就业越来越难，出现惶恐，希望准备得越“充分”越好，误以为职场和学校一样，以考试成绩和所获证书为标准。他们无法意识到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职业素养和综合实力的人才，而这并不能简单靠成绩单和证书来衡量。另一方面，在信息社会里，媒体大量报道“财富新贵”“年轻有为”，也让年轻人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愈加紧急和强烈，认为互联网新时代下创造性的无限可能，加之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不清晰，很容易对就业现状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
（三）责任认知不清晰，对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一项相关调查显示：有73％的受访大学生都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自己择业的最大困难，有81％的受访大学生把面对择业信息时的无从选择归于择业信息不公开、企业公司的信息网络不畅通等社会原因，而不是自身取舍信息的能力问题。（4）这中种归因和社会的相关现象有所关联，但成长和个人发展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责任，外因要靠内因才起到作用。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主动找工作，而是宁愿呆在家里做“啃老族”，或者指望父母亲友解决其工作问题，均是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清晰，将个人发展职责推卸给他人的表现。
二、从大学生本人出发，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尽早开始思考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就业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起点，是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找工作是仅仅是实现职业生涯规划当中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关的是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在未来进入社会后实现。这才是之所以读书和受教育的原因所在，也是应该尽早考虑的核心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需要意识到思考和规划未来是一件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将是实现顺利就业的第一步。
（二）主动了解就业环境和人才市场情况，积极尝试和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多数的学生长期处于学校这个较为封闭的环境，对外界的情况和真实的工作处于想象状态之中。而用人单位所需要的人才衡量方式和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衡量标准并不完全统一。（5）作为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这其中的不同，并且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当中，并寻找实习机会，体验真实的社会和职场。除了社会实践和实习，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和已毕业的学长交流，和过来人学习经验，考虑如何更好的准备，积极应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在获取就业相关信息时，尽量获得一手经验，而不是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
两汉今古文之争融合许慎郑学
一、斗争
西汉哀帝之前立学官五经皆为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故“古今文经”名称未立，无所谓争论。大胆地系统地提出各种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等，要求立学官，以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者是刘歆。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抵制，至此始有今古文之争。就史书记载看，较重要之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发生在东汉初年。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提出为《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反对。刘歆为古文经立博士理由有二：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则较完备，可补今文经之缺。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又如《礼古经》（古文《逸礼》）比高堂生之《仪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逸礼》）；二、古文经较今文经可信。以《左传》为例，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梁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于亲见详略不同，可靠性亦不同。博士们一方面辩解说今文经是完备的，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另有一些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求助于孔光，孔光亦不肯帮忙，刘歆在一气之下写成一封著名之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因言辞激烈引起众博士大哗，“诸儒皆怨恨”，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抗议，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因得罪掌权大臣，恐诛，请出外任。第一次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持古文经学，《古文尚书》、《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易》及《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学才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但“新”朝短命，古文经博士又都随之废除了。
第二次今古文之争起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韩歆上疏要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刘秀让臣下议，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召集公卿大夫和博士官至轮台就韩歆之建议进行辩论。今文博士范升加以反对，其理由如下：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二、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三、“非先帝所立，无因得立。”四、“近有司诸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此比类，亦希置立。《京》、《费》以行，次复《高氏》、《邹》、《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纷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卒立《左氏》”（见《后汉书・范升传》）。李封为其博士，李封死后，不复立之。古文经学家虽未取得真正胜利，但相信古文经者日多，以至朝廷帝王亦倾向古文经。
以后今古文斗争不断，但较零星，较重要的有两次：一、章帝时古文经对今文经的全面挑战。章帝特好《古文尚书》和《左传》，喜贾逵之学。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贾逵入宫讲授经学，令其“发出《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又命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与《尚书古文》异同，贾逵集为三卷上奏，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诂》（《周官》即《周礼》）。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材生授《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见《后汉书・贾逵传》）。由上可见，有最高统治者支持下的古文经对今文经展开了全面挑战。二、东汉末年何休与郑玄之争。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纯用今文说，不引《周礼》一字，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玄站在古文经学家之立场，针锋相对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观之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见（《后汉书・郑玄传》）由上可见，从东汉到西汉，今古文的斗争中古文经学由弱而强，渐占上风。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末年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途之争，东汉初年之争是维护道统之争。因东汉时古文经者亦可入仕，古文经学者亦有反对为部分古文经立博士之建议，乃为维护道统也。
二、融合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今文经更加谶纬化。皮锡瑞《经学历史》曰：“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甚。《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按传统说法“齐学”即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齐诗》学迷信最重，也灭亡的最早。二：今文经越来越繁锁化。桓谭《新语》：“秦近君能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以至统治者要求“删减经说”，桓荣、桓郁父子也删减经说。班固就今文经的繁锁化批判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传经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忌也。”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现了一大批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特别是许慎和马融两人，对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许慎（58年―147年），字叔重，河南郾城人，贾逵的学生，博通经书和群书，一生经历了从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哀帝、安帝、顺帝、质帝到桓帝，共九帝。100年―121年历时22年撰成《说文解字》，此书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文字）、籀文（大篆）等，共9353字，《说文解字》每个字的字型、训诂都极简要，全书不过13万3千字，主解字之本义。人们读古书、经书及汉代法律诸字在此皆可得到解答，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并使古文经学中的文字学、训诂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问，至今仍有巨大意义，是研究文字学、训诂学和汉代经学所必读书。这部著作的出现，对于不懂文字形、义，只知依据隶书进行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是一个严厉的驳斥，它显示了古文经学具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本来今古文经学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两个不同宗派，尽管其学术源流、治经方法、对经义解释不同，但两者之间无根本厉害冲突，其在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所以从王莽时统治者就对其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东汉统治者从刘秀始就对今古文经学有一定重视，其目的是扩大其统治基础，以争取和网罗更多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这是两者走向融合的根本原因（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古文经学大师多能博通今古文经说，因此其自身学术素养就具备了促使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条件。古文经学在东汉虽获巨大发展，但终东汉一代未得立学官，即始终是私学，非官学之地位，故古文经学家都锐意于学术上之进取，锐意于学术之完善以便战胜今文经学，故十分重视吸收今文经学之长处来充实发展自己。
论文关键词:儒学法治仁礼
一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DennisLloyd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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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1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对新增劳动力需求不足
从2008年开始，我国GDP增速逐步放缓，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仅为7．4％，远远低于“十一五”期间11．2％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低于2012年、2013年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但从2008年开始，高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达到了727万，比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年的2013年又增加了27万，再创历史新高。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经济产出越高，失业率越低，这可以用奥肯定律来说明，即相对于潜在GDP，实际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实际失业律就会比自然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GDP的变动来预测失业率的变动情况，而GDP增速的放缓必然使得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总量上减少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
1．2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所谓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的变动而造成劳动力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就业矛盾。简单说来就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它表现为劳动力的素质、技能与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相应地带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剧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原先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型增长，转变为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的内涵型增长，在这过程中更加强调科技和技术进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技术含量增大，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中，都需要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社会增加对大学生，尤其是对中职、中专、高职、高专类学生技能的要求，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滞后的特点以及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使其培养的人才不能够胜任岗位需求进而造成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1．3企业规避风险行为，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内许多企业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沉重打击，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使得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加谨慎。在其经营过程中，企业会不断计算现有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之间的收益成本关系，不会轻易招聘新员工。同时，大学生在与用人单位交流过程中可能会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这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出现，大学生就业面临诚信危机，大大增加大学生就业的交易成本，这些都将使企业无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高薪酬、高福利的工作岗位。即使是以实习的形式，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调查显示，超过70％的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其中63％的企业认为实习生不方便管理；81％的企业不会为实习生提供任何补贴，只有34．9％的民营企业愿意推行实习。而大学生受传统“精英教育”的影响，不愿意屈就于一般行业，在求职过程中，期望值普遍偏高，存在求稳、求富的心理，向往大城市、大企业、高薪水、高福利的工作岗位，两者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2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措施研究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促进大学生就业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国家、高校、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
2．1国家应采取可行性措施，促进大学生有效就业
从宏观上，国家应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加快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对就业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第三产业，同时加强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关联，加深各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宽松环境，从总量上保证大学毕业生就业。从微观上，国家要培育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全国人才信息网，健全就业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出台更多促进就业的政策。例如，制定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通过利益调节促进大学生就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完善教育市场中介组织，共同为大学生职前培训、职务发展服务。
2．2高校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大学生
高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各类院校都要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就高职院校的发展来说，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各行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高职院校应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为企业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增强其不可替代性。在培养模式上应注重通过实践操作加强学生技能的锻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课的开展，建立校企合作，由专业教师带领到一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也可以聘请企业的专业人士到学校为学生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岗位，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同时，学校应普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学习和实践，为就业作好准备。
2．3大学生应进行自身的调整，实现充分就业
作为就业链中的主体，大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就业观念对其就业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对自身正确的认识和反思，以及对就业形势的分析，将有助于促进其就业。首先，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有所长，时刻注意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注重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如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其次，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不要将择业目标锁定在大城市、大企业的高薪、高福利的工作岗位，而较少考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一些具有较强人才吸纳能力的工作单位。要转变就业思路，从基层工作做起，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再寻求更好的发展，以此来实现就业。最后，要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了解，深刻剖析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不过分地高估或低估自己。同时，认清当前的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并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以此认清个人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会有差距，改变妄自优越感或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先就业后择业。
3结语
关键词：教学评价统计学
传统的评价观的重心在于获得结果。在进行课堂教学评价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做法：确定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一套评价用表，由特定的人或群体对某堂课进行打分，然后综合统计，计算出总分，取得一个评价结果，以量化分数定质量。在新的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评价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目标，更强调解释评定分数的内涵，寻找和分析评价对象的发展优势及阻碍其发展的问题所在，要求开展多元评价，以质性评价整合量化评定，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性评价。但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一直是校长最关心的问题。领到了新的任务而又一时找不到完成任务的方法，的确是使人焦虑的事。尽管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笔者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探索贡献给校长们。笔者认为，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应引入现代统计学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一、“多值估量法”适用于多元评价
多元评价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思想，评价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被评价的任课教师本人都可以参与评价。多值估量法是对多元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较好的统计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评价者对同一评价对象的各个因素在各个等级上的属于程度进行评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评价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给评价带来的误差。已往进行课堂教学评价多采用二值判断，如就学生课堂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判，我们设定几个等级——很好、较好、一般、不好，评价者就某一个等级的判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属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属于（自信度是0）。而事实上，当该评价者认为其属于“很好”的等级时，可能并不认为完全“很好”（感觉不够完美），但又不属于“较好”的等级，所以只有划在“很好”的等级里。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断易导致某些判断结果不十分准确。多值估量则有了较好的改进，同样是判定“很好”，却可以表达出属于程度，如从0到10，这样就可以使评价更准确。试举一例，说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为了计算简便，我们选取两类评价者（实际评价中可能会有多类）。这两类评价者是5位教师和7位专家。他们对某教师的3种因素进行评价。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处理数据。上表是评价时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由上表可知，该评价者认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10，故评为“较好”；“Ⅱ”因素处于差的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5，其认为比差还要低一点或高一点，故评为“差”；“Ⅲ”因素处于很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9，故评为“很好”。计算时，分这样几步走：1.计算某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Ci表示，计算的结果是这个人的评价结果。之后，将每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表示出来。2.同类评价者的自信度矩阵求和，以获取同类评判者综合的模糊评价矩阵。3.将多类评判者求模糊矩阵，求得各类人员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运算过程可以由计算机统计软件完成，将每个评价者的评判数据输入，编制程序，输入表达式，则可获得结果。
二、“程度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
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以鉴别和选拔为主要功能，所以不论通过何种方法，只要按照预先制定的评价标准，由评价者按评价因素打分，最后取得一个最终结果，能使被评课堂区分出优劣就可以了。发展性的课堂教学评价强调改进和发展的功能，需要发现被评价者存在的问题，以便提出改进意见；也需要了解被评价者的优势，以便发扬光大。这样就需要采取程度分析的方法，了解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对此，统计学上可利用多值估量法计算出的结果，再使用综合模糊评价矩阵，获得各因素的程度分析。这一过程同样也可以通过输入表达式由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再以这位教师的教学评价结果为例说明：通过运算我们可以求得评价后各因素的程度系数，对照等级赋值表，获取的评价结果信息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的程度，“Ⅱ”因素属于一般，甚至偏差，“Ⅲ”因素很好。“Ⅱ”因素存在问题，也可以说这就是该教师课堂教学的薄弱点，也是我们找寻的关键因素。发现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在“Ⅱ”因素上，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按照学科特点及学生情况等将“Ⅱ”因素进行分解，再发现更具体的问题。
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我和广西兄是多年的知交。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河南大学（当时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时，我在附中读书。虽然小他数岁，但因我在幼时曾从开封武术名家鲍成功学习武术，他正在调查开封武术的门派传承，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我也醉心于文学，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望年的朋友。后来经过，两人各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见日疏，并渐失音信，只是彼此还将昔日的友情保留在心底。
前年郑州举办世界传统武术节，我应邀在武术节的科学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武术》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在魏真先生引荐下见到广西兄。老友重逢，昔日的情景顿时都到眼前，两人相视，感到他依然体健气爽，显得十分年轻。经过交谈我知道他已是研究近代文学的专家，先后出版过《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左宗棠》，主编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并发表过《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近代诗文研究的百年回顾》、《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近代文人的地理分布》、《中国近代文社简论》等一系列论文。但对于武术，他仍然情有独钟，还在深入研究，并有《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中国武术》、《中国兵》等著作问世。看到他的这些成就，真为这位老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每次回到河南故里，总要和他聚谈，十分惬意。他还特意将他多年修炼的养生功法传授给我。
为了推动家乡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我曾建议魏真先生在他所领导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组建一个以中原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并建议由广西兄出来担纲。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河南体育界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领导的支持，终于在上周末正式举行了“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我被邀请出席这一仪式，和广西兄都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广西兄还欣然接受了中心请他出任副主任的聘请。会后我们又一同到安阳殷墟、汤阴里城和岳庙参观，路上我们在车里促膝而谈，对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作出许多设想和计划。在我离开郑州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相约要把他多年调查的河南各派拳术传承体系用录音整理出来，作为口碑历史保存下来，并用摄像机将他的养生功法录制下来。哪能想到，我刚刚离开郑州，他竟然撒手西去，魂归道山，那晚的相约竟成永诀！
记得广西兄在他的近著《中国功夫》的《后记》里曾写下：
“世事烟云，人生如梦，镜花水月，其名亦空，又何谈痕迹？纵有痕迹，又当何如?”
他并赋诗自嘲：
“神驰八万里，梦游六十年。山云来复去，明月印秋潭。”
我原来对他的自嘲是很欣赏的，觉得很有禅意，不想竟然成为他离世而去的谶语。对于广西兄的突然离去，我感到无限悲痛，他还是那样年轻潇洒，怎么会如此轻易弃世？！为了表达我的感受，我拟出一幅尚未来得及推敲的挽联：
评近世文学，卓识方兴，不意忽然丧知己；
谈中原文化，宏论未尽，缘何顷刻失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