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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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明星，却不乏名气 30年来，外交部厅无数次被聚光灯点亮，先后走到台前的27名发言人包括5名女性在内，从未有专人化妆造型。“我希望别人更关注我讲什么，而不是穿什么”，现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接受记者采访时，秦刚强调，发言人不是明星，忘却小我，才能底气十足。
一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副司长兼任。27名发言人中，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珍、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朱邦造、孔泉、刘建超、马朝旭、秦刚等12人是司长兼发言人，其他为副司长兼任。发言人最短在任时间不足2年，最长超过9年，平均任期约为4年。已卸任的24名发言人中，多人曾在或正在中国驻外使馆担任大使职务，或是从大使任上卸职进入中央外办、外交学会等机构部门；钱其琛、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长。
问答之间，“官话”寓意深 记者们常说，发言人是嘴最严的一群人，不管你如何变换角度他们总能回避敏感问题。“有时你甚至佩服他们侃侃而谈却几乎没有透露任何资讯的能力”，一名英国资深记者说，全球的发言人都秉承同一原则，“区别在于他们中的出色者可以把故事讲得更为动听”。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孔安驻华15年，他说，“中国资讯的特点在于，官员级别越高越敢说话，有些低级别官员宁肯不说以免说错，影响了本来可以透露的资讯量”。
这是因为大国外交政策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特点，“一个表态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背后政策的变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
台前一人，台后团队 聚光灯下的台，是中国外交30年的缩影，也是发言人机制不间断运转的浓缩一瞬。厅的镜头从未捕捉到，每当下午3时发言人走到台前时，几名新闻司处工作人员已坐在后排座椅中间。他们，是发言人的幕后团队。
北京地坛医院隔离亲历
我不知道离患者有多远
5月1日晚看了电视,香港卫生部门确认,该地区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为25岁男性墨西哥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即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最高的“紧急”。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该患者4月30日下午搭乘东方航空公司MU505航班经上海抵达香港,入住湾仔维景酒店。4月30日晚该患者出现咳嗽、喉咙痛、乏力等症状,当天20时许自行到香港律敦治医院求诊,并初步测试为甲型H1N1流感阳性。
5月1日20时,该患者被确诊为香港首例甲型H1N1流感个案。患者及其亲密接触过的3位人士被隔离,情况稳定。
同时,中国卫生部接到香港卫生署通报,1例来自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已确诊。卫生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控措施。
据了解,该患者4月29日从墨西哥乘AM098航班出发,4月30日晨6时飞抵上海,11时20分转乘MU505航班飞往香港。该病例途经上海时,卫生检疫未发现异常。
我和这位患者搭乘同一航班,因没有公布他的座位,也不知道自己离他有多远。
从4月30日起,上海等地卫生部门即对该航班所有乘客进行追踪,并已对绝大多数乘客实行了医学观察。为了确保同航班所有乘客能够及时得到医学观察,卫生部特别呼吁,乘坐过以上航班的乘客或知情者,请尽快联系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清晨隔离前我在河边呼吸新鲜空气
5月1日下午,已有西城区疾控中心打来电话,询问有无异样的感觉。所以,我对深夜来电一点不感到意外。
我告诉他们,救护车不要进小区,以免惊动更多的人,看到警灯闪闪,穿白衣的人进进出出,还不知发生多大的事。他们答应了。10分钟后,他们打来电话,说已在楼下。
晨曦中,两个戴口罩穿白衣的人已在楼门口。简单交谈几句。我让他们到小区外的桥上等,我收拾一下就去。或者我直接开车到地坛医院,他们说还是坐救护车去吧。
我叫醒了家人,告知一下。然后提着小箱子来到小区外。两辆车已在等候,几个穿白衣的人围了上来。问了姓名,确认后说救护车一会就来。一位女护士过来登记,再次确认地址和家庭成员的名字,电话。
此时天已透亮。空气清新,一片春意。河边已有人在吊嗓子、晨跑,而我却要去隔离。
救护车迟迟未来,已有半个小时了。此时,花房有人向我们这里张望。我让那两个白大褂医务人员坐进车里,自己沿河边走走,不时伸出手来,做打拳状,不知的人准以为在晨练。
直到五点半那辆救护才闪着警灯犹犹豫豫地开来。五点半开车,到了三元桥,不是直接去地坛医院,而是盘桥上下,向机场方向疾驰而去。五点四十八分,救护车从苇沟出口出来,穿过机场高速,来到国门大饭店后面,看到牌子,才知地坛医院已经搬到这里。
医院高度 穿上大号病号服 体温:36.4摄氏度
地坛医院进入状态。救护车直接开往病房楼口,我进入感染二科,10号病房。
这是一个单间,一张床,柜子、冰箱。一个卫生间,可以洗澡。还有一台可以移动的电视,只是不能上网。
我接受了一些常规检查:量体温,36.4摄氏度。医院送来了病号服,试试太小,他们又送来一套新的,大号。试试还行。从小到大,还很少住院,特别是这种正规的医院。
接分社吴社长电话,他已经知道国内一些情况:墨西哥航班已经取消,等着中国政府派专机来接。
中国外文局领导提议在中国网开专栏,新世界出版社出书,因为都是第一手资料。这里没有网络,中国网送来了上网卡。有了网络,一下就变得有许多事做了。
年轻的医护人员来来往往,都是女孩子,尽管捂得很严,但态度很好,登记、送饭、测体温,服务很周到。有时,走廊会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洒向不远处的杨树林浓郁的绿荫里,使人感到一阵轻松。
那天同机的人都先后来到这里,不由会心一笑,此时相逢,绝对难得。
从医院转移到宾馆
2日晚些时候,据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通报:北京市有关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对与香港首例确诊患者同机的17名进京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集中医学观察。目前,17人未出现发热症状。
绝对是好消息
受此影响,医护人员悄悄告诉我们,你们大概很快就要转移到前面宾馆去住了。说着,她指指不远处绿茵深处的国门路大饭店。
真的,简直不能相信,刚来不到一天,就可以住宾馆了?这消息不亚于比住五星级宾馆还让人高兴。
这证明,我们这些人一切正常,北京的疫情相对稳定。
其实,我们的高兴源于下午在地坛医院的一场新闻会,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成军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新闻会上透露,4月30日,抵达上海的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一位乘客由上海飞抵香港,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目前,17人中的15人正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医学观察。
“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他们体温正常,没有任何不良症状,状况良好”,但依然需要接受7天的隔离观察。
改变 从医院到宾馆
匆匆扒了几口饭,还是米饭、青菜、豆腐和一点肉,没有一点胃口。
急忙收拾衣物,其实很简单,三下五除二,塞到箱子里。
此时我们似乎能在走廊里活动了,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已不再管我们。
几辆救护车已经在楼下集结,前面的国门路大饭店就在咫尺,隔着一条马路,但还是要坐车。
但对我们来说,无疑如同将跨越银河。
忙了整整一天,护士们也累了,坐在一起小憩。看着她们那一张张疲惫的脸,我真有些感动。
“你们怕吗?”我问她们,刚说出来我就后悔,自己不是已从她们的工作中看出来了吗。
“不怕。”一个女孩子摇摇头。别看她们年轻,有几个人已经参加过当年抗击非典的工作。
如同副院长成军所说,经历了2003年“非典”,地坛医院有了巨大进步。对任何传染病,包括甲型H1N1流感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有信心打好这场战役。
下午六点多,我们分乘几辆救护车,来到200米外的国门路大饭店。
我们集中在一个楼里,每人一个标准间,设施齐全。我住在6444房间.医务人员给大家量了体温,依然正常。晚上八点,每个房间都接到电话,问要不要到餐厅吃宵夜。尽管大家都没去,但已深深感到,这里已不是医院。
清晨喜鹊叫声中醒来
这个夜晚睡得真好。
清晨是在喜鹊的叫声中醒来,一抹阳光已经透过窗帘。
上午量体温36.4摄氏度,一切正常。上午和远在墨西哥城的老吴通电话,告诉他今晚9时中国政府的包机将从广州起飞前往墨西哥城接他们回国,5号中午回到上海。知他一切还好,也知道新天公司的朋友们也好,才放下心来。
在MSN上和在合肥隔离的程文君聊天,她和我同机回到上海,后来父母接她回合肥,她一切也很好。
午餐被告知可以到一楼去吃,大家高兴极了,总算可以在走廊里走走了,鱼贯而出,一直走到一楼,午餐真丰富,宾馆就是宾馆。
中国专机终于可以起程了
因为要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采访,所以起了个大早。
看到CCTV报道的两则消息,喜忧参半。
5月4日凌晨3时37分,中国政府援助墨西哥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向墨西哥提供了500万美元人道主义紧急援助。
看到电视上那架飞机尾翼上盛开的木棉花,看到那一件件巨大的货柜缓缓装入机舱,再次被感动了。回想不久前在墨西哥城的日子里,我只有一个薄薄的口罩,戴着它到处跑着工作,街面上口罩等防护用品早已脱销,无奈只好买些绷带剪开,不时地换上一块,就连乘坐AM098航班时,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只换了一块。所以,这些平时不起眼的防护用品,此时却是生命的一条防线。
对墨西哥人民来说,这些防护用品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这条消息也让我感受到中国对墨西哥的真挚情谊。
下边这条消息,却让我高兴不起来。
原计划3日晚赴墨西哥接回中国旅客的包机没能如期执行。该航班是否还将执行、具体执行日期等都将听候上级指令才能确定。
一下想到的是老吴。几天前,在墨西哥城机场分手的时候,我和程文君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体。他说过几天北京见。他原定5月1日晚上乘飞机回国。由于30日抵沪的墨西哥航班上发现流感患者,中国政府取消了原有航班,改由中国政府派专机接运滞留在墨西哥的中国旅客。昨天我们还通过电话,还说5号他就可以到上海了,但得接受7天的隔离。
在地球那边,老吴笑了,连说应该应该。
没想到这一延期,不知道何时。
7点20分接受中央台采访,主要谈了隔离人员近几天的生活,消除人们的紧张心理,给社会一个说明。
上午,看了另一则消息,才明白中国政府包机为何延期。
5月2日,墨西哥外长表示,中方将没有感染病毒的墨公民进行隔离是歧视做法,缺乏科学根据,墨方难以接受。提醒墨公民在中方纠正有关歧视和不公正措施之前,不要去中国旅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回应说,中国隔离墨西哥来华航班乘客,并非针对墨西哥公民,也没有歧视,纯粹是卫生检疫问题。马朝旭表示,中方理解墨方对其在华公民权益的关切,希望墨方从共同应对疫情的大局出发,对中方采取的必要措施给予充分理解,客观、冷静处理这一问题。
作为AM098航班的乘客,不仅是墨西哥人,100多位从墨西哥回来的中国人,也受到隔离,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大局,为了更多人的健康。控制疫情,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就在写完这篇短文的时候,得到一个好消息:中国和墨西哥已经决定互派专机,接回各自的公民。一天来笼罩在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去。
希望老吴和滞留墨西哥的中国公民早日回家。
今天,医护人员送来了水果,也送来鲜花,整个走廊花香四溢。
甲型H1N1流感
初识危机四伏的特拉维夫
今年35岁的陈拥军，家住厦门市同安区西浦村，是厦门建隆公司的工程技术员。2001年9月的一天，一位多年深交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拥军，我有几位亲戚在以色列打工，一年能挣几十万回来。”陈拥军笑着问：“真有那么好赚吗？”朋友说：“骗你干吗？找个机会一起出去吧，赚几年就回来。”
其实陈拥军知道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经济比较发达，自己邻村也有人在那儿打工，确实赚了不少钱。当时，刚好公司要劳务输出一批劳工去以色列，在朋友的怂恿下，2001年9月11日，他与朋友正式报名，交完7万多元劳务费后，公司给他们办理好了各种出国手续。2002年2月15日，他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正式通知出发。
当天上午，他们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乘坐飞机飞抵北京，在北京住了一个晚上，于第二天早上坐飞机直飞以色列的首府特拉维夫。到达特拉维夫时已是16日晚上10点多。走下飞机的陈拥军一行，被他们前往打工的米雅德芯片公司派来的车子接到一家集中营里安顿下来。公司的负责人对他们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们先住这儿，上班后，公司再安排你们。”
由于那天正值以色列的犹太人安息日，所有的公司、商场都不上班，加上他们身上没有以色列的谢克币，无法买到可以食用的东西，只能吃自己从老家带来的紫菜。第二天是星期六，仍属于以色列的安息日，无法购买食品。那一天，他们仍靠紫菜汤打发着饥饿的肚子，度过了来以色列的第二天。
第三天早上，公司派车来到集中营，把他们拉到了海法市一个叫艾美可的小城镇工地。安顿下来后，由于没有以色列的谢克币，他们仍无法购买食品。正当他们不知如何解决这一天的饮食问题时，原先在这儿打工的老乡，从家里打来的电话中知道他们来以色列的消息，特意从邻近的工地给他们送来4袋面粉、两包白糖，让他们先应付这一天的生活。
第二天，公司便派人送来了100谢克作为他们的生活费。
来到以色列的第四天，陈拥军和同伴们正式上班。虽然在国内，陈拥军是建筑公司的技术员，但在以色列，他仍和同伴们一起，被分配到工地做清洁工，负责工地的卫生清扫等简单的工作。
在陈拥军上班十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是一个随处都充满危险的地方。那天早上，在他乘车去工地上班的路上，车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虽然他听不懂阿拉伯语和英语，但来自中国的翻译还是把此时广播里正在播放的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刚刚发生了自杀性爆炸的新闻翻译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这段时间以色列经常出现公共汽车爆炸事件，并嘱咐他们乘坐公交车时一定要十分小心。这时，陈拥军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好像处处充满危险。
2002年3月20日，到了他们发工资的日子。那天正逢犹太人安息日。领了工资的老乡们，决定一起去特拉维夫寄钱回家，也让远在祖国的家人分享他们在异国他乡淘到的第一桶金。那天，害怕发生爆炸的他们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位老乡一起租了一辆小巴前往特拉维夫市。就在他们刚上车不久，在另一个工地上班的老乡给他们打来电话，得知他们正在去市区的路上，便对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去罗马街，那儿刚发生爆炸。”来以色列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去市区的陈拥军刚上路就听到这一消息，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路上都提心吊胆，怕爆炸会出现在自己身边。
亲历耶路撒冷爆炸的断臂之痛
转眼，陈拥军在以色列度过了一个多月提心吊胆的打工生活。到了2002年3月26日，公司通知他和蔡献阳、林金谋、林春美三位中国老乡去耶路撒冷一个工地上班。来到以色列1个多月，他们对这儿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耶路撒冷这个被称为“圣城”的城市，是穆斯林和犹太人产生仇恨的发源地，耶路撒冷比特拉维夫更加充满危险。林金谋提出不去耶路撒冷，可他有1600谢克的工资还没结清，公司要求他去了耶城后才支付给他，没办法，他只好和陈拥军他们一起去了耶路撒冷。
就在他们到达耶路撒冷一周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是2002年4月12日中午，正逢星期五。在以色列，他们每周工作到星期五中午12点，下午至星期六属于犹太人安息日，星期天照常上班。这天下班后的陈拥军和蔡献阳商量去离工地不远的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露天菜市场采购食品。“等一下，我们也和你们一起去。”就在他们准备出门时，从不出去的林春美和林金谋二位老乡让陈拥军和蔡献阳等他们。刚到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一辆公共汽车刚好起步，追之不及的陈拥军便开玩笑似的对林春美和林金谋说：“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就是被你们两位害的。”当时只是随便说说的话，不想后来果真应验了。
当时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行驶不到10分钟便停了下来，再也无法前进，只见前面的汽车排得就像一条长龙，堵得水泄不通。起初，陈拥军四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见车子无法前行，便下车步行。下车后走了不到两分钟，只见前面被警察挡住了去路，他们挤近一看，只见前面露天广场喷水池的石头上，放着一枚尚未爆炸的炸弹，警察正在用机器人进行引爆。
随着“嘭”的一声巨响，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向他们袭来，震得他们身体向后退了几步，一股气流冲进了他们的嘴里。陈拥军心里暗想：“今天可真倒霉，会遇见这种事情。”当时他心里极不舒服，一直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事。
引爆过后，警察及时清理完现场，车子和人群又开始流动。于是，他们又乘上公交车继续向菜市场前进。
从市场买了一些日用品后，目睹刚才引爆炸弹情景的四人，仍心有余悸，他们决定尽早回到驻地。但他们在菜市场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了10分钟，公共汽车一直没来，等得有些无聊的陈拥军，见车站旁有一位阿拉伯人正在卖鸡蛋，这位长满大胡子的阿拉伯人见他望着自己，对陈拥军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陈拥军便带着好奇心走到这位阿拉伯人的摊位前去看他出售的鸡蛋。
“拥军，车来了。”看了一会儿，站在一旁的蔡献阳大声招呼他。当陈拥军刚拿起放在地上的物品，就听见“嘭”的一声巨响，随即一团火球向自己迎面飞来，还来不及反应，陈拥军便感到左手有点发麻，低头一看，整个手从手掌向上裂开，已近断裂，全身血淋淋的，腿上插满了铁钉。陈拥军下意识地寻找同伴，只见离自己不到5米远的蔡献阳整个身子向地上跪伏下去。
“不好，遇见爆炸了。”陈拥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遇上了自杀性爆炸。不一会儿，他便感觉全身有一种撕裂心肺的疼痛，意识开始模糊。此时，他隐隐感觉到一位以色列犹太人走近前来，把他已经烧得只剩布条的衣服撕开，帮他包扎伤口，然后把他抱到路边躺下。此时陈拥军痛得已近昏迷，心想这下完了，自己有可能客死他乡，那一刻，妻子、女儿和父母的形象很快从脑海里掠过。
不到10分钟，陈拥军听见救护车呼啸而来，接下来他就完全失去了知觉。
陈拥军苏醒过来时，正好是晚上，只见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一男一女两名犹太护士正坐在他的床边，用关切的目光望着他，看到他睁开眼睛，他们都露出了笑脸。护士告诉他，已经是18日了，他才知道自己整整昏迷了5天4夜。
陈拥军见自己全身插满输血、输液和输氧的管子，再低头一看，自己的左手不知去向。他心里清楚地意识到，几天前的爆炸让自己彻底失去了左手。他的心情非常复杂，想到自己以后少了一只手，不知该如何生活。那一刻，他心里非常想念祖国的亲人，想把自己受伤的消息告诉家人。然而，与护士比画了半天，说想打电话给远在中国的家人时，护士担心他刚醒来，打电话激动会影响他的病情，就是不把电话给他。
第二天早上8点多，陈拥军醒来时，只见病房内围满了人，他所在的厦门建隆公司驻以色列办事处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站在他的病床前，还有一些陌生人。通过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陈拥军才知道，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原来，当大使馆得知这次爆炸中有中国员工受伤的消息时，大使馆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特意来医院看望他。
远在异国他乡，在受伤之后见到祖国的亲人特意来看望自己，陈拥军的心里非常激动，躺在病床上的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陈拥军的病床前，握着陈拥军的手安慰他说：“好好养伤，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解决困难，以色列国家保险基金会也会对你的情况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公司的小林见他伤心的样子也安慰他：“别难过，安心养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就在这天早上，他才知道和自己一起出去的林春美和蔡献阳两位老乡都已在爆炸中丧生，林金谋也被炸断了一条腿。
他给家里打了电话，才知道，家里在事发第二天就知道了他出事的消息，妻子在电话里一再安慰他说：“你安心养伤，能活下来就好。”
处处惊魂，远离中东归故里
受伤后，陈拥军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医院。他醒来后，由于没有家人照顾，又语言不通，以色列方面便安排一个懂英语和阿拉伯语的中国翻译，每天在医院陪护陈拥军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只能自己待在医院，日子过得特别无聊，陈拥军每天都在等待家人的到来。那些日子，住在相邻病房的两位在爆炸中受伤的犹太青年，见陈拥军过得很孤独，每天都来陈拥军的病房陪他聊天。语言不通，他们就用手比画，拿来饮料和水果给陈拥军吃，把手机拿出来让陈拥军给家里打电话。
2002年4月30日，陈拥军的妻子和父亲从遥远的家来到以色列。亲人相见，妻子把陈拥军抱在胸前，哭成泪人一般。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陈拥军，病情基本稳定了下来，考虑到在以色列开支太大，父亲便先行回国，留下妻子一人在以色列照顾他。
在医院治疗3个月后，陈拥军于8月23日转院到位于希伯莱大学附近的哈达撒康复医院，接受康复性治疗。
就在陈拥到哈达撒康复医院不久的9月5日下午5点多，陈拥军和妻子正在病房里看电视，听见“嘭”的一声巨响，病房的窗玻璃轻轻地震动了一下，陈拥军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哆嗦，随后尖锐刺耳的救护车的警报声呼啸而过。一打听，他才知道在离康复医院不远的一座立交桥下面，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耐不住好奇，陈拥军和妻子随人流拥向出事地点，只见立交桥下刚好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点，据说爆炸发生时，有人从立交桥上面，把炸药扔到了桥下的公共汽车站点的人群里，当时正好有许多乘客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爆炸发生后，当即炸死了9人，有近20人受伤。
此后，住在医院的陈拥军很少外出，害怕再次出现意外。那段日子，陈拥军经常从电视里看到公共汽车被炸的情景。而且有传言，巴勒斯坦人在这一个月内至少要在耶路撒冷制造10起以上的爆炸。那之后，每次看见公共汽车从自己身边开过，陈拥军就会下意识地想起自己被炸时的情景，心里就产生一种恐惧感。此后上街，每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或公共汽车站，他都会赶紧拉起爱人飞奔着离开。
2002年9月30日上午，陈拥军在妻子的陪同下，准备去保险局鉴定伤残级别，刚走出医院大门，看见医院门口的公路上，许多救护车向希伯莱大学方向驶去。陈拥军知道又出事了，向自己乘坐的的士司机一打听，才知道是位于医院不远的希伯莱大学又发生了一起爆炸。原来有人在学校的餐桌底下安放了一枚遥控炸弹，午餐时间，同学们都来餐厅用餐，有人引爆了这枚炸弹，餐厅一时血肉横飞，伤者死者无数。这之后，陈拥军仿佛整日生活在一种爆炸的危险之中，神经特别紧张，晚上常常噩梦连连。那段日子，他总希望尽快逃离这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陈拥军的伤残结果终于有了定论，各种理赔手续也已交以色列国家社会保险局。以色列社会保险局也明确答应3个月后会把理赔款直接寄到中国。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局不再支付他的生活费和爱人的住宿费用。无法承担这些昂贵开支的陈拥军，决定回国等候理赔消息。
2002年12月13日，在以色列度过了近10个月充满恐惧的日子，陈拥军终于搭上了回国的班机。就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了，陈拥军心里非常高兴，坐在飞机上，爱人让他睡一会儿，可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飞机到达北京上空时，和他同乘一架飞机的一位在中国上大学的犹太女孩对他说：“下面就是你的祖国了，你快到家了。”
陈拥军听了，从窗子往外看，只见蓝天下，那些高楼鳞次栉比，心里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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