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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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正昕董事长对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三大挑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
1、来自新经济风潮
国际化程度不足，包括国外据点不够普遍，以及事业体内部通晓国际事务及外国语言的人才仍属有限。科技及创新与事业经营的结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设备在业务上的应用，以及产品及服务上的创新在内。人才的质与量亟待开拓，特别是在人才的弹性与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与新观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2、来自互联网科技
发展网站的内容网页、交易平台、安全机制等的技术人才缺乏；事业体内部了解互联网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联网线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还不为一般民众普遍持有。网路传输环境（譬如线路铺设）还不理想（速度等），网络使用费率偏高，上网人数还不够多。全面性的网路安全认证体系尚待建立。
3、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产品线居于劣势（金融商品种类有限、配套灵活程度不够）；顾客服务力较弱（顾客满意及顾客需求较不重视）；政策配合负担重（国企的支援）；对市场反应钝化（习惯于固定的利、汇率）。
卢正昕对中国金融应对挑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一、市场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标、建立短期票券发行及交易市场）；汇率自由化（建立外汇市场、设置外汇经纪商、准许民众及企业持有外汇、逐步放宽汇出入款限额等）；开放本国民营银行设立，鼓励银行合并；鼓励中外合资银行设立，或外资入股本国银行。
二、业务自由化
参考国外做法，扩大银行间办理之业务范围；奖励银行采用自动化设备；准许并鼓励银行设置网路银行；准许银行经营金融周边事业。
三、金融监理合理化
加强控管金融机构之经营风险；金融统计资讯公开；检讨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
四、督促金融机构改善体制
强制处理不良债权；金融机构与国营企业脱钩。
五、提升金融机构经营效能
注重人力资源发展；推动以顾客为尊的服务方向；以营运绩效为奖励及报酬的主要依据；兼顾资产品质与业务量；分散风险与收入来源；导入顾客关系管理（CRM）之类的机制，深化顾客往来关系；建立内部管理情报系统，明确营收成本之责任区分；发展内部及外部网路系统，凝聚员工及顾客之向心力；积极与国外同业合作往来，导入新的产品知识及管理观念。（摘自《中国金融面临冲击2000-05-30
“新经济风潮的出现，互联网科技的崛起及加入WTO是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这是美国远东国民银行董事长卢正昕先生日前在2000年外资银行重点项目合作研讨会上演讲的基本观点。
卢正昕董事长对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三大挑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
1、来自新经济风潮
国际化程度不足，包括国外据点不够普遍，以及事业体内部通晓国际事务及外国语言的人才仍属有限。科技及创新与事业经营的结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设备在业务上的应用，以及产品及服务上的创新在内。人才的质与量亟待开拓，特别是在人才的弹性与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与新观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2、来自互联网科技
发展网站的内容网页、交易平台、安全机制等的技术人才缺乏；事业体内部了解互联网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联网线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还不为一般民众普遍持有。网路传输环境（譬如线路铺设）还不理想（速度等），网络使用费率偏高，上网人数还不够多。全面性的网路安全认证体系尚待建立。
3、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产品线居于劣势（金融商品种类有限、配套灵活程度不够）；顾客服务力较弱（顾客满意及顾客需求较不重视）；政策配合负担重（国企的支援）；对市场反应钝化（习惯于固定的利、汇率）。
卢正昕对中国金融应对挑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一、市场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标、建立短期票券发行及交易市场）；汇率自由化（建立外汇市场、设置外汇经纪商、准许民众及企业持有外汇、逐步放宽汇出入款限额等）；开放本国民营银行设立，鼓励银行合并；鼓励中外合资银行设立，或外资入股本国银行。
二、业务自由化
参考国外做法，扩大银行间办理之业务范围；奖励银行采用自动化设备；准许并鼓励银行设置网路银行；准许银行经营金融周边事业。
三、金融监理合理化
加强控管金融机构之经营风险；金融统计资讯公开；检讨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
四、督促金融机构改善体制
强制处理不良债权；金融机构与国营企业脱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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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首家获准在华营业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两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众多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中国潜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排队等待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速度同样是很快的。日本的寿险市场在开放了30年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只占1.3％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开放8年将超过了这一水平。在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多于中资保险公司。
（二）加入WTO议定书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根据议定书，保险业的开放承诺为：
1．企业设立形式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加入2年后，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2）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合资企业投资方可在减让表所承诺范围内，自由订立合资条款。（3）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加入时的外资股比可达到50%，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例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4）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按地域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设立国内分支机构，内设分支机构不再适用首次设立的资格条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
2．经营地域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2）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方面：（l）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及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商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2）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是：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同证券业一样，保险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急待进入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国守住了一些关口：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外方不能拥有管理控制权；二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三是拒绝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须开放若干家外资保险公司，只承诺按审慎原则审批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起点还是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从允许外资准入到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的时间跨度为11年（1993-2003），拥有50%的股权则需要15年（-2007）。
关键词：金融混业、模式选择、发展方向
一、金融混业和分业的概念
所谓金融混业，是相对分业而言的，实质上是指金融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金融业的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依据金融工具的不同特点，在金融业内部可划分不同的子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信托业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人们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金融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
而金融分业经营是从机构职能方面理解的，与混业经营是相对的，指的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各自经营与自身职能相对应的金融业务。这种模式下，法律上禁止银行与证券业务的混合，一个金融机构不能同时经营两种业务。其出发点是维护货币银行体系的稳定，把存款保险及央行最终贷款者的功能限定在银行业内，手段是通过法规隔离来防止证券业的风险传递到银行体系。
二、美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历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服务是通过“全能银行”即混业经营来提供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共有1100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行、证券的“混业经营”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对金融体系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规定任何以吸收存款业务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不得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资产业务；任何经营证券业务的银行即投资银行，不得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包销、零售、经纪等业务，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这一规定迫使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退出了股市。接着，美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以及《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的管制。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美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是美国金融业的逐步融合阶段。大型金融机构在推动混业经营上积极性最高，它们推崇“金融超级市场”、“金融百货公司”，认为这种超级复合体既能分散风险，又能增强金融竞争实力，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至于金融监管当局迫于国际竞争压力，也不断改变对金融管制的态度，或明或暗来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在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已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对美国政府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或买卖，也可以动用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进行股票、证券的投资和买卖，还可以为客户的证券投资进行活动。经过“80年代金融改革”，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济基础逐步消失，“分业经营”的制度也已经不断被现实所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金融业开始进入完全意义上的“混业经营”时期。
三、金融混业经营的优势
1.信息优势
在与企业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在做出贷款决定之前，银行会大量收集与企业及其投资机会有关的信息。贷款决定做出后，银行会进一步收集相关信息以便对于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在这种体制下，全能银行比专业银行有优势。全能银行可以比专业银行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同时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收集企业的相关信息，并在此信息优势的基础上与企业建立起更为广泛和长期的联系。这种银企关系的加强可能给双方带来极大的利益，它使银行通过观察企业与更多种金融工具有关的行为，对企业作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以多种业务形式而不仅仅是贷款的形式对企业的活期存款帐户进行监管。而且由于提供的服务种类更多，在设计金融合同时，全能银行可以使用更多的工具对企业的管理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从而节约了成本。
2.规模经济
全能银行的规模经济，可以从金融服务的生产中产生，也可以从金融服务的消费中产生。从服务的生产来看，全能银行可以将管理与某一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物资与人力）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其次,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全部销售渠道以较低的边际成本销售附加产品；再次，全能银行可以通过调整系统内部财务结构，更容易地发现和面对产品需求状况的变化；最后，由于信誉外溢效应的存在，它可以利用在提供一种服务时获得的信誉向客户推荐它的其他服务。从服务的消费来看，与向不同提供者分别购买相比，向单个提供者购买一定数量的服务组合，可以使购买者节省研究和监管成本。
四、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
(1)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经营、国际竞争力提高及传统金融企业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变。现行制度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经营的严格区分和限制，抑制了市场资金供给来源，人为地割裂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融通渠道，不利于资金之间的相互融通。银行、证券、保险的业务品种有限而单调，使行业素质及竞争力不断下降。
（2）入世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个领域。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人才储备全面，服务产品齐全，创新能力强，具有许多中资银行短期内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银行业将面临生存的威胁。
(3)现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限制了金融创新。在分业经营制度下，由于银行参与证券业务受到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由此影响到证券机构的市场运作及策略，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银行业和证券业都缺乏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五、中国金融业现阶段经营模式的选择
虽然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我国金融业目前尚未取得混业经营的“资质”。从美国金融混业经营制度发展看，要实施混业经营必须满足以下基础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内控约束机制和较强的风险意识；二是金融监管能力较强，有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
而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还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混业经营所需要的优秀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正如中国银行副行长华庆山在2002年11月的“世界资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所强调的，如果不顺应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国金融业服务质量、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如果顺应这种趋势，又可能由于巨大的系统风险及道德风险而使整个经济面临危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面临着“两难境地”。因此,在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面前，现实性是重要条件。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分业经营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
六、中国金融业未来经营模式的走向
综上所述，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比较优势及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说明该制度是金融业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但是，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是宏观金融政策需求和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内在要求合理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金融业必然是混业和分业经营并存的“交叉经营”模式，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险业方面，新的险种不断涌现，诸如投资连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经营的业务基础。
第二、尽管我国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但是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如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此外，中国金融业的主力——四大银行也加紧了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步伐。早在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和境外投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了中金公司，如今中金公司的多项指标已居国内证券公司首位，很多大型国企海外上市都有中金公司的参与。中国银行在1998年用10亿美元在香港注册中银国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收购英国信诚保险公司，从事寿险业务。去年4月，中银国际“返乡”，中国银行高层在不同的场合也表明，中行的目标就是金融控股，最终实现混业经营。
第三、虽然全能性银行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要向全能发展,一些中小银行尚不具备发展多种业务的能力,也可以集中专项发展为特色银行。全能性银行与专项小银行协调发展，互为补充，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蔡浩仪，《抉择：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
[2]陈越峰《关于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综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4.3
论文摘要：建立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简述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然后通过比较上海与北京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现状，探讨上海竞争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最后，文章总结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一、前言
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在于对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上海作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其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上海通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跨越性发展的时期，即中国金融中心、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步进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考量。一个城市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通过国内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处。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因，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找到影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这个国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对于交易的种类、交易的范围大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能称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高流动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额定单，并且使价格的波动风险最小化。所以，资本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该国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一个城市经济的自由度和该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在城市中参与投资交易的资本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资本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信贷市场的管制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资本的收益性可以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两方面来进行考量。所以，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的收益性。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卖者在同一地点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那么买者的搜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具体来说，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对于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来说，在他们的总成本中，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总部往往会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国银行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就可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投资交易成本的指标。
3．安全性。资本的安全性同样为金融机构所高度关注。资本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的稳定程度和连续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指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制定和实施其长远发展规划。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与财务的安全、健全的货币制度、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政治风险也常常为投资者所关注。
三、上海能否成为国内金融中心——上海与北京的比较
上海必须先成为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全国的金融市场，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资金汇聚上海金融市场，并辐射全国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国内金融中心的讨论焦点，上文已经提到了国内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情况，一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该城市要能成为区域的信贷转贷中心；该城市的金融市场应当是国内主要的筹资渠道，其证券交易规模在全国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数量的外资金融机构；能率先适应金融改革及创新；拥有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并且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则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都在北京。金融业是一个讲究高度规范性的行业，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总的来说，上海与北京相比，其优势在于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此外，由于较高的市场自由度和宽松的环境，上海在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对外开放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必须看到，上海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漫长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再例如，全国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要处理好与这些城市在金融活动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与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四条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
1．金融机构集聚度不够。虽然上海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但是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国、英国、日本），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数和金融中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不足。据统计，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远远高于在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另外，质量上差距也较明显。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询机构中，目前还没有一家像麦肯锡、普华永道一样有国际影响的咨询服务机构，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2．交易规模和金融产品种类不足。上海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交易的层次以及金融产品的种类仍显得单调，各金融市场间资金缺少流动。同时，金融产品的类型不多，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避险交易工具。不过，近年来，我国已经在着力于金融创新，开发新的交易品种。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货。
3．金融监管环境的建设与金融监管机构间关系的协调。传统意义上，主要应从三个角度来考察金融监管环境，即监管广度、监管深度以及监管频度。然而，我们发现伦敦、纽约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时，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进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服务优于管制”和“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海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总部的监管，又面临跨业的监管。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各种监管机构间的关系，使得监管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国际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国际惯例又熟悉国内法律的高级经营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业中，高级人才与劳动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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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论文摘要:金融创新作为金融领域各种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和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已成为目前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全球化,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金融创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创新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全球银行业的大力追捧,并逐步发展成为各银行集团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商业银行。他们通过对金融制度、金融产品、交易方式、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等的创新和变革,以重新优化组合金融领域各种要素,同时实现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金融创新亦已成为金融体系促进实体经济运行的“引擎”。我国商业银行不仅需要面对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国际化过程中同时还要应对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巨大风险,所以深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金融创新的现状,找到金融创新的突破口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创新的动因分析
当代金融创新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到80年代形成,到了90年代,金融创新理论基本上形成了体系,并成为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金融创新从微观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格局的创新及其定价机制方面;而宏观角度来看,则主要集中在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而金融创新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动因理论、运行(传导)机制、经济效应分析三个方面。其中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分析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根本动因:追逐利润
如果金融机构没有逐利的动机,那么商业银行就可能进行金融创新。例如: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银行设立的目的是为经济发展筹集和分配资金,所有的资金运用都是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和执行,充其量就是政府的出纳,丝毫没有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合理配置资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时,由于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经济实体,还带有部分计划经济的色彩,金融创新的欲望也不足。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入世5年保护期的结束,金融机构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利益性的经营模式也逐步成为银行金融业发展决策重要目标。
(二)规避金融管制
无论在哪个国家,金融业一般要较其他行业受到更为严格的管理,当政府的金融管制妨碍了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金融机构利润下降和经营困难时,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金融创新,绕过金融管理当局的法规限制,努力把约束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赢得竞争优势。比如: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欧洲美元(1958,国际银行机构)、欧洲债券(1959,国际银行机构)、平行贷款(1959,国际银行机构)、自动转账(1961,英国)和混合账户(60年代末,英国)。这些金融创新都能够较好解释该时期商业银行与市场拓展相关联的金融产品创新和商业银行的“逆境创新”、快速增长的财富对金融资产创新需求所引致的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市场管制措施越多的国家往往更容易成为金融创新的集中地等现象。
(三)转嫁风险和高科技的应用
具有代表性的是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与两次石油危机所促成的为防范和转嫁风险的金融创新。其中电子计算机技术进步以及在金融行业迅速推广也构成该时期的背景的一部分。这个时期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嫁市场风险,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产品创新有浮动利率票据(1970,国际银行机构)、联邦住宅抵押贷款(1970,美国)、外汇期货(1972,美国)、外汇远期(1973,国际银行机构)、浮动利率债券(1974,美国)和利率期货(1975,美国)等。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利率反复无常的波动,使投资回报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励各商业银行不断创造出能够降低利率风险的新的金融工具。
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高科技的应用。尤其是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金融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引发金融领域内一场改变历史的“技术革命”,使得以往无法实现的交融服务得以实现,并大幅度降低了成本费用,使得金融机构提高了扩张区域性业务的功能。这也是一个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因素。
(四)金融自由化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债务危机的爆发,西欧各国普遍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显着增强。此阶段金融创新产品大多以银行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货币互换(1980,美国)、利率互换(1981,美国)、票据发行便利(1981,美国)、期权交易(1982,美国)、期货交易(1982,美国)、可变期限债券(1985,美国)、汽车贷款证券化(1985,美国)等。由于金融管制部门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限制,迫使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业务以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使得这一时期的银行表外业务得到空前创新和发展。同时各国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提出了相应要求,使得银行采用诸如贷款出售(证券化)、备用信用证、互换交易等表外业务形式将资产转移至表外,以减轻资本充足性的压力并获得较高收入。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品种单一
消费信贷、网上银行、租赁、个人理财业务等只是少量开办,仍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和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方面,尚有可观的发展空间。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新业务的发展规模仍然较小,在银行的整体业务规模中占的比重仍然较低。从整体情况来看,中国的银行整体规模还十分小。
(二)金融创新数量扩张快、质量低
由于金融创新主体素质不高,创新的内容显得比较肤浅。同时我国金融创新的科技含量较小,深度不够。我国金融所依托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技术还很落后与西方国家的银行业务电脑化、专业化、经营管理的信息化还相距甚远。而且,我国网络技术水平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也限制了我国金融创新水平的提高。
(三)业务创新不均衡
资产业务是指运用货币资本来获得利润的业务,主要由部分组成,即现金资产、放款、证券投资和其他资产。从金融创新的动因来看,我国金融创新的动因有所偏差,金融机构创新的微观动机则偏向于在无序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中间业务主要是指那些银行不需动用或较少动用自己的资金仅以中间人的身份代客户办理收付和其他委托事项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服务费和佣金的业务它具有风险低、盈利高、服务性强等特征。近年来,中间业务是一个发展很快的业务,其发展速度已大大超过了传统业务。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银行经营的中间业务主要是汇兑、结算等业务。
(四)金融创新环境约束
一方面,作为经营主体来看,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员以及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这种行业的垄断,不利于金融创新。另外,金融管制仍相当严格,过多的金融管制抑制了金融创新。
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消费主体来看,社会公众是商业银行最大的客户群。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意识强但消费意识、投资理财意识较弱通过商业银行这个中介来投资理财、消费的意识淡薄。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万亿元民间手持资金约万亿元。但长期以来国人根深蒂固的消费观念使得消费信贷、个人理财等业务至今仍不能像西方那样成为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社会公众金融意识淡薄不仅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也助长了银行业务经营的惰性从而没有也不可能向消费者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零售业务。
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对策
(一)立足市场及客户
金融创新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每一项金融品种的创新,都要与客户紧密联系起来,同时需与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结合起来。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创新时,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符合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需要。
(二)坚持原创和高起点
在确定金融创新主攻方向时,商业银行应选择技术原创型创新为突破口。其依据是:第一,技术原创型创新代表着当今国际潮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发挥我国商业银行的后发优势,保持技术上的高起点。第二,在我国还存在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的情况下,技术原创型创新受金融管制的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比较切实可行。
(三)加强创新科技含量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金融创新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提高金融产品的科技含量,延伸金融的服务触角,是商业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四)平衡业务间创新比重
加大存款业务创新。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存款产品和业务手段的创新,要大力发展个人银行、企业银行和网上银行,推出高品位、多功能的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全方位服务,稳定现有的客户群。一是要提高汇兑、结算业务的服务效率,保住已有的市场份额。二是要迅速增加业务的服务种类,扩展业务范围。三是要大力发展租赁业务,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回租租赁、经营租赁、杠杆租赁业务等。四是要积极开展各种咨询业务,利用专业优势和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对企业和个人开展有关资产管理、负债管理、风险控制、投资组合设计和家庭理财等多种咨询
服务。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
,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个百分点。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5%逆转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年10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
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4和90.2。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节因素)。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个和2.8个百分点。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
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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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1.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对出口的影响
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金融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我国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汇丰银行在2007年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有60%是输出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就占了28%,因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从中国进口的需求减弱，将导致企业减产、工人失业、企业亏损。目前，许多企业已陷入倒闭和破产的困境。面临困难的企业越多，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日前，据里昂证券(CLSA)公布，中国9月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7，低于8月份的49.2，亦继创有调查以来新低。
(2)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21日的数据显示，9月份国房景气指数为101.15，比8月份回落0.63点。至此，全国房地产景气指数已连续十个月环比回落。截至9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2％。同时，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开始显现，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下，各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惜贷氛围比较严重。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此外，由于美国本土发生金融危机，引起诸多金融机构积极抛售在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以应对本国流动性不足。几种因素综合夹击下中国房地产业拐点的到来不可阻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大引擎的熄灭。
2.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1)直接损失
首先是持有美国次级债或对美国破产公司的贷款造成的损失。如中国银行集团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对雷曼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招商银行对雷曼贷款8000万美元；其次，是中国企业销售给美国产品所形成的1000亿美元以上的应收账款，这部分欠款的信用风险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机构、个人的投资，包括QDII等等，这些都会是中国在金融层面上的亏损。其中还没有包括对中国持有的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资产的评估。
(2)间接损失
银行业的经营效益增长出现困难。在经济下滑状态下，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变窄；在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和货币紧缩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与贷款增量减少的矛盾突出。另外，经济下滑带来的行业、企业破产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很大。
二、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哪些措施以减少对我国的冲击，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
1.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我国去年财政实现了盈余，政府负债占GDP的比例不到20%，这为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增值税转型（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个人税负）等措施来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其次，从农村着手通过有效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农民消费，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再次，房地产市场是内需的火车头但并不代表政府要救助房地产商，维持高房价，相反的政府应推出万亿级别的保障性住房供给计划,由于保障性住房价格低廉,不仅会有效地挤压商品房市场的泡沫,完成房地产市场的自我调节,更重要的是,它能与百姓需求对接,有效盘活内需,带动中游、上游产业的发展；最后是尽快使一批重点大型项目开工启动，例如：铁路建设重点项目等，拉动钢铁、水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放松信贷的货币政策
放松货币政策重在放松信贷规模控制。目前经济下行趋势已经进一步得到确认，应考虑再次放松和淡化信贷总量控制。因为相比而言，在经济出现一定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适度放松信贷闸门是比较有效的政策工具。几种工具交替、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今年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均有所回落，贷款需要增长15%～16%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因此，目前的信贷总量控制依然是偏紧的，有必要适度放松，使其回到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平。
3.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
本月温总理访俄期间，与俄国签订的一项规划已久的长期石油供应协议，中国将为俄罗斯企业提供200亿～250亿美元出口支持贷款，换取未来20年内获得3亿吨的俄罗斯石油供应协议。这一协议为我们有效利用我国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很好的典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而预期美国巨额的救市资金所制造的天文数字般的国债，未来随时可能出现支付信用危机，美元贬值几成定局，在此期间，用外汇换资源，换技术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4.大力发展服务业
2007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由于当前中国70%～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大的农村基本上也没有金融服务，所以市场非常广阔。如果能够尽快地把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转移到服务业，在比较低的GDP增长速度上，可以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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