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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院;法律;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7－0187－01
我们都清楚的了解到，任何文化建设都是一项伟大而且长期的工程，它不仅需要经济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政治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扶持，只有他们统一合作，文化文民才会散发出炫丽的花朵，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也不能例外，它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以及物力的推动，当然，也需要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到人民群众当中，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具体的行为，通过法院这一机构向社会输出法制精神，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本文将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现状出发，对当下法院的法律文化进行一定考察并进行反思，以便更好的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环境。
一、法院法律文化含义
对于法律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目前形式而言，法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元化，法院作为专业性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公正的职责。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制国家的实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机构，是我国法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很多失误，这就在直接或直接上弱化了司法的公正性，不利于法院对某件纷争的解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形式主义
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建设很多情况下都注重形式，只是关注法律制度的建设。将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必须的任务来完成，就如同警察在严厉打击黑暗势力采取的棘手措施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相同效果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内涵，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稳定性。
(二)混淆角色
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结案率，并达到当地平安要求的行政目标，法院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片面强调调解或是强制调解，并不是从群众的最真实需要出发去解决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的正义，法院只是作为行政目标追求的工具，使得很多法律案件积压下来，这就促使法院和法律在社会的公信力受到损失，法律信仰逐渐失去社会的根基。
(三)情大于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新闻媒体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也对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向法院诉诸的问题有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就使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发生冲突。由于受我国传统影响以及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法院对于案件的处理很多情况下都注重民情，这就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依据”。
三、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认识
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要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需要突出法律性和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追求和平和安全中产生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的必然手段，很多都是从罗马法中借鉴过来的。法律中的许多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该追求长久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法律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现代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应该注重破案效率的培养，严格遵守法律实效规定的时间，积极处理法律相关的案件，对人民群众负责，向社会输出正义，追求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法院法律文化要人民性和权威性相结合，这就要求法院对于群众的法律诉求要及时应对，并合理有序地解决矛盾问题，但也不能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还涉及到物质方面，有时还包括外在行为和内在意识，在物质的支持下，意识和行为统一，文化才会大力发展。
四、小结
法律文化本身建设就是一种需要进行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而法律文化作为法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是一件长期并且艰难的过程，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所共有的，还要站在法院的层面，形成特有的特色。本文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出发，探索了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措施，为更好地促进法院法律文化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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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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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的用法意在区别于TechnologicalProtectionSystems。学者认为，后者技术保护系统，重在强调与数字化环境整合及自身相互整合的一系列工具。然而，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内外隔绝手段的开放式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中，这样的“系统”难以有效地运行。因此，前者“技术保护设施”的用法更合适。每一种“设施”都可以为信息化产品所利用。“设施”之间还可以互动。见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Emerging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TheDigitalDilemma: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InformationAge,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2000,p.153.
①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ection1201(a)(3)(B).
一、对尸体法律属性学说的梳理
尸体以及尸体的变化物的法律属性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物？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综合起来，有以下不同的观点。
（一）非物说
梅迪库斯认为，无论如何，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除非尸体已经变成“非人格化”的木乃伊或骨骼。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死者照管权利（及义务）。以这一法律地位涉及死者安葬为限。按照他的观点，木乃伊或骨骼才算是物，尸体仍具有人格因素，不能成为物。德国在1934年5月15日制定了《火葬法》，也采取了这样立场，作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台湾也有学者认为，对尸体丧主无所有权，唯有依习惯法为管理及葬仪之权利及义务。因此，尸体非物，不得为继承人所继承，应以法律或习惯以定其处置。这种观点不承认尸体为物，如果把尸体作为权利客体，作为物，则继承人可以使用、收益并可以抛弃，是与法律和道德相违背的。
（二）可继承物说
日本一些学者认为，身体权本身就是公民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公民死亡后，由其所有的身体变为尸体，其所有权理应由其继承人继承，进而由其继承人所有。他人损害以及非法利用该尸体，即侵害了继承人的尸体所有权。按照《日本民法典》第897条的规定，应由应为死者祭祀者继承尸体之所有权。依日本判例，“遗骨为物，为所有权之目的，归继承人所有，然其所有权限于埋葬及祭祀之权能，不许放弃”。台湾民法通说认为尸体是物，构成遗产，属于继承人的公同共有。然尸体究与其他之物不同，应以尸体之埋葬、管理、祭祀及供养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这种观点认为尸体是物，且是继承的标的，继承人享有所有权，只不过这种所有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这种所有权的客体即尸体毕竟是特殊之物，而不是一般的物。
（三）非所有权客体说
有的学者认为，尸体虽然是物，但它是一种特殊的物，它不能作为所有权客体。如果将尸体处分权确定为所有权会导致尸体商品化，因为传统的所有权观念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已为社会大众普遍了解和接受，对于自己拥有所有权的物品可以依法进行流通（包括买卖、抵押、租赁等）已成为一种常识，将尸体处分权确认为所有权会产生错误的观念导向，使人们误认为尸体和他们所拥有的其他物品一样可以自由流通，这必将引发许多违法犯罪行为，如盗窃尸体摘取器官用于谋利。因此，不能将尸体处分权当成所有权，若一定要给尸体处分权定性，那么尸体处分权只能是民法上的一种新型的、特殊的不完全物权，在尸体处分中最多包含对尸体的占有、使用、处分权。这种观点与上述第二种观点一样，都认为尸体是物，不同的是认为尸体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否则有可能导致尸体商品化。
（四）准财产权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判例认为：尸体是财产权的标的，尸体可以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财产的性质。在Larsonv.Chase一案的判决中，法官阐述了一个人拥有一具尸体的权利，这是他在最广义上的财产权和财产权的最普通意义。在Bogertv.CityofIndianapolis一案中，判决阐述，提出建议死者的尸体属于其活着的亲属，作为财产继承。一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传统习俗置之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院的做法实际是表达美国人的实际意图和描述法庭关于这个问题的趋势。美国通过法院的判例认为，遗体的埋葬义务是作为的法律义务。但是除了义务之外也有权利，这已获得明确的和广泛的认知，死者的遗体处置应属于亲属（在没有遗嘱处分的情况下），在如此的范围上是属于活着的丈夫或妻子所有的。这个权利是源于对死者的情感和感情，基于上是未来生命的形式。因此，这已是较早地由教会法庭认知的问题。但是，因为有它起始的感情与宗教的情感，它不久被当作一个严格的法律权利，然而亲属不具有完全财产意义上的拥有死者的尸体，而是有尸体保护的财产权和尸体被侵犯时有权获得赔偿金的权利。因此涉及的权利是尸体被损害将要获得赔偿。那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被认可的在财产上的直接财产权，然而，尸体的埋葬是人类情感利益的标的远远大于实际财产的事情。有普遍人类意义的情感的义务是由某人管理尸体，一个义务（也可以说是权利）是保护它不受侵犯，因此可以认为是准财产权。
（五）延伸保护的人格利益说
我们在研究自然人尸体的法律保护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尸体作为丧失生命的人体物质形态，其本质在民法上表现为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延续法益，简称为身体的延续利益。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保护身体权的延续利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遗体、遗骨的法律保护，是将其放在人格权保护的条文中规定的，采纳的就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延伸保护的理论和司法解释说明的都是如何保护的理论基础，而对尸体以及遗体、遗骨的法律属性并没有作出回答。因此，从更深刻的理论层面观察，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延伸保护的人格利益的主张对于研究尸体的法律属性来说，还不理想。
二、尸体的本质法律属性及法律特征
（一）尸体的本质法律属性
把上述关于尸体法律属性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两种立场，“物”性说与“非物”性说。
承认尸体的“物”性，是客观地观察、实事求是地界定尸体的法律属性，尽管尸体包含着人格利益，也尽管尸体包含着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的尊重和人格的尊重，人们不愿意用“物”的范畴来界定它。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为物的形式。在自然人作为主体存在于市民社会的时候，按照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和逻辑，人与物是对立物，构成市民社会的两大物质表现形式。尽管人的本身也是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方式之一，但他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像物那样只能作为市民社会的权利客体。它的基本逻辑和观念，就在于人的身体是人格的载体，而不是物的表现形式。那么，在人的生命消失之后，身体已经不再是自然人的人格载体，因为人格已经脱离了身体，因此，尸体中即使是存在人格利益，但是也已经由身体物化为尸体，完全没有作为人格载体的身体那么重要。因此，将尸体界定为物的属性，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也并不违背人类的尊严和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尊重。
否定尸体的“物”性，主张“非物”性，并非看不到尸体的物质属性，而是人不愿意看到把曾经是自己的人格载体的身体在主体资格消灭之后变成了尸体，就让它离开了人的范畴而进入了物的范畴，成为物。同时，将尸体的法律属性界定为“物”，那么就要设立所有权，那么更进一步的顾虑是，民法将人的尸体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大概就会给梁山好汉母夜叉孙二娘、菜园子张青者流做人肉馒头提供了最好的法律根据！梅迪库斯所说的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的主张，其忧虑无不在此。就是我们提出的延伸保护的人格利益的主张，事实上也是这个因素在起主导作用，那就是人不能所有自己，同时，也就不能所有自己身体物化的表现形式――尸体。
我们的意见是，物权的法律属性是“物与非物结合说”。我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定性都不应当只具有“是”与“不是”的两种极端表现，尸体事实上也不是只能表现为“物”与“非物”的两种极端选择，而没有第三条路径。有两种法律现象可供参考：第一，包含人格利益因素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侵害，可以适用人格权法律保护方法即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保护，说明物中可以包含人格利益，特定纪念物品就是特殊物，保护方法与一般的物有所不同；第二，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尽管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生命活性，但也不认为它们是身体的本身，而应认为是物的属性，说明人的组成部分一旦脱离人体，也认为它不再是人格的载体。这其实是市民社会中两种基本物质表现形式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表明市民社会的“人”与“物”两大基本范畴并非具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固守人的尊严和道德，否认尸体的物的属性，其出发点和归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不能说明尸体的本质法律属性，是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映尸体的客观事实。人类首先应当有勇气、有胆量承认自己的丧失了生命的物质表现形式的物的属性，才能够正确解释涉及到尸体的各种法律现象的本质；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尸体中所包含的道德的、伦理的、心理的因素，以及它所包含的人格利益，看到它与一般物的不同。只有这样把“物说”与“非物说”结合起来，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的死后变化物，才能够制定完善的关于尸体的民法规则。
因此，我们在尸体的本质法律属性问题上走的是第三条路径。首先，承认尸体为物的形式，身体已经物化为尸体，就不再属于人的范畴。尸体就是人死后的躯体，是人死后身体的转化物，是有体、有形的物的形式。其次，尸体作为物的表现形式，具有特殊性，因此不是一般的物。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尸体包含了人格利益，包含了人对自己尊严的尊重，对自己的后世人格利益的尊重。同时，尸体也包含了与亲人更多的情感因素，成为亲人祭奠与悼念的对象，包含了巨大的精神利益。不强调这一点，而仅仅认为“否认尸体的物质性是荒谬的”本身，也是荒谬的。可以说尸体是人格利益的延伸，包含巨大的人格利益。物的属性与人格利益结合在一起，就是尸体的基本属性。因此，调整尸体的民法规则，仍然要适用物的规则，但是必须按照体现人类尊严、有利于保护人格利益、采用合乎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方式，对尸体进行法律规范。用这样的立场确定尸体的物的法律属性，既符合客观实际，又能够反映社会的观念和习惯，是较为可取的主张。
（二）尸体作为物的法律特征
尸体物化为尸体，成为无生命的物质形态，进入物的范畴。尸体作为物，具有其独特的法律特征。
1．尸体是包含确定的人格利益的物
任何人在其生前都已形成自己的姓名、性别、独特的容貌特征、名誉、荣誉以及个人隐私的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利益负载于身体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中。在其死后，这种人格因素不会随着人的生命丧失而丧失，而是仍然存在，包含在尸体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中，并且长期存在。因此，所有的尸体不仅都包含确定的人格利益，而且其本身就具是特定的人格利益。尸体包含的这种人格利益因素，不仅属于尸体的本人，并且会对其近亲属的利益以及社会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尸体虽然是一种物的形式，但它不是一般的物，而是具有特殊性质的物，是负载人格利益的特殊物，因而与其他物相区别。对尸体的侮辱与毁坏，既是对死者人格的亵渎，也是对人类尊严的毁损，因此，社会以及死者的亲人都是不能容忍的。世界各国民法都对人死后的人格利益给予保护，更重要的不是保护尸体的这种物的本身，而是要保护尸体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在具体的保护上，尸体所包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以及隐私的人格利益，有特别的规则；而对尸体的毁损和侵害，单独确定为一种侵权行为类型，以保护尸体本身的人格利益。
2．尸体是具有社会伦理道德内容的物
尸体作为一种特殊物，也表现在它负载着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因素。我国古代称自己的身体为父母的“遗体”。《礼记·祭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即使是在今天，亲人逝世，对亲人的遗体举行祭奠仪式，以示对亲人不幸的悲痛与缅怀，甚至还要祭奠、供奉死者亡灵。几千年的社会伦理使人们对尸体有一种崇敬的感情，亲属对亲人的尸体格外的尊重，体现了家庭和家族的伦理观念。在社会上，对尸体的尊重体现了对死去的人的人格尊重，不得亵渎、猥亵尸体，亵渎、猥亵尸体，视为对本人的侵害，也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上的折磨与侵害。对于侵害他人尸体的人，社会舆论为不齿。正因为尸体负载了这样的伦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而使其与其他一般物相区别，具有特殊的属性。当对这种物设置所有权的时候，就一定要设置特别的限制，而不能与一般物的所有权相同。
3．尸体是具有特殊的可利用性与有价值性的物
尸体的可利用性和有价值性的特殊性体现两个方面。第一，是尸体的医学利用价值，尸体可以制作标本，可以进行生理解剖实验等，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造福于人民。第二，是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上的器官或者组织可以移植给他人，救助病患，重新使器官或者组织在新的人体上发挥功能，使病患重获新生。后一个价值大大扩展了尸体的利用价值，以至于经常发生盗窃尸体、窃取尸体器官的案件。这样，尸体的有用性更为突出，更表现了尸体的物的属性，体现了它作为物的特殊价值。
（三）尸体的物化进程
研究尸体的物的法律属性，还必须研究尸体的物化进程，因为尸体的物化进程不同，尸体的人格利益因素也不同，其作为物的价值也不同，必须采取不同的规则进行规制。
尸体的物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前四个阶段保持的是尸体的形态，后一个阶段不再是尸体的形态。
一是尸体的初始物化。身体与尸体的基本界限，就是尸体的初始物化。从身体物化为尸体，是一个本质的转变，必须准确界定。如果身体没有变为尸体，权利主体就享有身体权，他人无权支配，例如植物人，其几乎没有意识，但他是人，其躯体就是身体。而身体一旦变为尸体，就成为物，就发生所有权。这就是研究尸体物化初始阶段的意义。尸体的初始物化界限在于人的生命丧失。具体标准，目前应当仍然使用医学的“心跳及呼吸停止说”。自然人的心跳和呼吸一经停止，身体就变为尸体，成为物。
二是具有生理活性的尸体。尸体刚刚物化，其生理活性尚未丧失，有的器官及组织还能够移植于他人，为他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在自然人死亡后的一定时间之内，它的器官、组织还可以进行医学上的利用。在这一阶段，尸体具有最大的价值，它不仅包含尸体的一切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医用的价值。过了这个期间，尸体的这种价值就会完全丧失，变成一般的尸体，其存在的就是一般尸体的价值。
三是丧失生理活性的尸体。尸体经过适当的时间，其生理活性就会丧失，变为普通意义上的尸体。在这个阶段的尸体，尽管丧失了器官和组织移植于他人的医用价值，但是还存在较大的利用价值。例如制作人体标本、进行医学解剖、组织医学教学研究等。权利主体捐献自己的或者亲人的尸体于这些事业，都是造福于人类的善举，社会予以赞许。
四是尸体的转化形式。尸体不会永远保持原状，即使是装入水晶棺，采用长期的防腐措施的伟人，其尸体也不可能永世流传。尸体的转化物，是骨灰、骨骼、木乃伊等。这时候，尸体已经彻底物化，成为纯粹的物的形式，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人格利益，还不能作为一般物对待。即使是无主的骨灰、骨骼、木乃伊，也包含人类的尊严，应当妥善安置处理，不可以违背善良风俗。
五是尸体分解为其他物质形式。在尸体分解为其他物质形式，丧失了尸体以及骨灰、骨骼、木乃伊的形式之后，尸体的原形态就彻底的消灭，而成为一般的物，不再具有尸体的价值了。
（四）尸体的法律物格地位
我们曾经提出，为了对物进行类型化，以便确定对不同类型的物进行不同的法律规制，因此建立法律物格制度，把民法客体的物分为不同的物格，明确对不同物格的物确定不同的支配规则，明确民事主体对它们的不同支配力，对它们进行不同的保护。因此设想，把物格分为三个格。第一格是生命物格，是具有生命的物的法律物格，是民法物格中的最高格，例如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植物尤其是珍稀植物，具有最高的物格地位，任何人对它行使支配权时，都要受到严格的规则限制。第二格是抽象物格，像网络、货币、有价证券等都是抽象的物，用特别的规则进行规范。第三个格是一般物格，其他一般的物概括在这个物格当中。设立物格制度的基本意义，就是区分不同的物的类型，确定不同物格的物在市民社会中的不同地位，明确人对其的不同支配力，以及进行支配的具体规则。
尸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物。在我们的分类中，最高物格虽是生命物格，但尸体这一特殊物也应归入这一物格中，因为尸体具有人格因素，曾经是负载生命权的物质表现形式，并且尸体在一定的时期里还保留生命特征，具有生理活性，可以移植于人体而再生。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的生命性逐渐消失，但其强烈的人格性仍然将其与其它物严格的区分开来，使其物的规则与规范更近似于生命物格中的物，因此，将其归为生命物格是最为合适的。
尸体具有最高的物格地位，就使得尸体不同于一般的物，对其保护力度也不同于一般物，在对其保管、利用、处置与保护时就有特殊规制的要求，这样才能够维护尸体中的人格利益因素，并且满足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维护社会的文明秩序。
三、尸体的物权规则及权利保护
（一）尸体的所有权的产生和归属
如前所述，身体初始物化为尸体，就发生所有权。那么，谁对尸体享有所有权？是死者本人，还是死者近亲属，抑或是国家？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按照梅迪库斯的观点，死者亲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死者照管权利（及义务），并以这一法律地位涉及死者的安葬为限。日本学者认为，尸体由其继承人继承，其继承人享有所有权。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学者认为，人死后其尸体应归属于国家或社会，所有权和处置权适当分离，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承担一种公共性、社会性的义务，所以其尸体是社会资源，对尸体的处分权应归属于社会。
我们认为：首先，既然尸体是一种物，且按照民法理论及实践，是需要民法的规范和保护的，理应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设置所有权。否则，尸体无法设立所有权，就会成为无主物。
其次，确认尸体的所有权归属，有所有权就必须有所有权的主体，没有所有人的所有权是不存在的。
再次，尸体的所有权不能归属于死者。认为尸体仍由死者所有是荒谬的，因为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其具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自然人死亡时，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消灭，不可能再享有所有权，也不可能行使和实现其所有权；尸体的所有权也不能归属于社会或者国家，认为尸体应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对其应充分利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由国家所有，是不顾及社会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现实情况，人们的心理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意见。
最后，基于亲属与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及情感，尸体的所有权由死者的亲属享有是最为合适的，这就是，在近亲属死亡之时，其身体物化为尸体，其近亲属取得该尸体的所有权。至于是依何种方式取得，我们认为不是继承，也不是其他方式，而是在身体变为尸体之时，由其近亲属原始取得，是在尸体作为物的形态出现时，第一次由其近亲属作为所有人取得所有权。这种原始取得不是一般的由生产、取得原物的孳息、强制、先占、添附、时效取得和善意取得等方式而取得，而是一种特殊的原始取得、特定的原始取得，就是近亲属取得死者的尸体的所有权。
（二）尸体的处分权主体
从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尸体的处分权应当是其所有权的权能。但是，由于自然人生前可以处分自己的尸体，因此，尸体的处分权包括两种不同的情形。
1．死者生前的处分权来自于身体权的支配力
尸体的基本处分权来自于死者本人，自然人对于自己死后的尸体有权作出处分，可以通过协议或者遗嘱，处分自己死后的尸体。例如，很多人生前公开声明，或以遗嘱、契约的形式，将自己的尸体或者器官捐献给科研、医疗、教学单位或者他人，这是自然人行使身体权的处分权的表现。目前，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本人生前有权对身后尸体进行处分，美国、德国、智利、比利时、法国、波兰等国都通过器官移植立法，对本人基于自己决定权而在生前做出的处分尸体的意思表示予以最大的尊重。美国的法院和学者在涉及死者生前处分自己的遗体的问题上，都认为应尊重死者的意愿，认可个人在其身体上有充分的财产利益，在他死后可以形成有效的以遗嘱的方式约束处置遗体，法院通过认证遗嘱，断定是否是在死者生前的意愿下的处分，如果是，应按其意愿来执行。
应当研究的是，自然人为什么有权处分自己的尸体。我们认为，自然人享有身体权，对其身体享有适度的支配权。当自然人死亡之后，身体物化为尸体，变为物的形式，且自然人已经死亡，当然不具有权利能力，也就没有支配权。但是，尸体是身体的物化形态，自然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力自然延伸于其死后的尸体，就像自己的所有权可以支配自己的遗产一样，身体权的支配力可以延伸到自己的身体的变化物，可以支配自己的尸体。正因为如此，自然人可以通过生前行为确定自己尸体的处分，可以通过声明、遗嘱或者协议等方式，作出对自己尸体的处分。他人和社会应当尊重这种处分行为，确认其效力。
应当看到，这样的处分行为，不是自然人对自己尸体的物权处分行为，因为这时候自然人的主体资格存在，其身体也不是所有权的客体，且身体也没有变为尸体；而是对自己的身体及其利益的处分行为，是属于处分身上利益的人格权处分行为，与死者近亲属对尸体处分行为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2．死者近亲属基于尸体所有权的处分权及其效力
死者近亲属基于与其死者的特殊身份关系，取得对尸体的所有权。死者对尸体的处分权，就是来自于对尸体的所有权。权利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尸体进行处分。但是这种所有权的处分权不能对抗死者生前对其死后尸体的处分决定。如果死者生前以声明、协议或者遗嘱的形式处分了自己的尸体，其近亲属就不再享有对该尸体的处分权，不能违背本人生前的意志而作出新的处分决定。因为死者本人对自己的尸体的处分权属于人格利益的处分行为，是依据身体权对自己的人格利益所作的处分，因此应当优先于他的近亲属在其死后对尸体的处分权。另外，从尊重人权、尊重死者遗愿的角度来看，也不允许死者近亲属违背死者生前的意志而任意处置死者的尸体。
（三）尸体所有权的主体范围
尸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死者近亲属，其范围包括第一顺序的准所有权人即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的准所有权人是其他近亲属，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第一顺序的准所有权人有权处置尸体、有权，保护死者的尸体利益。如果第一顺序的保护人不在，或者存在行使保护权利的障碍，则由第二顺序的准所有权人行使处分、保护的权利。
由于在同一顺序上的近亲属有时候是单一的，有时候是多数，因此，尸体的所有权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一是单一所有权，就是近亲属是一个人享有尸体的所有权的，应当适用单独所有权的规则。二是共有，在同一顺序上有两个以上的近亲属，那么，对尸体的所有权就是共有。按照前述台湾学者的说法，应当是共同共有（公同共有），我们赞同这种说法。
（四）对尸体所有权的限制
尸体近亲属对死者的尸体所享有的所有权并不是完全的所有权，而是受到限制的所有权。死者近亲属取得的这种所有权，更多的是对死者的身份关系的承继和对死者感情的保留，因此体现的是身份利益。这种所有权不能像亲属继承死者的遗产那样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它不具有充分的所有权权能，而只具有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不能用以收益、抛弃、长期占有尸体而不埋葬等为其内容。
这种所有权的内容是：第一，对尸体享有管理、保护和埋葬等形式的权利；第二，对尸体享有的部分处分权，仅限于不违背善良风俗的尸体捐献与尸体的部分器官、组织的捐献；第三，对于捐献尸体或者器官给予补偿的收取权；第四，保护尸体的权利，当其所有的尸体受到侵害时，享有防止侵害、损害除去的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值得研究的是，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祭奠、吊唁的权利性质问题。我们认为，祭奠权不是尸体所有权的内容，而是身份权的内容，基于近亲属与死者的身份地位关系而发生的权利，不能认为是对尸体所有权而发生的权利。
同时，尸体所有权人负有对尸体不得抛弃，不得用于非法收益，不得进行非法利用（不违背善良风俗的捐献除外）、不能长期占有而不做安葬的义务。河北理工学院教师谢某与妻子的尸体同床8年，一直不予埋葬，就是尸体所有人没有尽及时安葬的义务，有违社会风俗。
（五）对权利人行使尸体所有权争议的处置
如前所述，尸体所有权有的是单独所有权，有的是共同共有。如果是单一的近亲属享有所有权，那么，一个人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不会发生争议，除非行使权利的行为引发公共利益的损害而发生争议。
如果构成数个近亲属享有尸体的共有权，就会在行使权利时发生争执。例如，对于尸体究竟由谁占有，由谁行使保护的权利，都会发生争议。父子之间为保管妻子即母亲的骨灰、儿子和女儿为处置尸体等，都有发生争议的案例，需要有处置的规则。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争议，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第一，协商一致原则。凡是所有权有数人的，在行使尸体所有权时，应当进行协商，依据一致的协商意见确定。
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享有所有权的数人意见不一致，进行协商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能够形成多数意见的，应当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按此办理。
第三，最亲近关系的亲属决定原则，如果享有所有权的多人不能协商一致，又不能形成多数意见，那么应当由与死者关系最亲近的亲属作决定。例如，在第一顺序的近亲属发生争执的时候，配偶、父母和子女的排列是法律的排列，应当视为体现了亲属关系的亲近程度。因此，有配偶的由配偶决定，没有配偶或者配偶不愿意决定的，由父母决定，配偶、父母都不在或者不愿意作决定的，由子女决定。如果子女有数人，无法决定，则应有长子或者长女决定。在没有第一顺序的近亲属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的近亲属才可以作出决定。
第四，法官裁决原则。在最终无法处理争议，或者争议无法用上述三种规则处理，或者对决定提出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审判，由法官决定权利应当怎样行使。
（六）对尸体的民法保护
1．对尸体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尸体这种特殊的物蕴含着精神利益、伦理道德和社会利益，对死者的尸体的尊重和保护是死者亲属的精神需求和道德要求，否则，死者亲属的内心无法安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后人对死者的态度是孝顺或忤逆的表现，也构成了社会公众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方面。对尸体的尊重和保护也是社会公众的精神需求和伦理道德要求，因为这样可使人们更加尊敬他人，更加尊重生命，体现了人的价值，可以发扬光大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维护和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其实无论人们如何对待死者，死者都不可能感受到，也不会有任何的精神损害和财产的利益损失。但对其近亲属来讲，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的折磨和道义上的责难。因此善待死者实为善待生者，死者的遗体所蕴含的利益的主体实际上是死者的近亲属，即活着的人。正是因为尸体与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紧密。因此，对尸体的保护尤为重要，更具有社会价值。
2．对尸体的民法保护方法
对于尸体的民法保护方式，与其他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一样，需要建立两套请求权的体系。
第一套请求权体系，是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体系。尸体是物，权利人享有所有权，既然如此，就当然存在物权请求权。因此，当尸体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可以依据该请求权，请求损害之除去和障碍之排除以及原状之恢复。
第二套请求权体系，是侵权请求权体系，按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尸体受到侵害，权利人取得侵权请求权，可以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等，同时还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其他侵权责任。
3．侵害尸体的行为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侵害尸体的行为主要有：（1）非法损害尸体。这种行为以故意为要件，其侵害的目的可能有多种形式，如有的是为泄愤报复，有的是满足某些欲望等。（2）非法利用尸体。即未经本人同意，或者死者死后未经其近亲属同意，对尸体进行非法利用，侵害了死者人格利益及近亲属的利益的行为。例如摘除死者脏器、骨架制作标本，摘除死者器官进行移植等，都构成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行为。（3）非法陈列尸体。这种行为违背善良风俗，是对人格尊严的侵害，也是对死者的不敬和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的损害。（4）医院和殡仪馆对尸体的不法处理，如错误火化他人的尸体、造成尸体丢失，等等，都是侵害尸体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5）对死者骨灰的侵害。骨灰是尸体的变形、延伸，具有与尸体相似的人格利益和精神寄托。侵害骨灰、墓地的行为既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也是对死者近亲属管理权的侵害。这种侵害有外部的侵害，也有内部的侵害，如亲属之间一方不经他方同意擅自处理死者的骨灰。
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
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输油站上，我们的管线号称“千里油龙”，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形地势，面对部分的不法分子，原油泄漏，钻孔盗油等等问题我们只能尽可能少的去避免和防范，但却不能确保到万无一失，而由此导致的环境损害、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我们该如何做好善后工作？日常管理中，我们的临时工的权益受到伤害，我们该在怎样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设备的采购，项目的施工，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该去怎样把握和注意？职工权益保护方面，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该怎样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车辆出车在外，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又该何去何从？
侵权和合同是输油站上与法律联系最为紧密的两种债权债务关系。针对现状，笔者仅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出发，与诸位做一些粗略的探讨。
一、侵权
什么是侵权？通俗地讲，是对他人合法权益（人身与财产）的一种侵犯和损害，而依法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3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对侵权行为的抽象性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必须具备四个法律要件：1、行为具有违法性。2、有损害事实的存在。3、存在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法院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就是严格以上述四点为标准的。结合实际情况，作为我们输油企业，很多时候已经不构成一般侵权行为，而是特殊侵权行为。下面分别从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雇佣活动或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五个方面逐一介绍：
（一）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针对输油管道来讲，主要是指因某种原因致使原油泄漏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行为。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大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具备三点：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存在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事实，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侵权成立，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我国法律规定了三种免责事由：其一，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其二，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其三，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当然，这关系到一个举证质证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二）雇佣活动或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行为
输油站上，基于工作的需要，不可避免的需要临时用工，雇佣到一些人，譬如农民巡线工、食堂工作人员、保安门卫等等，他们就属于雇佣工人，雇佣工人损害他人，或者被人损害，而发生的法律关系，就是这里需要分析的问题。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由输油站来买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从事雇佣活动”，它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它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这里有一个例外规定，如果雇员是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值得注意一点，如果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系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造成，那么赔偿权利人享有选择权，既可以向雇主主张权利，也可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第三人追偿。
（三）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度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我们定义高度危险性作业，是一种在现有的技术水平、设备条件下，即使作业者已尽小心谨慎的注意义务，仍然难以避免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失的危险性作业。可以看到，输油战线上的管道输油作业完全符合高度危险作业的情况。并且在免除责任的时候，立法只规定了一种情形，即受害人故意。立法这样规定，是因为高度危险作业本身行业的特殊性，一方面可以加强作业者的责任心和提高改进技术安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在科学技术发达导致的危险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对社会大众的保护。
（四）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通道上施工，对在此地的人会造成一定的危险，如果施工人不进行特别的标志提醒，往往会使通行人遭受伤害，因此，法律明确规定施工人未尽警示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设置明显标志，履行警示义务；一是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是对自己负责。结合输油站实际，主要是外管道施工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譬如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时，务必做好示警工作，竖立诸如“水深危险”、“路面施工，行人注意”的警示牌，尽量减轻自身的过错责任，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五）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据了解，输油站上都配有公用车辆，担负着食堂买菜，施工运输，出差公干等各项工作和任务。作为输油站上的司机同志，我们必须对交通事故的处理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通常地讲，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要任务是抢救伤员，保护现场，同时向当地交警部门报案，投保车辆还需要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事故损失轻微，且事故责任比较清楚，也可以选择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问题。交警接到报案之后，会在一定期限内，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主体资格，主要是有无驾驶证、行驶证，以及有无违章驾驶，车况车貌情况，并结合事故现场的勘察报告，划分双方责任比例，制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双方签字生效。注意一点的是，我国实行的是司法最终裁判制度，如果对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满，仍然可以不签字，而向当地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此外，附带说明一下目前纠纷处理的几种主要方式：和解、调解、诉讼。和解是最简单、最效率的一种解决办法，具体是指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自愿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和解不成，就可以调解，调解有法院调解和民间调解，这里主要指民间调解，它的不同在于由第三方出面协调当事人双方，这里的第三方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有声望的个人，也可以双方自行选定。诉讼，就是司法最终裁决了。在如何处理方面，不仅仅要做到知己知彼，而且还需要考虑到诉讼成本、效率成本的问题，因为诉讼毕竟是下下之策，劳民伤财。
二、合同
合同，又称契约，协议。
合同的内容纷繁复杂，问题千奇百怪。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合同的违约赔偿、定金罚则以及缔约过失责任，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矛盾与对抗。此外，《合同法》分则部分对各种具体合同又有特别的规定，譬如：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等。
怀宁站上，两年以来，订立的合同主要有供用水合同书、保安服务协议书、保管合同、有线电视安装及维护协议书。结合自己的粗浅理论，对于合同，主要讲一下合同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因为这是合同订立的基础，也是法院审理合同案件时首先需要判断的问题。
资料及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问题非常复杂，各国采取的政策法律和法院判例并不相同，最近因为internet的发展，资料及数据库的保护问题再度引起各国重视（注：关于资料（data）的智能财产权问题，讨论得最详细的应为reichman和samuelson两位教授的大作“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data？”，50vand.l.rev.51（1997）。）。
美国法院对数据库保护问题，先后有不同的判决，最近著作权局应美国国会要求，对数据库是否应以特别法保护，做了全面性的研究。众议员carlosmoorhead曾在1996年5月向国会提出“数据库投资与智能财产反抄袭法案”（databaseinvest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antipiracyactof1996），主张对重大投资的数据库给予法律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与贸易相关智能财产问题协议（trips）中，规定资料的编辑，不论是否为机器可读（machinereadable），只要符合智能财产的保护要件，应受到保护。
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自1996年起，一直在考虑欧盟（eu）及美国所提有关数据库保护问题。
欧盟在1996年3月11日向会员国提出：数据库指令（europeandatabasedirective）要求各国在1998年1月1日以前执行指令，立法保护数据库；指令采取双轨制，以著作权保护数据库的结构，以单独立法（suigeneris）保护数据库内容；对于投入相当人力、技术及财力的资料，给予十五年的保护权。
国际上对资料和数据库给予法律保护，已形成趋势，极难挽回。这种情况，对国际学术交流及科技信息和研究资料的交换，势必造成重大冲击。科技研究机构及人员必须知道如何因应这种新的潮流。如何合法和合理使用资料和数据库，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问题症结
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资料和数据库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客体，两者取得著作权的要件，都必须具备原创性（originality）。数据库的著作权并不及于数据库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有独立的著作权，也可以没有著作权。具有著作权的资料，其著作权并不涵盖数据库。没有著作权的资料，人人可以使用，可能促成不同著作权的数据库。
对于未具有原创性的资料和数据库是否应予保护，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甚至对于具备著作权要件的资料和数据库，也有人基于社会公益的理由，主张不应给予保护。
1.血汗与创造
数据库在著作权法上被视为一种编辑（compilation），将现有的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当初认为编辑著作应受保护是基于编辑人的劳力与投资，这种说法，即所谓“血汗论”（sweatofthebrowdoctrine）（注：jeweler‘scircularpublishingco.v.keystonepublishingco.，281f……83，88（2d.cir.1992）。huchinsontelephoneco.v.fronteerdirectoryco.770f.2d128，131，228u.s.p.q.537，539（8[th]cir.1985）。）。任何人可以因为这些血汗而节省了自己的血汗。
20世纪以后，这种观念渐渐改变，原创性和创造力成为著作权的重点。1976年美国的新著作权法把编辑著作定位为，经过筛选、协调或整理而使整体成为原创著作。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的feist一案中，明白指出白页电话簿资料虽然丰富，也使许多人得到方便，但不具任何创意，不受著作权保护（注：feistpublications，inc，v.ruraltelephoneservicecompany，inc.，Шs.ct.1282，18u.s.p.q.2d1275（1991）。）。
最近，欧盟的指令似不以美国法院判决为然，美国企业也对他们所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数据库采取以下的措施：（1）在数据库中创造附加价值以符合原创性要求，（2）利用契约限制数据库的使用，（3）以技术保护的方法防止非法使用。
以目前网络发展的情况来看，资料和数据库是网络内容（content）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是否具有原创性，不管是否受到著作权或特别法的保护；只要具有商机，只要有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某种法律保护机制势必产生。
2.私利与公益
美国著作权局主办的讨论会，不论是否赞成保护数据库，大致有以下共识：（1）数据库极易被复制，适度的奖励可以鼓励创作。（2）事实的资料不应为私人拥有。（3）任何人均可独立向原始资料来源取得资料。（4）政府数据库应公开不受保护。（5）不应伤害科学、研究、教育及新闻报导。（6）为商业及竞争目的的多量复制不应被允许。
一般而言，图书馆、科技界、教育团体、电话公司和网络相关行业反对保护数据库。数据库制作人（包括科技及学术数据库）及线上服务提供者赞成保护。显然的，这牵涉到公利与私益之争。
赞成保护的主要理由如下：（1）数据库对科技和经济日益重要，将成为网际网络的关键内容。（2）需要大量金钱与时间的投资才能创造及维持数据库。（3）数据库极易被复制及散布。（4）现行法律保护不周全。（5）除非适当保护，投资势必大量减少。（6）新立法保护不致于妨害科技界及其它团体的利益。
反对保护数据库的理由如下：（1）赞成者未能提出需要加强立法保护的证据。（2）目前的保护方法尚称适当。（3）目前美国数据库产业场极为成功，执全球牛耳，利润颇丰。（4）将来资料及数据库的使用，因科技急速发展而极难预测，一动不如一静；过度保护可能造成科学研究及教育不良影响，增加价格、减低竞争力和新人进入场的障碍。（5）著作权法上鼓励创作及信息自由流通的这种平衡不应轻易打破，公共利益和合理使用的理论应予维持（注：赞成与反对理由，请参照reportonlegalprotectionfordatabase，u.s.copyrightoffice，august1997.）。
除了以上诸种理由外，科研机构相当关切有关国际间资料完整和公开使用，是否会因为新的法律保护而受到影响。
三、各国（地区）保护数据库情况
世界各国保护数据库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1）以编辑著作保护。（2）在著作权法中单独立项，明定“数据库”为著作中之一种，与文字、音乐、计算机程序等并列。（3）单独立法加以保护。
美、德、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伯恩公约及台湾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数据库做为编辑著作保护。所不同的是对编辑两字的定义不尽相同，各国（地区）法院对保护要件及保护范围的认定有异。
日本在1986年修正著作权法把数据库当作著作物的一类，明定数据库的定义为：将信息组合，如文章、数值、图表有系统的编制，使此种信息能被计算机取用。数据库要取得著作权必需符合原创性要求。数据库创作时，著者需决定搜集资料的策略和选择标准，决定资料是否储存，整合资料的结构和规格，以便利资料快速的取用。这种分析和数据处理已符合著作权法所要求的原创性（注：日本著作权法第二条及第二十条paulc.b.liu，compntersoftwareandintellectualpropertylawinthepacificrincountrices，researchpaperfortheofficeoftechnolaogyassessment，thecongressoftheunitedstateds，1991，p.18）。
欧盟及北欧诸国以单独立法保护数据库。在欧盟指令之前，北欧诸国在著作权之外创造了相关权利，对于事实资料的编辑给予十五年（创作日）或十年（公开日）的保护权。这种对目录、图表等的编辑，并不要求原创性。这种保护权提供欧盟指令做为模板。
四、因应办法与建议
为因应世界保护数据库的趋势，产官学研必须有健全的心理准备和良好的因应措施，对各国（地区）保护资料及数据库的法律应当设法理解。
心理上应该体认，以目前国际智能财产权保护的压力和网际网络的商机，数据库法律保护无法避免。但也不必因为欧盟的指令而惊慌失措，理由有四。其一，绝大多数政府出资建立的资料及数据库仍属公有领域。其二，科学研究、教育、图书馆等对资料的取用，合理使用的空间仍无改变。其三，即使原本不受保护的资料现在享有著作权，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不得放弃著作权，科技信息的交流仍可透过协议达到相同的目的。其四，多数国家都已体认著作权并非单纯只为保护私利而订公益的考量一直是立法的旨意之一。
立法与行政机构应密切注意国际动向，直接或间接参与有关公约或协议的协商，必要时透过其它会员国表示关切或提出建议。
对国际上已签订的公约，台湾地区的立法应尽早配合，以符合国际标准。数据库及网络保护问题，任何国家无法自立于国际社会之处。
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采取与欧盟同样的立场。reichman及samuelson两教授，对欧盟的见识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可考虑以不公平竞争法的原理来考量资料及数据库保护，也要顾虑科学及教育界的意见（注：同注1，vanderbiltlawreview，vol50：51，p.163-166（1997））。
不久前internationalcouncilofscientificunions和committeeofdataforscienceandtechnology对欧盟指令的影响相当关切并做出具体建议，颇值得各国（地区）参考：
1.要求注意私利与公益的平，主张欧盟指令不应影响科技信息交流。
2.由icsu出面草拟公约，由会员国共同签署，保证不主张科技资料及数据库的保护权，以促进科技交流。
3.成立小组，密切观察欧盟指令执行情况，以便确定是否确实对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造成影响，并决定应变措施。
「参考文献
1.谢铭洋著。数据库在网际网络运用上受保护之困境与解决，1997年全国智能财产权研讨会。
2.icsuandcodataletters，june1997.
论文关键词 判决书 法律论证 法律权威
一、法律论证的一般原理
法律论证是指的通过一定的理由来为某种法律主张、陈述和判断的正确性与正当性进行辩护。在审判活动中,我们需要对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同时进行论证,但是由于法律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具有规范性,法律事实不同于经验事实也是由于法律的规范性所致。所以,在法律论证过程中,最根本的就是要论证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
法律论证具有一下两个最为显着的特征:
第一,法律论证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似真论证。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论证一般分为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两种。但是,随着案件情况的多元化,非形式逻辑学派否定上述划分,而是将法律论证在前者的划分基础上再加上一种,即溯因论证,也称回溯论证。这种划分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认为在这三种论证类型中,根据严格程度的不同,依次从高到低的将演绎论证、归纳论证、溯因论证进行排列,并且它们的基本思想也从前提与结论的严格关系逐渐到松散关系,也就是前提真而结论绝对真前提真结论可能真前提是似真结论也似真。从其本质上来说,法律论证既不符合演绎论证,也不符合归纳论证,它是一种似真论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演绎推理的有效和归纳推理的强度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论证。
第二,法律论证具有可变动性。法律论证由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两部分组成。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由于案件性质不同,在需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有所不同,所以法律论证的内容及关键点就存在差异性。随着证据采信数量与事实认定的变动,论证的结论可能会发生变动。有时即便事实已经很清楚,但在适用法条时仍会无法得出论证结论的情况。
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专制行为都是为人们所反对的,我们只能在理性中说服并征服别人。因此,只有对法律论证加以重视,对裁判的论证方式加以熟练掌握,才能更好的增强判决公信力,使法律的权威能够真正得以树立,使法律得到更为普遍的遵守。
二、判决文书中运用法律论证的必要性
法院的判决书是对案件审判的详细记录与判断的逻辑说理,是公平与正义的载体,它保证了审判过程及其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一)运用法律论证可以保证判决书的正当性
“判决的意义既然在于对特定冲突做法律上的解决从而相应地对公共利益加以保障,那么,为了使判决真正地解决冲突,就必须要求判决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判决书是否能让当事人信服,就在于它是否具有正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即是法律的解释和裁判的依据是否合理,这就必须通过论证,证明判决书中的裁判依据是合法合理的,使当人事自愿接受裁判文书,并自觉地履行相关义务,同时也能让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二)运用法律论证是树立法律权威,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法律生命就在于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不仅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还需要公众的自愿接受,也就是司法裁判的公平与正义,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判决书的信服。法官之所以对司法裁判进行法律论证,其目的就在于把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它为当事人了解司法活动提供了一个窗口。只有通过对裁判事实进行法律论证说理,才能更好地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和司法裁判的公平与正义。如果法官没有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那么当事人又如何能对判决书信服,又如何能彰显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当裁法律脱离了靠说理这条路来要求人们服从时,法律就沦为了专制工具,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将无安身之地,人们心中法律信仰也将难以形成。
(三)运用法律论证是对公众司法知情权的保障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对司法知情权的行使不仅要使判决书向社会公开,更为重要的是要知悉法院判决书的裁判理由,也就是要使判决理由和论证过程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就在于要获得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结果是否公正就在于判决理由是否公正,即就是意味着要判决理由是否正当,这样才能使当事人有充分的理由信服,使判决结果得到很好的遵循。放眼当今各国,法律论证已是裁判中不可缺少的过程,是法官的义务,也是当事人的权利。
(四)运用法律论证是法律适用内在要求,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司法裁判的任务有时就可能特别要求那些宪法性秩序所固有的,但尚未在成文法律文本上得到表达或只有不完整表述的价值立场,应当通过某种评价行为加以澄清,并在实际的判决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法官必须防止恣意专断;其判决必须以理性论证为依据。”若果没有法律论证,仅凭法律条文判案,普通公民是看不出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的,是不能让当事人信服的。此外,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就意味着法官存在裁判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论证的存在,就要求法官把自己裁量的过程与理由展现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说明其裁判是是合法且正当的,从而就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我国裁判文书中法律论证的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一)我国判决书中运用法律论证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说理不充分。就我国目前的判决书来说,基本上没有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对于案件事实的确认,只用格式化的语言带过,即用“上述事实,有证据在案”或者“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话语。对证据的采信与否,法官也没有给出过多的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对证据的认定过程不予展示,只用修辞性的语言带过。对于法律的适用也是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不给出理由。这种模糊的判决方式给司法效果带来弊处,会为枉法裁判提供保护,有蒙蔽当事人的嫌疑。
第二,说理不具体。所谓的说理不具体,其就是指的说理没有针对性,而说理的针对性就是指的在以事实为根据的条件下,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和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对此的相关看法进行说了明论证的一种观点或看法。但在法院的实践当中,判决书的实际说理操作存在很多问题,如对不需要说理的地方侃侃而谈,对需要说理的却是简明扼要、一笔带过。对于一些当人事比较在意部分,没有说清楚相关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三,说理不周延。所谓说理不周延就是说理没有逻辑性。论证过程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即不得违反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要求法官的分析与判断要前后一致,不能随便转移话题,也不能把相关的法律关系和证据的认定程序相混淆,要使实际论证的内容与需要论证的内容同一。此外,矛盾律要求法官在论证时不能前后矛盾,即对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证据认定不能同时判断为真。排中律也要求法官判决观点要明确,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第四,说理不完善。说理不完善是指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对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的措施和裁判给予充分说明的诉讼活动。只有对完整的诉讼过程进行真是的描述和详细的说理,才能证明法官对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的合理正当性,才会使当事人在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下信服判决书,实现当事人对法律适用、证据认定、判决结果的司法知情权。
(二)判决书中完善法律论证的建议
判决书不仅是公民司法知情权的体现,也代表着法律权威。它是判决公正的载体,裁判说理的公正性就在于法律论证。
1.论证要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为基点
司法裁判过程是法官进行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一个说理过程。判决结果表明了事实认定过程与法律适用过程是合乎逻辑的,是裁判公正的体现。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为核心进行审判,判决书自然要以这两点为基点展开论证说理。事实的认定包括:首先,对证据的采信论证说理。事实认定要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的结果。其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论证说理。在案件审理时,需要由法官通过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范来确定由谁承担败诉的风险。
2.论证务必做到逻辑性与针对性相统一
判决理由的阐述是审严格缜密的法律与事实推理过程。证据认定、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前后一致的。强化说理的逻辑性包括:第一,说理论证时要遵从三段论的基本范式,不得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即遵循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使法官的分析与判断前后一致,实际论证的内容与需要论证的内容完全同一且前后一致。第二,法官论证的核心应该放在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上,也就是双方之间相互对立的主张与陈述。它既是诉讼中需要当事人证明的对象,又是法官论证说理的核心和关键。此外,对于不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非案件审理重点的部分可以简单说理,或是一笔带过。
3.判决书的论证说理不仅要依法说理,更要注重其合理性
现代法治国家,法官对法律的创造性具有浓厚的兴趣。把对案件的审判与法律原则、道德准则、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相柔和,把其放在一个大整体的背景下讨论,让判决结果既符合法理,又符合情理。换句话说,法官以案情为根据,将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与法学原理、社会道德规范相结合进行理性的分析,使判决书既合乎法律要求,又具有相当的人情味。
关键:词合同;中标通知书;招投标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4月，广东省惠州某学校（下称采购人）监控保安设备采购项目，经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批准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采购人委托某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下称招标机构）进行招标，到谈判截止时间2007年4月13日上午10：00，共有4家供应商（分别为某市广视通教学设备厂、某市奥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某市美视科技有限公司和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时在招标机构开标室递交了谈判文件。谈判小组按照评标方法和政府采购程序进行评审和谈判，最终确定二次报价最低的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标人）为本项目预中标单位。《谈判结果确认函》经采购人确认后，于2007年4月14日由招标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之后，采购人称对本项目中标人不了解，其方案设计、设备性能、日常维护、售后服务等能否满足学校的需求，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采购要求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要求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期间，携带主要设备来校现场演示，并得到中标人同意。2007年4月23日上午11：30，中标人应要求在校进行了演示，演示结束后，采购人对结果不满意。2007年5月15日，招标机构重新组织了原谈判专家小组对采购人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复议，在复议过程中，中标人派出专人到现场进行答辩，结果原谈判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同时正式宣布该项目招标失败。2007年5月18日，招标机构下发了《惠州某学校监控保安设备采购项目复议结果》，认为“经过谈判小组复议，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编码器输出格式和环球无线网络摄像机集成程度均不符合采购要求，原谈判小组一致同意取消上述单位的中标资格”。2007年6月2日，财政局转来中标人的举报信，政府采购监管科立即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调查小组分别对本项目负责人、谈判小组成员、采购人的相关经办人员进行了询问和笔录。调查后，政府采购监管科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监管部门认为，惠州市从2003年8月开始，暂不设市政府采购中心，全市政府采购执行职能由政府采购招标机构履行。政府采购监管科审批采购方式后，由采购人选择，并委托在惠州市设有办事处的招标机构进行政府采购。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自发出《中标通知书》时止的采购程序，符合《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机构过分迁就采购人，召集原谈判小组对本项目进行复议，并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为此，维持“原判”以保护中标人的正当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逐步完善，招投标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尽管如此，我国招标投标制度在实施中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广东省惠州某学校招投标的典型案例清晰地告诉我们我国《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对招标投标过程中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效力的界定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加以研究探讨。
二、中标通知书之合同概念分析
合同又称契约，在罗马法中契约被定义为“得到法律承认的债的协议”。在罗马法中买卖合同是纯粹合意的产物，合同的成立即合意的达成。《法国民法典》规定：“契约，为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另数人承担给付某物做或不做某事的义务的合意。”《德国民法典》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双发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一条规定：“合同是一种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是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所确认的一项义务。”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合同下的定义为：“合同可以是依法执行的诺言，这个诺言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这种允诺并非一种单方的允诺，而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允诺，不要误以为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综上可见合同即是一种合意，但罗马法认为，仅有当事人的协议并不构成一个契约，一个完整的“契约”是一个协议加“债”。海因·克茨指出：“只有协议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时，才具有允许请求履行合同或请求对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即能够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合同应当是发生民法上效果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中标通知书是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后向中标人发出的通知其中标的书面中标文件。在经过了招标，投标，评标，中标过程以后，应该可以认为招投标双方当事人已经就招标事项达成了合意。而我国招投标法也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三、中标通知书之合同成立要件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招投标程序的整个过程与合同的成立要件完全吻合，订立合同的第一个阶段是要约，要约必须向特定的受要约人发出，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并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招标人以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这一行为属于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中已予于明确规定。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之所以招标不属于要约并不是因为招标人的邀请行为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而是因为并未表明经投标人承诺，招标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招标是一种“众中选优”的行为，投标人必须经过竞标后方能获得中标。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这一行为属于要约，理论界对这一认定已达成了共识。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开标以后，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评标，确定中标人。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的投标人，至此招标程序已经结束。
中标通知书应该是招标人向投标人作出的承诺。我国合同法也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同时第四十四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可以认定自投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以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但是我国的招投标法却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招标人与中标人要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来订立合同，招标人、中标人订立合同不能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因此可以认定中标通知书从内容到效力与其后订立的合同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亦或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中投标法规定：“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订立书面合同，在一般场合均非必要”。我国中投标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警示招投标人对于他们所进行招投标活动要慎之又慎，不可轻率为之。然而这样规定的结果却削弱了中标通知书的权威性，与合同法的理念也不相符。
四、中标通知书之合同形式分析
法定形式是合同成立或生效的要件，还是合同存在的证据？各国立法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一是要件主义，即如果合同不按法定形式订立，合同归于不成立或无效，而不问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合同存在的证据。二是证据主义，即合同的法定形式只是合同成立的证据，不具备合同形式的合同并非不成立或无效，只是不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三是折衷主义，即根据不同类型的合同，分别采取要件主义和证据主义。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采用要件主义。我国合同法采用要件主义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为了减少合同纠纷，规范合同双方当事人行为。二是警示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待合同的严肃性。三是有些合同如不具备一定的形式，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计划合同。但仔细分析这些理由，可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完全科学。第一，不能为尽量减少合同纠纷，就置私人的自由权利于不顾，合同法是私法要充分体现合同双方主体的自由意志。第二，不能为了提到制度的公正、安全性，而忽视市场效率的提高，不利于促进商业的发展。第三，宣布欠缺法定形式的合同无效，有时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合同无效的结果反而是国家计划无法完成。
我们不能把书面形式等同于合同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一切形式。因此招标文件、招投标书、中标通知书都是书面形式。招标人与中标人要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来订立合同，中标人发出投标文件是其对招标文件一种接受，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表示其对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接受，招标文件、招投标书、中标通知书所承载的内容与招标人、中标人订立的合同其实质性内容是一致的。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促进商业活动的发展，保护招投标双方的合法权利，提高招投标活动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招标方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又拒签合同，导致同一标的多次反复中标的情况出现。也为了防止中标人随意放弃中标标的等混乱情况的出现，应当加大拒签合同一方的风险，确认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以后，项目合同不仅成立而且有效。
注释：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2.
一、二者的法律功能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我国的技术进出口工作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从1959年到1979年，该阶段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管理，技术进出口的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二，1979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进出口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陆续颁布了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进出口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在对合同的管理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为了规范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以《对外贸易法》为主体，以《海关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为补充的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货物进出口法律体制也因此而建立。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以灌水调节为中心的海关监管制度；以非关税调节为特色的许可和配额管理制度、外汇管理和商品检验制度；以外贸经营权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许可制度；为防止和消除外来不正当竞争而建立的反倾销反补贴制度[高华，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9期]。就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渊源而言，目前根本大法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技术进出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二、二者的不同
1、限制、禁止的条款规定不同
《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为建立国内特定产业和保护农、牧、渔产品以及为保证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限制进口的。对国内供应短缺和可能用竭的资源以及因宫外市场容量有限的，需要限制进口。因维护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履行国家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需要限制进口或出口。其中对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为保护人的生命或健康或为履行国家参加国际条约协定的；对国家文物、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等货物和物品，需要进出口。
技术贸易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高新技术含量的成套设备贸易等。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标和服务标记，包括国内普遍采用的国际名牌加工生产等贸易形式，以及版权（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等贸易形式，均应包括在知识产权贸易范围之内。根据《技术进出了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或禁止出口的技术，不能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的，不能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对限制进出口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第一要对该限制进出口技术是否许可进出口进行审查。技术进出口申请经批准的，经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技术进出口许可意向书，获得许可意向书之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
也就是说货物和进出口的都有限制于禁止进出口的条款限定，但是技术进出口的条款相对来说比较严谨，其采用合同管理的模式来规范当前的技术进出口，而货物进出口明令限制、禁止进出口的没有合同条款、合同登记来约束，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条款来进行。
2、征收税率不同
面对国外日益增多的对华反倾销诉讼和国内进口商品的不正当竞争的内外交困之境，我国参考WTO《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于1997年制定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反补贴领域正在走向法制化，正在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刘文莉,王学军, 加入WTO与我国货物进出口法律制度的变革,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总第61期),25]。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现行做法显然超过了它们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及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我国目前的关税平均税率为15％，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也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13％的平均税率。目前各地海关在估价及征税过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估价及征税缺乏一致性。
货物的进口征税、进口退税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税收规则，关税总协定第三天和第六条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应该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一缔约方领土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得因其免税相同产品在原产地或输出国用于消费时所需要缴纳的税捐或这种税捐已经退税，就对它征收反倾销税或是反补贴税。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税法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但其税赋不得高于同类产品的税负。同样的，一个大家可以本国的出口产品退还或免征国内税，别国不得因此对该国产品施加报复措施。
技术进出口在当前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实用技术与尖端科技并举的科研体系和产生体系，已经拥有大量成熟的工业化技术，其中不少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拥有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资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技术出口能力。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就是各国用技术标准构筑起的贸易障碍。许多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制订较高的产品标准，通过一些苛刻的标准要求来达到禁止或限量进口某种商品的目的，有些技术标准要求高于国际通用标准，致使其他国家的产品在质量不难于达到进口国的技术标准而无法进入该国市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种类多、变化大，往往使出口国难于适应。相对来说，技术进出口的贸易壁垒显得比较隐蔽，技术壁垒限制着技术贸易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