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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苗族人民由于山地的原因，居住环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导致居住较为分散，居民之间的交流一般只是局限于家族间的交流，导致武术文化不能得到很好地相互交融。其次，苗族人民当时的发展情况并不算文明进步，因此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山地地貌无法改变，就导致传承武术的范围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并且在封建宗法的影响下，传男不传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大大限制了苗族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最后，山地是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明清两朝所修建的苗疆边墙，使得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封闭式的影响。这些对武术文化也不例外。由于无法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武术文化，导致苗族传统武术只能呈现重复性的循环发展，这些都是由于山地的闭塞性而导致的。
2苗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路径
2.1苗族传统武术简介
苗族武术源远流长，距今已经有几百年之久。苗拳中的“蚩尤拳”据传诞生于公元前25世纪以前的蚩尤时代。苗族武术是中华武术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武术几经演变，不断地吸收民族文化涵养，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淳朴的乡土气息。而其实，苗族传统武术的出现与发展，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2.2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
且不说苗族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主要始于原始民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当时的苗族人民为了生存，采用击打等方式与野兽进行搏斗。而现在历经千百年的积累和演变之后的苗族武术，就不得不追溯到明清两代时期。当时的明朝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明军政府与苗族人民的军事冲突日益加剧，其损失简直不可估量。在这种与苗疆地区大规模军事的冲突过程中的损失让政府无法负担，因此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大规模修建苗疆边墙，对苗疆地区采取了隔离与区分的方式。清政府更为残酷，使用了以苗制苗的策略，挑拨不同地区苗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利用民族矛盾的激化来达到自身侵略和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这种强硬的压迫之下，更加激起了苗族人民与日俱增的反抗情绪。在这种被垄断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不可抑制地激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随着这样一股热血的斗志，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苗族人民之间的，必定是武力的大幅度提升。可以看出，苗族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征讨的对象，因为苗族人民生性不畏、崇尚武力，具有十分良好的反抗精神。因此，在苗族边疆地区，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懂得技击的常识和几手过硬的武功。这种武术的普及程度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明清时期的苗族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侵略和歧视所持有的态度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这种奋起反抗的现象让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无可适从，因此，战争就成为当时不可避免的主题。从历史上看，苗族是中国众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与封建统治者发生反侵略战争最频繁的民族。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知，苗族武术起源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苗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不但没有磨灭殆尽，反而日益增长，保护自己家园的强烈愿望促使人们开始提升自己的格斗、械斗的技能和技巧。苗族人民的习武过程深受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那种不抗威严、面不改色、拼死抗战的态度占领着苗族习武者的内心。这些内心的思想活动也出现在武术当中。苗族武术的主要形式就是搏杀，以军事战争为目的进行习武训练。其价值功能就是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毙敌人。为了实现这种军事目的，苗族人民开始寻找一些方法与形式，锻炼自己的体格，这就是苗族武术出现的主要原因。而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社会需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同时期的人民有着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也逐渐展现在对于武术文化的需求方面。虽说武力冲突和战争是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出现的外部因素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高涨情绪是苗族传统武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强大推动力。正如上文所说，明清两朝的压迫促使了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在封建统治者土崩瓦解之后，随着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日益和谐，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之后，苗族传统武术也开始吸收和接纳来自中国大地各大武术系别的精华，如少林寺武功、武当派武术等，使得苗族传统武术的拳种更加丰富多彩，武术系别更加精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战争已经成为不再提起的话题，民族关系也日益和谐，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民族冲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以搏斗技能为主要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今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内涵已经囊括了强身健体、文化娱乐、竞技体育等多方面因素和需求，这些都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程度有关。由于人们现在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苗族传统武术更多的要朝着表演性、娱乐性的方向进行发展。现在的苗族武术中还增添了舞龙舞狮的内容，这些都是为了顺应时展的潮流而使得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发生的文化价值导向的变化。现在的各种苗族武术活动已经成为健身娱乐的必要选择之一，并且在节日的庆典、祭祀联欢活动中也经常看到苗族传统武术的身影。在时代的引领之下，现在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已经有了崭新的内涵，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
3结语
（巢湖学院 体育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中国传统武术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传统武术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具有开放的包容性.本文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着手，探讨其文化包容性的存在及体现.
关键词 ：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77-02
1 前言
文化包容是指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其本质在于承认、尊重并欣赏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从其文化发展来看是极具包容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演变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武术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烙印，因此中国传统武术也有着极强的文化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武术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其复杂性和多元性，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与消亡，逐渐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3 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及体现
3.1 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促成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
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很大，包罗了许多传统思想及学说流派，影响较大者有道家哲学、周易学说、五行学说、太极哲理以及孙子哲学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本体论的范畴.所谓“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武术是人体的运动，要达到武术的目的，练武实践必须顺应自然，效仿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寻求发展.同时，中国传统武术得益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技术，而更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包容精神.
3.2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3.2.1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外在表现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搏击术，更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养气之说，同时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静致柔，释家的禅定参悟，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中国传统武术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广泛结合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这也是中国传统武术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的最根本区别.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武术对其他非搏击文化的吸收及相互影响.武术与宗教文化、中医文化、养生文化、兵法等都有着紧密的相容性.宗教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关系甚密，许多武术流派和拳种及其拳理都得益于宗教文化；同时，武术结合了中医理论，与中医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武术对中医文化的包容也使得中国传统武术不但有了防身御敌的作用，也有了强身、强心、养生的多种功能.此外，武术与艺术、教育等文化元素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舞同源，武若文用则为舞，武用则为武（术）.在中国古代，宫廷宴会时，有时有舞剑等，就是武舞.古时，周朝的贵族子弟必须接受严格的舞蹈教育，其中不仅有陶冶性情、修炼风度的文舞，更有锻炼体格、培养战士的武舞.同时，中国传统武术为中国的古典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石窟壁画都有大量武术演练的图片，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武术提供了参考.另外，武术的德育功能在当代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再赘述.当然，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管理等，其包容性的外在表现也不是以上几例所能囊括.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性也使其在本质、形态、功能等方面发生蜕变，这种“变”更是一种发展、创新，使中国传统武术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更加的具有生命力.
3.2.2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
中国功夫讲究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蕴含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决定了武术是不断发展和超越的，是身心兼修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同时，中国武术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完善，与其自身特点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补充的作用.究其主要原因中华武术的超越性由于其自省，包容，及自身区别于其他各类技击形式的先进性.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作为相对狭义的文化，其同化力更多的是指对其它非搏击文化的吸收借鉴，并将其与武术文化充分的融合，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传统武术与传统中医之间的关系.传统中医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武术诞生在医学相对欠发达的历史时期，许多习武之人难免在演练中出现运动损伤，中国武术将中医引入武术研究范畴，不但研究其疗法，更是将中医理论同与武术相关的人体科学，运动科学相结合，在整个中医学的范畴中，中医伤科、中医针灸与武术关系最大，联系也最为紧密；并且中医在诊疗治病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借鉴与运用了武术的一些相关内容，比如抓筋疗法、点穴疗法、导引疗法、气化疗法、按矫疗法、运动疗法等等，武术也成为了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大医学家往往也是大武术家，医武兼修之人，可上溯到东汉名医华佗、孙思邈、丹阳子马钰与长春子丘处机等.中医与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很多密切的联系.比如，武术家在修炼武功的过程中，他运输精气神的路径，实质上就是中医的经络体系，大周天就是十二正经的循行，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的循行，而作为武术“三宝”的精气神，根本上就是中医名词；武术中很多动作招式的命名，都包含有中医的命名特点和文化色彩，比如气沉丹田，力劈华盖等；此外，武术家练武还讲究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子午流注、食养药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这些内容和中医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此我们可知，中国传统武术对于非武术文化有着极强的吸收能力，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3.3 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正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武术成为庞大的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武术的包容性不仅有利于武术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培育精神振奋、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中国武术始终都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其价值核心，须臾不能脱离，它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诚实守信、守义节的高贵品质;行侠仗义的理想人格追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4 结语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今天中华武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武术只有扎根传统才能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武术文化,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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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农业社会的祈雨、治水活动常伴随着巫术仪式，所以产生了反映祈雨与治水巫术仪式的神话。
1.祈雨型。古代祈雨，多由巫师主持并实施。甲骨文和相关典籍多有关于用焚巫、暴巫、雩舞等方式祈雨的记载，说明巫师在祈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由巫师主持的具有巫术性质的祈雨活动是驱使水神降雨的仪式。这类仪式导致了祈雨型水神巫术神话的产生。由于社会的变迁，反映此类仪式的神话已残缺不全，仅寄存于相关神话人物的造型中，如雨师、四海海神、夸父等。(1)雨师。雨师，有多种称谓，可见其并非专指一神，而是众多掌管雨水神灵的统称。最初是以毕星为雨师，即以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之一的毕星为雨师。《周礼》中的《大宗伯》篇称:“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雨师，毕也”，意思是“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是雨师毕也”。东汉蔡邕《独断》则称:“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毕星在天，雨水也是从天而降，古人便以为雨水是由毕星操纵的。将毕星认定为较早出现的雨师，是因为这种认定符合自然崇拜演变的规律。自然崇拜最初的对象就是自然物质本身，后来才发展为人格化的神灵。雨师人格化之后，便出现了一系列人形化的雨师。先秦时期人形化的雨师有蓱翳、屏翳、玄冥等。雨师人格化的原因，一方面与自然崇拜的必然演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巫师经常参与并操纵祈雨活动有关。蓱翳、屏翳、玄冥等极有可能是祈雨的巫师人物。雨师之名，以“师”名神，含有尊重的意思。其实，尊雨师之神为师，主要是出于对操纵降雨的巫师人物的尊重。同样的道理，风师之名也是出于对呼风唤雨之巫师的尊重。明确了雨师与巫师合二为一的关系，再来考察雨师驱使水神祈雨的神话。《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郝懿行注:“雨师妾盖亦国名，即如《〈周书〉王会篇》有姑妹国矣。”王念孙指出:“《御览•鳞介五》(卷933)无妾字。”按经本无妾字，所以郭璞注只释雨师:“雨师谓屏翳也。”按郭璞雨师之说，此雨师形象中当蕴含了水神巫术仪式:“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或“各操一龟”，蛇、龟均为水神，人黑者或人面黑身者，操蛇耳蛇或操龟之形象，正是巫师人物用水神施行巫术祈雨仪式的写照。其实，《山海经》不少掌管水域，能呼风唤雨之神灵，都具有雨师以蛇等水神为饰的形象。(2)四海海神。《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又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四海海神或珥蛇、或践蛇、或衔蛇、或操蛇，均是以蛇为饰，象征着它们都是掌管水域的神灵，其形象皆源自巫师人物操纵水神施行祈雨的巫术仪式。(3)夸父。夸父追日神话，在《山海经》中有两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为何追日，神话中没有明说，只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对夸父追日颇有微词，这是神话记载者的评价，并不代表神话的真意。神话极言夸父追日时的口渴，喝干了黄河、渭河的水都不解渴，曲折地透露出当时严重的旱情，烈日暴晒、河流枯涸。上古人以为旱情是太阳神造成的，要解除旱情，就需赶走太阳。夸父追日，即是逐日，就是要将太阳赶回其居住之所禺谷以消除旱灾。可见，神话反映的是一种驱旱祈雨巫术。这种巫术还见于驱旱神女魃活动。《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乃下天女曰魃。”天女，即天神之女。上古神话中的太阳神往往是旱神，旱魃成为其女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女魃神的形成，与上古太阳为旱神的信仰有关。神话说，女魃从天而降帮助黄帝战败蚩尤之后，“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女魃所居必大旱，要解除旱情，必须念口诀驱逐女魃。神话反映的正是逐日驱旱祈雨仪式，只是所逐对象已由日神置换成日神之女魃。这种仪式在后世演变为浇旱魃仪式，一直流传，至清代仍盛行不衰。旱魃神话与相关仪式也足可佐证夸父追日之本义。夸父逐日，是为除旱，夸父的原型就当为驱旱祈雨之巫师。上述神话中的神灵均以水神(蛇、龙、龟)为饰，既表明了他们主宰降雨的神职，也是巫师人物驱使水神施行巫术祈雨的仪式的再现。
2.治水型。治水是为了解除洪涝灾害，在古人的观念中，洪涝灾害的形成也与水神有关，所以在治水过程中也要施行水神巫术。反映此类巫术的神话，称为治水型水神巫术神话。治水神话以鲧禹神话为典型，《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令。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治水，用息壤以堙之法。息壤作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土壤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物件，可见鲧治水也用巫术之法。鲧的治水巫术与水神也有关系，但难考证。禹治水，既用堙，也用疏，并在两法中施行水神巫术。晋王嘉《失遗记》卷二:“禹尽力沟洫，导以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黄龙曳尾，是模拟水神黄龙疏通河道的巫术，玄龟负泥，是模拟水神玄龟修补堤岸的巫术。此则神话所反映的正是大禹所用水神治水巫术。由于大禹治水多用疏通之法，所以神话中表现大禹施行巫术疏通水道的行为居多。屈原《天问》:“应龙何画?”王逸注:“有翼为应龙，有神龙以尾画导水，注所当决者，因为治之。”朱熹注引《山海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因为治之。”诸多文献，都叙述了大禹驱使应龙疏通河道的巫术，此应龙与前所述黄龙一样，均为水神。通过对水神施行打击乃至杀害而消除水患的巫术，典籍也多有反映此类巫术的神话。大禹导淮神话讲述了大禹降服水神无支祁的巫术。《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古岳渎经》:“禹治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迅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啸并，攻不能兴。禹怒，召集白灵，授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氏、章裔氏、兜卢氏，黎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祈，……禹授之童力，不能制;授之乌木，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之淮阴之龟山足下，俾淮水勇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免淮涛风水之难。”古人往往将水害归咎于水神作祟，所以要施行驱除或征服水神的巫术。禹通过太阳神庚辰来施行囚禁水神无支祈的巫术，终于获得成功。治水神话中的施虐巫术还有杀死水怪。《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诅，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相柳水怪所到之处皆陷为水泊，疑为地震灾害造成堰塞湖现象的神话式表达。禹治昆仑北水害，实则为治理堰塞湖，所以才用填土的方法。禹杀水怪相柳氏，是治理堰塞湖过程中施行的巫术，神话几经转辗叙述，已成为一个完整的降服水怪故事，但其中的巫术行为人依稀可见。
3.创世型。女娲的本事在于造人，但随着女娲神话的不断传承发展，又衍生出了女娲补天杀水怪的神话，女娲补天杀水怪神话显然是受原生态水神巫术神话影响而形成的。女娲补天杀水怪，也属于对水神的施虐巫术行为。《淮南子•览冥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苍天补，四极正;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女娲治理水患是与补天相联系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治水，而是属于对世界的重新创造。在创世神话中，世界的创造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次创造，才能建立起稳固而有秩序的世界。女娲之时，固有的天地不够牢固，发生了天塌地陷、洪水泛滥的情况，女娲炼五彩石补上了破损的天空，用螯足将其固定，并且杀水怪消除水患，都属于再次创世行为。女娲与禹的水神巫术行为，同出一辙，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女娲的治水属于创世性质，而禹的治水则属于创世后的创业行为。显见，女娲治水巫术神话是受禹治水巫术神话影响而形成的。如上所述，在原始农业发端与洪水泛滥的时代，产生了大量的水神巫术神话，反映出当时水神巫术仪式的盛行。由此，水神巫术及其相关神话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泽披后世，影响深远。
二、部落战争中的水神巫术仪式
水神巫术神话的产生，强化了水神巫术仪式的神圣性与普适性，由此，水神巫术仪式的应用就超出了祈雨治水活动的范围。《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代的这种观念，同样也适用于史前时代。祭祀包括与祭祀相关的巫术活动和战争是氏族部落中的最重要的活动。将两件最重大的活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战争中使用巫术手段，这样，就产生了用于战争的水神巫术。黄帝战蚩尤神话是反映水神巫术仪式的典型案例。《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丁山先生认为:黄帝、蚩尤为水旱之神，“左传所传说的‘阪泉之战’黄帝擒杀蚩尤的故事，实象征祷雨之祭用蓄水的‘应龙’决杀旱龙的寓言。”丁山先生断言:“因此，我敢论定，所谓‘逐鹿之战’，所谓‘阪泉之战’，不是什么民族战争，也不是什么奴隶革命，只是把农业生产者受了旱灾的威胁而举行祷雨的典礼演绎成为祷雨的神话而已。”［2］丁山先生否认黄帝战蚩尤神话为战争神话，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为神话明明白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的生死较量;但丁先生认为神话表现了与祈雨有关的巫术仪式，是独具慧眼的。事实上，黄帝战蚩尤神话，并没有正面叙述战争，而是叙述了战争中的巫术对抗行为。双方所使用的巫术，都是驱使水神的巫术，这是将当时农业生活动中普遍使用的巫术法则运用于战争的结果。黄帝先是用应龙施行巫术。《大荒东经》:”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应龙，龙有翼者也。”应龙是有翅膀的水神，可见黄帝所用之法为水神降雨巫术。蚩尤则针锋相对，利用水神风伯、雨师作法，纵大风雨，以遏制应龙之水，也是运用水神巫术。黄帝又用魃来施行止雨巫术。魃，旱神。旱魃，从表面上看，与水神相对立，从实质上看，却有着同一性。水神掌管雨水，既可降雨，也可止雨。止雨，也即旱魃之神性。旱魃表现了水神止雨方面的神性，实为水神大家族一员。旱魃止住了风雨，黄帝在与蚩尤的斗法中取胜，这实际上是从侧面表现了黄帝部落赢得了这场战争。共工与颛顼之战也与水神巫术相关。《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神话没有明确叙述战争场面及水神巫术，但战争的结局是洪水泛滥，从中也透露出了战争中施行水神巫术的信息。此外，神话中的炎黄之战，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也与水神巫术有关。《吕氏春秋•荡兵篇》:“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淮南子•兵略训》:“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史记•律书》:“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黄炎故用水火”之句，说明炎帝所用为火巫术，黄帝所用为水巫术。这与各自的巫术习惯有关。其实，水火巫术具有同一性，实则为一神职的两个侧面或两种功能。所以水火巫术实则为同一性质的巫术。炎黄所用巫术都可以称之为水神巫术仪式。由此，也就不难解释火神炎帝后裔共工、相柳为什么是水神的缘故了。从以上神话可见，古代战争，多用水神巫术，说明水神巫术影响深广，已经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巫术仪式。典籍所记战争神话，几乎都与水神巫术相关，据此，中国古代战争神话，又可以称为水神巫术神话。
三、水旱灾害民俗中的水神巫术仪式
神话反映仪式，而仪式一经神话的阐释，就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的存在，因而能广泛久远地传承。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达、增强并理顺了信仰;它捍卫并加强了道德观念;它保证了仪式的效用并且提供了引导人的实践准则。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积极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3］产生于农业文明发端时期的水神巫术神话，由于反映了以祈雨、治水为内在意蕴的水神巫术仪式，所以一直影响着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并使得水神巫术仪式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核心仪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经常举行祈雨仪式，在民间主要是举行水神巫术祈雨仪式。水神巫术仪式又以龙巫术祈雨仪式为主。商代已有用土龙祈雨的巫术。殷墟卜辞载:“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合集》629990)这里记载的是作土龙祈雨，是以泥土造成的龙来再现龙的形象以祈雨的巫术仪式。汉代，土龙巫术仪式大为盛行。《淮南子•地形》:“土龙致雨。”许慎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龙致雨。”汉代土龙巫术还融入音乐、舞蹈及多种法术。东汉桓谭《新论》:“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造土龙巫术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土龙祈雨巫术，主要由地方官吏来主持。在土龙巫术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蜥蜴、画龙、草龙等巫术祈雨仪式。蜥蜴巫术，是以蜥蜴代替土龙以祈雨的巫术仪式。蜥蜴之所以能够代替龙，是因为古人视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为龙的同类。《太平广记》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故事:“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表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方言》八云:“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蝾螈，即为蜥蜴。蜥蜴因常用作药物，所以有蛇医或蛇师之称。蜥蜴祈雨法为土龙祈雨法的变异形式。唐宋间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巫术。郑处海《明室杂录》:“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川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井办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雨遍于畿内。”宋代画龙祈雨相当盛行，人们还用现成龙图案来祈雨。以龙图祈雨，至明清仍有遗存，不过，所画之龙已经不是出于名师之手，而是坊间所印制的纸马一类。可见，其俗已经广为流行。近代社会，龙巫术祈雨仪式仍有传承。如胡朴安所记天津祈雨习俗:“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或抬关壮缪之偶像出送，或抬龙王之偶像出送，前引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犹如赛会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绿纸制成之龟壳，以墨粉涂面，口中喃喃而语。其余随从之人颇多，大都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枝，亦不知何所取意。每到一处，该处之人皆须放鞭炮，陈列贡品迎接。有街市之处，门口皆插柳枝，用黄纸书‘大雨时行’四大字悬之。亦有书‘大雨如注’，或‘天降大雨’者。另有儿童等用长板凳一条，塑泥龙于上，以蚌壳为龙鳞，粘其上，扛之向街中游行，口中喊曰:‘滑沥滑沥头咧，滑沥滑沥头咧。家家小孩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爷，别下啊，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小雨下到菜畦里。’”这种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包含了多种巫术仪式:抬关羽水神、龙王水神游街，扮水神龟神游街，插柳、戴柳祈雨(杨柳是民间信仰中的致水之物)，其中用板凳龙游街的祈雨仪式，是传统龙巫术祈雨仪式的继承与发展。
四、节日民俗中的水神巫术仪式
关键词：药物传输系统脉冲式给药系统结肠定位给药系统受体型与免疫型靶向制剂
药物传输系统(DrugDeliverySystems,DDS)系指人们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治疗药物的不同给药形式，在60年代以前的药剂学中称为剂型。如注射剂、片剂、胶囊剂、贴片、气雾剂等。随着科学的进步，剂型的发展已远远超越其原有的内涵，需要用药物传输系统或给药器(Device)这类术语加以表述，即原由药物与辅料制成的各种剂型已满足不了临床治疗的需要，有的将药物制成输注系统供用，有的则采用钛合金制成给药器植入体内应用，使临床用药更理想化。为克服普通制剂的有效血浓维持时间短的缺陷，出现了长效注射剂，口服长效给药系统或缓/控释制剂、经皮给药系统等一系列新的制剂。由于缓/控释制剂的特点，它的市场前景看好。缓释制剂通常是指口服给药后能在机体内缓慢释放药物，使达有效血浓，并能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制剂。控释制剂系指释药速度仅受给药系统本身的控制，而不受外界条件，如pH、酶、离子、胃肠蠕动等因素的影响［1］，是按设计好的程序控制释药的制剂，如零级释药的渗透泵，脉冲释药的微丸，结肠定位释药的片剂或胶囊以及自动调节释药的胰岛素给药器等等。亦有些文献对缓释、控释制剂不加严格区分，统称为缓/控释制剂。
国外现有规格不同的缓/控释制剂商品达数百种以上，其剂型亦有片剂、胶囊、栓剂、渗透泵、透皮贴片、药条、植入剂、粘膜粘附剂及注射剂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口服缓/控释制剂发展最快。缓释微丸胶囊剂与缓释片相比，具有安全系数高的特点，一个胶囊是由上百粒缓释微丸组成，若有个别小丸进入胃肠道后发生迅速崩解释药的现象，其影响是微小的，而缓释片若有崩释现象，因其单次剂量比普通制剂大，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了；而且缓释微丸胶囊不易对胃空速率慢的患者发生叠加释放的现象，以及不易受胃液pH值变化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因此，缓释微丸胶囊比缓释片更具有发展前景。
我国早在1977年版的中国药典就收载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没食子酸锑钠缓释片，但在这方面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被广泛重视。1995年我国批准的缓/控释制剂就有7个，脂质体、微球、毫微粒等亚微粒分散给药系统以及结肠定位给药系统这类口服靶向给药制剂国内研究也很活跃(目前脂质体已有批准生产的品种)。今就以下几个侧面进行概述。
1新型缓/控释制剂研究概况
1.1胃内滞留型控释给药系统［2，3］可参阅有关文献。
1.2脉冲式给药系统根据时辰药理学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不良反应和体内过程均有时间节律，这已成为设计定时释药这类控释制剂的重要依据。释药方式符合人体昼夜节律变化的规律，这是近代药剂学研究的一种新型释药模式。国外有多家制药企业正在研究开发这类脉冲式给药系统，国内亦已开始研究。
脉冲释药系统(pulsatilereleasesystem)口服时将以时控的方式在胃肠道内特定部位释放药物。这类给药系统特别适用于夜间或醒后马上需要有一个血浓峰值的疾病(如失眠、哮喘、关节炎、局部缺血性心脏病等)，也适用于在肠道较下部位处释药和吸收的那些疾病(如结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口服肽类等)。目前国外投入这类研究的主要有平喘药、心血管药和H2受体阻断剂及胰岛素等。引入注目的是ALZA公司和Searle公司共同开发的维拉帕米昼夜节律脉冲释药系统商品名为Calan-OROS。治疗实践证明：高血压患者最佳给药时间为清晨3点左右，此时患者体内儿茶酚胺水平增高，心脏、血管收缩加强，因而最可能出问题，该给药系统晚上临睡前服用，次日清晨可释放脉冲剂量的药物，十分符合该病节律变化的需要，预计该剂型很快即可上市。
1.2.1脉冲释药片按时控崩解机制(time-controlleddisintegrationmechanism)设计的一种干压包衣片可达脉冲释药之目的。其片芯由药物与崩解剂组成，其外壳是由水渗透性小的复合材料组成。调节外壳厚度与水渗透性即可控制其脉冲释药时间。例如：以盐酸硫氮NFDA1酮为模型药物(在较宽的胃肠道内可被吸收)，选用羧甲基纤维素钙(ECG-505)作崩解剂，硬脂酸镁为剂压制成片芯。外壳由氢化蓖麻油(HCO)、聚氯乙烯(PVC)和聚乙二醇(PEG6000)混合组成，采用90～94℃熔融法制粒，取20目颗粒，以干压包衣法制片，调节PEG用量及外壳厚度即可控制水的渗透速率。这种系统的平均时滞为(7±1)h，此时药物在15min内释放完毕。
1.2.2脉冲释药微丸［4］亦称时控爆裂系统(time-controlledexplosionsystem，TES)。这种球形微丸的结构可分4层，从里到外分丸芯、药物层、膨胀剂层及水不溶性聚合物外层衣膜，见图1。当水份通过外层衣膜向系统内渗透，接触膨胀剂，一旦水化膨胀剂的膨胀力超过外层衣膜的抗张强度时，膜开始破裂，触发药物释放。可通过改变外层衣膜的厚度来控制释放药物的时间。不同的药物。这类给药系统国内亦已开始研究。
1.3结肠定位给药系统［5～11］结肠部位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结肠癌等要求能在结肠部位释药；此外，随着生物工程的发展，多肽类、蛋白类药物增多，这类药物通常要注射给药，因它们在胃肠道上段稳定性及吸收利用差，故不宜口服，可是在结肠段降解蛋白的酶类较少，往往吸收利用较好，若能制成结肠定位给药系统，则多肽类、蛋白类药物口服给药就有希望，因而国内外均致力于研制开发这类新型给药系统。这类给药系统通常可由下列几种材料制成。
1.3.1pH敏感的肠溶材料采用双层衣膜控制药物在结肠部位释放。如：将消炎痛(25%W/W)、乳糖(62%W/W)、淀粉(10%W/W)混匀，以10%(W/V)PVP水溶液湿润制粒，55℃干燥，整粒后加1%M.S，以Φ4.5mm凹冲压片后包HPMC缓释衣层(增重35.7%，配方为：MethocelK155.0,PEG4001.0,Talc2.0,PVP2.5，乙醇84.0，水5.5)，再包肠衣层(增重5%，配方为：8%(W/V)Eudragitl,2%DEP)。这类材料易受肠道pH值变化的影响。
1.3.2时控型材料通常食物在胃及小肠分别滞留约3h左右，所以食物运行至结肠约需5～7h。若能控制在5～7h释药者即可达结肠给药之效。前述时控型脉冲释药系统即属此类，这类给药系统因各人胃排空速率不同，所以个体差异较大。
1.3.3酶消化型材料利用结肠部位特有的微生物所产生的酶，以降解高分子材料而释药，例如，偶氮聚合物、果胶等可被结肠有的微生物酶降解而释药。这类材料结肠定位的专属性较前两类强。
1.3.4其他采用高频胶囊，在胶壳上装一个微型线圈，在高频磁场作用下线圈产生电流，引发胶壳破裂而释药。
1.4自动调节给药系统［12，13］可参阅有关文献。
2靶向给药系统研究现状
在临床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提高药物的靶向性，以期最大限度地增强药物的疗效，同时使药物的不良反应降至最低，因此靶向给药系统(TDDS)已成为现代药剂学的重要内容。通常可将控释制剂分成两大类：一类专门研究如何控制制剂中药物释放的速度，即零级、一级还是脉冲式释药，抑或自调式释药等等(已在前述内容中讨论)；另一类专门研究如何控制制剂中药物释放的去向，这是一类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的新制剂，因而将其归属于靶向制剂进行单列讨论。
2.1靶向给药制剂的分类
2.1.1按给药途径分全身作用靶向给药制剂，即通过口服或注射等方式给药后，能使药物导向所需发挥作用的部位；非全身作用的靶向给药制剂，即局部用药后，药物就在该部位发挥治疗作用。
2.1.2按作用方式分主动靶向(activetargeting)给药制剂具有识别靶组织或靶细胞的大分子，以其为载体的能力；被动靶向(passivetargeting)给药制剂，像脂质体、微球、毫微粒、乳剂或复乳等微粒载体制剂，对靶细胞并无识别能力，但可经血循环到达它们不能通过的毛细血管床，并在该部位释药。
2.1.3按药物作用水平分一级靶向，如微粒载体制剂只能将药物输送至特定的器官；二级靶向，系指能将药物输送至某器官的特定部位；三级靶向，系指能将药物输送至特定部位的病变细胞内。如若能将药物制成三级靶向制剂，则可使药物在细胞水平上发挥作用，药物可专门攻击病变细胞，对正常细胞没有或几乎没有不良的影响，可使药物的疗效达到最理想的程度。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术；价值系统；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68-0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概念上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青年站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2］”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与核心竞争力。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笔者查阅了有关非物质文化方面和有关传统武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共80余篇。
1.2田野调查法笔者曾对传统武术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并还多次调研过传统武术的赛事活动。
2结果
2.1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
20世纪末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之中。从现象看，以后工业社会为标记的现代文明，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对现代社会具有互补、调适和启迪的作用，从中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张力和现代价值。
2.1.1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性”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是指技击功能，不仅是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这里的“身”是指强身功能，即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而达到形体与精神的完美结合；这里的“性”是指对习武者道德情操的砥砺。技、身、性的和谐统一，是传统武术价值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彰现。阮纪正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3］。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也是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所在。
2.1.2传统武术是当代体育文化中的另一图景不用否认，长期以来的世界体育“大观园”是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场景的。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它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4］。然而，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的传统武术，洋溢着浓郁的传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在技击观上，它追求“以巧斗力”，而视“气力愤发”为下乘之技；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练神还虚”的神明之境。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东西方互补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传统武术，应该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来谱写出今天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华彩乐章”。
2.1.3传统武术蕴含着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生命活力当代的竞技武术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时展，但是，“棍图”（Stick diagram）化的套路运动和与套路相分离的散手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武术走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在延绵的历史中，传统武术曲折坑坷而传承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旺盛生命力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是重构当代武术文化的丰厚资料源。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点燃了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也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
2.2当代传统武术委顿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武术的文化家园渐趋委顿、荒芜，以致什么是“传统武术”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传统武术目前所面临的时代困顿也由多种深层原因所致。
2.2.1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震荡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无逃于天地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我国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体育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
2.2.2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5］。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长期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融铸了传统武术博大的文化载量，而当代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部分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传统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继而再将其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另外，对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近年来，各级武术管理部门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因而所谓的“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其中甚至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这类“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2.3竞技武术的强烈冲击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主流文化的竞技武术，其中的套路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和技术样式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即便1979年开始试验的散打运动，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由于“一花独秀”的竞技武术其异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于一种由主管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因而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中国武术活动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使得传统武术面临两种境遇选择：要么被竞技武术化；要么充当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花”。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来把捉文化的现实性的。由于上述影响使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竞技武术成了中国武术的全部。
3结论与建议
国务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6］”作为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的文化成果，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斑斓历史。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文化嬗变：它的技术样式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在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其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为此，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芹荛之见：
3.1发挥多方互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武术保护工作，是个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的宏观主导和社会的积极参与是两大不可或缺的方面。长期来，传统武术并没有得到国家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争分夺牌的竞技武术；而在民间，传统武术则沿袭原来的传承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诸多文化精神和技艺内容渐趋黯淡。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与支持，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传统武术的文化生命在民间，广大民间习武人士是目前传统武术主要传承载体，具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政府部门的统筹与支持应该是宏观层面的，不能以行政力量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保护、传承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清楚传统武术的具体文化内容而使所保护的对象变味。同时，有关武术理论研究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当今社会里，传统武术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介入，尤其是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更是一项学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须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撑。
3.2落实两个重要环节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16字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7］。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无疑也应以这16字方针为指导，并在这基础上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具体保护措施。
首先是传统武术的保护在目前当以“抢救”和“保护”为紧要。传统武术是一种动态文化，它主要由师徒传承方式而逶迤发展。近些年来，许多掌握、了解传统武术拳理技法精髓的老人逐渐相继过世，致使不少技艺功法已成“广陵散”。因此，应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采用多种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武术挖整”工作基础上，培训专门人才，进一步开展有关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挖掘、普查与整理，并在这基础上建立有效保护机制。对于一些传承有源并符合条件的，应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用国家力量加以保护。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回族武术”、“邢台梅花拳”等已进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次是使传统武术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时展。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绝对不是对“吾家旧物”的原有循袭，这也就是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传承发展”。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自身发展。“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所在。
3.3注意传承人才培养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是通过代际传承最终凝聚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对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需要“犯手实做其事”。从这个意义上，技艺传承当是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保护工程中的最重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这必须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由此构成传统武术的人才传承载体，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家园“莫失莫忘”的自觉守望者。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申遗”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
3.4形成自身赛事制度竞赛是橇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的文化地位。所以，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时展的思考和借鉴。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难以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艺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而是两种同源异流武术文化的互补共存，互相映辉，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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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伍绍祖.中国体育报［N］.1999-01-08.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舞蹈；安代；文化属性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148-03
一、安代舞的起源
众所周知，蒙古族的《安代舞》是文明于世界舞坛的群众性的广场舞蹈。如同藏族的《玄子》、达斡尔族的《汉拜》，至今已流传千百年，可谓蒙古族的第一舞。安代舞的起源有三十余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认为安代最初是用来医治妇女相思病的宗教舞蹈，也含有祈求神灵保佑、消灾祛病之意。那么，笔者认为，安代是由“博”衍化而来的祭祀民俗。
“安代”一词，是由“阿答太”演化而来的，“阿答太”意为“着魔”或“中邪”。过去，在蒙古族居住区，为中邪或着魔的年轻妇女治病，是由蒙古族萨满承担的。蒙古族萨满教的男、女专职神职人员，蒙语称谓分别为“博”和“渥德根”，后来统称为“博”。蒙古帝国建立之后，萨满教曾被认为是国教，享有极高的地位。成吉思汗曾经说过：“蒙古的管制从来以别乞（萨满）那颜（贵族）为尊。被封为别乞的，可以穿长袍，骑白马，坐于上座。”随着蒙古帝国的衰亡和喇嘛教的传入，到十六世纪末，蒙古族居住地区的萨满教终被喇嘛教所代替，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内蒙古大草原和蒙古族居住地区居于统治地位。据黑龙江省“解放初统计，全省共有大小喇嘛寺庙三十多座，喇嘛仓二十余座，喇嘛四百多人。”据辽宁省《阜新县志》记载：“自明朝以来，阜新先后建筑庙宇三百多处，其中七八处清朝皇帝钦授匾额。”1704年，康熙皇帝御赐金龙镶边匾额的瑞应寺，全盛时期有喇嘛四千余人，素有“东藏”之称。《瑞应寺志》记载：“清朝年间法事活动十分繁荣活跃。当时阜新地区已有大小寺庙一百六十余座，较有名气的有六十余座。”黑龙江、辽宁尚且如此，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状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在喇嘛教重压之下，蒙古族地区萨满教几乎灭绝，只有内蒙古东部偏僻山区草原上，有少数萨满跳神驱邪、兼职行医。
明末清初，在蒙古族宗教转化时期，东蒙地区的萨满从蒙古族群众治病的需要出发，将过去为人“驱邪治病”的宗教性的“唱安代”变革为民间性唱安代。目前，流行唱安代的地区，除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之外，还有辽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的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黑龙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内蒙古地区，用以治疗妇女患“魔鬼附体”疾病的安代，称为“阿达安代”，用以治疗妇女婚后不育的安代，称为“乌如噶安代”。此外，还有“驱鬼安代”、“求雨安代”等等。在辽宁阜新地区，治疗妇女“魔鬼附体”的安代被称为“苏努斯（幽灵）安代”；治疗妇女婚姻类病的安代被称为“乌日格（婚事）安代。”求雨的祭祀安代被称为“胡都根（井边）安代”；群众在田间自娱自乐的安代被称为“塔然（田间）安代”。“阿达安代”与“阿答太”、“乌如噶安代”与“乌日格安代”，不仅相连，其实质也是一样的。
安代的演唱是无伴奏的，十几个曲牌基本上也是固定的。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安代，经改造之后，成为单纯的集体群众性娱乐舞蹈，已经失去“阿答太”原意。哲盟、昭盟和辽宁阜新地区的安代，具有较强的祭祀性。将以上地区安代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安代”与“博”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
二、安代舞的表演形式
依据习俗，早期的安代舞表演场地，中间要立一根断轴车轮或木杆，然后以车轴为中心的大场子中“由正向反”方向绕圈踏舞，这与蒙古族的牧猎生产方式和森林草原特殊生态有着密切渊源关系。再进行深层次的推断，可以得出：那是由“巫师跳巫仪式的蹦踏并绕着萨嘎啦格尔树起舞”演化而来的。据史料，在蒙古高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均信仰萨满教，并有以日转方向绕树跳舞和举行祭祀礼仪的传统。事实上，这种形式普遍存在于蒙古族人民围猎、用奶油涂抹五畜、缔结盟友等现实生活中大户举办的祭祀礼仪中。如其是，车轴才作为联想和形象思维的产物来代替“萨嘎啦格尔”而竖立。这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
1、在“居民”定居以前，“明朝时期的库伦旗地面上居住者并非那么多”，因此不存在对“萨嘎啦格尔”的信仰。跳唱安代场时在车轴上系一条哈达，就是在并非信仰之地以此代替“萨嘎啦格尔”的标志。
2、车轴是完全能代替“萨嘎啦格尔”的吉祥物。因为蒙古人自古信奉“万物皆有神”的观念，认为日常生活中主要实用物车辆也有神保佑，便拿黄油加以祭祀涂抹。因此只有天赐的车辆之主――车轴才有资格代替“萨嘎啦格尔”。
3、在竖立车轴中潜藏着迷惑黄教徒的极为巧妙的智慧。此点，我们从“金柱子”一词上即可感悟。众所周知，金子是永不生锈变质的物质，蒙古人民神话金子的这种性能，用它来比喻象征他们心中推崇的永久的、真实的、纯正的事物和现象。把车轴命名为“金柱子”是由于回避被黄教徒易于发觉的绕大树而结盟友的原有仪式的作为。
安代的参加者围成圆圈，右手握一块绸巾或扯起蒙古袍下摆，随领唱（领舞者）边歌边舞。曲调悠扬婉转，韵味醇厚，善于表达情感。唱词内容丰富，活泼生动，富即兴色彩。舞蹈动作主要有：原地踏脚摆绸或向旁轻移；前倾身甩绸立起后向前“小踢步”迈动；边绕圈奔跑边甩绸；连续做“吸腿跳”步并用力向两旁甩绸等。
跳安代舞由每年的秋收季节开始，人们能从傍晚跳到天亮。连续七天，甚至二十一天，最长达四十九天。舞者数目不定，最少十几个人，多达几百个人。跳安代舞的场所是宽敞的平地，翻土三尺，铺上马粪或草，再用湿土盖硬，所以有很好的弹性。场中央埋一空碗，上面架起座车轴，轴顶用布盖紧。传统安代舞中常以歌相伴，歌唱是安代舞的主要特征。安代舞的动作舒缓并和节奏融为一体，跳到时使人们的朝气大发、产生雄伟的姿态，从而有死而复活般的魅力。“踏步”、“跺脚”、“甩巾”及自定围圈是安代舞通常使用的基本舞姿。安代舞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民歌、好来宝、祝赞词。舞与歌，舞蹈与说唱有机的结合为一体，逐步形成了几十种曲目。安代的音乐曲调风格独特，有强烈的感染力，便于歌手根据不同情景表达不同的情感。安代的唱词除开场和收场部分因仪式需要基本确定不变之外，其它皆不固定。那些才思敏捷、善于辞令的歌手可以尽情地用诙谐幽默的唱词抒感，或赞美，或嘲讽，或嘻笑怒骂，不拘一格。
草原上的安代舞一般要在老安代的带领和指挥下，人们围成圆圈，经常变换舞圈运转方向、速度由慢至快地边唱边舞。参加舞蹈的人们一边挥舞彩巾一边踏足为拍，整个舞蹈虽然动作简单但却不失优美、豪放和抒情。作为伴奏的歌曲其中不时夹入好似呼喊的蒙语，更增添了《安代舞》的民族特色。在人们的歌声、笑声中，舞蹈节奏由慢渐快地进入最后的狂热阶段：老安代和为舞蹈添加乐趣的助舞者一会儿双脚高跳，一会儿蹲下走矮子步，引导着众人不停地在头上摇动彩巾，好似一群纷飞的彩蝶来到了草原。这种发自众人肺腑，期盼病人康复良苦用心下的歌舞，无人不因此而受到感动。也许老安代所以能用歌舞获得治疗成功、驱走妖孽的秘诀也正在于此。
传统的安代从艺术角度来看，是一种以唱为主，伴之以舞蹈动作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当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安代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随着舞蹈事业的发展繁荣，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时的安代按舞蹈运动规律，增加了向前冲跑，翻转跳跃，凌空吸腿、腾空蜷曲、左右旋转、甩绸蹲跺、双臂轮绸等高难动作。舞蹈语汇新颖丰富，具备了稳、准、敏（速度）、洁、轻、柔、健、韵、美、情等审美特征。被各种形式、内容的歌、舞等表演艺术普遍应用，成为比较完善的，能表现传统戏剧心理结构式作品的舞踏艺术。
三、蒙古族安代舞的文化属性
安代舞作为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自有其文化属性，即文化性质的归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文化性质归属加以确认或辨别其属性特征。我认为蒙古族安代舞的文化属性如下：其一、狄历历史文化；其二、原始社会文化；其三、草原游牧文化；其四、古朴艺术文化；其五、复合传统文化。以下将逐步展开分析：
（一）狄历历史文化
以语言文化作为切入点，用语系、语族作为类型划分的方法，那么草原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民族，他们都经历过渔猎、狩猎与游牧生活，都曾信仰过萨满教或仍有这种信仰习俗的遗存，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先后转向农耕、畜牧或兼营商业。起源于蒙古高原原始人群中蒙古语群体的蒙古民族，北上贝加尔湖原始森林的部分，被称为森林之王，从森林中的狩猎经济，发展成为草原上的牧猎民族。在西伯利亚接触了来自大鲜卑山的拓拔文化，在贝加尔湖接受了来自汉族边缘阴山的匈奴文化，内迁诸狄又带来了中原文化，结合蒙古民族古代的狄历文化，形成了蒙古民族自己的独立文化，和区别于其它北方民族的意识形态。在上，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蒙古汗国时期才开始信仰藏传佛教；突厥语族的各民族以及东乡、保安族信仰伊斯兰教；只有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仍有萨满教信仰的遗存。从语言谱系角度，蒙古族源与同属蒙古语族的裕固（恩格尔）、达斡尔、东乡、保安、土族关系最为密切。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裕固族（尧乎尔）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族语言关系及族源关系都相当密切。事实上，同属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为并存共长形成的两个不同的语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始时代形成的共同语言，紧密地联系着两族人民，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便可得知有些语言既是突厥语也蒙古语，有时也相当于匈奴的遗语。俄国史学家俾丘林就曾经说过：“从蒙古人与通古斯人和突厥人在语言的习惯和文法形式上的一些相似处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三个民族来自一个根源。他们在大约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就分为三支。” “蒙古语言在文法上与突厥语言相似，许多字根亦互同。”由此可知，蒙古人使用匈奴语和突厥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追溯其根源，？蒙古、突厥，分属于白狄、赤狄的狄历一系，与匈奴、鲜卑共为来自蒙古高原的三大系。因此，从文化渊源的角度对蒙古族的传统舞蹈安代舞确定文化属性的话，它必然是狄历历史文化的延续。
系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族，在远古时，就有宴会或喜庆节日时会集在某一固定的地方，大家“围绕蓬松树”歌舞的习俗。这种例证在《蒙古秘史》中相当多：如“众达达泰亦赤兀惕每于豁儿豁纳川地面聚会着，将忽图刺立做了皇帝，就于大树下做筵席。众达达百姓欢喜绕着树跳跃，将地践踏成深沟了。”仔细考察上述例证，蒙古部族从远古以来结为安达、继承汗位、举行各种喜筵等大型礼仪时，都有“围绕蓬松树”、“跺脚欢娱”的风习。而这一风习融入了安代并传承了下来。例如安代歌中有这样的唱段：“四个四各地踏脚，踏足四百二十步！……把坚硬的荒地，踏出沟壑来！”显然，这与《蒙古秘史》众所记述的“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的风习是源流相符的。绕树跺脚而舞的风习在古代北方民族中普遍存在：匈奴人祭祀祖先时要绕树而舞；鲜卑人秋天之祭绕树而舞，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突厥人、敕勒人的喜庆风俗中也看到这样的特征，而这明显是狄历文化的遗迹，因此，蒙古族传统舞蹈安代舞应与狄历歌舞文化血脉相联。
中国传统艺术的回归与国家政策的支持及国人的主动挖掘直接关联。目前，我国传统艺术的“疑似主流”趋势是值得人们庆贺的。但是，我们仍应看到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回归现状是片面、不完全的，其存在时长无法预测估计。中国传统艺术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传承发展。中国传统艺术如果想要将自身曾经失落的地位重新寻回，其所面临的阻碍重重。
二、启发大学生对传统艺术热爱的意义
舞蹈《婺魁》由于其自身以婺剧为根基的基本特色，在其表演过程中能够有效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戏剧艺术的热爱，加强戏剧教育，并提升自我的审美能力。积极树立起一个科学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加强其鉴赏美的能力。戏剧教育作为高度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教育门类，在丰富大学生审美体系上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戏剧教育影响大学生群体，可以使他们交替地从音乐、舞蹈、表演等艺术形式中接受美的启迪。另外还能够促使大学生将自身的审美体系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使其接受更多方向、层次的审美融合及塑造。有了一个丰富科学的审美体系作为基础前提，大学生便能运用一些自主思考及实践的方式，对自身建立起的审美观进行完善，提升自我对美的创造能力。戏剧可以让大学生通过对戏剧人物感情的发现、平衡，对所扮演人物感情的感知、控制，达成大学生对人际情感自然的沟通。正如舞蹈《婺魁》的创作一般，为了将舞蹈的效果发挥到最强最大化，需通过多方面的合作配合，凝聚多方人群的集体力量。激发大学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视热爱，加强戏剧教育能够使得参与其中的创作、表演以及后台支持的大学生对于协调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度进一步技巧，并在逐步的实践中形成惯性。
三、启发大学生对传统艺术的热爱进行戏剧教育应采取的措施
要将大学生对于传统艺术的热情度进一步激发，对其进行戏剧艺术教育，其首要前提是积极建设起一支具有专业化素质水平的艺术师资团队。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应对艺术院校的招生规模进一步放大化，积极培养出高校艺术专业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应将社会中存在的专业艺术优秀人才资源进行科学的优化配置，积极建立起一个特聘使得教师制度，引入一些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等作为客座教授。在解决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同时也能够将全新科学的教育观念进一步引入，加强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往来。中国传统艺术—戏剧艺术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广博，但在其教育传承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固定课时的限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科学的选取一些侧重点。将戏剧作为例子，在戏剧教育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开设一些京剧、黄梅戏以及越剧等。另外，大部分的当代大学生对于现代舞蹈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的选择开设舞蹈赏析相关课程。通过对优秀舞蹈的赏析，能够促使大学生在舞蹈欣赏过程中，将原有的审美方式进一步突破，了解到现代舞蹈的程式结构及张扬特色。对于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艺术教育的途径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即多层次与多元化。首先应做到的是进行学科式的教育，积极开设单独专属性的传统艺术教育学科内容；第二，应积极进行各项渗透性的传统艺术教育。在其余学科中也应不忘进行传统艺术教育内容的进一步渗透。第三，尽可能举办一些与传统艺术相关联的课外活动，依照学生的自我兴趣组织创建一些课外性质的兴趣小组，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课外活动的开展举办，促使大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互相学习，弥补自身的缺点。第四，积极举办一些传统戏剧艺术文化节，给予大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以此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艺术的热情。
四、结语
关键词：传统武术文化；现状；缘由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6.06.022
1 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悠远流长，而人文精神，更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 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一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言必称尧舜”、“行必分尊卑”已成为中华民主的印章，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享誉世界，让世人称奇。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欧美强劲的经济文化风暴来袭，中国传统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到侵袭，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也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2 外来文明之横决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1]。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全球化。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代表之一，在这场声势浩荡的全球化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面对外来文明的入侵中，显得力不从心。外来文化入侵的优势体现在：
首先，全球化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利益至上，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对外强化其国际地位和价值观，不仅仅是经济侵蚀，更多的是文化的侵入，特别是对于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因此，中国传统武术文化遭到威胁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内倾文化，而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外倾的，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更注重外在的表现，将精神文化表现于物质形象上，这样的文化更具体，更具有感染性，更容易传播。而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注重内在的修为，精神层面的修炼，这样的文化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与修炼才能有所感悟与提高，很难让人在短时间内有所见长。因此，与高度物质形象化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传播与推广方面显得十分乏力。
第三，西方国家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强加于中华民族，使我们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趋之若鹜，而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甚至丧失了信念。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反智主义”的传统，使人们缺乏对事物的正确判断，造成价值观上的迷茫，也造成了传统文化发展的停滞。
第四，西方文化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利意识，任何“变动”都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 [2]。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静态文化，这种静态性造成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整个系统都能长久保持相对平稳与不变的超稳定性，缺少变革的动力。
全球化引起的这样文化上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必然，这些文化在矛盾、对立、悖论中发展是合理的，这也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哲学基本概念。因此，当今中国传统武术文化面临诸多外来文明之横决，使其发展和传承出现了停滞不前、断裂、甚至有部分消亡的状态也成为必然。
3 自身后继之乏力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时至今日，其发展显得后继乏力，一种文化传承受阻，除了外来文明的冲击，内因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内因有中国人强调稳妥的性格、保守的农耕文化、注重传承的家族观念和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这几个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1 中国人的性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成为文化的主体，“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了社会的稳定性，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将具有创新精神的“数”排在最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人际，而轻创新、轻科技的价值倾向，就像鲁迅先生在《申报・自由谈》中谈到：“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林语堂先生评价中国人的德行是“圆熟”，即平和、知足、镇静、忍耐四种品质，这是一种消极的性格，是一种静止的思想，体现的是容忍而少进取和争胜的精神，把“退一步海阔天空”作为人生信条。中国人性格保守，传统文化多因袭而少创造，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探险精神，缺少开拓与浪漫。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采取妥协和自足，而不是及时地革新与发展，因此，传统武术文化的创新、发展举步维艰是可以预见的。
3.2 农耕文明
中国农耕文明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相对封闭、独立、平和的环境，使中国农业文明发展达到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允许的顶峰，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真实写照，这样缓慢、平和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变革缺乏兴趣和变通能力。同时封建统治者强调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春秋时期管子曾提出农商并举的政策，但也仅仅是奇葩一朵，昙花一现。在中国农耕文明社会里，统治者虽然没有禁止商人，但绝对是不提倡的，这样就导致商业经济带来的活跃思想被牢牢的限制于萌芽状态，使人们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缺乏灵活多变的变通能力，人们懒于行动，安于现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论文摘要:通过对软煌莫高窟中壁画的考证分析，从狩猎、军事、祭祀、舞蹈等方面，对西北武术进行了描述，揭示了西北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北武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株奇葩.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现代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特点，也形成了西北武术的独特风格和完整体系.
西北地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就有与武术有关的各种活动和各种体现了武术姿态的人物.可从敦煌壁画中的狩猎、军事、祭祀、舞蹈等方面，对西北武术进行实证分析.
1敦煌现存壁画中的武术
敦煌和周围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和习俗，创造了当地特有的物质文化(如箭链、弩)和精神文化(如壁画、经卷等)，构成了西北武术独特的风格.西北武术的典型形象多被当时一些开凿石窟的工匠刻画在壁画上，使得敦煌壁画中为后世留存了许多古代的武术形象.
1. 1狩猎与武术
狩猎是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一，要狩猎就要有弓箭和马匹，训马和制箭技术很早就被西北少数民族所掌握.西北各民族早在周代就有训马善骑的习惯.如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中心柱西坛沿的马夫训马图，就体现了当地民族训马的场面.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了马就有了交通工具，方便了行走和运输，也方便了人际交往.骑马成为了人们幼时就要了解和熟练的运动项目.马匹为人们插上了可以飞翔的“翅膀”.武术随之也发展起来.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狩猎图就是一幅反映狩猎射箭的武术资料.画面绘制了两个骑马的猎人手持弓箭追赶猎物，一人在马上拉满弓玄，向背后一猛兽射杀;另一人则骑马快速奔跑，追赶黄羊.以上两幅珍贵壁画的资料，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古代西北民族的训马、射箭、狩猎场面.构成了西北民族马上狩猎的完整过程，体现了西北马上民族的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此外，在西北地区还出土了大小不同的箭锨不计其数.这都证明了武术文化是从西北勤骑善射而来，标明了那时西北独特文化氛围，也可以观察到西北武术形成的深刻痕迹.史书记载:“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裙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这也有利的证明了西北武术的存在.
1.2军事与武术
莫高窟第285窟南壁上部的作战图，莫高窟第332窟争舍利战图，莫高窟第217窟的演习图，莫高窟第12窟南壁的作战图，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都表现了武术被军事所用，在军队中武术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述几幅壁画体现了武术在演习、战斗和行军中的形象.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西北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古战场，由于战争的需要武术进人了军事之中，统治者们把军队训练成了武艺超群、战术过硬、纪律严明的杀人“武器”.在战争中成长出来的武术，具有了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渐渐的武术就成为了军队和战争所必备技能.战争成为了武术飞速发展的加速器，由于有了战争这个适合武术“生长的养分”，加上西北民族自身个体的强悍创造出了西北特有的武术风格.所以说战争是哺育武术走向成熟的温床，而在武术中锻铸了搏击与审美的特征.
1.3祭祀与武术
祭祀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宗教仪式.敦煌的祭礼活动在壁画和画像砖中可窥见到其踪影，敦煌民间的四时八节祭鬼神的风俗自汉唐一直流传至今.在壁画中的民众化迎神赛社与祭礼活动是敦煌人民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有传承性又有民俗传统互相融化的渗透性.香烟缭绕、牲畜陈列、肃穆虔诚的宗教祭坛，以及祭天礼神时粗犷的呼号、激昂的歌乐、优美的舞姿、精彩的角抵与百戏表演、现实功利性的讲经俗唱、百性聚观的热闹场面等，所形成的广泛而绚丽的宗教信仰，随着历史的沿袭和变异，娱神的诸般伎艺逐步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融化汇合.最后也为武术萌发提供了契机. 2西北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
2. 1传统文化为西北武术的成熟提供了依据
传统文化为西北武术的成熟提供了依据，这对西北武术走向完整—自成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敦煌莫高窟的文化遗产中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真谛.莫高窟428窟中心方柱后壁下部的“对打图”，表现的是两位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武士正在“放对”，这就是西北地区流行的八极拳—“八级对接”.追溯几千年的文化过程中，各个方面都深刻体现出武术的痕迹，及其不断发展的进化过程，壁画中降妖服魔的天王不但表现出了武术的存在，同时也刻画了武者的智慧、力量、健美的武术风格，从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
总体来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同时也包括了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等等，几千年来工匠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态，进行开窟造像.这也成为西北武术可以追究的依据，从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
2. 2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影响西北武术价值观念系统
产生于实用技术(生产劳动与作战)的武术的最初动作素材，是以实用为衡量价值标准的，其动作设计必须符合实用需求，做到既简捷又具有实效.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生产方式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武术也逐渐演变成具有“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健身意义的游戏性活动.在武术完成了从功利性向健身性转变之后，其价值观念系统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最初的实用价值观念系统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健身武术的需要.新的健身武术的价值观必须以健身为宗旨.至此，健身武术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论的滋养和规范，形成了“动静相生”、“刚柔相济”、“快慢相同”、“内外合一”等既要明细事物对立双方，又要强调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相互转化的技术特色，
2. 3西北武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北武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渗透着西北民族的风格、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积淀着深邃的民族文化思想，形成了集技击、健身、欣赏、娱乐、教育为一体的多功能价值表现体系.西北武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的传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