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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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印刷电子技术显然已经形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逐步引发了一场电子技术的革命。印刷电子技术的推进应用与材料科技、电子科技以及制造科技紧密相关，从而近些年电子电气和化学材料领域的相关国际知名公司如西门子（Siemens）、因特尔（Intel）、摩托罗拉（Motorola）、东芝（Toshiba）、索尼（Sony）、飞利浦（Phillips）、三星（Samsung），乐金（LG）、惠普（HP）、通用（GE）、霍尼威尔（Honeywell）及巴斯夫（BASF）、杜邦（DuPont）、拜尔（Bayer）、默克（Merck）等纷纷拆巨资开展印刷电子技术方面的研究。欧盟早在第5、第6、第7框架计划下已持续投入了数十亿欧元进行了研发，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相关企业技术研发都致力于通过研究开发、集成制造不同功能的低成本印刷电子产品，来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用途。一些知名咨询公司如英国IDTechEx、德国PolyIC、美国NanoMarkets分析认为未来20年新兴的印刷电子产业可以达到3000亿美元，市场规模将会逐步比硅电子产业还要大。印刷电子技术不仅会影响电子业、封装业、硅芯片业和显示业，而且对印刷电路板（PCB）和传统印刷业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二、印刷电子与传统制造电子的比较
目前传统的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已经十分成熟，这是一种以半导体单晶硅为衬底材料的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硅基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包括薄膜沉积、高温烧结、光刻、腐蚀、封装等，这种传统制造电子所采用的蚀刻制备方法称为“减法生产”。传统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优点在于精度高、性能好，缺点则是成本高，而且蚀刻环节产生大量重金属废液，造成环境污染。另外，电子制造工艺中的高温烧结环节对衬底材料有一定要求，柔性衬底材料，比如塑料薄膜、纸张、纤维等上面很难实现电子的制造。然而，印刷电子技术是将具有导电、介电或半导体性能的电子材料配成可以流畅印刷的功能油墨，按照所需电子线路设计印刷图案，通过印刷的方式将这些特殊油墨印刷到衬底材料上。通过印刷方法将功能油墨层层叠加制备，完成对集成电路的各组成部件的制造，这种用印刷的方式制造集成电路的方式是一种“加成法”。
印刷加成制造技术工艺简单，成本低，可实现大面积、大批量生产；免于蚀刻处理，没有原材料浪费，环保无污染。虽然目前在产品精度和性能上还无法与传统制作技术抗衡，但它对衬底材料没有耐高温、硬度等要求，因而应用范围更广。很显然，印刷电子制造技术独特的优势与长处，可以补齐传统电子制造技术中的“短板”，但它也有自身存在的缺陷与局限，并非所有的电子器件和产品都能通过印刷的方式进行制造。因此，可以预测印刷电子技术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电子制造技术。随着先进功能材料研究研发和工艺技术上的不断发展，印刷电子技术在产品精度等方面的性能已有很大的突破和提升。虽然，现在印刷电子与传统的电子制造技术相比稍显稚嫩，但是，印刷电子技术由于在“大面积、低成本、柔性化、环保”诸多方面的优势，在以后的发展中探索、找准适合自身的应用与市场化发展空间将会获得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印刷电子技术特点
印刷电子的制备工艺不单单是将印刷技术简单的在电子制造中的重复，因此，在实际应用印刷电子技术进行电子制造过程中不要把印刷电子与传统印刷完全等同对待。传统印刷品如书刊、杂志、报纸的功能是用来看的，至于包装印刷品其功能往往是用于运输、保护、展示或者其他，而印刷电子产品，根据其实际用途主要在于做导体、半导体、绝缘体方面，无疑要求具备突出的电学方面功能。除了认识到产品形态与功能方面的区分，印刷电子与传统印刷在制造工艺上也不能等尔视之。首先，从印刷材料的角度来看，印刷电子油墨与传统印刷油墨显然不是为了类似的需求进行制备的。
目前，油墨要求在传统印刷中大多强调流变性与印刷方式的匹配，分散性与印刷效果的完美再现等方面，在印刷电子的应用中，印刷材料还要与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导电性能、透明度等相适应。例如，目前为了实现电子产品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现有的材料已经很难满足其要求，使得用到的原材料必须纳米化。这也使得把近几年来研究较多的纳米材料应用技术与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印刷电子技术联系起来成为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印刷电子材料的发展决定着印刷电子的发展，材料研发的问题目前国内诸多科研院所都在进行相关研究研发工作。例如，中科院化学所喷墨打印制备金属纳米颗粒导电透明膜的研究、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柔性大面积印刷透明导电膜技术、北京印刷学院纳米银制备技术等。因此，印刷电子产业化工作与全面的了解、研究印刷电子材料是紧密相连的。传统印刷设备不能简单的直接用于印刷电子领域，要经过适当的改造。在产品的印前和印后处理等环节，印刷电子也会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印刷的要求。
四、印刷电子制备工艺
随着印刷电子制备工艺的不断发展，根据不同的印刷电子需求丝网印刷、凹版印刷、凸版印刷、胶版印刷、喷墨印刷等几大印刷方式结合自身工艺特点在印刷电子技术领域都实现了应用。目前在印刷电子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丝网印刷电子技术，丝网印刷电子具有以下优点：（1）设备制备成本低，制版操作比较简单；（2）对基材和油墨的适应性较强，不同基材或者不同的表面均可以印刷，油墨无论是亲油型还是亲水型只要可从网孔中漏印下来均可实现印刷；（3）印刷至基材表面得到薄膜的膜厚较厚，可达到几十微米，远远厚于其他印刷方式，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电子器件的电学性能。另外，凹版印刷、凸版印刷、胶版印刷等传统印刷工艺技术分别因其高速、含挥发性溶剂、接触印刷、高精度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也在印刷电子领域获得了应用。目前，喷墨打印技术的推广以及其优越的非接触印刷工艺特点，在印刷电子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喷墨打印技术可以实现非接触多点打印，制备多功能印刷电子，在电子产品制造、科学研究研发等方面实现了诸多应用。
五、总结
[关键词]色彩管理；数字印刷；应用；实验
中图分类号：TP334.8；TS80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为印刷技术数字化发展的代表技术――数字印刷，一方面已经应用于商务印刷、机关文印、电信印刷、包装印刷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代表着印刷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数字印刷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要保证数字印刷的色彩质量，因为色彩是人们获取信息来源最为直接的的载体和途径。
一、数字印刷中的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在数字印刷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一）对设备进行校正及线性化的调整。在对设备进行校正的过程中，必须要选择合适的参数设置，如在纸张类型、加网方式等设置上，都需要注意。其中用于校正页面与输出的曲线的测量值都必须要高于目标值，这样印刷中的实地密度才能得以保证。当线性化的调整完成之后，第一步的校正内容也基本完成。
（二）对ICC特性文件进行制作。把用于测试的色标直接传送至设备的服务器，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服务器中的设备管理是处于关闭状态的。然后使用分光光度计来进行输出色标的检测，这样通过色彩管理软件的自动计算便能够完成特性文件的制作。其中还可以通过色域映射功能，将设备中的色域压缩至胶印可实现的色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数字印刷得到最好的印刷效果。
（三）将第二步中已经制作好的ICC特性文件置入色彩管理的操作流程之中，这样就可完成色彩的转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进一步的调用ICC特性文件，并且应用色标，将色彩管理前后的印刷效果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是电脑系统自动进行计算的，那么它的精确度是会有所降低的，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对嵌入的ICC特性文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调整。
二、方正C5100中色彩管理的实用案例分析
文章以方正C5100为操作蓝本，对具体的色彩管理作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
（一）对设备进行校正及其线性化的调整
进行彩色印刷的设备是很容易受到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如设备工作环境中空气干湿度的影响、设备中墨粉量的变化、使用纸张材质的影响等等。所以必须要对设备进行校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备能更加稳定的运行，保证设备中的最小性能的部件不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因此必须要重视设备校正工作。而且随着彩色印刷设备的不断使用，还必须对其进行随机式的校正。校正主要就是针对设备各项运行功能的检查，其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其工作环境中的干湿度进行测量；对设备中的剩余墨粉进行检查；对所用纸张的材质和印刷适性进行检查；对机器的预热程度与时间进行检查；对设备的输出状态进行检查。按照上述流程一步步的完成，对C5100的设备校正就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设备的线性化调整。
线性化曲线主要是用于调整阶调分布的。操作步骤为：首先寻找到服务器上的线性化曲线工具，然后点击，这样便能够打印出一个CMYK色条，然后再对该色条进行测量，完成设备中的线性化工作。当然在这个设置过程中，如果纸张的选择有所差异，那么参数的设置也必须会有所差异，操作者只需要在表格中找到对应的合适数据，然后填入相应的位置，进而系统会对其进行自动的记录与备案，并完成和生成线性化曲线。紧接着在输出的过程中，还需要将C5100中的色彩管理选项关闭，并选择上一步中已经生成好的线性化曲线，并对其分辨率、墨粉量和拼版模式进行设置，再放入合适的铜版纸，进而完成流程的导入，便可开始印刷。
（二）对ICC的特性文件进行制作
在特性文件的制作中，必须十分注意印刷样张的选择，并对其质量进行一定的审核，只有审核通过才能投入使用，因为目前数字印刷的效果和胶印的效果已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借鉴胶印中的一些衡量指标来完成对数字印刷中印刷样张的选择。以下是胶印的一些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实地密度、网点增大和印刷色差等，在这其中还可以根据实地密度的数值来确定印刷条件是属于正常情况还是非正常的情况。只有基本符合胶印的条件，数字印刷的特性文件的制作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完成。如果在操作的过程中，样张的复印颜色出现一些异常情况，那么是可以使用微调曲线来进行调节的，这样能够更好的保证特性文件的准确性与精准性。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样张挑选过程之后，便可以进行特性文件的制作与编辑了。在该实验中，我们采用Profile Maker的色彩管理软件，应用SpectroScan来对色标进行测试，然后通过计算机自动生成ICC的特性文件，当然也可以对特性文件的色域、层次和灰平衡等进行调整，进而能够更好的提高印刷效果。
（三）对前后的色彩管理进行对比
将自动生成好的特性文件嵌入印刷机的工作流程中，进而完成输出，对经过色彩管理的前后样张进行对比，可以更好的对彩色印刷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个对比分析主要是基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主观评价会受到个人偏好与知识水平的影响，客观评价则主要是通过仪器测量给出检验结果。
1.在主观评价中主要是分析测试版上的灰平衡条测试图，如果灰平衡是中性，才能保证色彩的自然性与真实性。因为灰平衡主要是涉及到彩色和中性灰之间的联系关系，通过这项指标可以更好的反应出该设备的偏色现状，更好的指导设备的进一步校正，同时还可以用国标测试图来对那些较为复杂的色调进行对比分析。
2.客观评价首先是根据实地密度来评价的，在测试图的实地块上采取三个点来进行测试，最终测算平均值；其次是根据网点增大来评价；再次是应用色差对比；最后是应用色域对比。一般采用色标和特性文件输出得到的色域与胶印的色域来对比，进而完成分析。
结束语
从实验的结果可以分析出选择的样张的实地密度都在胶印规定的数值之内，而色彩管理的实地密度稍微有所上升，但是在黑色的实地密度是略微偏大的，这个现象也可能是在校正的过程中操作不完善造成的。同时色彩管理前后的样张网点增大也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经过色彩管理前后的最大色差与总色差也有所降低；色彩管理后的样张的色域领域与胶印的色域领域也是基本符合，这样更加利于颜色的复制过程，从而提高彩色印刷的质量。
本文主要是对色彩管理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分析，经过一系列的样张选择之后，在应用与色彩管理的程序中，检测出来的数据都是较为准确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当然虽然上述的实验数据在各项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家的规定标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工作中，环境的选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设备性能的稳定，从而促进生产。总之，数字印刷中的色彩管理应作为一项十分精细的工作，在操作和输出的工程中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可能影响其色彩的因素，然后进行统一协调的色彩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效周，陈广学，邰晶磊. 数字印刷中的色域映射技术研究[J]. 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2010，03：8-14.
[2]苏春让，顾宇红. 影像地图集印刷中的色彩管理技术应用[J]. 印刷质量与标准化，2013，07：36-40.
[3]沈志伟. 细化色彩管理 数字印刷与数字打样的色彩匹配法[J]. 印刷技术，2013，13：47-49.
陈广学，1963年出生于河南省杞县，1983年本科毕业于郑州测绘学院地图制图与印刷专业。后又分别在西北大学和郑州信息工程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2至200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上世纪80年代，陈广学便开始从事地图制版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工作，他所参与完成的地图彩色缩微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首创感光撕膜片的单浴冲洗方法，使中国在这个领域上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寒风刺骨的冬日，他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测绘着每一寸土地；酷热炎炎的夏天，他关在闷热的研究室里，细数着枯燥的数据。但对他而言，寒风吹响了他前进的号角，烈日照耀着他前进的道路，陈广学深知自己掌握的数据对于社会的意义，而他自己所做的就是不断创新，勇攀高峰。作为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学与GIS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是当年地图制版工艺变革的推手，首次发现并提出单浴冲洗中的超加和作用机理，研制成功的“GS-II型正性重氮感光撕膜片”获国家级新产品称号，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先驱。
作为第一发明人，陈广学先后申报国家发明专利4项，获专利授权3项；主持完成“地图电子出版系统”、“地图数字成像印刷系统”、“多功能无银胶片自动冲洗设备”、“异同像混用重氮复制胶片”等十多项部级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9项。
华丽转变 创建印刷专业
2008年，陈广学以特聘教授身份调入华南理工大学，担任轻化工程系主任，负责“印刷与包装工程”新专业的创办。开始了他传奇的行业转变之路。
陈广学认为作为一个新成立的专业，必需要在学生培养和专业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才能在学校站得住脚跟。他将专业定位在培养从事产品包装印刷装潢和纸品研究与开发、企业生产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输送可造之才。
他详细制定新专业“印刷与包装工程”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他要求学生必需熟练掌握制浆造纸原理与工程、色彩学、印刷材料及印刷适性、制版工艺原理、印品质量检测与控制、印刷图像处理、数字印刷技术等专业内容，还要懂得计算机排版技术、包装工艺等技术。
陈广学非常重视新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为新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谋划了在印刷包装及复合材料企业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或到相关院校、研究机构、设计院从事教学科研、设计等工作，或到国内外经营制浆造纸及印刷包装材料与机械设备的公司从事经贸等就业之路。
陈广学教授主持完成“印刷工程”本科专业的筹备和申报工作，2010年获教育部批准招生，正式成为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一个新的专业。如今，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华南理工大学的轻化工程系，已经成长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广东省名牌专业。
潜心专研 深掘印刷科技
在主持轻化工程系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广学还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调入华南理工以后，他先后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印刷图像颜色信息的高保真传输与再现研究”、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纸张表面特性与印刷油墨转移及色彩再现性能关系的研究”、“数字印刷关键技术基础研究”以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发挥轻工学科优势，优化专业结构，构建印刷与包装工程新专业体系”等课题研究。
在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中，围绕印刷图像颜色信息的高保真传输与再现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0余篇高水平论文，其中被EI检索的论文就有20多篇。2011年，他的《基于高保真颜色再现的色域拓展方法研究》刊登在《包装学报》。陈广学等人针对高保真颜色再现的需要，研究了多种拓展目标色域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基于新显示技术的色域映射方法、改善纸张表面性能和采用多种数字印刷纸张、采用超过四色的高保真印刷方式等。
陈广学等对多种扩大目标色域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影响目标色域拓展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验分析。实验的结果表明，采用软件方法与采用硬件方法对色域拓展的机理和效果并不相同。由此可以根据高保真颜色再现的具体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拓展目标色域。对于基于新的技术的色域拓展，通过新的映射算法，能够实现色彩在不同标准下的转换，并能够充分利用目标色域的全部色彩空间；对于基本高保真数字印刷输出的色域拓展，可采用纸张、油墨、加网方式和设备等的综合方法，提高颜色再现的效果。
陈广学等人的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色域拓展的新方法，使颜色在传递过程中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陈广学还主持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自主课题——“纸张表面特性与印刷油墨转移及色彩再现性能关系的研究”和“数字印刷关键技术基础研究”。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华南理工大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其一级学科“轻工技术与工程”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
2011年，陈广学等发表其课题研究成果《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应用研究》。在文中，陈广学先介绍了水性油墨的基本成份和特性，并通过水性油墨与常规溶剂型油墨的对比，详细阐述了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优势以及在未来包装印刷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着重分析了凹印水性油墨的特点和优势，指出其在使用性能上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在着色力、附着牢度以及光泽度等方面，甚至超过了溶剂型油墨的性能。而且，水性油墨本身是一种环保型油墨，无溶剂挥发，无溶剂残留，尤其适用于食品、药品包装印刷。但是它依然存在油墨干燥速度慢，干燥能耗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急需研究解决。
文章最后总结，水性油墨的开发符合市场要求，也能适应市场要求。他认为，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节能减排压力的增加，在印刷材料上必然需要环保型的凹印水性油墨。
凝聚团队 重产学研合作
通过调研，陈广学发现珠江三角洲的印刷产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数码印刷飞速发展，并以其高效节能、可变数据等特点成为印刷行业的大热门。他认为，传统印刷有十多个环节，只能大量印刷，资源污染、浪费严重；而数码印刷只要输出数据即可进行操作，而且输出数据和数量灵活多变，不会产生废气废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如今数码印刷的核心技术均被国外企业垄断，以致国内90%的数字印刷机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虽然国内有少数拥有数字印刷自主研发设备的公司，但是国内数字印刷行业的研究人才依然紧缺。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印刷专业；人才培养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产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随着社会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印刷行业也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和改变。我国印刷产业技术变革可以用“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来做一个形象的描述，“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装印刷”技术曾引导着我国印刷产业，也左右着当时的印刷学科教育。现如今，印刷产业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工业数字化和全球化发展成为当今印刷行业发展的主题，它对印刷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站在数字媒体新高度，科学地重新构建印刷信息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新的理论框架和工艺手段要得到学习，印刷学科内涵要得到深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印刷学科的外延，培养把传统纸质媒介与现代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相互交融的跨媒介化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是印刷高等职业院校急需解决的课题。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印刷专业对变化飞速的社会和市场反应是缓慢和低效的。
我国是个印刷大国，印刷人才市场需求较大，如何使得印刷高职院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在企业中发挥才能，就必须以市场为切入点，对原有的印刷专业人才教育模式进行改变，根据市场的要求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及时调整印刷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思路。
一、目前印刷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现况
随着近年来的印刷行业的高速发展，原来只有北京印刷学院、西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设了印刷专业，现在发展到几十所高校都开设了印刷技术专业，学校的增加，对印刷专业人才输送的数量有了保障，但是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专业教学计划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印刷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印刷专业技术培养方案中的专业课程却没有紧跟时代的节拍。
我国高职院校的印刷技术专业是以全日制教育为主，教学模式基本相同，基本上都是以传承前两年文化和专业基础课为主，后面一年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很多高校并不是以市场需求来定专业课程，开设的专业课程与社会脱节，没有突出自身专业特点和重点，这种死板的培养方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远远不能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
（二）专业教材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我们知道，印刷设备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最新技术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高新印刷设备都是综合于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机械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多学科为一身的。很多专业技术，例如：直接制版技术（CTP）、数字印刷等属于当今印刷行业的高新技术都很有必要让学生接触和学习，但是，印刷专业教材建设过于保守陈旧，同一本教材使用率较高，对新知识的传授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说，印刷专业教材如果不能紧跟时代节奏，不能体现新技术新知识，学生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不能适应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要。
（三）实践教学设施匮乏
印刷专业是一门强调实践动手操作的行业，讲究经验的积累，例如：菲林出片、装版、晒版、印前图像处理等工序没有足够的动手操作训练，光靠书本知识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专业课程都对实训条件有一定的要求，在培养方案中，专业实践动手操作课程也占很大的比例，如果实践教学设施没有及时跟上，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培养高素质的印刷人才也会产生负面作用。
我们知道，印刷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印刷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印刷职业院校办学实力主要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基于印刷专业综合性、交叉性、应用性强的学科特点，只有对印刷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重视和重新审视，印刷技术人才才能得到适应社会的更多发展。
二、高等职业院校印刷学科建设的内涵及问题
高等职业印刷教育的学科水平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上，是一个复杂工程，包括师资队伍、学术建设、实训设备建设等硬件，努力发现印刷专业技术的学科规律，把印刷所包含的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推动印刷学科教育的建设，把握印刷学科教育的核心问题，进行科学的定位和科学的预见，打造适合社会发展的实用型印刷技术人才。
三、高等职业教育印刷专业技术人才建设基本思路
高等职业教育特点是注重职业性、实践性。要搞好高等职业印刷技术教育必须要对学科建设有清晰的思路，定位明确，注重制度创新，狠抓实训建设，只有这样，印刷专业技术人才建设才有前进方向，才能更好地开创新局面。
（一）教学规范，要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印刷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专业的教师队伍和教学管理人员。专业定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制定需要进行认真的社会调研和讨论，教学文件是培养学生的基础，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社会需求、市场导向为基础，着眼行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印刷专业教研室在此基础上对各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制定要听取意见，认真讨论，以此确定各课程教学大纲的重点和实施方法。
（二）加强印刷专业产学结合道路
我们知道，印刷专业是强调动手能力的专业，在教学环节中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与印刷企业的合作对教学十分有利。在经济发达地区，有许多经济实力雄厚，技术能力先进，发展潜力大的印刷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中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艺的程度往往要领先于学校，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可以互通有无，学校可以利用企业资源开展课题研究，扩大实训基地的建设，而企业可以利用学院的场地、师资和学生开展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这都是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
（三）大胆改革教学内容
现有的印刷技术专业，从课程结构和授课内容上看，一些相关的专业教学内容对于现在的印刷产业的发展是滞后的，我们没有把一些高科技、新理念及时补充到专业教学中来，一些公共基础课与专业结合也不十分紧密，实践教学走过场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原有的教学环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四）引进新理念，编写适应市场发展的专业教材
印刷专业科研工作，教材的编写占的比重比较大。校校合作，学校与企业结合，是印刷专业教学很好的模式，来自一线生产企业的实际经验和知识，放进专业教材当中去，可以很好地弥补专业教材的知识滞后性和互补性。
（五）专业师资的培养和引进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商业模式 数字编辑 数字技术 著作权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2，深圳大学教师，深圳518000
2010年，国内数字出版持续快速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在数字出版政策方面打出组合拳，传统新闻出版单位高调进入电子书市场，数字内容提供商进军电子书产业步伐加快，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不断加强，数字出版标准制定由民间自发转向政府主导，数字出版的产业体系业已形成，整体收入近千亿元人民币。
用“数字出版”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得到2010年有关数字出版的学术论文197篇(含行业信息52篇)，集中在《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出版参考》、《出版广角》、《印刷世界》和其他新闻传播类与印刷类杂志。参考业界职能部门划分和学术文献资料，可将获取的学术论文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论域：商业赢利模式。数字编辑实务、数字技术支持、著作权管理、人才培养以及地区专项调研。
一、商业赢利模式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本世纪初对全球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对传统技术范式的革命，而且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出版产业传统的商业模式。
尽管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增长势头强劲，但总体上赢利模式尚未形成，仅仅是在学术期刊、网络游戏、个别文学原创网站等领域有较好表现，尚不足以对传统出版产业构成颠覆性冲击。研究者认为，传统的专业出版社具备许多有利条件，诸如拥有基于知识结构的定制模式、有相对固定的消费目标、有独特的内容资源和较为知名的品牌、加密保护成本问题容易解决等，其数字出版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可从专业数据库、按需出版网络出版、在线教育和光盘等其他数字产品人手。基于长尾理论，数字出版应当从消费主义向参与性生产主义过渡，从混合型向纯数字型过渡，实现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销量，充分发挥各种推荐系统和搜索引擎的作用，帮助人们沿着一条既舒适又符合个人品位的道路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
商业层面的赢利无论对于传统出版商还是新进数字出版商而言，始终是最关注的问题。那么，是否有一种成熟的商业赢利模式可供借鉴与参考呢?有学者将国内外已有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梳理为九种类型：专业期刊与图书出版模式、数据库模式、教育服务模式、电子书销售模式、移动增值服务模式、网络原创模式、广告模式、“用户创造内容”模式和按需出版模式。熊英、熊玉涛认为，提升客户的支付意愿是数字出版商业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客户支付意愿的提高除了支付对象本身能给客户带来较高的使用价值外，还依赖于支付对象的公平性属性、便利性属性、排他性属性和竞争性属性等。熊玉涛从产业的角度将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即基于版本划分的收费模式、与硬件捆绑销售的模式、产业链横向扩张模式、捆绑其他产品合作促销模式和租赁／借阅模式。另有学者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分为内容赢利、广告赢利和服务赢利，并提出通过拓展个性化服务、利用交叉补贴模式、完善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创新期刊数字出版赢利模式。
但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数字出版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光明的前景、一种现实的压力、一种先进的代名词的同时，大家对于“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轮廓。传统出版社还没有找到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而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和盈利额却在飞速地发展。这是相关管理部门利益最大化和学界研究风气肤泛化的一种体现。
数字时代，传统出版业的组织结构、出版流程、交易形式、出版规则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对身处其中的出版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编辑角度来说，电子书是传统的编辑出书与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其编辑过程与纸介质出版物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甚至可以直接利用纸介质图书编辑成果。但当数字出版发展到数据库出版的时候，特别是在跨文本的情况下，其编辑工作就会与纸介质图书发生较大的区别。
技术是引擎、内容是核心、渠道是关键。业界研究者认为，传统出版业的图书编辑须掌握跨媒体技术的综合编辑能力，适应数字出版策划，处理好电子出版物著作权属关系，主动参与营销策划。同时，由于数字出版所具备的技术优势使电子出版物的个性定制成为可能，编辑在开展工作时要在读者群中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来提供内容，注意读者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变化、阅读时空的变化以及读者阅读能力不断提高的变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蔡继辉、高蝴蝶指出，数字出版环境下编辑的作用与价值在于，海量无序信息的鉴别者、传统“把关人”角色的延伸、个性化阅读需求的服务者、内容资源整合加工者和知识信息的数字化传承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伟国提出了一种数字出版的架构和编辑方式即金字塔知识结构数据组织。将工具书置于顶部，中间部分是研究成果，底部是原始资料，各部分可以细分成许多层次，在树状结构知识库的基础上通过横向知识链接而兼具网状结构。
宋永刚对传统图书数字出版稿酬计算方式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以广告或网站流量为主要赢利手段的数字出版模式完全不再适用现有的“版税”稿酬计算方式。可在原有的按版税计酬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图书个体作为定价单位的方式，将图书单件或打包销售，按照借阅次数计费；或者以图书内的某段内容为定价单位的方式，按照浏览次数计费，甚至采用与数字出版商“分成”的模式。
三、数字技术支持
一直以来，技术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电子阅读器在中国遭遇瓶颈，其原因非常复杂。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图书内容，二是网络盗版使得硬件难以依靠内容盈利，三是产品自身缺乏突破性的创新。业界人士认为，现阶段影响电子阅读器普及的五大制约因素包括价格、可挠性、彩色、分辨率和尺寸。
中国手机用户即将超过8亿，手机用户远远超过任何一款阅读器。以手机为载体的数字出版产品是最新型的数字出版形式，但由于手机屏幕较小的局限以及当前手机硬件、软件发展水平的限制，手机数字出版产品的效果还难以与纸书、电脑媲美。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电子书、地图、在线字典、本地字典、在线数据库和在线阅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范霄剑、蒋齐提出，数字化技术条件下的多通道复合出版是传统报业整合新媒体业务、实现内容汇聚、快速模板化拼版和多种通道多载体内容的一条新途径。多通道复合出版系统融合采、编、发流程中新闻采集、内容处理和多通道三个层次的工作，对来自包括纸质媒体见报版面的多种格式内容原料进行智能反解与标引输出，形成统一的内容汇聚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快速内容制作与再加工业务，形成适应多种新媒体载体要求的格式信息，完成多接口、多格式、相兼容的多通道复合出版，最终实现新媒体数字产品“一次制作，多元”的目标。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的潘晓东认为，数字出版市场与传统出版市场一样，强调市场分工。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出版社在发展数字出版上偏重于电子阅读器的开发，偏离了内容提供商的本分。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出版单位积极建设自己的数字印刷工厂，同样与社会强调专业化发展与强调投资回报的理念相背离。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数字出版转型需要构建数字内容产品生成平台和数字内容产品发行平台。吴信训、吴小坤提出建构“中国数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设想。该平台以云存储技术为支撑，作为数字出版的承载平台，提供数字出版的工具，建立起一条各类数字出版的生产、流通和结算渠道，并实现多样化的终端。基于互联网的存储架构可进行智能的数据备份和分布式的存储，具有高度的安全性。采用智能传输技术，进行跨平台的网络传输，全面支持移动应用，实现多源点数据传输。作为结算平台，以安全可靠的实时结算技术手段为支撑，确保合作各方商定的合理且灵活适用的分成模式的实现，确保加入到平台中的各个实体的经济利益和版权维护。
四、著作权管理
著作权一直是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元素，然而很多数字出版企业目前却处于版权困局之中。数字技术使海量知识传播成为现实，海量作品的海量授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难题。传统著作权授权模式无法满足海量授权要求，授权要约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著作权授权问题，著作权权利限制也不适用于数字出版产业。著作权使用需求增加，但著作权授权模式并未改变，形成著作权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积聚成巨大的产业法律风险。
目前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现存主要问题有：版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法律保护体系滞后以及缺乏有效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究者指出，必须完善著作权授权模式，协调著作权人、使用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一是要制定和完善权利保护与限制的平衡机制，二是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功能，疏通授权渠道，三是完善中介、版权等方式，构筑授权体系。
更有法律从业人士提出，没有哪种单一的授权方式可以解决全部授权问题，数字出版企业要按自建的商业模式，组合运用直接授权模式、间接授权模式和默示式授权模式等多重授权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突破版权困境，减少版权侵权的法律风险。穆青在其研究中指出，数字出版单位可利用知识产权的特性，从专利申请、建立著作权保护联盟、商标战略、技术秘密保护等方面提供知识产权战略，提高著作权综合保护和管理水平。
五、人才培养
数字出版的流程改变了编辑出版工作和形态，目前我国传统出版业中积聚的主要为纸质出版物的内容策划、编辑加工和营销人才，数字化、网络化、媒体化程度较低，人才问题已成为实现数字出版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的短板。柳斌杰署长多次强调，培养一批既熟悉专业出版知识，又掌握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和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是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多个学科之间以及与出版行业、科技行业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对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有学者提出按照数字出版的出版与制作流程，建设数字出版专业的培养体系，设置前端、中端和后端课程，同时开设职业素质文化课程。数字出版类专业关键实验设备包括系统软件和硬件设备，常用设备和专业设备。另有学者认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滞后甚至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脱节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学科建设和专业审批管理制度，并提出从八个方面构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树立大编辑、大文化、大媒体的教育理念，二是尽快组建一支精良的数字出版教师队伍，三是增加并强化数字出版专业相关课程，四是数字出版教材建设亟待加强，五是大力加强学校数字出版实验室建设，六是开放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企业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七是导人数字出版专业竞赛和职业资格鉴定机制，八是加强数字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
北京印刷学院的学者们以数字出版专业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为例，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背景与意义、目标与原则、定位与特色以及方向与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数字化出版的特征分析，提出应按照数字出版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定位，构筑数字出版人才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包括人文社科基础知识、编辑出版专业基础知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知识和新媒体技术知识，使其具备数字编辑业务能力、新媒体运用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应用研究型复合人才和经营管理型人才。
浙江万里学院的程艳林提出基于出版流程训练的数字出版类课程合作改革的内容设计，包括以数字出版流程为内在逻辑的课程内容整合、以数字出版目标管理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和以作品质量为考核依据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改革。
六、地区专项调研
学者们开始针对某一地区的数字出版产业或产业中的某一领域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是2010年数字出版研究的新动向。
黄孝章、张志林对北京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态势进行了研究，涉及数字出版物分类、数字出版产业链形态以及基本格局、数字出版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论文摘要 纸质出版业自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障碍和严重挑战。可以说，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或许，形势如严冬一般，冷冻了几乎所有前行的脚步和机遇。电子出版，网络阅读，在线销售，甚至图书物流，时刻在向前迈进，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蚕食着纸质出版业的领地。伫立于十字路口的纸质出版业迅速变得如纸一般地单薄脆弱，在无色的数字风暴中飘摇动荡。就象当年电脑照排对铅字排版的无情冲击一样，所谓数字化出版对纸质出版也同样露出冷酷无情的表情。捅破这层纸有多难？
阅读是为了活着。因此，阅读又造就了出版。“但谁将成为主人，是作者还是读者？”[①]1796年，狄德罗在其《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一书中发此一问。
无论怎样，阅读，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样地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舒适而疲倦地阅读，圣多明克温和而平静地阅读，童年的耶酥惊讶而认真地聆听着庙中长老的讲解，孔子悠闲而精致地给学生授课。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在阅读，是人类本性的高雅体现。于是，随着阅读的不断进步，出版才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纸质出版业从幼稚走向黄金-白银时代
人类出版业的兴旺，还得归功于人类自身的本性的提升。在中国人发明纸和活字印刷之前，人类对阅读的渴望只能通过其他物质手段来实现，诸如石刻、绢帛、竹简、羊皮、纸草等。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用长方形的泥板或石板，所谓一本书，就是由这样的板组成；公元前12世纪的亚述时代的《中亚述法典》，是刻在一块面积大约在6平方米大小的石板上的，如此大的“书”显然不是给人拿在手里阅读的，而是竖在地上供人阅读的。中国汉代之前的石鼓文也是我们的祖先阅读的一种“图书”。很长时间里，东方人多用绸绢或竹简，西方人更喜好羊皮，因此公元1世纪时期的诗人马提雅尔告诉我们：“荷马在羊皮纸页里！《伊里亚特》与所有尤利西斯的冒险故事，普莱姆的王国的敌人！所有一切都锁在一张皮革之内，折叠成数片小纸！”[②]也因此，钱存训先生说：“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材料种类很多，包括动物、矿物和植物。有的是自然产品，有的是人工制品；有些是坚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软易损的。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文字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的材料，通常称为书籍。”[③]可见，在纸张出现于世之前，人们用尽了很多可以书写的材料来供人满足阅读之欲。
也许正是由于对阅读的持续渴望和强烈的求知动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术。1300多年前的中国隋代，今天才会更显其伟大的雕版印刷开始出现。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长安已有商家出售印好的字帖、医书。20多年后，又出现了“印纸”。当时的诗人元稹曾提到有人拿着白居易的诗集印本换取茶油，可见，当时的印刷书籍还是有些值钱的。雕版印刷的快速发展，还得归因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教典籍如《金刚经》已经通过雕版印刷刻印于世。韩国考古发现了公元691年到704年间印刷的〈天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日本考古发现了公元770年印刷的《陀罗尼经》。
西方在引进了东方的发明——纸和活字印刷——后，首先也是在宗教领域大量应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材料，并对其加以更高水平的改进。来自羊皮纸时代的折叠印制方法，很快就迁移到纸质印刷上面。法国人在1527年由佛郎索瓦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了他的王国内用于印刷书籍的标准纸张尺寸，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开本。西方世界出版活动的飞速进步，必须提到约翰·古登堡。这位1440年代的年轻的雕刻师在1450年到1455年间，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铅字印刷而成的《圣经》。随后，他的运气使得当时的红衣主教对这本《圣经》如此便于阅读很是欣赏。于是，全欧洲都安装了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并开始于1465年、1470年、1472年、1475年和1489年分别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以及丹麦印制出了《圣经》。古登堡将图书出版业提升了一个质的阶段，导致出版活动的大发展。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陆续成立了出版家协会、书商协会、出版商业机构、作家协会，并推广版税制度和便宜的“口袋书”。如果就出版业本身而论的话，那时的出版活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期，始终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二、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的来临
“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素”[④]。铁器及其相应的牛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经给农业文明带来莫大的福音，它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甚至改变了农业自身，导致其最终走向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同样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变化，它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改变了人类记录和传播文明的方式，改变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人类发展社会的速度和力度。纸和印刷术就是出版业的“铁器”，这场白色风暴，来得缓慢而又深刻，说它缓慢，是因为中国人发明出来纸到其大规模应用于世间，历时一千多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历时也有一千多年。说它深刻，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似乎给人类文明带来了魔力，东西方的知识和智力的积累与进化，以“重力加速度”的推进，把文明进程的时间表大大缩短了。试想，算盘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550年的中国春秋时期，这种“计算器”几乎一直统治到20世纪中后期。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应用，只用了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或将彻底改变未来出版业的结构和形态，白色风暴很快就会让位于无色风暴。纸质出版业迎来了黑铁时代。
现代出版业（尽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纸质出版业”而显出陈旧和落后的迹象）在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
1．人际沟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距离的无限扩大、人际接触面积的无限扩大和人类知识与智力的流通性加剧，积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纸质书籍及其生产的难度的减小，尤其是20世纪后期计算机加入图书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在出版业的应用，一夜之间将铅字排版和相应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废铁，大量的铅字排版工人骤然失业，出版业瞬间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计算机的无色革命很快替代了当年古登堡们所发起的白色革命。中国的王选简直就是中国的古登堡，他创造的方正汉字电脑照排系统和平台迅速地将中国的出版业提升了一个位次。由此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距离飞快加大和人际接触面积的飞快扩张。图书的生产速度几乎就象流水线上的汽车或电器，一排排地扑向书店的店铺或图书馆的书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品种每年就达到了10万种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数字化出版借助于网络和由网络支撑的大规模数据支持，更使得图书传递给读者的速度几乎以分钟或秒钟来计算。过去人们在传播知识或各种智力成果时，主要靠的不是图书的广泛发行，而是靠的口口相传。图书只是社会上流阶层享受的奢侈品。试想，春秋时期的诸子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得不赶着牛车或马车，“享尽了”四处颠簸之累和劳顿之苦，鼓动如簧之舌，唾沫飞溅地向各种对象述说自己脑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发达的出版业，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曾存在过“抄写员”这一阶层，他们的工作职能就是抄写各种文献，发送讯息，传递新闻，记录国王的钦令，登载法规，记下历法有关的天文资料，记录或计算账务，抄录医生的处方，签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读文学作品以娱乐他人，这样的社会已经无法离开抄写员而存在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之前，人际的交往在时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们现在能够随意地阅读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过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论著还是书信，甚至是他们的片言只语。《论语》到《大小戴礼》到《孟子》到《孔丛子》再到《孔子家语》，我们都可以了如指掌。《理想国》到《诗论》到《荷马史诗》再到《圣经》《古兰经》，我们同样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们愿意。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细节，都通过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花个小钱就可以买到先贤先哲的思想与心灵，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这样的交往在时空上似乎几近时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经化作夜空中几点流星的先贤先哲们，他们同样也很幸运，因为他们不用再费力劳神就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翻腾的各种思想观点通过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廉价地散播到世界的几角旮旯，只要人们需要。他们早已泯灭的肉体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树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先知先觉，出版业的发展把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于是，图书馆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出版社成为知识的生产地，书店成为知识的输送地。
电子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成长壮大，已经做好了将上述三者变成三位一体的准备。电子书、在线阅读、网络销售、阅读器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正在将纸质出版业推向消亡的边缘。有数据表明，美国2006年的电子书销售额是2600万，2007年上升至3200万，2008年达到5300万，3年增长24%。那样的话，知识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时每刻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洒向人间，我们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书籍从以往贵族阶层的象牙塔中降临人间，成为众多商品中的一员，更成为网络流通中的一个数据随时呈现出来。我们的确非常幸运，但我们的纸质出版业可能不再高枕无忧了。
2．阅读心理的变化
“阅读就是书写的礼赞。”这话绝不带任何矫情和做作的成分。书写是需要读者的，仿佛音乐需要听众，戏剧需要观众。没有后者们的感官积极参与和给予热烈的掌声或鲜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剧再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再到百老汇的歌剧，没有了他们的“读者”，只会孤寂而亡。因此，只有当目光落在了书写上，无论书写在何种载体上，书写因而有了生命和呼吸，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宗教经典，所有的书写，只因有了阅读，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才会灵魂附体，生气盎然。
有了纸质品和印刷术，阅读赫然变得如此地方便，由此导致人性的放肆地释放和宣泄。18世纪时期，人们的卧室都变得不那么平静了，惬意地躺在床上阅读，翻着一页页闪动各种灵光的纸，被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所感染所激动，读者好象成了演员，表现着各种姿态，作者好象成了导演，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戏剧。学校教育使用纸质教材，推动了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眼球左右或上下逐行扫描文字，并通过视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人们不会在为阅读的物质材料所累，不用再使劲地捧着什么竹简或羊皮甚至石板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再使劲地分辨着绢帛或纸草或树皮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阅读成为一件轻松享受的事情，而且不再是贵族阶层或上流社会所独享的奢侈品。人们更加离不开阅读，对阅读的需求，如同饥渴对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总之，阅读心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局限走向自由，由个体走向普及，由神圣走向去圣。
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地走向21世纪，数字化出版的巨大魅力几乎在读者冥想的烟斗还未燃尽，就使我们正在赞美的纸质印刷品黯然失色。谷歌目前已和10家图书馆合作，扫描1000万种图书转换成数据，然后制作成电子文档；书业网络老大亚马逊同样也在建立规模可观的数据库。如此庞大的图书数据库使得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人们由原先的深度阅读精细阅读的心态转变为浅度阅读宽泛阅读的心态。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学习和阅读。2008年底公布的国民网络阅读率以36.5%首次超过34.7%的纸质阅读率。我们惯常的阅读心态正在进入深邃的网络空间，我们的阅读心理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3．消费偏好的变化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特定的商品、商店或商标产生特殊的信任，重复、习惯地前往一定的商店，或反复、习惯地购买同一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属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常在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行动。图书的消费偏好取决于消费者对某个领域的爱好和执著以及其学识与眼界的差异。
由于大规模生产书籍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的图书往往和影视与游戏捆绑问世，因此，书籍消费者即读者的消费偏好发生了变化，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分，消费对象越来越分层，销售渠道越来越便捷。市场的细分由原来的根据品种的划分细化为根据年龄、性别或职业的划分。网络和电子书的问世，图书销售的渠道日益便捷，由此导致消费偏好发生逆转，表现在专业图书选择的跨越和职业用书的界限模糊。例如，专业图书的随机选择的比例目前占到14%。纸质对图书的分类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精细目标的需求，网络搜索的便捷使得消费者在选择具体图书时更容易达成目标。阅读器的出现，意味着过去的图书馆演变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数据库（KINDLE在0.9厘米厚，285克重的体积内可以储存1500本图书）。读者的消费偏好可以随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牵动着纸质出版业必须做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象剑桥大学这样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出版社，也在顺势而为，与微软、谷歌、日立等公司结成联盟。
4.交易方式的变化
以往的图书交易，流程大致是出版社—书店—读者。虽然广告和营销方式在不断地发展，但口口相传还是图书最有效的销售方式。这样的流程曾经使出版业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是，由于图书本质的内在决定性（图书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商品，它的消费对象的个体化注定了它应当是小规模小营销的存在结构），库存的大倒流已经引发出版行业的恐慌。小林一博说过：“出版商似乎特别喜欢大型书店建立分店增加卖场面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建立分店只是增加了库存的空间。不要以为新建的书店一接受货物销售额就会提高，这是错觉。卖不出去的最终要以退货的形式返回来。”
网络和数字化的出版形式，首先加速了大型书店的颓势，一旦书店环节出现问题，直接受窘的就是出版社，因为整个这个业态链条并不复杂，同时中间环节对于业态的存在至关重要而又十分的脆弱。数字化出版首先将中间环节（书店或批发商）转移到网络上，不仅缩减了图书和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时间，而且无形中扩大了实际的销售空间，同时大大减轻了库存的压力。这样一来，图书的交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以及销售成本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
三、出版业的经济学分析
飞矢不动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中的一个，通常把这些悖论称为芝诺悖论。芝诺提出，由于箭在其飞行过程中的任何瞬间都有一个暂时的位置，所以它在这个位置上和不动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古代的惠施也提出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类似说法。
飞矢不动悖论说到底，和一个静态的均衡有些相似。纸质出版业在上个世纪的稳步上升和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开放的中国出版业飞奔的脚步，曾经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似乎不用担心每个阶段的局势，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一样地繁荣热闹，如此局面好象已成定格，倒退不可能，消亡更不可能，只有永远的繁荣兴盛。我们浸泡在如此华美的均衡中几乎可以不考虑任何变化，辉煌永在，美景不动。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理性一些。
1．增长-份额矩阵分析
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tv h c#增长—份额矩阵如左图所示，8个圆圈代表8项业务以及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市场位置。每个业务的金额与圆圈大小成比例，每项业务的位置表明它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 l z/z9tci;f!aE3t4g1|纵坐标上的市场增长率(marketgrowth rate)代表这项业务所在市场的年销售增长率，数字从0—20％，当然还可列入较大的幅度。大于10％的增长率被认为是高的。横坐标上的相对市场份额(relative market share)表示该战略业务单位的市场份额与该市场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2004年的统计，全国出版发行业实现增加值1939.7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全国新闻出版系统2004年的总资产逾2000亿元，市场总销售额1600亿元。从账面上看，这样的形势还是非常喜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出版业主营业务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产品结构和业务形态均处于金牛类以上的状态，数字化出版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并未构成对纸质出版业的大的威胁。
但要看到，由于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出版发展势头迅猛，纸质出版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出版业业已受到波及。而且，这种情形会很快在国内掀起波澜，纸质的行业结构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因此，这样的形势在进入2009年后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2．SWOT结构分析
优势：作者资源的占有；阅读心理习惯的惯性；著作权（版权）的占有；原有发行网络的占有和影响；国家控制的书号资源的占有；国有赢利组织的优势；已建立的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劣势：饱和的图书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销包退的销售模式；同质产品生产的资源浪费；原有销售渠道的惰性；转型的障碍和代价；与新生代阅读习惯转变的脱节；
威胁：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的纸制图书；零售的困境；库存的压力；新价格体系的影响。
机遇：机构重组；市场拓展；主动和较快转型。
上述四因素的大致分析，有些是中国出版业才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则是全球出版业存在的共性问题。直接给目前出版业施加强大压力的是繁殖力极强生命力极旺的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化出版，这可能将导致出版行业出现四方面的转变，条陈如下。
= 1 \* GB2 ⑴编辑加工模式的转变。编辑加工是图书生产的首道工序。纸质的编辑加工从设计选题、组稿到处理文字稿件直至签样付印，都由编辑个体独立完成，无须和其他方面产生密切联系，例如前期市场调研、生产成本核算、图书样式设计、发行渠道开发、读者售后服务等等，都和编辑没有多大关系，一根烟一杯茶一支笔一桌一椅足矣。这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个体性封闭性内向性极强，不具有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的特质。
现代编辑角色已经分化成诸种分工，如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组稿编辑、技术编辑等，而整个编辑过程变成一个多点组合的系统流程。例如，选题策划需要制订详细的时间表、组稿会议安排、策划目标书、组稿底线等；选题上马需要了解同类品种的市场现状和动态、同质产品的出版情况、最佳上市时间、作者信息、成本核算、印数的边际效应、首次印数估计、发行渠道的掌握等等；图书投放市场后，要掌握销售动态、每个时段的市场情况、读者服务工作等等。如此流程需要反映在一个统一的编辑系统程序中，这需要各种数据库的支持，因为编辑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而且，今后的编辑工作可能会全程在网络上完成，一键完成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片面简单地理解成，只要上马一套编辑流程软件，配上数量不一的电脑及其辅助设备，就可以称得上是数字化出版了。真正的数字化出版，其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数据库的拥有，没有庞大宽泛触角四伸的数据库，一切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有种戏言：当今世界上只有五台电脑，一台是谷歌的，一台是IBM的，一台是亚马逊的，一台是微软的，一台是雅虎的。戏言非戏，因为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不可想象的数据库，没有数据库的坚实支撑，网络和电脑都是废物一堆。
= 2 \* GB2 ⑵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变。按需印刷（POD）的技术的改进和完备以及和网络的结合，彻底改变了图书产品原有的供给方式。以往的产品供货链中从印刷到批发商到零售商的流程因此而大大缩减，消费者可以不通过书店或其他图书零售商即可直接获得所需的图书。
网络销售也直接改变了纸质的销售模式，在线购物使得人们只要点击鼠标或敲敲键盘，就可以买到所需产品。原有的上下游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却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比如原有的相关机构可能一夜间不存在，原有的劳动关系可能一夜间彻底改变，原有的职业可能一夜间荡然无存。
这种即时的供货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库存的概念解消掉，或成为数据库存，减轻了出版机构的压力，减少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在经营管理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如定价模式、生产计划、公关费用都可以随时调整或缩减。消费者也同样获得便利，购物成本会显著减少。
供给方式的变化，意味着营销模式的变化。市场营销包括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价值和满足、交换和交易、市场、营销和营销者等[⑤]核心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图书的供给方式的转变，必然造成其营销的一些核心概念发生变化，如产品的形态、交易的方式等。卖方的集合是生产商和供应商，买方的集合是市场和消费者。两者的对接，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出版的供给大体由网络完成，消费者面对的市场，是网络在线。
= 3 \* GB2 ⑶出版结构的变化。你不能单靠编辑经营出版社，你也不能不靠编辑经营出版社。所谓出版结构，意即出版业的内在结构，基本上是平面的，编辑是人力资源的核心，选题是生产资源的核心。编辑和选题基本上是线性关系，一个编辑操作一个或几个选题，各自有清晰的生产路线。目前所谓现代出版企业，不过是一座或几座大楼加若干办公室加若干必备的办公用品而已，具体的结构还是以编辑个体的活动（附加由其延伸出去的相关活动）为主。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所谓云技术，其核心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意为通过网络将庞大的计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经搜寻、计算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同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最简单的云计算技术在网络服务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搜寻引擎、网络信箱等。未来如手机、GPS等行动装置都可以透过云计算技术发展出更多的应用服务。进一步的云计算不仅具备资料搜寻和分析的功能，更复杂的如DNA结构分析、基因图定序、解析癌症细胞等，都可以透过这项技术轻易达成。这项技术可能会使出版结构呈云团状，在网络上触角四伸，弥漫在各处。
= 4 \* GB2 ⑷管理模式的转变。彼得·德鲁克认为：“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在动荡时期，基本要素必须要得到管理，并且是得到有效的管理。”[⑥]所谓管理要素，无非是指流动资金、生产力和未来成本。企业在动荡时期的管理要素一般不会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其管理的细节。
国内出版业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应对调整，核心问题是要能使组织在巨变之时经受住风雨飘摇，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因此，自我主动变化，尤其是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应对的最佳策略。例如，针对新的投资方向的资金管理，新的业务领域的拓展的未来把握，现有生产力在新业务来临时的精细调整，未来生产的成本预算和收益预期，现有组织结构的适时调节，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改变，都将对现有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组织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
由于国内出版业倾向集团化组织形式，在规模和数量上已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集团化的结构复杂，组织多元，增加了机构内外的交易成本，也为适时决策和适时管理带来一定的阻碍。象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
四、捅破这层纸并不难
纸质出版业可能从未象今天这样地尴尬，阅读纸质出版产品的心理习惯正在悄然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步入老龄化或准老龄化。新生代对网络和数字产品的衷情正在急剧升温，纸书的魅力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与其让数字来“算计”纸质，不如纸质主动转变数字，这样的转身可能艰难，代价可能巨大，但也许只有转身，才能看到另一片风景。或许我们不该有什么悲哀，两千年前出现的纸和一千年前出现的印刷术，配合得如此精妙，给世界带来生机无限，我们对此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出版形式同样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只要阅读永远存在。
[①] 阿尔维尔·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
[②] 《阅读史》，第157页。
[③] 李零：《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第244页。
[④]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1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变迁
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的奠基
（1985－1993）汉字进入计算机是中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基础．党的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逐步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各领域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落后的出版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我国出版业迎来了巨大变革．第一，“748工程”实现汉字数字化，汉字进入计算机，中国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第二，彩色照排技术实现国产化，中国印刷业走向了价廉物美的彩色印刷时代；第三，信息存储技术实现数字化，磁、光等信息存储技术奠定了我国出版领域数字化的基础．在这一阶段，计算机排版软件在期刊出版领域得到了初步应用．我国先后研制了高校学报论文磁带文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光盘数据库，发行了软盘存储形式的电子期刊．我国出现了数字期刊的萌芽．
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
（1994－2004）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自此，互联网技术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网络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技术在期刊出版领域中的应用给期刊出版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革．在这一时期，期刊采编、作者投稿、专家审稿、数据远程传送等都实现了网络化，编、审、校、印、读等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方正排版系统、华光系列排版软件等专业排版软件在期刊出版过程中得到逐步应用．计算机直接制版（CTP）技术的应用，省去了传统出版流程中的诸多环节，使期刊的数字化直接印刷技术得以实现，数字印刷工艺渐趋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网络期刊数据库，实现了期刊的网络化发行和网络化阅读．从这一时期期刊数字出版情况来看，在期刊的数字化生产方面，实现了期刊的数字化采编、数字化制版及印刷；在期刊的数字化流通方面，实现了期刊的数字化发行及其引致的受众数字化阅读．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体系已初步形成，期刊出版正逐步向网络化方向发展．
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2005至今）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的实施，使我国期刊数字出版产业发生重大变革，实现了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跨越式发展．2005年，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IPV6核心网投入使用，大大加快了网络传输速度．2009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分别为三大通讯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了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2013年，又向其发放了4G牌照．IPV6核心网及3G、4G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期刊数字出版业发生了新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在期刊稿件采编技术发展方面，集成了从采稿到发排的期刊出版全流程采编业务系统平台的期刊网络采编系统被广泛采用，实现了期刊出版流程的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及功能一体化；参考文献辅助编校系统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在期刊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期刊出版过程中的误差率及学术不端行为．在期刊的数字发行与阅读发面，建立了一些“开放存取”（OA）期刊在线平台，主要为用户提供OA期刊的资源检索和全文链接服务，期刊发行实现了开放阅读、自由传播和资源共享．移动网络技术的应用及手机网民数量的增长促进了手机阅读市场的壮大，手机期刊出版平台迅速发展．
2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的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通过深入研究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的过程，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经验和启示．
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要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现代技术创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实际上，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创建一个技术创新体系，并在其中起到引导、扶持、协调等重要作用；研究机构和大学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在研发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知识、新技术，并使这些新知识、新技术形成体系化，使其达到能够进入生产领域进行实践应用的程度；企业则根据市场需求，在相关制度的安排下，把创新的知识转化为新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赢利．技术创新过程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才能够实现，单个企业没有整合资源的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管理和统一协调．纵观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历程，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构筑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坚实政策基础．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中介组织的协调，“748工程”也不可能实现“汉字数字化”的重大突破，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要以市场为导向
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对于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内外两大核心动力，而持续的需求能够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市场条件．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创新产品能够进入市场并被市场所认可，创新企业才能够得到技术创新的收益，而正是对这种创新收益的期望，才诱使人们不断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形成“技术创新市场认可获得创新收益继续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因此，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政府的适度调节下，让市场在具有经济活动属性的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加速产学研结合，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技术形式不断创新，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关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不断增强，但相对于我国整体科技进步而言，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功能和效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仍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的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一部分企业，还无法形成规模，与市场导向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势必会影响到技术创新的步伐及质量．因此，依市场需求为动，以市场导向推进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必行路径．
业界的合理竞争是推动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使企业抑制因产品生命周期变化而出现的收益递减趋势、延长产品市场占有周期，而且能够通过控制市场技术领先权而获得较为持久的高额利润，保持企业的长期赢利．同时，业界的合理竞争会推动市场分工的逐步细化，而市场分工的细化又会使竞争更加趋于合理，形成较为健康的产业发展格局．业界竞争是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找准自身市场定位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我国期刊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各专业期刊出版平台在业界竞争的驱动下，在期刊数据库产品方面注重培育自身比较优势，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异，进而形成了竞争市场细化更加合理的竞争的市场竞争态势，促进了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和变迁．可见，业界的合理竞争是推动我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技术；教学；技术促进的学习
一 引言
近10多年来，数字技术已经融入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技术将整个世界连在一起，建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工作、交流和娱乐。技术对教学系统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电子白板、智能操作平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云教育等已经走进校园，促使传统的教学转变为特征更为鲜明的“数字技术的”教学。然而，许多教育研究者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促进的教学，已经与电子时代的大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在技术前进的每一次浪潮中都会出现，只是被我们忽略了。在教育史上，技术的进步对各个时代的教学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郭提出的“媒介技术史”框架为基础，分析了5个媒介技术时代教学要素的演变，试图从中找到“技术促进教学”的规律。
二 本研究中“技术”的含义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技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哪一类技术与教育密切牵涉？这类技术具有哪些主要特征？以往的“教育技术”视角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这一术语到从引进国内之初到现在，引起不少人对教育技术是定位于“教育”，还是定位于“技术”的曲解，甚至误解。无论是哪个时代的教学活动，离不开师生的表达、交流和沟通。哪一类技术会对师生的“表达、交流和沟通”产生影响呢？北京大学郭…从技术哲学、传播学的视角而非教育技术学的视角，对人类历史上有关教育的技术史资料进行了梳理，提出媒介技术的定义，强调媒介技术是对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她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媒介技术包括：口头语言、象形文字、甲骨文、竹简、木牍、羊皮纸、活字印刷、造纸术、黑板、粉笔、电报、电话、电影、广播、电视、录像带、计算机、互联网、平板电脑等等。媒介技术支持师生的表达、交流和沟通，具有符号表达、载体运输、复制方式和传播方式等4个关键特征。
我们在本文中采用了郭的媒介技术发展史的分析框架，将媒介技术发展史划分为口传时期、书写文字时代、印刷文字时代、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5个阶段（图1）。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教学的“技术”发展史。
三 教学的“技术”发展史
迄今为止，教学的“技术发展史”经历了5个阶段，下面我们将梳理这5个阶段中技术发展促进教学的史实，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 口传时期
在口传时期，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以口头语言为符号，以人为载体，通过人的口述、记忆等方式进行信息复制，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同步的、双向的。口传时期最初可以追溯到哪里？从一些现存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先民在口传时代的影子。个别学者认为可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但是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人类运用口头语言的能力已经非常娴熟。这一时期延续到历史哪一个阶段？在古代中国，在象形文字产生的最初期，文字被掌握和使用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掌握起来也极为困难，学习的人少之又少，无论是甲骨、兽骨还是后来的竹简、木牍，都是不易书写的材料，而且甲兽之骨、竹木笨重且难以制作，凡此种种原因，使得口传时期至少延续到公元后3或4世纪。
2 手写时代
在手写时代，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以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为符号，以莎草纸、羊皮纸、竹简、木牍等为载体，通过手工抄写进行信息复制，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异步的、单向的。与口传时期相比，手写时代的技术突破体现在：产生了文字。首先，文字的产生突破了信息保存在时间上的局限，使信息以莎草纸、羊皮纸、竹简、木牍等为载体较为长久的保存，使社会群体的信息储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不同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文字产生之前，前人的知识只能靠口教心受、代代相传，后人不可能直接了解和感受，很多历史知识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变异，成了“传说”、“神话故事”。文字产生以后，前人的知识可以通过书籍的形式世代相传，使得后代能直接与前人进行知识学习和思想交流。其次，文字的产生突破了信息在空间上的局限，使知识得以传到远处，使社会群体的活动范围和交往飞跃性的增大，异地人们之间的交际成为可能。
3 印刷时代
在印刷时代，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以象形文字、字母文字为符号，以人造纸为载体，通过印刷机进行信息复制，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异步的、单向的。与书写时代相比，印刷时代有两项技术突破：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文字产生后，方便、耐用、材料易得的载体就显得极为重要。纸草、羊皮、甲骨、竹简、木牍和绢帛曾是手写时代主要的文字载体。但是纸草、羊皮取材受到限制；甲骨、竹简比较笨重：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昂贵，不易书写。我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蔡侯纸”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受拘泥，迅速传播开来。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有了充足的可供阅读的书籍。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社会群体的信息储量空前暴涨。
4 电子时代
在电子时代，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以模电信号为转换中介，以声音、图像、文字为表意符号，以录像带、唱片、电视等为载体，将声音、图像、文字进行复制，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异步的、单向的。与印刷时代相比，电子时代的技术突破体现在：（1）信息传输速度得到极大的提高；（2）声音和影像可以被长久地保存。电子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它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传播手段十分简单，只要有一台接收装置，即可得到电台或电视台发出的信号；信息的内容大大丰富，种类也大大增加了，人们不仅可用听觉代替视觉，而且用视觉可以看到真实的画面。
5 数字时代
在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以电子脉冲信号为转换中介，以声音、图像、文字为表意符号，以硬盘、光盘、移动设备为载体，将声音、图像、文字进行复制和传播，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异步的或同步的、双向的。数字时代的技术突破体现在：（1）用01数字信号代替了模电信号；（2）用开放的互联网代替了封闭的电视网络。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互联网几乎集中了所有媒介技术的优点，强有力地冲击着教育领域。
四 技术何以促进教学
在梳理教学的“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时时会窥见技术促进教学的影子。下面将重点考察教学系统的几个核心要素随着技术进步的演进历程，从中找寻技术促进教学的规律。
1 技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的演进
（1）技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的演进路径
在口传时期，人体本身就是技术。教师不仅要见多识广，还要有较强的记忆能力、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加工能力，他们通常采用有韵律、有节奏的韵文形式来传授知识。这样的教学方法易于记忆，易于传诵，易于传播，可以弥补当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口耳相传容易走样和淡忘的不足。学生的学习方式以记诵为主，师生面对面进行教与学的活动，教师与学生是不分离的。师生的交流是由教师单向传递给学生，师生间少有互动。
在手写时代，文字的产生使教学活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进入手写时代的很长时间内，口述的教学方式仍然存在，但是因为文字的出现，羊皮纸、竹简、木牍等可将教学内容较长久的保存，教学的储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教与学的方式丰富起来。学生的学习方式，由面对面学习，演变为既有面对面学习，也有自学的方式。学习者学习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口传时期的强调吟诵、记忆，到手写时代的死记硬背为主，并开始重视阅读和理解。师生间双向交流多了起来，演讲、问答、论辩成为主要的教与学的方式。
在印刷时代，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原来由教师独占的、稀缺资源的教材，变为学生可以拥有的学习资源。书写资料的抽象性、枯燥性，使得教师开始考虑如何有效地教学，如何选择教学方法成为教师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直观教学法、游戏教学法成为新的教学方法。而大量书籍的出现，为学生的自学创造了物质条件。教师和学生的初步分离成为现实。
在电子时代，随着视听技术的发明，除了面对面学习，远程学习成为另外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录制磁带或录像带上，学生在家通过电视机、录音机等就可以进行学习，学生的学习方式进一步丰富。在这一阶段，师生彻底地分离。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冲击。传统的面对面学习和远程教学各自难以克服的缺点，使得混合学习作为新兴的、高效的教学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互联网技术引发了人们的学习方式的转变，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由此而生。美国著名教育技术学专家柯蒂斯·邦克在其编著的《混合学习手册：全球化视野、本地化设计》中曾对混合学习作过一个界定：面对面教学和计算机辅助在线学习的结合（a Combination Face-to-Face Instruction with Online Learning）。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技术时代教与学方式演变的一条清晰的进路：面对面教学一远程教学一融合面对面教学优点和远程教学优点的混合学习。
（2）技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的发展趋势
融合面对面教学优点和远程教学优点的混合学习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会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美国教育技术学教授罗塞尔（Russell）对远程教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考察了时间跨度为70年（1928-1998年）的355篇远程教育比较领域的论文、号题报告和教学试验总结。通过对学生的测验分数、等级、学业表现以及学生满意程度的比较，罗塞尔发现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接受远程教育课程的学生和课堂面授的学生相比较，其学习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在2009年美国教育部网站上公开了一项大型调查报告《对在线学习的实证研究评价：对在线学习的元分析与评论》。这份报告报告对1996-2008年间在高等教育中开展的有关面对面教学、在线学习、混合学习的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其次是在线学习；而单纯的面对面教学是最低效的一种。有学者预言，在未来的课堂教学中，混合学习的模式和方法将会越来越多样化；所有的课程都将是混合式的课程，技术和教学内容将越来越好地融合在一起；混合学习的不断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地区有着相同兴趣的学习者交流互动；混合学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个性化的学习，学习者可以以任何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学习任何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2 技术促进教师知识体系的演进
（1）技术促进教师知识体系的演进路径
在口传时期，教师是“知识的仓库”、“知识的集大成者”，教师拥有的这些知识的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在手写时代，文字的诞生随之出现了教材。教师是教材的拥有者，同时他们还是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文字书写技术的熟练人员。教师拥有的知识的类型仍然为“内容知识”，但是相比口传时期，信息量更大，内容更为丰富。在印刷时代，大量书籍的出现，使得教材已经不再是教师的特权，学生手中也可以拥有教材。在这一时期，显然，教师不再完全是知识的权威，抽象的、难于理解的“内容知识”需要教师思考教学的效率问题，各种教学方法应运而生，教师在教学中通过使用自然实物、图片、模型等实物教材，组织学生到实地考察、旅行等方法，尽可能地让学生运用各种感觉器官来获取知识。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多了“怎样教学的知识”，也就是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在电子时代，视听技术融入教学，技术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从“潜在”变为“显在”，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教师开始运用包括视听技术在内的电子技术改进课堂教学，教师的知识体系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知识，即“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在数字时代，互联网集中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技术的优点，互联网技术对教育的冲击使得人们不得不从更深的层次思考技术，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教师要适应数字时代，其的知识体系就不仅仅是“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或者舒尔曼提出的“学科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而是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ACK）。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对TPACK给出的定义是：这是一种整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框架；该框架建立在舒尔曼（Shulman.L）的学科教学知识（PCK）基础之上，并加入了技术知识：它是学科内容、教学法和技术这三种知识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是整合了这三种知识以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知识形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技术时代教师知识体系演变的一条清晰的进路：“潜在的”技术知识一“显在的技术”知识一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2）技术促进教师知识体系的发展趋势
从不同技术时代教师知识体系演变的进路，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迫使人们不断增加对技术的关注程度。由技术的“日用不知”、“习焉不察”到觉察到它在教学活动中的存在，再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乃至将其作为教师知识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在国际范围内探索TPACK已经形成一种热潮，涌现出大量的相关研究。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丰富TPACK的内涵，将更多新兴的技术以技术知识、技术教学法的性质融入TPACK中。就像电子时代的人们不再将写字视为技术知识一样，数字时代人们不再将打字视为技术知识一样，数字时代的技术知识也会不断更新，人们已经掌握娴熟的技术会被人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新的技术会不断融入TPACK中。
其次，探索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中有效形成TPACK的途径。TPACK实际上包含了具体教学情景定的学科内容、学科教学法与技术之间复杂的关系，具有情景依赖性。因此，TPACK不能脱离学科情景、采用孤立的技术课程来传授。由全美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创新与技术委员会主编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教育者手册》一书，详细地介绍了TPCK在语文、数，学、科学、社会、外语、艺术和体育等学科领域的运用。该书指出，TPCK框架的构建，将有助于我们融合教与学中大量的复杂性和张力，以共同发展关于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进而改变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方式和教师的培养方式，促进从技术中心的视点转向真正的、针对每一个学科内容领域的技术整合。
3 技术促进教材的演进
（1）技术促进教材的演进路径
在口传时期，教学内容几乎全部保存在教师的大脑中，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教材。在手写时代，人们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刻在金石、龟壳、竹简、木牍等载体上面，产生了最初的教材。最初的教材已经具备了现代教材几乎所有的性质，通过教材人类的知识得以长久保存，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也可以通过教材进行交流。但是，由于简牍、金石等都是笨重的东西，不易携带，不易在上面做笔记；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昂贵，不易书写；教材内容的更新更是较难的事情。在印刷时代，教材可以批量印制，而且携带方便，在纸质教材上很容易做笔记，所承载的信息容量也大增，更新也变不再那么难。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手写时代，还是印刷时代，教材还只能储存抽象的文字信息。到了电子时代，随着视听技术的提升，使得知识的储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象的、生动的影音教学内容开始进入课堂。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移动设备给传统教材带给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教材已经进入世界各地的课堂，云书包也将在不久后诞生。电子教材把文本、学习资源、虚拟教具、虚拟学具、学习服务、学习终端等几个方面有机的融成一个教学系统来满足无所不在的学习需要，支持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反复使用，而且具有及时性、共享性、开放性、动态性、交互性特点。在媒体资源方面，它把文本、图形、图片、音频、视频、动画、虚拟现实等媒介进行整合，并且具有动态性、生成性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技术时代教材演变的进路：
教材的重量：笨重的——轻便的——没有重量的
教材的数量：数量极少——数量较多——数量丰富
教材的容量：容量小——容量较大——容量极大
内容的更新：极其缓慢——更新较快——即时更新
（2）技术促进教材的发展趋势
与纸质教材相比，电子教材的优势巨大。电子教材的优势体现在：它突破了纸质教材只有文字、图片的限制，采取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相结合的方式，从视觉、听觉、动态等方面将信息充分传达给学生。它突破了纸质教材无法更新信息的限制，利用存储技术可以随时更新、自主增加或删减教材内容，利用链接技术随时随地从网络平台上寻找学习所需要或感兴趣的知识。电子教材还具有交互性，电子教材具有笔记功能和作业功能，可以将学生的学习数据完整地记录下来，教师、家长可以通过电子教材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电子教材还具有携带轻便、环保、节能等优点。电子教材的信息容量前所未有的大增、教材内容更新的速度加快、教材更容易携带。
在电子教材未来发展中，随着云教育技术的推广，云书包有望问世。这种书包将各类教材汇入其中，这种未来的云书包不需要携带，只要有个账号，在可以上网的地方就可以使用教材和完成作业。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手持式智能终端的性能必定更加优化，会使得电子书呈现出新的优势：电子教材内容制作趋于简单，阅读体验更加人性化；更新方式快捷，出版周期缩短：呈现内容多媒体化，且媒体具有可操控性；阅读软件提供笔记、书签、查询、分享等人机交互功能，实现互动式的电子阅读等：阅读内容可在不同设备之间同步。
4 技术改善学习环境
（1）学习环境的演进路径
在口传时期，师生面对面进行教学活动，山川湖畔都可以作为学习的场所，学习的空间范围狭小、时间范围有限。在手写时代，古代学校渐次诞生，并经历了庠序、私塾、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形态。教学活动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些“学校”里。在前两个阶段，包括文字的发明等技术对于学习环境的支持是“潜在的”，人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印刷时代，随着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教学活动变得秩序化，教学场所变得“标准化”；由于大量书籍的出现，学生可以脱离教师进行自学，学习的时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在这一阶段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出现，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弱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在电子时代，学习环境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延，教学活动可以通过远距离的形式进行，师生可以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学习。现在技术的概念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强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在数字时代，电子书、网络技术和云书包的出现，使得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理想的无缝学习的理念将会实现，智慧学习环境成为可能。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技术时代学习环境演变的一条清晰的进路：“弱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强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智慧型学习环境。
（2）学习环境的发展趋势
在不远的将来，理想的无缝学习的理念将会实现，智慧型学习环境成为可能。智慧学习环境具有以下特征：智慧学习环境可望实现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的融合；智慧学习环境可望更好地顺应个性化的学习理念；智慧学习环境可望支持混合学习。从技术支持学习的视角来看，智慧学习环境的技术特征主要体现在过程记录、情景识别、社群联接、环境感知等四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学习者轻松、专注和有效的学习。
黄荣怀认为，智慧学习环境是数字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目前，智慧学习环境的理论和技术还远未成熟。技术的发展将为智慧学习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技术可望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记录和学习情景的识别，传感器技术可望实现对学习情景和学习环境的感知，通信技术可望实现学习者的有效联接，网络普及可望对智慧学习环境的提供群众基础，富媒体技术与移动终端的普及也会强有力地支持智慧学习环境。
技术的发展除了对教学系统的4个核心要素产生影响外，还影响了教学模式的形态、学习评价的走向。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课堂教学模式的形态，翻转的课堂成为全球教育者讨论的热点话题。翻转的课堂是在强技术支持下的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它正在有力的挑战传统课堂。
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了学习评价的改进，学习分析引起大家的关注。学习分析是指为了预测和指导人们的学习，通过智能数据、学习者产生的数据以及分析模型的应用，来发现信息和学习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利用数据挖掘，数据解释与数据建模的优势来改善对教学和学习的理解，以及为个别学生量身定制更有效的教育。智能学习平台技术支持的、即时的、全面的、个性化的学习分析，正在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五 “技术促进的教学”研究对我国教学的启示
我国当前教学领域存在的诸如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等问题都可望通过“技术促进教学”来解决。
1 利用技术实现学习者个性化的、多元的学习方式
学习者有不同的个性特征，有不同的学习风格。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所在学校的主观、客观条件，将混合学习的模式和方法融合在更多的课程中，充分的挖掘技术优化教学方式的各个层面，最大程度上促进个性化的学习，使学习者可以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学习任何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2 增强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当前，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教师应及时将新技术纳入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之中，才能胜任新的环境下的教学工作，进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3 利用技术优化教学资源
通过网络技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技术支持的在线课程、电子教材，已经突破了“弱技术”对教学资源的种种限制，已经可以实现只要学生愿意学习，就可以随处、随时进行。在有条件的地区，教师应积极探索微型课程、在线课程、电子教材的使用与研发，处理好电子教材、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的关系。
值得说明的是，19世纪萌芽时期的近代化中文报刊，是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一种传播媒介，所以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亦有人泛称之为“报刊”。尽管当时的宗教报刊在出版周期、版式设计与传播内容上与今日之“杂志”颇为接近，但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近代化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驱[8]。所以，《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应被视为一份真正意义的报纸。为行文方便，本文一般以“报刊”指称该报，有时亦简称其为“教会报”。
一、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
谈到报纸的问世，必然要涉及印刷事业；因为没有印刷活动，就不会有报纸的出现。目前有关台湾印刷活动的最早记载，出自《中国印刷史论丛》（史篇）。书中称，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台湾镇总兵官武隆阿曾刻铜活字印《圣谕广训注》。但该书并未明确《圣谕广训注》是否在台湾刊印。如果该活动发生在台岛，则应是台湾最早的印刷出版记录。但据考证，清道光年以前，台湾鲜有中文印刷的记载[9]。台湾第一部新式印刷机出现于1881年6月，是由基督新教英国长老会（Foreign Mission Schem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传教士提供的，目的是“以备印刷罗马字印刷品之用”[10]。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正是归功于这台印刷机。
创刊于1885年7月12日的《台湾府城教会报》，乃是台湾本地编辑、印刷和发行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因为它采用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刊行，而非使用汉字出版，所以我们称其为台湾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11]。而它的诞生，则肇始于英国长老会的入台与“白话字”的传播。
1．英国长老会台南开教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是基督新教宣教史上的空前拓展时期，基督的福音被传播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达澳门。他不仅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而且被喻为该教在华传教的“开山祖”[12]。之后，英国长老会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兴致与日俱增，遂派遣威廉・伯恩思（William C. Burns，1815―1868）于1848年前往香港。伯恩思1851年7月抵达厦门，成为该会在厦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第一个传教士[13]。随之，英国长老会便以厦门（1851年确立）和汕头（1858年确立）为中心从事宣教活动。
1858年，中英签订《》，将台湾南部的淡水开放为通商口岸。不久，打狗与基隆两个港口也开埠通商。1860年9月，英国长老会驻厦门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及驻汕头传教士马查肯（H. L. Mackenzie，又名金辅尔）二人访问台湾的淡水及艋等地，宣传福音并分发圣经及基督教宣传品。他们发现闽南语在岛上通行，也遇见一些在厦门听过福音的人。而且，当地人对他们表示友好，乐于听道。于是，他们便极力建议本国教会海外传教部，让其将台湾发展并纳入厦门传教区[14]。这便是基督新教入台宣教的契机与初始。
1864年，杜嘉德与同会另一名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及三位助手抵达台南，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开教调研。1865年5月，马雅各作为第一个正式前往台湾履职的传教士与其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等至台，并于6月在台湾府城（即今台南市）开始宣教工作，成立台南教区[15]。
应该说，英国长老会在台湾的宣教事业“是19世纪基督教大宣教运动的支流之一” [16]。
2．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
1875年，也就是英国长老会台南教区成立10年后，该会年方26岁的巴克礼博士（Thomas Barclay，1849―1935）远涉重洋来到台湾。巴氏在台宣教长达60年，酷爱府城，死后亦选择长眠于斯，葬于台南市基督教墓园。他是台湾教育现代化的先锋，其一生除创立台湾第一所大学――台南神学院外，还将基督教圣经由原典翻译成闽南语罗马拼音字，并推行“白话字”运动，加强教民文化素养的普及与提高[17]。《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更是他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台南教区创立近20年，传教区域逐渐扩大，教务联络也随之日趋困难。当时来华传教士人力有限，所以前往教区各地巡视教务的时间自然越来越少。另外，最初本土受洗的教徒大多为生活迷茫之人，本身对基督教义认识肤浅，极易在受到挫折时重新回复到原来的。因此，交流教会内部信息，坚定信徒耶稣信仰以及阐释介绍基督教义，便成了燃眉之急的事。据后来创办的“教会报”第81卷（1892年1月）载文回顾描述当时的情形：“教会愈设愈广，教徒愈来愈多，每人境遇不同，所结的果实也各异，信徒见闻只限于附近地区，较远教会的情形，要看教会报才能明白。凡是登在教会报的，均属重要且需让信徒明白者。如某处教会热心兴旺，有何好规约，有何好榜样，或增设教会，尽力捐献，增聘牧师，人数增长，值得别处教会学习。此外，教会有何毛病烦恼诸事，值得让别处教会预先防患。再者，教会报会提供有才德者言论的园地。未有教会报之前，讲经论道的传教先生虽满腹经纶，但只有附近的信徒能得到教训，远处者无法得到。”[18] 由此可见，当时的教会特别需要出版发行一份报刊，以联结远近各地教会，稳固教会组织，使信徒互相勉励；同时，教会也需要提供一个灵修园地，让对教义有深刻体会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19]。
另外，西方传教士入台初始，使用的圣经、圣诗等传教读物均在厦门印刷。这对当时台湾的传教工作造成诸多不便。1880年5月，马雅各返英，表示愿意提供一台小型印刷机给台湾教会。1881年6月，印刷机（包括附件，如排字架、铅字等共11箱）运抵台南。但是，当时无人知道印刷机的使用方法。同年10月，巴克礼利用首次返英度假的机会，入格拉斯哥学习捡字、排版等印刷技术。1884年1月，巴氏假毕返台，即于台南新楼前门附近兴建一间印刷厂，并将之命名为“聚珍堂”，俗称“新楼书房”[20]。
1885年7月12日，《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面世，周期为月刊。创刊号为4面，从第二期起至以后数年均维持8面[21]。该报之所以在印刷厂建成后很久才诞生，主要是受当时法国军队攻击台湾的影响。虽然该报的创办工作一直是在巴克礼的主持下完成的，但台南教会直至1885年8月26日的教务会议才正式决定由他来主理社务[22]。巴克礼此后为该报的运作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3．“白话字”的传入与传播
由于《台湾府城教会报》自创刊至1969年3月的八十余年皆以本土化的“白话字”刊印，所以我们研究其创办，还必须了解“白话字”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台湾的传播。所谓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peh-oe-ji），即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厦门、台湾一带推行的一种以罗马拼音来标识闽南语语音的文字。它在教会中一直流行，是最重要的传播福音与教育信徒的语文工具，至今已有一百好几十年的历史[23]。
“白话字”传入台湾，主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后，为了更好地接近本地民众，一般采用当地的语言作为传教工具。19世纪初，为方便外国传教士学习本地语言，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erst，1796―1857）、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44）等先后于1837年和1842年用罗马拼音来标记闽南语，并出版学习用书。而将罗马拼音法推行于实际应用者，则是驻厦门的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打氏于1852年在厦门刊印一本罗马拼音字的初学指南，并翻译刊行《路得书》[24]。当时，入台的外国传教士大都学习过“白话字”。而且“白话字”也是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良好工具，普遍使用于传教事务之中。他们不但习惯用这种文字书写，还以它来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25]。
另外，台湾开教之初，入教的信徒中妇女几乎没有识字者，男子中能读解汉字者亦不过十分之一左右[26]。当时的汉人信徒“大多属于低阶层，未受教育者居多”，“略识或不识汉文”乃早期汉人信徒的共同之点[27]。由于最初的信徒少有识字者，加上学习汉字相当困难，非三五年的时间无以为功。所以，想要信徒在短暂时间内具备阅读能力，传教士只得另辟途径。这样，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方法――即识读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之法，便成了最佳选择，而且“白话字”容易学习，只需几个月的工夫即可[28]。
巴克礼曾回忆说：“甫抵台湾，我便确信三事，而且五十余年来的经历让我坚信此念。第一，若要建立一个健全而又富有活力的教会，所有信徒，不分男女，都必须自己研读圣经。第二，使用汉字永远无法达此目标。第三，使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便可达到目的。”[29] 此外，巴克礼还在《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发刊词中清楚表明：“我们所传的道理都是神的教训，假使不是神的道理，我不敢讲。所以，我要请大家来看神的圣经，假使你们都能懂，以后就不必一定要外国牧师来讲道理给你们听。”“因为你们若自己可以看得懂圣经，受神的感化，虽然没有人来解释，你也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你们国家文字真好（意指深奥），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我们要另外用一种办法，即写白话字（指罗马拼音的闽南语），来让你们看，使容易认识。这种文字同音很少，我希望大家都愿意来学这种白话字，以后我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看得懂，不要因为已懂得孔子的文字，就不来学白话字。同时，也不应看不起它，这两种文字都有用处。不过，这种白话字看起来更容易明白，所以，我们要读它，对以后再读孔子的文字也大有帮助。”“总之，白话字要先学，假使你不读的话，你便看不懂以后所印的东西。所以，我要奉劝各位，教徒或教友，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的人，都要快快来学。”[30] 综上所述，巴克礼认为，教徒要理解教会的教义，就一定要经由圣经入门，所以希望他们能自行阅读圣经；而中国的文字很难学习，且甚少人懂，因此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识字与否，都要学识“白话字”。所以，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选择使用“白话字”，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为鼓励信徒学习“白话字”，1884年，驻厦门英国长老会牧师佟献理（Tong Hian-Li，音译）发起以“白话字的利益”为题的有奖征文活动，邀请厦门和台湾所属教会的会友参与讨论学习“白话字”的好处。翌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中公布了评审结果，并将第一、二名的文章连载于后来的“教会报”上[31]。
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历史沿革
《台湾府城教会报》自1885年7月12日在台南创刊后，就始终肩负着神圣而顽强的历史使命，不断开拓发展。尽管历经清朝统治、日本殖民以及民国治台等政权更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刊3年8个月（1942年4月至1945年11月），以及由“白话字”版改为中文版的准备期间停刊8个月（1969年4月至11月）之外，一直持续发行至今，被称为台湾发行历史最悠久的报刊[32]。不过，虽然该报始终以台南为基地（今社址仍在台南市青年路），但其名称却是经历数度变更。下面我们通过考察该报名称之更易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轨迹。
1． 1885年7月――《台湾府城教会报》
马雅各医生初抵台湾之时，台南乃台湾首府。当时的台南是台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人口繁多，而且商业昌盛，所以被长老会首选为传教中心。因教会以台湾府为据点创办报刊，故该报命名为《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就不足为奇。虽然1887年原台湾府改名台南府，但该报名称却并未更改。
2．1892年1月――《台南府城教会报》
“教会报”的第一次改名是1892年1月，也就是从第81卷起。其改名的详明原由至今仍不得而知，因为既没发表任何更改名称的声明，也未见其他相关史料记载更名之因。据吴学明博士推测，当时的台湾府已易名台南府，所以，该报改名为《台南府城教会报》乃为当时政治现实之需要[33]。
3．1906年1月――《台南教会报》
1895年中日结束，《》签订后，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治时期，虽然台湾地方行政机构数度变革，但“教会报”仍沿用旧名，未加变更。直到1906年1月，也就是从第250卷开始，该报才易名为《台南教会报》。此次改名与上次一样，理由不详，而且改名时连刊头设计也未加更易。也许如第一次改名那样，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4．1913年7月--《台湾教会报》
1913年7月以前，“教会报”主要以台湾南部地区作为报道和发行的对象。而此前的台北长老会，也一直期待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教会报刊。1911年9月12日召开的台北长老中会第十三次会议，曾决议由陈清义研讨创办教会报刊之详细事宜。陈氏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有意预订该会欲出版之教会报者，仅250人左右。加之，当时南北教会合并之事已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商议，故1912年2月27日举行之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待日后望南北教会合成之后再行设法”[34]。于是，台北长老会创办教会报刊的构想便告暂缓。1912的2月、4月，台北与台南教会分别通过“南北教会联合章程”，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彰化西门教会礼拜堂举行两会联合的“台湾大会”。1913的5月22日，“台湾大会”决议将教会改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35]，并共同使用一种教会报刊。这样，征得台南教会的允诺后，“教会报”自1913年7月，也就是从第340卷始，易名为《台湾教会报》。
5．1932年5月――《台湾教会公报》
1932年3月1日，台湾南部教会大会决议，将原属长老会台南会的《台湾教会报》、高雄中会的《教会新报》和台中中会的《福音报》合而为一[36]，遂自1932年5月起，亦即第566卷始，“教会报”又更名为《台湾教会公报》。但随着日本对英美仇视敌对程度的加深，该报至1942年3月发行第684卷后，迫于台湾总督府的压力，不得不停刊。
6．1945年12月――《台湾教会月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金声牧师自筹经费，利用原《台湾教会公报》的设备，以个人的名义申请复刊，同时将该报刊更名为《台湾教会月刊》，并于同年12月发刊。但《台湾教会月刊》仅出版一期（即第685卷）后，就被台南长老会所接管[37]。
7．1946年2月――《台湾教会公报》
1946年2月，《台湾教会月刊》发行仅一期后，也就是从第686卷起，即恢复旧名《台湾教会公报》出版，沿用至今。但期间亦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如1962年将月刊改为半月刊；1969年3月出第1049、1050卷合刊后，由于受推行“国语运动”的影响，宣告停业，直到1970年1月（即第1051卷）放弃使用八十余年的“白话字”，改以汉字复刊；1973年12月（即第1088卷）又将半月刊改为周刊，直至今日[38]。
三、《台湾府城教会报》的现代报刊特征
《台湾府城教会报》虽是以传播教会信息、沟通信徒灵修、开阔教友视野为主旨而创办的，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所反映的文化也相当多元，而且充分显现出现代报刊的特征。
1．“教会报”的主要内容
吴学明博士通过细致分析，将“教会报”的主要内容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39]：
一是报道教会内部信息。“教会报”具体报道的内容包括各地教会的信息，中会、大会及传教士会议的信息，主日学、小学、中学、女学及大学等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英国宣教师或牧师巡视教会、问道、施洗的信息，各教会牧长的信息，以及本地和外籍传教士所撰游记与见闻的报道，等等。这也是早期教会报刊的共同特色。
二是刊载信仰灵修知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教义的介绍和对民间传统的批评。“教会报”创刊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增强教会势力和坚定信徒灵修信仰，所以刊发了大量此类文章。如为增进信徒圣灵，刊载“主日神粮”、圣诗、查经等灵修文章。再如1887年发行的“教会报”，每张均印载有“主日神粮”；一些还刊登有“论弥赛亚”（第174―177卷）、“论祈祷”（第179卷、第230卷），或连载有“庙祝问答”、“辩神主论”、“天路历程”等翻译的传教作品。这些文章可提供传道或长老作礼拜讲道用的参考材料。另外，台湾民间是传教士在台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因而教会对之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传教士对本土宗教神明十分鄙视，对各地的迎神活动也多以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所以，“教会报”在所谓“破除迷信”上着力甚多，如刊登“北港妈的新闻”（第8卷）、“迎佛吵架”（第22卷）、“玉皇、天后、城隍的来历”（第75卷）、“论偶像”（第178―191卷）、“禁“（第185卷）等文章。
三是宣导教会观念主张。鉴于基督教义与台湾传统社会价值的差异，所以“教会报”刊载了大量相关论文，借以引导本地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观念。特别是当时长老会禁止信徒吸食鸦片、缠脚、养媳、娶妾等行为，因此“教会报”在此方面予以了深入的讨论。如“论丧事”（第57―62卷）、“缚脚的要论”（第75卷）、“论绑脚”（第186―189卷）、“劝人溜脚”（即劝人解放小脚，第154卷）、“台南天足会”（第183卷）、“论鸦片的危险”（第49卷）、“论吸食鸦片”、“论救吃鸦片的人”（第31卷）、“论鸦片”（第217卷）、“论养女”、“请教婚姻的事”、“论利害孩童”、“劝戒嫁娶的条规”（第155卷）、“论风俗”（第180―181卷）、“酒、茶、槟榔”（第327卷）等文，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四是扩展信徒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时事报道、天文地理与科学技术。时事报道方面，如“皇帝登基”（第14卷）、“台湾要改做行省”（第11卷）、“”（即中日，第232卷）、“清国战争”（即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战，第233卷）、“日俄交战”（第233卷）、“欧罗巴洲的交战”（第332卷）、“女王过世”（第191卷）、“英王即位”（第209卷）、“撞破大船”（即1912年4月14日铁达尼号首航在大西洋沉船事件，第327卷）等。天文地理方面，如“苏伊士运河”（第423卷）、“死海”（第515卷）、“世界最大间的旅馆”（第517卷）、“吕宋”（第344卷）等。科学技术方面，如“铜线信”（即电报，第40卷）、“对时钟的方法”（第134卷）、“如何看罗马数字”、“火车的起因”（第189卷）、“飞行机”（即飞机，第315卷）、“蚊子毒的病”（第211卷）、“鼠疫”（第216卷）、“狂犬病”（第219卷）、“伤寒论”（第305―307卷）等。
另外，“教会报”还以精美的铜版画，图文并茂介绍各种动物，如狮子、驴、骆驼、鹰、刺猬等，介绍造纸厂、制糖厂、煤矿等，给读者以赏心悦目之感。
2．“教会报”的现代报刊雏形
由“教会报”所刊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该报虽然是为了传教事业而创办，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远远超出了宣教的宗旨，既有记录当时台湾社会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发生过程的文章，又有类似文艺创作评论之类的作品――前者有如新闻报道，后者形同副刊小品，其功能与综合性报纸无异[40]，可以说是台湾现代报纸的雏形。
传递信息、监视社会、教化读者、娱乐受众，是现代意义报刊所必备的功能。“教会报”从创刊之日起，便以此作为办报方针，且充分展示了这些特征。
在传递信息方面，“教会报”不仅刊载了大量教会内部的各类信息，还报道了许多台岛内外、国内国外的社会新闻。以1887年为例，就有“厦门火药局”、“香港的轮船”、“府城内”、“汕头”、“东港”等火灾报道；有“黄河决堤”、“澎湖的消息”、“澎湖船难”、“台湾铁路”、“电报”等各类新闻。更难能可贵是，该报的时势报道同样具有相当的灵敏度与时效性。如中日期间，连续刊载两国“交战的消息”、“刘钦差的告示”、“和约的条款”等文，接着又发表“论日本国”、“日本的耶稣教”、“日本话的根底”、“日本的水灾”等介绍日本国情与自然环境的文章[41]。
在监视社会方面，“教会报”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注视民众的思想，并进而发表与之相适应的评论。如基督新教入台传教之初，普遍遇到本地住民的抵制，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宗教观念相去甚远。此时的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特别是对宗教诸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可谓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外国传教士宣教事工的展开。“教会报”及时发表了许多讨论和批评当时台湾民众宗教理念与宗教行为的文章，虽然其中的言论是从西方的宗教观念出发，不一定获得认可，但报纸主办者的这种办报策略，作为充分发挥传播媒介对社会监视、引导功能的一种手段，还是值得称道的。
至于教化读者、娱乐受众两方面的功能，这是“教会报”创办的根本目的与宗旨，自不在言。本文在阐释该报的主要内容时已做详明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结语
《台湾府城教会报》不仅是“台湾创刊最早的刊物”[42]，“台湾新闻史的肇端”[43]，“为台湾新闻传播发展开创崭新的一页”，而且“在台湾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44]。它透过传教士及台湾本地信徒的书写，在报道台湾基督新教长老会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之余，也保存了相当部分有关台湾社会动态的记录，抒发出有别于官方文本的民间思想。如登载大量长老会最早在台湾推动西式教育，教会各级学校生源状况、学生数目、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经费使用、教学评估等信息；登载教会所属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的具体情况；登载早期传教士对台湾原住居民社群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登载有关“白话字”好处的讨论以及这种文字在台湾推广、应用的情形；登载台岛民俗民情、对外交往、自然风物、天灾人祸等等方面的记录，均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它是研究台湾教会史、社会史、交通史、语言史、文字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的活档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发掘它的文献价值。
注 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25页。
[3][13]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7页，第192页。
[4][8]〔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2页，第5页。
[5]陈才俊：《基督新教在南洋的对华拓教活动》，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6][19][25][33][38][39][41][42]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台北：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16日―18日），第10页，第2页，第3页，第6页，第7页，第7―9页，第9页，第1页。
[7][32][43]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标题目录（1885―1895）》，载《台湾神学论刊》第25卷（2003年）。
[9]辛广伟：《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22]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p19, p66.
[11]林昌华：《甘为霖牧师―十七世纪台湾教会史研究者》，载《台湾风物》第54卷第1期（2004.3），第167页。
[1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14][15][16][28]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1995年版，第6页，第7―8页，第6页，第72页。
[17]张明兰：《关于巴克礼博士的人与事》，省略.tw/20030524/news/nxyzh/
[18]《论教会报》，载《教会公报》第81卷，光绪十八年一月，第3页。转引至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第2页。
[20][40][44]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第73―75页，第71页。
[21][24]赖永祥：《教会史话》（第一辑），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61―62。
[23]吕兴昌：《白话字中的台湾文学资料》，台北：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1994年12月6日，ws.twl.ncku.edu.tw/hak-chia/lu-hen--chhiong/lu-heng-chhiong.htm。
[26] M. Dickson, Letter, Jan. 31, 1872.The Messenger, May, 1872. p113.
[27]陈梅卿：《清末台湾英国长老教会的汉族信徒》，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台湾》，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29]Edward Band, Barclay of Formos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Ginza, Tokyo, 1936,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67.
[30]潘贤模：《台湾初期的新闻事业》，载《报学》第2卷第5期（1959年），台北：台北市编辑人学会，第25页。转引自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第72―73页。
[31]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教育资料选译――白话字的利益》，载《台湾教育史研究会通讯》第4期（1999.5）。
[34]《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回聚集之会录（春会）》，1912年2月17日，第2页。
[35][36]黄武东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72页，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