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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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廊坊城市文化建设与国内众多地区的情况相似，面临西方政治思潮、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社会转型等诸多挑战。为了消除这些消极因素的不利影响，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势在必行。第一，对传统文化的内涵缺少充分体现和挖掘。廊坊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其历史可上溯到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里曾是黄帝时期的安虚、元明清时期的京畿之地。从物质文化来看，这里有战国龙冢古墓、宋辽边关古战道、明代北坞清真寺等历史文化遗迹；从非物质文化来看，霸州笙管乐、永清秸秆扎刻技艺、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文安西河大鼓等20余项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这些宝贵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廊坊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本应该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以其深层内涵彰显自身特色。但是，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廊坊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着在大拆大建中割裂历史文脉、抹去城市记忆的误区，忽视了对自身特有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造成了优质文化资源的浪费。第二，对新型文化的吸收缺少自觉规划和对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给我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推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文化的建设带来了诸多困扰。以廊坊为例，一方面，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带来了文化建设的盲目性，带有文化殖民色彩的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攻势契合了城市发展中求新求变的浮躁心态，不断侵蚀着廊坊自身优秀的、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对城市文化建设的片面理解带来了盲从性，使处于京津两大都市之间的廊坊在北京皇城气派和天津商务风范的冲击下迷失了自己。这让蕴涵独特风格且处于跨越转型期的廊坊城市文化建设表现出了诸多不适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三，对文化建设“趋同性”缺少足够的警惕。近年来，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趋同性”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瓶颈。随着科技的高度共享和信息的高速传播，处于不同地域的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越来越便捷，越来越频繁。这样一来，城市在建设与发展中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到实体性建筑的规划上，模仿、复制现象普遍，忽视了能够彰显自身历史沿革、个性特色、品味格调的文化建设。政府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主导和建设主体，在实施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实效性，往往热衷于借助“纵”（城市地标）、“横”（造城运动）两向的发展来提升文化档次，一味追求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等“现代都市”文化形象，在“政绩观”指挥下，盲目追求实效导致的趋同化取代了城市文化的个性发展，导致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这种趋同化的建设模式重表象而轻内涵，重眼前而轻长远，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人文环境的恶化，使城市文化建设严重受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廊坊城市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只有坚持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避免丢失自身传统优势并降低西方文化负面影响及城市建设趋同化的困扰。第一，强化政府的文化自觉意识。政府一方面是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主导者和建设者。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城市文化建设效果显著，就必须有一个具备文化自觉意识的高素质政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城市成员的现实文化需求和城市的长远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文化为底蕴，以规划为引导，实现廊坊先进而独特的城市文化建设。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推动者，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对城市文化建设进行合理的行政指导和干预，兼顾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实现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均衡和谐发展。第二，确定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涵。绿化、亮化、美化等表层物质建设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外在美，而传统特色、品格魅力和人文氛围等深层文化积累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内在美。因此，只有积极发掘自身文化资源，真正确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才能推动廊坊城市文化建设的有效提升，实现城市文化建设由“物”到“心”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廊坊城市文化内涵定位缺乏深度，仍然停留在花园城市、休闲城市的表层城市定位上，没有真正表达出独属于自己的内在文化特质。有鉴于此，廊坊在发掘和确定城市文化内涵时，首先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广泛发动城市各阶层成员对廊坊的文化内涵进行讨论，广泛调查，听取民意，提高城市成员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应组成由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构成的城市文化建设领导机构，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深的专业知识对廊坊的城市发展轨迹进行认真梳理，对廊坊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入挖掘，通过科学的论证分析，对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涵进行准确定位。第三，提升城市自身的文化形象。廊坊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该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快文化制度建设，使城市文化形象管理与建设有据可凭、有法可依，保证城市文化形象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建筑、文化标志、发展定位等因素的管理，充分展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城市建设目标，通过对城市标识、建筑形式、区域绿化的统一管理，通过对廊坊城市主色、市树、市花的精心设计和选择，确保城市文化形象的同一性；以“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河北省民俗文化节”、“中国•廊坊经济贸易洽谈会”等高端会议为重要载体，积极主动地向外界推广和宣传廊坊城市文化形象，使其具有可视性强、感受度深、参与率高的城市文化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开展现代文明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精神，使城市成员充分理解本地文化特色，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展现与传递城市文化内涵。第四，追求个性化的文化发展。文化个性，是城市的DNA，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千城一面只会使城市成员的归属感消失，让城市显得呆板乏味。以城市文化为依托，努力把廊坊建设成为区域内，甚至是国家文化体系中一个个性鲜明的角色，才能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提升城市竞争力。如果相反，那就只能在竞争格局中处于劣势，直至被边缘化。
关键词: 衡水市 文化软实力 文化生态建设
“软实力”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的概念,它相对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而言,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内部凝聚力和国际感召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精神文化的决定性力量。文化生态环境是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信仰崇拜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文化是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对于衡水地区来说,只有达到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才能切实提高区域的文化软实力。
地方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是关系到一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提升一地的文化软实力,事关其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加强地方文化生态保护和建设是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需要。对于衡水地区来说,虽然经济不算发达,但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地方文化资源潜存巨大的优势和价值。近年来,衡水市通过各种措施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特色产业,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如何使文化生态建设进一步为经济发展服务,以经济发展促进和完善文化生态建设,使二者相辅相成,达到双赢,从而提高衡水地区的文化软实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文化生态建设的必要性
1.文化生态建设是加快衡水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都是以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标准来衡量的。衡水虽是农业大市,但农业收入一直落后于省平均水平。衡水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但是从以往的数据分析来看,第三产业(主要是旅游业和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要低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以旅游业为例,以往衡水市在旅游方面投入较少,虽坐拥衡水湖这一天然生态旅游区,但是并未充分开发;文物古迹的挖掘和研究也进行得不深,众多知名手工艺品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并未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旅游资源体现了文化资源的经济属性,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因此衡水地区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一个关系到地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性课题。
2.生态文化建设是衡水地区文化建设,以及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衡水自古为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交流之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衡水地区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为建立有特色的中国本土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为提升河北省,乃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宝贵资源。
3.生态文化建设是衡水文化创新发展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文化都是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都在竭力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才是源泉,只有保持丰厚的原生态文化,才能创造出新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生态文化建设为文化进一步创新储备了丰富的资源,是创新文化的根和魂。
二、文化生态建设之措施
从目前看来,衡水的文化资源比自然资源更为丰富,更具有开发潜能。同时,人文资源的开发不会以破坏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近年来,衡水越来越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除计划把华北内陆具有典型代表性湿地环境的衡水湖打造成集水上游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生态旅游区外,人文资源的开发也逐步纳入了计划。但是,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实现资源开发的合理性,提升衡水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刺激地方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必须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状况,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出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文化发展模式。
首先,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精神能源。精神为行动提供动力。衡水地区的自然条件一般,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省平均水平,工业也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种种事实表明,衡水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困难和障碍。但是衡水人民在同艰苦的环境斗争中,形成了顽强拼搏的斗志、自力更生的品格和勤勤恳恳的务实精神。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帮助衡水人民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和鞭策人们为家乡的振兴和繁荣奋斗。
其次,要充分利用衡水地区特有的文化优势,发展具有衡水特色的文化产业,为衡水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开拓新领域。
最后,要利用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推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作品。只有精品才能成为文化“名片”,才能更好地体现其鲜明特色。因此,我们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精品的生产,以精品来塑造品牌。
提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搞好文化生态保护和建设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这是一项需要各部门互相协调,全民一起参与的事业。政府在其中对于保护区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责任,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文化资源,加大对文化生态建设的投入,健全文化资源管理机构,组建一支业务熟练的文化研究队伍,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所有的这些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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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U4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0-09
无论按景观生态学者将城市景观空间分为“块状一廊带一基质”还是将城市意象分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性建筑物”，道路景观对城市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座城市的灵魂——历史文脉、价值追求、城市个性都会反映在这座城市的景观形态中。由于人们进入城市通常是从道路切入的，所以城市道路景观形态对城市形象就显得更为重要。当我们提出城市道路景观需要强化文化自觉时：这个“文化”首先指的就是先进文化、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城市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及生态文化；这个“自觉”则是指要以这些文化来作为我们的城市道路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将这抽象的精神文化转化为可视的、具化的道路空间形态，融入城市街道景观中。因此，如果承认中华民族有优良的民族文化，每个城市所处的地域有它特有的地域文化，那么中国的每座城市的道路就理应有它的景观特点，而非“千街一面”、“万路同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道路在景观建设中追求的应是不同城市不同街区道路景观的“异”，而非“同”。
一、古今中外道路建设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古今中外，凡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明体，均可以从其道路的景观形态中去发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内涵。
1.古代道路景观中的精神文化
（1）中国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观中的表现
中国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御道、官道（驿道）和神道上。
御道古人认为人有尊卑贵贱之分，皇帝是天子，位处万人之上。这种思想反映在建筑空间上就是“高为尊、低为卑，中为尊、侧为卑”，表现在道路建设上就是皇帝通行的御道必定位处道路的中央。如东汉的都城洛阳的御街、宋代东京开封的御街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王尊民卑的道路空间形态。
秦代驰道也是如此。据载，秦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三丈而树”是指处于五十步驰道中央的三丈路面，“惟皇帝得行”，“诸候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所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反映在道路景观上就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御道在空间形态上分为三：中央部分高于两侧，道中是皇帝的行道，道侧是百姓走的。
驿道反映在驿道上的道路景观主要有牌坊和亭。通过牌坊形成的道路景观，表达当时社会所弘扬的思想价值与伦理道德，能产生极大的文化氛围营建效果。而亭则是古人为表达情感和休憩在道路两侧建的建筑空间景观，是道路的一种附属物，而非仅是园林建筑。
牌坊。在道路中央树起标榜“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取向的牌坊，就是道路景观对古代伦理价值的自觉宣扬。安徽歙县棠樾村的自东北向西南巍然排列、气势非凡的七座牌坊群景观，分别宣传扬的是“智、孝、节、善、慈”等古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文化；福建诏安南诏七座石牌坊群，分别弘扬的是“廉、忠、寿、善、智”等道德价值。这些牌坊都成为古代中国道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宣扬的思想文化无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亭。亭也是古代中国道路重要景观。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古代中国人分、离、送、别时的一种礼节行为表达。古代中国道路上的这种建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空间景观。对道路两旁建立的这种特殊建筑专门投入资金和劳动力，说明了古代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情。亭分长亭和短亭——其设置为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代文献中对亭的解读很多，如“亭，人所安定也。亭有楼”，“亭，留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均与道路上的分别、停留有关。李白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等等。
神道神道也是君本政治在道路上的体现。最初神道是为帝王和有着卓越功勋的武将的陵墓兴建的，后专为帝王陵墓兴建。神道的华表、翁仲、翼马等均是中国君主政治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表现。目前留有遗迹的神道有许多：唐乾陵神道，宋陵（巩义）神道，明十三陵神道，清东陵神道等，都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礼制文化与艺术特点。
（2）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表现
古希腊道路 古希腊重要的道路都是连系神庙和广场通道。从政治文化来讲，古希腊的城市空间形态主要由城市广场、神庙和城市道路来表达。“广场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城市民主精神”，“卫城是当时宗教的圣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因此，神庙和城市广场周边道路四通八达且宽敞、美丽。而这种宽阔、美丽的城市道路是由古希腊政治文化所反映的。
古罗马大道景观
古罗马的凯旋门斗兽场反映的是古罗马的尚武文化。热衷于武力征服和感官享受的罗马人在思想价值取向上一是崇尚武力，二是追求享受。前者导致它为了征服其他民族，修了8万多公里适合于战车行驶和骑兵运行的罗马军用大道，使古罗马城区遍布适合罗马军团通行的城市带形空间——军用大道，以及数以百计的凯旋门；后者导致它修建了许多洗浴场和规模宏大的斗兽场。
为了炫耀武功，罗马帝国还修建了众多的凯旋门矗立于道路中央，如提图斯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等，这些纪功碑式建筑遍布环地中海区域罗马帝国的版图内，成了古罗马大道上的重要景观。
2.近现代国外城市道路建设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进人近现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通过道路景观的打造来展示国家与城市的精神文化并无变化。
华盛顿林荫道——景观形态蕴含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以空间形态来表达政治内涵是华盛顿城市空间最大特点之一。经过160多年的完善与建设，今天的华盛顿林荫道已由当初的“L”形发展成了“十”字形，其景观形态融入了更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华盛顿林荫道的核心景观是华盛顿纪念碑，它的东面是国会山，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北面是白宫，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这种景观形态，至少表达了四种景观文化内涵：一是用城市带形景观语言告诉人们，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居中心地域的是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主持制定的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政体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林肯和杰弗逊纪念堂，则体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美国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二是美国是一个承袭西方文化的国家——华盛顿纪念碑造型为方尖碑，方尖碑源于埃及，它模拟太阳金色的光芒而创作，是古埃及太阳神“拉”的化身，今天，从圣彼德大教堂到圣母百花大教堂，从协和广场到万神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莫斯科，凡西方文化覆盖之地都矗立着代表着宗教意义、文化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方尖碑，方尖碑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华盛顿纪念碑高达169米，座落在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的东西中轴线上，是世界最高的方尖碑，也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最高建筑，这隐喻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政治文化价值的“崇高”。三是道路景观的意识形态性，除上述景观内涵意识形态外，靠华盛顿林荫道周边分别有以“自由墙”形式展示的二战纪念碑，有以“Freedom is notfree”题词的韩战纪念碑和碑体呈V形、好像“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的越战纪念碑，这些都表现出具有美国特色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四是道路的生态文化性，华盛顿林荫道从它开始规划建设那天起，其设计者A.J.Dawning就确立了它的周边绿化植物是采纳“在华盛顿地区气候条件下适宜生长的所有树种的集合”，因此华盛顿林荫道没有更多昂贵的非本地树种，它的绿化是仿自然的生态景观绿化。
香榭丽舍大街——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带形空间展示。香榭丽舍大街（下称“香街”）取自希腊神话“神话中的仙景”之意，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街”。香街位于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凯旋门和大凯旋门的东西中轴线上，横贯巴黎8区，宽约70米，全长约1800米。其人气、名气、财气和文化之气在全球很难找到能与其比肩的。香街集历史文脉、时尚文化、人文底蕴于一体。从历史文脉来讲，它出身“贵族”——由凡尔塞宫的风景设计师Le Notre于17世纪中叶设计，三百多年来，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到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上演了无数影响法兰西、欧洲乃至世界的人间悲喜剧！香榭丽舍一侧，大宫和小宫留下了法国曾经有过的荣华富贵；从时尚文化来讲，香街引领世界最时尚的消费品牌文化，从LouisVuitton到Starbueks，从Pierre Cardin到Versace，从Mercedes-Benz到Citroen，从PATHE到MGM，从Maxim’s到Fouquet’s，从Lido到Planet Hollywood……所有世界著名的品牌一应群聚香街；从人文底蕴来说，从大仲马到小仲马，从巴尔扎克到司汤达，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大文豪的文学名著中，我们都能看到对香街雍荣、高雅、富贵、繁华的描写……
如果说法国人的“浪漫”可以在充满风情的塞纳河两岸的绚丽景观上体现，那么，香街的景观则体现了法国人的“傲慢”——香街是法兰西民族性格和法国文化的空间景观展示。
世纪大道——上海开放精神的体现。如果外滩那些万国建筑的建筑立面及沿街栏杆、灯饰、躺椅等附属设施的西化风格，代表的是旧上海殖民地文化的道路景观的话，那么，浦东世纪大道就是今天上海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展示的道路景观。这条由法国Sommer ist—De Fance设计的“东方香榭丽舍大道”的景观路，西起东方明珠，东至浦东新区行政文化中心，全长约5.5公里，宽100米。世纪大道最突出的特点是：“对100米宽的道路采用了非对称的横断剖面设计，延伸宽达30米的步行林荫道，通过以‘时间’为主题的雕塑展示及纪念性标志物营造壮观的场面……”世纪大道在景观表现上通过“东方之光”、“世纪辰光”、“五行”等雕塑来充分展示道路景观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但由于存在交通、景观与人之间处理的诸多方面问题，也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中西文化及设计思想上存在冲突”、“城市肌理遭到破坏”、“步行林荫道设计生硬”等。还有学者专门将法国的香街与世纪大道进行了从汽车交通、轨道交通、步行交通、景观等多方面的比较，结果，“东方香街”各方面都远逊色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这正说明了道路景观的美需要历史沉淀和人文精神支撑，而对国家、地域文化的了解，并非西方一流景观设计所就一定能完全胜任的。
但直接采用招标的方式来吸引国际一流景观公司对中国的道路景观进行设计，如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说世纪大道是改革开放精神的体现是恰如其实的。
二、城市道路景观建设需要强化文化自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经典的、享誉世界的城市景观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历史文脉，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二是有精神文化内涵，如华盛顿林荫道；三是能反映一定历史时代政治伦理和文化，如古代中国的御道、神道，当今的世纪大道；四是具有生态意义的道路，如华盛顿林荫道。这四方面的特点都可以浓缩为今天我们统称的“文化”。今天，在全国各地正大规模开展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时，要想真正建设出经典的城市道路景观，提升城市形象，创造出生活与精神宜居的城市，就必须自觉地将文化内涵融入城市道路的景观建设之中。换言之，就是要把城市的经典道路景观当作文化工程来做，要自觉地将国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文化作为道路景观建设的指导思想。
1.城市道路景观存在的问题源于建设思想上缺乏文化自觉
强调城市道路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要不分古、今、中、外地重拾过去几千年来世界各国道路景观的原貌，也不是一概否定西方发达国家道路景观建设的优良成果，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摒弃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的“君本”、“尚武”精神和“物本”的价值取向，克服一百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城市美化运动”中的“美本”价值取向——片面强调华而不实的“美”的弊端，用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导城市建设——以适宜人的居住、有益人的成长、反映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等，作为根本出发点来进行我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
目前在城市道路建设与整治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例如：
在道路带状走势上，更多注重的是所谓点、线、面的规范、整洁，强化的是能给人以流畅韵律的道路视觉景观美，而较少考虑这种外在形式美应蕴含的人文内涵；
在道路整治上注重的是“令人焕然一新”的视觉冲击景观，而对城市道路景观应给市民带来的熟悉感、亲和力和亲近感方面表现乏力；
在道路绿化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四季有花”，着眼于花团锦簇等视觉景观效果，而通过道路绿化品种的选择表达特有的人文精神、价值追求较少，通过绿化品种的选择来降低污染、调节气候、净化空气达到相应的生态效果也研究不够；
在“道路质量提升”上，常常表现为不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片面以提高道路造价、档次来尽显豪华，而忽略了研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路景观品质；
所有这些“不仅未能彰显城市精神、凝聚城市人气、强化城市文化资本、提升城市影响力，反而因为崇洋导致新的‘丧魂失魄’，甚至成为笑柄”。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道路景观品质存在的这些问题，均与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自觉欠佳相关。而强化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文化自觉，是克服上述现象的思想基础。遵循文化自觉的道路景观建设，应确立四大基本原则。
2.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四原则
道路景观建设强调的文化自觉，是民族自身的文化，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是有地域特点的文化，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她与科学技术是相反相成的，科技在质和量上，其标准强调的是与国际接轨，而景观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她追求的是道路景观形态的“异”，避免“千城一面”、“万街同景”。
（1）重视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的原则
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文化自信。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国家的文化如果不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就可能失去“文化的自我”，甚至以“西方文化的认同来界定中国文化的认同”。一个在文化上自轻自贱的民族，不仅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同时也得不到“洋”和“外”的民族与国家的尊敬，更违背了《联合国》“充分尊重人民文化”的精神。因此，城市建设的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建立文化自信，并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上，确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确立，绕不开文化传统的把握，而对传统的真正忠诚并不在于单纯的保持传统，而是在于维护传统的连续性。就道路景观而言，首先需要尊重传统优良文化的审美心理与审美习惯。因此，文化自觉就需要从审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景观审美心理与审美习惯中，去区分中西审美心理与习惯的异同，并把握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内在联系，逐渐建立起一套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内涵到表现形式的中国道路景观体系，并最终实现以中国城市道路空间景观形态的特征来表现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
（2）强化地域文化特点的原则
经济的全球化不能代替文化的多元化与地域化。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所处地域的文化都不仅仅只属于这个民族本身，同时也应属于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资格来否定他自身的文化和他所处之地的地域的文化。相反，他倒有责任弘扬、提升他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此来繁荣世界文化。而道路景观上确立强化地域文化原则，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所在地道路景观中，可以产生三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凸显地域景观特色，增强城市的个性品质。这就可以杜绝或减少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被人们所不齿、甚至遭人唾弃的“万街同貌”弊端。
二是可以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本地市民对街道的景观形态有一种亲切感、归属感，使南来北往的旅游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街道景观的新奇感，体察到祖国的文化多样性，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表现了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可以实现由道路景观建设向文化建设甚至社会建设升跃，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是可使道路路域生态环境优化。不同的地域经过自然生态的选择，往往都会形成最适宜于这个地域生长的动植物，这些动植物往往又被当地人所推崇并人格化，形成具有地域意义的“市树”、“市花”、“市鸟”之类的动植物，把这些具有本地生态特色的动植物作为道路绿化的主要植物、街道小品的表现物，既在景观上体现了特色，又对生态环境建设有积极意义。
（3）时代精神原则
人是时代的产物，人不能超越时代正如人的身体不能超越他的皮肤。作为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当然也不能不带有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印记。正如丹纳所说：文化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与周围的风俗”。所谓“好”与“差”不在于是不是有那个时代印记，而在于这个印记是否真实地、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今日中国最强劲的时代精神就是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就要摒弃过去的不利发展的东西；开放，就会受到来自强势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不可能不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受影响的不仅是规划、设计人员，而且市民的审美与兴趣偏好也是如此。开放时代的城市道路建设，不可能像闭关锁国时的城市道路建设那样我行我素，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它至少要考虑四大因素：一是当前世界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城市市民的审美趋向，三是国际社会对城市道路建设的评价，四是城市的经济实力。
从世界城市道路建设的大趋势来说，生态道路的建设是不可回避的；从城市市民的审美趋向来说，城市道路景观品质的多元化是必须考虑的——市民的审美偏好和宜居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城市道路的品质也应是多元化的；从国际社会对城市的评价来说，城市道路的技术标准必须与国际社会“求同”，而它的景观品质则应“求异”；从城市的经济发展来看，只有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路景观，才是普遍受到人们认同和接受的美的道路景观，正如穿金戴银并不等于美一样，城市道路也不是越豪华越美。
（4）生态文明原则
营建与生态城市相一致的生态道路应是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重要原则。只有与生态文明相一致的道路绿化景观才是适合人居住的道路景观环境；只有采用可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能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和道路噪声的材料铺装的城市道路，才是有益人的健康、适宜人居住的城市道路；只有在城市道路中，反映出与城市所在地地域生态环境相吻合的城市道路，才能使市民对道路产生心理上的亲近感、精神上的归属感，才会是人性化的城市的道路；只有那种能在道路景观中找到与周边地域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色彩、建筑立面、绿化景观的道路，才是具有城市地域个性品质的城市道路。
三、文化自觉视阈下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路径
1.思想层面：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景观文化建设理念
人的情感、追求与需求是丰富多彩的，市民对城市景观的需求也应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城市景观构成部分的城市道路的景观特点也应是多元品质的，而不能统一为一个模式。
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思想可以从许多方面解决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并使城市道路景观多元而丰富多彩。可以从以下五个路径来展开建设。
（1）建设有益于人身体健康的城市道路。这种道路景观的建设，着重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街道建筑的科学排列，来实现街道的空气流通，创建一个宜居的环境；通过提高城市道路绿化的生态效益——调节气候、降低噪声、净化空气、减少污染来实现城市道路生态质量的提升。
（2）建设让市民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的城市道路景观。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因此，城市道路就应该有让市民熟悉的景观元素品质。这就需要城市道路注重道路周边环境的历史文脉与人文风俗，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城市道路景观中——从建筑立面、车站、路灯、护栏到果皮箱、休憩椅、路桩，从指示牌、人行道铺装材料的质地、形状到道路绿化植物的种类选择及雕塑与小品的形式与内涵。如果城市道路都建设改造得“焕然一新”，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完全变得陌生了，这样的路显然不会让市民感到亲切、有归属感。
（3）建设具有多元品质的城市道路景观。市民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城市道路理应有多元的品质和多样的道路景观。如开放带来的异域文化，使部分市民喜欢带有洋味的道路景观，作为开放的城市，是可以适当满足这种景观需求的；也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反而增加了对旧街怀念的市民，因此，仿古的、有民国风味的城市街道也应在城市中留有自身的地位；更有许多市民喜欢徜徉于林荫夹道的城市街道，这当然也应得到满足；至于那些希望享受熙熙攘攘的城市繁华的市民，获取文化消费的市民，大享朵颐口福的市民，当然也应一一得到满足，等等。
（4）建设城市精神文化价值取向最具特色的的城市道路景观。最具特色的城市道路景观，不仅仅只有城市地形地貌、植物花卉，同时也应有城市千百年来形成的城市特有精神文化取向。如，上海是开放之城，南昌是英雄城，井冈山市有星火燎原革命传统，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曲阜是孔子之乡……，这些城市如果都能将她们的精神文化通过道路景观打造出来，其道路景观形态就会各具特色，产生经典性。
（5）建设能够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的道路景观。诚如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论所揭示的，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城市满足人们的需求也是有层次的。将这种需求放在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上来看，建设能够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的道路景观的道路才是满足城市市民最高心理需求的道路景观，才是使市民对所在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从城市的历史文脉、市民的风俗习惯、行为文化等多方面来研究，才能做到准确把握。
2.生态层面：以道路生态学理论推动城市道路建设与绿化
通过路域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城市道路的生态可以得到优化。
“道路生态学”从提出至今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最先创建道路生态学的是被称为“道路生态学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T.T.For-man博士。2001年，Forman教授联合总计十四名交通工程学家和生态学家，综合研究了两年多，于2003年出版了《道路生态学——科学与解决方案》（Road Ecology Science and Solutions）一书，由此开创了道路生态学先河。近些年，我国的公路绿化、环保景观设计、新理念指导下的公路设计均是我国路域生态学相关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进展。然而，国外路域生态学所包含的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经验总结等等的研究深度、发展速度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开展路域生态学相关研究，对提高我国城市道路生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道路生态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以路域生态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来改善道路生态，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交通工具、改变出行方式（设立自行车绿道、多乘坐地铁、轻轨等）来减少碳排放量；从第二、三、四部分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在道路绿化中，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通过不同植物的组合和植物种类、湿地系统的建设，来达到降低城市污染，优化人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为宜居城市提供优质的生存空间。
3.学术层面：建立道路景观批评学
十多年前，郑时龄教授针对我国建筑大发展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建筑批评学，并出版了专著《建筑批评学》，推动了我国的建筑学的发展与繁荣。虽然道路也属建筑，但道路景观的线形空间性、动视性、序列性、因动态而形成的景观文化、景观艺术、景观生态展示性特征等，是与郑院士提出的固态的建筑形态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建筑批评学不能够涵盖道路景观批评学。正如建筑批评学推动了建筑本身的发展和建筑质量的提升一样，建立道路景观批评学当然也会推动道路景观质量的提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道路工程呈现出大规模的扩张。以高速公路为例，至2011年，国内高速公路已达到8.5万公里，今年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城市道路规模也处于世界前列。交通部规划，“十二五”末高速公路里程要达到11万公里，将大大超过美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必将进一步推动城市道路大规模发展。规模庞大的路网，催促了道路景观建设，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在做道路景观，其投资规模、工程数量之大，难以统计。但如此巨大的规模，却并未产生像建筑批评学那样的一门道路景观批评学。这导致我国的道路景观建设良莠不齐。即使像上海世纪大道那样由国际一流景观设计公司设计的、高标准的景观大道也问题多多，其他景观道路存在的问题可想而知。一条景观道出来，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电视、网络和报纸上的大量溢美之词，很难看到从学术角度对其进行优劣的评价，这种看不到问题的片面褒扬，长此以往，必然带来更多的景观工程隐患。道路景观批评学的建立，可以对道路景观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描述、分析、阐释、比较、评价、论证、判断和批判，并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客观地、科学地、艺术地和全面地对道路景观及其设计者——道路景观设计师的价值和品质作出评价，从而为道路景观建设的科学评论提供理论支持，并通过这种正常的批评，推动道路景观建设的科学化，促进道路景观建设质量的提高。
4.制度层面：建立道路景观评价组织和管理体系，营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氛围
在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各方参与的景观道路的评价组织，对于推动城市道路景观建设、营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氛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值得借鉴和发扬的经验。
（1）评价组织。国内外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以美国为例，其国家风景道体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风景公路的确立步骤必须有：受风景公路影响的“权利人、当地居民委员会、环保组织和对申请立项感兴趣的其他相关利害人应尽早参与进来”。国内近来也出现了道路景观评价组织，如重庆在“海选”最美街道的过程中，就由地方政府协调组织了鉴街团，对“最美街道”挑刺，并提出完善建议。
（2）管理体系。完善的道路景观建设管理体系对推动城市道路景观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国际上最先推行风景道路体系建设的美国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做法。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风景道路管理体系形成了从主管部门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到管理制度《公路美化法（1965）》（Highway Beauti.fica-tion Act of 1965）、《美国交通运输道路效用法案（1991）》（In tern 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Efficiency Act of 1991，ISTEA）、《国家风景道计划（1995）》（NSBP National Scenic BywayProgram，1995）等一系列管理硬软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景道路管理体系。至2005年止，美国已建设了代表美国“路魂”的全美国家风景道（All American road）和国家风景道（NationalScenic Road）165条，形成了由国家、州和地方级风景道组成的国家风景道体系。
（一）城市文化品牌研究
对城市文化品牌进行研究的学者比较多，学界从各自不同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来探究城市文化品牌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最早提出城市品牌概念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的凯文•莱恩•凯勒教授，他认为城市品牌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综合形成的复杂体系[1]。国内围绕城市文化品牌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个方面：一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理论研究。以田根胜、曾望军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文化与市场及资本的对接与转化进行了研究。田根胜认为，通过文化资本的运营，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形成城市核心竞争力[2]。曾望军认为，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活动、建筑风格、文化氛围、文化产品等共同构成具有鲜明特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代表着城市在国内外社会公众心中的总体形象和评价，并提出用品牌效应来塑造城市形象，通过实施科学的战略管理，实现文化与市场对接，完成文化向资本的转化[3]；二是城市文化品牌的实践研究。许多学者从实践方面对诸多城市进行了研究，并就相关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针对性地提出了思路和建议。如余霖对鼓浪屿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塑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其存在着品牌塑造的高度和深度不够，主观决断多于客观科学定位等问题，尝试重新规划鼓浪屿品牌塑造战略和流程[4]；张平分析了张家港的城市文化品牌特色，对其文化品牌塑造提出了合理化构想和建议①；谢朝清通过分析研究连云港的文化特征，明确提出了连云港城市文化品牌的发展战略，并指出其最终目标就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5]；曹锦扬分析了南通现阶段城市文化的特点，为南通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供了策略[6]。
（二）文化资源整合相关研究
文化资源整合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选取和价值再造的过程，根据市场的需要加以集中优化，形成具有较高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文化资本[7]。随着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资源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中的支点作用，认识到文化资源整合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关键。许多学者对文化资源整合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如何进行文化资源整合提供了方法和策略。主要研究路径有：一是针对文化大省进行文化资源整合的研究。如陈野研究了浙江文化资源及现状，明确了传统文化资源是浙江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指出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还存在着粗放、盲目、低效、闲置、难成品牌等问题，并提出山水生态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名人文化、青瓷石雕文化、经典名作、宗教文化、农村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的构思[8]；何炳武等学者对陕西省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研究，指出存在着开发保护不够、保存现状堪忧、传承力度不足及研究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文化资源整合的有效路径，即开发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利用与传承古籍文献、积极挖掘并申报非遗项目、宣传和推广特色文化等[9]；二是针对城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的研究。如王克明对天津文化资源及现状进行了研究，强调整合开发天津文化资源应遵循的原则，并从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培养和挖掘文化消费需求、重视现代科技和创意、推动文化企业整合重组、发挥民间力量开发文化资源等五个方面对天津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开发[10]；王伟等研究了景德镇陶瓷文化资源概况，提出景德镇加强陶瓷文化资源的整合，可以从加大资源保护力度、维护品牌形象、加强产学研联合，以及政府要加强规划和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进[11]。
（三）文化资源与城市文化品牌的关联机制研究
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前提和基础是整合文化资源，围绕文化资源与城市文化品牌的关联机制问题，许多学者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如：曹萌探讨了辽宁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品牌建设战略，提出了名人牌、名地牌、名产牌及艺术牌“三名一艺”的文化品牌建设战略[12]；王运涛研究了郑汴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资源整合问题和郑开两市的文化品牌建设问题，提出要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科学有效地界定用来打造品牌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资源整合战略和品牌建设思路，寻求有效的方法打造品牌，并做好品牌的保护、保值、增值和创新[13]；关睿研究了武汉市城市文化资源及其整合现状，对如何处理开发城市文化资源和建设城市文化品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4]；汤建中则围绕吴文化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京杭运河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穿越了苏州、无锡、常州、宿州、齐宁等五个城市，于是提出了打造常州“运河五号”城市文化品牌[15]。综上所述，围绕文化资源与城市文化品牌的研究，通常都是通过梳理城市文化的演变逻辑，探讨文化资源对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资源背景下城市文化品牌的特征，从而揭示文化资源与城市文化品牌的关联性，旨在塑造具有城市鲜明特色、传承历史文化、被市民所认同的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整体而言，目前有关文化资源整合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研究，重点尚停留在历史文化、自然环境、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层面，对文化资源、政府组织、公民素质等要素对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认识尚不足，对城市文化品牌如何精准定位、政府如何主导、市场如何运作、市民如何参与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基于文化资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分析框架
城市文化是城市特有的一种气氛，也是城市的特征和灵魂，具体而言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16]。物质文化可分为城市景观、文化产品及文化设施等三个类别，包括城市建筑、城市面貌、自然环境、人文景观、道路交通、文化馆藏、生产条件、经济水平，及特色鲜明的各类文化产品等，物质文化是有形的，但也能反映出城市的价值观念、历史文化、城市精神、民俗风情等，是塑造城市外在形象的客观载体；制度文化可分为文化法规、机制体制及战略规划等三个类别，包括各类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约束着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维持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撑，特别是政府组织，其制定的制度、政策及规划等，对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精神文化可分为市民素质、民风民俗及城市精神等三个类别，反映出城市的精神面貌，体现在城市的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服务等领域，特别是城市精神，凝聚着城市的思想精髓，是城市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引领着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概括而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彼此相互关联，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物化体现，制度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统领，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完整的城市文化综合体系。文化资源整合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密切关联，文化资源整合是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则是文化资源整合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来打造出特色鲜明、公众认同、符合城市个性和未来发展的城市文化品牌，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美誉度。基于文化资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分析框架如图一所示（见下页）。
三、基于文化资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地方实践
文化资源是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要进行城市文化品牌建设，首先必须对城市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整合历史和现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打造出符合城市个性特色的、引领城市未来发展的、被受众群体广泛接受的城市文化品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城市通过整合该市的历史和现代文化资源，大力推行凸显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有效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表1所示。四、城市文化品牌塑造流程与推进策略
（一）城市文化品牌塑造流程
城市文化品牌塑造需要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定位、文化品牌塑造、城市文化行销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完整系统①。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具体流程见图二。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前提是在充分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把握城市定位。所谓城市定位，就是充分发挥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资源的优势，据此拟定城市未来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简单的说就是给城市找一个主题，主题就是作为城市文化特色、核心价值、优势资源等集中反映的“魂”，再根据主题提炼出城市的核心价值。而城市核心价值，是指一个城市具有根本性的、不可替代性意义的价值，是一个城市差异性、城市精神的核心源泉。比如一提到成都，大家想到的就是“花重锦官城”的景象和闲情雅致的生活场面，一提到上海，则是作为国际大都市标志的繁华外滩和紧张工作节奏。城市精神作为文化资源长期积淀的产物，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因而是深邃而抽象的。要让城市精神为世人接受和广为流传，就需要发挥想象和创新，使抽象的意蕴具象化，这就离不开文化创意。所谓文化创意就是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理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创意与文化的两种力量结合使得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和提升，将可能变异消融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实文化。文化创意具有的点石成金的力量，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譬如，西湖是杭州城市文化的经典代表，西湖上的断桥因为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成为坚贞爱情的象征，在江南地区随处可见的一座普通石桥通过文化力和创意力转化为西湖文化精神的象征。文化创意使抽象的城市精神具象化，为塑造、传播、宣传城市精神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文化创意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定位具有鲜明城市文化特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使之呈现文化创意的效果。城市文化品牌就其内涵而论，一定是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的，因为唯一性就是特色，特色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生命力；就其感观而言，一定是具有强烈可识别性的，是能够在一定区域内独树一帜的②。进行城市文化品牌定位，首先要确定城市文化品牌的载体，该载体可以是自然或人文景观，或是某个名人，或是代表一个城市特性的系列形象组合，也可以是某个产品。比如，以“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罄、薄如纸”而闻名天下的瓷器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最有价值的名片和金字招牌，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地深度体现“大器成景，厚德立镇”的景德镇精神和陶瓷文化资源特色。再如闻名遐迩的成都“娇子”品牌灵感来源于大熊猫“娇子”，珍稀而憨憨的大熊猫将成都人休闲文化、对生活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好地诠释了天府之国成都的休闲文化。城市文化品牌确定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特色活动的文化行销，鲜活地展现城市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意蕴。比如由张艺谋、王潮歌和樊跃组成的“铁三角”联合打造《印象•西湖》、《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印象•普陀》等系列《印象》作品，巧妙地利用文化创意宣传城市文化品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代表作《印象•刘三姐》创意团队把广西举世闻名的两个旅游文化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进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机的融合，利用国内最大规模的环境艺术灯光工程及独特的烟雾效果工程，把广西的音乐资源、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完美地结合，让阳朔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从一个新的角度升华了桂林山水。
（二）推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策略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力推动，也需要遵循市场“无形之手”的规律调节，更需要作为建设主体的广大市民的认同和参与。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及市民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政府的职能在于定规立制、谋划规划、调节控制等，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主导、统领作用；市场则通过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城市文化品牌进行市场营销，推动城市文化品牌深入人心，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从而在受众心目中形成明晰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市民是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决定着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最终的效果。因此，只有政府、市场、市民三者协同合作，上下联动，才能真正推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1.政府主导
政府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品牌、怎么建设、预期效果如何，其关键点就在于政府如何作为。政府应当主动出击，结合城市文化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关文化法规，建立相关机制体制，将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总体战略规划中，把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有效引导、推动、跟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打造出具有城市特色与个性的城市文化品牌。目前，许多地方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重大意义，意识到城市应当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重庆把城市文化品牌构建、城市经济模式设计、城市战略定位、城市主题设计融合在一起，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城市特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山水之城、激情之都”和“红色重庆”作为城市文化的两个基调，城市文化品牌围绕这两点进行规划、进行创新组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①。而千年瓷都景德镇充分利用陶瓷文化这个最为宝贵的文化资源，通过大力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启动老城核心保护和利用区、陶瓷文化科技产业园区、陶瓷文化创意新区等三大文化功能片区建设，大力宣扬“大器成景，厚德立镇”的景德镇精神等各种有效措施，形成了浓郁的陶瓷文化氛围，“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历史盛况正再一次呈现。
2.市场营销
“得品牌者得市场”，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也是与市场充分沟通、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过程。城市文化品牌一经确立，对其进行推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市场营销。市场是一个动态系统，市场运作的过程一定要以物质作为媒介。根据市场规律，充分运用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加强城市人文景观和文化设施的建设，鼓励文化产品的创新创意，以此推动城市文化品牌的物质化，增强受众对城市文化品牌的直观认知。对城市文化品牌进行市场营销，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进行整合营销。根据城市文化品牌的传播目的和受众群体的特点，整合各类传播媒介、公关资源与营销渠道，围绕城市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以强化对城市文化品牌的认知为目的，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营销活动；二要充分运用新媒体。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对城市文化品牌进行营销不能仅停留在主流媒体和广告宣传方面，还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微博、微信、游戏等新型媒介；三是打造城市文化特色鲜明的政府网站。城市的政府网站是一个很好的对外窗口，把城市文化品牌相关的标识、口号、色彩、风格等元素融入其中，特别是建成英文版的政府网站，是进行城市国际营销的最有效的渠道。如，杭州市政府官方网站很有特色，融入了西湖的典型景观，以绿色为主背景色，还可直接链接到英文版网站；杭州宋城的王牌节目《宋城千古情》，将传统舞蹈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演绎了岳飞、梁祝、白蛇传等经典故事，每天进行多场演出，让观众对杭州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其视频及相关材料在网络上也大作宣传，实行网上订票等，通过多渠道的市场运作，成为了杭州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之一。
3.市民参与
在工程建设中，想要确保施工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的技术，如果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能够充分采用现代化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其中技术不仅仅是使施工技术，同时也包括人员素质、检测检验技术、装备、信息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石油化工工程建设时应积极引入各种现代化新工艺、新技术，并且引入科学的考核机制，保证操作规程、工艺流程、施工质量达到相应要求，从而提高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
二、应构建健全的质量管理责任制度
如果缺乏完善的质量管理责任制度，一旦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很难找到责任人追查原因，也不能追责，导致很多人的质量意识不强。为了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施工质量，企业应完善质量管理责任制度，将工程质量控制目标细分到每一个部门及员工身上，明确责任人。同时应建立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如果员工表现优秀，应给予适当奖励，但是如果员工出现质量问题，就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这样有利于将员工的个人切身利益和整个石油化工企业的整体利益相结合，提高施工人员的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念，自觉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应构建完善的质量监督机制
石油化工企业管理层人员应提高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视度，总工程师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制定一套系统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各级质量监督部门、质量管理部门、技术管理部门、经理、总工程师都应该参与质量监督管理，各部门之间应相互协调、配合，共同监督石油化工工程建设中每一个环节的质量。同时，工程项目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应仔细审查关于工程建设的设计文件，并且结合工程施工特点、施工难度及业主的主要要求等因素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监督、管理，并且应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制定详细、具体的监督管理方案及计划。其次，应合理安排实际工程施工中需要的各种检测设备，制定科学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制度和质量监控措施，提前做好质量管理的相关准备工作。另外，应重视“三检制”以及隐蔽工程的验收，必须严格根据国家工程的质量检验标准进行分部分、分项目质量评估，确保施工现场施工的规范性、有序性。
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确保石油化工工程施工质量的关键，拥有一支高技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才可以全面贯彻落实施工质量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措施，促进质量管理工作的顺利开着那，提高工程整体施工质量。因此，石油化工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素质建设，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包括员工的技术素质，同时应重视思想能力、工作作风、专业知识、职业道德素质等多方面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是培养、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石油化工企业应不断根据企业员工的特点完善员工培训系统，并且建立相应的培训考核机制和激励制度，形成一种长效培训机制。如果员工表现较为出色，应适当表示一些物质奖励或者精神激励，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自身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
五、结语
1.1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缺乏长远的规划
合理有效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对于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极其深远的意义。然而，在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发展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是，进行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对于城市发展的意识程度不够到位，缺乏专业性的设计理念，有时没有清楚其意识到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对于城市化建设和人们生存环境的改造就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因此，无法有效地发挥出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具体作用。当前我国进行园林景观建设的过程中，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设计形式上，没有着重考虑园林景观设计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没有与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进行仔细地思考，只是考虑当前的利益，设计理念缺乏长远的规划，进而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无法体现出城市的人文性与文化底蕴
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建设需要从园林景观的设计开始，而园林景观设计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和需要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建设与园林景观设计都应该与人类发展相协调，全满满足人的需要，进而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生存环境。但是，当前城市园林景观建设中，缺乏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设计过程中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景观设计无法体现出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不能够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底蕴。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园林景观的设计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是一种创新性、个性化、复杂性、系统性相结合，能够充分体验出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植树活动。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进行城市化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与城市的发展特性相结合，充分体现出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蕴。但是，近年来，许多城市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偏离来了自身城市的文化特性，无法充分地体现出城市历史文化和自身的特性。
2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策略
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周围环境等方面，此外，园林景观的设计要与时展相协调，进一步有效推进城市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有效地进行。然而，在当前，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导致了城市化建设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为了有效解决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进而有效提高我国城市园林景观的设计，为人们创建出健康舒适的生存环境，为城市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城市建设中的园林景观设计应该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针，全面满足人力发展的需求，进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是为人类提供一个舒适安康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人文关怀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应该全面满足人类的需求，园林景观的设计与人类发展的步伐相一致。通过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能够有效地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存环境。除此之外，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该以生态平衡为主，与当前的发展步伐相一致，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特征。并且，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创新性和个性化，能够有效地体现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的独特性，全面促进城市建设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速度。
3结束语
关键词：文化育人；科教城；文化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44-03
大学城/科教城是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对扩大和持续高新技术研究的需求。当前，致力于内涵提升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也同样是大学城/科教城建设发展所面临的课题。本文以常州科教城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育人的视角探讨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问题，以有助于营造促使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科教城文化生态环境。
一、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目的
文化是人对自身生物性和大自然的加工成果，是对人的生物特性和自然界的改造和调整。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在改变自身与大自然的过程中，必然会依据人的标准和尺度去改变对象，使之合乎人类的意志，由此决定了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是“化人”与“人化”相统一的一体化进程，故而在一定意义上，文化意味着教化与传承，文化育人是文化之本质。
根据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的观点：“文化可以被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1]由此定义可知，作为特定团体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体系，文化必然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密切联系，是该团体成员特有的生活样式。由于文化是人类的社会性产物而非生物本能，只能以社会机制而非生物遗传方式进行纵向传递与横向传播。对个体而言，获得文化的方式是通过参与团体的生活，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学习、模仿集团所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之成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对团体而言，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组织机制，把表现为概念、价值观、行为准则等社会行为规范的文化成果传递给其成员，以此制约和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总之，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最终都通过习得或传递文化而使个体行为发生改变，使之合乎所在团体的行为规范，显示出文化所特有的教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功能体现并融入高等教育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实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也为科教城园区文化共同体加强园区文化建设，发挥园区文化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以常州科教城为例，园区内现有5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1所综合性本科学校，7万余名大学生，550多家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企业、1万余名科技人员。科教城的地理位置与空间布局，使得园区内的高等院校与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以集群化方式比邻而居，高校师生与科技人员、生产经营人员共同生活、学习、工作在相对紧密的空间内。由于园区远离城市闹市区，相对封闭与独立，园区内人员构成相对简单与同质，在客观上为形成一个由高校、研发机构与企业共同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科教城所倡导的“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理念，推行产学研合作模式、构建资源共享平台等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高校师生与科技、生产、经管等方面人员之间的交往、信息交流、观念分享，为科教城园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情感认同的条件。
显然，地利与人和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所谓园区文化是在园区内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相互影响、汇聚和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层面、多主体的特色文化。科教城作为高级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定位与使命，决定了育人是科教城文化之本，是科教城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目的。相比起院校文化、科技文化和企业文化对人的影响，科教城园区文化能够超越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企业文化对人才培养的局限性，在更广视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影响着园区内生活的每位成员，从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二、凝炼园区文化主题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先导
虽然科教城的创建，从空间与人员构成、物质与情感方面为构建科教城园区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可是，文化积淀过程的长期性、文化育人机制的复杂性以及科教城创建历史的相对短暂性，无不要求科教城建设中仍需要增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意识，将文化建设置于科教城园区建设之首位。由于文化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价值观、行为模式，其中，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也是践行文化育人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都有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是文化的产物，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任何社会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于社会个体的文化认同，由于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个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而走到一起的。”[2]因此，明确园区文化建设的主题，使之成为园区内所有成员公认的价值目标、行为模式，则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先导。
作为集国家高职教育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于一体的常州科教城，具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新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两大目标追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责不同，使得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建设目标不同，其文化建设的定位与侧重点必然各有不同，在园区文化建设中必需通过构建统领这三方面文化建设的科教城园区文化主题，以形成统摄园区内各文化建设实体的核心力量。反之，没有科教城园区文化作为园区内各种文化的凝聚与提升，园区内各单位就只是在地缘上的接近而无法在精神层面上产生共鸣与相互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科教城园区文化育人的力度，也不利于科教城园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所以，科教城文化建设工作应由科教城管理委员会牵头负责，在明确园区发展目标定位的基础上，融汇园区内各单位文化建设的现有成果，寻求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三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将其提炼升华为体现科教城特色、具有园区各单位文化共识的文化建设主题。
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常州科教城建设目标可见，“创新”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因而可将其作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的主题。“创新”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民族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将“创新”作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的主题，符合科教城内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价值诉求，以此统领科教城文化建设，将使常州科教城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上层次、上水平。因此，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工作要在科教城管委会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之下，由园区内各企事业单位结合各自教学、科研、生产的实际，借助多种形式、方法、手段与载体，把“创新”的理念融入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实践之中。
三、提升院校文化品质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重点
院校文化是高等院校内部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的总和。高等院校作为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的社会职能，决定了育人是院校文化的本质，育人功能是院校文化的本体功能，其中，“‘文’是育人的核心内容，‘化’是育人的基本方法。”[3]同时，高等院校所承担的传承优秀文化和创新思想文化的社会职能，又决定了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与高质量人才培养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不论是文化传承创新还是高质量人才培养，都需要有优秀、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因为“文明守卫、人文化成、价值批判和引领社会”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与核心重点[4]，要求高校必须以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为核心内容，坚守并提升文化建设的品质，并以此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因此，追求并打造高品质的院校文化，既是院校文化建设的重点，也应成为科教城文化建设的重点。
从院校文化的育人本质出发，高品质的院校文化应是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由此要求高等院校在院校文化建设中，首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继承、弘扬、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目标，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校风校训。对于绝大多数院校而言，这点显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深入研究大学生选择、接受、认同校训中所包涵的价值观的心理机制和教育机制，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精神文化等形态，通过规章制度、校园环境、师德建设、课程教学、课外活动等途径，对学生进行持之以恒、全方位地渗透和影响，力图使理想的人才培养目标变成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实际。其次，中国高等院校的文化建设中应格外重视人文精神的涵育与弘扬，尤其对于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而言，加强对学生人文知识的传承，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将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教育的主要工作无疑应该与学生的生存技能有关，为他们提供改造物质世界的本领和能力，但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更应该致力于提升和丰富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因为走向社会的高校毕业生不能仅是掌握某一方面技能、技术的“才”，他/她更应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意识、情感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不仅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和计算机专家，更应该塑造出睿智的灵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5] 有助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院校文化，其品质之高正在于其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
四、强化科技文化育人意识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特色
文化建设既是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宣传与弘扬群体共有的行为模式，使之为群体成员接受、认可并落实在其行为中；同时，文化建设又是文化的整合过程，即不同群体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为新的文化的过程，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的实质上是园区内各种文化的整合，即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三者间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逐渐形成富有科教城园区特色的园区文化体系的过程。对于常州科教城文化建设而言，彰显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中所包含的育人因素，强化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育人功能，应是科教城文化建设之特色所在。
常州科教城内现有数百所科研机构与高科技企业，它们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科技企业，都是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所组成的特定“共同体”，在从事科技研发和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具有科技研发与经营管理活动特点的、为大家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观、道德观、团队精神、行为准则，它们以有意无意的方式渗透到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之中，构成科技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主体，通过单位形象、制度规范、管理模式等表现出来，影响、激励、规范着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所以，虽然不像高等院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但文化所特有的教化属性，使得科研机构的科技文化、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同样具有育人功能。
文化所具有的“有而无在”、“整体性”、“差异性”等特点[6]，令文化是以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体验得到的方式，全方位、持续地作用于生活在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化育个人。但是，由于每个人天赋、经历和需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导致对文化影响的感受、体验及赋予意义和价值存在着差异，使得教化的效果因人而异。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得文化以无形的方式化于育人心，这既是文化育人所特有的强大威力所在，同时也是文化育人的作用容易被忽视、漠视的原因所在。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论，加强科技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理应有意识地强化文化的育人功能，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科研人员、企业经管人员的素质，也会通过文化的传播与分享作用，对科教城中的大学生产生教育作用，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科教城的兴建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高科技企业聚集一处，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提供了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装备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资源共享的平台。加强科教城园区文化建设，形成有助于高素质创新人才成长的思想观念、价值导向与行为模式，将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营造良好氛围，也将为提升科教城文化品位、塑造科教城品牌形象提供持续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美]C.恩伯和M.恩伯.文化的变异[M].杜彬彬，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9.
[2] 袁贵仁.关于价值与文化问题[J].河北学刊，2005，（1）：8.
[3] 韩延明.强化大学文化育人功能[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0，（1）：21.
[4] 王冀生.中国大学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42.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的内涵及作用
(一) 社区文化的内涵
我国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社区文化进行了界定：“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的总和；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文化现象的集成，即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一定特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群体意识等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社区文化的涵义涵盖了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包括了文化设施场所等物质文化条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又包括了村规民俗、法律规范的制度文化，以及各类社团组织。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1、塑造提升的作用
由于社区文化内容广泛, 因此能够为居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达到正确看待自身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目的, 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迷信邪说, 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2、促进相互联系的作用
当今城市里的许多居民由于工作繁忙，压力较大，对社区及其他人和事务不关心,这种情况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沟通越来越少。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为居民促进感情、加深了解提供了平台。丰富的文化生活能够不断促进人与人的交流,使得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增强,协调了人际关系。
3、休闲健身的作用
社区文化建设有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充实居民生活, 并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 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可以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通过设立体育角, 成立健身操队、武术学校、健身健美学校等, 能够推动社区全民健身活动, 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
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社区自身不够重视
社区文化建设在一些地方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社区文化建设要有一定的投入,但在短期内又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发展社区文化的积极性不高。一些社区管理者认为文化建设是可有可无的事,无关社区发展的大方向,致使社区文化发展缓慢。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居民的文化活动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发展受到了限制。此外,一些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主动性不强,也限制了社区文化的发展。
（二）缺乏专业的社区文化工作队伍
建立专业的文化干部队伍,是发展社区文化的重要人才保证，但当前社区中缺乏专业的文化干部队伍,有的社区将负责其他事物的工作人员用来临时为文化工作服务,使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相混淆,造成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内容没有分开细化,各项事业都无法有效开展。由于缺少专业的文化工作人员,且人少事杂,管理干部在工作上往往力不从心，效率也随之下降。此外,由于社区文化工作机构效益不好、工资待遇低、办公环境差、工作负担重,现有人才队伍难以稳定,更无法吸引新的人才。
（三）社区文化投资途径有限，经济主体未能广泛参与
目前,社区文化活动主要分两部分,列入地方政府社区建设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国家出资, ,居民自发组织的社区文化活动则主要由社区居民自筹资金。可见,社区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未能充分吸引各类经济主体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缓慢。
三、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地方政府要对社区文化建设加大支持力度
社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比如，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时要考虑社区文化场所和设施的配套,在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制定社区文化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将社区文化建设资金列入每年度的政府预算中，努力培养一批社区文化活动骨干,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
（二）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工作队伍
社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专业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引导。首先,应当建立一个隶属于社区管理机构的文化工作站，配备相应的工作设施;其次,要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以稳定工作人员队伍;第三,在社区文化工作站工作人员的选用上，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保证他们是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工作队伍。
（三）让更多经济主体参与到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我们在发展社区文化产业时，不能像对待经济产物一样，要求其立刻产生出明显的经济效益，而要以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首要目标,不能因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违背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社区文化事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种经济主体运用多种经营方式和投资渠道参与文化产业,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对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建立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共同发展、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文化事业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阿雷恩・鲍尔德温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3]文军，唐区林．变迁与创新：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历史考究与现实分析．2001．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城市学对城市边界的划分多种多样，其中两种划分方式影响最大：一是将其分为行政边界（由区域行政区划而进行的划分）与功能边界（由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功能而进行的划分）；二是将其划分为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有形边界）与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无形边界）③。上述两种划分各有其标准，但又在关于“边界”的基本看法上趋向一致，即都强调了城市边界的防御、隔离意义。这种对城市边界隔离性的强调，意在明确不同城市所据有资源的归属性与不可侵占性，其实正是城市资本扩张属性的表达，其所指向的是“城城”边界。与主张隔离的边界观相对，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对城市空间中的边界进行了新的二元区分，即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所谓刚性边界是指以通透性较差的实体结构为界，以防御和隔离为主，不利于人们交流和停留的界限；柔性边界则相反，它强调包容、贯通和内外的交流，吸引人们驻足和交流①。从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的区分着眼，前述两种二元区分其实都可以归为刚性边界，而柔性边界则提示我们去领悟关于边界的另一种内涵，即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引起的交流与沟通，扬•盖尔将之称为“边界效应”②。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的城市边界是隔离性边界还是沟通性边界？作为与资本扩张模式相对立的模式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关系、超越“城城”关系，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规避区域内城与城之间的资本竞争，促进城市发展与乡土资源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城市边界的提出应同时包含隔离与沟通双重意义：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是对由资本城市所形成的“城城”关系的隔离；另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又是对城市与乡村强化沟通的促动。城市边界引动的城乡沟通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城市作为地方”，对城市地方性传统的集体自觉构成了文化城市的内涵。“文化城市”或“人文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强调以文化创造与人文价值导引城市的发展。然而，“文化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自身却包含矛盾，这种矛盾与“文化”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复杂性相关。有学者对“文化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城市本质上是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①。论者不仅仅肯定了文化优先，更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产”属性，突出了城市文化的“资本”命题。大卫•哈维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揭示出全球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空间垄断而创造空间资本增殖的“垄断地租”。“垄断地租”的要义在于创造有特色的增殖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在资本运作逻辑中，“文化”是使空间特色化的绝佳方式②。那么，如何真正实现城市整体结构中“文化”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呢？通过“垄断地租”这一强大的空间经济工具，资本城市将发生在城市封闭体系中的一切都转化成了为其供给营养的资源。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与“资本”博弈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自身的封闭性。这种城市封闭性体现为双重形态，一是城市单体造成的城市封闭，二是城市单体与单体联合而造成的城市封闭（资本城市意义上的“城市群”）。打破城市的封闭性，破除资本城市的“垄断地租”阴谋，不仅要破除单体城市的封闭幻象，更要打破表面开放、实际封闭的城市群封闭体。所以，城市真正的开放，应是城市对乡土社会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