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7:1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三农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1.1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
就目前而言，三农气象宣传教育缺位，气象主管单位因管理、人力、财力关系没有将气象科学知识及时添加到农民培训内容中，也缺乏相关深入农村的气象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农民欠缺气象科学知识，懂得气象科学知识的人严重欠缺。此外，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选择迁居到大城市中，因此，无法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严重降低了气象信息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
1.2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
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绝大部分气象单位只单纯提供粮食生产服务，但没更深入地提供经济作物、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行业等项目的服务；各级气象部门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不了解，导致在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提供气象服务时，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农民关注的焦点是天气预报，尤其是农业年景预报、农事关键期，以及各种气象灾害事件的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未能提供一个能够推广良好技术及某一地区的农业种植布局的专业指导。
1.3气象服务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现代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网络等方式获得气象服务信息，但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水平还较低，无法完全普及网络、有线电视，造成农民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且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也无法保障。这样导致了农民未能获取及时性的气象信息，一旦遇到突发性、危害性大的气象灾害，气象信息不能及时传输到每个农户，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2三农气象服务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
2.1强化气象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由于气象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虽无法为三农直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气象在生产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提高三农气象服务工作质量，就要强化气象工作者“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意识，开发适用于农村使用的气象产品。因此，气象部门要观测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情况，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此外，还要积极更多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
2.2拓宽气象信息渠道
气象信息传输不顺畅，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为拓宽气象信息渠道，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应积极建立重要灾害天气信息绿色通道，保证气象信息可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村，及时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同时，强化各种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播、电视、简报、电话和手机短信等让农民快速获取气象信息，且让农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气象信息传输技能，更好地利用气象服务，帮助其在遇到气象灾害事件时可立即做出相关应急措施。
2.3强化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
由于气象服务工作质量会对现代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气象服务中的基础性、预测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相关气象单位部门要积极建设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确保在小范围内为农业经济提供准确性高的气象预警和监测服务，利用天气雷达、自动气象雨量站、闪电定位仪等多样化的现代气象探测方法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报，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有效规避灾害性天气带来的风险，保障农户经济效益。
2.4加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相关气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气象服务，与农户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细心、耐心解答农民对气象服务的不解和疑惑。通过气象资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地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气象服务。对于某些让农民因气象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心与焦虑，气象部门应当指导农民获得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预防技巧，及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3结束语
一、实践与问题：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一）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的实践探索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始终是农林高校追求的目标，近年来，农林高校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深化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农科教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事业，为服务“三农”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多途径为农输送、培训人才
自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高等农林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林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专科教育为补充的比较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林高校积极采取措施，多种途径为农村基层输送人才，主要有“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通过考研加分、设立奖学金、补贴或代偿助学贷款等方式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服务三农。此外，农林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定向招生、政府或学校代缴学费、毕业回村的方式，培养农村管理和致富带头人。
2003年，河北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村一名大学”工程，结合普通高等教育和新型农民培训，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框架尝试建立了面向农村的人才培养、输入模式，为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农业高等院校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引起了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近年来，农林高校不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学科整体实力得到显著提高，吸引、汇聚和培育了大批农业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和急需人才，科学研究能力显著提升，为“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共有涉农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6个，二级重点学科60个，涉农博士学位点559个，涉农硕士点1417个（数字统计来源：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的数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农林高校日益成为引领农业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的一支主要力量。
3．致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区域农业发展
从服务“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出发，农林高校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采取校企合作、校地联盟以及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心）等多种形式，送科技下乡，服务区域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探索出了“太行山道路”、“专家大院”、“科技大篷车”等多个服务模式。据调查，“十一五”期间全国独立设置的38所农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达1000多亿元，产生社会效益5000多亿元。
如河北农业大学通过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集合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水利、农机、经管、食品等多个学科，集成了100多项技术成果，创立了河北粮食生产样板区，辐射66．7多万hm2，创造出每公顷出产小麦9700．5kg、夏玉米11154kg、两熟总产19500kg及种植节水一半的集成创新技术体系，累计增产28．7亿kg，累计节水33亿m3，增加经济效益64亿元，为河北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系列技术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并且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研究入选2008年度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4．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创新农业科技培训和推广模式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8所农林高校，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成立的“农科教联盟”，通过联盟协作方式，利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平台等现有网络资源，采取“日校＋夜校，一师兼两教”的模式所建立的农业教育培训和科技推广综合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投入资金600万元，初步建成了中心门户网站和一批科技成果数据平台及基于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网盟高校先后在河北曲周、陕西、江苏等地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成立了由100多名专家成员组成的专门服务“三农”的专家志愿团，农科教联盟整合、制作并开发了30多个大型数据库，180多个多媒体课件，100多小时农业实用技术电视节目，2万多份农业科技资料（小册子），以及1000G可容纳2000多个视频节目的“新农村社区文化数字视频资源包”，开展了各类面向“三农”的科技与教育服务，探索出了一套新型的以高校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直接服务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3万多人次，辐射服务10万多个农户。
（二）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农林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为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分析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主要有：1．农林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林产业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认同度较低，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处于“二元”结构的弱势端。与其他高校相比，农林高校在长期为处于3弱势的“三农”服务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人形象地把农业、农村、农民、农业高校作为中国的“四农”问题［4］。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六所大学中，仅有1所农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确立的96所全国重点大学，有11所农林院校，到2007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07所大学，仅有8所农林大学，国家“985”重点建设高校39所，仅有2所农林院校。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林高校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明显处于“弱势”。2．农林高校吸引力不足，优秀生源少农林院校素来就是考生志愿填报的“冷门”。据调查，目前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3060．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业的仅80万人，仅占2．6％，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四十。因为农业、林业、畜牧、渔业等行业属于艰苦行业，劳作条件差、风险概率比较高，有不少人宁可去学就业后收入较低的职业，也不愿意在农业上辛苦一生。据调查，国家重点建设的农林大学的本科新生实际录取分数线基本上与各省确定的所在批次录取分数线持平，与同一层次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相比，一般相差20分以上。大部分省属农林大学新生录取分数线一直在省（市）确定的分数线上下徘徊，生源质量相对呈较明显下降态势，在同层次的不同科类中基本处于“垫底”位置，造成农林高校招生难、招优秀生源更难，生源质量不高。
3．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与发展需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农林高校特别是地方农林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农林科技成果实验和推广投入大、公益性强、经济回报低，农村生源多、贫困学生比例大，学费标准低等因素导致农林高校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近年来，教学投入虽有增加，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招生规模增长快速，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校外实习基地难以满足发展要求，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受到削弱，培养质量受到影响。
4．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农林企业不发达，市场化技术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规模，农业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林事业单位编制压缩等原因，导致人才通往农林业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一是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不同步。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等原因，人员下岗分流，使毕业生的就业面变窄，而新增长的就业点，如国家实施的“选调生”“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等，由于政策措施尚不配套，特别是国家对农林业没有进行较大的行业倾斜，这些岗位对学科专业背景没有要求，而这些岗位最适合具有农科背景的学生。
二是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对各类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专业的“冷门”将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和层次，对于农林高校毕业生来说，一方面由于农林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导致了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迟缓；另一方面人们对农林高校毕业生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学农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施肥等，学生没有什么精深的知识和技能，不能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为此当农林高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就业时就另眼相看，拒之于千里之外［5］。
5．农林高校的发展，需要行业部门的指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后，农林高校脱离了原来隶属的产业部门，虽然打破了行业部门办学的格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业部门对农林高校支持的力度。
长期以来，高等农林教育、农林业科学研究和农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农林高校难以在科技研发、技术推广上有大的作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高等农林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验与启示：增强农林高校为农
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对策探究增强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科教兴农”战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的摇篮和汇聚农林科教拔尖人才的农林高校，肩负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推广水平，并加强部门合作，促进农科教结合，增强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
（一）建立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支持农林高校为“三农”服务
农林院校承担着农业人才培养、农业科研、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的职责，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科教兴农”战略深入、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粮食安全等，都需要充分发挥农林高校的作用，各级政府部门应设立农林高校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重点支持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林高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着力建设一批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推广、农民培训和大学生创业实践为一体的农林高校试点实践基地，提高农林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能力，进一步推动农林高校教育教学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科技推广的紧密结合，促进农林高校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二）建立多部门合作协调机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高等农林教育工作涉及教育、农业、林业等若干政府行业部门，加强教育部门和行业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探索和建立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着力推动农林高校与行业主管部门、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推动校地合作，逐步建成产学研合作基地，让学生在产学研合作基地进行实习实训，切实加强农科学生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大农林教育的宣传，探讨实施涉农专业免学费制度
为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进事迹，让社会了解农林高校。在加大国家奖学金对农林高校的支持力度，探讨给予农科专业学生与师范类专业学生一样的免学费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报考涉农专业，让学生“知农、学农、爱农”，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6］。
（四）完善农林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
打通农林院校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优秀农科毕业生长期服务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如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制定相关政策，优先选调具有农林教育背景的毕业生，健全到基层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制度。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第三，我们的许多改革也因农民人口增长更快而举步维艰。例如，我们呼吁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负担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这些农民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说了。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金融构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是目前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从辖内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及金融服务状况的调查入手，分析了辖区农村金融在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中还存在哪些难题和障碍，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承德市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情况
(一)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据统计，到2009年6月末，承德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60．4亿元，比年初增加129．6亿元，其中涉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31．4亿元，比年初增加61．6亿元．占比为41_3％．比去年同期增长34．4％。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208．6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37．2％．比年初增加46．6亿元，增长22．3％。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中，三家“农”字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达到78．1％，其中农业发展银行30．1亿元占14．4％，农业银行19．6亿元占9．4％，农村信用社l13．7亿元占54．5％。县域贷款中81％为涉农贷款。从贷款投向看，农户贷款106．3亿元，比年初增加2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7％，农村各类经济组织贷款25．1亿元，比年初增加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0．2％；从贷款用途看，农林牧贷款49．2亿元，农村基础设施贷款38．1亿元。截至2009年6月末，辖区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产业化贷款余额为7．5亿元，其中，仅农业发展银行投放农业产业化贷款就达4．19亿元．农业银行2．7亿元。
(二)央行积极开展窗口指导
人民银行承德市中心支行继续鼓励和引导各金融机构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创新信贷产品，完善担保机制．改进服务方式，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支持有实力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有效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出台加大对“三农”信贷投放的扶持政策，为金融机构积极拓展“三农”服务保驾护航。一是利用小额担保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农民212返乡创业就业的信贷支持，如丰宁县支行在组织农村信用联社深入企业和农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农促工”的窗口指导意见，并指导农村信用联社在工矿企业较多的乡镇开办了“农户借款、企业担保、农户到担保企业务工、企业用农户务工收入还款”业务，截至2009年6月末发放此项贷款余额5647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三是进一步加大对符合信贷条件的乡镇企业、县域经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其辐射拉动作用，扩大农民工就业市场容量，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四是加强外汇管理和政策宣传．为出国务工农民提供优质外汇服务；五是成立反假货币工作站。截至2009年6月末，全市已有215家反假货币工作站挂牌．约有400多名反假货币义务宣传员，县域反假宣传员184名，占全市的85％。
(三)涉农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增加
农村信用社加大投放，实行信贷“增量、扩面、延伸”。截至2009年末6月末，全辖累放农户贷款77．39亿元，农户贷款面达59％；全辖建立农户信用档案40万户，评定信用户29．38万户、授信企业500余家．总授信额度达50亿元。创新和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劳动力转移培训贷款、财政贴息贷款、社团贷款和“个贷企还”等新型信贷产品。同时切实加强农村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近期推出了信通卡．全辖377家基层农村信用社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6月末，累计发放农民工银行卡4万余张。为农民存取款提供了方便：农业发展银行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方面实现了突破，截至2009年6月末，共向以上两方面投入资金达14．3亿元，比年初增长101．5％。农业银行今年以来利用“三农”课堂．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进行培训．通过发放惠农卡．推广小额农户贷款业务，提高了办贷效率，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8个县支行分别组建了“三农”业务工作组，并选派业务骨干充实“三农”业务客户经理队伍，全行“三农”业务工作人员已达75人，占员工总数的8％。截至6月末，农行累计发行惠农卡65734张，发放小额农户贷款18000万元，分别比年初增长1．1l倍和6．53倍，农户小额贷款授信7500户23250万元；为1761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网上银行，为1075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电话银行．发展趋势迅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承德市商业银行不断延伸业务触角，截至2009年6月末，在县区设立分支机构4家，发放贷款13．22亿元，成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有生力量。
二、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农村资金需求
一是由于承德辖区县域经济依然相对落后，经济总量小、综合实力弱、主导产业不强、经济结构单一，以及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交通不发达．加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放慢，全市钢铁冶金、建筑材料、房地产等主导产业面临着愈加增大的市场风险。另外县域信用环境建设与银行贷款投放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农业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难以吸引金融资金向农村的流动。从调查情况看，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比较有限，很难满足农村资金需求。2008年县域生产总值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21．6％，而县域金融机构贷款2008年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8．6％．贷款增速大大低于县域经济增速．农村信贷资金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需要。二是近年来全市农村资金外流问题呈日益加剧的趋势。2008年末，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为43．5％，较2006年下降11．1％，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达175．39亿元，较2006年增长了106．4％。三是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余缺不能相互调剂，一些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而农行有资金但无机构，两者不能有效结合，金融机构存量资金不能发挥作用。四是邮储银行资金有余，但因成立机构较晚，贷款种类较少，信贷资金投放受到限制．其所吸收的资金不能充分用于支持“三农”。如承德市邮政储蓄银行2009年6月末存款47．5亿元，贷款1．38亿元，只占存款的2．91％。
(二)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难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据调查，2009年6月末，全市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427家(其中县城以下机构313家)，金融从业人员3156人．与2000年相比机构减少176家．与1995年相比减少35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较低．目前有l0个偏远行政乡没有金融机构，成为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如农业银行丰宁县支行最多时有11个营业网点，目前只保留县支行1个网点，县城以下无营业网点。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全辖县及县以下农村信用社就有323家，占全部机构的75．6％，邮政储蓄银行66家(其中代办机构57家)，占15．5％。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三)金融产品短缺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多样性的需求
一是农村既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也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既有种植业、养殖业，也有个体工商业、运输业，既有内销企业，也有外贸出口企业．不同的客户对信贷产品的需求不同，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一。目前承德辖区农村信贷产品品种有限，仅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助学贷款、抵质押贷款等少数金融产品，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二是信贷资金供求结构不尽合理据调查，全市前7个月的信贷资金投入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投入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多，投入“三农”及实体经济的少，金融机构对“三农”提供的信贷服务中，生产性贷款多，生活性贷款少。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发放个人消费贷款5．41亿元，仅占其贷款总额的5．04％。三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周期长、额度大的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农村信贷仍以短期化、小额周转性贷款为主．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短期贷款余额99．29亿元，是中长期贷款的12．6倍。有的信用社因农业贷款风险较大，信贷投放有偏离农业的倾向．如某信用社2008年1—12月累计投放贷款954万元，而铁矿采选行业贷款就达790万元，占比高达83％，农业贷款所剩无几。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贷款限额一般在1万元左右，只能满足简单的农业生产，对于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明显不足。同时，贷款期限设置不尽合理。
(四)结算和现金服务不到位难以满足新农村多元化经济结算的需要
截至2008年底，承德市辖区共开立各类结算账户1809505户，其中乡镇账户619007户。个人结算账户占总开户的99．2％，所有金融机构全部接人个人身份联网核查系统。但是辖区乡镇现代化支付系统覆盖率低，支付结算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目前农村的支付结算仍以现金、支票和汇兑等传统结算方式为主。
(五)金融资金高利率难以体现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非常明显，风险较大，并且农业利润较低．在贷款利率上应给予优惠，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村信用社在对“三农”贷款利率的执行上全部实行上浮，并且浮动幅度较大，一般都在50％一l30％之间．有的一浮到顶，达到基准利率的2_3倍，没有真正体现对“三农”贷款利率上的优惠，与国家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时，贷款难的问题依然突出，据调查，87％的农户认为目前贷款不能满足其生产和生活需求。农业贷款的高利率既增加了农民负担，又降低了农业利润，同时农村资金偏离农业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三农”健康发展。
(六)严格的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作用的发挥
一是贷款审批权限的限制。目前，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支行除存单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贷款发放的审批权，贷款审批权集中在省市分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小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贷款审批权也集中在省市分行，因欠发达地区符合上级行规定贷款条件的企业较少，有的即使符合条件但由于金额较小，贷款审批往往受到限制。二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投放的积极性。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问题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发放的积极性，造成信贷人员不敢放贷、不愿放贷。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
一个分工有序、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上．金融组织的结构应当是既有大型、中型金融组织．又有小型甚至超小型的金融组织。因此，要加快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步伐；引导农业银行、农发行县支行加大农田水利、农业开发、农产品加工及其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农村信用社多年在县域经营经验等优势，在服务“三农”中继续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快邮政储蓄银行建设，督促邮政储蓄资金“取之于县，用之于县”；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让不同类型、多种资本本着市场的原则进入农村，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范围，提高农村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形成种类多样、自由竞争、覆盖全面、互补互助、分区高效的银行服务体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使用限制，搞好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资金余缺的调剂，按规定在农村吸收的资金70％投放到农村使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二)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对农村金融的信贷支持政策
鼓励所有金融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对“三农”的资金供给能力。一是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增加农业投入，并根据农业生产特点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实行弹性利率政策，适当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与“三农”经济密切相关的二、三产业倾斜。二是适当限制支农资金利率上浮幅度，正确处理农村信用社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三是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投入支农资金的比例，财政按比例给予贴息，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支农资金。四是人民银行适当降低县域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对县域和城市存款实行差别准备金管理。五是限定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比例，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将盈余资金调剂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为当地农村金融开辟更为广阔的资金来源渠道。
(三)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提供适合于农业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金融部门在贷款投放上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把贷款投放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促进“三农”又好又快发展。可以针对农村经济的需求，积极进行信贷产品创新。一是贷款流程创新。充分考虑农业经济的实际，重构适合县域农业经济的信贷流程，打造在无需担保抵押的“少、短、快”资金需求渠道。二是信贷产品创新。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量体裁衣，设计符合农业经济需求的创业贷款、商铺租赁贷款、整贷零还贷款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服务领域创新。在服务县域地区传统项目贷款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金融服务农业经济的领域，开拓在家庭作坊、劳务输出、专利创业项目等领域的信贷，根据不同的贷款对象，适当扩大担保抵押品范围，解决小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问题满足欠发达地区农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四)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完善贷款责任追究办法
各级金融部门要结合信贷规模，积极调整贷款投放结构，简化信贷审批程序，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资金需求情况和小企业、农户生产经营和诚信状况，适当下放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实行“综合授信”，使其能够在确定的融资额度内随时获得贷款，为农村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制定科学的贷款奖惩管理办法，对支农工作突出的基层机构和信贷人员给予奖励。对贷款出现的风险，应分清主客观原因，有区别的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切忌实行“一刀切”，达到责权利相统一，保护信贷人员贷款支农的积极性。
(五)引导农村金融合理利率定价
目前，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国际经验证明，农村金融能否成功与利率政策关系极大，哪里分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规金融活动就能够顺利的开展起来。农民就能得益。因此，利率定价不能“一视同仁”，要分类客户，制定差别化利率，同时考虑不同经济收入农户的承受水平，在担保方式、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方面因人而异，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国家扶持村镇银行的原始目标是为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注入资本，满足农村和农业的融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以及作为风险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势农业经济，它的天然属性和发展模式严重受自然和市场条件的影响，这不断驱使村镇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将资金转移到盈利更多的标的上，致使满足农村中弱势群体资金需求的政策目标无法实现。这极易动摇村镇银行服务三农、支援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定位。王修华等(2013)通过对重庆、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镇银行的贷款对象的调查数据发现，多数村镇银行把贷款服务对象重心放在县域中小企业身上。从平均值来看，这些村镇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比例占贷款余额的将近一半，为46.1%，最高比例为87%，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的比例平均值则分别为31.8%和13.4%，有的村镇银行甚至还没有发放涉农企业贷款的记录。
二、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村镇银行商业性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务“三农”，但是，在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的规定上，银监会颁布的《暂行规定》则明确表示:村镇银行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一般商业银行性质相同，要按照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和框架运行，把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作为经营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村镇银行的趋利性就决定了要改变其偏好使之服务弱势“三农”，前提是使他们获得收益或者不减少他们的收益。村镇银行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弊端，商业性定位与其履行服务“三农”的职责存在一定矛盾，结果，村镇银行在经营当中不知不觉地就发生了业务的偏离，不能完整地服务于“三农”(柴瑞娟，2009)。可见，如何既保证村镇银行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就成为村镇银行发展经营中的核心课题和改良方向。
(二)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暂行规定》第25条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此项制度被称为“主发起银行制度”。王劲屹，张全红(2013)认为，村镇制度采用“主发起银行制”的创设安排，确保开始就让设立行控股村镇银行，凭借主发起银行的经济实力和管理经验尽量保证村镇银行的经营安全。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主发起银行制”虽提升了经营安全性，同时却也影响村镇银行服务于“三农”的宗旨。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银行一般都在村镇银行中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这样主发起银行很容易会把新设立的村镇银行视作附属或者分支机构，用自己追求高利润的经营模式或其他考虑左右村镇银行的网点分布和经营方针，而不是去考虑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宗旨。例如，近年来外资银行汇丰积极设立村镇银行。截止到2013年8月，已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广东等地设立了12家汇丰村镇银行，加上其下属的10家支行，服务网点达到22个，是在中国内地中拥有最大的村镇银行网络的外资银行。分析人士指出，汇丰银行是利用政策借助村镇银行的设立来达到布局中国大陆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
三、化解村镇银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一)重新明确市场定位
姬雪萍(2011)认为，村镇银行要想找准定位，前提条件是清晰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农民，大致可分为三类——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农民、“先富起来”的农民。相应的，农民状况的层次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发展的阶段性，根据以上三类情况，村镇银行的发展相应地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扶贫，集中发展种植、养殖业，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第二，共赢，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村镇银行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或参与扶持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区域，而且逐步引进了保险、担保、理财、信息咨询、银行卡等相关金融产品，自身规模也有所扩大，即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竞争，随着农业产业条线的延伸和规模化实行，民营企业兴起，村镇银行就能充分依托其投资方的外向型服务功能，这才得以充分显现现代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
(二)改革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主发起银行制”不利于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进行引导，造成村镇银行布局失衡，同时也打击了民间资本等其他投资主体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对现行的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进行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设立与经营。应放宽发起人的限制。我国目前正在考虑对于民营企业设立银行政策的放开，因此，可以规定一些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能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并进行一些试点。
(三)降低涉农贷款风险
关键词：“三农”问题；江汉平原；三分农民
一、引言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与命运。温总理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由此可见，“三农”问题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一直是中国希望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大问题，因此也就是中国要努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如何解决“三农”这个“老大难”问题，中国的不少学者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最终会减少农民的数量，从而通过农民数量的减少进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农民的数量也是很少的，如美国农民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左右，但是其农业科技十分发达、生产效率高，因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非常高。那么，如何减少中国农民的数量，将中国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很高的农民分离出去，既能找到消化中国农民的渠道，解决分离出来的农民的就业、生活乃至致富问题；又使中国的农产品产量不减少甚至平稳的增加，以使解决中国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牢固地建立在依靠中国自己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依靠国外、看外国人脸色行事的基础之上，这是迄今学者们研究颇多的问题，但是还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怎么才能够找到可行的路径，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呢?我们通过研究，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得出了一条新构想。该新构想认为：“三分农民”将是解决中国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可行路径和有效办法。即：通过一系列合理的制度安排，从不同的路径将江汉平原地区乃至湖北省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大量农民，一部分引导到其他非农产业，加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城市就业，既脱农也离土，成为彻底的、真正的、完全的城市人口；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农业升级，从传统的人畜结合型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不依赖或少依赖于土地的高科技农业，进行高投入、高附加值即高产出的工厂化、科技化、集约化农业；一部分农民从现在的地少地小、人畜耕作、精耕细作、广种薄收的传统农业中走出来，从事依赖于土地多、面积大的机械化、规模化、自动化、少人化农业。这样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业人口的减少即农民数量的减少、农业方式的转变、农业人均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产品总数量的稳定甚至增加，有机地联系、统一、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这个“老大难”问题。
为使研究有针对性、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们以江汉平原作为研究的范本。通过针对江汉平原这块有代表性的区域，把“三分农民”构想的路径设计出来，并建构好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而再将这个构想的路径及制度安排推广到湖北及全国有类似条件的地区。下面我们先以江汉平原为例论述“三分农民”构想和制度安排，然后再将这一构想和制度安排推广到湖北及全国有类似条件的地区。
二、“三分农民”的基本构想
(一)一“分”农民离土脱农
让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农民离开他们长久赖以生存的土地是推进江汉平原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江汉平原“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江汉平原农民离土脱农的趋势也将持续推进。
目前，让江汉平原农民离土脱农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一些农民自己开办或加入当地的乡镇企业，自主创业或成为工人，比如，江汉平原的仙桃市彭场镇的一些农民兴办了大量无纺布企业，初步形成了无纺布产业集群，不但自己离开了土地而且还吸纳了本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第二种是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前往大中城市或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务工，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未来这部分离开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进入大中城市或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应该彻底地脱离农村，摆脱目前这部分农民“候鸟式”的四季来回迁移的模式，成为城市的真正定居者，加入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分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好处，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有城市人工作及生活方式的分工，这就为农民进入城市生存、生活提供了空间，也需要农民进入城市来成为这一分工中的一个部分)。
(二)一“分”农民从事不依赖于土地的高科技农业
随着江汉平原农村经营体制的转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走高科技发展之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高科技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它很少需要甚至几乎不需要土地，科技含量非常高，可以用厂房进行生产、作业，即成为工厂化的农业。这种农业生产的虽然是农产品，但是生产的方式、场地，对“老天”的依赖等等，几乎看不到农业的模样，仿佛如工厂一般。
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地区)已经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借鉴、推广。如地处西亚沙漠边缘的以色列，因严重缺水、土地贫瘠，但以色列发明了先进的农业高科技，这种高科技农业主要是通过滴灌技术，将农作物生长在恒温、恒湿的房间里，用很少的水和土地，就可以在荒漠上生产出大量的优质、稳定、高产的农产品，被誉为欧洲的“菜篮子”。又如，东亚的日本大力运用高科技，通过发展无土栽培，在恒温、恒湿温室里，通过无土的营养液生产出了蔬菜、水果等高品质的农产品，创造了无土栽培农业。
我们认为，让江汉平原一部分农民通过学习、借鉴、模仿、实施类似于上述世界某些国家的高科技农业，加速高科技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从事于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化农业，就可以极大地减少江汉平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克服人均可耕地面积少的制约，走出江汉平原地区少依赖甚至几乎不依赖土地的现代化农业，农产业升级换代、不断超越的又一路径。
(三)江汉平原的土地流转
通过前面的“二分”，即江汉平原一部分农民前往外地或本地乡镇务工，甚至自己开办乡镇企业，开始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部分农民发展需要很少甚至几乎不需要土地的高科技农业、工厂化农业，这就使得江汉平原地区的土地大量腾挪出来，从而为发展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第三“分”，即发展大量依赖于土地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奠定了土地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基础。为提高江汉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和真正地开展机械化农业作业，就客观上要求对土地进行流转，提供土地大面积归并、并利用机械化耕作的制度方面的保障，使其为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开辟道路。
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江汉平原原有的以固定“均田制”为统一模型的长期以来缺少创新，土地使用权日趋封闭和凝固，成了禁锢江汉平原农业向社会化大生产迈进的枷锁，因此土地流转十分必要和重要。结合江汉平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其他地区已作的探索，我们认为，江汉平原的土地流转模式至少有如下几种可供参考：责任买断制、股份承包制、统一责任制。
所谓责任买断制，就是一次性补贴江汉平原进城或在本地乡镇企业务工、或自己开办乡镇企业的农民一定的费用，将其土地使用权买断。江汉平原的土地使用权的买断经营，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允许土地使用权在一定的年限(如50年内)一次性出售给农业经营者，经营者购买土地使用权，在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从事农业经营。它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
所谓股份承包制，就是江汉平原进城务工的农民将原有的土地，作为股本，或参股到高科技农业园区，或规模化、机械化农业中，进行投资与分红。
所谓统一责任制，就是江汉平原一部分农民将原有的土地返还给政府，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给农民以实惠，同时这一部分农民，有的进城务工、有的在当地开办企业或当地的乡镇企业务工、有的进入到高科技农业园区成为园区职工。
江汉平原的土地流转模式一般有责任买断制、股份承包制、统一责任制等三种模式。然而，不同的模式都各有其利弊。那么究竟如何进行选择呢?我们认为，江汉平原不同地区应根据当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切不可“一刀切”。如采用股份承包制和统一责任制的地区应该是高科技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基础，且高科技农业是本地区未来发展的主导。因此，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去选择或创新适合本地的土地流转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促进江汉平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与持续发展。
(四)一“分”农民从事依赖于大面积土地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
随着前面的“两分”，就可以使江汉平原地区腾挪出大量的土地，如果我们再辅以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实现江汉平原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就可以为江汉平原发展依赖于大面积土地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创造条件。江汉平原面积广大，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只要能创造实现土地流转的制度条件，就可以搞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后，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发挥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从而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由于科技发达、地广人稀，农业生产中飞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化农业机械应用十分广泛，使其农业生产率及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极大的提高。
目前，江汉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基本上还是小型农机具，一些大规模、联合生产的机械应用很少。为让江汉平原一部分农民从事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就必须要在尊重江汉平原农民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不断建立和创新江汉平原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具体说来：一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尊重江汉平原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和创新江汉平原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五)江汉平原农村金融、农产品流通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随着江汉平原农民的“三分”，为有效促进江汉平原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江汉平原农村地区的金融、科技、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也需要随之改革和完善。具体来说，应从农村金融、农产品流通、科技、社会保障、待业青年等方面着手。
与全国许多农村地区一样，江汉平原农村金融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金融体系、金融服务、金融创新、资金供给、金融人才均被边缘化，严重影响了江汉平原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要彻底扭转江汉平原当前农村金融边缘化局面，促进其健康发展，还必须从消除江汉平原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成因人手，重构江汉平原的农村金融体系，疏通其融资渠道，激活沉淀资金，建立保障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
江汉平原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不健全也严重制约着本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市场建设落后、中介组织水平不高、龙头企业发展不快等。搞好江汉平原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建设六个平台：构建“生产平台”，保证流畅物丰；构建“市场平台”，增强流通功能；构建“组织平台”，提高流通效益；构建“机制体制平台”，强化流通保障；构建“信息平台”，强化流通神经；构建“人才平台”，提升流通水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江汉平原地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的高科技，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江汉平原地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发展本地区的农业高科技：深化江汉平原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完善和健全科研体制，优化科技系统结构；按照“高产、优质、高效、低耗、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要求，加强江汉平原的农业科研开发；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和跟踪，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建立健全高科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疏通科技投入农业的渠道。
江汉平原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引起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要完善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应从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江汉平原的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江汉平原农村出现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如过于庞大，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农村待业青年问题。农村待业青年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个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好江汉平原农村待业青年问题至关重要。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积极发展江汉平原的乡镇企业，尤其是发展集聚、集群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江汉平原农村有专长的各类人才向城市工商等行业转移；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尽可能地让江汉平原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镇建设事业和其他工作；采取“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有计划的移民和户口松动政策。
三、“三分农民”基本构想的推广
我们认为，“三分农民”的总体构想不仅适合于江汉平原地区，也可以推广到湖北省乃至全国其它省份有类似江汉平原条件的地区。因为这个构想的核心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可行的路径分流农民，改变传统农业的单一、窄小、低效模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可见，这个基本构想对湖北全省及全国其他省份都具有较大的适用性。因此，我们认为，湖北全省以及全国其它省份条件类似的地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三分农民”的基本构想，来推进本地区的城乡互动，促进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有些与江汉平原条件不同的地区，如国家自然、生态、森林保护区，就不能把土地拿来搞大面积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等等，这样的地区农民的致富问题，必须另行研究，选择相宜的路径和模式。
(一)“三分农民”基本构想推广的可行性
首先是对湖北类似江汉平原条件的地区，不失有可行性，可以进行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江汉平原是湖北省乃至全国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事实上，湖北省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省份。江汉平原基本上地处湖北的重要城市武汉的上游(武汉也可以纳入其内)。湖北除了江汉平原这块大的平原之外，在其它非大面积平原的地区，也是存在局部的小平原。湖北现在经济发展的格局是，一方面，以武汉为核心的“1+8”城市圈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另一方面，鄂西等老、少、边、穷地区温饱问题还尚未完全解决。湖北省除江汉平原以外的鄂西、鄂东、鄂南地区均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基本特征都是山区面积大，农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但是也存在某些局部的小平原。因此，“三分农民”在湖北省这些地区的推广，就要结合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推广的地区则要大力的推广，不宜推广的则不要硬性推广，不可“一刀切”。
同时，“三分农民”的构想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样，“三分农民”的构想在全国其他省份推广应结合不同省区的发展实际情况。全国有的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实际情况类似，对于这样的地区，则可以进行推广；而有的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对于这些地区，则应探索其他的发展途径和模式。
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湖北乃至全国那些不宜机械地推广这一模式的其他地区，“三分农民”这一构想的实质——即通过几条路径来分流农民，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将土地适度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耕作，提高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水平，发展不依赖或少依赖土地的高科技农业，将一部分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解决中国“三农”的“老大难”问题，则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是值得参考的。
(二)“三分农民”构想推广的措施
1，“三分农民”要围绕当地特色产业进行
湖北及全国其他可以推广“三分农民”构想的地区，在实践“三分农民”构想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不同地区的特色产业进行。特色产业意味着一个地区在发展某项产业方面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每个国家、地区都应该对本地的经济发展进行合理定位，使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因此，湖北乃至全国的每个地区，都应积极培育和扶持本地特色产业。
在湖北省及全国的其他地区实践“三分农民”的构想要围绕不同地区的特色产业进行，通过特色产业的产业化来推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湖北及全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产业优势，如湖北省罗田县的板栗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湖北省英山县的茶叶也成为鄂东地区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产业链年产值超过4亿元人民币。因此，实现“三分农民”，要围绕积极培育和发展湖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特色产业进行。
2，“三分农民”要做好离土农民的相关工作
让农民离土是三分农民构想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让农民离土是有序、科学地离土，而不是盲目将农民赶到城镇。国外的一些城市如印度不少大城市出现的贫民窟给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在湖北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推动城市化进程，都应采取稳步的措施，逐步实现农民的“三分”。
3，“三分农民”要积极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机制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因此，农民进城务工也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现象。但目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各种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这种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务工过程中应得收入，还包括其在城市里定居及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各种福利待遇。要积极在湖北省内和全国推广“三分农民”构想，就要将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作一项大事来抓。一方面，要积极健全保障农民工利益的各项机制与制度，如农民工工会等；另一方面，还应推行户籍制度等相关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家落户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变“叶落归根”为“落地生根”。因此，如果我们能积极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大大提高湖北乃至全国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三分农民”构想的实现，构建一个新型的城乡、工农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三分农民”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扎实稳步推进
实施“三分农民”的构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将“三分农民”的构想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并进行。同时，不同的地区在实施“三分农民”这个构想时，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稳步扎实推进，切不可“一刀切”。
5，“三分农民”的核心：三条路径
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分农民”构想中的“三分”，并不是机械的“三分”，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主要是指出了三条路径。对于江汉平原地区的不同乡镇，对于湖北省乃至全国其他的省份，三分的比例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这一“三分”的核心思想、基本构想是基本一致、可以借鉴的。
一、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背景
邮政系统长期承担政策性业务，自邮电分家后无法自负盈亏，一直依靠国家财政补贴。1986年，中央财政面临财力不足压力，为减少对邮政系统的补贴，乃决定让其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利用邮政现存的网络优势吸收存款。邮政部门所吸收存款不直接放贷，而是悉数上缴人民银行统一运作，借此收取手续费佣金。1990年，邮政部门开始自办邮政储汇局，其吸收存款依旧全额转存人民银行，但以转存利差作为盈利收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深化“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本着商业银行贯彻“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之三性原则，原来充当农村金融主力的农业银行开始战略性撤退农村，撤并县以下营业网点，上收贷款审批权，重点转战城市。1994年成立的农业发展银行，原本定位于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为农业基础设施、综合开发等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但由于资金先天不足，在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未能填补农业银行退出后的空缺。为配合1998年的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主管机关干脆让农业发展银行转型，专职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购销过程的资金融通，在流通领域实行封闭运行。如此一来，留存于农村的正规金融信用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需求，且农村信用社本身问题甚多，坏账比率长期居高不下，使农村金融雪上加霜。邮政储蓄依附于邮政系统，在农村有大量网点，作为“只存不贷”机构，其来自农村的存款转存给人民银行后，只有小部分可通过央行再贷款返归农村，大部分都用于给城市经济发展作贡献。邮政储蓄实质扮演了“劫贫济富”角色，充当农村金融的“抽水机”，使农村本就紧缺的资金进一步萎缩，加剧了“三农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体现服务“三农”战略，必须让邮政储蓄所吸收存款留存农村，同时人民银行也想化解来自邮政储蓄的巨额转存款利息压力，于是开始将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邮政储蓄实施革新，原有8000多亿转存款继续留存于人民银行，但此后新增存款由国家邮政局自主运用。经过四年的自主贷款试营，经过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于2007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资金巨大，如今反哺农村，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贷款难问题。在农村金融的市场结构上，一举打破了农村信用社独家垄断的局面，引入竞争因素有助于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
二、邮政储蓄银行与农村信用社的竞争比较分析
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必须面临直接对手农村信用社，双方在竞争中各具优劣势，必须扬长避短方能在市场中立足，下面就来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
1．邮政储蓄银行相对农村信用社之优势
（1）品牌美誉度。邮政储蓄依附邮政局开展业务三十余年，在广大农村具有广泛的基础，拥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邮政储蓄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各级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活动，农户视之为国家信用，认可度非常高。〔2〕反之，农村信用社实施多级法人制，乡镇级农村信用社都是独立法人、自负盈亏的实体，抗风险能力弱。农村信用社历经数十年的起起伏伏，多次因呆坏账进行整顿，农户在潜意识里有戒备心理，认为其远不如邮政储蓄银行正规。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开展存贷款业务，借助其品牌优势会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2）资金规模优势。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初便坐拥1．7亿储蓄存款，在规模上雄踞全国第五位，资金量丰沛，且之前一直奉行“只存不贷”模式运作，故没有积累不良债权。这样大的资金规模，有助于逐步提高单笔贷款的上限，在扩大零售业务的同时，亦可参与银团贷款、同业拆借等批发业务。农村信用社在这方面劣势明显，总体资金规模偏小，且肩负大量不良资产，制约了其市场扩张计划，很难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
（3）全国统一的结算网络。借用邮政系统的科技优势，邮政储蓄银行拥有自成系统的、全国统一的结算网络，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将3．7万个网点链接在一张大网之上，邮政储蓄系统结算一体化，极为便利，大大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资金流通。邮政储蓄银行的“绿卡”工程实施通存通兑，方便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汇款返家，以及家长给在高校读书的孩子汇款。农村信用社的电子化水平比较落后，在跨域结算领域更是其弱项，很难与邮政储蓄银行相匹敌，在城乡资金沟通上不太通畅，部分客户可能会因此流失。〔3〕（4）零售贷款额度相对较高。邮政储蓄银行的一类支行对小额贷款的额度上限设为十万，客户办理此项贷款非常方便，老客户只须十分钟，新客户也会在三日内办理完毕。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上限一般设为三万，一旦超过上限则需向上级联社报批，周期往往要一两周。农户贷款往往都是救急之用，对申请周期很敏感，故会青睐时效快的邮政储蓄银行。
（5）邮递员可为农户提供实时咨询。由于邮政储蓄银行与邮政局具有广泛合作，邮政局所属的邮递员每日穿梭于各村庄，有需要的农户可向其咨询相关贷款细节，正因为有此种人性化服务，邮政储蓄银行可将其触角伸到农村各家各户，大大扩展了宣传半径。农村信用社没有触角广泛的邮政局支持，只能采用传统方式经营，在潜在客户挖掘上远不如邮政储蓄银行那么主动。
2．邮政储蓄银行相对农村信用社之劣势
（1）高端贷款客户群有待开发。农村信用社驻扎农村50余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后，更是成为农村唯一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广度很大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与高端客户已经建立了牢固情感纽带。在农村尤其讲感情，这些农村信用社的高端客户不会轻易转投邮政储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成立方六年，各项贷款业务才刚刚起步，无法与农村信用社直接竞争。邮政储蓄银行借助其邮政品牌优势，存款端具有相当大比较优势，然而在贷款端却未能与存款端匹配，存贷比偏低。另外，邮政储蓄银行由于采用一级法人制，往往对外统一制订贷款利率，灵活性不足，其利率又远高于农村信用社，不成为农户首选，以致在客户群上只能逆向选择，以高风险的次级客户为交易对象，存在潜在风险。
（2）从业人员金融知识有待提高。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其人员大多直接由邮政从业人员划归，因此总体而言知识层次相对偏低。许多员工尚未能转化思维，银行技能不足，金融风险意识薄弱。〔5〕根据《2013中国金融年鉴》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底，邮政储蓄人员结构中拥有本科学历以上者只有38．8％，这样的人员结构是与作为高技术含量的银行业不相适应的。虽然近两年邮政储蓄银行在市场大肆招兵买马，但是此举毕竟成本太高，只能加强内部培训，让人员的知识结构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得以提升。目前，邮政储蓄银行一直不断加强内部金融培训，但仍不能满足经营业务的快速拓展。农村信用社长期从事金融业务，人员普遍比较专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大型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地区时，趁势接纳了大批原商业银行员工，使其整体专业结构大为提升。因此，从长远来看，邮政储蓄银行要增强竞争力，还得不断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能，也只有人员专业化后，方可增强内在竞争力。
三、邮政储蓄银行面临之问题
邮政储蓄银行如今在市场已运行七年，邮储银行各项业务全面推进，个人储蓄存款余额超过4万亿，各项贷款余额近7千亿，拥有本外币账户数超过10亿户，客户数达到5．5亿人，资产规模已是银行成立时的两倍多，多层级利润中心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可持续赢利能力进一步增强。邮政储蓄银行的年净利润在2007年尚为6．5亿，到了2011年一下子跳到257．9亿，增长势态凌厉，说明当前扶助“三农”的准政策性银行定位是成功可行的。然而，邮政储蓄银行在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如下潜在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影响其长远发展。
1．在管理体制上必须理顺与邮政集团公司的关系邮政储蓄银行是邮政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改革不彻底，在经营上存在产权界定不清。当前邮政储蓄银行的支行分为三类：一类支行、二类支行以及网点。一类支行为邮政储蓄银行直属网点，可办理存贷款和中间业务；二类支行归邮政集团公司所有，除主要负责人由邮政储蓄银行派驻外，其他人员全部归属邮政集团公司。二类支行的管理控制权在邮政集团公司，员工实施混岗经营，由此会影响邮政储蓄银行的政策执行力。由于在安全防范、资金调拨、网络运行上存在业务交叉，一旦出了问题很难划清责任，构成了监管盲区；第三类为网点，完全隶属于邮政集团公司，代办邮政储蓄与中间业务，所吸收存款转由邮政储蓄银行统一运作，业务收入也归邮政集团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对网点无管辖权，仅有业务指导之责任，对违规人员无处罚权，同样存在职责不清问题。
2．金融业务较为单一邮政储蓄银行为了体现服务“三农”战略，主要向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占其贷款总量的80％（如图1所示）。由于在贷款项目上过于谨慎，导致灵活度不够，利率偏高，许多农村资金需求者不敢问津。根据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邮政储蓄银行从事资金业务时主要采用转存款和风险最低的国债逆回购。2012年存放于央行与同业的存款余额有近20000亿，贷款余额仅为11853亿。邮政储蓄银行现阶段存贷比过低，一方面说明邮政储蓄央行谨慎经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在贷款市场拓展力不足。
3．资本金偏低不利于抵御风险邮政储蓄银行自2007年成立以来，存款余额增速极快，短短五年规模扩大一倍有余。邮政储蓄银行资本金起初仅为200亿，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虽然邮政集团公司在此期间也数次增资，但依旧赶不上存款增加的速度。2010年底，邮政储蓄银行的资本金为300亿，资本充足率是8％，根据当年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规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不得低于10．5％，以此新标准计，邮政储蓄银行尚未达标，必须增补资本。根据2012年最新数据，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从1．7万亿升至4万亿，母公司邮政集团公司也将资本增至450亿，只是母公司本身注册资本为800亿，所注入邮政储蓄资本已超过其自身资本一半有余，若再采用全资控股模式已是力不从心。
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之思路
如今中国银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作为新生的邮政储蓄银行必须走差异化道路，要充分利用网点广布农村的特点，继续实施服务“三农”的战略，进一步巩固农村市场份额。根据前面的分析，今后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强化公司治理结构邮政储蓄银行脱胎于邮政系统，至今虽亦已成立六年，但在业务经营上依旧与母公司邮政集团公司有千丝万缕关系，在二类支行出现人员重叠，很不利于金融安全与责任追究。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必须与邮政集团公司进一步清晰产权，逐步走向人员独立。邮政储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必须设立相对完善的风险内控机制，构建有效的风险评价体系，从事合规性经营，避免重蹈之前农村信用社的覆辙。
2．遵循商业银行惯例走上市之路目前，邮政集团公司是邮政储蓄银行的独资股东，随着邮政储蓄银行存款余额不断扩张，为了维持资本充足率最低指标，母公司必须相应增加资本金，目前注资450亿资本金已达邮政集团公司极限。另一方面，邮政集团公司主业在邮政，本身并无金融背景，很难制订有效战略计划，不利于今后邮政储蓄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因此，今后时机成熟时，需遵循商业银行惯例走上市之路，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国外有储蓄银行背景的股东，以便加强市场竞争力。〔7〕
3．加强新老员工的金融培训邮政储蓄银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来自原邮政部门，金融专业技能薄弱，其员工知识结构相对其他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学历、职称比率上更是相差一大截。从表1中数据看出，邮政储蓄银行的学士比例为38．8％，但中级职称以上比率却只有3．3％，说明其近几年为了提升员工层次，招聘了大量应届毕业生，因年限之故尚未能大面积地晋升中级职称。从一个侧面来说，邮政储蓄银行缺乏有经验的中坚金融队伍，新招聘应届毕业生需要在工作中继续磨练，银行必须给他们提供广泛的培训机会，加快其晋升职称的步伐。
4．加强与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当前，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渠道有待拓展，存贷比过低，也就意味着许多来自农村的存款未能返归农村。在此情况下，依旧要注重风险，不可为贷款而贷款，时刻关注贷款质量。在自身渠道尚未完全打开时，可有意识地加强与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利用巨大的资金优势向同业集中性办理批发贷款。邮政储蓄银行固然给定位于零售银行，但根据法的精神，此项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三农”，不要再扮演“抽水机”角色，那么只要向同业的批发贷款最终流向农户，则可实现与零售业务殊道同归。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可重点向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三种新型金融机构进行批发贷款，一举解决其资金不足之问题，又可借助其网络解农户融资之需。
5．利用区位优势发展中间业务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具有广泛客户群，这是一般商业银行无法企及的区位优势，要使优势转化为利润，就必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当前国家积极推广农村保险，邮政储蓄银行可与各类保险机构合作，成为其在农村的点。在农村与龙头企业合作，执行“企业＋客户”模式的贷款，亦可通过龙头企业或担保公司，向农户提供租赁服务。
(一)随着这些年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经营体制的不断变更和发展，以前的救灾救济方式已经难以发挥对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商业保险的引入，能够让农村新的风险保障体系得到健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维护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从而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二)商业保险在农村中的发展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表明，农村中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要严重的高于城镇的情况，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减轻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农民因为意外伤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减少了农村居民因病返贫的现象产生，让农村社会更加稳定，还有一些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商业保险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同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四)商业保险资金投资功能的发挥，支持了农村的一些基础建设，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宽了渠道。同时在农村中，商业保险的发展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等问题。
二、商业保险在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
(一)农村居民保险知识贫乏，导致商业保险发展缓慢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有着对保险的需求，但是因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虽然听说过保险，但是真正对保险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并没有把保险当做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因此他们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本质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业保险工作是一个企业，而企业是属于盈利性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利益最大化的创造和追求。而农业商业保险中，因为自然灾害和一些设施的简陋等等造成了商业保险的高赔付，这就和商业保险的目标相悖。再加上农村保险跨越的地域面积大。单笔保费低、业务分散等等，导致了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成本的增加。
(三)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村所需要的保险产品一般是那种缴费低、覆盖广、缴费灵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险产品。而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所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对于这类保险产品还比较缺乏。再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对于保险金的支付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家近五年来对农村的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通过保险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经营风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农民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就导致了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规模不大，风险集中，商业保险不能在其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三、增强商业保险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一)加强商业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增强
商业保险能够有效的服务“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的建设。能够得到农村中，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商业保险要利用好乡、镇政府部门，积极的做好农村保险知识的宣传工作，加深农村居民对于保险的认识，比如可以在乡镇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办公点以及各个村落的重要路口等进行农村保险宣传专栏的设置，宣传当前的保险基础知识、保险法规以及承保和理赔中的重要事项等等。还可以通过乡镇的相关干部进行集中的保险知识以及典型案例的宣传，增加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教育机构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得到保险知识的普及。
(二)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保险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在为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得到生存，求得发展。二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从目前来看，农村保险的见效慢、成本高以及费用大。但从长远的利益来讲，农村保险业务才刚刚开放，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三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农村急需的医疗、养老以及意外保险保障等，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三)把商业保险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保险的货币增值是靠保险资金的投资来实现的。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多样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农村可以进行投资的各种资源异常丰富。比如农村的畜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开发、沿海养鱼业的发展各种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等等，都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方向和资金运用的天地。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保险公司把资金投入到一些前景好的企业中，这样就能够实现农村经济和企业经济的双丰收为“三农问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