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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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对教育学的满意度情况来看，比例接近，但是满意度较低，都只有2成左右，半数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一般，而有1成左右的学生对教育学不满意。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学课堂教学存在很多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只讲理论、教学方法单一、以讲授为主的情况之外，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当然，一门课能让所有的学生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满意度来看，确实较低，这是我们教育学教师今后要进一步思考的。
二、建议与对策
从整体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对教育学的满意度不高，对学习教育学的态度不积极，这跟学生对学习教育学的重要性形成较大的反差，既然学生认为学习教育学很重要，但为什么又对学习教育学的积极性不高、满意度不高呢?一个方面除了上面结果显示的教师上课只注重理论、轻视实践、教学方法单一之外，还有就是对教育学本身的认识存在误区。因此，教育学这门课没被学生看好，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教育学的认识存在偏差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没讲清楚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生只从书名上去认识这门学科，结果造成了认识偏差。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把握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生不喜欢教育学，对它不感兴趣，觉得枯燥，这与教育学这门课本身的特点也不无关系。因为再有教育经验，再懂教学的老师，也必须面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和特点的问题。因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要把理论讲清楚，又谈何容易。但是学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学生对教育学的不正确的认识，这同时与教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师并没有让学生明白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生在接受这门课之前，并没有多大的心理准备。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但大多数的学生却认为，学习教育学的目的是学到教学技能，从前面的问卷调查结果已显示，70%以上的男生和80%以上的女生都认为，学教育学的目的是掌握教学方法与技能，这正好与教育学的目标相反。从开放式问卷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同学反映，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结合实践，如对“你希望教育学课程能满足你哪方面的需要”的回答中，大多数同学的回答是:“教学方法和技能”，“怎样设计课堂教学，怎样管理班级以及突发事件”、“希望在教学技能与教学设计方面有帮助”等等，从回答的内容来看，都是把教育学当成学科教学法课，或教学技能课，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特征。学生没有认识到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有关于教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一直以来存在较大的争论，存在学科定位的不合理问题，如师范司召开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讨论会简报中提到，“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公共课教育学兼有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两重性质，它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又是一门很强的专业实践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教育学一共只有54学时，在这些课时内，不可能让师范生都能“解释教育现象”，“掌握教育专业技能”，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并“热爱教育事业”。我们认为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应是一门专业理论学科，应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提高教学技能、课堂管理技能的课，只能由相应的学科并到实践中去解决。教育学不可能解决教育中的所有实践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一开始上这门课的时候，必须讲清楚教育学是一门教育理论课程，而不是技能课程。只有把学科定好了，教师和学生都知道学教育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误导学生，也不会让学生在学了这门课程后产生失落感。
(二)教育学教师要理解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自身要懂教学
当前教育学教学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问题是，教师只管讲理论，不能结合具体的实践进行讲解。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驾驭教育学课给教育学教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多数教师的教学不能从实践入手，脱离基础教育实际，教学过程纸上谈兵，空洞乏味，缺乏生活气息”是当前教育学课堂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针对教师课堂上只注重理论讲解，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建议学校给教育学老师和学生一些时间，每个学期有一定的时间专门用于到中小学去听课，不断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感性水平，即在上这门课之前，要在一个见习期，或边上课边见习。教学只有建立在学生的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才会更有效。同时针对教育学教师、教学法教师，长期以来没有中小学的教学实践经验的特点，特别是刚毕业且没有在中小学呆过的教师，必须到中小学教学一定年限。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毕业生，只要从事培养教师教学工作的，都应到中小学进行支教，理解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来。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教育学教师不懂教学，却在上教育学课的时候讲解怎么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此，教育学教师自己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促进教育学教学的有效、高效。
(三)进行案例教学
在调查过程中，有些学生提出了宝贵而又有建设性的建议，这证明我们的学生是希望学好教育学的。有很多学生提出，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教学，在案例中建构教育理论。当前国内一些学者也主张采用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来提高教育学教学的有效性。虽然教育学是理论学科，理论的东西多少会有些晦涩难懂，但如果能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将会有一定的改观。所谓案例教学，“从广义上讲，案例教学可界定为通过对一个具体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与讲授法相对立的”。通过创设生动的具体案例，使学生进入某种特定的事件、情境之中，通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探讨，挖掘案例中隐藏的教育教学规律，从而提高学生创造性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虽然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教学负担，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理论素质与实践水平，但是，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这样做是值得的。
(四)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精神
从自己亲身观察来看，当前的大学生有畏难情绪。我们不能完全被上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所吓倒，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部是教师无能造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学习，都要付出艰辛努力，任何学科都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的浮躁，很多学生不肯花时间来学习理论性的东西，只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些简单的教学技能，这跟教育学的理论要求是不相融的，因为教师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最终还是一个目的，使学生理解教育的相关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学生，要克服畏难情绪，只有真正理解了教育的相关原理，才能真正指导今后的教育教学实践，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才不会盲目。
(五)建议改革评价方式
小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人呢！蒙特梭利认为孩子最初对世界的认识是要通过父母给予的帮助完成的。父母的抚爱、微笑等和善的行为会使孩子产生对客观世界的兴趣以及对其探索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勇敢、自信、友好等亲社会的行为和情感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容易形成依赖感。相反的，如果孩子从一出生就得不到父母的拥抱、呵护、亲近，那么他的心理成长就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对人冷漠、表情呆板、性情暴躁、行为粗野，长大以后有较强的攻击和破坏性。可见，出生后的亲子接触对孩子的情感、智力和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幼儿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并开始体验集体生活基本上都是在3岁左右，3岁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蒙特梭利认为这3年父母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母亲而言。从孩子一出生，母亲就应该多多与孩子接触，与母亲温暖舒适地接触可以帮助孩子慢慢接受并适应新的世界。母亲会发出一种看不见的为孩子所熟悉并倍感亲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孩子比较顺利地度过困难期。这与我们所谓的母婴同步现象是一致的。父母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关心和关注，这样做并不是骄纵或溺爱孩子，而是要在孩子成长中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帮助孩子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自我。
二、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
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曾经是一名合格的蒙特梭利教师，是早期蒙特梭利理论的支持者，他非常赞同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这种观点。父母在孩子成长时也不断地面对挑战，如果父母想要与孩子一起成长，就必须先发展、观察孩子的能力，在理解和爱的基础上接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父母因为忙于工作和生活，很多时候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面对孩子的“拖拖拉拉”和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成人世界的仓促和繁忙让我们忽视了孩子在他特有的年龄阶段本该呈现的样子，而一味地要求他们停止一切“无关行为”，迅速配合我们的步调。早上起床穿衣服，我们要赶时间，不能等待孩子一个一个慢镜头的动作，拿过衣服两三下就给孩子穿戴完毕；早上洗脸刷牙，我们要赶时间，不能等待孩子一边玩水一边洗漱，洗脸刷牙全权代劳。孩子做的事情，即使他们很慢，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真的是会做的。如果我们帮他们完成就是剥夺了他们成长和学习的权利。蒙特梭利认为父母这样做是“鲁莽地拖着孩子做人生的跑步旅行”。父母要学着放慢步调与孩子做慢节奏的努力，用孩子的步调与孩子一起成长。
三、让孩子自由的成长
在孩子发展到可以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父母不自觉的就成为了孩子人生奋斗过程中的第一个敌人。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开始出现并会一直持续着。父母显然是无比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这种疼爱很多时候却变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阻碍。父母不了解孩子与成人不同，成人的自我形成已经完成，但是孩子仍然是正在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恰恰是需要孩子在独立的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完成的。当父母不断地去干扰甚至阻碍孩子去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不妨试着换个角度改变自己的步调来配合孩子，这样就一定会明白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喜悦和成就。父母过多地照顾服侍孩子，实际上恰恰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更多的危险。成长受到阻碍，孩子会停留在发展阶段。不认识危险的孩子如何去辨别危险呢？没有接触过危险的孩子将来一旦遇到危险父母能第一时间来帮他们解决吗？相信孩子，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多提供些探索的机会，他们就会积累更多解决问题的经验，将来才会更加安全，父母才会真正放心。
四、培养孩子自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自我服务的意识，自己照顾自己并且照顾好自己是一种生存能力。首先，在家庭里建立一定的规矩，比如自己吃饭、自己入睡、自己上厕所、自己穿脱衣服穿脱鞋、自己收拾玩具、从哪里拿的东西用完了要放回哪里去等。很多规矩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生活习惯或细节，在建立的时候要循序渐进，不能贪多贪快。孩子在遵守规矩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反复、接受困难等问题，父母不能操之过急，但是也不能轻易就妥协，坚持就一定会有成效。在建立规矩的过程中，因地制宜，采用恰当的方法，避免过多的训斥和责备，避免轻易地妥协或直接替代。适时地采取让孩子自主选择的方法或是冷处理的方法，正面鼓励、正面强化，帮助孩子建立自信，感受成功的喜悦。作为父母努力的为孩子树立榜样，以身作则，给孩子创建一个良好整洁的生活环境。当孩子具备一定的自我服务能力时，可以请孩子帮助家人拿东西、分筷子、浇花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父母及时给予孩子肯定和鼓励，帮助孩子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一定的自我服务能力。
五、发展孩子的交往能力
“商谈伦理学”为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手段:言语交往。其实，这种手段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延伸而出的。在这一理论中，交往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行为方式，语言则被视为重要的交往路径［3］。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制定了一套“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4］。这套规则在“商谈伦理学”中同样被延续下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能被认可的道德规范也是需要语言的，而且这些语言必须遵守“语言有效性要求”，这是社会成员获得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员间相互理解的一条可行性路径。具体而言，“正确性”原则指的是言语者需要运用恰当合理的语法来进行句子陈述，句子和交流过程中不要出现语法错误、歧义等现象，它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条件。比如，“这位是英雄的母亲”就存在歧义:一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是英雄);二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之子是英雄)。“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商谈”，如果商谈的语法都出现了错误，那么何谈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呢?“真实性”原则要求言语者具备真实地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个苹果的形状，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阐释国学教育的内容等。在“商谈伦理学”中真实地表达客观现实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谈双方得以更好、更客观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实地理解了对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标准。“真诚性”不同于“正确性”和“真实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对言语者的要求，也是对听者的要求，即在交流过程中，言语者和听者都需具备真诚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获得对方的信任。“商谈伦理学”认为建立一套可为社会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缺乏真诚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仅为一个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实践基础，而且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执行策略。而这两条对于我国国学教育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为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语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国学教育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了“生活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与主线;第二，它为一个理论提供了脉络走向。“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都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5］所以说，文化要传承就需要进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对于我国国学教育的作用正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国学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国学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国国学教育的走向要以满足“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为目标。在讨论“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意义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国学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及其相互关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实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网络，只是这个网络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国学教育存续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国学教育究其根本，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和谐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围绕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两个特性:一是需要“国学”尤其是国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即“强实践性”;二是需要“国学”及国学教育涵盖范围广，国学要满足存续于“生活世界”中各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这是一种“广对象性”特征。
(一)“强实践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理论若要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通常很少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爱”理念想法很好，它为全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兼爱”却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现实情况，所以并不为统治者接受，最终早早没落。而我国国学要想得到发展、要想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以实践为前提，看看国学在我国当今的市场在哪里、具体应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学或者国学教育的实践和市场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学的市场是要平衡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重利”思想。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利”成为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商人唯利是图、公务员以权谋利等，“毒馒头”“地沟油”“假酒”等案件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会对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导作用。第二，国学教育的市场是沿袭着国学的市场而来的，只有加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才能够使得这些优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认可和普及;而且国学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善和发展。这与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应当称为“百年树思想”。
(二)“广对象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推进的根本依据
“广对象性”指的是价值理论所对应的受众群体需广，它包括两个含义:其一，这个价值理论需要涵盖当前情形下的大多数民众;其二，这个价值理论所涵盖的民众范围愈广则其存在时间愈长［6］。举例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只符合广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却不符合其第二个特征。它之所以被奉为封建时期的圭臬，一个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扬读书人、士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为一些贫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门路，故此其受众群体颇为广泛，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但由于它只宣扬士而轻视其他阶级，所以其对象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会愈加明显，便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了。这种只强调一些人利益的观念并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之中了。国学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也应当以符合这两个含义为目标来设定具体措施:首先，它的服务对象一定要广，不仅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要使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扬。其次，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学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课堂教育上了，而应当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比如广告、影视等，还可以在各个单位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竞赛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据上可知，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可以挖掘出“强实践性”和“广对象性”这两个重要特征，它们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同样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而且这一价值理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将传统优秀理念贯穿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三、国学教育中的三种语言路径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语交往，并为其设定了一套具体施行措施“语言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一理念在国学教育中同样适用，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传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国学教育中遵循“语言有效性要求”，则有利于国学更好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弘扬。
(一)正确性是国学教育表述的基础要求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也可以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而“正确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要求语言文法的恰当与用语的准确。国学教育中的“正确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所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包括思想形态要紧跟党的领导、要与基本国情相一致，即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其次，在进行具体的宣传教育时，用语也需准确。比如要对《诗经》进行讲解与分析时，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汉后才被称为《诗经》的，先秦时还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如果说错了就会闹笑话，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实性是国学教育表达的客观条件
“真实性”原则也更多集中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国学教育中，“真实性”指的是教育者应当具备客观描述一个国学或传统知识的能力。比如，正确描述“孝”的含义，在一些封建卫道士眼中的“孝”是“顺”，无论父母的决定是否正确都一概听之、任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贯“听妈妈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地为父母考虑才是“孝”。而国学教育者在进行国学教育时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
(三)真诚性是国学教育实现的情感要件
中学生的作文教学中，有一条“合体”的要求，就是指作文既要合文体，又要合语体。可是，对贯彻这一要求，作文教学的实际情况却是重文体而轻语体，甚至有的老师对语体还有些陌生。因此，有作文指导中，对文体总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对语体则大都忽略，极少提及。这样，在学生作文中，我们就常会发现一些虽合文体，但不合语体的文章。
如：一学生在记叙文《变迁》中这样写：……阿婆笑着对我说：“自以来，我们家的生活日益美满。我虽年高体弱，不再从事田间劳动了，然而干些家务还精神抖擞的。”
这几句话中的“日益美满”、“年高体弱”、“从事田间劳动”、“虽……然而”、“精神抖擞”等词语，用得不妥，不合乎老阿婆的身份口吻，这里将谈话的口语体，误用正规的书面语体。
再看学生以《道路》为题写的议论文其中一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得出的真理。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从文体看，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是议论文，但从语言材料看，满篇政治术语，像报刊上的大社论，不合作文语体。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证明我们在进行作文教学中，对“合体”的理解还存在问题。为克服这一弊端，我们必须重视作文的语体教学。
“语体”，简言之，就是语言运用的风格。作文语体是文章中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它的形式取决于语境。平时我们在工作、学生、生活中用笔“说话”时，总会考虑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从而选用与之相适应的词语、句式、语气，修辞手法等等。而不会不管什么情境，都用一个腔调说话，这种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由于场合、条件、交际对象、目的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采取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作文语体。从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原则出发，我们把社会上常用的书面表述语言，根据自身特色，暂且将它划分为三种作文语体，口语体，正语体和雅语休。
这三种语体的特点是：口语体多用日常语言（包括方言，俗语、工语），句子可能不合语法规范，但灵活自由，亲切易懂，正语体使用普通话规范语言，还有专门用语、术语，表达规范，严谨，给人以严肃感。雅语体多用古今中外形象性。情感性词语、富于文采和感染力，遣词造句常常突破语言规范。
下面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以《路在脚下》为题，表达对挫折的看法：口语体：地上的路多着呢，哪一条不是坑坑洼洼的？人一辈子也难老是顺当啊，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
正语体：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因而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困难也是必然的。只有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才能有所进步。
雅语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也要披荆崭棘追求真理。
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各具不同的语体特点，这些语体又适合于不同的文体，中学阶段主要训练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种实用文体和散文这种审美文体，在进行作文语体教学中，必须搞清文体与语体的关系。一般来说，文体如语体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以一种语体为主。
如：记叙文－－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说明文－－正语体。
议论文－－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应用文－－正语体。
散文－－雅语体为主，略带口语体。
翻译的对象是译语读者，译者希望通过译文达到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和引起行为反应的目的。译语读者在欣赏带有异域风情语言的同时，也期望从中领略到相关文化，从中得到信息，引起感情的共鸣或是采取一定的行动。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对象是母语为汉语的学生，教师主要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的能力，发展使用英语的兴趣，拓展对英语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学生在课堂上除了学习英语语言技能外，也想充分了解英美国家文化，与本国文化对比，扩大视野，增长见识。综上所述，翻译与国内中学英语教学有两点相似处。一是它们都涉及两种语言的运用，二是它们都是以目标群体为中心的有目的的活动。翻译涉及的要素有原文、源语读者、译者、译文和译语读者等。英语教学中涉及的要素有课文、教师、课堂语言、学生等。翻译是译者通过语言的转换，将原文传递给译语读者，达成传递信息，或表达感情，或呼吁行动的一个过程；中学英语教学则是教师通过语言的转换，将课文传递给学生，达成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呼吁行动三者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国内中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困难
在国内中学英语教学目标的指引下，中学英语课堂正逐步走向课堂语言以英语为主的形式。这要求教师的课堂语言80%-90%为英语，课堂的组织形式尽量贴近英语国家的课堂形式，教师应为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以及用英语表达的潜力。然而，以英语为主的教学形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
（1）语法练习中，教师常常错误使用非谓语动词组成的短语，造成垂悬修饰语；两个相邻句子间缺乏连接词，造成逻辑不顺等；学生的语法错误频发，造成教师纠错的困难。
（2）在单词释义时，教师往往忽略了单词的内在构成和形态，以及不同词性转换的规律，学生没有形成单词网，记忆十分困难。教师的表达方式也不够地道，往往将中文词汇生硬地翻译成英文词汇。学生对地道的英语表达知之甚少，也不知怎样运用。
（3）在课文教学时，教师局限于让学生掌握课文的词汇、语法、句式等，而对文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情感采取了忽略的态度，造成了课文语境的减弱。学生难以体会到课文的要旨和精神内容所在，局限于做阅读理解的单选题，不知道如何把握文章的情感和语言。
三、形式对等理论在国内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将强调以译语读者为中心的形式对等理论应用于当前国内中学英语教学中，便于教师采取适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该理论要求教师在诸如分析课文、讲解语法、解释单词上，尤其需要注意自己对语法、词汇、语境的把握，还要在课堂活动和题型设计上，注意将学生的语法、词汇和理解最大限度地贴近英文原文，在师生共同创造的英语语境中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一）课文分析形式对等理论要求源语语境中意思的一致性，即译语应保留源语营造的语境。将此理论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无论是讲解课文中的词汇、语法还是句式时，都要紧扣课文内容，让学生对课文思想有深入的理解，与作者达到心灵的互动。保留语境的一个方式是教师对课文内容进行延展式教学。（童志刚，2013）比如联系相关书籍、视频、电影、音乐分析课文，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还可以就该话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或布置相关作文，畅谈体会。保留语境的另一个方式是学生小组活动和合作学习。学生在课后查阅相关数据和文献理解写作背景、写作意图、作者生平等，然后根据课文内容整理要点，畅谈理解，做成课件在班上展示，供学生讨论和评价。
（二）语法讲解形式对等理论要求语法的一致性，即译语语法成分应与源语语法成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将此理论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需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的用词用句，使自己的语法与英语地道的语法保持一致，避免中式英语的发生。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出，在同学和教师的纠正下，改正提高，从而使自身的语法最大限度地贴近英语语法。保留地道语法的一个方法是教师在运用长难句时，尤其要注意句子的结构。具体说来做到以下六点：“避免名词重复累赘，正确使用代词，正确放置短语。避免垂悬修饰语，注意并列结构，添加逻辑衔接词。”（Pinkham,2000）保留地道语法的另一个方法是形成纠错系统。英语作业先由小组组长改、纠错，然后由教师审阅、纠错，最后，学生自己改正，书写正确的短语和句子。课堂上，学生发言，其他学生找错，然后教师点评，最后学生及时改正，说出正确的英语短语和句子。
（三）单词释义形式对等理论要求表达方式的一致性，即译语的单词和短语应尽可能地保留源语的单词和短语内在的含义。将此理论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改革单词释义的模式，丰富其内涵。保留地道的表达方式的办法之一是教师可讲解词的构成和形态变化，说明其含义，然后介绍与该词相关的谚语、俚语等加深学生的记忆，提高兴趣。教师还可充分利用“希望英语”“动感英语”和“色拉英语”等视频、动画等教授英语地道词汇。保留地道的表达方式的办法之二是学生准备短语积累本，无论在学习课文、做题还是看视频中，养成随时积累词汇、短语的好习惯。学生还可应用短语造句，或设想场景写对话等。学生可以自导自演小对话，用学过的地道表达法，使对话更逼真，更生动有趣。
四、结语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理解上又有不同视角。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成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而，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养主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并不排斥教育必须从现实规定性出发。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现实的规定性来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树立发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赋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有多种，道德是人们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它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满足特别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协调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道德教育必须化外在道德要求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追求，因此，当代道德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关于主体人格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有学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从客体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教育本身和主体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道德环境，全方位地构建大德育网络。由于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社会巨系统一部分的道德教育与社会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有学者借鉴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研究、阐释了社会至善与个体从善的关系，认为社会至善是个体从善的前提，互为条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规范教育模式，认为当前最大的失调是规范的失调，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规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还有学者主张建立主体参与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强调社会性情感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一）在改进教学组织形式中的启示
高校体育教学在以往的教学工作中，虽然有过突出表现，但对于现阶段的教学环境来讲，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高校学生，倘若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将会对高校体育的教学发展，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为此，本文认为，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可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教学组织形式当中。第一，交往教学理论比较强调师生交流与沟通，而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教师为主导，这就为交往教学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日后的教学组织当中，可以首先播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阐述数据，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与学生互相讨论，之后决定训练方法。第二，在课堂教学当中，不乏有些学生会按照错误的方式去执行，此时的教师应抱有“创新”的态度与学生展开交流与讨论，应从知识上、技术水平上、训练方法上与学生探讨，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训练的错误和动作的失误，之后积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训练，完成知识点的理解和动作要领的领悟，这要比强硬的规定和言辞过激的批判更加有效。所以，交往教学理论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启示在于，促进教学组织的优化和重构。
（二）在进行体育教学评价中的启示
体育教学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体育教学目标及其有关的标准，对整个体育教学过程进行的调查，并评价其价值和优缺点，以求改进的过程。在实际的工作中，体育教学评价主要是划分为评价学生学习、评价教师教学两个部分。首先，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学生学习的启示在于，不再过分强调体育成绩的指标，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训练强度、学习态度、个人能力等情况出发，为学生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并非单纯的强硬训练。第二，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教师教学的启示在于，告别过去的纯成绩比拼，同时促使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增多，帮助更多的高校体育教师放弃“高高在上”的地位，能够站在与学生相等的平台上对话，这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和个人教学能力的领悟，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从目前的教学评价来看，很多高校体育教师都在不断的努力，一方面会实行积极的教学手段，变相体罚等措施得到禁止；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学的框架和实际成果，都得到了提升，总体上的教学趋势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体育教学中，应积极推行交往教学理论，与学生更好的沟通，从而实现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总结
（一）区域活动
所谓区域活动也常被叫做“活动区活动、区角活动、兴趣区活动、活动区教育等”。通俗地讲区域活动就是指教师根据幼儿的相关需要及兴趣取向,结合幼儿教育的相关教育目标等因素,进行一些区域的划分，如积木区、科学区和表演区等，并在这些区域中完成的教育教学活动。
（二）美术活动区域
本研究中美术活动区域是指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以美术教学活动为主的区域。
（三）材料生活性
材料生活性指材料是来源于幼儿生活的，能为幼儿理解、接受。
（四）材料操作性
材料操作性是指材料要便于幼儿使用和操作，有一定的梯度，适合拥有不同能力的幼儿去尝试。
（五）材料层次性
材料之所以具有层次性，从客观上讲是由于客观现实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从主观上看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种由浅到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本文中材料层次性主要是指在活动区角的投放设计上要做到“由易至难，由简至繁，层层递进，步步深入”。
二、理论综述
（一）生态理论
教育生态理论强调教育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学生个体、学校组织，还是区域教育，都存在生态环境并需要优化。只有具有健康的生态环境，处于其中的个体或组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次生自然)力量作用的总和。教育的生态环境就是相对于教育这一主体而言的内外部世界，即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发展有影响、作用的条件、力量等各种外部刺激的多维空间系统，可分为系统外生态环境和系统内生态环境。教育既受生态环境的多因子的综合影响，又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并在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寻求协调，以获得共生发展的目的。美国行政生态学家雷格斯认为，生态环境中的因素可以分为无感因子和敏感因子两种。所谓无感因子是指那些与研究内容没有多少关系，在选择生态因素时可以忽略不计的因子；敏感因子则是指那些与研究内容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关系的因子，这些因子是构建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而教育生态环境是由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规范(文化)生态环境组成的。其中，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人口分布、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建筑物的布局和结构、校园基础设施、学校内外各种绿化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家庭氛围、邻里关系、社会价值取向、社会生活方式，规范生态环境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等都是能影响教育生态系统的敏感因子。在诸多敏感因子中，因其作用不同而又有独立因子、附属因子和交互因子之分。对教育生态系统来讲，独立因子往往是单独对教育产生重大作用的因子，不受研究内容的影响；附属因子常指伴随其他生态因子对教育产生影响的因子；交互因子则是指生态环境与教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子。
（二）活动区投放的层次性
活动区的环境创设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的空间，使每个角都充满教育的潜在功能：操作材料柜与桌椅的摆放要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区角，以便于幼儿随机取放、随时操作，对有交流价值且需要较长时间保存的作品，可利用幼儿站立高度以上的墙面，或以空间垂吊的形式进行展示，最终使环境变成幼儿自主学习的助动剂，即看到环境就想学，接触环境就能学，使环境成为幼儿交流的催化剂，即看到环境就想说，接触环境就能说。一般而言，每个幼儿都会按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来选择活动，按自己的习惯、方法、能力来尝试活动。因此，教师要注意活动区域材料投放的层次性，以个体发展目标创设环境，这有利于不同水平幼儿的按需选择，也有利于幼儿由浅入深地学习、循序渐进地学习。需要注意的是对个别幼儿的特殊需要，可“度身定制”，自然界的物质或生活中的废弃物均能利用，或提供需局部制作的半成品，以帮助幼儿实现经验的升华。
三、实施策略
（一）依据幼儿的不同兴趣“点”有梯度地投放材料
实践中，幼儿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幼儿不同兴趣“点”的需要进行材料的投放。这里所指的“兴趣点”既可以是一些集体所关注的，也可以是幼儿个体所关注的兴趣需要。而不论何种兴趣点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都必须要依据其兴趣开展活动，这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那么，教师要如何获取幼儿的兴趣“点”呢？实践证明，幼儿的兴趣“点”是不断变化的，在寻找幼儿的兴趣“点”时，教师必须从多角度进行观察，从集体关注转移成小组关注，进而更好地发现幼儿的兴趣“点”，并据此进行材料的投放，进一步地激发幼儿探索知识。案例1：某中班，主题活动:“冬天”。这是幼儿在一次聊天过程中所生成的话题。当时，某教师发现在聊天的过程中，幼儿对于冬天的保暖用具非常感兴趣。之后，便组织小朋友们从家中带一些自己曾使用过的保暖用具，如围巾、手套、帽子等。最后，在教学活动中，他组织幼儿一起对这些物品进行了图案、颜色搭配以及线条组合等相关美术方面的观察活动。上述案例中，教师通过参与幼儿日常生活的聊天，获取了他们对图画、颜色、线条的关注点。这种善于捕捉幼儿对保暖用具的兴趣，并以此开展的主题活动，不仅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也完成了相关美术知识的传递，可谓一箭双雕。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幼儿集体兴趣的收集，将使用过的保暖用具作为教学材料投放在了教学活动区中完成了环境创设，并通过美术欣赏活动帮助幼儿获取了相关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依据部分幼儿兴趣，进行了绘画材料的投放，并让幼儿进行了自我想法的表达，这样做极大地激发了幼儿的求知欲望。总之，通过此案例可以令我们认识到，依据幼儿不同兴趣点的需要进行材料投放将有利于我们完成教学任务，提升教学效率。
（二）通过适时性增添难度递增材料以维持兴趣持久性
从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幼儿对一种材料产生兴趣后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能力的转换而发生改变，也会随着材料变化而产生关注程度上的变化。所以，教学中教师必须要针对不同幼儿的兴趣需要及操作水平的不同，适时更换材料，并增加一定的难度，以使幼儿保持持久的兴趣。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不是每次活动的材料失去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后就毫无使用价值了，这时只要通过增添相应的一些材料或者改变材料性质及作用，就可以使其再获生命，这也说明了材料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案例2：“剪窗花”幼儿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而对圣诞节等外国节日非常熟悉。一次偶然，教师发现一些小朋友对窗花非常感兴趣，于是教师与幼儿一同开始收集资料。课上，教师向幼儿介绍了窗花及剪纸的相关知识，并介绍了剪窗花的一些方法。课后，教师还有意识地将材料：“蜡光纸、剪刀”投放在了区角中，希望能够让幼儿进行操作。可事隔几天，区角中活动的小朋友就变得很少了，幼儿对剪窗花失去了兴趣。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幼儿失去了之前高涨的兴趣呢？通过对学生作品的调查与分析，原因找到了。原来幼儿通过活动已经可以从不成形变成了能剪出图形，同时对边剪、对角剪等一些方法已经能运用得很好，所以就造成了兴趣的丢失。这时，教师想是否可以尝试用不一样的材料进行窗花剪纸呢？于是，教师找来了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塑料纸、糖果纸、布、卡纸等投放到了区角中。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试图通过这些材料的增添与丰富，再次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使其继续关注剪纸。而结果也正如设计之初教师所想，幼儿的兴趣再次被激起来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发现教师教学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教师抓住了节日和我国传统艺术的教学契机，实现了既进行传统文化的弘扬、将传统文化与美术相结合，又让幼儿在欣赏、动手操作中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可谓一举多得。其次，教师能在发现幼儿兴趣“点”因材料的单一而改变时，及时剖析问题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再次，教师能够通过自身的观察、比较，将幼儿作品在操作的程度上加以变化，帮助幼儿找到一些兴趣“点”，所采取的增添材料方法达到了激发兴趣的功效。上述三个方面最终促成了教学的成功。这也告诉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在投放的材料上，可通过多种变化，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事实证明，材料变化能使幼儿保持持久的兴趣，使幼儿的探索角度变得更加广阔。
（三）选择性替换材料或增减辅助材料以产生新的问题
活动区材料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替换或者增减以促使幼儿在活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从而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如在小班的泥工活动区域中，教师可将模型、各色彩的泥、刀以及滚条等泥工材料有序地加以投放。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幼儿对已经成型的工具不再感兴趣，对此，如果教师将豆子、牙签、铲子等一些辅材料投放到工作区，幼儿就又会产生新鲜感，注意到这些材料，产生“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呢，橡皮泥和它们一起能做什么”等一系列疑问。这时，教师再及时出现并加以讲解，就能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故而，我们说在幼儿活动区域中选择性地替换或者增减活动材料，有利于我们教育有效性的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在美术区域活动中，“依据幼儿不同兴趣“点”有梯度地投放材料”；“通过适时性增添难度递增材料以维持兴趣持久性”和选择性替换材料或增减辅助材料以产生新的问题的策略是可行的、有效的。同时，本文还认为材料的投放必须以《规程》《纲要》为依据；材料投放的恰当性和适时性直接关系到活动效果；正确而丰富的材料投放为美术区域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幼儿的自主探索活动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提高；应组织多样的美术区域活动，让幼儿能在做做、玩玩的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建议
本文所述的研究结果仅仅是基于本园的实践，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存在着局限性。为此，这里也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同行们从事相关研究或教学有所帮助。
1.教育需要一份责任
责任感是我们从事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教师只有有了责任感，才会更重视幼儿教育，促使幼儿获得更好的发展。人既应该对人有责任，也应该对自然有责任。传统伦理学主要关心的是个人行为的正确性。黄宗羲在《续师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嗟呼！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而非师矣。”而今，道之广闻，业之专精，学生有惑不愿解，亦非师也。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教师，我们应先教育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高度职业责任感的人，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义务。试想一下，要是人们放心大胆地、不加思考地把受教育者的道德、心智及其灵魂信托给教师，而教师却并未意识到这一伟大重托，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呀。
2.发展需要一种坚持
邹韬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之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前进，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这就是坚毅的态度。”古人孟轲也曾作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联系到早教，同样也需教师有种坚持。这是因为在教育教学的研究上，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研究是否能成功，而失败是再所难免的。只有坚持不懈、科学规划和合理实施，才能得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3.成功需要一起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