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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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
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发展
1、前言
伴随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交叉发展，令两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赖。同时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互相竞争更加激烈。我国证券报消息报道，穆迪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在2013年将达到百分之五点七。同时穆迪明确，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发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各类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复苏较发达经济体更加快速。为明确两者具体差别，我们可通过不同国家竞争力标准的制定选择，进行分析研究。
2、国家竞争力反映标准
经济学分析阶段中，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定义较为抽象，从客观层面来讲，对国家竞争力形成作用影响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等众多领域。对具体指标则可进行细分，首先制度层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机构制度。前者对物权以及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将提升国家综合竞争水平。基础设施指标包含两类，即交通设施以及通讯交流与能源设施等。前者涵盖总体交通运力状况、里程总量、港口以及机场规模等。后者则涵盖电力供应、电话业务、移动通信应用量等。
宏观经济也是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涵盖财政平衡、社会储蓄量、通胀标准以及债务状况等。该类因素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可靠稳定，同时作用于政府经济发展变化。基于市场波动性不能有效的进行资源分配，进而会引发供需失衡问题，因而需要借助财政以及货币策略进行有效防控。提升国家竞争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级教育尤为重要。健康指标包括疾病、预防接种、平均寿命等比率，初级教育则囊括具体的工作质量以及入学百分比等信息。
商业成熟度涵盖国内供应商总量以及整体质量水平、集群化建设、竞争发展优势、价值链水平、分布管控、生产工艺水平、营销范畴等。发展创新指标涵盖革新水平、研究开发机构总量以及投入研究总量、产学研应用结合状态、科技人员配备总量等。该类指标对国家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以及综合竞争力将形成显著作用影响。
3、发达经济体同新型经济体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就上述论证的指标内容以及不同发展时期各个国家竞争发展力附加的指标权重，我们通过对两类经济体的计算研究明确，发达经济体涵盖的效率指标、基础要素、创新同综合数据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不同指标数据水平较高同时呈现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兴经济体上述因素则同综合指标绘制系列线形成了较大的距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呈现出稀疏性特点。这样不难看出，新兴经济体指标数量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应对策略
在科学对比分析下我们不难发现，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相对较弱的竞争力，具体影响因素则包括制度层面、相关基础设施、教育事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充的人口总量需要较多食物以及基础设施，对各类防护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视渐渐提升，为此应由多层面入手，提升新兴经济体下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基础要素层面，应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以及企业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应做好家庭财产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体现法律效力以及独立性，对各类犯罪腐败行为进行全面打击，提升政府单位实践工作效率。同时，应有效节约商业成本，强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业制度层面，应实现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财务报表综合审计水平，做好小股东利益的科学保护，提升董事会实践工作效率。对企业投资应强化保护，推进市场发育以及管理监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应做好新兴经济体各类基础设施的管理建设，有目的做好优先管理安排，扩充就业机会，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应进一步优化各类通讯以及能源应用设施，提升电力供应总体质量水平。应进一步优化宏观管理环境，确保社会的长久稳定，实现财政平衡预算，有效管控通货膨胀，提升综合储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债务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水平，实现对外贸易的有效平衡。
应进一步优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级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标层面，则应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扩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丰富网络资源。对在职员工应强化培训管理，提升商品整体市场运行水平，管控地方竞争发展集中性，降低课税影响。另外，应有效协调市场劳资关系，缓解个税负担，科学应用人才，实施按劳分配，推进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动，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场发展管理中，应提升服务有效性，开创优质的金融服务系统，简化企业银行贷款流程，提升风险资本整体可用性，强化流动资本综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债券互换管理制度，进而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与持续创新。应进一步做好技术储备，实现技术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转让，提升新技术手段综合实用性。应不断的吸引国外市场投资，引进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新型通讯手段应用，提升实践工作质量与效率。再者，可扩充市场规模，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推进市场的科学转型，扩充对外开放程度，实现同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创新指标层面，应优化商业制度，扩充商品供给，加快商业集群建设发展，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扩充价值链，完善分销管理控制，强化专业化管控，降低垄断特权。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科技创新水平有限的问题，因此应继续提升创新水平，扩充科学家以及技术工程人员总量，优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同时应实现校企合作，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畅通高科技产品提供获取途径，进而真正缩短发达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差距，获取全面提升。
5、结语
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取市场竞争主动，我们只有针对国家竞争力衡量指标，做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比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实践策略，方能真正创设显著效益，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创新；新兴经济体；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0日
一、金融创新与新兴经济体的内涵及其关系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什么是金融创新？许多知名学者就其概念进行商榷，但最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但总归来说，就是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促使人们不断探求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结构、新的金融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相关因素，进而变更现在所运行的金融体系，实现利润效益的最大化。当然，金融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金融概念的理清也是一个过程。总而言之，对金融创新概念的理解可以试图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解释。
从宏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就像人类发展一样是一部不断更新的历史，它的发展往往与金融界的重大事项紧密相连，金融界每一次登上一个新的台阶，都是金融创新推动的结果。在此层面上的金融创新呈现以下特征：时间跨度特别长，波及范围特别广，且形式多种多样。之所以呈现时间长，是因为每一次创新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来完成；之所以范围广，是因为创新不仅仅在技术领域还包括服务领域、市场机制、结构体系以及与银行相关的一系列业务。
从中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的内涵要比宏观层面的内涵更加清晰，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局限在金融领域的技术以及产品上，通过对这些金融项目进行更新，进而在制度上进行创新，从而提高金融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就技术创新而言，是指运用新的技术或者重新组合各个要素，从而制造出新功能的产品。就产品创新而言，是指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传统产品所不具有的新性能，也提高了原有产品的质量，整体上性价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制度创新而言，则是指变更原有的管理、形式、规则等，从而使整个系统的效率都在原有程度上有所提高。就此层面的意义来说，这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转嫁金融风险，把风险限制在最低限度，积极地适应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变化而做的努力调整。
从微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单单指金融工具的创新。从创新实践上来看，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分为四种类型：信用创新型、风险转移创新型、增加流动创新型以及股权创造创新型。
（二）新兴经济体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这一新的名词开始进入人们的世界，那么如何对新兴经济体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如何正确的审视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新兴经济体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处理同发达国家与加强自身合作的关系？这些问题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都讨论的话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都认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持续不断的蓬勃发展，进而成为新的经济实体，主要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再者，从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迅速增长，呈现赶超态势，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另外，在金融危机的浪潮中，虽然新兴经济体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冲击在发达国家，且新兴经济体在危机过后恢复崛起的势头很是强劲。
（三）金融创新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新兴经济体与金融创新有何联系呢？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推动，金融创新是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后劲充足的动力，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掀开了人类迈向新世纪的新篇章，但是这一过程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金融创新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机遇，促使其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助力，这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充分认可。根据数据统计，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金融的创新又给新兴的经济实体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在21世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第三产业的机遇发展自己，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新型经济体的增多和发展，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日益有声，建立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有了希望。旧的国际经济格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他们才是最大获益者，促使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新兴经济体登上历史舞台，将有利于构建平衡、稳定、互利互惠的格局。
二、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稳定性的影响
新时期，经济领域的环境十分复杂，尽管金融创新促进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增长，但是经济的过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制约着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总而言之，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有利也有弊，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体现在：第一，相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者可以审时度势选择比较安全的金融方，增多了选择项，提高了投资者实际的效益收入；第二，对于筹资者来说，为筹资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筹资渠道，使其能够聚集社会上闲散资金，为其提供了资金保障；第三，对金融机构而言，减少了程序处理的流程，节约了时间，大大提高了资金运转的效率；第四，对经济发展本身而言，打破了资金流通堵塞的障碍，促进经济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创新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金融创新产生了新的金融工具，这些新的金融工具货币性较强，给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实施带来了困惑。与此同时，金融创新给金融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竞争，因此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性就大大减弱，这些矛盾的存在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时期，世界各国普遍呈现出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出现放缓态势一是由于需求不足；二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牵连性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缓解金融创新带来的压力。金融危机产生的市场疲软不仅仅在发达国家，也表现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需求乏力将是各国面对的一种经济常态。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自从爆发了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其中，低碳经济被人们提上了讨论的日程，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试图改变传统的能源结构，开发清洁能源，研发高新技术支持能源的循环利用。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没能在低碳经济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倡导低碳经济的生活方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可想而知，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还是正在进行时，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还是支撑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经济的实施无疑会限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三）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间，世界各国的大宗商品，其价格都有所上升，有的还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商品价格有的呈现回调之势，但总体上仍然会持续增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逐步迈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更多的是一项挑战，因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掌握着更多的资源。
三、金融创新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健康稳定发展的路径
在金融创新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出路在于能够适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便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性的发展。而今，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掌声，这就在客观实际上掩盖了新兴经济实体追求经济发展与快速积累的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跳出大多数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培育中产阶级，扩大内部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的创新带来的机遇是共享的，带来的危机也是波及各国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兴经济体不应该被外部的需求减少打垮，因为新兴经济体内部还有未开发出来的潜在消费者，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形成的中产阶级群体。像中国、巴西等这些新兴经济体要设法把潜在的消费者变成实际的消费者，培育正在发展中的中产阶级群体，激发其消费需求，给予其消费能力，创造各种条件发挥自身存在的优势资源。
（二）调整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升级。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发达国家把自己成熟或者增加值低的产业向外转移，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从客观角度来讲，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走上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发达国家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发展中国家以产品制造业为主的局面。在未来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应该调节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自身的产业实现升级，适应发达国家的需要，另外还要抓住改革创新中的机遇，为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三）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制度环境。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制度来规范实施。再者，金融创新要想顺利进行，也需要健康的市场机制来保障，没有好的市场秩序，金融创新就是一纸空谈，金融业也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从而使经济陷入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能否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实现调整，既关乎自身命运，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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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寅锋.金融结构对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功能观的分析视角[J].经济理沦与经济管理，2009.8.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之强劲远远超出预期。IMF在2010年1月2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对2010年世界产出的预测大幅提高至3.9%,上调了0.7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1月20日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2.7%。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整体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标依然是稳定增长。通胀的压力虽然在增长,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初期,并且此后可能维持低速温和增长态势,政策刺激仍然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一般而言,短期内通胀的压力仍然是潜在的。
对全球各大经济体来说，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随着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的经济迅速复苏，多数新兴经济体都重新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此前的萧条被复苏所弥补。
在主要新兴经济体，贸易和外部需求越发旺盛，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贷资金流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在收紧，现有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也刺激了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动。在此环境下，仍然带有经济刺激作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越发明显的经济过热信号。
由于经济过热、国内需求越发旺盛，主要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高通货膨胀率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是食品价格问题。在新兴经济体，食品消费占据了消费者日常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价格上涨最容易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酿成社会。由于单个国家很难对高企的全球粮食价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最迫切的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低收入家庭获得足够的生活保障，保证社会的稳定。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缓和速度过快的国内需求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过提高利率来收紧货币政策。这一点在巴西体现得最为明显。巴西在2010年进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实际利率达到了全球大型经济体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经在2011年1月达到了11.25%。
巴西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快速增长的信贷使得其国内需求状况出现了过热迹象，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资本项目的明显过剩进一步刺激了巴西国内经济。
在把本国的利率水平推到一个令人惊讶的高点之后，巴西正面临着高利率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也在警示其他新兴经济体。过高的利率不仅可能会损害实体经济、导致所谓“经济硬着陆”的发生，同时还会因为国内国外明显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境内。如此就会对本国货币造成更大的升值压力。有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已经偏离了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不得不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夹击下做出妥协。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胀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
巴西国内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巴西货币雷亚尔也一直呈现出升值的势头。这些因素导致巴西负担的外部债务迅速增长。巴西的外债从2010年底的2568.2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亿美元，新增外债142.87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中长期债务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外债激增的情况。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谨慎的宏观措施去抑制这种国外贷款。当然，巴西的现状还远远谈不上外债危机或支付危机，巴西经济也有足够的弹性去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如此，当前外部债务迅速增长的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收紧财政政策、限制公共开支也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财政政策收紧是配合货币政策收紧的一项必要措施，如此才能给中央银行以足够的空间，从而避免将货币政策收得过紧。巴西政府已计划在2011年削减财政预算500亿雷亚尔。有人担心，由于巴西要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这两项大型国际赛事带来的场馆修建等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削减预算政策造成影响。不过，巴西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其公共支出大约占到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数目十分可观。因此，在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必要投资之外，巴西还可以有足够的财政预算削减空间，使其理性地去应对各项公共开支。
整体提升
依照2007年度竞争力排名，美国依然处于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如果以美国为“原点”或“零点”，那么，新加坡相对于美国的竞争力“综合年度增长率”为大约1％，即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差距缩小了大约1％。中国香港2006年度竞争力排名第二位，2007年度虽然“综合年度增长率”提升大约1.4％，却排名第三位。中国台湾的竞争力尽管也有大约1％提升，却从第17位落至第18位。依“综合年度增长率”衡量，40个经济体得以保持或在2006年度基础上提升竞争力，意味着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2007年度升幅最大的经济体是德国，从第25位升为第16位。相比之下，与美国之间竞争力差距正在加大的经济体仅为15个，其中南非降幅最大，从第38位降为第50位。就此，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得出结论：多数经济体正展开“一场赶超美国的竞赛”。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斯特凡纳・加雷利教授解释说，不仅列出各个经济体2007年度的排名，而且展示它们追赶全球竞争力“领头人”美国的能力，在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尚属首次。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从1989年开始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作为评估依据的数据对应于“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4大类323项指标。这家教育和研究机构成立于60多年前，自诩在全球有50家合作伙伴，收集与竞争力相关的数据已超过20年，数据的丰富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总部在瑞士首都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也每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但依据的数据类别不同，评估的方法也有差异，所获结果因此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年度报告相差极大。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9月的《2006年至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列出125个经济体，其中瑞士的竞争力排名第一位，芬兰和瑞典分处第二位和第三位，美国则从前一年度的第一位降至第六位。
新兴可畏
依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评估标准衡量，加雷利说，“新兴经济体正在挑战工业化国家在竞争力方面长期保持的优势”。
《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作者认为，中国内地、俄罗斯、印度、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瑞士和中国香港的竞争力近年来取得了“强劲改善”。这些进步明显的国家和地区不少属于新兴经济体。报告尤其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合计持有1.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构成了对经济和商业实力格局的调整。东南亚、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正在全球范围内买入工业资产。但是，报告作者提醒道：新兴经济体即使竞争力排名迅速提升，也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处于竞争力最高的群体。与进步最快的经济体形成对照，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和法国等经济体的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
加雷利告诫说，印尼等经济体尽管依然在特定领域内实实在在地拥有竞争优势，但它们如果不改善总体竞争能力，“或迟或早，将会落到世界竞争力评估范围以外”。作为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加雷利预见，工业化国家不会“容忍”经济和商业实力格局的调整，不会把自己的一些传统优势领域拱手出让给新兴经济体。所以，“我们今后一年将面对保护主义措施增加的局面。就‘不公平贸易’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投诉数量可望增加。”
他说，从2007年开始，伴随新兴市场转变为新兴经济大国，继而对原有“竞争力秩序”发起挑战，国际经济关系将会变得更为紧张。
而且，在欧洲和美国，“保护主义的新面目与过去相比将会更为‘内敛’，企业自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或社会权益保护将成为（掩饰保护主义）的全新关键词”。
中国升位
在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确立的评估体系内，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2007年度为第15位。
《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排名2003年度为第27位，2004年度第22位，2005年度第29位。跃升最快的时段是2006年度，从前一年度的第29位一跃而成为第18位。
中国内地竞争力2007年度继续上升的原因是4大类指标全面提升，其中“经济表现”从前一年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排名第三升为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效率”从排名第17升为排名第八；“企业效率”从排名第27升为第26；“基础设施”从排名33升为28。
在“政府效率”方面，中国内地2003年度排名第22，2004年度排名第21，2005年度第20，2006年度第17；本年度跃升9位，幅度最大。
就“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内地过去历年分别排名第36、35、36和33，本年度上升了5位。
“商业效率”过去历年排名第38、第30、第41和第26；“经济表现”则排名第三、第二、第三和第三。这两大类指标本年度都有1位升幅。
报告所列中国内地2007年度改善最大的10个指标是：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境外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支持商业开发的城市化程度，政府预算盈余或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政治稳定系数，高级管理人员数量，逃税发生率，高技术产品出口，境外直接投资累计，基础设施维护和开发，海外向境内直接投资总额，风险资本，商品出口和监管力度。
金融危机是谁惹的祸
历史来看，金融危机总是内部政策失调、外部政策诱发的结果，是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催生泡沫、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世纪拉美和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政策失调。首先，过早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提供便利。上世纪80～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推到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资本管制防火墙，投机资本泛滥。其次，货币错配，外债风险加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收入比率高达40%，其中又以短期外债为主。外资撤离时出现踩踏效应和偿付危机。其三，外汇储备不足，支付能力恶化加剧信心危机。如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1995年，泰国等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GDP比率接近10%。资本外逃时，外汇储备不足，对外支付能力迅速恶化，加速金融市场信心崩溃。最后，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给危机提供了土壤。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使得本币高估，另一方面，为维持汇率会加速外汇储备消耗的隐患被做空的投机者所利用。
跨国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触发器。危机过后，发达经济体常采取低息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而新兴经济体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利息回报，其风险资产为国际资本所青睐。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催生资产泡沫。当发达国家经济回暖，加息收紧流动性，跨国资本大规模回流，新兴经济体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
相似的金融危机前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似，全球进入流动性扩张周期，宽松程度史无前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持续维持近零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的利差明显高于上一轮危机爆发前期。更甚者，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扩张了资产负债表。巨量的流动性源源不断涌入新兴经济体。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吹响了国际资本回流的集结号。美联储宣布自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降至750亿美元，这只不过是预期中的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而已。事实上，资本早已开始逃离新兴经济体。从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巴西雷亚尔和印度卢比已经累计贬值40%，2013年4月至12月印尼盾累计贬值23%。
这次或有不同
和上世纪爆发的金融危机相比，有着相似的危机过后泛滥的全球流动性，有着相似的资本大规模流动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这次或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新兴经济体国内政策和金融环境有了较大改变，上演相似悲剧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新兴经济体普遍加强了资本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管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并获得国际认可。其次，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增加，应对危机能力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新兴经济体共享全球化的红利，经常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其三，货币结构趋于合理，外债依赖程度降低。上一轮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更多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股权投资替代外债。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已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下降至20%以下。最后，汇率制度有所调整，灵活性增加。可见，新兴经济体集体发生货币危机继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内部环境已改变。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备受瞩目。2010年，Ell经济增长率达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复苏期间的快速大幅反弹。2007～2010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8.73％、6.04％、2.82％和7.9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0.06％、－3.44％和2.53％。四年来，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因而呈现出深“v”形状。
受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和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振等因素影响，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而降低。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6.7％～6.8％的增长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发达经济体尽管保持T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其水平将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长率。
尽管自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波动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还将延续，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从长期看(1980～2015年)，两者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距甚至超过6％，这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是本次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能够较快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相对高速增长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被中断。198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63.8％，新兴经济体仅占13.9％。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至53.2％，新兴经济体增长至24.6％。预计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48.5％，新兴经济体占29.3％。这意味着26年间，两者占世界GDP份额的差距由原来的近50％缩小至不到20％。
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
在国际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的强劲反弹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复苏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将2006年12月的出El／进口额设定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数已经高达161，而G7＋AUS仅为114；同期E11进口指数达到173，G7＋AUS仅为114。
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类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经济走势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联系紧密的国家。拉美、中东、俄罗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迅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兴经济体在依靠出口增加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或强劲增长的同时，其持续高速的增长又通过贸易渠道外溢至与其联系紧密的伙伴国，促使这些国家的产出相对较快增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带动了澳大利亚、印尼、新西兰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德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资本品出口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间的内部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以“金砖四国”为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四个BRICs组成国均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货物贸易大国，相互间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升。相应地，BRICs各组成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我们在HS六位码基础上对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组成国出口至不同市场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四个国家之问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最多，对G7＋AUS次之，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最少，甚至在个别国家还有所减少。在HS六位码基础上我们对BRICs各组成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竞争互补情况和竞争压力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BRICs各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但从发展趋势看，BRICs各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性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与新兴经济体竞争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国感受到的来自内部贸易的竞争压力远小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压力。
全球资本流动：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际贸易类似，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资本持续流入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挑战。
通货膨胀高企是关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几乎所有E11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十年来的较低位。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是印度，2010年预计通货膨胀率高达13.2％。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CPI权重构成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CPI的相对低位说明，资本流入没有引起上述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的变动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本国物价影响相对有限；二是资本流入了CPI指数未涵盖的领域。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大量流入影响的不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而是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如果将2006年12月设定为基期(即当月股票指数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数为168，相对于基期上涨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数为94，相对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来，EII与G7＋AUS股票指数的最低点均出现在2009年2月，当时E11股票指数为64，G7＋AUS股票指数为59。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E11股票指数上涨了两倍，G7＋AUS股票指数仅上涨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经济增长率为2.8％和7.9％，也就是说相对于2008年，真实产出增加了11％。G7＋AUS的经济增长率为－3.4％和2.5％，真实产出减少了1％。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金融危机 存款保险
一、新兴经济体危机的产生原因
关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不一而足，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制度因素与政治因素均可以对其作界定。本文认为所谓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2009年博鳌年度报告中，明确地将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定义为新兴经济体。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的过程中凭借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资源成本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在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增长速度。然而，新兴经济体对信用手段的使用缺乏经验，往往操之过急。首先，新兴经济体通常对银行部门缺乏监管，同时银行缺乏甄别与监督借款人道德风险的专门技术。其次，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往往滥用财政手段。最后，新兴经济体对外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与GDP的比例）过高，均值高达83%，相对于发达国家的37%高出了整整46个百分点。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收益与风险无法达到最优的匹配，由此社会风险的集聚速度便会相对高过社会资产积累的速度，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饱和。届时，凡是一个微小的波动均可能引发危机。如1994年至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东南亚经融危机与2001至2002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
二、应对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某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产生连锁反应而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便是由泰国开始，之后逐渐扩散到邻近国家的。为了使中国免受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笔者建议如下：
（一）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
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与监督者们致力于寻求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建立与健全有效的金融风险防火墙的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无疑是核心环节，比较典型的是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带有强制性；资金来源比较广泛，除却投保银行的保费之外，还可以通过投资证券、发行债券或向联邦政府借款等方式达到筹资的目的。德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而三大银行集团为银行体系核心，这些银行均为全能型银行，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为了避免德国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三大银行集团分别设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系统。
美国与德国的模式各具特色，均与其经济环境的自身特点与历史进程相适应。因此，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方面，应该考虑到我国银行业自身特点。首先，我国银行一直并还将长期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其次，各地银行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关系密切，是其资金来源的主体。再次，银行体系一直蒙受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最后，我国正处于利率自由化的重要阶段，随着利率自由化进程的深入，银行间的竞争必然加剧，由此带来的存贷利差降低终将导致银行传统业务的衰落。
由上述现状看来，中国如想成功抵御新兴经济体危机所带来的打击，必先巩固我国的银行体系，而巩固银行体系的第一步便是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为此，笔者有以下建议：首先，在存款保险适用性范围上，可以采取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方法。其次，我国可以由单一费率逐渐过渡至差额费率模式。最后，我国应当立健全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匹配的法律与制度。
（二）深化金融改革
如果说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是势在必行的一步的话，那么这一步的选择完全是为了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对于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笔者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
首先，继续深化利率改革，今年七月，我国已经允许各大银行对银行间买卖的大额存单自由定价。其次，以上海自贸区为契机，不断加深汇率自由化的改革进程。再次，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以发展其他融资投资方式相适应的。其一，以利率自由化增加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力度。其二，相关政策向风投、基金与信托方面倾斜。最后，加强国际协作，这是由金融安全问题具有国际性决定的。
（三）发展实体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所解决是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区域范围内资源分配的问题。具体到金融行业来讲，金融行业存在的价值与金融政策的改革的目的均在于引导资金能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医疗、养老保障与教育改革，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尽快完成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型，随着出口额不断扩大，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汇率风险也不断增加。一旦新兴经济体危机爆发，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行业。因此，我国应当刺激内需，由出口转内销以便消化相对旺盛的生产力，让人民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巍.美德存款保险制度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07.
[2]王勋，方晋.新兴经济体崛起[J].山西财经学报，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