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7 06: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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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语言、轻文化”的现象，改善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是要加强文化教学。本文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于外语教学所造成的障碍，并提出了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传统的外语教学缺乏西方文化环境的配合，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语法知识、语法结构，但在实际交际能力上却很缺乏。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使外语教学只是单纯的培养了“纯语言能力”。要改善这种局面，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笔者根据其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一、 典故引入模式
英语中有很多固定搭配有其固定的意思，这很类似于中国的成语。这些看似简单的习语却很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对于这样的习语，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典故向学生引入其意思，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下，加深了学生对习语的理解。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就决不是“把每块石头都翻遍”的意思。这是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波斯与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战于古希腊的普拉特亚城，波斯战败。事后，有传言说波斯军队留下了大批珍宝。一个叫波利克雷兹的人东挖西掘，但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跑到阿波罗神殿去问神。神谕：“leave no stone unturned!”。波利克雷兹照做，果然找到了珍宝。此语现在被引申为“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错过任何机会”。
二、 实践经验积累模式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当他问中国学生“how are you?”，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使他非常的费解,难道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感觉都一样吗？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口语教学太过于模式化，缺乏灵活性。那么除了了解课本知识之外，还要通过实践，即与英语国家的人接触，从交往的过程来提高口语的交际能力，同时学习异国文化。中西之间打招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见面往往会说“吃了没有？”，而西方人则很简单,仅“hello!”或“how are you?”。中国人喜欢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属于隐私的问题，如“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等。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喜欢谦虚，总喜欢说“you are flattering me!”这会让西方人摸不到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仅这几例日常用语，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通过实践，学生们既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交际，也了解了西方文化。这要比在教室里组织学生对话收效大的多，达到了双重目的。
三、 对比分析模式
东方文化含蓄、婉约，而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外露。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习俗、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导入这类文化时，就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从而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三单元“the present”中的“marigold”（万寿菊或金盏菊）为例，绝大多数学生特意为老太太的生日献上一束“marigold”,以表示对她的关心，这与老太太女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可是，中国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marigold”，而不是“carnation”(康乃馨)？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文化源泉之一，即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carnation表“祝福”之意，而且是母亲节的花卉。实际上，marigold意为“圣母玛利亚的花”之意。据说古人以此花献给因失去耶稣而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更重要的是marigold的花语是grief，而这不正是象征着老太太的凄凉晚景吗？至此，学生对整个课文的悲凉基调就能很好的把握了。
综上所述，文化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在交际中受到了限制，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在教授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的学习中。因而，这对语言教师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师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和社会性。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语言教师应对其职业进行思考，从而将语言教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参考文献：
[1] claire kramsch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h. g. widdowson.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关键词：浅析 外语教学 文化导入
传统的外语教学缺乏西方文化环境的配合，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语法知识、语法结构，但在实际交际能力上却很缺乏。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使外语教学只是单纯的培养了“纯语言能力”。要改善这种局面，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笔者根据其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一、 典故引入模式
英语中有很多固定搭配有其固定的意思，这很类似于中国的成语。这些看似简单的习语却很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对于这样的习语，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典故向学生引入其意思，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下，加深了学生对习语的理解。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就决不是“把每块石头都翻遍”的意思。这是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波斯与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战于古希腊的普拉特亚城，波斯战败。事后，有传言说波斯军队留下了大批珍宝。一个叫波利克雷兹的人东挖西掘，但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跑到阿波罗神殿去问神。神谕：“Leave no stone unturned!”。波利克雷兹照做，果然找到了珍宝。此语现在被引申为“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错过任何机会”。
二、 实践经验积累模式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当他问中国学生“How are you?”，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使他非常的费解,难道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感觉都一样吗？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口语教学太过于模式化，缺乏灵活性。那么除了了解课本知识之外，还要通过实践，即与英语国家的人接触，从交往的过程来提高口语的交际能力，同时学习异国文化。中西之间打招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见面往往会说“吃了没有？”，而西方人则很简单,仅“Hello!”或“How are you?”。中国人喜欢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属于隐私的问题，如“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等。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喜欢谦虚，总喜欢说“You are flattering me!”这会让西方人摸不到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仅这几例日常用语，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通过实践，学生们既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交际，也了解了西方文化。这要比在教室里组织学生对话收效大的多，达到了双重目的。
三、 对比分析模式
东方文化含蓄、婉约，而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外露。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习俗、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导入这类文化时，就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从而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三单元“The Present”中的“marigold”（万寿菊或金盏菊）为例，绝大多数学生特意为老太太的生日献上一束“marigold”,以表示对她的关心，这与老太太女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可是，中国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marigold”，而不是“carnation”(康乃馨)？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文化源泉之一，即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carnation表“祝福”之意，而且是母亲节的花卉。实际上，marigold意为“圣母玛利亚的花”之意。据说古人以此花献给因失去耶稣而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更重要的是marigold的花语是grief，而这不正是象征着老太太的凄凉晚景吗？至此，学生对整个课文的悲凉基调就能很好的把握了。
综上所述，文化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在交际中受到了限制，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在教授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的学习中。因而，这对语言教师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师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和社会性。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语言教师应对其职业进行思考，从而将语言教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的观点，是随着本世纪初直接教学法（Direct Method）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法强调通过外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和阅读实施外语教学，明确提出外语教学不应使用学生的母语，不用翻译，也不用形式语法。虽然直接法已不那么时髦，但它的影响却相当广泛。
本世纪60年代，以英国学者为主，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又登上了外语教学的“舞台”。交际法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学生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反对以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又摒弃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它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外语学外语”（English Only Approach），主张教会学生语言的不同功能（function）、使用语言的方法等等。这也就承袭了直接法轻视母语的观点。交际法影响颇大，它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则纷纷著书立说，来宣扬它的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在外语教学界颇具影响的几本书。 Hubbard等人著的 A Training Course for TEFL 和Haycraft的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两本书根本没涉及到母语的作用，Harmer所著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只在4处偶尔提及，Gower和Walters合著的 A Teaching Practice Handbook没有提及母语的作用，却警告人们不要滥用母语。在一些称为“人本主义”（humanistic）教学著作中，如 Moskovitz的Caring and Sha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和Sterick的Teaching English a Way and Ways也没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语言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那么，有多少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完全脱离母语，而仅用外语思维来进行交际呢？
80年代以来，又有强调外语习得的说法，其代表人物克拉申曾讲过，学习的语言与习得的语言在人脑中是分别贮存并且分别运用的，而且从有意识地学习到的语言中不可能产生自发的语言，一个人要想习得语言，必须通过有意义的信号参加到交流信息的语言中去。由于上述种种理论影响，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的结论。因此，外语课堂中不宜使用母语进行教学。
上述诸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的外语教学。60年代，直接法逐渐在我国试用，80年代，交际法又影响到我们的外语教学。客观地讲、这两种教学法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产生过积极影响，直接法使我们注意到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交际法使我们注意到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在我国方兴未艾。大量的说英语国家的教师执教于我国大中学校。其中有些是称职的（qualified），但也有一些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unqualifed），雇请他们的原因往往仅是因为他们是讲英语的本族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绝大部分不懂汉语。开始一段时间里，学生对外籍教师的“全英化课堂”（all English class。）感到新鲜，因此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尤其在口语训练方面，更是受益匪浅，我们似乎因此可以得出学习外语就要忘掉母语的结论。但结果如何呢？学生和外籍教师之间产生了摩擦，学生报怨不懂的知识外教不去教，对已掌握的东西外教却讲个不停。甚至有的学生拒绝去听外教的课，与开始的积极性形成明显的对比。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学生自身的因素。但我们是否已认识到：教师不懂学生的母语，外语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呢？
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肯定母语作用并非新的观点，这我们完全可以在外语教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只是伴随着各种新的理论的冲击，我们似乎把它淡忘了。
关键词 外语教学 文化导入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们的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然而，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中国人在与英美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文化休克”现象。由此看出，这种纯语言形式的外语教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使交际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在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
二、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语言学习必须在文化的环境中进行，语言知识的传授要与文化知识的导入相结合。然而，在现实的外语教学实践中，社会文化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数外语教师在教学中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久而久之，许多学生虽然语言知识掌握得较好，可是在交际场合却不能恰当地运用它们，甚至会引起对方的误解，妨碍交际的成功。中国学生在与老外聊天时会很自然地问道：“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earn？”这两个句子从语法上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问题在于：中西方文化在对待年龄、个人收入问题上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常把年龄、个人收入作为随意交谈的话题之一，而英美人则认为这是个人的隐私，不可侵犯，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是不容忽视的，它和语言教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导入的内容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制约着人们的语言行为。我们把文化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非语言标志的，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产生严重影响的文化知识。所谓交际文化，指两种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发生影响的言语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知识文化是交际文化的“根”，是更深层次的理解，是掌握交际文化的钥匙。故此，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做到既要注意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际文化的导入。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不能只侧重或突出交际文化而忽略知识文化，而是应该根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合理地安排不同学习阶段文化导入的内容，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四、文化导入的方法
（一）课堂导入法。由于现行的英语课程标准没有明确列入培养文化能力的具体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不失时机地结合教材，导入那些跟教材内容相关的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和社会风俗习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语言交际能力。例如：中国人和英美人对待别人的赞美，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中国人对别人的赞美表示否定，以示谦虚；英美人对别人的赞美，表示接受，并向对方致谢。在英语国家公共假日到来之际，教师要抓住时机向学生介绍这些节日，并让学生搜集与这些节日有关的资料，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西方国家这些重大传统节日里的各种文化背景知识，同时让他们感受这些节日的热烈气氛，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归纳对比法。对汉英两种文化的比较也是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比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懂得使用英语时所涉及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从而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在英汉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中都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教师可以针对教材所涉及的内容，不失时机地从以上方面进行比较。
（三）角色扮演法。单纯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并不能培养学习者的社会语言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如果不给学生提供练习或运用所学文化知识的机会，他们就难以获得正确运用文化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四）课外积累法。我们知道，课堂教学时间是极其有限的，要想使学生掌握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只靠课堂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必须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扩大自己的目的语文化知识。我们可以利用课外时间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以及英美原版电影和录像，让学生体会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使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建筑风格和风土人情。通过这些活动，加深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关键词】师范教育/师资/途径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为历史发展链条
一个环节的师资培养途径之争
在当今据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出于知识和人才对于生产增值、社会财富、国力竞争、人类向着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对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同样，人们由于教育对于知识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师资质量及师资培养与培训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关注。
如果从观念层面分析，这些关注有的源于知识经济的突然来临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变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如对师资质量的关心或焦虑及对师资质量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探讨等；有的源于师资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或源于对目前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对我国当前高师课程体系中人文性、师范性和学术性薄弱的探讨分析等；[1]有的源于对教师专业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师范生师范性不够强而不少非师范生在教学中也能够脱颖而出的现实的认识，觉得综合大学培养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可能成为好教师，那师范学校还有什么用呢？从而出现了“师范院校无用论”；另一种关注与之相对，出于对100年来、尤其是建国50年来我国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认为我国的师范学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师范院校无用论”是否会否定近百年来师范教育的成果？从而出现“师范体制不可废”论；有的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学历的规定，认为既然依法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那么中师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废？
这些关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统之外，或体现在教育系统之内；或出现于教育理论界，或出现于教育实践界；或表现为会议上的激烈争辩，或表现为条分缕析和善意的批评。尽管形式和场合不一，反映的却是对当前我国师资质量或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的普遍关注。这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今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师资培养途径之争并非新现象，而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在中国100多年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类似的争辩至少发生过两次。[2]而这一次争辩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目前师范教育的现状及21世纪发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的新要求，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是社会发展对师资培养途径变革的必然压力。
压力的积累可能会导致变革，时展要求中国师资培养体制进行变革，社会系统哪怕是一个子系统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关于师资培养的观点或争论时，尽管我们发现这些观点或争论具有经验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观点或争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或非理性部分却也使这些观点或争论丧失了部分合理性，从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可以为良师”，从教育实践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然而，这个命题一旦与“师范院校无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基础，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为这个命题体现了“以实是代应是”的方法论的谬误，它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统计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没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可以为科学家、艺术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论证高等教育无用的证据一样，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可以为良师也不能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根据。就是师范院校体系确实可废，这个命题也应在立论根据之外。
与“师范院校无用论”一样，“师范院校无用论会否定我国师范教育成果”的担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事异时迁，沧海桑田，废退兴替，史海茫茫，多少辉煌不见！如果一种体制走到尽头，狂澜不可挽，担心是无济于事的，师范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稳定中师、师专、本科三个层次的师范教育结构。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途径，理性地分析人们对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观点，释惑而流清，对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是及时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两节将用比较教育的方法，结合在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中产生的问题，借鉴国外师资培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进行比较分析。
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师资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
人们对于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各国师资培养和培训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师资培养体制研究的三个根本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1学术性和师范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术性和师范性这对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见，如史秋衡同志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协调共存是高师教育的首要问题”[3]，而杨汉清同志则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4]（P605）诸如这些并非对立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中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师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师范教育300多年的发展史、中国师范教育100年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资培养的两个基本范畴、一对基本矛盾，这两个范畴构成的这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直接体现了师资的质量以及师范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学术性和师范性既是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师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对这两个范畴及其矛盾运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别、体制差异等直接构成了师范教育的现存状态和发展链条。
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教育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也会对这对矛盾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决策的不够科学。我国的教育理论界较多地重视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方面，而对这两个范畴相统一的方面则关注不足。许多学者是从教师的“素质”角度来研究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大范畴的，然而无论是半综合性质的对教师素质的概括还是简单枚举式的素质列举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把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割裂、相对立的危险或倾向，退一步讲，就是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理想状态的素质，这些相互对立、应该互不相容的理想状态下的素质如何体现为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上。从师范教育的一般发展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从师范教育特定的发展阶段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体现社会需求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在某些教育理论影响下，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可能会发生“钟摆”式运动，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在一个既定的师范教育体制下，由于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制约，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结构变化的允许空间往往并不大，从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变革缓慢，社会要求的师范性或学术性都不易在课程或专业科目设置的比例变化中得到迅速的、实质性的体现，因而“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上”这一观念暴露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和钟摆状态。
1986年，美国的霍姆斯协会（theHolmesGroup）发表的《明天的教师》的调查报告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也被誉为“美国80年代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报告之一”[5]。曼宁（D.ThompsonManning）对几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历史的教训来确定霍姆斯协会报告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霍姆斯协会的建议，那么美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还会依然如故[6]。从曼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美国就存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之争。许多业界人士认为“学术”（人文艺术）比“技术”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极力协调二者的关系，也重视实践的教学；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琼为什么不会阅读》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美国的师范教育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重术轻学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这一事实使美国深感危机，向平庸的教育开战、重建师资队伍成为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强音，霍姆斯报告顺时应势，重视学术性、注意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平衡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霍姆斯协会的建议“可能会促进教师人文艺术即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会是以牺牲专业的教育学院为代价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专业课程设置体制下，中国近期内很难指望专业科目和课程体系有较大比例的变化，学校既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科目来加强学术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学术性科目来加强师范性，这既是体制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产生的误区。如何在既定的当前体制下解开这个悖论、消除这个误区，对于我国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
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集学科专业（学术性）和教育专业（师范性）于一体的双专业师资培养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师课程体系中明显存在普通文化素质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尤其缺乏”、“我国高师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师范性重视程度每况愈下”、“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的师范性则严重不足”、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显得较空洞，不切实际”、学科专业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面不够宽，学科专业设置仅与中小学课程相对应，毕业生只能教授一门课，而不了解相关的科目，不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间的整合与发展；二是专业课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学成果”。[1]（P53—5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师范生在学科专业方面不如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专业方面又构不成优势的状况。
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否就是学科专业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的划分？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双专业师资培养系统”的观点其实和“通过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来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观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它们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成果。
看来，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个范畴本身也需要重新进行检讨了。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资培养系统中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性，实质上应是师资质量整合的统一体，我国过去的实践恰在统一性这方面注意不够。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是其教学生涯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科专业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怎样好也不过分”的领域。过去我们存在着把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理想化的倾向，其实，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科专业与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自觉不自觉地精益求精、学术造诣不断提高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拿科学家或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教师的学术水平，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是衡量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只有与师范性相联系才具有了师资质量的意义。由此分析，教师的学术性不是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教师的师范性也不是教育专业知识的师范性，而是在一定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师范性。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应是指教师具备能胜任某一阶段教学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在科学、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亲向科学、民主、文明的人类社会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的指导下，我们就不会再抱怨非师范毕业生也可为良师了，因为他们具有学科知识上的优势，师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弥补；我们也不必为课程比例难以在近期改变而束手无策了，在既定的课程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们相对“空洞、不切实际”的师范性教育内容，在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联系的教学法中体现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在有限的教育专业教学中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联系，体现真实教学情境下对师范性的要求，体现师范生为社会正义进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从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过师范学院培养师资称为“定向型师范教育”、把通过普通大学培养师资称为“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以来，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就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界定师范教育体制的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论分析，亚太地区的师资培养体制可分为四类：一是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如朝鲜、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国；二是以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三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为主还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有研究把它们归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参见曾红：《对亚太地区师范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论文，1996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欧美各国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8]其中美国的师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着一个从中等师范学校提高为独立的高等师范学院（约80年），又从独立的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综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约40年或60年）的演变过程”，[9]如今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前苏联也在不断变革师范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还要求综合大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力量，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中起关键作用”，[4]实质上是要加强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前苏联师资培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分析各国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理论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已使我们很难判断许多国家是定向型还是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制，我们只能说某某国家是以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还是以非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有时以哪个为主也难以分辨，这样，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再难以成为主流的学术理念了。其次，这种挑战来自于由于对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绝对理解而产生的对师范教育体制的认识，比如有些学者提出“师范学校退出历史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既然如此，科学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及其现实处境，正确认识作为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的师范院校的发展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不是规范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经验主义的带有描述性质的“二分法”。它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对所界定的师资培养体制的优劣进行比较，从而为师范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方式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实证的性质，是比较恰当的分析方式，但是随着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各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多样化，如原来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原来较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发展了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或在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内部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与中小学整合形成新的师资培训途径等等，原来较单纯的师资培养体制已发生了变化，混合型师资培养途径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国师资培养体制的社会基础。二是由于招生体制的变化和终身学习（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响，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师范院校学习教育专业课程，从而获得教育学硕士或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弥补自己师范性的不足；同样地，定向型师资培养系统的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到综合大学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削弱。
但这是否意味着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这样认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削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马尔代夫、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里，结构合理、层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尚未形成，有些国家还长期接受国外的教育援助，国内师资培养不够规范，有些只是应急手段而不能称为“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师资培养现代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这个以定向型为主的国家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反映了在改革时期人们对师范院校的不同认识，有些认识难以形成决策的根据。就政策来讲，政府目前还是要坚持保持三级师范的独立设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学者奉为师范教育圭臬的美国，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协会、州、地方学区和联邦机构引导和支持了许许多多的非大学师资培养计划（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选择性证书计划、师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式。
正因为如此，波特的理论仍然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师范教育实践中，它所界定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过时。但我们如果从师资培养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突然发现，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为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盖如今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它只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不能无限扩大；同时，波特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言必称希腊，盛必比汉唐”的理论，师资培训的现展已经表明，它并不必然地与师资培养的质量相联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两种师资培养途径的差异，并不必然地标志师资的质量，良好的体制只是有利于质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质量的提高，这方面同样不能扩大，不能把体制扩大到等同质量。
在科学地定位波特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与这个理论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到的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师范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说主要是以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而做出的趋势判断，其实，美国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因此，此说似乎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更恰当些；二、美国的师资培养体制是美国社会文化作用于师范教育的结果，其师资培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其师资培养体制则无法成为其他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样板，其师资培养体制也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三、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同，师范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国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不存在了，也难以就此推断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师范学校一定会消亡，例如，韩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已经由综合大学培养，但是其小学教师的培养却是由专门的教育大学承担的，全国11所教育大学（每个道1所）构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并显示出专门师范教育体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具备完全的劣势，而且其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定定向型的师资培养途径，在理论上欠充分、在实践上也还存在不现实的因素；五、中国的师范学校是在救变图存、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的师范教育而产生的，在其百年的发展史上，师范学校的存废问题也争论过多次，主张废师范学校的人甚至用了无理性的刻薄诟詈之语来攻击新生的师范学校，什么“师范学校成绩不甚佳妙，大可废止”、“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型发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师范院校无用论和消亡说一起，构成了对当今师范教育系统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极大冲击，也有可能会形成当今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的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的决议是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师范院校无用论的驳斥，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尚适合我国的国情，近期内不会消亡，师范学校消亡论似乎过于超前。
3职前师范教育与在职师范教育
职前师范教育作为为想从事教师工作的社会公民而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师资培训途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事世俗教育的学者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圣职人员都是在知识或技能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学高为师，他们没什么任职资格规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他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过是自己在知识接受和积累过程中耳濡目染的经验。中国古代闻道在先，学成则为师，在师法、家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为师并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为官从政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们进则入仕弃教，退则从教待仕，他们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其教学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这点与欧洲类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权基础上的古代师资状况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了改变。近代社会的变革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对师资的要求、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论的不断科学化等促成了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后，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救亡图存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国人对师资的需求及近邻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响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出现开辟了职前师资培养的途径，体现了教育平民化的现实，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职前师范教育因此而生，受过规范的师范训练的师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的任职资格也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因此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而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改变了，学高只是为师的必要条件之一，教学的技术及为师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成为教师任职资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师职业本身因而包涵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在我们讨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忘记师范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忽略以下历史事实是不恰当的：一是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自身的局限性，教师的师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对缩短了学生对于教育规律认识的时间，毕业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技能，这种师范性的相对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断成为人们论证师范教育无用论的口实；二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系统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所授学科专业知识虽不高深，但能胜任教学工作，且终身有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无在职培训的动机，师范学校也无提供师资在职培训的体制；三是在师范学校产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师范生担负的是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他们因受过相对良好的师范教育，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均占优势，从而成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四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闭塞和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技术变化不大，教师本身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缺乏在职进修的土壤。
这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表明：在职前师范教育产生和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需要的不是师范毕业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师范学校提供继续教育，而是大量的师资准备教育即职前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师资不断增长与职前师范教育师资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师一方面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只限于职前师范教育，这就造成了师资缺乏和师资质量低下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也提到教师缺乏问题，但那是与发展中国家涵义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师资培养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职业的流动性和对教师在学术性上和师范性上较高任职资格造成的，即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由于职前师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会极大地制约一国师范教育的层次和水平，我们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会含义，字面上的比较不利于相互借鉴和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对教育质量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变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职前师范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革命性发展的需求，在职师范教育成为新时代对师范教育的要求。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逐渐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英国70年代出现了概念化的教师在职教育与培训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还设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当局（LEA）的主持下，组成了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中心为主的全国性培训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把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其薪水相联系，日本、美国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法国将中学教师的在职学习写进了《继续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中国的《教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因此而负有的法律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职师范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形式。从提高教师的任职水平和任职资格的维度，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在职师范教育分为四大类：补缺型、资格培训型（包括补偿学历型与学位进修型）、适应型（新任教师的入门教育和补充更新的适应性培训）和研究提高型。易长发同志认为中学新任教师入门教育大致有“新教师带引式”、“集中培训式”和“新教师研修式”三种形式，并把“以课程为基础的在职培训模式”分为“学位课程培训式”、“单科课程培训式”，把短期进修在职培训模式分为“老教师培训”、“备课培训”、“一般性培训”、“专题研究式”培训和“广播电视讲座式培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方式和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职员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注：参见易长发：《外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例析》，《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尔（YoungMichael）则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国80年代以来的师资教育改革，认为师范教育系统发生的对英国有作用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是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从以大学培训师资为中心转到以中小学为中心。[10]
在对国外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以下认识是必要的：
一是在职师范教育的出现及其在各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师资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师资水平与社会相适应的矛盾运动。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制约在职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如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教师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师去教高中，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民办教师，这样补缺型和学历补偿型就成了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的主体。在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计划有时无法落实，不少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或正式教师）走上教学岗位后就无暇再受到培训，在职师范教育虽要求强烈，无奈供量不足，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发展。而美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适应型在职培训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职培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任教师（beginningteacher）以资格培训型为主，补缺型的在职培训在美国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美国还进行了一项长达十几年师范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用以吸引并指导非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但没有正规教师资格的人成为教师，被称为“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11]由于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的实施，许多州逐步取消了过去长年实施的“紧急教师证书”。
三是在职师范教育应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最终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在职师范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在职师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这多重目标必须与教师的学术性或师范性相应提高契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就有悖于在职师范教育的本质。在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培训机构或培训对象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和不切实际的决策及行为。在职师范教育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国力，必须以切实促进师资质量的适当提高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受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姆·波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阶段师范教育的构想：第一阶段是个人教育阶段，即高中生毕业后；在相应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里学习的阶段；第二阶段称准备教育阶段，这是指任教后的试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职教育阶段，也就是被录用为正式教师后的继续教育阶段。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价值就是他把师范教育看为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启示我们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就是要促进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另外，建立在职进修的激励机制、严格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的聘用、规范教师的实习试用期培训、提供有效的培训物质条件，建立在职师范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在职培训的科学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鉴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加强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支柱，既要加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在新时期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法和学法的研究，改变教育专业空洞不切实际的状况，使教学真正成为一门职业（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为21世纪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改革建议的结论
1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从中外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无不学高为师，教师非职业化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师的非职业化仍有较大的市场，他们不承认教师的职业性质，不承认教学是一门专业，他们顽固地坚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学科知识，人人都能做教师”[11]（P62）（美国的一些人的观点）、“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人照样可为良师，师范无用”，对定向型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但我们也如坐针毡地面对着教师职业化不足（注：赵微同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生的职业训练极为欠缺。”见《中国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页。）的现实，忧虑不安地关注着我国师范性严重缺失的状况。责人无过，闻过则喜，师范无用论的论调、教师非职业化的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压力，使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师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为改变这种不足作出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把师范教育的不足归于历史、归于历史上教师非职业化的传统、归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归于相关领域的不够成熟，但这种归因无益解决当今我国师范教育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教师肩负众多的社会使命，有着众多的神圣光环，他们应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口才、书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师的神圣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人们好像只把他们看成是教书匠，他们似乎不具备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似乎不能融学术性和师范性于一门专业。
如此看来，如何促使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在人们眼里能成为一门专业，便成为摆在师范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教师职业化的研究既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具有新的内涵的课题，其中似应包括加强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社会职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将为教师的职业化做出理论贡献，为教师正名，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柱。
目前，教师职业化研究已引起国内外有些学者的重视，在建构性学习、教师的专业地位、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素质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很不充分，因此为了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2定向型师范体制内部需改革
从对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相比，并没有比较的劣势，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一国的存在也有其理论的根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也需要不断变革。
从体制设计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体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问题。按照传统的体制设计，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设计出现了弱点，教育系本科毕业生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缺乏学科专业的知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业出现了很大困难。
二是师范生层次提高问题。我国的学历教育层次单一，以学术标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师范生的学历提高，或者以牺牲师范性为代价，去报考综合大学的非师范专业，或者去报考教育专业，而又面临着知识结构不适应问题。美国的做法可作为借鉴。美国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学衔，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约有120个学衔，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目前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业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学内容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如何改革高师院校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使其既能体现该学科的基础体系又能反映该学科的现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师院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以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发展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扩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学术素质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两课”教学以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质？等等。
鉴于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建议：切实改革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高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建立为契机，建立多样化的教育学衔制度；慎重对待、积极促进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为引领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化机构；改革师范院校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促进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在提高院校办学质量基础上的整合统一；加强相关的教育研究，为改革准备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
3建立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20世纪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虽然世界各国教育实践与终身教育的要求还相差较远，然而许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本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所谓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就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把教师的培养、任用和在职培训结合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体系，这个体系使得教师能在职前师范教育结束后的教学生涯中的任何阶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职的培训和提高。终身性的师范教育体系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联接成一个连续的整体，重视教师的实习和试用期的培养和培训，把在职师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师接受在职学习的主动动机与培训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把在职师范教育看作是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义务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预见，终身教育性师范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是当今师范教育革命性发展的方向。
发达国家为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理念、物质条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师资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离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可以在终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为改革目标，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促进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内部改革以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为适应21世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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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教育比较研究
创业人才的培养亦称为创业教育，我国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在近年来大力促进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活动的开展，力求使毕业生具备生存能力、竞争能力，既可寻找合适的岗位就业，又能在求之不得或为了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机会时走向自主创业的道路，以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把高校中的技术和知识更好地转化成社会资产的有效途径。
一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创业人才的培养兴起于美国，而且美国目前的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完善，其他发达国家多从美国奉行“拿来主义”拓展本国的创业教育体系。
1．发展历程
（1）萌芽阶段（1947年～1970年）：1947年，哈佛商学院的MylesMace教授为MBA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新创企业管理，这被公认为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第一门课程，也是创业教育在大学的萌芽。但因为美国当时正处于大工业时期，中小企业则不断减少，因此，创业教育尚缺乏成长土壤。
（2）起步阶段（1970年～199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从1969年到1976年，大量新兴中小企业创造了美国社会81.5%的新就业机会。特别是1980年以后，美国超过95%的财富都是由变革中新兴的中小企业创造的。在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创业者掀起的“创业革命”冲击与影响下，大学生创业教育逐渐受到关注，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纷纷设置创业教育课程。
（3）发展阶段（1990年～2000年）：这一阶段，创业教育在高校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SBA（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调查显示，1998年已有1400多所大学在本科生中开设了创业或小企业管理课程。
（4）成熟阶段（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逐渐走向成熟，主要表现在创业教育评估体系日趋完善，这增强了高校的竞争意识，也促进了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2．师资建设
美国创业教育师资不仅数量充足，而且实践经验丰富。同时，高校还十分注重吸收社会各界既有创业经验又有学术背景的资深人士从事兼职教学和研究，采取短期讲学方式参与大学创业教育项目。企业家的参与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了现实案例，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
3．管理体制
美国高校多将创业学专业纳入商学院管理，并成立专门的创业教育中心，也有少数院校将其归入研究生院管理，只在研究生层次开设课程。创业教育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实施创业教育课程计划、研究计划以及外延拓展计划。课程计划一般分为公选课程、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研究计划主要包括主办研讨会议、出版期刊著作、开展课题研究等。外延拓展计划一般包括建立孵化器、科技园、小企业开发中心、创业校友联合会等。
4．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应该说是在创业活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67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首次开设了一门创业教育课程，随后便不断拓展完善创业教育领域。1996年，斯坦福商学院成立了创业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网络时代的到来，还一度成立了电子商务和商业中心。现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拥有社会创新中心、全球商业和经济中心等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研究组织。
二国内高等学校自主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1．发展历程
（1）高校自主探索阶段（1997年～2002年4月）：普遍认为，1997年清华大学的“创业计划大赛”是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开端。这一阶段中，许多高校进行了自发性探索。
（2）创业教育试点阶段（2002年4月至今）：2002年4月，教育部确定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院校，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引导其探索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本模式。这一阶段是创业教育在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发展阶段，5年来，试点院校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2．课程设置
我国高校目前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在面向毕业生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中增加了创业教育内容，这一类以更新学生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为主要目的；二是将创业教育融入素质教育中，面向全体大学生，以必修或选修课的形式开设，课程内容注重创业知识与人文社科知识的融合，以培养学生的事业心、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帮助学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需求为主要目的。
3．培养模式
以试点院校为主的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形成了以下三种基本模式：
（1）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开展创业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模式，鼓励学生创造性地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中，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讲座以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式，形成以专业为依托、以项目和社会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体。
（2）以增长创业知识、提高创业技能为重点的创业教育，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园，为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及咨询服务，其代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特点是商业化运作，建立大学生创业园，教授学生如何创业，并为学生创业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咨询服务。学校成立了“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专门负责与学生创业有关的事务。学校还设立了300万元创业基金，对创业计划书经评估后进行“种子期”的融资。
（3）综合式的创业教育，即一方面将创新教育作为创业教育的基础，在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为学生创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咨询。如上海交通大学以“三个基点”（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和创新教育）和“三个转变”（专才向通才的转变、教学向教育的转变、传授向学习的转变）为指导思想，确立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框架。
4．师资建设
开展试点工作之前，我国创业教育师资主要集中在商学院，由于缺乏通畅渠道和有效机制激励这些教师在全校范围授课，因此创业教育普及率不高。试点工作开展后，很多青年教师受到鼓舞，参与到创业教育中来。2003年开始，教育部开展了常规性创业教育师资培训活动，目前已培养了数百名创业教育骨干教师。这些教师积极摸索和传播创业教育理念与方法，促进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创业教育课程开设。
三中外高校自主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通过比较可知，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不仅起步早，且发展迅速，目前已设有创业学专业并可授予学位，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层面对创业教育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深入认识创业教育重要意义
美国创业教育着眼于“为未来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并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我国高校应当进一步深化对创业教育的认识，不应将其仅仅作为就业教育的补充，而应当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自觉预测变化并积极应对变化的能力和素质为价值取向。
2．加强对创业人才培养理论研究
现有的系统理论论述比较薄弱，加之对创业人才培养实践总结不够，导致理论研究不能够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加强创业教育与专业的融合
由于美国多数高校已将创业学作为专业或研究方向，因此其创业教育已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如百森商学院设有创业课程教学大纲和外延拓展计划。课程内容采用模块化结构，主要由基本理论、案例分析和模拟练习等模块组成。这种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保证了创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通常情况下，大学生所创之“业”是与其所受到的专业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专业教育是创业教育的基础，因此高校要注重将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创业理念，激发学生创业意识，形成文化课、专业课、创业课互相协调、功能互补的多元化创业教育系统。
开展创业教育不仅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虽起步较晚，但有着强劲的内生动力和成长空间，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理论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理论框架与教育教学体系，以后发优势实现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杰弗里·蒂蒙斯（JeffryA.Timmons）著.战略与商业机会（周伟民、田颖枝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季学军.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动因及特点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7（3）
1．重难点内容较多，学生掌握起来有偏差。本门课程涉及内容很多，所包含的重难点内容也相应较多，学生在整个学期中要想做到掌握所有重难点内容，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重难点内容记忆的混淆。例如外国古代部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相关内容，以及外国近现代新艺术运动时期众多艺术流派的出现等，由于涉及流派风格各异、人物众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概念混淆，张冠李戴的情况。
2．纯理论知识讲授，容易形成单调感。《中外建筑史》主要是以讲授建筑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体，教学方式多以课堂讲授为主，如果单一的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来讲授所有知识点容易让学生产生单调感。
二、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
针对上几个问题，本人在近年来的《中外建筑史》课堂上尝试采用一些解决方法。首先，想要把所有知识点都讲到基本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有的放矢的选择重难点内容进行较为深入、详细的讲解，把其余内容作为课下辅助阅读理解。这样做的优点是能够解决课时不够的困难，《中国建筑史》、《外国古代建筑史》和《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三部分内容以基本采用5:5:4的分配方式来完成一学期16周的学时安排。其次，在所讲授的重难点知识中，发展时间从公元前3千纪一直贯穿到近现代，其中风格流派、代表人物、典型实例等都极为庞杂，如何能够避免学生产生混淆和错乱是重要任务。我的做法是:在所讲授的每个时期或地区内容中，寻找出一条主线来贯穿整个时间轴，在这条主线上把重要人物或重点实例或事件穿去，使得学生在掌握该部分内容时能够产生联想记忆，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就使得记忆的难点和要点主要是这些重要人物和典型实例。最后，关于纯理论内容的讲授，如何使学生避免产生枯燥和单调的感觉。我的做法是将授课方式多样化、授课内容趣味化。采用讲授、讨论、角色转换等方式来改变单一由教师讲授的做法，使得学生的兴趣大大提高。再来就是增加多种可能使得授课内容更加有趣味性。相关知识点的视频内容、关于某一个知识点的微课教学及互动讨论等都对课程内容的趣味性有所增加。
三、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通过在几年的授课实践中，以上这些教学方法的尝试基本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授课内容有选择的删减之后，大大减少了课程任务量，使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对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难点内容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对于每一个重难点内容，掌握由重要人物和典型实例所串起的主要发展轴线，使得整个历史阶段的内容有了相对容易的记忆点。以古罗马部分为例，这时期重要建筑类型多样，有庙宇、广场、斗兽场、图书馆、浴场等。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建立的主要发展轴线便是古罗马人对于公共建筑的发展有着很高的热忱。在这条主线之上包含有古罗马时期最为重要的几个建筑实例，有万神庙、大角斗场、古罗马广场群等。对于重要势力的记忆和理解对于学生来说容易很多，这样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记忆方式效果较好。再来就是教学方式的多样话和趣味性的提高，由于加入了相关内容的视频作为辅助教学内容，使得学生不只是从教师一人视角来了解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有了多方的理解和解读，这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增加趣味性的一个好方法。再加上让学生对于近现代的建筑大师的自我解读，更是能够促进学生的个人兴趣度，促使学生自发的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教学效果很好。
四、总结
关键词：教学方法;讲授法;课堂教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陆续出现并得以应用。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教学，尤其是在一些文科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还是以讲授法为主，同时辅以其它的教学法。《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由于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在其课堂教学中教师常以讲授法为主，其稳固的地位不可被其它的教学方法所取代。
讲授法，即讲授式教学法，是教师通过语言系统地向学生描绘情境、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一种教学方法。需要明确的是，所有的教师在课堂中都要进行讲授，根据其在课堂中讲授所占的时间多少比例的不同，讲授方式即可表现为主导方式又可表现为辅助手段。
本文所指讲授法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讲授为主式，同时辅以其它教学方法，共同为教学过程服务的一种方法。讲授法是一种既古老而又应用最广的传统教学方法，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众多教学方法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一种。有人批评它是“照本宣科”、“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其导致了学生机械的、被动的学习，抑制了学生的主体参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然而这些批评有其片面性，原因在于是否是有意义的学习并不取决于教学或学习的方式，而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有意义学习的心理过程和条件。由此可见，接受学习并不一定是被动的，讲授法所受诟病也并非是其本身固有的，而多是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不当或是教学内容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如果教师能够正确运用讲授法，那么它的确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有效方法，《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亦是如此。
一、讲授法是《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的根本之法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讲授法在教学中主要适宜于陈述性知识的学习。《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即是陈述性知识，为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采用讲授法。
1.讲授法适用于基础知识的传授。《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主要是介绍我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新闻事业的发展史，目的在于帮助准新闻工作者了解自己的行业史，从中借鉴前人的经验，吸取教训，其内容属于基础知识的范畴。学生要系统的学习基础知识并为后继的学习做铺垫，而学习这些前人的经验，虽不排除某种创造性，但仍以接受掌握为主，在此基础上再批判求新。因此，学生听教师讲授，即进行传授——接受式学习，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学习途径。
2.讲授法适用于班级教学。至今，在我国教育教学中采用的主导教学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在高等院校采用大班型授课更是普遍现象，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形式将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虽然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开设的课程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较为灵活，一些专业技能训练课采用分组教学和个别化教学，但是象《中外新闻事业史》、《新闻学概论》、《传播学》等这些理论课的教学还是采用大班型集中授课，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教学时间，节省资源，而且教学效果也不错。
3.讲授法适用于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情景。《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全新的、具体的、从没涉及过的知识，教师要向学生传授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学生对于这样的专业知识也有学习的需求。讲授法适用于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情景。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采用讲授法教学，能让学生直接接受教师教给的前人已获得的知识成果，确保学生形成清晰、稳定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也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循序渐进地掌握大量知识。这样能够突出地体现教学作为一种简约的认识过程的特性，反映了人们掌握知识的客观规律。
4.讲授法有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由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有限，因此在教学内容、课堂安排、教学时间等方面要严格控制，从而使教学工作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讲授法可控性强，是保障教学秩序、完成教学任务及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有力保证。
二、讲授法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的灵活运用
讲授法可以表现为讲述、讲解、讲读、讲演等不同的形式。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主要应用的是讲述、讲解和讲演这三种形式。
讲读这种方式应用不多，它主要用于低年级的一些课程如语文、自然、社会等科目的教学。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的课堂教学中，讲述和讲解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把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发展轨迹看做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就由无数个点组成，一个个的点就是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及新闻制度等。我们在画线的同时又要描点，所以说讲述和讲解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述某一国家的新闻事业史的时候，对于其涵盖的重点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及新闻制度就要进行详细的讲解。比如说讲授美国新闻事业史这一章时，在讲述美国这个国家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轨迹，还要重点讲解一些新闻事件如“曾格案”、“掏粪运动”等;一些突出的新闻人物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戴”、“普利策”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新闻媒体如“五大报纸”、“四大商业广播电视网”、“两大电缆电视网”、“两家世界性新闻通讯社”等以及美国的新闻制度。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讲演还是时常会用到的。当教师就教材中的某一专题进行有理有据首尾连贯的论说，这就是讲演。比如说讲到“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一些问题，可把它们设计成一个个专题，教师进行系统、详尽的阐述。有时介绍某位杰出新闻工作者也会采用讲演这种方式。比如介绍萧楚女，用讲演的方式介绍他的生平、新闻工作经历、对他的评价和他的一些趣事，不仅用语言帮助学生在心中塑造了萧楚女这个光辉的形象，也让学生体会到他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
三、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运用讲授法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教师在使用讲授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教师要“吃透”教材，并凌驾于教材之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内容较多，为此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深入钻研教材、“吃透“教材的基础上，确定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安排好教学内容，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教师的讲授内容还要凌驾于教材之上，不仅要讲出本门课程的精髓，还要能够反映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授课教师的个人学术见解，培养学生关注学科发展新动向的习惯和独立思考能力。
2.教师要紧扣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内容较多，而教学时数有限，所以讲授内容的选择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求做到面面俱到，但必须重点突出。比如在讲某一国家的新闻事业史时，教师要“轻画线”(简要介绍该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沿革)，“重描点”(精讲该国的新闻制度，发生的新闻事件，出现新闻人物，有影响的新闻媒介等)。教师在注意教材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要善于选择精当的内容，抓住重点、难点和关键。
3.教师要提升讲授水平，不能停滞不前。由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多是陈述式的，任课教师的教学语言要生动准确，富于趣味性和幽默感。要把原本枯燥乏味的内容尽量讲得生动鲜活，但并非离开讲授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变化，而是要做到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讲授水平，不断钻研，不能停滞不前。
4.教师要注重与学生互动，不能“满堂灌”。一般史类的课程常被学生认为枯燥、无趣，《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也不例外。教师讲授时要注意启发性，激发学生开展积极思维活动，加强师生互动，讲问结合，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教师要把讲授法运用得当，不能把讲授变成“满堂灌”、注入式。
5.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适当采用电化教育手段。在《中外新闻事业史》教学过程中，讲授法虽稳居主导地位，但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特点、学科特点、教师特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教学技术条件等诸多因素来选择教学方法并且将它们进行有机融合。比如讨论法、读书指导法、探究法等等。这样才能弥补讲授法在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造才能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得讲授法这种教学方法运用的更加合理，也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现在的高校教育中，注重优化课堂教学手段。在本门课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合理使用电化教育手段，使用多媒体课件或电子讲稿的形式进行教学。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和制作要精良，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电子讲稿也不能只是教师的讲稿(教案)直接“上墙”。
此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向学生提供一些有助于本课程和本专业学习的网站网址。授课教师还可以与授课班级的学生建立起沟通平台，如Q群、本门课的公用邮箱等，随时向学生提供一些业界和学界最新的动向、研究成果等学习资料，随时可以和学生进行在线沟通、交流。这样既便捷，省时;又可以弥补教师在课堂上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的讲授，很难实施个别化教学，很难顾及学生的个别差异，难以实施因材施教的不足。实践证明，教师通过这样的形式把课上课下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有助于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哪种教学方法好，哪种方法教学不好。《中外新闻事业史》的授课教师们要在教学中多思考，多尝试，多实践，发挥讲授法的长处并结合其它教学方法灵活运用，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加精彩。
参考文献
[1] 路海东.学校教育心理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摘 要：语调教学是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调中的重音却在教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现通行汉语课本之一的《汉语教程》为例，提出问题，并探讨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改进的办法。
关键词：对外汉语，重音，教学
语调教学是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学生是否能用正确的汉语语音流畅地进行交际。语调是在语流之中的，语调教学是汉语语音教学较高级的阶段，要求学生语音达到自然优美的程度。赵元任（2002）认为：汉语语调不是独立于声调的音高变化,而是声调和语调的复合体。
对外国留学生来说，能够准确地发准字音是非常必要的，字音是整体认读的带声调的单音节。然而在真实话语交际语境中要想准确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还必须掌握正确语调。它是独立于语流之外的，学生学会了单个字的发音并不代表着朗读的准确无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很多留学生在读单个字的时候比较准确，而在成句表达的时候就出现了“洋腔洋调”。本文就汉语语调中重音特别是词重音和句法重音的重要性，来谈谈如何进行重音的教学。
1.关于重音、词重音、句法重音、句子重音、焦点重音
根据《汉英双语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重音指一个词、词组或句子里重读的音，重读指把一个词或词组里的某个音节或语句里的某几个音节读得重些、强些。例如“石头、棍子”两个词里，第一个音节重读，“老三”这个词里，第二个音节重读。“过年”里“过”字重读是“明年”的意思，“年”字重读是“过新年”的意思。
除了词重音，还有句法重音、句子重音、焦点重音。
句法重音是根据短语、句子的语法结构特点把其中某些部分重读的现象。这种重音不随语用而改变，是短语或句子的语法结构的特点决定的，每个短语和句子都有句法重音。
句子重音是逻辑重音，是语用上的需要，它往往可以改变句子的句法重音。
焦点重音是从不同的语用需要出发，选择的表达的重点，称为焦点，一般需要重读。例如“小李考上了大学”，分别重读“小李”、“考上”、“大学”，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参见张斌《新编现代汉语》，2006）
因为句子重音和焦点重音是随语用需要而变的，位置不固定，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进行重读，相对好掌握。那么本文将主要讨论对于留学生来说不太注意到，而且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词重音和句法重音教学。
2.目前对外汉语重音教学仍存的问题
现在很多教材已经注意到重音的教学，但是在现在通行的汉语教材中，都是把重音的教学放在初级阶段的语音教学部分。这会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重音的教学只跟语音教学相关，语音教学结束后，在中高级阶段就不强调重音了。但是实际上，它对留学生摆脱洋腔洋调、更加准确地把握句法结构、更加准确地理解句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汉语重音的一些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汉语教程（修订本）》第一册(上) P51第六课提到了双音节的重音：
“汉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总有一个音节读得重一些，这个重读音节就叫词重音。大部分词的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如：汉语、发音、英语、星期、大学、文化，也有一些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如名字、大夫、学生。”
但是这样的描述，对于学生来说仍然很迷糊：有的词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有的词在第二个音节，那么怎么具体掌握呢？哪些是在第一个音节，哪些是第二个呢？因此老师在教学的时候，除了示范以外，还应进一步为学生明确重音的规律。
另一方面，句法重音的教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仍以《汉语教程（修订本）》为例，除了第一册的语音教学中讲到了词重音、句重音和逻辑重音，第二册开始就未出现过重音的内容了。实际上在中、高级的语法教学中，很多语法现象其实都与句重音有关。
如“是……的”句型是公认的表示强调的典型句式，但在《汉语教程（修订本）》 第二册的语法说明中仅仅作了如下说明：
《汉语教程（修订本）》第二册(上) P93-94第六课 (一)是……的。汉语用“是……的”强调已经发生或完成动作的时间、地点、方式、目的、对象等。在肯定句中，“是”可以省略。否定句中“是”不能省略。如肯定式：我(是)去年九月来中国的。否定式：我不是来旅行的，我是来留学的。（其他例略）
《博雅汉语·中级冲刺篇Ⅰ》P11的语言点“是……的”说明中仅提到：用来说明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处所、方式等。例如：我是去年三月来中国的。（其他例略）
以上两个课本在一些本与重音有关的语言点的说明中，并未明确重音的部分，这对于一些语感不好的学生，就容易带来母语的负迁移，自己随意找重音，出现洋腔洋调。
在此，笔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想再次引起大家的重视，并在重音的实际教学方面展开一些探讨。
3.词重音和句法重音教学举例
3.1双音节词的重音教学
上文已经提到，《汉语教程（修订本）》第一册第六课有双音节词的重音的介绍，下面笔者谈谈自己对于这个部分的教学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要让学生介绍双音节词以“中重”与“重轻”两种格式为主。
其次，要为学生明确双音节词的重音规律：不带轻声的词，双音节词是后一个字重读，也就是说重音多在后一音节上。带轻声的词，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这就是上文我们提到的，为什么双音节词有的重音在第一音节，有的是在第二音节了。假如学生没有掌握这一规律，就会出洋腔洋调，如：谢谢、*谢谢。
再次，做演示、模仿练习。老师要给予正确的示范，让学生同听感上明确。老师可以带领学生朗读一至六课已学过的部分双音节词，甚至可以使用夸张的方法，让学生再次感知重音是怎么回事。
还可以做对比练习。与带轻声的双音节词同时做朗读练习，又复习了第二课学习的轻声的知识。例如：
中重 重轻
名字 爸爸
学习 哥哥
汉字 什么
发音 谢谢
今天 名字
学校 你们
再见 学生
…… ……
总之，教学中要注意的是，不能只说汉语有词重音，而不解释词重音的规律。一方面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时候该怎么说，另一方面老师在指导学生口语练习时，要及时纠正学生发音，打牢语音基础。
3.2“连……也/都……”结构的重音教学举例
《汉语教程（修订本）》第二册P146第二十课语法部分（二）“连……也/都……”有如下阐述：
汉语常用“连……也/都……”这一结构表示强调。介词“连”引出要强调的部分（一般是极端情况），后边用“也、都”与之呼应。隐含有比较的语义，表示强调的对象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例如：来北京快半年了，她连长城也没去过。（别的风景区更没去过了）（其他例略）
同样，没有特别明确指出重音的部分。因此老师教学时，可以特别重读重音的部分。特别是安排学生做操练练习时，可以明确标注，并及时纠正。
例如下列操练练习：
老师：认识这个汉字的人很少，连老师也不认识。
学生：（重复）认识这个汉字的人很少，连老师也不认识。
老师：这道题非常容易，连小学生都会做。
学生：（重复）这道题非常容易，连小学生都会做。
老师：你为什么说他不怕热？（他夏天也穿毛衣）
学生：我说他不怕冷，是因为他连夏天也穿毛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