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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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近期，全国妇联对俺国一零个省(自治区)、市地四零零零名群众进行拉“婚前双方财产是否存在必要公证”地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四八.一%为男性，五一.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俺国人口地性别比例，调查对象地地域、收入、年纪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俺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看法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地占四二.六%，持反对看法地占五七.四%。在一项涉及十个省、区、市地四千名调查对象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中国人口地性别比例。调查对象地地域、收入、年纪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中国人口分布。据称，该抽样调查地误差率为百分之五以下。
俺个人以为，离婚案件中地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存在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存在很大地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地关键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地关注，同时也引起拉法学界地高度注重。一九五零年颁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地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地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地自由自愿地约定方式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存在平等地所存在权与处理权地另一详细表现”。这里地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一定遵循自由、自愿、平等地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地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地内容涉及所存在权、整治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地立法解释，具存在法律效力，所以可以说俺国一九五零年地《婚姻法》实质是允许执行夫妻财产约定地。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地制约，加之本身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拉预防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地合法权益，建议长夫妻约定财产地登记等程序。为拉适应现实社会生活地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拉近一步完备俺国夫妻约定财产规定，俺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地基础上，从俺国本身出发创建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地，既科技、规范、弄清、详细，又具存在操作性地夫妻约定财产制。
俺国夫妻财产约定规定存在很长地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四编《亲属》第四节《夫妻财产制》第一零零四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对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一零零七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俺国历史上正式存在夫妻财产约定地立法。该调查报告解释说，婚前财产公证地兴起存在其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年均收入不够千元人民币，婚前财产甚少。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增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存在高档商品房、汽车等，居民家庭存款达到几万、几十万者不在少数，所以婚前财产公证也就应运而生。离婚案件地增多及其涉及地财产纠纷带来地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地原因之一。统计数字证实，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地离婚案件平均一年递增百分之九点零八，去年达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这些案件中绝大很多都存在财产纠纷。
三零年后，俺国经济存在拉较快发展，人们地婚姻家庭观念存在拉必然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一九八零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关系发展地需要，在第一三条第一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存在，但另存在约定地除外”。自此，俺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地必要补充，得以正式肯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详细规范，现实中夫妻咋应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
论文提要：
婚姻家庭审理实务中，离婚案件数量多，处理起来也比较复杂，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毋庸置疑离婚案件系复合之诉，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的确认之诉，但近年来随着婚姻家庭类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离婚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经济矛盾突出，涉诉财产标的数额呈不断增长趋势，且家庭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除了住房、汽车、门市等实物外，还有可能涉及对公司股权、股票、知识产权等新的财产形式分割。
对于财产的处理，审理中有两种做法，一是有可能判决不离婚的，对财产、子女抚养部分不审，遵循审判经济原则；二是将财产情况固定下来，为可能发生的下一次审理打基础。从基层审理实务来看，由于婚后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支配存有分歧、财产分配不均导致纠纷的案件占离婚案件的80%。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婚姻家庭案件中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矛盾，涉诉财产标的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导致夫妻之间对财产关注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当涉及到财产分割时，当无法与对方继续共同生活时，最重要的就是财产该如何处理。当然，我国《婚姻法》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为我们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本人试从审判实践角度出发对夫妻财产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审理离婚案件的一般思路
出于财产分配的考虑，首先就会涉及到对几个法律事实的认定和区分：
1、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家庭共有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方或双方获得的财产或收益。
（1）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区分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及一方所得的财产，除双方另有约定、法律另有规定外，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在离婚时需分割。除夫妻约定、《婚姻法》第18条及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外，婚姻法将夫妻的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个人特有财产规定为个人所有，离婚时归一方所有，另一方不能要求分割个人财产，即：①一方婚前的财产；②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③遗嘱或赠与合同中只确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④一方专用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2）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财产的区分
夫妻离婚时，如除夫妻外还有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还要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财产区分的问题。在共同生活中，所有的家中财产被视为家庭财产共同使用。但是，家庭财产中，有属于所有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也有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也有属于部分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因此离婚时，要注意将夫妻共有的财产从家庭共有的财产中区分出来，进而才能由夫妻双方分割。属于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主要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家庭经营所得收益以及以之购置的家庭财产，共同继承的遗产等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家庭财产中可能包含成年、未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由其通过劳动、继承以及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人身受到伤害所得赔偿金等等，不能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亦不能将所有家庭成员共有财产都当作夫妻共有财产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既是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个人财产、约定财产、家庭财产区分出来。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来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2、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
审理离婚案件对债务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虽然不直接涉及对债务的清偿，但对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必须同时作出界定并予确认。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离婚两方各自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夫妻离婚不能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利益。
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须产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婚前一方借款购置的财产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为购置这些财产所负的债务；（2）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3）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负的债务；（4）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治病以及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治病所负的债务；（5）因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6）因赡养负有赡养义务的老人所负的债务；（7）为支付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教育、培训费用所负的债务；（8）为支付正当必要的社会交往费用所负的债务；（9）夫妻协议约定为共同债务的债务；（10）其他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务。
当然，对夫妻共同债务、个人债务的认定，法院据此依法作出判决或达成调解协议，其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只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债权人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二、司法实务中的财产分割
（一）司法实务中做法
1、《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2、分割方法和财产孳息物的处理
法院按照法律规定来判决时，一般应遵循如下原则：（1）男女平等原则；（2）保护子女、女方权益原则；（3）照顾无过错方原则；（4）有利于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原则；（5）竞价原则。
对个人婚前财产的孳息及增值在婚后取得的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对此，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孳息属从物，根据物权法理论，从物的权利随主物，主物是婚前财产，孳息也应认定为婚前财产，增值财产也一样。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孳息虽是从物，但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而且许多孳息是婚后付出劳动才能取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婚后所得孳息、增值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对存款利息，未经炒作的股票增值等婚后完全未付出劳动的，应认定为婚前财产。而对婚后付出了劳动的租金、经炒作后增值的股票等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笔者叫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对该问题的处理应区别对待。
（二）由此引发的法律价值冲突
婚姻家庭类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看似简简单单，甚至不必作为一个单独探讨的问题，但是通过实际处理案件不难发现，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在解决夫妻财产纠纷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对共同财产的认定上，注重保护婚姻的稳定和共同利益，并确定不因分工不同而导致利益不均，重视保护婚姻的伦理性；在对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在保护第三人债权的前提下注重保护相对方的利益安全，重视婚姻的契约性。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立法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发现同一事实发生不同法律后果的悖论。如夫妻一方在婚前的借款为个人债务，因借款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利息是为个人债务；相反夫妻一方在婚前的存款为个人财产，但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法定利息则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在离婚诉讼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并不是个案。这种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不同法律后果的做法，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法律原则相违背。
法律对待婚姻期间发生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分配上的价值取向相悖而驰，或许值得我们深究一番，尽量在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基础上实现当事人利益衡平。
三、财产分割中的疑难问题及其消解
（一）明知一方隐匿财产但却查无实据。
夫妻一方隐匿财产或隐瞒收入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在婚姻正常的情况下也常发生，"私房钱"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表明隐瞒收入或财产的情况，不是少数人的行为。 尤其当夫妻离婚，面临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共同财产，减少、降低夫妻共同财产数额与价值，侵害一方财产权益的现象。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在离婚案件中，有的夫或妻一方出于恶意或其它非法目的，毁损或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致使夫妻共同财产的价值贬损或夫妻丧失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这不仅是对另一方合法财产权的侵犯，也激化了矛盾，影响了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另外，法院还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对这一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理。对于被毁损或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可以按该财产如果保留到现在的价值计算，将二分之一以上至全部价款分给未毁损或处分财产的一方。通过少分或不分财产的方法对恶意行为人进行惩治，既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也可以使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和保障。
（二）因婚姻关系发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与债务分配上的法律价值冲突，有学者称之为"离婚财产分割的同甘不共苦"。
甲男与乙女离婚诉讼中，甲在婚姻期间未经乙同意私自购买股票，甲向善意第三人丙借款20万元炒股，后血本无归，丙可依法向甲乙另案主张承担连带责任无疑，但对甲乙的内部关系而言，是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甲的个人债务产生争议。《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法律并没有按照婚姻关系的事实本身确定夫妻共同债务，而必须加之"为共同生活目的"或"对方同意"的法律行为，才具备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条件。
但如果情形相反，甲男未经乙女同意，私自举债炒股，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在清偿所欠债务后净赚20万元，此时的争议是该20万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甲的个人财产？对此，《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指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投资所得依法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由此，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投资一方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如果盈利则双方共同分享，如果亏损就得独自承担，岂不是"同甘不共苦"？法律在对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分配上的价值取向相悖而驰，我们无法过多评价，但仍需要尽量在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基础上实现利益衡平。
（三）离婚和好协议、保证书等对财产分割的约定是否有效。
实践中时常出现原、被告因家庭暴力、生活作风等问题产生矛盾，双方经调解和好时双方签下和好协议或由过错方书写保证书，如载明：如果再为此类问题产生矛盾，该方无条件同意离婚，财产全部归另一方。此类案件在审理中，就男女双方"夫妻和好协议"或"保证书"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实务中产生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第8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规定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并就财产分割达成了一致协议；二是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问题的条款及作为离婚协议组成部分或者附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对离婚的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看出适用该条规定应当具备如下条件：1、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自愿离婚的前提下，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签订的离婚协议，此协议含有财产分割的条款，即含有作为离婚协议组成部分或附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因为该条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是《婚姻法》第31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这一规定说明，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是自愿离婚的婚姻关系当事人解除婚姻关系的一个主要途径。2、根据离婚协议当事人必须办理了离婚登记，含有财产分割内容的协议才会发生效力。《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其原因是因为这类合同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如果协议只涉及财产关系而与身份关系无关，则当然受《合同法》的调整。当事人如未进行离婚登记，任何人都无法强制当事人履行解除婚姻关系这一身份关系的协议。只有当事人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后，协议便只涉及财产关系而与身份关系无关，有关财产分割的协议才受《合同法》的调整，才能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作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对离婚和好协议、保证书等对财产分割约定的效力不予认定。
（四）随着分期付款购房的增多，对房屋及尚欠贷款如何分割。
由于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按揭房屋如何认定归属和进行分割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仅按照房产证取得的 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者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示公平的情况。
1、婚前共同出资交首付，婚后按揭还贷
首先，这种情形不论房产证上是一方的名字，还是双方的名字，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按揭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应按照现有的市场价格计算房屋价值；再次，应当注意，该出资行为发生在婚前，非产权名义人应对自己出资行为并非赠与或借贷进行举证。否则，如果在产权名义人予以否认，并以个人婚前财产出资为由主张房屋归个人所有的情形下，非产权名义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2、婚前一方支付首付，婚后双方共同还贷
对于此种情形，实践中有两种观点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房屋为一方婚前购买，但房屋作为夫妻共同居住使用，且用共同财产偿还贷款，该房屋理应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按夫妻共同房产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婚前财产为个人财产。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取得了房屋产权的确认手续，无论何时取得产权证，房屋都应视为婚前个人财产。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判断按揭房屋归属的关键因素在于房屋产权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以及房屋产权取得的时间。如购房人在婚前已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只是为了还贷而将房屋的所有权抵押给银行，和银行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夫妻用共同财产还贷也只是在夫妻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共同还贷而改变房屋所有权的归属，这是符合不动产的公示原则。此外，因为婚后共同偿还贷款的行为并不改变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的性质，所以离婚后未偿清的贷款仍为个人债务。需要说明的是，共同还贷部分，不论是由一方用个人工资还贷，还是用双方工资还贷，均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在离婚时产权名义人应补偿配偶已还贷款数额的一半作为共同财产分割款。当然，如果一方确能证实，其还贷资金来源于婚前个人财产，那么该部分不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3、个人婚前购房，夫妻共同还贷，离婚房屋增值部分应如何处理
这一问题是按揭购房贷款在离婚诉讼财产分割中最具争议的问题，目前无论是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有人认为，婚前个人房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增值或缩水部分是属于个人财产价值浮动。房屋是在结婚之前取得，系婚前财产，虽有婚后共同还贷情形，但该还贷行为只是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对个人债务的偿还，且房屋属于家庭居住自用，并非基于投资盈利的目的购置，故不属于婚姻法解释中所描述的投资性财产的范畴。所以即便该争讼房屋存在增值，该部分财产也不属于婚姻法所指的个人财产投资收益，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笔者认为，婚前个人购房，婚后共同偿还贷款，增值部分如果一概作为个人财产处理，是对夫妻之间分工和非产权方对家庭贡献的漠视。讼争房产虽系一方在婚前购买，但按揭款属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这一部分资金被购房一方占用，直接导致了另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投资机会、投资规模以及生活品质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如果这一部分房屋增加值也列入个人财产归购房一方享有，则对另一方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尽管一方婚前房产仍归该个人所有，但该房产在婚后的增值，凝聚了非产权方配偶的贡献，则该配偶有权享受这种收益，有权得到补偿。
4、按揭购房，离婚时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应如何处理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解释，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完全取得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了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待取得房屋产权证后，再由一方另行向法院。另外，最高院民一庭相关解释也明确规定，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归属的范围包括：购买福利性政策房屋、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这三种房屋的，在离婚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法院不宜就该房所有权直接作出判决。所以，离婚时对按揭房屋的权属有争议但能协商好的，可按双方的合意处理房屋权属；若协商不成的，法院可判决按揭房屋暂归一方使用，待房屋产权证发放下来后，再作处理。
四、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诚实信用原则
关键词：财产保全制度
一、保全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保全制度是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制度。
保全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保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原告的目的往往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一定的义务，如交付合同项下的货物、支付拖欠的货款、返还物品或支付损害赔偿金等。诉讼是需要时间的，即使原告能够胜诉，其间也要经历若干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被告为了逃避判决生效后面临的强制执行，可能会转移或隐匿争讼的标的物或财产，也可能将其财产挥霍一空，从而造成生效后的判决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判决书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原告目的空。如何才能避免判决书成为“空头支票”呢？保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
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
财产保全通常是在法院受理诉讼后作出的，因此试行民事诉讼法只对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作了规定，但从到受理还有7日的期间，消息灵通的被告得知原告后仍可能抢在法院受理前把财产转移或隐匿；被告甚至可能在预感到诉讼来临之前就采取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可见试行民诉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是有缺口的，因此新民事诉法在制定时就增加了诉前保全的规定，使财产保全制度更加完备。
（一）诉讼财产保全
诉讼财产保全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后，为了保证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民事诉讼法》第92条对此作了规定。《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03条规定，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场或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
采取诉讼保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采取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具有给付财物的内容，有判决生效后不能或难以给付之虞，存在着保全的必要性。而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存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不能或难以执行的危险，故不发生诉讼保全问题。
2、须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并不是所有的给付之诉案件都能够采取财产保全，只有具备《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的法定原因，即“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当事人一方的行为，主要是指转移、转让、隐匿、毁损、挥霍财产的行为或将自己的资金抽走、将动产带出国外等以逃避义务为目的恶意行为。所谓其他原因，主要指由于客观原因或物的自然属性，物的价值减少或丧失。如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能变质腐烂等。
3、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而采取，必要时，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诉前财产保全
诉前财产保全是指在提讼之前，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诉前财产保全须具备的条件是：
1、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即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这里的情况紧急，是指因利害关系人的另一方的恶意行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转移、隐匿、毁损财产的行为，或者因其他客观情况，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危险迫在眉睫。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利害关系人是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的人。诉前保全发生在之前，案件尚未进行诉讼程序，法院不存在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后，法院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
3、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是在前提出的，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相比，法院对是否存在保全的必要性和会不会因申请不当而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更加难以把握，因此有必要把申请人提供担保作为诉前保全的必要条件。申请人如不愿或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就只能驳回其申请。
（三）两种财产保全的异同
1、相同之处。都是为了保证将来判决能得以执行而对有关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在保全的范围、措施、程序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
2、不同之处。（1）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发生在前；而诉讼财产保全是在之后或者在的同时申请。（2）引起财产保全程序发生的主体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只能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而开始；而诉讼财产保全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而采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采取。（3）法院对提供担保的要求不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则是“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4）作出裁定的时间不同。对于诉前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必须在接受申请后48小时内作出裁定，而对于诉讼中财产保全，则是对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
三、财产保全的范围和措施
财产保全既然是为防止将来判决生效后难以或无法执行而设计的一项制度，保全的范围就应当与法院判决申请人胜诉时确定的给付财物的范围相一致。根据处分原则，法院应当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法院判给原告的利益也不应超过其请求的范围，所以，保全的范围不应当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1款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再对其进行重复查封、冻结。
2、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当事人、负责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得使用该项财产。
3、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以采用变卖后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的方法予以保全。:
4、对不动产和特定动产（如车辆、船舶等），人民法院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产权的转移手续的方式予以保全。
5、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6、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利益，可以限制其支配，并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7、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关键词:公司财产权法人所有权股权
创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在我国企业制度创新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的创新，是改革中的难点及热点问题之一。所以，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目前改革的关键。
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公司，最终确立国有公司的法人地位。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则成为国有公司设立的前提和关键，所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研究也应从传统的“两权分离”转移到一种新型的产权制度研究，即股权的研究。
一、公司法人所有权
下面我们从所有权角度来分析公司法人所拥有的产权的性质。对所有权的定义，在现代各国法律中，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列举主义，即在规定所有权的概念时，即列举所有权的各项权能。[1]而概括主义，即以抽象严谨的语言表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2]我国法律对所有权定义采取了列举方式，《民法通则》第171条将所有权定义为“人们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所有权与其四项权能发生部分或全部分离的现象是经常的、大量的，但这是所有权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四项全能之上，还有一个与所有权不可分离的、最基本的、最高层次的权利，我们把它叫做支配权，所有权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对于物的独占性的支配权。[3]据此，我们以概括性的方式将所有权定义为：所有权是所有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占性的支配其所有无的权利，所有人可以对其所有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可排除他人对财产违背其意志的干涉。
根据以上对所有权的定义，我们来看公司法人产权性质。
首先，公司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4]虽然这些权利由公司内部机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监视会等享有，但这些机关都是公司法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这些权利依然属于公司法人。
其次，公司已经成立，公司的财产就同股东的财产区分开来，这是股东有限责任的基础，股东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存续，但股东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只有通过股东内部机关——股东大会，才可以参与公司经营。[5]从法律意义上讲，公司形成一个独任的人。所以公司产权是独立的、排它的。可见公司产权从法律意义上讲符合所有权定义，应成为公司法人所有权。
公司法人所有权是指公司法人对其财产，包括由股东出资形成的财产记在其基础上增值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即对公司全部法人财产有着完全的战友、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现代公司根据其内部组织形式，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内容可具体分为重大决策权、经济决策权、具体经营权、监督权。
二、股权性质法律研究
在法学界，对股权性质的认识历来争论不已，随着国有企业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展开，这更成为一个争论的热点。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再是承认不承认股权，而是最终把股权归结为什么性质，即按大陆法系两个中心论的观点，它究竟是所有权还是其他权利。
第一种观点：认为股权是所有权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股权属于所有权的范畴。主要理由有：第一，现代大股份公司两权分离所形成的经营者控制并没有改变股东的所有权地位，所有权和经营权无论怎样分离，都只能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况且从西方公司制发展的实践来看，经营者控制剥夺的只是小股东对公司的支配权，而实际上加强了大股东的支配。[8]第二，否定股权的所有权性质会在实践中产生许多问题：公司的财产无最终的归属；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失调；股东利益缺乏现实保障。第三，公司法人所有权与股东所有权可以同时并存，在英美法系中就承认一物可以多权，所有权是相对的、具体的。[9]笔者认为此说曲解了股权的内容。股东对其出资所形成的要素形态的财产，已不能任意二排他的支配，怎能是所有权？公司法人对要素形态的财产只拥有经营权，又怎能使其产权和治理上真正独立？况且此说还与股东所掌握的自益权与公益权的实际内容很难吻合。由于此说与当前国企改革所要实现的双重满足的目标实在难以调和，故又使其走上了双重所有权的道路，即股东拥有的是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法人所拥有的是支配意义上的所有权，所有权本来就是支配意义上讲的，哪有完全脱离了支配的归属？
第二种观点：认为股权是债权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股权应当属于债权的范畴或将其视为附条件的债权，认为股权是债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理由有：第一，股权具有明显的债权特征。首先，股权与债权一样，权利与义务的主体都是特定的。其次，股权必须借助于公司的行为才能实现，即股东利益的实现是以公司支付利息、红利的行为为前提。因此，股权与债权类似，是一种请求权。从这种意义上看，股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债权。第二，进入本世纪以来，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彻底分离，公司不再受股东的支配，公司已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股权已从所有权变成债权。第三，股东和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以财产所有权为代价购买股票，公司以取得所有权为前提出售股票，股票转化为债权是股东对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必然丧失的结果。第四，股东参与分红和转让股票，并不等于在行使所有权的收益和处分权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股权是一种社员权
认为股权是公司这种以资本为单位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的一个成员所拥有的权利。由于这种组织以追求财产利益为终极关怀，故这种社员权有明显的财产权的性质，其权力以股为单位而非以人为单位来计算。其他的社员权力则不具备财产的性质，其权利以人为计算单位，这是一种特殊的社员权。随着“一人公司”的出现并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公司为社团法人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社员组成的观念所打破，以社员权解释股权以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所有权说或债权说均不能反映股权的本质，把股权归入社员权也不妥当，股权只能是自成一体的权利。它应界定为：“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依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有财产权利的，具有转让性的民事权利。”[13]其具体含义如下：
1、股权是作为股东出让财产所有权的对价的一种权利。
股权不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产生，而是与股东同时产生，是同一出资关系的两个要素。股权也绝非股份的内容。股东所有权论者往往把股东对股票或股份的所有权与对财产的所有权视为同样，或者认为股票或股份就是公司财产本身，拥有股票或股份便是拥有了公司财产所有权。[14]但股份不等于股权，对股份拥有所有权也不表明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股份首先是出资额的表现形式，股东在交付出资之后即丧失了对出资财产的所有权，但由此换取了对价即股权，股权是一种无体财产。
2、股权是目的权利与手段权利的结合，财产性权利（如分红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为目的权利，公司事务参与权为手段权利。
3、股权兼具请求性和支配性。
4、股权是团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辩证统一。
5、股权具有资本性和流转性。公司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法人，但仍是以股东出资为基础并以股东为成员有机结合而成的团体。[16]全体股东构成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团体，股东是团体中的个体成员，是团体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公司是股东为实现共同及各自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团体，是达到股东利益的工具。股东以出资为代价成为公司团体的成员，全体股东用以出资的财产转归公司名下成为公司财产，并由此逸出于股东而独立。全体股东必定要有统一利益，享有团体权利，而具体到每个股东又有各自独立的利益，享有个体权利，股权是团体权利，而具体到每个股东又有各自独立的利益，享有个体权利，股权是团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统一。
6、股权具有独立性及与公司所有权的集合性。我们说股权是与公司所有权并行的一种独立的权利，但两者又存在交叉点。公司产权由公司法人统一享有，但又把权利分为具体权限分配给内部各个机关，由各个机关根据自己的权限以公司名义行使公司的权利。典型的公司机关由意思相关、执行机关形成交叉，公司的权利分布于按
照“分权制衡”结构组成的公司机关。英美法的公司机关由股东、董事和经理三部分组成，股东以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对公司行使控制权，[17]即选举或罢免董事，对修改章程，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以及对董事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事项作决议，董事（directors）通常以组成董事会（boardofdirectors）的方式对公司行使经营权（management）。
按照英美法，尽管董事由股东选任并可随意罢免，但董事的权限来自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来自股东授权。[18]英美公司法理论通常笼统地认为公司权利由这些机关按分工享有，对股权是权限还是权利并不作法理上的抽象研究，实质上是把股东的股权与股东作为公司机关（以股东会形式）享有的权利混为一体。大陆法系将公司机关区分为权力机关（股东会），执行机关（董事会）和监察机构（监事会）。由于权力机构由股东组成，而权力机关又作为公司机关行使公司权利，所以股权也与公司权利发生重叠。可见，虽然股权是与公司所有权在股东会权限上形成交叉点。
所以，股东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即股东会的成员）进入公司行使权利时，就具有双重地位，一是作为与公司所有权并行的股权的权利主体，以独立的人格行使股权；二是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行使公司的权限，股权既游离于公司之外作为独立的权利，又以行使公司机关权限的方式进入公司而对公司的重大事务进行控制。
7、股权是股东用以操纵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从本质上讲，公司不过是股东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是多数人为实现全体成员的经济利益的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保证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和营利的情况下，使个人责任与公司责任分离开来，以讲求较好的利益。[19]所以股权以营利为目的，以操纵为手段，这也决定了股权具有财产权和内部事务管理权双重内容。股权是通过让渡出资财产所有权而换取的权利，是股东丧失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对价。出资财产转化为股权，只不过变换了一法律形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股东的经济利益，股权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
通过对公司财产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所有权是以公司名义统一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它是通过公司机关具体行使职能而实现的。[20]股权，既是与公司财产所有权并行的一种独立的权利，又作为公司意思机关行使权利的基础，从而与公司所有权发生联系，正是基于股权和公司所有权的这种有机联系，所以我们说公司的财产权结构是股权和公司财产所有权的契合。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及变革
实践表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未能在实践中收到预期的结果，分析原来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家对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虽然依据法律企业享有经营权，但国家却可以以所有者的身份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企业不能享有独立的、排他的产权，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主体。
具体讲，按照“两权分离”思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在企业产权方面，造成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和产权不明晰两大缺陷。企业产权虚置或缺位。[21]国有企业的财产“人人是主人，人人不关心；人人都所有，人人不负责”，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不是独立的法人，企业和国家之间产权关系模糊，责任制度不明确，造成“企业躺在国家身上，职工躺在企业身上”的吃“大锅饭”的局面，这些缺陷限制了企业的活力，所以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顺产权关系：1、明晰产权。出资者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资产受益等所有者的权利，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由法律规定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2、清产核资，量化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登记制度。3、明确国有资产的代表者，使国家由承担无限责任走向承担有限责任。
四、结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中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享有经营权，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界区不明晰，造成国有企业中产权关系混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明晰的产权制度为首要特征，所以企业产权制度变革成为企业改革的关键。
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将国有企改组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目的的法人，本文通过对所有权各项权能的研究，得出了公司产权性质为法人所有权的结论；通过对股权的研究，指出股权是一种全新的权利类型。所以公司产权就是公司财产所有权和股权的有机结合。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一、如何正确理解财产保险的赔偿原则
财产保险合同，又称损失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以财产和与其有关的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担上述各类保险标的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财产保险合同是一种“填补损失”的合同。财产保险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性质，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是指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害时，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该原则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补偿额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损害补偿原则受到的限制主要有：
（一）保险金额的限制。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一般情况下，保险金额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只能等于或低于保险金额而不能高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最高赔偿责任也只能是保险金额。在此须引起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保险法》第49条、51条还规定：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失而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可能出现保险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情况。
（二）实际损失的限制。有实际损失是保险赔偿的基本条件。财产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财产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对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是补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赔偿金额的确定以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三）保险利益的限制。保险合同保障的是投保人的保险利益，补偿的是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损失。《保险法》第12条、第33条的规定表明，投保人对投保标的享有保险利益，既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也是保险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投保人的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而且决定保险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险法》第12条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对于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利益成为保险合同有效的基础，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原则之一。投保人要取得与保险人建立合法有效保险关系的资格，必须满足《保险法》第12条关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规定。具体说就是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非财产的所有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如对特定财产有实际而合法的利益，也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受到损害，其经济利益也随之受到损害，就表明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到损害，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受到影响，则说明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可在保险标的出险时获得赔偿，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利益的金额。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应是合法的且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根据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通则，构成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必须是属于经济上的确定的合法的利益。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损失，如要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不能用货币量来计量，则无法通过保险方式来填补损失。通常情况下，根据保险利益确定保险金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和给付保险金均受保险利益限制，即只对具有保险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当事人申请保险赔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正是为防范有人利用保险合同进行有损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投机活动。
在确定保险赔偿数额时要综合考虑损失补偿原则以上三个方面的限制，通常情况下，赔偿金额既不能超过实际损失，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或保险利益。
二、如何正确确定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一）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的确定。保险价值一般是指财产投保或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保险价值在财产保险中表现为现有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责任保险合同中不存在保险价值，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承担的责任是不确定的，故仅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预先约保险金额即可。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保险人所负损失赔偿责任在法律上的最高限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以下二种：
1、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财产保龄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目前，我国的保险法中并无关于定值保险的明确规定。凡属定值保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无论所保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保险人都要按保险合同上订明的保险价值计算赔款。但是定值保险合同一般只适用于特殊的保险标的，如古玩、字画、文物等一些很难确定其本身价值的物品，为了避免争讼，需要双方事先约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进行保险，但这种合同可能由于估价过高或过低造成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均衡，这种合同的运用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2、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在保险事故已经发生需要确定保险金额时才去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是不定值保险。因此，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不记载确定的保险价值。绝大多数的财产保险合同都是不定值保险合同。由于保险财产的赔偿是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原则，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通常按保险标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即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
（二）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具体的保险标的，根据其保险价值而实际投保的货币金额，它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当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赔偿金额的给付不但要受保险金额的限制，还要受实际损失、保险利益等因素的限制。保险金额的确定应以保险价值为基础，但是却不一定等同于保险价值。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对比关系来划分，保险合同分为三种类型，不同保险类型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不同。
1、足额保险合同，又称全额保险合同，是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合同。这种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标的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部赔偿，这时保险金额等同于全部价值，又等同于赔偿金额；如果保险金额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则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实际损失数额赔偿，这时保险金额小于保险金额，等同于实际损失数额。
2、不足额保险合同，又称低额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的合同。在这种保险合同中，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比如：某甲投保的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价值是10万元，其投保的保险金额是5万元，出险时，该保险标的物实际损失为8万元，此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4万元的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保险金额5万元的赔偿责任。
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和人类社会涉足领域的不断扩大，单个的人独立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在不断减弱，政府行为成为现代人维系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存在。“现代政府是巨型压力器，它吸进税收和权力，释放出财富，任何公民至少得部分地依附于从巨型政府压力瓶中流出来的财富，否则就很难生活”，尤其社会救助的领受者，“他们作为被政府援助的身份，可能是生存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这种依附并非出于自愿，自政府流出的物品，通常不只是对其他财富形式的补充，而是对它的替代”。在这种福利与风险并存的时代里，“政府的供给愈发显得重要，现代国家不管是采取了那种形式，都有义务对公民的福利负责，因为既然这些公民无法控制社会形势，也就无法为自己提供最基本的照顾、教育、住宅和生存，这种责任只能通过所谓的政府供给来实现。”
赖希认为，直接的金钱、救济金，各种服务性给付、行政合同和专营权、特许权是现代政府释放财富的主要表现，尽管这些财产在形态上有诸多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来源于政府的财富给付行为，这些利益形态的价值首先来源于政府的给付和允许，政府要么通过直接的给予，要么设定领受者的身份和资格，并将财富分配给特定个人或私人团体，政府成为此类财富分配中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按照传统的财产权理论，财产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动产、不动产、金钱、证券等，财产权表现为所有者对其所有财产的支配权利，财产法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其规范指向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障私人财产权免受各种实质或潜在的威胁和侵犯，尤其是免受公权力的不当侵害。“财产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划定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边界”，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所有人有法律许可的自由，当国家对私人财产征收或干预时，“国家必须解释和证明对他的干预。”但是，当政府在财富供给过程中成为输出财富的重要主体的时候，供给的领受者所拥有的基于政府供给所得的财产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且，政府的供给行为“使得给付和接收给付的双方可能成为捆绑在一起的利益群体，政府也因此可能将控制的触手伸向私人领域，进而模糊了过去明晰的私和公的界限。”
赖希认为，基于政府物质给付的财产由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利”更像“特权”，更像“恩惠”而非“义务”，为了增加法律意义上的确定性，有必要对这种新的财产类型变成一种“权利”并受宪法和正当程序的保护，使公民获得政府的救助不是政府的“馈赠”或“恩惠”，因为如果是“恩惠”，就有可能会“不经通知或听证被随意拒给、授予或撤销该项供给”，“我们不能安全地将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交给权力机构、行政审查官、控制委员会、品德委员会、董事会或许可证专员自由裁量”。“补贴和许可———福利国家的特征，构成了新的财产权并且应得到给予传统财产的宪法保护”。社会救助权是指当公民因不可抗的自然风险或社会风险，陷于贫穷、灾难等状态又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缺乏维系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时候，享有的从国家获得生存保障、享受福利救助的权利。它与赖希所言的“新财产权”在本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行使，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于国家，公民的纳税行为构成社会救助行为的物质基础，而新财产权也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和权利交给政府，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供给，将它们再分配的结果”，社会救助需要国家的参与，并与受救助者贫穷、缺乏基本的生存资料的身份相关，而新财产权也是“拥有和使用政府供给的权利与接受者的法律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地位既是接受供给者的基础，也是接受供给的结果”。社会救助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其目的在于防止被救助者限于匮乏的境地，当这种境地改变时，国家的救助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或取消，新财产权享有者持有财富也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另外从本质上讲，社会救助的发生与人权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当公民处于危难或贫穷之时，国家有义务予以救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而新财产权“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它对救助领受人的“独立和尊严是如此的关键”。
二、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新财产权理论要求不仅要明确政府供给的权利属性及构成体系，还要求明确义务的承担者及承担方式。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相关，作为权利的社会救助权如没有相应的义务支撑便形同虚设，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道德说教和自我把玩，国家的社会救助行动也无法走出纯粹说教的虚妄天地。社会救助是现代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救助，无论是制度还是实践，尽管可能有多个主体的参与，但终究是以国家为主，“作为政治原则的一个方面，福利最大化为甚应该成为政府的压倒性关注”。我国学者钱大军认为，法律义务由“应当、行为、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三个要素构成，因此，本部分以此为论证基础，结合新财产权的相关理论，对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的义务从“应当、行为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进行学理分析。
在社会救助权的实现过程中，国家之所以要“应当”有所作为，首先与现代国家的责任相关。前文已论，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庞大机器，汲取着巨额税金并以此作为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汲取能力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而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在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1995年—2008年，每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2009年以来，尽管因世界经济情势的影响使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指201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达117210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构成，税收固然是具有纳税义务的社会公民个人财富向国家的单向、无偿移转，但作为这种移转的对价，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国家有义务对来这些源于公民的财富按照正义的要求进行再分配，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救助是国家采取经济再分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履行财政责任的主要方式，它不是因道义、仁慈或慷慨而发生，是国家对公民的必须担当。其次，国家承担的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应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体承担起履行相应的救助义务。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各种不归结于个人的风险源普遍存在，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工业事故、食品安全等各种人造风险，都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了脆弱、多变和不确定，与之相伴的各种风险、灾难单靠个人自然无法解决，当各种风险和灾难发生时，人们只能依托国家的力量才能获得基本的安全和保障。因此，现代国家理应将克服各类风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能，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社会救助是为社会中陷于生存危机的主体提供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样式，它是宪法所规定的人的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体现的具体路径。另外，现代国家大都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作为自身的政治目标，社会救助除了救助贫穷之外，还是克服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的重要手段，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是社会中部分主体缺乏机会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断裂的表现，它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异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社会排斥、社会隔离与贫穷具有同源性，他们相互依存，互相强化，政府的社会救助不仅可以让贫困者摆脱贫困，也可避免社会分层和社会隔离的固化，让受救助有机会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唯有此，政府追求的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等政治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过程中义务要素中的“应当”固然重要，但离开了“行为”的“应当”，义务只能存在观念与想象之中，义务需要行为这一过程性行动才能实现，“对行为的控制主要是由义务来进行，脱离开行为，就不可能研究义务”。笔者认为，从行动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救助义务中的政府行为可分为生活救助和急难救助两大类型。所谓生活救助，是定位于解决贫困主体的基本生活，以提高受助者的生存能力或劳动参与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救助行动，当下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便属这一类型。比如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城镇居民，如社会孤老残幼、社会困难户、失业保险期满而又未能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或者其他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国家应为其提供生活帮助，保证其家庭成员有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居民的生活救助需要多个主体的行动参与才能完成。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了社会救助的行动主体与行动内容:“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这些都是国家社会救助义务的行动落实。另外还有急难救助，主要是针对突发性灾难导致的临时性贫困人员的救助行动，比如因地震、安全事故、传染性疾病等原因造成的特定主体的暂时性贫困，需要政府通过急难救助的方式予以救助。和生活救助相比，急难救助具有专项补助和临时救助的性质，要求政府的救助行动更具时效性，应在最短的时间作出行动反应，以最快的速度使受灾者摆脱贫困或危难境地，而且这种救助不局限于生活资料的供给和保障，它还兼具投资和开发的功能。因此，政府的急难救助应在这些特点和目标的要求下展开具体行动的设计。社会救助义务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要素是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具有强制可能性的体现。雷德里克•莫舍曾说，“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之所以被称为法律，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可能的制度强制性，这是法律区别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键。社会救助行动的规范化离不开对违规行为的识别及责任制度的保障，责任制度是保证政府救助行动规范运行的有效机制，也是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追究的重要方法。笔者认为，政府社会救助中引发法律责任的可能情形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型:首先，社会救助中政府的“错保”、“漏保”行为引发的责任可能性。前文已论，社会救助权的享有与被救助者的身份有关，对救助者贫穷状态的识别是社会救助行动发生的前提，当现实中获得社会救助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发生偏离，亦即当某些主体的境况低于救助标准但没有享受救助待遇，或某些主体的境况高于救助标准但享受了救助待遇的时候，便构成“错保漏保”。当然，“错保漏保”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其可能因政府的腐败、偏袒、歧视等原因造成，也可能因当事人的隐瞒、欺骗等原因发生，无论哪种情形，都会构成社会救助权义务谱系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其次，救助主体在救助过程中发生的贪污、挪用、克扣社会救助款项的贪污、渎职行为;监管主体在社会救助物资和使用监督过程中的渎职、懈怠、合谋行为，也是引发社会救助中“法律责任可能性”的行动样式，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精准的研究，笔者不再赘述。
三、新财产权与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
按照赖希在《新财产权》中的论证逻辑，将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政府给付行为作为一种权利确认下来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相应制度来保障这种权利在现实中能充分实现。给付行为意味着政府自动获取了调查、管制和惩罚的权力，由于拥有给付权力的政府会滥用权力，因此“新财产权”理论的核心要义不是如何去确认给付领受者的权利，而是如何规范政府的给付权力。我们需要“创设一种制度，或者使现存制度以新的方式运作”，即便不能，我们“寻求某些指导原则，却是可能的”。上文对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的学理分析，同样只有通过法律制度确立的保障机制才能予以落实。在新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构造:
1.通过宪法制度对政府社会救助行为进行规范
社会救助不仅要给部分社会主体直接的物质给付，而且还不能以侵犯或剥夺私人的宪法性权利为条件，在新财产权理论看来，后者更为重要。前文已论，社会救助中的政府给付打破了原有公私之间的界限，政府供给把个人和国家捆绑到了一起，改变了原有的权利/权力结构，社会救助固然能给部分主体带来收益，但同样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比如对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个人选择等私权利的侵犯。由于救济本身意味着救济领受者对供给者的依附性增强，财富的供给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确保国家施加的义务的履行，被救助者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政府提出的一些条件，“供给的增长使政府可能‘购买’到‘宪法权利的放弃’，”“这些条件有时候会深深地侵害了个人的自由”，如果他不强烈地依附政府的话，他可能“无权享受公共的开支”，或者领受到的社会救助被没收，供给附加的条件个人由此会“陷落在巨大的管制之网中，无处藏身”。任由这种情形的极端发展，一个趋炎附势、甚至是畏惧政府的社会会由此形成。因此，赖希认为，我们不能“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政策和价值上，这样会遮蔽其他重要价值”，社会救助中的政府作为财富的再分配者，不能拥有任何反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得拥有“购买”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应对供给施加任何条件，如果它给除“恩惠”之外的其他供给施加条件，该条件是无效的，该原则是古老的“反对违宪条件”规则的“复活”。也就是说，“不能使继续行使国家赋予的特权的权利，依附于接受者对国家规定的违反联邦宪法的条件的服从”。接着，赖希论证到，如果政府可以因为救助行动要求个人放弃宪法权利，并以此作为政府提供救助的条件的话，政府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人放弃宪法权利，宪法规定的保障措施，可能被这样的摆弄以至于不存在。可见，赖希认为，现代国家为受救助者提供救助义务由现代国家所承担的责任所决定的，它不能以附加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为条件，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在位阶上具有最高性，这是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首先需要遵从的原则，也是社会救助权法律保障的首要机制。
2.政府救助行为的实体和程序约束。
由于政府的救助行动以对救助者的身份确认为前提，救助者的身份、曾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这种身份的确认，比如政治身份、政治信仰、道德品质、犯罪记录审查、有无违背政府意愿的其他行为等，会让政府对其有不公正的偏好或歧视，不仅如此，这种自由裁量的存在还可能会给政府的腐败、寻租留下空间。为消除这种情况，赖希认为，应通过实体上“相关性原则”加以限制，美国曾对一个“不忠诚的租户”拒绝提供住房补助，但是伊利诺伊州法院判决认为，《伊利诺斯房屋管理法》的目的，是“消除贫民窟，为低收入的人们提供住房……很显然，仅依据该人具有被总检察长认定为颠覆组织的成员资格，就将他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促进房屋管理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救助应以其自身本来应具有的价值为行动指针，避免“对供给的管制成为对别的所有事情的管制”。除了“相关性原则”之外，实体上对救助行为进行控制应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制定权力的政策，不得交给实质上是属于私人的组织”来实现，至于这两种方式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功能及对公权力的规范意义，因其一直是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和各国行政改革的关键问题被中外学者所关注，本文不再赘述。其次，政府救济行为还应受到程序的约束。在《新财产权》中，赖希曾说，按照传统的理论，宪法正当程序条款只是对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权利进行保护，源于政府供给的社会救助(财产)，既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政府就可以任意取消，不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但新财产权理论认为，政府供给的授予、拒绝、撤销和管理，都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公平的程序，政府的行为应公开接受听证和辩论，以未公开的理由，拒绝任何特权和利益，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要通过立法对救助的范围、条件和幅度，以及救助撤销的理由、过程、步骤和方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建立救助信息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等，从程序上对社会救助权予以保障。就行政给付中的程序“正当”标准而言，可参照以下原则来构建:假设在一个事关正当程序的案件中，X代表可能受政府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Y代表利益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Z代表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分析时，如果X+Y＞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替代性的程序保障应被采纳，方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地，X+Y＜Z，则表示如果采用较为周全的程序，所获的权利保障利益低于政府的成本，因而现行的程序保障已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笔者认为，这都应该在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中加以充分适用，以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与合理。
3.社会救助权的司法保障。
论文关键词 债权人利益问题 财产继承 债权人利益保护
在继承权以及债权方面，怎样使这两方面能有效平衡，这个问题是目前继承法以及民法中较为关注的问题。依据我国《继承法》第33条有关规定，当前，我国实行的立法是限制责任继承制的，换句话说就是，“被继承人把相应的债务遗留给继承人，继承人按照一定的要求的规定及时偿还遗产的实际价值，如果有超过遗产具体价值的债务，相应的继承人可以不用全部偿还。”这项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把继承权以及债权相互平衡，但是，在部分问题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做的不到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一、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在财产继承中的具体表现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在财产继承中的相应表现有：目前债权人在财产继承中的利益问题、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
（一）目前债权人在财产继承中的利益问题
《继承法》第33条相关规定指出：“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应该清偿被继承人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的债务和税款，具体需要缴纳的债务以及税款的标准是以，被继承人的遗产实际价值为准。如果有超出遗产具体价值的部分，相应的继承人可以不用全部偿还。如果相应的继承人不继承遗产，那么，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中应该缴纳的债务以及税款可以不用偿还。”依据这一条规定，如果被继承人给继承人遗留了五万元的存款，继承人完全同意继承全部遗产，那么，继承人就要承担被继承人的全部债务以及税款，具体债务偿还额度的标准是以所继承的全部财产为限度。
依据法律来说，提出这一规定，可以高效的避免众多债务人运用法定的方式，将所继承的财产转移，有效的规避相关税款以及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相关利益，在关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
遗产的法律定义是，遗产具体范围指哪些，可以直接决定相关债权人具体利益受保护的程度。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指定不明确，例如，相关债务人享有的一定的债权，最终是否从属于遗产，基于这种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明显的规定。
另外，依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法律要求的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人可以不用完全继承，继承人可以运用明示的方法提出放弃继承，同时，也就放弃了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一般说来，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开始到相应财产分割之前，法定继承人可以明确提出放弃相应的继承权，但是，这样说来，对于债权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不能明确相应继承人继承遗产与否，那么，债权人跟谁要相应的债务，是十分不明确的，基于这种原因，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法律没有相关的有力措施。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危害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救济，“必要的救济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法律法规中不能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前面提出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针对这一重要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合理体现，所以，致使债权人的利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二、债权人的利益问题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债权人利益问题受危害的主要原因包括：目前我国继承法中社会条件起着决定性作用、继承法缺乏理论研究、相应继承人危害债权人的利益。
（一）目前我国继承法中社会条件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我国《继承法》是1985年制定的，直到现在没有进行更新。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相应的债权问题比较简单，尤其是个体私有制不健全，继承法的内容没有涉及到债权人债务问题。
（二）继承法缺乏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于债权人债务问题的关注，对继承法的家庭问题的具体研究相对缺乏，上世纪80年代，我国立法技术以及相应的法制观念比较薄弱，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以及债权人和债务质检单的关系的探究不够清晰。
（三）相应继承人危害债权人的利益
最近几年，在我国存在大量的相关继承人运用法律手段的漏洞来危害债权人的权益。例如，具体发生在某城市的案件，王姓债务人欠张姓债权人五万元人民币，但是，王某去世之后，张某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提讼，提出要王某的儿子王刚代替其父亲偿还应有的债务，但是，张某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王刚继承了王某的全部遗产，所以，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把张某的诉讼请求完全驳回。王某用了瞒天过海的招数，成功的把这笔债务推脱了。王某将自己的财产都赠给自己的弟弟，所以，一旦王某过世，王某的弟弟再将财产如数赠给王刚，这种继承方式使得王刚不用对父亲的债务有任何的承担，但是，债权人张某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却收到了危害。对于这类现象，生活中的例子非常的多，这些问题都是法律漏洞，是法律不能预料的，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境外对于债权人利益建立的基本制度
境外对于债权人的利益问题建立的基本制度包含两种体系：大陆法系地区建立直接继承政策、英美法系地区制定间接继承体系。
（一）大陆法系地区建立直接继承政策
直接继承的意义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后，把被继承人的相应财产转接给继承人，被继承人的相关债务问题都要归于继承人进行承担。但是，这种制度的问题是，遗产债权人的权益收到危害。所以，众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全面建立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例如，德国、法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有关的规定，继承人行使继承权之后，相应的继承人具有一定的选择的权利。相应的继承人具有选择权利的具体表现有：一是无条件直接继承；二是有条件继承；三是放弃继承等。一旦继承人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做出相应的明示，就断定为无限责任继承权。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具体继承权是自愿无限继承。具体的继承方式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向我国法院递交申诉，不用口头表示。不管是明示还是承认，都允许进行继承。只要在规定的实践内，没有做出相应选择的，或者在放弃的时间同样没有做出选择的，视为自动接受无限责任继承权。
自愿接受无限继承权是指，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不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那么，继承人就要付出相应的偿还行为。如果相应继承人做出不正当的行为和举动，会有相应的法律进行制裁，我国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继承人具有接受继承权，但是，不允许继承人对继承权的利益进行享受，一定要接受无限继承的责任。如果上述行为表现出伪造遗产以及隐匿财产等行为。一旦选择接受有限责任继承权，一定要上交忠实遗产清册，确保遗产数目清楚，这种方式，有助于继承人公开继承财产的数额，制止了恶意藏匿、转移的可能。另外，大陆法系的地区还建立健全相应的遗产管理体制。例如，《瑞士法典》中，第594条中规定：“被继承人的相应债权人，一定要做好债权清偿工作，如果债务未得到清偿或者没有相关人士进行担保，要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的三个月里，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官方计算。”
在日本，相关债权人如果发现法定继承人的某些行为危害到债权人的债务问题时，就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遗产管理工作，有关部门进行相应干预之后，继承人就丧失了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的规定可以使遗产最先用于偿还被继承人所欠下下的债务，进而可以维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大陆法系地区的这项规定，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全面利益。
（二）英美法系地区制定间接继承体系
具体在遗产继承情况上，英美法系地区使用的是间接继承体系。间接继承体系是英美国家普遍使用的制度，那么，我国香港地区也在使用间接继承体系，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人开始继承遗产之后，所得遗产暂时先不给继承人，先由有关部门进行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问题、交付遗赠以及上交遗产税之后，再把剩余的财产归还给继承人。”这一体系直接确保了债权人的有效利益。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有关部门的司法程序要求非常的高。一旦使用这种体系之后，每一个人去世之后，都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面进行处理有关继承问题，要是没有健全的司法遗产继承制度，是没有办法对遗产继承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的，相对来说，这项体系同样不适用于我国。
四、对于我国继承法提出的建议
（一）我国要逐步完善有期限、有条件的责任继承体系
法定继承人具有选择权利的具体表现有：一是无条件直接继承；二是有条件继承；三是放弃继承等。我国要逐渐完善概括继承权、限定责任继承权、放弃继承权的选择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和平衡继承人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经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无条件的责任继承制和无期限的直接继承制以及放弃继承制，都不能有效的使债权人掌握遗产的准确情况，同时，不能使债权人在合适的时间了解继承人的主张。而法定继承人就会利用体系的漏洞做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所以，有关部门要及时的把法定继承人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尽快确立下来，最大限度的解决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债务关系。完善无条件直接继承制、有条件继承制以及放弃继承等选择制度，是全面解决遗产继承有效的方案，法定继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是无条件直接继承、有条件继承还是放弃继承等，可以选择出属于自己的恰当的继承方式，用来全面维护继承人合法权益。
（二）具体修订《继承法》中要建立遗产清册程序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经过对我国现行《继承法》中针对债权人权益问题存在的弊端进行全面分析，在结合相关法律资料进行总结和阐述，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具体如下：我国现行修订的《继承法》中关于债权人和继承人的权益保护上，加大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这是我国修订《继承法》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具体实施阶段，要全面做到改变我国继承法中无条件继承制为有条件继承制，建立健全有条件的责任继承体系。那么具体用来实现的标准是，建立遗产清册程序，例如，全面建立按照规定制作的遗产清册程序和遗产清册异议、公示催告和遗产清册权益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