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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摘要::学习语言,必须了解文化。成语习语作为文化的承载物,有着浓厚的文化色彩。中英文作为世界上两种影响面极大的语言,有着极其丰富的成语习语资源,并反映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文学作品、历史典故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大量的实例从文化的角度对汉英中的成语习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语言、掌握语言。
关键词:成语 对比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人类,促使人类走向更大的进步。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都给语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它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着许多密切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育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尔特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词汇作为文化的承载物,有着浓厚的文化色彩。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成语习语的定义、英汉成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加以阐释。
二 成语习语的定义
习语,包括比喻性词语(metaphorical)、俚语(slang)、俗语(colloquialism)、谚语(proverb)、成语(idiom)、格言(maxim)等,是指词汇中结构固定,语意、语法完整,在功能上以独立的单位来运用的词、词组或句子,是语言长期使用的结果。习语具有形象、简练、寓意深刻、机智幽默等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短语,是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的最典型的表现。
汉语的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
英语“idiom”广义指一种民族语言中所有的习惯用法和特殊表达方法,可以是一个词、一个词组,也可以是一个句子;狭义指的是长期以来习用的、表达完整意义的、结构定型的固定词组或短句。
三 英汉成语习语的文化内涵
词汇与文化息息相关,词汇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下面我们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文学作品、历史典故等方面对英汉习语及成语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
1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说话方式和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地方特色,习语也如此。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因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产生就和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山川物产密切相关。英国是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个岛国,隔北海、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海岸线总长11450公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英国渔业发达,人们历来善于航海,因此就有大量的成语涉及海上的航行和经受的风雨。如:“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between the devil and deep sea(进退两难)”、“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all at sea(不知所措)”、“trim the sails(随风转舵)”、“in the same boat(同舟共济)”等。
农业是每个国家都不可少的,磨坊和铁匠铺曾经是英国农村重要的手工业,从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成语。如:“to plough a lonely furrow(孤独地行动)”、“to plough the sand(白费力气)”、“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说得中肯,打中要害,做得恰到好处)”、“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to come under the harmer(被拍卖)”等。
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相应的,习语很大部分与农业有关,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顺藤摸瓜”;“枯木逢春”;“七十二行,庄稼头一行;“不耕不种,终身落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等。
中国盛产竹子,汉字里便有很多同竹子有关的成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雨后春笋”、“节外生枝”等等。而英国不出产竹子,英语中“bamboo”的一词也源自马来语,所以英文中这方面的习语也寥寥无几。
2 宗教信仰
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大多信仰基督教。《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所以许多英语成语出自《圣经》。如:“a labor of love(爱做的事,出自喜爱而做的事)”、“after one’s heart(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to heap coals of fire on somebody’s head(以德报怨使人感到后悔惭愧)”、“to fall from grace(堕落,犯罪)”、“to cast pearl s before a swine(明珠暗投,把珍贵的东西送给不识货者)”、“ask for bread and be given a stone(想要面包,反而给石头;意为“得非所求”)”等。
中国人大多信仰佛教,如:“一尘不染”、“不二法门” 、“五体投地”、“回头是岸”、“菩萨心肠”、“借花献佛”、“大慈大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在劫难逃”等。
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被神秘化的数字文化内涵不同。英语国家的人们对数字“七”情有独钟。这是由于古人将七个天体(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与神联系起来,从而使数字“七”被神化,而这个神秘的数字则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宗教方面的习语有:“Seven Days in Creation(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世间万物)”;“The Seven Virtues(七大美德):Faith(信任),Hope(希望),Charity(仁慈),Justice(公正),Fortitude(毅力),Prudence(谨慎)and Temperance(节制)”;“The Seven Deadly Sins(七宗罪)”;“The Seven Gifts of the Spirit(七大礼物)”;“The Seven Sacraments(七大圣礼)”;“The Seven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七天精神善事)”。
英国人不喜欢13这个数字。有时就用“baker’s dozen”来代替。这条习语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对各种面包的重量作了规定。但是,要保证面包的重量,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容易做到。为了避免因短秤少两而受罚,面包师便在规定的一打12个面包上再免费多加一个,宁多勿少。这样,“面包师的一打(baker’s dozen)”就变成13,而不是12了。例如:“She bought a baker’s dozen of eggs.(她买了13个鸡蛋)”。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要算“九”了。“九”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在我国可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九起初是龙形(或蛇形)之图腾化的文字,后来演化出“神怪”之意,象征着天。例如,北京城有九门;天安门面阔九间;紫禁城有大小院落及房屋9999间。汉语中带有九的成语比比皆是,例如,“九霄云外”、“九天揽月”、“九天九地”、“九牛一毛”、“九生一死”、“九牛二虎之力”等。另外,“天诞日”为正月初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民间还有九头鸟之说。
如今,随着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其价值观也发生相应变化,勤劳致富成了人们共同的愿望,由此带来对另一个数字――“8”的膜拜。因为数字“8”汉语谐音为“发”,因此凡是电话号码、汽车牌照、商店名称(或开张日)无不带有“8”这个吉利的数字。由此可见,英汉民族不同的数字观念,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3 文学作品
古典文学名著是成语的重要源泉之一。一些名著的诗文语句因此成为广泛流传的习语或成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具有共性。英汉语的一些习语或成语都来自本民族脍炙人口的名学名著。如英语有这些成语:“a nine day’s wonder(九天的新鲜)”,该习语出自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传奇诗《特罗勒斯和克丽西德》,比喻昙花一现的人事物;“paint the lily(给百合花涂彩)”,源自莎士比亚剧本《约翰王》第4幕第2场,喻指“作不恰当而过分的修饰”,这条习语相当汉语的“画蛇添足”(to paint the lily)。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百合花(lily)象征着纯洁、高贵、美丽与吉祥。关于百合花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夏娃因为同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被赶出了伊甸园。她悔恨自己的过失,不禁流出了眼泪。而这表示忏悔的泪水落到地上,立即长出了百合花。也许由于这一传说的缘故,西方人一直视百合花为圣花,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亵渎这种象征纯洁吉祥的花。如果有人给百合花上色,那就是“多此一举”,有时还引申为“冒犯”的意思。如在美国,人们常说“to gild the lily.”
再如,“Mid summer madness(仲夏疯狂)”源自莎士比亚剧本《第十二夜》第3幕第4场,这条习语被后来人喻指“极度疯狂”。
汉语中源自中国古名典名著的成语更是俯拾皆是,如四大名著中的成语就有很多。如:
《三国演义》成语: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割须断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足鼎立;过五关斩六将;乌合之众;缓兵之计;死心塌地;虚张声势;步步为营。
《红楼梦》成语:骨肉分离;太虚幻境;曲径通幽;鸳鸯在梁;摸着石头过河;风水宝地;寻花问柳;耳鬓厮磨;锦衣纨裤;饫甘餍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了然不惑。
《水浒传》成语:腥风血雨;心满意足;一马当先;逼上梁山;不识泰山;飞檐走壁;一箭之遥;人困马乏;改邪归正;徇私舞弊;积草屯粮;天诛地灭;探头探脑;有头有尾;民穷财匮;指手画脚;两相情愿。
《西游记》成语:三头六臂;拖男契女;三五成群;长年累月;福星高照;一本正经;万事不求人;好自为之;好吃懒做;神通广大;呼风唤雨;普度众生;法力无边。
4 历史典故与历史事件
典故是指典制和掌故,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典故结构简练,言简意赅,能使文章语言洗练、形象生动、含蓄幽默。一般典故都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如果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渊源和背景是很难理解典故的涵义的。例如:“拔苗助长”、“滥竽充数”、“黔驴技穷”、“愚公移山”、“叶公好龙”、“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朝三暮四”、“画蛇添足”、“鹬蚌相争”、“东施效颦”等来自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画龙点睛”、“精卫填海”等出自神话传说。这些成语、习语都源自中华民族特有的古代文化。英语中与此对等的习语很难找到,表现了与英语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也有类似从典故中产生的习语,如“to be cat’s paw(被人利用,吃力不讨好)”,源自《伊索寓言》:相传有一只狡猾的猴子看见火堆中烤着的粟子,自己想吃而又不敢拿,于是哄着猫儿“火中取粟”。猫取出一个,猴子就吃一个,等到猫把火中的粟子全部取出后,猴子也就全部吃光了。猫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的结果。
四 结语
成语是语言的精华,是“浓缩的文化”。通过英汉成语的文化内涵的比较,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生活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各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语言表达形式。可以说,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成语。
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就像两条相距遥远的平行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但源头的差异,决定了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过自己一段独立的互不相交的发展史,它们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与西方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旨在把握中西两种文化在各种具体文化观念方面的特点和差异、认识文化交际的本质,从而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实现文化传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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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出东方
在凤凰源出问题上,人们根据历史记述或考古发现曾有多种推断:或称其原型为驼鸟者,或为孔雀者,再或系多物组合者,不一而足。因无实物可依,又经迭代幻化,上述推断多出臆测。
凤凰信仰由来已久。凤凰记述早见《尚书・虞书・益稷》,其中有“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句,此时“凤皇”已有瑞鸟之征。其后《尔雅・释鸟》郭璞所注“凤凰”更显灵异:“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现代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凤凰信仰就已经出现在古人生活中了: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曾出土一距今约7400年的白色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兽面和太阳图案,其中之“凤凰”图案与今日之“凤凰”影像极为相近:有冠、长喙、长颈、长尾。距今约67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也曾出土颇似“凤凰”的雕刻双鸟纹的象牙骨器。
人们之所以崇信凤凰,因为“凤,神鸟也”,“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其形据《尔雅・释鸟》郭璞所注,“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山海经》也有描述:“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日凤凰。”延至今天,凤凰的影像基本上定形为:头似锦鸡,身如鸳鸯,有大鹏的翅膀、仙鹤的腿、鹦鹉的嘴、孔雀的尾。
既为神鸟,凤凰神性凸显于“瑞应之鸟”与内外和谐之美:五代后唐时人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有“凤,瑞应之鸟也,其雌曰凰……与鸟之异也,出则为祥,非常见之鸟也”。《瑞应图》:“凤凰,仁鸟也。”《诗》:“凤凰,灵鸟。”除了上述“瑞”、“仁”、“灵”等特性外,凤凰又是完美形象的化身。《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凤凰身上体现了内外和谐之美。
国外也有凤凰信仰。英语里凤凰叫Phoenix,是传说中生活在阿拉伯荒漠的神鸟,体大如鹰,有金、红两色羽毛,艳丽无比。传说 phoenix永远不会死,每生活一定周期(或说500年,或称300年)就会自焚一次。自焚前,它会用芬芳的树枝为自己筑一小巢,然后唱着一首优美的挽歌,用翅膀煽动火苗把自己烧成灰烬,最终从灰烬中获得再生,如此轮回不己。因此,phoenix也叫“不死鸟”,在英语中有“再生”、“复活”之义,象征着“不柄”。
凤栖梧桐
凤凰既为“瑞应之鸟”与美的化身,人们在笃信凤凰灵性的同时,又围绕着凤凰的上述内涵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寓意。这包括以凤凰隐寓皇权、尊贵、吉祥、幸福、才能、仁义等等。
中国历代王朝将凤凰视为最权威、最尊贵的象征,与龙之用于男性相对,专用于女性:称帝王为“天上龙”,称嫔妃为“地上凤”。君王、皇家之物多冠以“凤”,如“凤车”、“凤邸”、“凤旨”、“凤盖”、“凤驾”、“凤辇”等,皆为皇家或仙人所用,他人不能僭用;凤凰能知天下治乱兴衰,这一点向为 “家天下”的历代帝王所重,以“凤鸣朝阳”、“百鸟朝凤”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又信凤凰为百鸟之长。群鸟皆从其飞,这与君臣之道相合,故旧时“伦叙图”中又以凤凰喻君臣之道。
凤凰既为祥瑞之鸟与美的化身,古代早就有以凤喻人之说。孔子曾喻老子为龙,老子又曾喻孔子作凤。在强调才能的同时,凤凰也隐寓品德高尚者。《南齐书・王僧虔传》:“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者虎豹。”由凤凰喻人之义,后人更借“凤栖梧桐”来比喻贤才择主而侍。相传,梧桐为树中之王,能知时。
在漫长的文化传承中,凤凰文化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与阴阳五行相附,称凤色赤,五行属火,是“南方七宿朱鸟之象”;与龙相对,将凤凰“雌化”,男女相合为“龙凤呈祥”,男女双胎为“龙凤胎”。其他诸如据传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所作的古琴曲《凤求凰》、演绎明朝末年故事的戏剧《凤还巢》;成语典故百鸟朝凤、凤鸣岐山、凤毛麟角、凤凰来仪、吹箫引凤等;还有象征高贵、华丽、祥瑞、喜庆的吉利画《龙凤呈祥》、《丹凤朝阳》、《吹箫引凤》、《双凤平安》、《凤戏牡丹》、《朝阳风鸣》等等,无不以凤凰为题旨。
凤凰到此
凤凰信仰同样也深入民间。民众将幸福、美好的生活期待加诸凤凰信仰之上,通过民俗生活实践着这种审美追求。
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地的畲族地区,每逢娶亲之时,主人家都要用八开大的红纸,写上“凤凰到此”四字,贴在厅堂正壁上,以示喜庆。据传,这一习俗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有位畲族后生盘阿龙打猎时,捉到一只凤凰,正要动手宰杀时,凤凰请求放生,并给了他三根羽毛,供其有难时点燃之用,这三根羽毛帮助阿龙度过了难关。阿龙结婚时,金凤凰又忍痛卸下了自己的头髻和尾巴,为新娘子做了一身凤凰装,并祝他们夫妻永世幸福。由此畲族民众视凤凰为吉祥物,认为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幸福的生活。
民间视凤凰为吉祥神鸟,寓意美好。所以,女子名字或女子所用物什,冠以“凤”者极多,以凤为名者如“熙凤”、“菊凤”、“冬凤”、“春凤”、“芝凤”、“凤仙”、“凤珍”、“凤兰”、“凤华”等,物什如“凤髻”、“凤冠”、“凤头鞋”、“凤凰装”等。流行于今青海民和回族土家族自治县等地的 “凤凰头”就颇具特色:先制二寸宽额箍,蒙以面料,其上镶若干银花,银花之间饰珊瑚、小珍珠串成的图案,并在下沿饰以珍珠串穗,在额前正中插一只用簧顶起的银制小凤凰。戴此头饰的女子走路时凤凰不断地点头摇摆,故又称“凤凰三点头”。
广西罗城仫佬族更有“凤凰护蛋”的民间游戏。相传很久以前,一只凤凰飞到仫佬族地区,并产下了一只蛋,使仫佬族人民生活日益美好。天神出于妒忌,派兵将来捉凤、毁蛋。凤凰在护蛋中被暗箭射死,变成今日的凤凰山,凤凰蛋则变成了凤凰山前的哆罗岭。为纪念这只凤凰,民众创造了“凤凰护蛋”的民间游戏。
关键词:湘绣作品名;英译策略;英译方法
0 引言
湘绣作为具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刺绣,经过漫长辉煌的历史岁月传承,汲取了新时代湖湘文化和民族的特色与工艺,近年来不仅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在全球的舞台上有着一片天地。湘绣传统独特的手工刺绣、逼真貌美的图案造型、多样独特的技法,受到了海内外市场与文化收藏者的青睐。湘绣作品的主题多见于花鸟草木、风景人物、动物字画等。作品的名称不仅具有艺术特色还富有中式特色,也常用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四字格等来表示,其中文名常耐人寻味,其英译名更需要斟酌一番。那么,在英译这些极具湘楚文化中式特色的作品名称时,应分析湘绣作品的命名特色,根据作品的文化背景、作者的情感倾向及翻译意图来探讨湘绣作品名的英译策略。
1 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归化策略是让原作者和读者直接对话,把目的语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向读者靠拢,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异化则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译员尽可能地不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采用异化策略有利于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策略,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绝对的归化和异化并不存在。在湘绣作品名称翻译的实践中应该根据具体的语言特点、作品表达的内涵、民族文化等,来恰当地运用这两种策略,达到具体动态的统一。
2 湘绣作品名的英译方法
根据湘绣作品命名方式的特点,英译名的难点主要在于,对主题寓意的理解以及具有中式诗词特点的名称翻译。具体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翻译:
2.1 直译法
湘绣作品名称本身就清晰明了地概括了作品的主题,对于此类作品名称的英译,直译法能将意思直截了当地传递给译入语读者。例如,位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湘绣作品《像》《当代英雄》《张家界》《岳阳楼》等,都是人物、旅游地名胜的名称,用直译法翻译为“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The Contemporary Heroes”,“Zhangjiajie”,“Yueyang Tower”。我国赠送给非洲津巴布韦的湘绣礼物《非洲羚羊》、湖南省湘绣博物馆收藏的《虎头》、荣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的《雄狮与母狮》等,这些以动物为主题的湘绣作品也是经常出现,尤其是狮虎类作品,均可以采用直译法进行清晰明了地翻译:“The African Antelopes”,“The head of a tiger”,“The Lion and the Lioness”。
由湘绣大师刘爱云主持参与绣制的《群仙祝寿图》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双面绣通景屏。它的作品名与中国神话故事有关,是指农历三月初三,恰逢西王母寿辰,天宫设蟠桃会,各路神仙前往瑶台祝寿赴宴。由于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相通的文化背景,解释起来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那么,在这样的作品名称的翻译中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译为“Immortals Offering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此外,为了祝贺祖国,湖南省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一幅大型双面全异绣屏的湘绣作品《百鸟朝凤・洞庭春色》,作品名中的“百鸟朝凤”也是出自于古代汉族成语,凤凰意指鸟王,喻指君主圣明而天下依附。同样,在西方文化中缺失类似的词汇含义,因此只能采取异化的方式来直译为“Hundreds Birds Worshipping The Phoenix ・Spring in Dongting Lake”。这样的方法既保留了汉语的文化内涵,又将异域文化的新鲜及特点准确地传递给了外国的观众。
2.2 意译法
对于既找不到相对应的译名,亦不能通过直译达到效果的湘绣作品名,往往可采取意译的方式来进行翻译,通常会舍弃原词汇的形象特色,解释性地说明作品名称的含义,如《鸳鸯》作品的译名,“鸳鸯”英文名为“mandarin duck”,即中国官鸭。在中国文化中,“鸳鸯”通常用以比喻一对恩爱夫妻。但在西方“mandarin duck”只是一种普通的动物,并没有任何比喻义。所以,在此类作品的翻译中并没有将“鸳鸯”直接翻译为“mandarin duck”,而是翻译为“lovebird”,与中国“鸳鸯”的文化意义相似。这样的翻译中译者试图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把原语本土化,把译名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三阳开泰》这幅湘绣作品,描绘了三只山羊一家在春初的时候时分在野外玩耍的情景,如果只翻译成“Three Rams”,外国的观众不能明白其中的寓意,“三阳开泰”出自《易经》,“三阳”表示阴气渐去阳气始生,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开泰”则表示吉祥亨通,有好运即将降临之意。由于“阳”与“羊”同音,羊即为阳,“三阳开泰”即是“三羊开泰”,都表示生机勃勃,吉祥亨通之意。因此,这幅作品的译名如果译为“Auspicious Beginning of A New Year”,则把这幅图的寓意真正地传递给了观众。
2.3 换译法
对于极具中国特色文化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汇,而文化背景的不同直接导致直译或意译都不能突显出原文的内容,此时可以采用重命名法,以取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效果。例如,荣获43届全国工艺品“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的湘绣作品《逸韵娇容》苎麻滴刺绣系列,都是关于各种各样的花卉刺绣。那么,它们的英译名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显得有点冗长不切题,若重命名换译为“The Flowers”则简单清晰,直截了当地译出了主题。
作为最大尺幅的双面绣座屏之一的湘绣作品《洞庭情趣》,取材于湖南洞庭湖滨的莲湖野鸭。画面上荷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莲花亭亭玉立,十多只野鸭嬉戏于莲荷碧水之间,秀美清新,生机盎然。它的译名若直译为“Fun by Dongting Lake”,太不符合西方人士的思维方式,难免令人觉得有点空泛不切题。因为相对于讲究神韵意象悟性的、偏模糊整体迂回的中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则更偏向于精确和开门见山的直线思维。因此,若译为“Wild ducks and lotus by Dongting Lake”则更符合西方人的思维,点题贴切。
参考文献:
[1] Lawrence Venuti .译者的隐身[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何自然,李捷.翻译还是重命名――语用翻译中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2012(1).
[关键词]旅游英语;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60 ― 02
当今社会,旅游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发展迅速并对经济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要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旅游文化的宣传和旅游景点的推介。因此,旅游海外宣传资料的汉英翻译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准确,生动,形象的景点介绍译文会让外国游客用眼睛欣赏风景之时,也能够用心体会到浓郁的文化。由于西方游客与中国人在思维方式、语言特征、文化底蕴等方面的不同,这就要求旅游景点的英语翻译在传达游览信息的基础上必须与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差异的视角来看待旅游英语翻译。
一、旅游文化的重要性
旅游的核心之处在于文化感受,壮丽山河、秀美风景不仅让外国游客陶醉其中,满足了感官上的愉悦享受,更重要的是亲临体验了异国他乡的历史文化和地方风情,了解了其中独特的文化气息。旅游宣传资料成为推介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重要媒介, 浓郁的民族气息自然而然地渗透其中,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旅游不仅是生态旅游,也是文化旅游,在游览中陶冶情操,丰富知识,体验文化。
旅游语篇是文化的载体。吸引游客、唤起他们参观景点的兴致,并激发其参与游览的乐趣,这是旅游英语翻译的目的所在。与此同时,还要增加游客对地域历史风俗习惯的了解,传播中国文化精髓。文化内涵的翻译传递就成为旅游资料语篇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和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而种种不同必然要反映到旅游资料的翻译中。自然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旅游文化特点,我们要利用旅游英语弘扬民族精神。在翻译时,不仅要进行两种语言的转化和对比,还要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要注重文化的准确传达,使旅游英语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游客之间的精神纽带和交流桥梁。
二、旅游英语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是对文化的一种敏感性,跨文化交际本身就是不同文化的交际双方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信息源――编码――信息传递――解码――反馈等环节所构成的一个双向信息交换的动态过程。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沟通是旅游活动的基础和依托,旅游资料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外国游客在感受理解游览地独特文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俗带到景区所在地,使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日益缩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变成一种需要。
为外国读者和游客提供实用的游览信息,包括历史文化信息,这是旅游资料翻译的根本目的,在旅游服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宣传资料翻译实际上是代表源语文化的译者与代表译语文化的外国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由于不同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认知行为、社会规范等,因而有可能造成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沟通受阻,交流合作不畅。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看待旅游翻译可有效减少由于不了解文化差异和文化特性而引起的语用失误和交际误解。旅游资料翻译作为一种专门用途英语的翻译同样离不开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渗透,因此了解和研究文化差异有助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协调兼容,洞察交际障碍与文化冲突的原因,同时探讨有效的解决方法。
三、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1.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或是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会使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们养成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西方文化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同一词在东西文化中有不同褒贬义、联想义及象征义。如“喜鹊”汉语报春,预兆喜事临门,而英语指傻子,比喻话匣子,叽叽喳喳的人;“狗”汉语多贬义,而英语多褒义,指可爱的宠物、忠实的朋友;“龙”在中国是权力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是凶狠的恶魔。另外,这一差异还表现在以不同事物表达相同语用意义,如兽中之王在中国人心目中为虎,而西方则指狮子;富贵牡丹是中国人眼中的花魁,而浪漫玫瑰则是西方的代表。
2.民风民俗
文化的渊源不同,词汇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涵义也必然不同。由于两国的民风习俗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翻译困难是合理的。附加上必要的注释成为译者在处理译文文化转换时常用的方法,以促进交流顺畅,加强不同民族间的沟通。如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我们会在农历五月初五当天赛龙舟,吃粽子。因为“端午节”是汉语有的词汇,在英语中找不出与之相对应的词语。那我们如何让外国人在吃到粽子时怀有这种感情,我们肯定要加上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又如Spring Festival,对外国人而言, 因为西方文化中没有“春节”所隐含的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拜年给红包等信息,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它认为是春天的一个节日,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而已。而西方的传统节日,如感恩节、复活节、圣诞节,西方人也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和民俗活动。
另外,在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下,词语表层的指称意义与深层的言内意义不一致。在英国人的印象中,“西风”为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而中国诗句中的“古道西风瘦马”则道出了苍凉之感。汉语中的“东风”象征“春天,温暖”,东风报春,万物复苏大地回暖,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寒冷凛冽,给人萧条凄冷之感。对于不同生活习俗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力,译者必须要仔细领会并融会贯通。
3.思维心理
中国人注重整体上的感观认识,直觉思维占主导地位;而西方人关注逻辑思维,严谨缜密,理性心理占主要成分。例如,汉语旅游语篇先从不同角度广泛描写记述,言辞华丽文笔优美,主观感受强,最后归纳总结出段落的重点,呈螺旋上升式。而英语旅游景介则注重客观写实,语言简约而流畅,段落的开头先有一个传递信息出发点的主题句,简明扼要告诉读者段落的主线和范围,便于其理解和接受,呈直线式。汉语无论修饰语长短、繁简,都放在中心语前面;而西方人则喜欢将介词短语、动词不定式、分词、定语从句等诸如此类的修饰语放在中心语的后面,句式严密。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强调谦虚和褒扬,这是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心理导致中国产生了很多敬辞与谦辞,如恭候、令尊、贵国、拙作、高见等,可是英语里的to await respectfully,your father,your country,your opinion,my (poor) writing等并不是这些敬辞的完全语用等效翻译。因此要译者要熟悉西方人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牢牢树立起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得译文符合目的语的思维表达方式,使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理解。
4.语言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汉英旅游文体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是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中西方读者各自喜闻乐见的形式。英语和汉语是这个世界上发展非常成熟的语种,英汉互译有相当的难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词汇选择和句式运用上。例如,有的译文把“精品游览线”中的“精品”译成essence,这里的“精品”应理解为“精选”而不是“精华、精粹”,最好译成choice或well-selected。再如小吃“藕粉”不应译成“lotus root starch”,这会让西方游客想到吃多淀粉食物带来肥胖的后果,所以应译成“lotus root paste,powder或pudding”,让外国游客一目了然更容易接受。
中国的古典文学一贯强调神韵、格调以及心境意绪的传达,喜欢借景抒情,主观色彩极浓。在语言上注重意合,语言形式零散,语法呈隐性。汉语讲究中庸,推崇“不偏不倚”,喜欢大量使用四字成语,比如莺歌燕舞、雕梁画栋、桨声灯影等。在介绍旅游景点时,大多使用描述性语言,托物言志,倾向神似,语篇优美华丽,用词凝练含蓄,行文工整,声律对仗,达到音、形、意皆美的效果。相比之下,西方传统哲学强调分析型的抽象理性思维,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其句式框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用词强调简洁自然、行文注重逻辑理性、描述突出直观可感,在主观与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地强调的是摹仿和再现。
5.语篇风格和修辞
汉英语言中谋篇布局、篇章风格、修辞方法等行文习惯的差异,就是汉英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真实反映。东方人擅长于整体性,富于想象依赖直觉。西方人则擅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民族审美情趣看重简洁严谨。在描述旅游景点的介绍中,英语旅游文体大多风格简约,逻辑严谨,表达方式直观通俗易懂,在旅游信息设置上,英语旅游文体重在明示,强调提供资讯的功能,内容准确丰富实用,通过对景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等诸方面的信息传递突出客观性与可靠性,在中文景介中经常出现的风光景色等描述性篇幅则用笔不多。
一般来说,汉语旅游语篇常以逻辑关系和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先叙事描写,后下结论,由远及近,重心落在句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整体本位观的影响。而英语旅游资料则是开门见山,先下结论,后记述,从近到远,中心句和主题句常位于句首。另外,汉语旅游资料中形象生动的景点描绘语言往往与修辞紧密相连,在英译的过程中也应注意通过使用修辞方法为游客提供更有趣、更具吸引力的旅游材料,常用的修辞手法有明喻、暗喻、拟人等。
综上所述,旅游资源有了文化内涵才会具有灵性,才能给游客带来特有的文化感受。旅游资料作为一种对外宣传资料,起着传达文化信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作用。在旅游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注意到并深入了解中西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差异,将旅游资料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恰当、微妙而又辩证有效地传递出来,是保证旅游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对不同文化差异内涵的理解和合理处理,有利于培养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有助于提高旅游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更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树立起良好的旅游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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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