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税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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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商品税税收职能限定

[论文摘要]：商品税的税收职能涉及了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其中，财政收入职能应当是目前主要的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加以限定。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和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在理论上为这种税收职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据。而在实践中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也有利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限定。

依据税收学的理论，税收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即：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商品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其税收职能涉及到上述三个领域，但在不同的税收职能间有所侧重。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形成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税种，同时由于商品税自身的性质，在发挥其他两类税收职能的时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损失。因此，在我国商品税的税收职能中财政收入职能是应当被强调的，而其他两类职能应当受到较强的限制。如果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商品税应当被限制的职能没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单纯从经典的税收中性理念出发，将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看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损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颇的。

在此，笔者力图通过对商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发挥作出一个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考虑的是对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这个限定与经典的税收理论的限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观念不同。

一、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定位

在商品税税收职能定位的问题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另一类是关于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这两类理论分析分别是最适课税理论和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笔者以为，前者与商品税社会政策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商品税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按照这两类理论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策领域，虽然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税，但是商品税通过消费领域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在经济调控领域，商品税依然被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领域中某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应当是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可以发挥其独到作用的范围。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适商品课税理论，是最优税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运用，是从微观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商品税税收负担归宿问题后针对商品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的商品税税制设计方面的指导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拉姆斯首先对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做到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总付税以外，任何其他的税收都会通过将消费者的资源转移至政府和通过提高消费品的价格，即课税商品相对于非课税商品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前者属于直接影响，因此只产生收入效应，后者属于间接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相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消费者的福利下降超过了纳税引起的收入减少，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被称为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斯的研究后来被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归结为比例性命题和逆弹性命题。其中，比例性命题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的确定应当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弹性命题是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应当与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研究对于商品税制的优化提出了极富意义的思路，提醒我们在征收商品税时应当注意效率损失问题。但是，其结论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与之相符；第二，难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准确测定；第三，上述结论的适用同税收的公平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现实的商品税税制设计过程中，从最适商品课税角度考虑，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和对部分商品课税何者更为合适，以及统一的税率和差别税率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根据传统税收理论，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以均等税率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小。这是因为，以较低的均等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不会影响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税虽然使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一般不会影响消费者在商品之间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以均等税率对商品普遍课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如果是征收选择性商品税，必然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减少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也会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从而既产生收入效应，又产生替代效应。因此，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税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对于这一结论还有另外一种证明的方法，即假设对某种商品征收的商品税税率为t，此时，如果将税率降低到t/2，则税率的降低为一半，而税收收入的降低则少于一半，税收超额负担却降低了3/4，由此可见，为了筹集等量的税收收入，对所有商品以相同较低的税率征收商品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小，因而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商品税应当被设计成一种普遍征收的税收，而且是税率较为统一的税收，由此，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应当受到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传统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按照统一的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使价格等比例地发生变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数量的变化并不相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商品税的扭曲效应依然会出现。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弹性反比法则，主张对于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以较低的税率课征商品税，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以较高的税率课征商品税。拉姆斯的弹性反比法则在理论上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然而在实践中，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离不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据，但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准确测度的，而对所有商品(或所有课征商品税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

由此可见，在考虑不同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下，普遍征收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依然存在效率的损失，笔者以为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这样理解：这种从整体意义上定义的普遍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并非绝对不存在效率的损失，因此，商品税的普遍征收与税率统一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并非绝对。实践中，最适课税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商品税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税种，如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税种，也包括了选择性征收的税种，有的税种适用的税率较为简单，而有的则较为复杂。在征收一般税所存在的问题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损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也会导致对一些生活必需品课征税率较高的商品税，而对某些高档商品课征税率较低的商品税，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与税收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于生活必需品还是应当以较低的税率课税，甚至于不课税。这是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的一个体现。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特定的场合，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制定商品税税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这种同时满足并非通常所说的“兼顾”。我国学者岳树民认为：弹性反比法则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施，但它却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税率是有效率的，这为差别税率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这些消费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其消费中的“必需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消费的数量，而低收入者则极少消费。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可以根据弹性反比法则的要求设计税率，即对这些高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税。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弹性反比法则在上述范围内指导商品税课征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弹性反比法则与公平存在冲突”的基本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涉及的范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领域。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对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不但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税收收入职能，而且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且这种社会政策职能的实现与效率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整体上应当被限定，但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适商品课税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加以研究到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过程。由此可见，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是将现实的目标加以权衡，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出发。同时，税收学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念的，而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在设定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抽象出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的情况相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将基于严格假定得出的结论在任何场合都奉为圭臬则往往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使是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也是如此。因此，对商品税税收职能加以限定不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特别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一般研究过分地理念化。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效率。

三、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的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理论

税收中性，指“国家在课税时，除了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从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既要课税，同时又要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税收调控“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在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征税与不征税及多征税与少征税等方式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或限制、维持其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按预定方向与规模发生变化的行为。”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分别是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二者付诸实践，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而需要加以权衡，因为现实当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容易区分。

(二)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商品税属于间接税，与属于直接税的所得税相比较，所得税更符合税收中性的思想，因为从理论上讲，所得税改变的是私人的预算线，而不是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主要产生收入效应而基本不产生替代效应，而有差别的商品税则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商品税虽然可以在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在二定程度上发挥经济调控职能，但这种职能的发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

对于商品税而言，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税收税率应当尽量统一。这里所说的税率尽量统一是相对的，包括税率的档次不应当过多和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的差距不应当过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其税基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个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这些税种的税率档次过多，或者差距过大，容易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取的福利。第二，选择性征收的税收税基应当较窄，且税率一般不应过高。选择性征收的税收，如消费税等，属于非中性税收，虽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税基过宽、税率过高则同样会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其对于消费的调控也会矫枉过正，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第三，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和优惠。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影响基本税制中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所做的安排，造成过多的超额负担。

在通过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税收工具应当是企业所得税而非商品税，但是商品税领域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措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商品税的经济调控职能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某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可以较好地遏制那些只顾个体经济利益、不顾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的是，商品税的实施同企业所得税相比，原则性更强而灵活性较小，因此，不应过分频繁地通过商品税的变动来进行相关的调控，但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分阶段的税率调整。同时，商品税内部不同的税种其变动的频度在原则上也不应当相同，如增值税一类的税收大幅度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进口关税中有些税收本身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执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都可以达到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那些灵活性强的税收来进行调节。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既要坚持税收中性的指导思想，又要重视税收调控的作用，在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二者之间应当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其内涵是：在通过商品税取得税收收入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因为对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同时，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目标，要通过不同调控手段作用的比较，包括税收调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税种的税收调控的比较，确定是否以商品税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税种来进行调控，对于应当运用这些种类的税进行税收调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机制可能对商品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对下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为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商品税作用的其他部分产生不利的影响。(2)是否会因为商品税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调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实际效果被显著抵消。

四、税收职能限定的实践

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些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财政收入以外的职能的发挥被限制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指在运用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税制度上的设计与变更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较强的阶段性，相对于商品税在实现财政收入方面的长期占有的首要地位，这种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往往要强得多。

遵守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要注重每一个时间跨度较短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在生产领域不能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谋求较短时间内不切实际的生产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样做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消费领域，应当根据具体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调节，如果消费水平提高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征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阻碍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受到制约则可以反过来制约生产的发展。同时，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应当做到果断放弃那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而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过阶段性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在实现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方面的具体措施及时调整，避免不切实际的税收政策或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领域中的现状所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

在商品税中，由于各个税种的税收在微观层面上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同一种商品的调节可能在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上都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环节通过不同税种进行调节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这种调节作用时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即在商品税内部，要通过作用机制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何种税收适合于实现何种税收职能，以及是否需要通过不同的税种实现相同的税收职能，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过商品税中不同税种税收职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倾向，使商品税体系在结构上更为简化，使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小，同时，也能够使保留下来的商品税税收制度更具效率，将商品税在形成税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职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3篇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第4篇

【论文摘要】2009年执行的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形式上是增加成品油现有消费税单位税额,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实质上主要是实行燃油税改革,同时征收环境保护税。从征税范围、税率和税收用途来看,我国税费改革没有处理好公路用油与非路用油这个燃油税的固有难题,将非路用油全部纳入了征税范围,同时又将新增税收收入主要用于公路支出,所以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规定成品油税费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主要内容有:(1)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2)提高现行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3)逐步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本文从税费改革目的、征税范围、税率和税收用途等方面对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进行剖析。

一、从税费改革目的方面分析

成品油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除了征收一般商品税外,还可单独征收特殊商品税,从税收原理上讲,主要有两种:一是燃油税。道路的修建和维护应该由道路使用者付费,一般认为,道路的使用与用油联系紧密,所以可通过对汽车用油征税的方式达到征收道路使用费的目的,这种税符合税收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即所谓的受益税,多用路多交税。根据燃油税的征税原理,要求区分开道路用油和非路用油,并对非路用油免税。二是环境保护税。油的消费会污染环境,根据外部性理论,此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油的消费量超过了社会要求的最优消费量,解决方法之一是通过对用油征税的方式,提高油的价格,减少其消费。这种税符合税收原则中的效率原则,有利于矫正负外部性。另外,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大量开采终有枯竭的一天,站在社会的角度,应该节约使用,并寻找新的替代品,这也要求对石油消费征税,提高油品价格。

可见,对成品油征税主要有两种目的,即征收道路使用费和促进节能环保。征收燃油税的目的是征收道路使用费,但也能部分实现节能环保,因为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油的价格提高了,车辆应少用油,采取的措施是购买更加节能的汽车或(和)减少用车,但燃油税对非路用油没有效果。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目的是节能环保,一是提高油的价格,减少油的消费;二是促进节能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三是促进替代环保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目的有四个:建立规范的交通税费制度;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公平负担;依法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从我国当前成品油税费改革目的来看,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征收燃油税,将公路养护和修建所需资金由收费变为税收筹集。从规范性方面看,公路收费由地方政府批准,任意性较强,不如税收规范,在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公路三乱”就是最好例证。燃油税作为一种特殊的受益税,具备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特征,又能将纳税与受益较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征收燃油税能实现“建立规范的交通税费制度,依法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的目的。从公平性方面看,燃油税在公平负担方面也有所改善。我国公路收费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按时间和车辆固定征收,这种方式不能体现多用路多付费原则,因此其公平性不如受益税形式的燃油税;二是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这种方式将用路与付费直接对应起来,很好地体现了多用路多付费原则,从这点上讲它甚至比燃油税更加公平,但燃油税除了体现多用路多付费原则外,还可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全国一盘棋意义上的公平,并且设立收费站的方式成本极高,收费方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收费,付费方在本来畅通无阻的公路上停下来交费,其成本也不可低估;征收燃油税也能提高成品油价格,部分实现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的目的。

我国当前成品油税费改革将“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主要目的,表明我国的改革将不完全是征收燃油税,还有可能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从征税范围方面分析

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要求的征税范围并不相同。燃油税开征的前提是用路和用油存在对应关系,但在实际中,用油和用路有三种组合关系:用路用油;不用路用油;用路不用油。这三种组合中只有第一种存在对应关系,因此征收燃油税时对油征税要区别不同情况:对第一种组合的用油征税,对第二种组合的用油免税,对第三种组合中的用路也应征税,其中如何区分第一种组合与第二种组合用油是征收燃油税的一个难题。从国外已征收燃油税的国家看,一般都采用了相应的免税措施,比如:美国对非路用油免税,并采用染色方式区分应税、免税柴油和煤油。

环境保护税是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使用短缺资源征税。从污染环境来看,用油可分为燃料用油和原料用油;燃料用油会污染环境,但原料用油不会,所以只应对燃料油征税,促使消费者少用油和使用替代燃料,但替代燃料也有可能污染环境,因此在对燃料油征税时,还应对同样会污染环境的燃料油替代品征税,以保证征税能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从资源短缺来看,所有油都是由不可再生的石油加工而成,所以要对所有油征税。可见,环境保护税要求对所有油都征税,但对燃料油应征更重的税。

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中没有开征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等新税种,而是直接提高了现行消费税单位税额,这种处理方式简便易行,并且在实质上增加消费税也相当于征收了燃油税或环境保护税。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征税范围为: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从我国税费改革的征税范围可以发现,我国几乎对所有油都征税,免税的很少,且都是暂时性的免税,所以从征收燃油税的角度看,本次改革对油的征税范围过宽,或者讲在征税时没有解决好道路用油与非路用油这个难题,同时对用路不用油问题也无相关规定。当然,我国的这次税费改革不仅仅是开征燃油税,更可能是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叠加,所以征税范围宽一些是正常的,但对不同油的税率高低要作区分:道路用油的税率应高于非路用油;燃料用油的税率应高于原料用油。另外,对用路不用油和对影响环境的其它燃料都要征税,否则将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但我国的税费改革中并无相关规定。

三、从税率方面分析

根据税收理论,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要求的税率也不相同。燃油税作为道路使用费的替代,从理论上讲其最优税率应该这么确定,即征收的燃油税刚好能弥补道路建设和维护支出,所以税率高低应与政府提供的免费道路情况和汽车多少相关。免费道路较多、路况较好,税率应较高;行驶的汽车较多,税率可较低。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矫正税,根据外部性理论其最优税率应该等于边际社会损害,所以税率应由油的用量、油的用途和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反感程度决定。一般来讲,油的消费量越大,边际社会损害会越大;燃料用油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更大;经济越发达,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会越高。因此,环境保护税最好采用累进税率,对燃料用油征收更高的税率,发达国家的税率应该高于发展中国家。

燃油税宜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征。道路使用费与油的用量联系紧密,用路多用油也多,如果物价稳定,油价也稳定,燃油税从量从价计征是一致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油价紧随一般物价上涨或下跌,则从价计征优于从量计征。但现实中的油价与一般物价变化并不一致,比如,近几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上升到接近150美元,近段时间又下跌到40多美元,原油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程度远高于一般物价,如果燃油税采用从价计征,则会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增加用油风险,也不利于筹集稳定的道路修建和维护费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已开征燃油税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都采用从量计征。环境保护税也宜采用定额税率,因为其征税的目的是减少油的用量,没有必要在油价高时征收更重的税,油价低时征收更轻的税。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税率为: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柴油、燃料油、航空煤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从上面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定额税率比较科学,至于税率高低的确定,我国主要是按照取消的6项收费和已审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规模计算的结果,相当于将取消的上述收费转变为成品油消费税,这种税率确定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它完全是按照燃油税计算的,但从征税范围来看,我国的这次税费改革不完全是开征燃油税,结果使得道路用油税负太轻,非路用油税负过高。根据前面的分析,科学的确定方法应分别计算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税率,对不同种类用油采用不同税率,使得道路用油税率最高;非路用油中的燃料用油次之;工业原料用油税率最低。

还可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税率来评价我国税负的轻重。据报道,目前美国的成品油税率相当于油价的30%,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在汽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1.8%、63.8%、67.6%、60.3%、65.4%和63.9%,我国在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后约占零售价格的34.6%,有人由此得出我国的税率偏低的结论。笔者认为下结论前还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一是要考虑各国的税制结构。各国税制结构不同,有的以所得税为主,有的以商品税为主,不同税制结构下一般商品税差异肯定很大,上面的统计数字包含了一般商品税(主要指增值税),因此比较时要将其剔除。二是要考虑人们对环境的要求程度。一般来讲,经济越发达,人们对环境要求越严格,环境保护税税率应越高。三是要考虑汽车普及程度。发达国家私家小汽车是必需品,而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奢侈品,所以发达国家燃油税税率高低都不影响公平,发展中国家税率太低则不公平,相当于补助了富人。

四、从税收用途方面分析

燃油税作为一种受益税,从税收原理上讲应该专款专用,国外的实践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日本和印度都坚持专款专用;不过,也有部分国家例外,如英国的石油消费税、石油收益税和石油特许使用费都作为一般财政收入。环境保护税是较新的税,从税收原理上讲并不像燃油税那样刻意追求专款专用,但税款如果专门用于环境治理也有其合理性。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新增成品油消费税连同由此相应增加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实行专款专用,并按以下顺序分配:替代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的支出;补助各地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对种粮农民增加补贴,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增量资金,按照各地燃油消耗量、交通设施当量里程等因素进行分配,适当体现全国交通的均衡发展。我国此次税费改革新增税款强调专款专用,且主要用于公路支出,这符合燃油税的税收原理,但我国燃油税的征税范围较宽,没有处理好道路用油与非路用油难题,所以当前的专款专用实际上存在非路用油部门对公路部门的补助问题。据统计,农业、铁路、航空、航运、工业、矿山、发电、渔业、林业等部门都是用油大户,其中农用柴油占柴油总消耗量的50%以上,主要用于耕作、排灌、收割、粮食加工等。在这些部门中,只有航空煤油、某些工业用途的石脑油暂时免税,其他用油都和道路用油一样缴纳了燃油税,在税收分配时应该对这些已税部门都给予适当补偿,但现在只对农业部门的种粮补助,则相当于拿其他已税部门的资金来补助公路部门,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扭曲资源配置,影响非路用油部门的正常发展;二是将对农业种粮用油的补偿款误认为是财政补贴,从而影响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三是容易忽略成品油消费税分配中很大一部分相当于财政一般收入对道路的补贴。另外,新增税款分配时还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这些补助对象主要是用油量大,税费改革后其税收支出大于原来缴费,为维持其正常发展,适当补助是应该的,但补助款应当来源于一般财政收入,因为燃油税是道路使用费。

【参考文献】

[1]刘斌.燃油税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涉外税务,2008(5):41-45.

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广东省;外贸出口;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0 引言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在外贸出口方面，无论是外贸出口的规模扩大方面还是在外贸出口结构的优化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广东省的外贸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外贸出口形势骤然紧张，广东省外贸出口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1 广东省外贸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伴随我国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外贸出口持续增长，截止到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其中外贸出口为15779.3亿美元，增长31.3%。与此同时，广东省外贸出口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增加。1985年到2010年，期间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从33.62亿美元增加到7846.6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6%。广东省外贸出口的快速发展，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是分不开的。

1.1 我国外贸出口优惠政策的调整力度

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形势骤然紧张，国家为鼓励出口，相互出台了一系列外贸出口政策。首先，大幅调整我国外贸出口退税政策。本次外贸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主要涉及到了2831项商品，占我国海关税全部商品总数的37%比例；其次，是大力发挥关税的杠杆作用，对纺织、电子产品等等相关行业实行外贸出口减税政策，从而大幅增加了广东省外贸出口增长势头。再次，对加工贸易政策实行大幅度调整，在对国家加工贸易禁止目录进行三次大幅调整以后，到2007年7月再次对此目录进行了调整，在全部海关出口产品的15%比例，1853个10位产品的商品税号得以调整，对于促进我国特别是广东省外贸出口具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作用。最后，自从2007年8月23日起，改变一些限制类的商品加工贸易业务所采取的保证金台账管理方式，由“实转”转变成“空转”，但是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政策并没有进行转变，美国次贷危机对于我国实体性经济的影响虽然速度较慢，但是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却十分明显，对于广东省外贸出口的影响更为深远，造成了我国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力度和节奏都在加大，从而对广东省外贸出口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

1.2 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不断上涨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市场上以初级产品和原油为代表的主要商品价格都出现了上涨的趋势。特别是在2007年12月，国际原油价格同期上涨了44.9%；植物油和谷物价格全面上涨。其中，棉花价格上涨了19.47%，豆油价格上涨了63.39%，小麦价格上涨了87.12%；铁矿石价格在2005、2006年分别上涨了71.5%和19%的基础上，上涨了9.5%。国际主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于广东省外贸出口产生了强劲拉动作用，从而部分抵消了我国外贸出口政策中的“两高一资”产品紧缩性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国家主要商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广东省外贸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成本，从而使广东省一些企业的外贸出口条件都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1.3 我国人民币汇率走势影响

自从我国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累计对美元升值达到了13.31%，甚至在2007年一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上升了6.9%。人民币汇率上升对于广东省的中小外贸出口企业的影响最为明显，因为在其他企业共同享受同样的外贸出口政策条件下，中小企业经常处于非盈利状态，而人民币在大幅升值以后，广东省中小企业产品的成本优势将会面临挑战，中小企业将面临着更大的外贸出口压力。

1.4 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对广东省外贸出口的影响

为了更好保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自从2008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全面执行了新的劳动合同法，这对于企业员工而言是受益者，但是对于广东省企业而言，就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压力，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因为在广东省的企业是以外商投资出口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其次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主要就是成本优势。而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这些企业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从而对于这些企业产品的成本优势产生较大的削弱作用，许多企业因此而到了难以维系的经营状况。

1.5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广东省外贸出口企业主要市场是欧美国家，而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对广东省外贸出口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冲击。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许多研究学者和机构都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下滑，特别是世界银行在其的一项报告中宣称，美国经济将在2011年增长1.9%，但是美国次贷中的最后一笔债务将在近期结束，美国经济将在近期全面走出次贷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全面回升。对此，广东省企业对美国市场的外贸出口将可以提升。受到危机的影响，美国居民收入将下降，虽然对于进口产品需求量同时下跌，但是却加大了对廉价商品的依赖程度。因此，只要广东省继续能够保持其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就可以有效克服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

2 加大广东省外贸出口相关政策

通过对广东省外贸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至今仍然

在徘徊期。在此背景下，对广东省外贸出口贸易的影响，往往是由以上几个因素所共同影响的。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一些因素是可控因素，例如国家的外贸出口政策；有些因素是不可控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势头。对于如何完善广东省外贸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加大外贸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力度

广东省要保持其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势头，就需要能够在国家所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基础之上，加大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准确分析税收政策的响应影响力度。例如，在国家2007年所调整的税收政策中，主要是针对那些“两高一资”的产品而实施的，但是也使一些制成品的退税率得到了连带下降，在出口产品成本增加的同时，广东省外贸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削弱。在此条件下，广东省外贸出口企业就要对其出口产品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加大退税率较高产品的出口额，从而不断增强产品在国外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2.2 积极实施出口多元化市场战略

广东省外贸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欧美市场占据了50%以上的出口份额，因此，广东省外贸出口要能够在巩固已有的欧美市场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因为在欧美等国家，具有较高的市场进入标准，是反倾销和绿色贸易壁垒设置较多的地区，而广东省目前向这些国家出口的产品中，大部分都是初级产品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份额较少，容易遭受这些地区的反倾销或者是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因此，广东省外贸出口一定要能够不断减少初级产品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度，并能够不断开拓南美、东欧、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出口市场，从而降低单一化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2.3 不断提高广东出口企业劳动力素质

目前，在广东省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数量的贡献率大于劳动力素质贡献率，而劳动力素质较低，不利于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广东省外贸出口的持续发展。因此，广东省应该不断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以及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大对国际型人才和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避免高素质人才的外流，并且要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

第6篇

[论文摘要] 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农村要推动“万村千乡”工程，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建立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连锁超市是繁荣农村市场的重要形式，应根据乡村实际选择利于经营的店址、确立适当的经营规模；经营过程中应坚持特色经营、大力发展综合店；不断促进环境形象、产品形象、服务形象建设；同时，建立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和搞好物流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我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时可以看见超市，但在农村从事商品流通的还是一些个体经营者，超市经济在大部分的农村尚是空白，中西部农村更是如此。为刺激农民消费、发展农村的流通企业，2005年政府推动农村地区“万村千乡”工程，目标之一是要在2005—2008年，在全国大部分县市的农村设立25万家新型农家超市，以覆盖全国70%的乡镇，50%的自然村。超市进万村千乡的想法是美妙的，它使农民在村庄就能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降低农民购物成本，借此促进农村消费，并拉动国民经济的内需增长，是解决目前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的良方妙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消费环境、农民消费观念、乡村管理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超市的发展存在着许多困难。要想使“万村千乡”工程顺利进行，我们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减少政府干预，改善中西部乡村市场环境

2005年商务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的通知》，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工程，工程的目标就是从2005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在中西部农村培育出25万家左右的“农家超市”。在商务部的大力推动下，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农村连锁超市的经营和发展，连锁超市向农村扩张可以享受到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财政部2005年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拿出部分款项支持连锁超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根据中央财政资金政策规定，每个农家店资金补助的标准为东部地区乡级店2000元，村级店3000元，中西部地区乡级店2800元，村级店3800元。中西部农村的一些地方政府也从地方财政拿出了配套资金，支持连锁超市的经营与发展。2005年4月，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在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的目标和类型，支持试点的政策措施、试点企业的申请条件及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2006年“两会”期间，商务部长再次强调了农村健全现代商贸大市场的问题。银行也对“万村千乡”工程给予积极支持，商务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协议，后者贷款500亿用于扶植商业流通，其中100亿元专项用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另外，国家进出口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也出台了诸多相关支持政策。

但是，开拓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有很大的不同，中西部农村与发达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欠佳的市场环境使农村市场的连锁企业普遍感到头疼。有的基层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故意人为地设置“高门槛”，以阻碍乡村超市的发展，如：有的地区根本没有消防管道和水压，而消防部门却要求超市购置上万元的消防设备，结果钱花了不少，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又如，有的地方过路费、过桥费高得惊人，往往要吃掉企业利润的2到3个百分点等。地方保护也是进军农村的连锁企业的一块添堵的“石头”，开设一个新超市，须办理税务、工商、卫生等9个左右的证件，办理每个证件需要两三千元很常见，而且还不一定能办成。如果证件不齐，超市随时面临被罚款的风险，而且罚款的多少由罚款部门说了算。

税收不公平问题也是影响农村连锁超市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长期以来，对农村商店，国家采取的是定税政策，这使得许多农村商品税收成本较低，而超市连锁经营从源头上已扣除了17%的增值税，这必然导致农村超市商品的税收成本比农村商店商品要高，使超市商品很难达到物美价廉的要求，不利于竞争。对于进军农村的连锁超市，正常的税费不可能逃避，但有的基层政府部门不按法律政策，乱收税费，使税收制度混乱。按国家政策规定，连锁企业的税收应由连锁企业总部所在地政府向连锁企业统一征收，非独立法人的连锁超市店面不用单独纳税。这个政策早在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经贸委的文件就已明确，但是目前很难落实。尽管从理论上讲，能否统一纳税不影响连锁企业的税赋总额，但它很容易给乱收费打开方便之门。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连锁企业在我这个地方开店挣钱，我就应该收你税，如果你连锁企业都把税交给了企业所在地政府，那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在我这儿开店。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行为，只看到了现实的、短期的税收收入，没有看到在农村开展连锁经营对农村经济发展、拉动内需、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效益。不过，在现行体制约束下，也有许多地方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适当“变通”，尽可能为连锁企业“统一纳税”创造便利。连锁龙头企业在省内实行跨市县经营，凡与总部电脑联网，由总部统一采购配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不设银行结算账户、不编制财务报表和账簿的直营店门，可由总店向其所在地税务机关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连锁企业实行统一纳税后，所属地区间财政利益由省财政厅制定调整办法，统一分配。

二、选好店址，确立规模

我国13亿人口，农村人口有9.5亿多，占总人口的73%，消费零售额占整个社会消费零售额的40%左右，这充分说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购买潜力较大。同时，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农民收入日益提高，由此带来农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原有的商品流通模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另外，城镇化的建设、“要想富、先修路”的政策使农村乡镇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日益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和地价的成本优势，也为农村超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连锁超市以连锁模式管理和经营超市，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以多形式、大空间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与小杂货店、庙会、集贸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点这些农村传统的商业形式相比更受农民的欢迎。但是，在农村地区开展连锁超市经营，不能满足于把超市简单地从城市引入农村，而要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消费的实际，因地制宜，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力。农村连锁超市的发展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不同地区交通便利状况、经济发展程度，选择较有利于连锁超市经营的位置开设，首先应在8000人左右及以上的集镇开设，超市规模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数在4000—8000人之间的中心村，应建立中等规模的连锁超市；另外，交通比较便利、水电设施齐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也可开设较小规模的超市。在农村建立连锁超市，乡镇店必须保持较大的店面规模。农村超市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农家店”、“夫妻店”，这些“农家店”、“夫妻店”经营理念较落后，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都较淡薄，小农思想严重，经营规模较小。连锁超市要占领农村市场，成为市场主导者，就必须做到规模经营。表面看，地区范围内，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小，中西部农村更是如此，但是，将乡镇周围各自然村人口累加起来，人数依然是巨大的。中西部农村的农民虽然消费水平低，但日常消费品依然是每家每户需求的，累加起来其销售量是巨大的，零散的乡镇商店、小型超市等已明显满足不了当前农村乡镇消费者的需求，它们需要具有规模的超市来取代，尤其是品牌形象独立、鲜明的连锁超市。所以，在农村建立连锁超市，乡镇店应保持较大的店面规模，若能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实现最大的规模超市，必将迅速成为农村零售业的领导者。而中心村和其他村的超市规模则应稍小一些。

三、坚持特色经营，大力发展综合店

确保了超市的一定规模，中西部乡村连锁超市的经营应根据农村实际，坚持特色经营。那么，中西部连锁超市都设置哪些商品区最能满足农村、乡镇的消费者的需求呢?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发展综合店，做到一站式购物，以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追捧，综合连锁超市应该根据农民消费实际侧重于设置如下商品区：食品区、日化区、电器区、服饰区、儿童用品区、农副产品区、综合区。其中食品区主要包括饮料、袋装即食品、农村炒货、油盐酒等食品；日化品主要为农村消费者需求较大的日化产品；电器区是具有规模的乡镇连锁超市的一个“拳头产品”，现在，乡镇开设单独的电器超市并未成熟，而超市辟出较大面积运营电器专区，必将带来众多客源和销量，这是乡镇超级市场和城市超级市场的不同点；服饰区主要由各类男女服饰和鞋袜专柜组成，要注意的是服饰的档次一定要分开，高低档产品的比例为3：7，并可适当引进服饰专卖店；儿童用品区是一个非常有消费潜力的区，其消费量是巨大的，商品类别则主要由儿童商品、儿童服装、儿童玩具、儿童图书等几个大的类别组成；农贸区，主要是化肥、农药；综合区则将一些无法形成专区的商品综合集中起来，如水果、蔬菜等。

中西部农村连锁超市在经营过程中还必须根据中西部农村实际加强农产品交易，带动农产品贸易，既有利于农村超市的经营发展，又有利于从流通环节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商务部、卫生部、质检局应制定一个农产品质量的固定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连锁超市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这样，农民既可以用得来的资金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同时也可以为城镇超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农副产品，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是一个互利的做法。

四、搞好超市形象建设

连锁超市形象建设主要包括：环境形象建设、产品形象建设、服务形象建设。

超市的环境形象是对超市服务环境的要求。连锁超市与古老的乡镇商业合作社、杂货店的不同点之一是产品摆设与销售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它对购物环境具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连锁超市的外部环境即外部视觉形象应该具有吸引力，给消费者以视觉美感，这就要求超市的商标设计、商标色彩的调制应新颖独特，门前环境应宽阔、整洁。其次，连锁超市内部整体环境的设计需要给消费者一种舒服、有趣、快乐和自由走动的感觉，产品区域划分应布局合理，适合消费者的浏览和选购，人行购物道宽度合理，不能过窄，让消费者可以前后左右随意购买商品。

产品质量形象是对超市所经营的产品质量的要求，它对超市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经常销售一些劣质的产品，消费者受了一、二次骗之后，就不会再来该超市，更会向亲戚朋友宣传该超市的东西不好，一传十、十传百，超市的生意也就不用做了。所以，农村连锁超市必须在对供货商的选择与评估，具体产品检测等方面下足功夫，确保放上货架的商品都是优质的、可信赖的产品。

服务形象主要是指提高服务水平，改进服务质量。它包括售前宣传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售前宣传服务是指超市必须促进产品销售预告工作，超市若有新商品的推广、商品折扣、有奖销售、节假日活动、店庆活动等都必须及时地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既能方便广大消费者了解商品，快速拉动相关商品的销售，又能提升自我品牌形象，扩大连锁超市在当地商界的影响力。售中服务是指销售中以礼貌周到和耐心服务为核心内容，服务中做到善解消费者心意，迅速的、毫无怨言的为其提供相对应的合理服务。售中服务是指每一个消费者都非常关注购物细节，售中服务做得好，消费者就会对连锁超市的形象大为认可，也是留住消费者并反复前来消费的“利器”。另外，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发展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这是一个超市能否占领农村市场的又一关键。

五、搞好采购管理和物流建设

采购部是连锁超市企业中所有商品质量的第一个把关口，也是超市资金极易出现偏差的部门，超市能否向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确保商品盈利，这是一个关键部门。

对于采购商品的质量问题，连锁超市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保证商品的质量：(1)只与正规厂家合作，并严格要求厂家提供商品的相关质量证明，尤其是食品、电器等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安全的商品，若厂家缺乏其产品的相应证明就不合作；(2)企业内部设立产品质量部负责所有产品质量的检测，做到上货架的每一件商品质量都合格。连锁超市内部采购员在采购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驱使，有可能出现“吃回扣”的现象，这既会造成超市资金运营偏差、影响超市的利益，也影响超市的形象。对于采购过程中采购员有可能出现的“吃回扣”问题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1)加强对采购员的职业道德教育，选择颇具职业道德和采购能力的员工做采购工作，这方面只能力求采购员做的更好，但没办法保证不出差错。(2)设立采购设计员和采购监督员，负责采购的设计和采购工作的监督，减少连锁超市在采购方面的损失。(3)做好统一采购的招标工作。

物流建设也是农村连锁超市能否正常运营的一个关键步骤，农村地域广阔，乡镇与乡镇之间的距离相距较远，中西部农村路况较差，如何降低物流成本对超市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降低物流成本可以采取三项措施：(1)各个乡村超市连锁门店建立大型的仓库，对于大多数日常需求和可存储时间较长的商品采取一次性大量进货，只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就可以大量进货，减少物流运输次数。(2)选择连锁超市距离较近的中心点设立综合仓库进行物流配送，中心点也可以向农村“小商店”、“夫妻店”批发商品。(3)在物流运作过程中还应该引进先进的物流配送与运输系统，实现信息化作业，快速、准确、高效地完成物流工作，减少物流开支。

参考文献：

[1]周虎城.超市进村不要搞成形象工程[N].南方日报，2005-12-29.

第7篇

「关键词内部市场、税法规制、外部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类现象可谓屡见不鲜：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子公司，频繁地进行着大量的国际贸易；企业集团的各个成员，在积极地进行着“互通有无”的经济活动；许多单位的后勤部门，对内部机构和职工提供着形式多样的有偿服务，等等。诸如此类的内部交易现象，本文统称为“内部市场”现象。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注1）。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2）。

过去，人们对外部市场普通关注较多，而对内部市场的存在则多予忽视。在制度建设上，人们通常考虑的也是对主体之间的外部交易活动如何进行规范，而对内部交易的规制则疏于建构。但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内外有别”的两个市场将长期延续，因此，研究两个市场及其影响，尤其应是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3）。

本文依据参加主体的不同，把内部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的内部市场”，如跨国公司或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等所形成的内部市场；另一类是“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如机关内设的后勤机构因提供相关服务而形成的内部市场。对于企业的内部市场，虽然研究尚待深入，但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有关关联交易的研究，有关转让定价制度的研究等；对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则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法学界，研究都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并不准备仅以关联交易或转让定价问题作为重点进行讨论，而是要在通常探讨的对关联交易的规制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取舍和规制选择。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同时，还要提出对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试图说明：内部市场是引发法律规避，特别是税法规避的重要诱因，为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努力压缩或清理内部市场，逐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法制，增进税法适用的普遍性。

二、对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从经济学上说，价格可以分为外部的市场价格和内部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4）。其中，转让定价是在内部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上述的价格分类，本身就是对企业内外两个市场的承认。

企业的内部市场，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形成的。随着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内部的关联交易越来越多，从而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内部市场。各类企业的内部市场，既可能局限于一国内部，也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对此，我国税法不仅承认其存在，且规定了相应的规制措施。为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问题，有必要对内部市场的成因做出分析，特别是对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与法律方面的原因更应着重探讨。

（一）企业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原因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挑战，无论是李嘉图（D.Ricardian）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g）的资源禀赋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的现状。尤其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国际贸易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为什么会形成规模可观的内部市场？这使得学者更加注意引入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Theory）以及博弈论（Game Theory）等理论来展开分析，从而使传统理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5）。

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为什么要内部化？与此相类似，为什么国内的企业也大量进行内部交易？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R.Coase）早已作过经典分析。他认为，内部化的实质是通过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取代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比市场调节更高的效率（6）。在外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充满不确定性，且各国的法制、各地的习惯等影响交易的因素差异较大，因而企业的交易成本必然过大，从而会影响其效率和效益。而如果采取内部贸易的途径，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推进贸易发展。可见，贸易的内部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7）

事实上，不仅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存在着大量内部贸易，即使是不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也可能从事关联交易。这从我国有关关联交易的定义中可看出（8）。事实上，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之存在自不待言，因为在集团内部的子公司之间、分公司之间、或者它们相互之间极易形成内部市场；即使是非企业集团，也可能由于同其他企业存在着销售等方面的关系，而形成实质上的内部市场。此外，导致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大量发生的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法律因素也非常重要。从税法的角度说，在各个国家之间，由于税法差异而导致的税负差别往往很大，这是诱导转让定价行为大量发生的重要根源。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由于税制或法制的不统一，而形成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不同税负区，从而导致转让定价的发生。例如，我国存在着内地、香港、澳门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又存在着特区与非特区、优惠区与非优惠区等不同的区域，这必然使企业可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进行主体/客体的转移，从而形成企业的内部市场。

明确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上的成因，对于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特别是税法规制，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

（二）相应的税法规制

上述经济性和法律性原因的存在，使跨国公司等各类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市场来转让定价，这不仅改变了通常以市场价格为信号的贸易秩序，使市场关系更趋复杂化，而且也带来了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垄断、不公平贸易、税收规避、逃避外汇管制等问题，从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和法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其中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应当承认，在利益驱动下，企业的内部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其转让定价等活动自然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负面效应就可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恰恰相反，给予适度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规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规制应避免对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从上述的经济性原因来看，对于企业的内部化趋势，税法是不可能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税法规制就不需要或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说，税法都可以做出一种抽象要求，即“从事内部交易的主体必须按照独立竞争原则行事，使它们像不存在关联关系一样，从而把内部市场变成一个法律上的外部市场，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这样才符合通常应有的市场竞争规律，才更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和确保社会公平。

针对上述的法律性原因，要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就需要努力完善税制，尤其要实现一国税法的统一适用。因为税法的统一适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而形成的特殊区域，也应通过解决“区际冲突”的办法来实现企业税负的公平。例如，可以通过一定的安排，使内部市场活动与外部市场活动的效果类似，从而解决税负不公等问题。从税法的角度来讲，国家进行相应规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保障财政收入和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防止税款流失和当事人之间的税负不公。

可见，从经济上说，企业要实现外部市场的“内部化”而从法律上说，国家要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两者的角度、目标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由于企业的内部市场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因而对于税法规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其发展。

事实上，各国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或者在其他领域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时，都非常强调“独立竞争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即强调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像“陌生社会”的“陌生企业”所形成的外部市场一样，这样的经济交往才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正常交易”，也才是税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所认可的。否则，如果这些“熟人企业”之间的内部市场不按照独立竞争的原则进行市场竞争，从而可能形成不同于外部市场的价格，则相关国家机关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其行为同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在经济效果上相一致。

上述原则已在税法规制的现实中得到体现。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旨在规制转让定价行为的“反避税制度”，确定了征税机关对于从事关联交易企业的应纳税额的合理调整权。这种调整权实际上是对规避税法的内部市场行为的一种否定。由于内部市场行为较为普遍，因而这种调整权也体现在各类税法中。

例如，在商品税领域，我国在关税制度中完税价格的确定方面，就规定了海关对于相关主体所申报税额的确定权；在增值税制度、消费税制度等领域，也强调在申报税额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征税机关享有税额核定权，等等（9）。又如，在所得税领域，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涉外企业，如果它们与关联企业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的调整（10）。

可见，我国对内部市场的规律集中地体现在关联交易方面。对于关联企业及其关联交易，在税收征管制度、所得税制度、商品税制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内部市场问题已经进入了现行制度的视野，并已产生了相应的制度回应。（11）

总之，对企业的内部市场进行税法规制，对于防止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低税竞争，确保国家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公平的竞争秩序，防止国家的“财政降格”，预防财政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国际层面对解决企业内部市场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从总体上看，尽管目前在制度建设上还有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但在立法规模、层次和成效方面，比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好得多。因此，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规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一）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及其成因

可能是人们认为非企业内部市场对经济和法律的影响相对不大的缘故，从制度建设到学术研究，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问题都关注不够，相关的制度资源也并不多见。我国目前对此类内部市场所做出的规范，主要是以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或《批复》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对这些规范的效力、合法性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些规范实际上确实在发挥着“规范”的作用，并已在事上生成了一系列“类型化规范”。由于这些被忽视的“类型化”规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非常有研究的价值。

从历史源流上看，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形成，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有关。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市场分工、社会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高校、部队等非营营利性的组织，长期是不面向公开的市场的，其后勤保障长期没有实行社会化，因而形成了面向“内部人”的“内部市场”。从近些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企业这类典型的市场主体应当面向市场（即外部市场）是殆无异议的；而对于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学校、部队等非企业性、非营利性的主体是否应面向市场，则始终存在争议。这实际上也是上述单位得以存在“内部市场”的重要原因。

从主体的角度说，学校、部队等主体的内部市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还因为这些组织体内部存在着需要大量的、较为稳定的商品供应的群体，并且该群体组织体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或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这是形成内部市场的直接动因。

与上述历史的、主体的原因相联系，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还有经济的、体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从经济的角度说，非企业单位在理论上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体，因而本来是不应从事经营性的活动的，特别是不应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但由于存在着体制上的原因，这些单位往往是具有公益性的组织体，且负有为内部成员提供一定福利的任务，同时又要养一批不能推向市场的冗员，因而不得不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样至少可以实现自我服务，如果能同时解决一点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则当然更是“锦上添花”，并且这种对经费的需求有时甚至还是内部市场形成的重要动力。而在法律上，恰恰对这个部分的立法是比较欠缺的，于是非企业性的内部市场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以致于发展到不仅对内经营，而且也开始对外发展，于是又产生了如何“脱钩”、“停办”等较为棘手的相关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进行较为全面的、根本的变革，则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就必然会发展，并可能使非企业主体发生性质上的转变。因此，全面深化各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内部市场问题尤为必要。

针对上述的历史和经济原因，必须注意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计划经济的观念和影响，并调整好非企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解决好“市场准入”和“市场禁入”的问题；针对上述主体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必须深化各类体制的改革，使非企业单位能够获得从事其根本经济活动的经济来源，理顺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税法规制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根据人们的通识，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有统一市场、统一的法制，这样才可能确保法律的普遍、统一适用，才可能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一种主体，不管它在性质上、设立宗旨上属于哪一类，只要它从事的是实际上的经营活动，那么，就应当把它作为一般市场主体来对待，而不应有更多的特殊待遇。

事实上，内部市场毕竟也是市场，其收入与税法规定的各项应税收入并无本质差异。也就是说，依据可税性理论，凡是具有非公益性的营利性收入，一定是可以征税的（12）。因此，这些收入同样也是可税的。而各类《通知》和《批复》作出的内外有别的规定，与税法本意是否相合，对这些非企业性单位的营利性收入是否应当全面采取免税政策，都是值得探讨的。

应当说，在税法上承认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并进行相应的规制，是在经济过渡或称转轨时期不得已的现象，但此类市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相关制度也不过是对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的一种描述和确认。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之所以给予优惠，主要是因为这些非企业单位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体，它们或者不具有可税性，或者应当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其给惠也算作是对财政供给不足的一个补充。因此，在税法规制方面，就不可能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外部市场给予完全相同的税法待遇。

随着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的深入，非企业单位的内部市场转化为外部市场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虽然在实践中有许多特殊情况，因而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制不允许有太多的“特殊”。法律能够对各类营利性的主体（不管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纯粹的企业）普遍适用，是实现法治、实现“依法治税”的重要基础。因此，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并不是要强化内部市场，对其发展给予过多的鼓励和优惠，而恰恰是要将其做与外部市场相同的规制。这样才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

在发展趋向方面，由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从社会福利或整体的角度来说，并不具有合理性，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相符合，因此，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当逐步转为外部市场，使整个市场的发展更趋于合理。对于在过渡期间所需要的补贴，可以其他的财政支持的方式来体现，而不一定要通过税法上的不公平待遇来实现。因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平等征税对于税收法治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改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已经有了相关的努力。这也是为建立统一的市场而做出的努力。例如，在《关于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北京市又做出了补规定，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要求，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并依法纳税。这样，才能使其从缺乏规制的内部市场的状态转为外部市场。此外，为防止税法规避，北京市还规定，各中心必须分别核算和申报对内、对外提供的服务收入、成本，以合理确定应税收入及免税收入，对划分不清的，一律视同对外服务征税（13）。这表明，北京市税务机关对统一市场、统一税制是有其认识的，并且，对内部市场可能造成的税法规避问题也是有考虑的。其规定比税务总局的《通知》要更加完备一些。

四、相关的思考

在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方面，除了上面涉及到的问题以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综合规制问题。“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加大了税法制度的难度，而且也增加了法律调整的难度。在税法上如何来规制“内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市场”自身如何发展。而其自身的发展则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如体制问题等，这是税法单方面所不能解决的。即使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说，税法的调整也有赖于其他法律的调整。因此，从系统论和综合控制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综合规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规制方向问题。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予清理或外部化，对此殆无异议；而作为企业的内部市场，由于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主体的需求，因而这种内部市场是不会很快就消失的。为此，税法必须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尤其要针对国际和国内的诸多转让定价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以进行有效的规制。通过规制，引导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使其更能够符合通常的外部市场的一般原则。在这方面，各国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

其三，规制的内部化问题。外部的市场价格与内部的转让定价的区分，不仅已承认了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的划分，而且对法律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关联交易大量存在，而法律在设计上又主要是用来调整外部关系，因此，如何实现法律规制的“内部化”，以提高法律调整的实效，同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过去，法律的调整存在着许多“外部性”或外部化的问题，一方面，法律调整本身是要“外向”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到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外的相关主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社会福利的损失问题。因此，如何使法律调整更加“内敛”，使社会成本的分担更加公平，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四，规制政策问题。规制涉及到许多政策性问题，如对公益性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如何解决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等等。其中，如何规制第三部门，尤为重要。根据可税性原理，如果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从事营利性活动，当然也要按市场主体来对待。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相关的问题（14）。

其五，挑战传统问题。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也带来了税法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税法的特征、税收的特征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为规制内部市场而形成的转让定价方面的“预约定价制度”（APAS）（15），就已经对税收的强制性特征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应如何认识，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六，内外有别问题。随着WTO等所确立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都认识到国民待遇原则的重要性，都认识到税制对于各类主体的一视同仁的应然性。因此，对于在内资企业与涉外企业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人们一般都认为应当废除：而对于有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与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内外有别”是否应属同一性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论

内部市场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加强对内部市场的法律规制的研究很有必要，它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此外，内部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值得关注。事实上，即使国家给予许多优惠，内部市场的实际操作者，也极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或族群的利益。更何况国家的给惠，还会引诱许多本来不应享有这些优惠的组织体来“挂靠”、“沾光”，最后可能把国家的良好愿望和利益全部击破、沾“光”。这是违背国家给惠初衷的。由于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会引发税收逃避、导致国家税收流失，而且也是产生本位主义和腐败的重要渊薮，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内部市场予以清理、转化，以逐步形成“外部化”的、可控的统一市场，并实行统一的法制。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必须使税法制度与补贴制度等相关制度有机配合，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地适用税法，以增进税法适用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注释

[1] 这里的内部市场，也可能是国际市场，而并非必然是国内市场。我认为，确定内部市场存在的关键要素，是内部人、内部规则、内部交易。这里的内部人可能分布于世界各地，也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这里的内部规则既可以能与国家法律的精神一致，也可能与之相背；这里的内部交易是内部人按照内部规则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满足上述要素，即可认定存在内部市场。

[2] 仅从法律的角度说，如果内部市场所遵行的内部规则和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法律的精神相违背，则国家就可能会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内部市场进行规范。例如，在税法方面，为了解决企业通过内部市场转移利润以逃避缴纳所得税义务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或反避税的制度（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即有此类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内部市场的存在对制度建设的影响。

[3]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探讨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等问题是有意义的，而且探讨对内外两个市场的规制也是有意义的。

[4] 对于转让定价，可以从价格分类的角度做静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转移利润等角度做动态的理解。税法上的规制主要是倾向于规制动态的转让定价的行为，从而控制静态的转让定价的形成，进而对有关商品和所得方面的税收进行控制。

[5] 例如，马歇尔（Marshall，1920）、施蒂格勒（Stigler，1951）等从内部规模经济的角度，伊希尔（Ethier，1982）从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都作了重要的研究。

[6]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其早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或译为《企业的本质》、《公司的本质》）这一不朽的论文中，就已提出了这一思想。

[7] 研究和评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论文已有一些，如朱刚体：《交易费用、市场效率与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载于《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11期；卢荣忠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几个问题》，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2期。

[8] 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的规定，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1、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2、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3、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这种定义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节的规定是很类似的。

[9] 增值税暂行条例〔S〕。第7条，消费税暂行条例〔S〕。第10条，营业税暂行条例〔S〕。第6条，以及进出口关税条例〔S〕。第17条。

[10]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S〕。第10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S〕。第13条，税收征收管理法〔S〕。第24条。

[11]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52—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4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36—41条，均有关于关联企业制度方面的规定，这说明我国对关联企业的规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12] 参见《北京市地方税务公报》〔J〕。

[13] 可税性理论主要说明，征税对象具备哪些条件才是可以征税的，或者说对其征税才是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一般说来，影响征税对象可税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通常具有收益性和营利性，就是可税的。参见拙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第8篇

一、农村集市的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唐宋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制度废弛，草市、墟集贸易日渐活跃。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税，还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贸易繁盛，逐渐发展为镇市。

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番禺、顺德等十余州县统计，永乐年间共有墟市33个，嘉靖时增至95个，万历时更发展到176个。［②a］福建顺昌县弘治年间只有墟市4处，嘉靖时增至8处；建宁县更从原来的一个增至9个。［③a］在华北地区，州城、县城集市多是在明初设立的；乡村集市中则有相当一分部分是在明代中叶成化—正德年间兴建的，嘉靖—万历年间其数量更迅速增长。［④a］到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各主要省区大体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请参见表1表2）。

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降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如山东濮州，明代后期已有集市30余处，经明清末初兵燹水患，有2／3以上的集市“市椽无存，故址付之蔓草”，或“仅存一二颓椽败瓦”；有幸保存下来的几个集市也是“无南北聚物，市肆不过豆米麦及牲畜，较之昔已径庭也”。河南淇县明代“旧有集场九处”，清初“仅存北关一处，其余俱废”。［①b］再如，广东灵山县明代中叶有墟市24个，“殆遭明季之乱……废墟者九，存者仅十有五”。顺治末年，清政府为防范台湾郑成功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实行迁海，又使很多港口墟市遭到破坏。如潮州府澄海县因迁海展界，原有12个墟市“废六存六”，几个重要港口墟市西港埠、东港埠、溪东埠等均因迁海而致“溪港湮塞”。高州府吴川县的77个墟市中有16个因迁海而废。［②b］

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战事已毕，社会经济复苏，集市也随之逐渐恢复，有些地区还有新的发展。如广东遂溪县两家滩墟，位于遂溪、石城两县交界，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墟市，“迁海以来，商多陆行”，该墟遂废，康熙24年海禁开放之后，逐渐恢复［③b］。乾隆八年编纂的山东《宁阳县志》记载，该县明代有集市十余处，“明季群盗蜂起，在乡（集市）皆废，国朝顺治四年哀鸿甫定，乡集从白马庙起以渐而复，今则市廛密如也”。［④b］又如河南裕州之北关、兴隆镇、大酒店、券桥店等集均系康熙29年、30年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恢复或新设的；其后康熙45年莅任的知州董学礼设立了十二里河、表家店等集；雍正年间赴任的知州金理、宋名立等又先后增设了柏树冈、维摩寺、四里店、白草坟、五龙庙等数集［⑤b］。不过，康雍年间也有相当部分地区尚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山东十府中就有六个府的集市此时尚未恢复到明代的平均水平［⑥b］。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⑦b］，使集市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已涉及四川、江浙、安徽、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笔者所见的论著见附录）。这些研究大多检索了大量方志，对明清时期各省农村集市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这里，我们将这些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制成表1。其中，江浙皖三省因方志记载大多只列市镇，不记集市，故而是市镇数字，其余各省均为集市数。

表1　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1）

资料来源：（参见本文附录，下同）

①石原润b文表1；②许檀b文表1；③魏志强硕士论文附表；④高王凌a文表1；⑤李华a文（打印稿）附表3，该文正式发表时此表未刊出；⑥占小洪硕士论文附表；⑦陈铿前引文（打印稿）附表，该文发表时此表未刊出；⑧李华b文表5。以上各省集市数据，均按本表的阶段划分重新进行统计。⑨石原润a文表3，该表系以乾隆、嘉订为界将清代数据分为清代前半期、后半期两部分，本表分别将其归入清初、清末两栏，故与其他省区相比，这三省清初数字可能偏高，清末数字可能偏低。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表2是依据表1数据所作的各省区每州县集市平均数。该表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集市也在迅速发展。

表2　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2）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表3是依据表2中各州县集市平均数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的估计。在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我们有其中七个的集市数字，如果再加上河南、湖广、广东等布政司，全国主要省区合计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比清初的数字稍低些。清代中叶，仅表中所列的11个省区集市合计已有18000余个，若再加上河南、山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数字，［①c］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

表3　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3）

①各省区州县总数系依收入集市数据的区域计算，故部分省区州县数与该省实际州县数有出入。另，有些省区州县数明、清亦有变化。②山东明代及清初为104州县，清代为107州县。③江苏明代及清初以54州县计，清代以70州县计之。④广东以清中叶数字计入。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系清初、清末两栏的平均数。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②c］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各省区之间集市密度相当接近，这或许可看作清代集市发展的某种整体性吧。

进一步的分析可看到，人口、耕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定数量的人口与耕地是维持一个集市最基本的条件。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保证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但小农还必须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才能使他的各项需求从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比较表4中平原区与山区两部分，平原人口密度多在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山区人口密度多在100以下，山区集市密度普遍低于平原区，人口稀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水源条件的差异，南北方耕作制度亦有不同。华北平原为旱作区，农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部分地区两年三熟；而长江以南各省均为稻作区，大多一年两熟，条件好的还可一年三熟；故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南北方也相差较大，北方旱作物区大致在3—4亩，而南方只需1—2亩。当然土质、水源条件不同、商品化程度不同，同样数量的土地其实际收益仍会相差很多。这些因素都会对市场需求量造成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省区的差异（请参见表4）。

表4　清代中叶各省平原、山区集市密度与人口、耕地资源对照表

资料来源：（1）各府面积、人口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山东分府面积有误，系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山东省图以称重法求出；又东昌府含临清直隶州，兖州府含济宁直隶州在内。

（2）集市数字直隶据石原润、山东据许檀、四川据高王凌、江西据詹小洪、广东据李华前引各文集市表统计，清代中叶缺载的州县，以相邻时段数字补入。江苏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页142—3，系市镇数；樊树志、平等亦做过统计，数字差距不大。

河北、山东二省平原各府人口密度、耕地条件相差不多，其集市密度也大致相同；而位于丘陵山区的各府人口密度约为平原区的一半，土质、水源条件亦差，其集市密度较低也就是自然的了。

四川各府中，成都府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500余人，需求总量较大；重庆府人口密度虽不甚高，但人均耕地最多，土地可提供的剩余产品较多，这两府集市密度较他府为高；位于山区的龙安府人口密度仅数十人，人均耕地又不足一亩，人口需求和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均属有限，故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府；至于保宁府人口密度虽低，但人均耕地较高，其集市密度与平原区的潼州府不相上下。

江西各府中以临江府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为最高，其集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府；赣州、南安二府虽位于山区，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也低于其他诸府，但集市密度并不太低，这大概是由于这两府位于大庾岭商路，自乾隆22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江浙闽诸省的丝、茶等货均需经江西翻越大庾岭入广东出口，而进口货物也需由广东翻越大庚岭入江西再转销各地，商品转运及流动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条商路沿线南安、赣州等府市场的发展。

广东各府中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府人口密度最高，集市密度也是最高的，每100平方公里墟市密度为3．5个，平均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公里，这一密度不仅在广东，即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而粤北山区的嘉应州人口稀少，耕地条件也差，平均2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墟市；南雄州人口虽少，但耕地条件尚佳，而且位于大庾岭商道的广东一侧，其集市密度虽大大低于广州府，但与相邻的江西赣州、南安二府大体相同。

江南的苏州、松江二府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度最高，为平原区一般密度的2—3倍，耕地条件亦佳，但这里的集市密度并不是最高的。不过，这二府的数字是市镇密度，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集市的增长并非无限的，当它达到某一合理的购物距离之后，主要发展方向即可能转向另一个方面。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

明清时期，在集市数量增长的同时，集市开市频率也呈增长趋势。如福建邵武县和平墟、朱坊墟，明代每月仅开市一次，到清代中叶都已增为每旬两集，即每月开市六次；永定县溪口墟，乾隆时每旬一集，道光时增至每旬两集。［①d］山东金乡县康熙年间共有乡集19处，其中每旬开市两次的9集，开市四次的9集，另有1集每旬只开市1次，总计每月开市57次；乾隆年间该县乡集增至23处，并全部改为“十日四集”，总计每月共开市92次。［②d］

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③d］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④d］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⑤d］四川的场市也以每旬三次者为多，乾嘉年间在川西平原的郫县、新繁一带已出现了每旬开市四次、五次的场市。［⑥d］福建的墟期则以“每旬两次为主要代表形式”，仅在闽南沿海的部分州县每旬三次的墟期才较为多见。［⑦d］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如上引金乡县的例子；在运河沿线亦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⑧d］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清代全国大多数省区的集市都以每旬开市两次、三次最为普遍。每旬开市两次者，其集期组合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搭配。如乾隆年间山东平原县共有乡集29处，其中以一六日为集期者3集，二七日为集期者4集，三八日为集期者9集，四九日为集期者9集，五十日为集期者4集。［①e］每旬开市三次者，其集期组合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最为常见。如广东增城县共有墟市36处，其中以一四七日为墟期者有庙潭、二龙、白石等8墟；以二五八日为墟期者有县城东街、小埔、仙村等12墟；以三六九日为墟期者有证果、高滩、冈见等8墟；此外，还有少数墟市系以三六十日、三五八十日为墟期。［②e］

这种集期的交叉搭配，不仅将一旬之内的集期均匀相隔，而且为相邻集市之间集期的交叉编排提供了可能。各州县集市中，相邻的若干集市开市日期往往相互错开，互不重叠。如乾隆年间湖南永绥厅筹建茶洞、花园等处集场时，茶洞“议以逢五逢十”，花园“议以逢一逢六”，以便和附近的“隆团、尖岩、永城等处场期按期接联，循环贸易”。［③e］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直隶称之为“插花集”，广西叫“交叉墟”，四川叫“转转场”。在上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三五个或者更多的集市开市，也就是说各县居民在一年中的几乎任何一天都可在该县范围内赴集贸易，商人也可充分利用各集交错开设之便，穿梭往还于各墟集之间。而相邻集期的交叉编排更使得这种时间选择与就近贸易能够互相兼顾。显而易见，这种集期按排方式完全是以方便交易为目的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市间隔较大之不便，从而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为买卖双方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时、空选择余地。

二、集市牙行与税收制度

牙人、牙行是买卖双方的中介。牙人，亦称经纪、牙侩、驵侩等等。明代商书《士商类要》中写道：“买卖要牙，装载要埠”，“买货无牙，秤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④e］清代的记载称，“民间货物交易，评定价格，代为过付者谓之牙户”；“凡城乡贸易之处置一卯簿，发给该牙行经纪，逐日逐起登簿收税，如不登簿，即以漏税查究”。［⑤e］即牙行在评估物价，主持交易之外，还承担着为政府征收商税的职责。［⑥e］

明初政府曾一度禁牙，下令“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私牙，……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者，许邻里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两邻不首，罪同”。［⑦e］但牙人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的活动逐渐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景泰二年收税则例已列有“牙钱”；嘉靖二年的“市易法”更明文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⑧e］

明中叶以后，不仅城市商埠设有牙行，很多地区的乡村集市也设牙征税。如嘉靖年间，山东莱芜县城和乡集均设有斗秤牙行，共计208名。乐陵县集市原设有“斗秤牙行各色共六十六名”，每名每月纳银一钱，共征银79两；万历年间“有新立集场，续添三十名”，增加税银36两。［①f］河南彰德府在万历年间查议各州县“市集繁简，贸物多寡，分为等则”，定立各行户税额。［②f］也有的地区集市牙行、牙税兴废无定，似尚未形成定制。如福建福安县富溪津市，距县城30里，“明设巡拦，复改设官牙以平贸易，择公慎者为之；万历三十七年罢，商贩不便，三十九年复设；泰昌复罢……”。［③f］

牙行之设本为平定物价，主持公平交易，有促进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然而利之所在，弊亦由此而生，不法奸牙借抽税为名中饱私囊，成为集市的一大弊端。如嘉靖年间广东东莞县牙人卢孟吉“违例用强抽收圩税”，五年得银800余两，却瞒报为78两；大埔县三河坝市乡宦曾某滥收商税，致“商民走讼”［④f］。清初牙行之弊较明代更甚，往往导致“商贾裹足”。这一状况引起抚按大臣的严重关注，康熙年间起各地陆续下令清查整顿。

康熙十二年，左副都御使李赞元在弹劾鱼台知县科敛税银一案的奏疏中指出，奸民恶棍往往串同牙蠹向地方官“贿营行帖执照”，然后“以朱批印信为护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作”，因而，要革除牙行之弊必须对地方官吏私给行帖严行禁止。部议获准，定例“凡贸易杂货有擅给行帖执照索税者，依私征私派例以赃论”。［⑤f］

康熙十八年山东巡抚出示晓喻各州县，“近闻东省州县卫所集场，多为势豪土棍盘据霸占，垄断网利。或自名集主，或称为行头，管集收税皆其家人，在集商民听其指使，各项价值任意低昂。凡百货物应税固税，不应税者亦税，甚至斗粟尺布不能获免”。该抚下令：（1）各州县将“应税货物与滥设牙行彻底清查”；（2）“凡该州县卫所境内大小集场，责令乡地人等将集主行头按集报出，尽行革除，将革过花名造册送查”；（3）“嗣后如有势豪土棍并劣矜恶监或官仆衙役仍前盘踞集场，把持行市，滥抽税银，害商民者许诸色人等赴院控告，以凭严拿”。并要求将此告示刊树木榜。［⑥f］

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再次重申“禁把持行市”，其文曰：“查牙杂税银《全书》原有定额，今闻各属市集多有豪劣捏写鬼名，钻刺牌面押帖，或令子弟家仆充当，或招无赖光棍代应，而豪劣坐地分肥；无论何项物价俱列行头，有一行而分为数人，混收滥索，指一科十，应纳课银一两者科敛数十两不止；至于米麦粮食重索斗钱，小民买卖无不受其剥削。……嗣后除外来货物旧例设有牙行者留用外，其余尽行革除，并不许势豪、矜役、官仆捏名应充，搅扰集镇”。［⑦f］

设立义集，或将原有的集市改为义集，也是地方政府扼制牙行之弊的一项措施。各地义集既有官府设立，也有乡绅所为。如山东恩县的惠民、复兴、贸迁等十集均为康熙年间县令陈学海所立义集，“俱用义斗义秤，禁牙侩抽税，民甚便之”。［⑧f］乾隆年间发展为山东中部商业重镇的周村，清初也曾饱受牙行之扰，以致“商困难苏”。康熙年间乡宦李雍熙、李斯佺祖孙二人相继捐资，“代周村觅斗秤之夫，纳牙行之税”数十年，使周村成为义集，“市以不扰，商旅如归”，商业得以迅速发展。［①g］广东东莞县《凤岗陈氏族谱》家规条下记有：“圩市埠头，原以通商贸易也。圈套强压，使人念怒固不可，至若私藉地主、牙行名目混行抽收，或狡猾顽徒逐队白拈，致使四方裹足不前，殊属恨事。今严行禁止。倘仍前放肆，重则呈究，轻则在祠责罚。圩甲容忍，一并责革”。［②g］将禁革牙行之弊写入族规，更足见地方乡绅对维护集市贸易秩序的重视。

牙行之弊并非一省一地所独有，各地大致皆然，故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牙行进行了整顿，雍正四年，户部将各州县颁发牙帖的权力收归布政司，以杜地方官与地棍朋比为奸。［③g］十一年，雍正皇帝又重申这一规定，并下令各州县将牙行定额，除新设集市之外，只准在原额之内退帖顶补，不得额外增加行数，从而扼制了牙行无限度的增设，雍正十一年上谕如下：

各省商牙杂税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殆累于商民也。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增添，即如各集场中有杂货小贩向来无藉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场多一牙户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抚饬令各该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添。嗣后止将额内退帖顶补之处查明给换。再有新开集场应设牙行者，酌定名额给发，亦报部存案。庶贸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④g］

关于牙行承充、退顶的手续，《武定府志》记载较详：（一）承充牙行，必须“查系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详，给帖纳税，由布政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二）“如额内各牙遇有事故歇业及消乏无力承充者，官令退帖，随时另募顶补，换给新帖，总不得于额外增长”；（三）“其有新开集场必应设立牙行者，确查结报转详换给”。［⑤g］稍后，清政府又制定了牙行五年编审，更换新帖的规定。

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又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元年下令对各地集市税收进行清理整顿，凡属额外苛索或重复征收者“全行禁革”，乾隆初年各省督抚陆续核查奏报。如广东巡抚奏请将揭阳等县“粪麸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项”“细微之物或农民肥田之具”的商税予以裁革；江苏巡抚奏报，上元、江宁、武进等州县“牛驴猪羊花布等税正盈银两并砀山县课程正盈各税”共银391两零，江阴、丹阳等县“牛驴猪羊灰场各税盈余”共银41两零均属应裁之项，题请裁革。［⑥g］乾隆五年清政府又定制：“各衙门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照更名重役例杖一百，革退；如有诓骗客货，累商久候，照棍徒顶冒朋充霸开总行例，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若该地方官失于觉察及有意徇纵，交部分别议处；受财故纵，以枉法从重论”。［⑦g］

上述一系列的清查整顿和定制，虽不能完全杜绝牙行之弊，但多少扼制了牙行的负面作用，使集市贸易得以正常发展。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整顿，各地集市的牙行设置与管理基本制度化、规范化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据乾隆三年六月江宁巡抚杨广斌奏报：江苏省江宁等十一府州乾隆元年“原报牙行25022户，牙税额该银10237两3钱1厘”；乾隆二年分吴江、昭文、昆山、娄县“歇闭行23户”，除豁税银10两6钱；又因溧水、长洲、元和等18县有“新开集场，报增牙行658户”，新增税银228两2钱7分；乾隆二年分“实共牙行25657户，税银10454两7钱1厘”。［①h］表5是乾隆初年江苏十一府州牙行、牙税数额增减变化状况，请参见。

表5　乾隆初年江苏省江宁等十一府、州牙行、牙税增减变化表

资料来源：据《抄档》江宁巡抚杨永、张渠、陈大受等奏折统计。

府档案中有一份“东阿屯屯官造送寿张集经纪清册”，开列了嘉庆九年该集顶补斗、秤等行经纪共七名，并登录了每人的年龄、相貌、承充牙行及被顶补人姓名、每年税额等等。此类文献颇为罕见，现抄录如下：

“东阿屯屯官萧汝诚为申送事：今将东平厂集各行经纪姓名年貌住址造册申送，须至册者。计开：

井兆盛，年四十二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斗行经纪，系顶补孔保仁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二两；

王兴业，年三十八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秤行经纪，系顶王秉忠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两；

萧尚志，年四十四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木行经纪，系顶补孙保利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钱；

刘竹，年三十六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猪行经纪，系顶补孙育仲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五钱；

刘传，年三十三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布行经纪，系顶补王恒久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两四钱；

扈健，年五十一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线行经纪，系顶补王国礼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三钱；

贾克从，年四十五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屠行经纪，系顶补井兆昌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三两五钱；

嘉庆九年　月　日　押。［②h］

寿张集坐落东平州境内，是孔府东阿屯所辖屯集。由于孔府的特殊地位，屯集经纪的顶补招募、更换牙帖等事由各屯屯官负责（一般州县系由地方官负责）“选择殷实老成之人照例造具册结，加具印结，具详兖州府”，然后，再由府转呈布政司，核查给帖。上引“寿张集经纪清册”当就是“照例”开造的。

又据档案记载，道光九年孔府郓城屯因经纪张太和等人领帖已满五年，照例更换选任新人承充。孔府为此发票给新充牙行经纪的李江亭等。其票文如下：

袭封衍圣公府为给票事：案准山东布政司咨开，奉户部咨开，饬令将各集经纪按照五年编审之例清查更换等因，咨会在案。查该经纪张太和等，于道光四年五月领到司帖，扣至道光九年五月内例限已满五年，今值更换之期，查得郓城屯屯户：

李江亭，堪以充膺萧皮口粮行经纪；

王照钱，堪以充膺萧皮口大秤行经纪；

唐振清，堪以充膺萧皮口银行经纪；

王清溪，堪以充膺萧皮口屠行经纪；

刘存诚，堪以充膺萧皮口布行经纪；

王义合，堪以充膺张家楼粮行经纪；

唐清雅，堪以充膺张家楼大秤行经纪；

李克明，堪以充膺张家楼牛驴行经纪；

唐秉如，堪以充膺张家楼猪羊行经纪；

王克元，堪以充膺王家屯粮行经纪；

唐清训，堪以充膺王家屯大秤行经纪。

除出示晓喻外，合行给票，为此票仰李江亭（等）遵照承办课税，毋得贻误及藉滋事端，致干未便。须至票者

右票给萧皮口　屠行经纪王清溪，银行经纪唐振清，粮行经纪李江亭，大秤行经纪王照钱，布行经纪刘存诚，执此；

右票给张家楼　大秤行经纪唐清雅，粮行经纪王义合，牛驴行经纪李克明，猪羊行经纪唐秉如，执此；

右票给王家屯　粮行经纪王克元，大秤行经纪唐清训，执此。

道光九年五月初一日

圣公府行。［①i］

显然，郓城屯各集此次更换经纪也是“照例”进行的。既然贵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牙行经纪的设置与管理仍是依照部例，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关于牙行定额以及承充、顶补、编审的各项制度，在各地应是比较认真地被执行了。当然，各州县执行状况的好坏，则与地方官的勤政程度密切相关。

清代设行征税乃是因地制宜，以地方“物产之丰者”，或以“外来货物”交易量较大者为对象，［②i］因而各州县设行不尽相同。如前引东平州寿张集设有斗行、秤行、布行、线行、猪行、屠行、木行等；湖南祁阳县设有棉花行、餹食行、鱼鲊行、广货行、油梅行、杂货行、麦冬行，道州设有毡货行、枣柿行、靛青行、桐油行等；广东保昌县设有鱼苗行、京果行、棉布行、梭布行、铁锅行等等。［①j］

各省各州县牙帖数额及所征税银亦多寡不一。道光《户部则例》载：江西省额设牙帖4518张，“上则每张征银三两，中则每张征银二两，下则每张征银一两”。也有的地区“不分等则”，如直隶通州每张牙帖税额自30两至9钱不等，良乡每张征银自25两至2两5钱不等；湖南省额设牙帖1101张，不分等则，每张征银高者12两，低者仅只数钱［②j］

方志记载更为详细。如直隶永清县南关集设有斗行8人，共征收税银8两8钱；芝麻行3人，共征银3两6钱；驴行7人，共征银7两7钱；猪行6人，共征银6两6钱；木行1人，征银1两2钱；布行2人，共征银4两7钱。信安集设有斗行1人，征银1两2钱；估衣行1人，征银1两2钱；车行2人，共征银4两。全县合计共设牙行66人，征银84两5钱，每行征银大多为1两1钱或1两2钱，车行、布行销高些。［③j］湖南东安县石期市设有牙行六户，其中棉花行两户，各税银6钱5分；布行一户，税银7钱4分；油梅行、餹食行各一户，税银均为4钱5分；鱼鲊行一户，税3钱7分。井头墟共有牙行八户，棉花行税银6钱5分，布行税银7钱4分，靛青行、烟叶行各税银6钱；毡货行、白蜡行各税4钱零；磁器行、鱼鲊行各税4钱；白牙市、芦洪市、渌步市、玉陛源、下花桥等墟市的棉花、布匹、靛青、鱼鲊等行，税额与上述各行大体相同。［④j］

领帖征税的集市往往只是各州县集市中的一部分。如道光年间湖南祁阳县共有集市十余处，设行征税的仅只县城、白水、归阳、文明四处。［⑤j］山东长清县35个集市中设行征税者仅县城、丰齐、张夏等十集，共计“布花行帖十张，牛驴行帖五张”其余潘村等25集无帖，亦不征税，有税之集还不到全部集市的三分之一。商河县34个集市中有31个征收税银，不过商河全县税银只有40两，各集征银均属有限，高者不过二三两，低者仅仅二三钱。［⑥j］

概括而言，清代大多数省区在集市征收的商税主要有畜税、牙税及各种商品税三项，多系牙行代为征收。其中，畜税一项有些地区只向骡马牛驴等大牲畜征收，猪羊不在其内；也有的地区则包括猪羊在内。牙税、商税两项则大体包括了除牲畜以及专卖商品食盐之外集市贸易的各种主要商品。

表6是乾隆初年江苏省江宁、苏州二府的牙税、畜税统计。该表可见，江宁府属七县共征收牙税银1050两，平均每县150两；共征收畜税311两，平均每县44两零。苏州府属九县共征收牙税银1106两，平均每县120两；共征收畜税90两，平均每县为10两。

表6　乾隆二年江苏省江宁、苏州二府牙税、畜税统计

单位：两

资料来源“经济所藏《黄册·户部杂赋》。

道光年间山东济南府属16州县共征收牙杂税银96．501两，牛驴税银176．563两，课程（即商税）银425．25两。三项合计共征收税银698．314两。平均每州县43．645两。道光年间济南府各项税额详见表7。山东的畜税一般只向牛驴骡马等大牲畜征收，故称牛驴税。

比较同一府州县不同时期的税收变化，税额的增长明显可见。如陕西西安府泾阳县雍正年间畜税为104两，乾隆时增至421两，增加了三倍；凤翔府宝鸡县则从雍正年间的52两增至乾隆时的483两，增长更达8倍多；全府平均凤翔、同州二府增长了80％，西安府增长一倍以上。［①k］山东兖州府属14州县乾隆年间牙杂、牛驴、课程三项税银分别为1483．713两、404．71两和2462．352两，与康熙年间的税额相比分别增长了4倍、2倍和3倍；其中有些州县甚至增长10倍以上，如峄县康熙年间牙杂、牛驴、课程三项共征银40．708两，乾隆年间增为449．68两，为康熙时的11倍，牙杂、牛驴、课程三项分别增长了42倍、16倍和5倍。［②k］

表7　道光年间济南府属16州县商税统计

单位：两

资料来源：道光《济南府志》卷14，田赋。

全省合计，如山东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叶牙杂、牛驴、课程三项税额从12444两增至24218两，大约增长了一倍；嘉庆年间再增为38485两，较乾隆时又增50％，与清初相比已增长两倍多了。［①l］河南省康熙年间各项商税合计为23000两，嘉庆年间增至149900两，增长了五倍多；他如直隶、江西、四川等省商税额也都增长了三五倍。［②l］全国各省区合计，地方商税从康熙年间的47万两，到乾嘉年间增至90余万两，增长也近一倍。［③l］而这一税额的增长是在对牙行、税收设置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前提下达到的，因而实际贸易额的增长显然要比税收反映出来的更大得多。

三、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市

不同的集市因其交易商品、交易对象的不同，经济功能会有所差异；由于生产与需求的不同，某些集市以某种商品交易为主，另一些集市则以另一些商品的交易著称，从而各种商品的集市分布亦有所不同。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市，以求对明清时期的集市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满足小农一般性需求为主的集市。

直隶《长垣县志》记载，县境“居民稠密，其村落稍大者各为期日，贸易薪蔬粟布，亦名曰集，无他货物，盖以便民间日用所需耳”；［④l］陕西富平县“市集皆日用常物，无大贾也”，贸易商品大率“粟米酒脯菜炭而止”；湖南桂东县，“各乡墟集以二八、三七等日交易而退，皆布米菽粟之类，无奇货异物”。［⑤l］此类集市规模大小不一，如湖南武岗州集镇“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至数十家，所集之货，多盐米布帛取便日用，无甚居奇罔利者”，［⑥l］这种列肆多至八九百家的集镇似不多见；也有些偏远地区，集市规模十分有限，如粤北山区的连山县，附近多少数民族居住，“每月二七之期大保有墟”，瑶民赴墟贸易“所携惟米盐茶油，试觅粥（鬻？）园蔬无有也”，［⑦l］大概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有无互易，这样的集市在清代也不多见；绝大多数集市均有商贩参与其间，但商贾数量则不是太多，记载多称“商贾无几”，或曰市“无巨贾”云云。

（二）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

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是小农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集市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曾对清代山东牲畜市场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山东各州县均有常设牲畜市，数量三五个或十余个不等，大致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或三五个牲畜市开市，需求旺季还有大规模的牲畜市（即庙会中的牲畜市）开设。清代中叶山东全省牲畜的年交易量估计在24—48万头，各州县牛驴税约占商税总额的10—30％，是集市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⑧l］

其他各省的牲畜贸易状况，如广东肇庆府高明县榄冈墟“每年八月三六九日集，专鬻牛，至十月终散”；开建县金装墟逢二七日墟期，“凡有客人买牛一只，不拘水牛、沙牛及牛牯牛母，俱系每只税银5分”，每年征收牛税银“二十余两或三十余两不等”；恩平县“水牛每只税银8分，沙牛每只税银5分”。［①m］江苏省江阴县“农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间某乡某镇俱有集期”，［②m］江苏各州县也都征收牛税，表6所列江宁、苏州二府各县畜税即为“牛、猪等税”。

农具，如河南嵩县皋南集，在县东50里，“数十里内民货盐米农器，率担负柴炭入市交易”；汝河镇离县百里，四周重山，“向无市，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妨农功”，遂于乾隆“三十年秋始为立集，民便之”；庙湾集，离县百余里，“溪岭错互”，也是为方便山民“易盐米农器”，于乾隆年间设立集市。［③m］可以看出，即便最偏僻的集市，农具也是集市贸易最主要的商品，保证小农的生产性需求乃是集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又如，直隶定州集市上贸易的商品“用物惟镰锸筐篚盆碗布枲席”，“食物惟豆麦菽粟瓜菜”，“其畜物惟马牛骡驴羊豕鸡鹜”，［④m］均属极为普通的农家必需品，也包括农具、牲畜在内。在南方蚕桑区，养蚕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可在集镇墟场中购买。杨屾《幽风广义》记载江浙蚕桑区，“里有蚕市，春日卖筐箔帘荐一切蚕事器具，卖桑树，卖蚕连，卖蚁，卖蚕，卖桑，卖茧，卖丝，无不毕具”。再如广东顺德县龙山乡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又有桑市，“他乡之桑集于此”，“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易诸市”。［⑤m］

肥料，如广东清平县戴家湾集以麻饼为商品之最大宗，专设有麻饼行；利津县店子街集设有豆饼行。［⑥m］江苏吴江县黎里镇，“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⑦m］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高，肥料需求量甚大，饼肥需从相邻的河南、山东、安徽数省大量输入。《续纂淮关统志》记载，该关关税“向以豆饼为大宗”，“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河，自东省而来者谓之北河，自凤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⑧m］他如麦种、薯秧、烟草、树种、鱼苗、仔猪，以及作为手工业原料丝、棉、竹、苇、染料等等，也都能够在集市上购买。

（三）以某种特产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

清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可供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粮、棉、丝、茶、棉布、丝绸、烟草、染料等都成为集市中上市的大宗商品。小农赴集出售，商人赴集收买，从而形成繁盛的集市贸易。清代这种因某种商品的集散而兴盛的集市比比可见，兹举要述之。

1．粮食市。粮食是集市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即便最萧条的集市也会有少量粮食交易，而粮食贸易较盛的集市一般各州县也都会有，在粮产区它以汇集输出为主，在缺粮区则以转运分销为主。如河南嵩县“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是个余粮县分，该县之田湖、葛砦、德亭、楼关、白士街等集镇都是粮食集散地。田源镇在县东30里，“米粮聚集”，温泉之黄庄、汪城，伊河东之花庙诸保之民“集期担负入市者相望于道”；葛砦，在县东南数十里，“市多囤商，民重载而入，恒轻赍以归”；德亭镇在县西北40里，“市多积粟，由穆册关贩运宜水”。［⑨m］

南方粮产区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每年有大批稻米输出，其粮食集市更为兴盛。如湖南黔阳县托口市为“附近乡村并邻近肩运米粟者”粜卖之所；新路市位于沅江之畔，有“米码头”之称，不仅附近小农售粮于此，稍远者“自龙潭来，朝发夕至，次日即返”，米市夜间仍有买卖。［①n］更高一级的粮食市如长沙府之湘潭县，系著名的米码头，凡“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米谷均汇集于此，每届“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②n］长沙、宝庆、常德、岳州等府所产之米再经洞庭湖出长江聚于汉口，江浙客商多来此贩运。重庆之粮食市则为“川省总汇”，凡川省粮食销往江楚诸省，均需由此入长江东下，“夔州、保宁二府以及其余府属有产米地方，俱……装至重庆就买”。［③n］至于江南的枫桥、浒墅、平望、黎里、乍浦等镇则是以转运分销为主的粮食市。关于江南市镇已有不少学者做过专门考察，此处从略。

2．棉花市。棉花生产与贸易最盛者首推江南松江府和太仓州，所产除供本地之外还有大量棉花输往闽广、关东。乾隆时人诸华《木棉谱》记言：“闽粤人于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嘉道时人杨光辅《淞南乐府》描述棉花交易状况曰：“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太仓州花市以鹤王市最盛，“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径达”，更有闽广商人“航海来市”。［④n］

华北冀鲁豫平原是棉花的又一主要产区，棉花交易也十分活跃。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记言：“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牛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山东清平县是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棉产区，清代前期“木棉集市，向来新集最盛”；乾嘉之际“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已有几个新的棉花市兴起；清末该县的棉花市更增至十余个。［⑤n］

3．棉布市。家庭棉纺织业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中叶华北平原已出现了一大批商品布产区和以棉布交易著称的集市。如嘉庆《滦州志》记载，该邑集市“日出聚货，日昃而退，所易……尤多棉布”，大抵“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八九”。乾隆年间直隶束鹿县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贾尤为云集，称巨镇云”。河南正阳县“布市”以陡沟店最盛，“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其布匹输出“东达颖亳，西达山陕，衣被颇广”。［⑥n］山东齐东县布市“民皆抱布以期准集于市，月凡五、六至”，嘉庆年间每年从各集“布市”上汇集输出的棉布有数十万匹，主要输往关东。［⑦n］至于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代即已相当发达，清代江南棉布的输出量每年高达4000万匹之多，［⑧n］以棉布集散著称的市镇更是不可胜数。

江西布产以夏布（苎布）为著，如兴国县“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习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商贾云集交易”；石城县夏布“四乡集场皆有行市”，其中以固厚墟为最，“岁出数十万匹，外贸吴越燕亳”；宁都州夏布墟以安福乡之合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之军山集等为盛，“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各集所出夏布岁可售银数十万两。［①o］

4．丝、绸市。清代江浙、四川、广东是全国主要丝、绸产区。丝市、绸市以太湖周边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府为最盛。如湖州府南浔镇以“丝市最盛”，仅丝行即有京庄、广庄、划庄、乡庄之分，［②o］嘉兴府濮院镇以濮绸著称，各省商人在此设庄收买，“开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湘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③o］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凡邑中所产（绫绸）皆聚于盛泽镇”［④o］此外，江南著名的丝、绸市镇还有震泽、黄溪、菱湖、双林、乌青、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溪、临平、硖石、长安等等，不下数十个。［⑤o］

广东的蚕桑业是在外贸出口刺激之下发展起来的。明末清初，南海、顺德等县兴起“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热潮，或将“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到清代中叶，这里已形成一个以南海县九江、顺德县龙山、龙江等乡为中心，“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化桑蚕区，［⑥o］小农“所缫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⑦o］显然，墟市丝价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已有密切的联系。

5．烟草市。清代烟草种植以福建称最，江西、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亦各有名产。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诸府产烟，尤以浦城、长泰、海澄、永定等县所产为佳。每年“五六月间新烟初出，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或遇东南风，楼船什佰悉至江浙为市”。［⑧o］江西烟产以玉山、广丰、瑞金、新城、永丰、兴国等县为著，兴国县“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郡商贩踵至，利视稼圃反厚”；玉山县是附近诸县烟草加工中心，每值烟季“日佣数千人以治产烟，而声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不绝”。［⑨o］湖南烟草以衡阳为加工集散中心，“祁（阳）、邵（阳）、茶（陵）、攸（县）所产，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鬻之各省，俱称衡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皆总于衡烟”。［⑩o］

他如江西墟市贸易以茶油、桐油、纸张、靛青等特产为著。赣州府产茶油、桐油，“每岁贾人贩之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①①o］广信府以产纸最著，如弋阳县姜里村墟“产竹木、纸张，商民贸易”，有“店铺三百余家”；石城县横江墟所产“横江纸，岁不下累万金”。［①②o］铅山县更是“业之者众，小民藉食其力者十之三四”，该县之陈坊市、湖市等墟市均为纸张集散之所，尤以河口镇、石塘镇为盛，“富商大贾挟资来者率徽闽之人，西北亦兼有之”。［①③o］再如，广丰县五都墟“产靛青、竹木，一九七日为墟期，乡民聚集，贸易用米麦”；洋口墟“产烟叶、茶油，……二五八日为墟期，客商贩运聚集之所”，据说该墟有“行铺千余家。”［①p］

四川省产药材，如灌县之青城山产川芎、泽泻，该县太平、中兴二场即以药材为商品之大宗，这两个场的药材先汇集到石羊场，顺石羊水下运至元通场，商人在此把从各场收购来的药材汇集成庄，然后大批运出川省。［②p］简州、资州、遂宁、内江等州县产红花，既是药材，又可作染料，江浙商人多千里迢迢赴川省购之染丝绸。乾隆年间陆炳有诗“红花行”记之曰：“简州四月采红花，简州城门动塞车；买花尽是姑苏客，姑苏余杭道途赊；争发红花趁头水，……半月为限悉抵家；抵家之时方仲夏，颜色鲜新染轻纱。”［③p］

清代，此类以某种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这是与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四）庙会。

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清平县志》云：“此间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武陟县志》亦言，所谓庙会者“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之立集场以通商贩”。［④p］即庙会以祀神、祈福、演剧而聚众，商人因以设市贸易。

庙会，也有的地方称货会、山会等等，这种贸易形式明代即有。如万历年间山东临邑县有娘娘庙会，每年四月八日至十八日设醮十日，“远近咸集”前来拜谒、游观者之众，据说，“近庙三里井汲皆竭”；贸易之盛则“富商巨贾几千人易价而去，曾无留资”。陕西华州有城隍庙，四月一日、八月二日会；有西关药王庙，六月六日、十二月八日会；西赤水红庙，十月十日会；华岳下庙，八月八日会，“凡会则商贩之货多于集市”。［⑤p］

清代，有关庙会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山西太谷县“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杂沓，终日而罢者为小会；赁房列肆，裘绮珍玩，经旬匝月而市者为大会；城乡岁会凡五十五次”。［⑥p］山东巨野县金山之碧霞元君祠，每年三月设会三日，于金山下“设帐列肆，聚四方财货”；郓城、曹县、金乡、单县诸邑士女皆前来赴会。［⑦p］江西万载县之株潭，会期“在九十月间，商贾云集，货物骈臻，乡人嫁娶所需只待会期采办”。［⑧p］又如河南林县“每年会场大约在三四月间，三月内初二日起合涧会三日，二十七日起临淇会三日；四月内十四日起在城会三日，十七日起临淇会三日，十八日起姚村会三日；入秋后惟九月十二日起南关会三日”；全年会期共计18日。陕西永寿县庙会以“四月八日城隍会独盛，或淹至二三十日”。［⑨p］

庙会与集市均为定期市，但集市开设是以旬为计，每旬两三次或四五次；庙会开设则以年为计，有的一年只开一次，多者也不过数次。庙会开设时间较多地集中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与农作季节密切相关。庙会的贸易范围也比集市大得多，大致可达方圆数百里，三五个县的范围，或更大些；其商人来自各地，商品品种、数量和交易量都远远超过集市。

庙会中贸易的商品大多以日用百货、牲畜、农具为主。所谓百货，如山西太谷县庙会中有“裘绮珍玩”；江西万载县“乡人嫁娶所需”均于会期采办。再如山东禹城县东岳庙会，“山珍海错，吴越绫绮充满街巷”；直隶开州城隍庙会，“凡绸缎布匹及日用之类，无不毕具”；陕西永寿县妇女“不闲纺织，惟有会日则群出购买衣裙绸布等物”。［①q］还有的县志甚至称“平居一箕帚之微无从购置，惟恃庙会”。［②q］庙会的商品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除一般日用百货之外，也有较高档的商品及名产上市，如江南丝绸、江西磁器、珠宝皮裘等等。故庙会除提供一般日用之外，还能够补充集市商品种类和档次的不足，满足农民婚嫁、年节之需，以及富贵之家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越是集市商品匮乏的地区，对庙会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

第9篇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路径文献综述

一、关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基本认识

建国60余年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反思、分税制改革15余年评价以及近年国际经济危机的突发，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至死不渝的任务，尤其是怎么样从动态、合理、协调可持续的角度去思考未来我国财税改革的方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是一个历史性、国际化、很难给出明确定义的难题，因此在已有科研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思路、新判断，提出新建议，是创新性财政的必经之路, 因为任何领域里前沿理论新的倡导恰恰是历史怀疑主义的结果。

从诸多改革的实效看，在公共财政框架逐步完善中，税收收入部分的理论研究已趋于成熟，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划分是相对明确的。在理论界有关最优税制的分析框架伴随着拉姆齐（1927）[③]对最优商品税和mirrless（1971）[④]对收入税的讨论而基本形成，因此杂志网，相对于已成型的有关政府税收收入的制度和研究而言，目前各国政府的财政研究工作均倾向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选择、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支出资金的绩效监督等方面的研究。

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同时，在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经济发展方向：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我们逆向思考，这些政策性导向恰恰说明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以及效率都存在不完全合规、不合法、不合理的严重问题，因此寻找最优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的边界问题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财政支出等等）以及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绩效预算改革等等）也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样，这一连串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机制设计都需要我们回归到大量的文献中去寻求答案。

二、多视角的支出结构优化研究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文献，可谓是卷帙浩繁。相关的实证分析从最初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目前财政支出自身绩效评价体系的逐步完善，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各国都在比较适合国情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式上摸索前行，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象却在财政支出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其间的文献研究方式也是多视角的。

（一）从政府支出性质、结构和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主要体现于国外文献）：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能促进经济增长；相对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则较为凌乱复杂，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1、国外研究尘埃落定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多是考察国际或国家财政层面并且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尽管个别研究否定了政府性消费，但基本强调生产性支出及其比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Landau，1983；Aschauer，1989；Easterly，1993)。Aschauer（1989，1991）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是Barro（1990，1992）[⑤]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他在拉姆齐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解释政府生产性支出提供公共物品或解决市场拥挤问题并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数据测度了公共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理由是政府消费对经济造成了扭曲。随后ShantayananDevarajan（1996）[⑥]从反面强调了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性，他们首先利用内生增长分析框架分别讨论了公共支出中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支出各项资金的效率，还依赖于支出项目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即支出结构弹性问题，接着对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数据进行了测度并发现传统的生产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非生产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性支出已超过限度从而造成财政资金的错误配置问题。这一研究补充了由于国家发展程度细分形成了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化。同时杂志网，Gupta(2005)继续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2、国内探讨方兴未艾

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随着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步兴起，而且随着各时期相关政策制度的变化，其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是“与时俱进”的，但针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基本共识是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向阻碍作用（赵志耘，1991；郭庆旺，1994、2003；孙长清，2004[⑦]；付文林，2006；王春元，2009[⑧]），而对于支出结构的深入研究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生产性支出的促进作用（赵志耘，1991；郭庆旺，1994，2003）；第二类则持相反观点（龚六堂，2001[⑨]）。赵志耘、郭庆旺基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构建了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针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进行了经验分析，他们发现：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的投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龚六堂对中国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更为有趣的是，孙长清在一个简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讨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他对1978年-2000年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王春元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并以改进的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1978-2006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最终结论是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都是负相关关系。

针对具体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还有许多（马拴友，2001[⑩]；尹宗成，2006；付文林，2006；王春元杂志网，2009）。马拴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国防支出、经常性支出、国债、劳动增长率与教育或人力资本在内的模型，可惜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其他们的重点。尹宗成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社会文教费支出，其次是经济建设费支出。付文林得出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王春元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经济建设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较大的负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消极作。

（二）地区、国家以及政府的差异性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

个体性差异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基于我国区域间差异的公共支出结构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近期涌现很多（张钢，2006[?]；朱玉春，2008[?]；张明喜，2007[?]）。他们主要从地域角度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张钢通过1978年-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正相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与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性支出在东部地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中西部地区则呈负相关。朱玉春利用1997—2004年的各省的数据，通过引入交互项，进一步分析了上述影响在地区之间（东、中、西部）的差异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在量和质上都存在地区差异。张明喜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趋势角度，考察地方财政支出变量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范围内未能很好缩小经济差距，但是在东部地区发挥了良好作用，而中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而扩大了该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具体支出结构而言，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变量对区域差距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不同程度上解释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从国家级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差异性的因素分解入手分析主要有，YUQing（2005）[?]和Kai-yuen Tsui（2005）[?]。Kai-yuen Tsui首先寻找1994年到2000年影响我国国家层面财政差异的潜在因素，然后按照Shorrocks（1982）的分解方法测度每个因素的贡献率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YUQing沿用Kai-yuen Tsui在财政差异领域的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各因素（经济、制度因素）对财政差异程度的贡献率发现，人均GDP和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地方财政差异的主要因素。

为了消除各种差异因素自然引出了对地区社会公平和财政资金价值取向视角的分析，其中，刘成奎(2008)[?]对财政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前我国绝大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偏重于城镇,使得城镇累积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而农村资本累积明显低于城镇。刘晓凤（2009）[?]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重点与社会公平相关联,得出当前首先是要搞好与社会公平关联度最高的住房保障,其次是卫生和教育,最后是社会保障和就业。

（三）凭借非参数估计手段衡量财政支出资金的相对效率

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以及FCH等非参数估计方法逐渐成为衡量支出绩效的主要计量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教育、社会保障和金融诸领域。目前这种方法在应用于财政支出的效率评价式，有着从国家层面逐步深入到地方、区域效率的讨论，进而讨论专项支出效率，例如社保、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效率的趋势（Ant′onio Afonso 2008[?]，Maria Teresa Balaguer-Coll 2006杂志网，陈诗一 2008[?]，汪博兴 2008，余可 2009[?]）。Ant′onio Afonso利用这一方法估测和解释了葡萄牙地方政府的相对绩效，他们发现不增加市政支出也能提高辖区的相对绩效，并且还讨论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输入指标的影响。MariaTeresa Balaguer-Coll利用DEA和FDH方法等非参数估计估测了西班牙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他们强调强大的市政管理是相对更有效的。丛树海（2005）从绩效评价的内涵出发，根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自身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全面有效度量一般公共支出绩效的指标体系，遗憾地是他们没有进行数理验证分析。汪柱旺（2007）构建了三个投入指标和五个产出指标从规模与结构角度较为全面地表征财政支出的绩效。马进（2008）从财政支出结构中各个部分的支出额此长彼消的情况入手，分析了我国近年来财政支出政策的相对效率。陈诗一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汪博兴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各区域之间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效率的纵向和横向差异，发现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方面日趋合理,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结论。余可采用非参数检验和数据结构突变检验的方法，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在分税制改革前后十年的平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结构与改革之前没有显著的差异，而支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结构分布则具有明显的差。

（四）国家间财政支出结构实践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

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解释不同社会文化经验是怎样经历和遵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的，其研究结果，让我们能够通过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实践与取潜在趋势之间更为广泛的知识对比来规划未来，并指导我国的财政支出实践。这里主要分国内财政支出制度和结构的比较（何振一，2000）[21]和国际化比较（王军[22]，2002；李冰，2005），而国际化的比较又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对比，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持和策略选择。不管如何分类比较，比较分析的对等性和适应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杂志网，以国际组织为单位进行比较以体现他们相似性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三、解决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的发展方向

第一，支出类型有待进一步划分明确。在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众多文献中，支出类型划分的多样性是导致实证结果大相径庭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由于内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很难区分清楚哪些是生产性财政？哪些是非生产性财政？更不要不说哪个更有效的问题了（庄子银，2005）。另外，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分类为与国际财政支出科目接轨，按政府功能分类统计口径做了巨大调整，2007年之后的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与以前数据不可比，而这一层面的问题研究是亟待解决的。

第二，更加强调区域内部的支出结构差异。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严重，这主要是由地区区位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不均和不同政策导向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这里我们要强调财政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社会学科：（1）对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分析仅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是不全面的。目前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大多还停留在这一层面的研究，而针对造成支出差异的隐性因素（政策、法律、法规等等）贡献率的测算还是空白；（2）对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分解与地区间差异比较分析同样重要。从优化区域财政支出结构角度来看，辖区内财政支出结构差异贡献率的分解更有意义，而目前研究大多仍然比较地区间或省际间的支出差异，因此选择合适的分解技术全面有效地刻画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差异才是关键环节。

第三，正确把握支出绩效方法和技术处理等问题。对上面的有关各种现代估计方法在财政支出效率应用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问题：（1）指标体系的选取才是关键技术问题。DEA方法的主要步骤就是选取输入和输出的决策单元，即评价指标的选择。众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经济指标（例如GDP等）来衡量财政支出效率，这就忽略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社会性以及政策性，因此这些实证的结果略显片面，并且由于指标选择差异还造成了结论的不尽相同。（2）支出结构综合绩效分析不足。以上分析多是进行总量的分析，即使涉及到了主要支出项目的分类讨论，但支出的结构绩效突显不足，这种情况同样体现于省际和地区层面的支出绩效考察。（3）支出统计口径改变后的支出绩效分析亟需跟进。众所周知，2007年为与国际财政支出接轨杂志网，我国的财政支出按政府功能分类统计口径发生巨大变化，2007年之后基于新口径数据的综合绩效评价分析不足，因此对此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

最终，要完整反映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就必须从多角度、分时段以相应理论为背景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因此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剖析研究仅从经济学视角考察自然是不全面的，其政治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不容忽视，这就要一方面，利用当今西方的一些财政理论和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和优化；而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重新挖掘我们国家一些优秀传统，不仅仅吸取国际比较后的一些先进思想，还要把我们自己原有因素、一些好的理念加进来，形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福利分析框架，真正实现“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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