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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现状县域作为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基础经济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也是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举措。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支撑，县域金融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近几年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持，而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县域金融的发展，二者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县域金融在县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县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兴业务的快速发展推进了银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革新，加强了与金融服务需求者之间的有效联系，降低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强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第三，县域金融机构加大了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扶植政策。大力争取国家对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金融政策支持，推出灾民生活费垫支贷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等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新产品。
1.2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2.1县域金融组织制度的缺陷首先，四川省国有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战略的目的，县级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不断收缩，利用其基层网点的优势将农村大量的资金吸收过来，基本上成为上级机构的“储蓄所”，只存不贷的特性成为了四川省县域资金的“抽水机”。其次，四川省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村资金的信贷投入。农业由于抗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导致信贷资金无法收回。最后，四川省民间金融活动活跃，但是缺少制度的规范。目前，民间金融在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对经济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然而，对民间金融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促进其合法的发展。
1.2.2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的不畅性首先，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机制不健全。在县域央行可以利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较少，利率的制定归于总行，且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制定，不能反映四川省县域市场的真实利率水平，从而导致无法对县域市场的金融利率进行及时的跟踪调整。其次，四川省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一方面，尽管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央行指导性意见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力不强，受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的限制，四川省各家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积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对象重点是“三农”，对中小企业的投入明显不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抗风险能力弱。多数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产品开发和市场研究缺乏科学依据，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银行贷款就会产生较大风险，致使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信度存有疑虑，对其贷款的审查、发放较为严格、慎重。最后，地方政府未能积极配合，缺失相关配套政策，使货币政策传导受到限制。地方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不足，中小企业的财税负担过大，贷款抵押物的抵押价值水平过低，中介评价机构的收费标准较高，导致中小企业不愿向银行借贷，使央行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1.2.3金融服务水平低首先，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按照法人统一管理的经营模式，将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贷款权限归入到上一级的商业银行手中，且对县域级别的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监管过严，并且制定了严厉的考核问责制度，导致县域信贷的压缩。另一方面，实施集约化战略，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裁减人员，以四川省县域经济为对象的金融服务近几年处于低水平状态，信用工具少、结算手段落后、金融业务品种单一、融资渠道不畅、电子化水平较低是四川省县域金融服务的主要特点，这无法满足县域经济的正常资金需求。其次，国家政策性银行可提供的金融业务范围过于狭窄，功能单一。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经营粮油流通环节的现金支付业务，而对于风险性极高的种植环节则没有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国家开发银行则只提供国家重点扶持的像西部大开发性质的大项目，而对于县域发展性项目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最后，在四川省县域领域，证券公司很少设立分支机构及办事处，导致企业的直接融资及人们对于财富增值保值的期望缺少必要的融资及投资渠道。
2完善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的对策
2.1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四川省县域金融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四川省可以在县域资本不外流，且能够维护县域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的条件下，扶持并引进适量商业银行进入县域地区，适量的商业银行不仅可以打破部分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可以实现县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适度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并实行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鼓励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成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从而正确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合法流动，为民间资本服务县域经济开辟一条道路。同时要大力引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直接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及“三农”的直接融资提供服务，并建立相应的股权交易及土地托管机构。
2.2完善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四川省应当改革以往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下的金融组织机构，统筹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利用县域金融这个平台有机地将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联结起来，建立资本回流机制，组建区域间的同业拆借市场，构成同业拆借、票据交换、资金清算三位一体的头寸市场。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机构应当适当下放部分信贷权限，简化贷款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实际要求的贷款激励机制，鼓励银行放贷；县域邮政储蓄银行应当提高县域贷款比例，减少县域资金外流，增加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保险机构开展“三农”保险的财政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开展各种符合中小企业以及“三农”实际需求的保险类型，以减少他们因遭遇自然灾害及经营欠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担保机构应当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给予中小企业及“三农”抵押物更多的资金扶持，并给予相应的担保机构于财税上的补偿，让他们积极地服务地方经济。
2.3创新县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四川省在县域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要积极鼓励县域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服务上的创新，以适应县域金融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各家商业银行应当给予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更多的信贷自，使更多的县域资金可以留在县域，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并对农户及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降低收费水平，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对于信用好、效益好的可以提供免抵押物贷款。应积极引导证券公司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采取激励政策，使证券公司对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给予上市指导，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集合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为拟上市企业和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要建立农业保险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开展涉农保险业务，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保障，降低他们的经营损失。在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上，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应当主动地结合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实际，充分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存在的融资难的问题，并结合中小企业的财务特点和广大农户的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在有法可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宽抵押担保的范围，推广比较成熟或正在试行的土地使用收益权、农村住房产权、林权、蔬菜大棚产权、中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票据贴现、流动资金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提供快捷有效的信贷服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鼓励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组织开展各种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加强农户及中小企业对相关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的了解，同时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的规模优势及技术优势，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的金融产品。
3结语
1.农户没有广泛接受金融服务的电子化信息化
金融服务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是银行服务渠道建设的发展方向。但是，受农户文化水平、农村信息化环境等因素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建设电子化渠道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大多数客户习惯接受柜台服务，喜欢选择一对一、面对面的柜台服务，涉农补贴户认为用折直观而缺乏用卡习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客户文化水平较低、农村计算机普及度低等因素，大部分农村客户不会使用电子银行业务渠道，或是对自助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存在一些顾忌和不信任心理，严重影响了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2.网点的快速布放未能有效提高专业化服务效能
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全面覆盖县域各乡镇，且对已撤乡镇的网点予以保留，但各网点多以办理存贷款、涉农补贴业务为主，未实行差别化服务定位。特别近年来在各村所设助农服务点使用率较低，其自助银行仍然是存取款、查询、转账等日常功能，贷款业务、缴费业务、自动开卡、投资管理等新型功能还没有在自助银行渠道上实现。目前理财管理等专业服务渠道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人性化设计和易用性方面未能较好地结合地域需求与特点，难以满足财富型客户对资产管理服务的需求。
3.机构综合竞争力不强，吸纳资金能力有限
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施装备落后、统一标识不严、业务品种单一、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商业银行虽然在县域网点不多，却凭借网络服务等优势，不断争夺农村存款资源，农村资金被不断大量抽走。
4.农业贷款风险高，支农贷款经营成本大、安全性差
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较大，传统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缺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效益型农产品，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贷款安全性、效益性的实现。农业生产周期长、规模小，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额小、分散的特点，管理费用大，难以降低经营成本。农村的山林、土地及房地产抵押、变现难，农户及农村经济组织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难以提供可供担保的资产，还款来源难以保证，增加了支农贷款的难度，也致使支农贷款的安全性差。
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支持“三农”力度的措施和建议
1.创新支农模式，积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坚持区域均衡原则，对于处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全面完成向农村商业银行机构转化，进而拉动其它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农村银行机构迈进。坚持边际均衡原则，保证机构改革正向激励效应，要让改革能够切实为机构带来效益。坚持推进集约型农业建设，鼓励“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新农业生产模式，联合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以企业担保农民贷款、龙头企业承贷农民使用、根据订单发放农贷、扶持高新科技小微农业企业等方式，不断开展利率定价和信贷产品创新，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贷款主动性，降低还贷风险性，增强资金的流动性，最终达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2.推进改革创新，打造现代农村银行
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交流，争取政府积极引导各类涉农资金、财政资金等存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政府积极申请涉农基础设施项目，拓宽自身的信贷服务领域；配合政府落实中央政策，有效化解历史包袱、清收盘活不良贷款。建立健全三农补偿机制，引导担保类企业加大支农业务，引导农户增强参保意识，落实政府补偿、金融担保、担保类经济组织赔付行为；为支农创造安全可信的金融环境。加强与人民银行的沟通，争取人民银行加大支农再贷款的投放力度，促使人民银行合理地确定支农再贷款的期限、利率等，使支农再贷款期限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流，使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支农工作，指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同时将贷款业务与保险业务有机结合，避免支农贷款出现损失。
3.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揽存吸储能力
认真做好支付结算工作，完善农村支付服务渠道建设，是提升农村金融基础服务的根基，是增强揽存吸储能力的源泉。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实现业务网络全覆盖，结算渠道畅通，应通过金融知识宣传和提高助农服务点的工作效率，让农民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加强与社保部门的沟通配合，实施“足不出村参合(保)”的金融服务项目。充分利用供销社基层网点、村卫生室、小超市、村委会(社区)等单位的便民优势，通过合理考核确立合作关系，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终端，打造村中的“营业柜台”，开设自助式存取款、转账汇款、消费收款、缴费转款、查询“新农保”、“新农合”等业务，让城乡居民享受到“零距离”的金融服务。坚持贯彻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秉承“履行责任，让利于民”的服务理念，对经营性农户、龙头企业给予贷款利率浮动优惠政策；对困难农户子女上学、治病医疗、扶贫开发、文明诚信户、享受国家移民政策等农户贷款执行优惠利率；降低跨行转账和取款手续费，把国家富民惠农政策落实到工作的每一环节，通过真情实意的服务使广大群众得到到实惠。
三、结论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1）区域内的商业银行风险是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及其内部各个区域，银行业无论从规模还是重要性方面来说，都是金融业的领头羊，是区域金融体系的最重要构成部分，是区域内主要的金融机构，其发展程度对区域内金融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很高，尤其是在中小城市，重要性尤其突出。因此，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是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区域金融风险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区域内商业银行风险研究。（2）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区域金融机构不仅受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出于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政府也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区域经济体系同时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影响，这两者的具体政策目标有时不一定统一，这就使得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变得复杂化。
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
（1）金融机构的自身原因。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部分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规模的膨胀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程度。（2）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的稳健进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反而会诱发区域金融风险。（3）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的影响。由于经济较发达区域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基本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我国制定的宏观金融政策更多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即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区域内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使全国统一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而言，面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健全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高级的产业结构等迅速调整金融活动，在分散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反，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而言，由于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金融工具的单一化，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等原因，在经济活动的运行中，无法化解或降低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发展非均衡的格局下，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形成和累积的诱因。
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1.金融风险预算理论的形成。
造成投资风险的因素很多，包括头寸大小、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等等。其中，现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同时市场波动的随机性也相对较大，给金融风险投资增加了困难，因此在实际投资过程中，需要事先确定风险目标，同时利用相关的量化措施，降低实际风险与风险目标之间的差异。
2.金融风险预算内容。
通过风险预算，主要是为投资方案的确定提供有力依据，明确投资方能够接受的风险水平，并对风险进行合理的分配与管理。另外，风险预算并不是一层不变等，需要根据投资进程、实际情况等及时的进行调整。具体来说，风险投资预算管理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投资方可以承受风险的能力；（2）合理分配投资风险预算；（3）对风险预算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4）合理调节风险预算给投资带来的损失以及收益。相对于投资风险管理工作来说，可以将风险预算管理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首先确定投资方是否愿意以及有无能力承受风险，然后进行投资风险的分配，这两个环节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作为投资管理中重要的内容，投资风险预算工作对投资决策的正确性，投资成功与否等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做好投资风险预算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二、投资管理中金融预算理论的应用
金融预算理论在投资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预测投资方案的风险程度。
对与投资风险程度测算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风险预算误差跟踪。在投资管理过程中，除了对风险进行跟踪管理外，还需要对投资业绩进行归因，同时加强全过程风险管理。从投资形式上，可以将金融投资分为主动式投资以及被动式指数投资。在被动式指数投资中，选择新的买进可标中的证券，为投资成本管理提供便利。但是由于这种证券买进方式不是复制，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导致风险预算与实际风险产生误差，由于这种误差形式主要以超额收益为主，所以也叫跟踪误差；如果投资形式为主动式，就应该实现对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同时预期风险，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风险。同样的，在市场波动因素的影响下，也会产生跟踪误差，进行主动式投资，就是为了主动消除这种误差，保证投资的收益性。（2）VAR模型预测，其中VAR指的是在投资过程中某阶段的最大损失，但是由于市场波动的随意性以及不确定性，VAR值一般很难确定，这就穾利用参数法、历史法、蒙特拉罗模拟法、模型法等。（3）有时，针对具体的风险或事件，可以采用压力测试的方式，利用不同压力情境，亦或者是通过压力组合测试的方式，对不利事件影响进行测试以及预防。
2.风险配置。
对投资风险的配置涉及到投资者资产配置，资产配置是投资策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从风险管理方面来说，资产配置忽视了市场波动对投资环境带来的影响，而进行风险配置正好能够弥补资产配置的不足，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将风险预算当做资产配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风险配置与资产配置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极为相似，风险配置主要采用的手段是将风险在资产、不同组合之间相互转换；资产配置是将资金在不同资产、组合间进行转换。
3.选择投资基准。
投资基准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投资的成败，具体的实施步骤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该确定投资目标收益率；其次需要结合投资意向，选择一组意向资产，对其投资风险以及收益特征进行分析；再次，确定资产投资风险的边界；随后，根据确定的风险边界，选择最佳投资组合；最后，进行资产战略性转换，以与标的指数偏离的形式为佳。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投资方也能够选择被动式指数投资，但是在投资风险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同时投资收益确定也相对困难，因此可以将投资基准作为投资风险管理的核心。当市场给投资带来负收益时，投资者应该对收益进行仔细的识别，并采用有效的套期策略，保证套期策略能够反映投资风险，这同样与风险投资基准有直接的关系。
4.风险分解。
在对投资资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根据管理的形式能够将其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主动投资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主动偏离投资基准，目标是获取比市场平均收益水平更高的收益。但同样的偏离投资基准会给投资带来额外的风险，也被成为主动式风险；被动投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主动风险，但是与主动投资相比获得收益的机会相对较低。现在的金融投资活动中，就是研究如何利用被动管理中的稳定、风险低等优点，同时保留主动管理中获取额外收益的机会，提高投资经济效益，同时实现对投资风险的有效规避。此外，作为投资方，无论是金融机构或个人，都需要具备误差跟踪以及业绩归因的意识，这样才能提高投资风险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同时，投资基金管理人员的素质对投资风险管理的作用也非常大，因此需要投资方在选择投资基金管理人前，根据投资方需要承担的风险、投资规模等等确定基金管理人员的数量、风险资产的分配等等。
三、结语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
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一)网络金融条件下的金融风险
网络金融风险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导致的技术风险和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导致的业务风险。
1．网络金融技术风险
(1)安全风险。网络金融的业务及大量风险控制工作均是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所以，电子信息系统的技术性和管理性安全就成为网络金融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破坏等不确定因素，也来自网络外部的数字攻击，以及计算机病毒破坏等因素。根据对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调查，系统停机对金融业造成的损失最大。网上黑客的攻击活动能量正以每年10倍的速度增长，其可利用网上的任何漏洞和缺陷非法进入主机、窃取信息、发送假冒电子邮件等。计算机网络病毒可通过网络进行扩散与传染，传播速度是单机的几十倍，一旦某个程序被感染，则整台机器、整个网络也很快被感染，破坏力极大。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风险可能只带来局部损失，但在网络金融中，安全风险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2)技术选择风险。网络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选择一种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在技术选择上存在着技术选择失误的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于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差导致的信息传输中断或速度降低的可能，也来自于选择了被技术变革所淘汰的技术方案，造成技术相对落后、网络过时的状况，导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机会的损失。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只是导致业务流程趋缓，业务处理成本上升，但对网络金融机构而言，则可能失去全部的市场，甚至失去生存的基础。
2.业务风险
(1)信用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交易者在合约到期日不完全履行其义务的风险。网络金融服务方式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即网络金融业务和服务机构都具有显著的虚拟性。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络银行等网络金融机构，如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网络银行。虚拟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虚拟现实信息技术增设虚拟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从事虚拟化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中的一切业务活动，如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等都在由电子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中进行。与传统金融相比，金融机构的物理结构和建筑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使交易、支付的双方互不见面，只是通过网络发生联系，这使对交易者的身份、交易的真实性验证的难度加大，增大了交易者之间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大了信用风险。对我国而言，网络金融中的信用风险不仅来自服务方式的虚拟性，还有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而导致的违约可能性。因此，在我国网络金融发展中的信用风险不仅有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有制度层面的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是大多数个人、企业客户对网络银行、电子商务采取观望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2)流动性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客户兑现电子货币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与电子货币的发行规模和余额有关。发行的规模越大，用于结算的余额越大，发行者不能等值赎回其发行的电子货币或清算资金不足的可能性越大。因为目前的电子货币是发行者以既有货币(现行纸币等信用货币)所代表的现有价值为前提发行出去的，是电子化、信息化了的交易媒介，尚不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交易者收取电子货币后，并未最终完成支付，还需从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收取实际货币，相应地，电子货币发行者就需要满足这种流动性要求。当发行者实际货币储备不足时，就会引发流动性危机。流动性风险也可由网络系统的安全因素引起。当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通信发生故障，或病毒破坏造成支付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支付行为，降低货币的流动性。
(3)支付和结算风险。由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可突破时空局限，打破传统金融的分支机构及业务网点的地域限制；只需开通网络金融业务就可能吸引相当大的客户群体，并且能够向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服务，因此，网络金融有3A金融(即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之称。网络金融的经营者或客户通过各自的电脑终端就能随时与世界任何一家客户或金融机构办理证券投资、保险、信贷、期货交易等金融业务。这使网络金融业务环境具有很大的地域开放性，并导致网络金融中支付、结算系统的国际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结算风险。基于电子化支付系统的跨国跨地区的各类金融交易数量巨大。这样，一个地区金融网络的故障会影响全国乃至全球金融网络的正常运行和支付结算，并会造成经济损失。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政证券交易系统曾发生只能买入、不能卖出的情况，一夜就形成200多亿美元的债务。我国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4)法律风险。这是针对目前网络金融立法相对落后和模糊而导致的交易风险。目前的金融立法框架主要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如银行法、证券法、财务披露制度等，缺少有关网络金融的配套法规，这是很多发展网络金融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我国亦然。网络金融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还相当缺乏，如在网络金融市场准人、交易者的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确认等方面尚无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范。因此，利用网络提供或接受金融服务，签定经济合同就会面临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相当大的法律风险，容易陷入不应有的纠纷之中，结果是使交易者面对着关于交易行为及其结果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大了网络金融的交易费用，甚至影响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
(5)其他风险。如市场风险，即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对网络金融交易者的资产、负债项目损益变化的影响，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风险等，在网络金融中同样存在。
综上所述，网络金融的各种业务风险与传统金融并无本质区别，但由于网络金融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使得网络金融在延续、融合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新、扩充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首先，网络金融的技术支持系统的安全风险成为网络金融最为基础性的风险，亦即它不仅关系到网络运行的安全问题，还关乎其它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结算风险的状况；其次，网络金融具有传统金融所没有或远不重要的特殊风险形式，如技术选择风险；第三，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不受时空限制，网络金融会使传统金融风险在发生程度和作用范围上产生放大效应，如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国际金融风险发生的突然性、传染性都增强了，危害也更大。因此，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和控制也就具有不同于传统金融风险
管理的手段和方式。
(二)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1．大力发展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
目前我国在金融电子化业务中使用的计算机、路由器等软、硬件系统大部分由国外引进，而且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增大了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的安全风险和技术选择风险。因此，应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技术水平，在硬件设备方面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关键设备的安全防御能力。我国目前的加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及数字签名技术都落后于网络金融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大力开发网络加密技术，开发并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这是防范和减少安全风险和技术选择风险，提高网络安全性能的根本性措施。
2．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管理体系
从金融系统内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上防范和消除网络金融安全风险，要搞好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工作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并建立专职管理和专门从事防范计算机犯罪的技术队伍，落实相应的专职组织机构。对现有的计算机安全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建立健全各项计算机安全管理和防范制度；完善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要害岗位管理，健全内部制约机制。
3．加强防范和控制网络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
(1)法律制度建设。我国目前已初步制定关于网上证券交易、计算机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但还远不能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的要求。应借鉴外国经验，在网络金融发展的初期及时制定和颁布有关法律法规，如在电子交易合法性、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禁止利用计算机犯罪等方面加紧立法，修改《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条文中不适合网络金融发展的部分。尽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网络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创新，但为网络金融的规范、健康发展是必要和值得的。否则，在有关法律规范长期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网络金融会积聚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增大调整的成本。
(2)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减少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规范发展的制度保障。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人们就会减少经济行为的确定性预期，网络金融业务的虚拟性会使这种不确定性预期得到强化，不利于网络金融的正常发展，也会增大法律调节的障碍和成本。网络银行业务在美国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具有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却在5％以上。个人信用体系在我国也基本属于空白。因此，应在我国大力培育社会的信用意识，建立客观公正的企业、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电子商务身份认证体系，使“诚信”成为我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减小信用风险。
(3)金融制度建设。为有效控制流动性风险，应当有效控制电子货币的发行数量，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和电子货币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确定电子货币发行者时，应当首先考虑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决定获取电子货币发行资格、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种类和业务范围。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应当每年进行考核，考核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内容。此外，要对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特别是发行电子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要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规模的准备金，以实现流动性管理的目标。如果能够将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区分开来，分别制定各自的准备金率，会更有利于流动性风险的控制。
4．建立发展网络金融的总体规划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在没有统一规划和标准的情况下起步的。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根据管理信息系统原理，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分阶段逐步开发建设网络金融系统。这既有利于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存在规划不统一、商业银行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规范不统一、商业银行之间使用的安全协议各不相同的问题。应制定金融业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成立为此奠定了基础。确立统一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才有利于统一监管，增强网络金融系统内的协调性，减少支付结算风险，并有利于其它风险的监测。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融合,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强。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壮大金融产业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关系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首先介绍了金融风险的概念以及特点,然后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最后,针对现存的一些问题,指出防范和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现状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职称论文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1．网络金融安全分析
网络金融一般而言包括网络银行、证券、期货以及支付结算等业务，总体而言因为借助互联网作为平台进行金融业务，因而被称为网络金融。网络金融的进行都是依靠互联网上的电子数据进行传输，因此具有结构简单和快捷方便的优点，而依靠电子信息传输这个特点，也成为了风险高发的原因之一。金融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由于本身的变幻不定以及需要足够的信用作为保证，再加上一般各个方面之间的资金网络互相连通，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往往牵扯到整个资金链，从而导致风险爆发的严重后果。而网络金融除了上述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有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其通道和联系都是建立在电子数据方面的，这方面相对于一般的资金融通，更容易出现信用危机(因为不容易追责)，而更加快速的资金流动和不稳定的网络状况，也进一步给了破坏者可乘之机。高技术条件下的网络金融一方面提高了技术门槛，另一方面也给了更有技术的人进行投机行为的空间。而金融活动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债务风险，一旦连续出现断裂和坏账的情况(网络金融环境下更容易出现，由于违法成本更低)，也必然的会给操作者难以承受的后果［1］。
2．网络金融风险的主要类别
2．1计算机硬件方面的风险。硬件方面是指一般性的计算机硬件性能，现阶段由于网络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计算机硬件的更新换代也非常的频繁，往往为了能够运转新开发的软件导致不过几年前的硬件淘汰过时。而现在进行网络金融操作的计算机理论上基本合理运转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陈旧的也不少，硬件的不过关可能导致金融软件的运行不畅，从而增加危险。而且当计算机一旦发生故障，就可以导致正在进行的网络金融活动瞬间中断，乃至于出现可能被他人利用的可乘之机，而且突然地中断对于业务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了，因此也是不可能不谨慎对待的问题。
2．2计算机软件方面的风险。网络金融也是需要依靠一定的金融软件进行操作的，而软件本身就是存在可能被利用的漏洞的(这个是天然缺陷，不可能完全避免，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对于金融软件而言，一方面对于操作者的技术要求有了一定的限定，另一方面，对于信息技术的高手来说，对其进行攻击和破坏也总能找到相应的方法。而其所依托的计算机系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系统一旦受到攻击，那么就非常容易导致所有的软件的损坏［2］。更何况运行过程之中本身就处于一个不断的克服软件风险的过程中，一旦运行中发生数据错误，那么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对于网络金融而言，软件方面可能的风险，还要更大。
2．3网络情况方面的风险。网络金融需要依靠互联网，而互联网本身是全球联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数据即使经过加密，也完全可能被有心人搞得到，更何况全球性也注定了危险可能来自四面八方，是注定的防不胜防。在交易和结算方面，因为完全依靠电子数据传输，其覆盖面和风险比较大，而正因为网络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安全脆弱性，也容易由于范围过于广泛而受到损害，而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大片区域的问题。对于网络风险而言，传染性的网络病毒和特定的网络攻击都是很难完全抵挡得住的，对于这些东西而言，网络安全措施往往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动得难以完全抗衡。因此，在网络金融风险方面，网络风险为其中最容易出现状况的一环。
2．4交易操作的风险。由于网络金融的交易和操作都在网上进行，因而其本身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虚拟下的操作不容易进行更好的追责，从而降低了信用违法的成本。在网络金融中的许多风险案例中，信用危机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金融业而言，信用环节一旦有问题就是全面的崩盘。网络虚拟环境下双方身份不够透明，信息交换程度更不对称，因此优势方一旦出现信用问题，对方往往根本没有反应和追究的机会，即使能够做到，也一般只能承受更大的损失(敢于信用违约，自然是看到了违约的损失小于其收益而已)。
3．针对网络金融安全进行风险控制
3．1完善立法，加强政策调控。网络金融风险之所以屡屡出现人为因素，主要还是钻法律的空子，针对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地方有部分规定又不能统一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完善法律对于网络金融安全的规定，制定健全和统一的法律规范，来完善网络金融参与者们明确的权力和义务，保证对于责任的判定能够切实的执行。同时应当适当的引入政策的调控，固然政策多变，而且政治调控多了也影响正常运行。但是在规范化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阶段下，适当的进行政策调控，对于网络金融秩序的保障，也未必没有好处。
3．2改进技术，防控信息技术漏洞。同样针对网络和软件方面的风险，则是需要进行比较完善的技术改造，来避免过于频繁的遭受侵害。而硬件方面，则是需要尽快的进行更新换代，保证技术的及时更新，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网络风险的发生，但是对于风险的控制和抵御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对于技术漏洞的填补一般而言都是亡羊补牢，但是补上总比不补强，完善已经出现问题防御，自然就是为了避免在已有的风险上再次出错，能够有这样的弥补，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远离大部分问题了［3］。
3．3建立完善的内部监控体系，增强自身责任意识。很多企业出现网络金融风险问题都是由于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方式不稳定，也没有很好的防控措施。因此在进行针对建议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操作者自身的问题，只有自己用心去避免，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而在企业内部显然需要有针对网络金融风险的管理和监控，需要自身专门的针对，然后配合外部的监控防治体系，才能够在其中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对于操作人员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来避免问题，也需要培养和强化他们的专业水平，落实责任问题，进而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才是从自身做起的最好方式。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