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5:31:5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中国思维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标准化保养服务的建立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至少从一个层面折射出现在的宝马在运营和管理上的日渐成熟。或者说，宝马中国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全新蜕变的新阶段。
客观地说，从一开始，宝马汽车的中国之路就不曾平坦。没有奥迪的天时，更没有北京奔驰的地利，宝马就像一个孤独的舞者，灿烂中却透着几分落寞。
但不管怎样，不可否认宝马汽车始终是中国豪华车市场无法或缺的一极。应该看到，事实上，最初宝马的最大对手就是奥迪，即便宝马不承认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时的宝马对中国未来的市场显然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宝马在产品还是在价格上如何做足文章，中国豪华车市场仿佛钢板一块，除了靠降价赢得的一点地盘，宝马汽车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
在某种程度上说，宝马汽车从不缺少技术、车型、渠道甚至是价格优势，但与最初进入中国的设想相比似乎总是有着一段距离。
穷则变，变则通。从2006年开始，宝马汽车的思维终于有了第一次的裂变，随着专门根据中国市场而设计的新BMW5系的浮出水面，宝马的中国市场业绩也随之发生了巨变，2007年宝马汽车之所以能高居世界豪华车市场第一把交椅，绝对与中国市场的一路高扬不可分割。
从改变上尝到了甜头，这是思维变革带来的盛宴。从此宝马汽车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先是推出了从2008年4月12日至6月30日，凡是购买由宝马生产的BMW 3系或者BMW 5系长轴距版均将得到2年不超过10万公里免费保养的服务新措施，接着又在日前推出了标准化保养的服务体系。
不难看出，现在的宝马汽车已经走出了单纯依靠品牌和价格占领市场的陈旧思路，按照宝马汽车高层的观点，把稳步推进售后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战略，也显示出宝马汽车对中国市场真正意义上的重视。
显而易见，新思维的树立，对于正在成长的宝马汽车来说，无异于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机。而宝马中国培训中心的设立，北京和上海零部件配送中心的构建，以及目前全国范围内90多家BMW经销商服务网点的铺设，都体现出宝马售后服务的人文情怀。
【活动理念】
本设计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自我意识，树立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容要求设计。
高中生正处于个性由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阶段，培养理性生活，培植“正能量”，关注理性思维发展，对高中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及学校应及时把握时机对他们进行相应的生活辅导和人格养成教育。
【活动目标】
结合高中生的心理特点，通过这次活动，让学生学会区分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培养学生在理性思维中积聚正能量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以理性行动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活动准备】
1.排演情景剧和讲故事相关内容，指导男女心理委员工作分工；
2.制作课件、游戏卡、测试问卷，准备印制好的练习题纸等；
3.音乐：班得瑞的《春野》。
【适用年级】高二年级
【活动时间】45分钟
【活动过程】
一、导入（播放背景音乐《春野》）
指导语：同学们想必都听过一个词——“正能量”。正能量是2012年的网络热词。同学们知道“正能量”的含义吗？正能量是健康乐观的精神状态，健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积极向上的行动方式。其中理性思维是基础。这堂课，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理性思维，学习和实践理性生活，积聚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在未来的生活中成就自己的“中国梦”。
二、暖身操：我是侦探（女心理委员组织）
“寻宝”：课前每位学生写下各自最明显的外貌特征两项和个性两项。游戏时将写好的卡片回收于纸箱中，再抽签，每人按照自己手上的线索去寻找那位“神秘
宝贝”。
“鉴宝”：找到“神秘宝贝”后进行“鉴宝”。例如他最喜欢的活动、爱好、习惯等。
“亮宝”：请侦探带着所找到的“神秘宝贝”到讲台上向大家介绍。
分享提问：
1.凭着有限的信息，作为“侦探”的你是如何“感性”地找到“神秘宝贝”的？
2.在“鉴宝”阶段，作为“侦探”的你是怎样“理性”地挖掘“神秘宝贝”身上的“宝”的？
三、创设情境
“ 别问我，问上帝去”
女生讲故事：某日，在一条大街上，突然一个行人向东跑起来，也许他猛然想起了一个约会吧。随后一个卖报的孩子跑起来了，又一个急匆匆的绅士也跑起来了，大概他们都有要紧的事要办！可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十几分钟后，这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起来了，而且人们的嘴里还不断地喊着什么。嘈杂的人群中，有时可以听清人们在说“上帝”“大堤”。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刹那间几千人像潮水一样恐慌地涌向东边，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人群的喊叫声中可以知道，“决堤了”“向东”“东边远离大河”“东边安全”。路边有个人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正在跑的一个人：“发生什么事了？”得到的回答是：“别问我，问上帝去！”
提问：请说说这些人到底怎么了？生活中还有哪些“从众”行为？
教师小结：“从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它指人们在真实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相符的行为的现象。从众行为往往是人们失去理性之后的“盲从”。
四、心理探索
认识“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
非理性思维是人们通过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等，认识和把握世界规律的思维方式。
五、自我探索（男心理委员旁白）
视频一：2012年11月17日晚，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正上演昆曲专场，名角云集，精彩纷呈。然而，演出的最后竟出现了意外插曲：主办方邀请著名学者于丹教授作总结发言时，被一些学生观众高呼“滚下去”“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话”，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
思考与分享：你怎么看待学生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否理性呢？
视频二：自日本上演“购岛闹剧”以来，我国各地相继有民众举行抗议游行。其中不乏“西安举牌哥”“爱广州非暴力”这种理国的典范，但也出现了不少烧的现象。
思考与分享：如何看待理国的倡议中出现的“烧”行为？如何在理国中发挥我们的“正
能量”？
教师小结：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不理性”行为，这些行为要么伤害自己，要么伤害别人，甚至造成犯罪。作为热血青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立德、立功、立言，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更多的“正
能量”。
六、情景剧
角色扮演：升入高中以来，小娟和小丽一直是一对好朋友，课余时间经常腻在一起。最近，小娟发现小丽有了好几个新朋友，她们经常自习课一起讨论问题，傍晚一起散步，而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明显少了。这让小娟有些恐慌：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思考与分享：小娟为什么会郁闷？她应该如何理往？
教师小结：友情不是私有财产，友情是平等的。如果因为害怕失去就独自郁闷是一种不理性的交往行为。友情需要培养，也需要付出。不卑不亢、独立自强是理往的基础。
七、总结深化
课件展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负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大学》
教师总结：“一国如一家，一家如一人。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身。”
人皆有梦想，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共同组成了中国梦。思维聚集能量，能量促进行动。释放正能量的人越多，整个社会的正能量就越大，个人能感受到的正能量也会越多。这样的良性循环有赖于每个人给力的行动，更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传递”，这样我们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八、家庭拓展作业
话说“中国梦”和你的“中国梦”。为什么说理性思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
点 评
这节心理辅导活动课紧紧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探讨了理性思维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引导青少年把握现在，梦想未来，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节课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内容完整，层次分明。从“暖身操”入手，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感性思维，什么是理性思维；然后通过创设情境故事，聚焦生活中的“从众”行为；“心理探索”让学生分清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界限；“自我探索”与“情景剧”针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总结深化”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结合；“家庭拓展作业”弥补了课堂时间的不足，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
思考。
二是活动以学生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心理委员主导的暖身操、女生讲故事、学生扮演的情景剧等，课堂每一环节的活动无不活跃着学生的身影，生动有趣。
三是设计内容贴近学生生活。熟悉的生活让学生有话语权，能够深入讨论，在分享中提高，在分享中深化和发展自己的理性思维。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26-08
回溯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一体化来临之前，全世界的主要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历程都走过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原始思维”而进入“近代思维”，由“形象思维”而进入“抽象思维”，由“前科学”而进入“科学”，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由“巫术”而进入“宗教”，由“宗教”而进入“哲学”。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指出：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神庙里没有神像。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断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中华民族是有哲学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有理论思维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原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
清人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据以考察三大思维的资料，除少量经书外，其主体就是子书（含道教、佛教和中医文献）。
一、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位受到损害，其整体都会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2〕、“有机宇宙哲学”②或“有机主义宇宙观”③，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3〕，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⑤）；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4〕
|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⑥，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⑦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对西方的天人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赞赏。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类比法（analogy）。他们所枚举、所阐释的天地、万物与人、我的关系，是基于丰富的联想与独特的比附（“类”），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可意会而不可实证。虽然在立意与眼光上有其沉潜与高明之处，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曾有过极其丰富、异常发达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6〕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7〕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李荣著有《道德真经注》等，但其书业已亡佚。蒙文通（1894-1968）耙梳钩稽，多有所得，详见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另外，蒙文通又命笔撰文，先后写成《辑校〈老子李荣注〉叙录》、《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等文，详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蒙文通对重玄学派著述之钩稽、思想之表章，有导夫先路之功。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9〕，“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10〕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12〕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看吕绍纲《论孔子“中”的哲学》，《庚辰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页。“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在《横渠易说》一书中，张载又集中表述了“一物两体”思想。另外，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两”是矛盾的对立性，“参”是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反其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渊源而言，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来源于《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近思录・道体》引程颐曰：“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朱熹论说“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较多，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等。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15〕，“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16〕
中国佛教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比如说，三论宗对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的阐发、宗密对“遮诠”与“表诠”的思辨，便深具辩证色彩。三论宗依龙树（Nāgārjuna）《中论》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之意，以显发中道实相。《中论・观四谛品》所说“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是通过对空、假二谛的审视而归诸中道。三论宗所说“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诚如《十二门论・观因缘门》所说：“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圭峰宗密（780-841）对“二诠”（“遮诠”与“表诠”）妙义与奥旨的畅论与思辨（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谓深得“辩证思维”之个中三昧。吕（1896-1989）指出，宗密“把当时佛学最高思想统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正统佛教的最高学说”。〔17〕
克罗齐说：“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用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阴阳学说认为，天文气象、时令变化是由阴阳二气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一切世事的变化都与阴阳二气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开。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①；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②，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18〕质言之，“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若就中西之比较而言，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19〕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三、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直观感觉，intuition），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具体说来，“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为方便计，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20〕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X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两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就本文论题而言，“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之一。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21〕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庄子・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prajn～ā），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须在思想上恪守“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修行方法上，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宝坛经》），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22〕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23〕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德〕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339页。）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2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按：钱学森所说的“灵感”，即直觉思维。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25〕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26〕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27〕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总w而言，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深重。许多研究者在解答“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即中国虽然在15世纪前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却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在亚洲却最终没有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28〕）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整体思维而忽视分析思维（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注重辩证思维而忽视实证思维（重思辨而轻实验），推崇直觉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重模糊而轻定量），凡此等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便详细胪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以下评述文字：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期；胡化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二十讲》第二十讲《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332-348页。诚如何兆武所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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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J〕.哲学研究，1988（7）.
源自美国的营销观念——定位，一直在向中国输入一种很不健康的营销思想，灌输一种互相残杀的商业意识形态——竞争。定位观念认为，商品品类和产品数量已趋于饱和，如何在竞争中胜出是组织生存的前提，必须绞杀对手、取代优势位置。同样秉持着竞争思维，谁也不甘心被绞杀，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创新不足的产业环境中，竞争思维所带来的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蜂拥而上、同质化、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偷工减料、虚假宣传和价格大战演变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产业灾难。竞争思维带来的是如何活下去的低级营销需求，必然伴随着低利润，低利润又激发企业提高产能，企图以销售量来弥补。能够创造高利润的创新思维、创新产业却是凤毛麟角，珍稀得很。
竞争，意味着你已经把某个品牌作为搏斗的对象，以某个产品作为参照物，你所制定的策略都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你把对手打得满地找牙，自己可能也已经头破血流。那么，为什么不去避开竞争？为什么不去开创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
在生物界，并不依循强者生存的竞争法则，而是独特者生存的共生法则，否则所有的地球生物都已经消失殆尽。每一种生物都因其独特的生存技能而占有一席之地。相反，竞争思维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损害，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没顶之灾。军事竞赛也是如此，可营销并不等同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企业或品牌，彼此之间相互残杀，无异于国家军队之间的内战。
创新和差异化营销的目的不是为了竞争，而是尽可能地避开竞争；更不是为了消灭同类，而是开创属于自身的领地，塑造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商品品类和产品数量已经饱和”——这种话不靠谱。产品数量可能饱和，竞争也往往存在于缺乏创新的同类型产品之间。商品品类永远没有饱和之说，谁能说在饮料这个领域中，再也不可能出现新的品类？谁敢说食品保鲜不可能出现新的技术或品类？所有的领域都是一样的，“饱和”的是想法，不是商品类别，“饱和”的是思想，不是事实。
凉茶饮料的出现对碳酸饮料的市场份额有影响，却不是竞争，而是形成了共存的关系，就像牛和羊都是要吃草的。反观那些抱持着竞争思维的中国可乐早已死得尸骨无存。中国电视品牌在打败进口品牌的同时，电视机产业也一併被打残。只要是竞争思维使然，所有的行业、企业都很容易陷入低利润和产能过剩的局面。
营销或定位，以创新为出发点，而不是竞争。
2004年，《蓝海战略》一书震撼了中国营销界，但“蓝海战略”依然不能跳出竞争思维来对待营销，或者说，“蓝海战略”只是一种变异的竞争思维，不是真正避开竞争的创新和创造思维。说到底，一直以来，创新都是困难的，创新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什么样的创新是有效的？什么样的定位是合乎消费心智的？这些问题都涉及认知科学和思维学，非跨界不足以完成。
定位观念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影响巨大。遗憾的是，至今还不是一种完备的营销理论。主要就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定位是一种以消费者角度为出发点，以大脑认知和记忆方式为基础的营销思想，可是，不管是认知科学还是思维学，对大脑处理信息的机制仍旧一知半解，无法给予足够的理论支持，也就制约了定位方法论的构建。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缺失。
在《新定位》一书中，杰克特劳特试图将“定位”建立在大脑认知的基础上，以获得理论的合法地位。他指出现代社会的“信息大爆炸”现象，而大脑又不能处理全部信息，必须采取简化和聚焦的营销策略（比如：佳洁士牙膏——防蛀，王老吉凉茶——防上火，富豪牌汽车——安全）。杰克特劳特没有成功，因为“大脑不能处理全部信息”是一种现象，不是认知方式或思维规律。并且，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
自然世界、人造物的世界，加上历史变迁、生活现实和精神世界，各种事物错综复杂、纷乱如麻，大脑如非拥有一套结构性的、交叉的处理系统和决策机制，不足以应对。当大脑机制被揭示出来，定位理论也就有了构建系统性定位方法的条件，惟有符合认知方式和思维规律，才是真正的、具有事实基础的定位方法论。同样的，系统性的创新方法也根源于对大脑机制的洞察。
不仅仅是定位理论和商业创新的需要，大脑机制或人类心智甚至被认为是“上帝最后的秘密”。
如今，透过创新思维学的视野，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它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分析解释创新案例，而是如何创新和定位的问题。
创新思维学发现，大脑形成了一种时空守恒的认知方式。对于人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存在独特的时间和空间关系，时空关系是大脑认知和记忆事物的要素，与事物本身具有极强的记忆粘性。比如鸟儿属于天空，汽车属于道路，星星属于夜晚，豆浆油条属于早晨，这些时空关系都以恒定的形态存在于大脑中，形成一种固着的经验和知识。针对这种认知方式，创新思维就是要打破、改变事物既有的时间、空间关系，或者根据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创造新的事物。
比如，电冰箱在既有的认知中，它属于厨房这个空间。当电冰箱的空间关系作为创新思维的对象，就可以尝试着去改变它的空间关系，比如让电冰箱与客厅关联起来，让电冰箱属于客厅，这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品类——客厅冰箱。它不同于厨房冰箱，不需要食品速冻的功能，只要常温冷冻就可以满足客厅或办公室的需求，它的结构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这样的产品并不对厨房冰箱形成直接的竞争，而是激发了新的需求，开创了新的市场。一个电冰箱品牌也完全可以放弃竞争激烈的传统冰箱市场，专注于客厅冰箱产品的开发和营销。
空间关系的创意在影视作品中同样有杰出的表现。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老虎与大海的创新关系是吸引人走进电影院的重要因素。《地心引力》则把故事和人物置于太空空间中，产生强烈的感官刺激，如果去掉这个空间创意，《地心引力》实在没有多少看头。
笔者对《蓝海战略》进行认真梳理，而且对其中的案例进行详尽的分析以后，发现“蓝海战略”只是“企业创新”的代名词而已——尽管“蓝海”是一个全新术语，但其并非新鲜事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书原话。其实也仅仅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笔者）。
所谓的“创新”包括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概念创新”以及“促销（终端）创新”等，只是把原来的4P、4C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而且按照品牌故事的演绎方法，把“蓝海”的背景放在了“哈佛商业评论”上，把“百年数据库”当作自始至终的卖点，把“创新”提升到“战略”的高度，这点作者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至于书的实际内容，对于中国企业的真正需求，对于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蓝海战略”只是“战略”而已，不能给企业提供任何实质帮助，象书中所写，“蓝海战略”只是把信息汇总在一个框架之内——
“本书的内容是15年研究的总结，使用的数据区间在百年以上，还包括与此观点有关的《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系列文章和其他相关学术文章。本书所阐述的理念、工具和思想框架在欧美和亚洲的企业中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检验与不断的更新。本书的阐述将上述的工作和思想汇总到一个统一框架之内。这一框架不仅仅包括对如何蓝海战略的分析，还对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作出解答，以使组织和人员自觉贯彻执行这些思想。在此，我们将如何赢得信任和忠诚，以及理解员工理性与感性认知的重要性，摆在了蓝海战略的核心位置。”——这是书的原话，很直接的说明了书的中心思想，所谓“战略”只是一个“理想的构想”。
“蓝海战略”告诉我们取代竞争，告诉我们开发未知的市场空间，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纪的谎言，对于现代商业社会，“创新”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取代竞争”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尽量避免低利润行业的竞争”，或者“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和竞争”，但是实际上，很多企业开始进入的行业都是具有丰富利润的，只是时间改变了游戏规则，使“低度竞争变成了高度竞争”，使“高利润变成了低利润”，所谓的“蓝海”要使企业直接改变投资方向或者改变企业的硬件设施（生产线、技术研发甚至员工结构），这都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不严肃的，或者说十分可笑的，全新行业的产生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或者社会技术的进步，把新行业当作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看“蓝海战略”的谎言——
不妨让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有多少今天的产业在当时是未知的？回答是：很多基础性产业，包括汽车、录音、航空、石化、保健和管理咨询等，在当时都属闻所未闻或刚刚萌芽。许多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的行业，在三十年前才突然出现，比如对冲基金、手提电话、燃气发电、生物技术、工厂直销、快递、微型车、雪地滑板、咖啡吧和录像机等。在三十年前，以上行业实际上都不存在。
之所以说这些话语（理论）是谎言，是作者把社会发展和企业战略的概念混淆了，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自然会诞生更多新兴行业。但是作为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足够的人才储备，妄想做最新技术的领导者，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即使新行业往往更多的先行者成为牺牲品，企业绝对不可以把“取代竞争”当作企业的“战略规划”！！！现代商业和未来社会，绝对不是轻易可以规避竞争的时代，而是一个细节取胜的时代！！！
企业在研究《蓝海战略》以前，最好先自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能完全避免商业竞争吗？
我真的能开创一个没有竞争的行业吗？
我以前所从事的行业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中国市场是不是存在真正的“蓝海”？
中国巨大的市场难道真的就是“红海”吗？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实力能够进入无竞争的“市场蓝海”吗？
“蓝海”究竟是企业的执行命脉还是一种理想状态？
我所拥有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是不是支持我开创一片全新的海洋？
…………
关 键 词 ：中医思维 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中医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庞大的中医系统理论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息息相通。中国古朴的哲学思想滋养了神奇的中医，也奠定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
在作为中华文化两大思想源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医和中国传统艺术有着相同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认为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法则统一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化与人体生命的无常一样都统一存在于宇宙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当这个整体内部出现不和谐或者外界出现异常时，微生物之间的生克规律就会混乱，最终会导致瘟疫的暴发和流行。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在《难经》中写到：“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中医有句名言“有诸内必形诸外”，也就是说人体内在的疾病会反映到外表，通过外表即能认识到内在的问题。“望闻问切”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以至于扁鹊只用“望”就能准确获悉蔡桓公的病情。望、闻、问、切是中医全面系统了解病情的手段，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体现了整体的哲学思维。比利时著名学者普利高津曾说：“中医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研究整体和自发性，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医的哲学思想。”中医采取辩证施治的整体原则，用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医治病的思路就是从整体出发，调动人体自身功能对抗疾病，中医给予病人更多的时间和关注，它治病注重的是整个人体而不是人体的某个部分。
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医一样，以整体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以“人学”为核心，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以美善统一为基点。“所谓‘惟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为‘五行之秀气’，为‘天地之心，无行之端’《礼记·礼运》都在强调人的主导地位。孔子以人文精神解释祭祀缘由。这些都表明审美观念上的天人合一的自觉意识背景已经形成。阴阳五行和谐原则，便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重要成果。”①“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中国艺术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体现着和谐的原则。“儒道互补，方为主体和谐心灵的完整体现。中国艺术正反应了宇宙和谐精神与主体和谐的合一，从而心有所感，艺有所达。”②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气是万物生命生存的本质，万物生命的诞生与生长都归结于“气”。“春气发而百草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这些都是从阴阳二气的变化来解释万物生命的诞生。人也和万物一样，生活在由气支配的时节变化中。“春生夏长，是气之长也。人也应之。”（《黄帝内经》）在中医学里，人也和自然万物一样，是气聚的产物，“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因此，所谓的生死、有无都归结于气，气主宰了一切。“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体之充也。”在中医中就有“气虚”“气滞”“生气伤肝”“火急攻心”之说，中医推崇静心、守神而养生、休生养性，以此恢复元气。张景岳说：“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中医从“气”的角度来认识疾病，对疾病的治疗着眼于对“气”的调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也不无道理。元气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入中医学理论后，对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用“气”来说明美的本源，“气”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气韵”之说。“气”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也是作者灵魂的再现。谢赫的“六法”中把“气韵生动”作为评判一幅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气”不仅蕴含了艺术作品的生命，还包括艺术家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学识修养。“气”是通过整体的内在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物体之上。艺术作品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元气”，为了表现其独特的“气”，艺术家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与今天的画家相比可谓是全才，他们不仅有精湛的绘画技巧，还精通书法、画论，有很高的学识修养，因而他们的艺术作品到今天还被人们顶礼膜拜，是中华艺术的瑰宝。
中国传统美学与传统艺术主张中和为美，“和”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要达到“和”，其重要法则是要掌握好“度”，过或不及都不为美。“中和”是一种模糊而崇高的美，是一种含蓄的美。“和”的这种辩证的观点渗透在中国艺术当中，并被广泛的运用。用笔的“浓淡”“干湿”“轻重”“快慢”“方圆”；经营位置的“疏密”“主次”“聚散”“向背”；处理手法中的“以白计黑”“以小见大”“虚中实”“实中虚”“密中密”等都体现了“和”的辩证思维。“中国画艺术处理讲究火候，对于修养高的作品，常誉为‘炉火纯青’。艺术处理要求恰到好处，过头了则物极必反。”③中医中的“中和”体现为它始终谋求与万物的共存之道，它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只能用精密仪器才能认识的所谓的“病毒”上，而是宏观地从生命的角度看待宇宙万物，在中医的词汇里不强调对抗，这也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医术之道：西医讲求对抗，中医谋求共处。
中医和中国传统艺术同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发生、发展、成熟，故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中医并不以抽象的逻辑思维作为学术的主要思维方法，使得它与同样以注重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方式的形象思维为思维方法的中国艺术有本质的相似。古老的中医是我们人类航程上的守护神，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一样，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注释：
①朱志荣.中西美学之间.上海三联书店，第77页.
关键词：长卷形式绘画；蒙太奇；时空；表现力
当我们欣赏古代长卷形式绘画时，总能比一般的绘画形式更深刻的体会到作者的表现意图和主题思想。例如，五代时期著名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它不仅人物形象生动、构图巧妙，更是刻意的安排“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五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在一幅作品中展示。作者打破单幅绘画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通过顾闳中穿梭于五副场景的所见所闻传达出韩熙载纵情声色的行动来掩饰其躲避政治危机的目的。这种穿梭于不同时空，把一幅幅绘画有机的衔接在一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技巧就是蒙太奇手法。
一 蒙太奇的特征与作用
（1）蒙太奇的定义
蒙太奇（法语：Montage）是音译的外来语，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可解释为有意涵的时空人地拼贴剪辑手法。蒙太奇一般包括画面剪辑和画面合成两方面，画面剪辑：由许多画面或图样并列或叠化而成的一个统一图画作品，画面合成：制作这种组合方式的艺术或过程。电影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但当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往往又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
（2）蒙太奇的主要功能和分类
蒙太奇学派的学者经过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以及之后大量的影视作品的实践总结，得出蒙太奇具有叙事和表意两大功能。并且把蒙太奇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叙事蒙太奇是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方法，它的特征是以交代情结、展示事件为主旨，按照情结的发展的事件流程、因果关系来分切组合镜头、场面和段落，从而引导观众理解剧情。根据具体的操作技巧又可以把叙事蒙太奇分为：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颠倒蒙太奇、连续蒙太奇。表现蒙太奇是以镜头队列为基础，通过相连镜头在形式或内容上相互对照、冲击，从而产生单个镜头本身所不具有的丰富涵义，以表达某种情绪或思想。基本上可以分为：抒情蒙太奇、心理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对比蒙太奇。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他们都是通过镜头或画面的组接来表述不同的内容。所以，了解镜头或画面的组接就能了解各种类别的蒙太奇。
二 《韩熙载夜宴图》的内容和蒙太奇思维
《韩熙载夜宴图》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为了适于案头观赏，作者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既联系又分割的画面。第一段听琵琶演奏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开始，全场气氛凝注的一刹那。画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视线，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第二段集体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气氛热烈而动荡。其中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第三段间息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人物安排相对松散。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整体气氛舒缓放松。
第四段独自赏乐人物疏密有致，乐伎们的吹奏动作中，使人感到高亢、丰富的管乐和声，调动了欣赏者的情绪。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女伎们排成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迷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第五段依依惜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的情状，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
这五幅画是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来描述顾闳中在韩熙载的宴会过程中，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空间的所见所闻，并且把每个时间点最重要的一个瞬间给记录下来，排列展示给大家。这五幅画分别不同的讲述着韩熙载在宴会不同阶段言行举止的变化，单独来看都是非常不错的作品。但是，当我们把这五幅作品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展示出来的时候就能产生出更加强烈甚至不甚相同的意思。在这五幅图片中都尤其着重对韩熙载的刻画，他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的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单独从一幅画来看，我们可能还不是很能看出韩熙载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大家可能会觉得当时韩熙载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当我们把五幅作品一起展示的时候就能发现宴会的全过程韩熙载都是抑郁苦闷的状态，这完全是在同一时空内很难表现出来的效果。这种把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事情同时展现的手法正是叙事蒙太奇中的平行蒙太奇的表现手段。虽然，五代时期并没有把这种绘画的表现思想定义为蒙太奇的思维方式。但是，在今时今日看来，顾闳中已经很准确的在用叙事蒙太奇的思维方式来表现他的作品。用蒙太奇的思维方式来展示绘画作品比传统单独展示同一空间发生的事情更有表现力。它更加能够交代情结、展示事件的主旨，按照情结的发展的事件流程、因果关系来引导观众理解剧情。
参考文献
[1]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简史》，2010年6月第二版.
【关键词】中国译论；悟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D261
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佛经翻译开始有了翻译理论，在严复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傅雷、钱钟书等这一代人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翻译理论不同，大多中国传统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经历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但"客体"和"受体"意识不强。
基于上述事实，要弄清其原委，我们首先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入手，考察中国译论诞生的大文化大哲学背景。
东方人的思维特点
语言类型与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对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人文的不同，价值观不同，而语言又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进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由于中国人推崇的是"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注重事物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因而，在教化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过程中，儒教、道教、佛教都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事物无法"言传"、只是"意会"的领悟。
这种悟性思维在中国传统译论当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一个主要表现是，翻译理论家们在谈论翻译问题时，往往凭兴趣所致，信步漫谈，除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等带有理论色彩外，大都没有逻辑、系统地阐述翻译问题的意识。如严琮的"八备说"先后涉及译人的多重素质：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工作态度和心理素质，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其次，译论家们往往把翻译质量的优劣好坏完全寄托在译者的个人天赋和语文才能上，很少探索是不是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遵循了共同的原则。
中国传统译论表述的含蓄性
正如谭载喜所说，"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下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社会的特征。"纵观中国译论史，无论是古人支谦、道安、玄奘，近代的严复、林纾，还是当代的傅雷、钱钟书等，无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后盾，受"天人合一"综合思维的影响。这种悟性思维体现在他们的论述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译论：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往往用词简练，语意浓缩。笼统地说，中国译论的特点是模糊、含蓄。举从译事"三难"悟出的"信、达、雅"为例。我们来逐个分析，"信"是对原文相信，还是对原文忠实；是指形式上，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抑或是包括二者在内的忠实？"达"可以指"流畅"、"通达"，也可指"达旨"；"雅"可以指"文雅"、"典雅"、"雅观"、"不俗"等等，而严复对其所指又未加界定，因此这种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就显现了汉语"一词多义"的本来面目，亦即导致"信、达、雅"在语义上的多面性、模糊性和含蓄性，进而引起人们对它们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再比如，傅雷的"神似"论。形神论最早是一个哲学命题。道家管仲所撰《管子》大概是最早把"形"与"神"关联着提出的著作。之后，荀子、王充等又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发展。之后，不断有人对这一概念加以阐释并应用于绘画理论当中。杨全红教授在《中国译论》一书中指出，最先将"神似"等绘画理论引进到文学翻译中的是陈西滢，但倡导最勤、表达最力、运用最好的却非傅雷莫属。
但是关于"神似"之"神"究竟为何物，傅雷等人不曾给出明确的意见。因此，读者纷纷自做解释，结果是众说纷纭。我们纵观学界对傅雷译论的研究，对"神似"中"神"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郑海凌认为，"神"即精神，内容，或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在陈岩看来，"神"指的是作者的感情、感受和主观意图。而肖红和许均在通过对《傅雷书信集》及其译论进行梳理后，认为"神似"中的"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一为字句声色里蕴含的"神韵"。当然，也不乏将"神似"歪曲的人。他们认为对原文原著不妨不求甚解，只要译笔漂亮即可。
悟性思维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表现，从以上例子我们即可见一斑。还有钱钟书翻译的最高标准"化"，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同样有难以操作现实之缺憾，......所有这些"用词洗练、语意浓缩"的译论，对后世翻译家来说，正确理解也确实需要"悟"才行。
而与中国译论相比，西方语言和翻译研究，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历来重视形式逻辑、重视推理、分析。因此，也更为重视语言形式上的表述，凡事讲究"说个明白"。因而导致了两大结果：一是西方翻译理论传统获得了大量的有形作品，即关于翻译问题的著述较多；二是使其获得了用以描述翻译理论的较多译学术语。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价值体系、以及语言文化的影响，打上了东方特有的文化烙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体系。是我们建设现代翻译理论体系的宝贵资源，也是现代译论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为确保未来中国译论的健康发展，我们既要肯定传统译论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充分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以本民族语言现实文化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横向地引进，兼收并蓄，开创性地建立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论体系，构建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杨全红.中国译论讲义.重庆：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9.
[2]任运忠.中国传统译论的传统文化烙印[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3）：146-148.
[3]唐媛.中西思维差异对翻译的负迁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2）：175-176.
[4]李梅.中西翻译的社会文化烙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2）：139-140.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思维要打破传统规则》。
大家都看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看完这部影片我的第一感受是：good！
为什么？因为它立意新。就哪《哈利波特》来说吧。他整部影片中，并没有写成哈利波特要打败其中某一个坏人，然后圆满结束。他整部影片飘飘扬扬，没有明显的结构，像一个很大的泡泡。
《哈利波特》在美国的票房收入达到了一亿美元，大人小孩都看的津津有味，而在中国相对而言就没这么畅销了。只要我们小孩子喜欢，家长不喜欢不说压根就反对我们看。为什么？两个字-守旧。
中国的家长都为自己孩子前程担忧，他们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是威逼利诱。禁止孩子阅读和观看就想哈利波特类的小说或影片。他们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无用的还浪费时间，非让他们看作文选，搞的孩子一提起读书就头疼。
《哈利波特》与传统动画片不同之处就是它冲破了传统的规则，把不可能的事写进现实生活中去而这种离奇的想象正好迎合了孩子们的想象，中国动画片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厌烦。你打开央视台不是“大闹天宫”就是“哪吒闹海”。我看，要不是外国动画片进入我国，中国的思维早僵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