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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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侵权赔偿案件之所以复杂，它不仅涉及医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并且如果妄加推断，稍有偏差轻则不能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保护，还双方一个公正，更会让两个群体对立，激化矛盾。我们现今的这种“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整体的权威性，尤其是关于赔偿问题，因此必须及时的建立一个严格的赔偿体制，将双方的过错情形及是否该涉及赔偿做一个界定。
【关键词】医疗侵权 医疗服务合同 过错赔偿 责任归属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blems about medical tort， the current law has many scholars are studying. In the policy of our government are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medical reform，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make you sick can see， sick， sick can cure to afford. The current medical tort cas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cision th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a medical institution party's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decision responsibility is to solve the medical tort disputes， only do important procedure fairness， impartiality， the next step fault compensation to make.
Medical tort compensation case is complicated，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medicine and law of the cross area， and if the judgement inference， a slight deviation light is cannot make victims get due protection， but also both sides a fair， more will make two groups opposition， sharpened contradictions. We now this kind of "diversity" way to settle dispu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ck of overall， especially about compensation， and therefore must be timely to establish a strict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both sides of the fault situation and whether it involves compensation do a definition.
Keywords： medical tort medical service contract faul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一、 现阶段医疗侵权状况之背景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与医院产生联系，承担着救死扶伤重任的医院本来应当是一个挽救生命于水火的纯净之地。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纷繁复杂医疗纠纷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大问题，我国学理界的通说是将医生对患者的诊治中所构成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服务合同，即为医疗服务合同，这种说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隐患。一方面，将医疗合同定为服务合同使得很多的患者的诉权无法得以实现，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人身侵权的问题提讼来进行解决，而作为医院这一方，患者与医院的交涉，迫于医院的压力无法得到实际的补偿，与此同时，对于医院来说，在确实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迫于缩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医院的声誉的维护等方面的原因往往试图以相当数额的金钱息事宁人，当医院确实存在着没有过失的情形时，患者由于自然的原因（例如并发症、或本身体质较弱）死亡或病症进入晚期，如癌细胞已经扩散等造成的必然死亡或造成某种损伤的时候，医院出于同情等人道主义因素，面对这样的死伤者家属，多数皆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权益而对其家人予以补偿。作为医生在没有医院保护之下，独自承担着道德、职业前途等方面的损失，还要受到患者家属对医生家属的骚扰和人身侵害，我国曾多次发生此类案例。患者本身作为弱势群体，自身权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社会矛盾将会损着社会的发展会越发突出，
本文的拟从服务合同这一基本原理入手，对于平衡医院、医生、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归属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为大家提供一点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呼吁在医疗侵权纠纷发生时，能够平衡医院、医生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到权责明确，定分止争，重要的是就患者一方所提出的索赔能够在立法上予以规制，确立相对统一的标准，从法律的角度来化解双方在纠纷发生时由于不理智而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局面，维护双方的基本权益。
二、关于本论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一次题为“医疗事故侵权责任”的讲座中提到对于医患之间的的法律关系界定问题。他认为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纠纷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医疗纠纷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具有违约责任性质，也具有侵权责任性质，构成请求权竞合。同时，杨教授认为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方面，应该小心翼翼的寻找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给医院太多的责任是不对的，给责任不够也不对。比如说，象这样签字之类的事情，责任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给医院过多责任的话，就会造成绝大多数患者的侵害。这种规避风险的成本最终还会转嫁给患者身上，因为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曾在其发表的论文中谈到对于一次美容手术的失败，患者提讼要求赔偿，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该案中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其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并要求按医疗事故进行事故鉴定。
再俯瞰整个美国侵权法体系，我们不禁会惊奇地发现，过失侵权行为当之无愧的才是美国侵权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最值得寻味同时理论形态也最为精细的一个组成。过失侵权凭借着工业大革命的东风，乘载着讲求灵活与实用，旨在恢复社会正义的现代侵权法的思维路线，成功取代了故意侵权长期以来在侵权法审判实践中的主流地位，一改古老英国法以令状为基础的僵化的救济模式，独辟出一条充满荆棘的博弈之路。
过失侵权作为一种单独的法律责任最早被适用于一些公共服务性的行业，比如大众承运人、旅馆服务员、外科医生等等。这一类人被认为既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又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服务，从而使得公众对于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产生安全与质量上的期待与信赖，因此当他们出于非故意的原因未能提供符合专业水准的服务并伤害到顾客的利益时，过失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与此同时这也就为一些新兴抗辩事由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如自冒风险、原告过失以及同工原则，从而对整个过失侵权法理论体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某种有益的制衡作用。
1939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一版）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以过失侵权责任为主体的现代美国侵权法体系的最终稳定与成熟。由此可见，在美国医疗侵权是属于过失侵权范畴的，因此，我们在对医疗侵权加以讨论时，势必不能偏离过失侵权所设定的行为基调。
三、本文主要观点、重点及难点
本文通过从合同违约以及侵权等法理分析入手，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以下简称《侵权行为法》），结合我国当前在医患纠纷中使用的解决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个人的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联系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笔者发现，《侵权行为法》针对医疗赔偿方面的条文规定甚少；并且，还存在对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关于医疗过错的规定不尽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侵权行为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然而，作者在对大型医院医患诊疗案例的调查实践中，发现有不少的患者在通过非专业途径了解关于自身疾病的某些“诊疗方案”，之后再通过熟人介绍去找专家，而在看病时却总是拿自己从别处掌握的“诊疗方案”在于医生进行“博弈”，大有测验医生专业水平的意味，仿佛是两个内行在探讨病例。更有个别患者及其家属要求医生在治疗中做出百分百治愈的这种违背医疗科学规律的承诺。如此等等的情形已经让我们的医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患者根本不信任我，要么拿别人的诊断结果与我争辩，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是否真的诚心想找我看病？！试问，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治疗要如何进行？其中的过错有从何谈起呢？
其次，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方面，由于原告、被告以及法官三方对于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就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而法官如何在这些双方似乎对立的证据中明细各自的责任。另外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纠纷中和判断医疗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针对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方式存在多种问题的现状，本文也将用较大的篇幅来进行论述、分析以及提出一些作者认为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次毕业论文的一大重点问题。
在人身损害鉴定赔偿的问题上，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宝教授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的阅读，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性质繁多、主题繁杂、管理混乱等问题。而司法实践中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则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了严重的公信危机。医院一方努力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纳入医疗事故鉴定的轨道，而患者一方则将此视为“陷阱”，它一度成为恶化医患双方关系的导火索，诸如此类。今后要重构一个怎样的鉴定制度体系是一个焦点问题。
再次，提到医疗事故鉴定就会涉及证据的问题。许多的纠纷实际上本不会发生。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许多病人家属前脚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脚在发生术前谈话所讲的可能的并发症而引起病人死亡后和医院闹，认为医生没有尽力医治。现在的情况是：患者无法证明医院有过错，而医院却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患者的质疑，因为口头证明和术前同意书不能形成所谓的证据链条，但结果是病人确实死在了手术台上或是术后若干天内。医院的结果是给那些患者家属“抚慰金”，谁对谁错不了了之。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尽快完善证据制度，使得整个医疗过程力求清楚明白、没有死角，责任到人。
本文的难点在于面对当前牵涉到医疗纠纷诸多法律例如的《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然而这些法律却没有在现期阶段真正起到维护当事人双方切身利益的作用。而如何将这些法律予以重构，建立健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契合的司法体制，是法律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思路及逻辑
作者拟从合同法意义出发，以法理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对医疗合同的理解认知和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相关违约索赔问题。
首先，作者将从法律专业角度明晰对医患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定位，由于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将医患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医疗合同关系，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果再去细分，医疗合同究竟属于哪一类合同？
本文分两种性质来讨论，笔者认为从医师的诊疗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种是医疗技术服务合同，那么就从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一些要件来证明。所谓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合同标的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项目。第二，履行方式是完成约定的专业技术工作。第三，工作成果有具体的质量和数量指标。第四，有关专业技术知识的传递不涉及专利和技术秘密成果的权属问题。
其次，是关于技术服务合同所引出的违约索赔问题。我们如果将医疗合同纳入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范畴，从文章写作目的出发，必然就要涉及索赔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分析，但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服务合同说，还有承揽合同说、委托合同说和雇佣合同说等其他的定性。例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周榕，作为医务部门的人员，长期从事处理医患矛盾，他认为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应当从整体把握，将其视为由委托（特别情况为承揽）、买卖、租赁等部分组成的混合合同。我们同样要进行甄别。
再次，在进行上述的定位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医疗服务合同中对于责任的归属和人身侵权的相关问题。2009年笔者曾以医疗过失中的归责原则为题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但鉴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问世，部分学术概念模糊，并且有字数要求，无法展开论述，故不论研究范围、系统性或是深度都有大的欠缺。此次在硕士论文中将从合同及侵权两法入手，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本人的一点见解。
第四，在医院对于医疗服务中有过错并导致患者出现损害的情况下，就需要启动医疗事故鉴定，这也是我国现今处理医疗事故的一般性程序，其鉴定结论也是日后在医疗侵害诉讼中会被法院采纳的重要证据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就医院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立法、被侵害人诉权保护的程序立法、对于医生保护和医院名誉的实体法（特别是对于近年来新闻媒体方面侵害或者变相损害医院、不客观理智的丑化医生形象的侵权）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上文中提到只有在诊疗过程中力求责任清楚明晰，才能切实做到定纷止争。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这里面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生在手术中如何为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没有过错，开的处方有否存在严重瑕疵；护士如何证明自己在送药和打针的过程中没有失误。还有一点也是重点，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有不遵医嘱、任意停药或未通知主管医生擅自离院导致病情中途复发造成伤亡。
另有一点，建议医院今后利用现在的高科技为手术，尤其是术前家属存有疑虑的手术保存现场录像。若日后产生纠纷，这不仅是医生为自己准备的有利的证据，也是法官判定责任归属的重要参数。
张新宝教授在他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中对于涉及到医疗行为、交通事故、以及食品药品缺陷等事件中发生的对于人身损害的鉴定，曾写道：“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交通事故和医疗行为引发的诉讼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损害都离不开人身损害鉴定。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存在诸多的弊端，严重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侵权纠纷的解决，在此情况下，亟需对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进行重构。”
看到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令笔者深受启发，尽管意识到我国的鉴定体制存在着缺陷，但对于人身损害鉴定的重构所需要的完善性建设，由于理论水平所限，不能够做到如张教授那样的深入具体。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在正文中也将对此问题谈出个人的观点。
最后，针对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 .《改革医疗损害制度的成功与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 杨立新.《论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及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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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6] [德]格哈德﹒瓦格纳 .《当代侵权责任法比较研究》.高圣平、熊丙万译.《法学家》：2010年第2期.
[7] 张新宝.《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8] 宋平.《医疗侵权过错司法鉴定之缺陷与改革》.《中国司法鉴定》2010年第1期.
[9] 丁国锋.《我国将加快侵权责任法立法》.《法制日报》：2008年6月15日第4版.
关键词: 城市私房拆迁/私法自治/复位
近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事件此起彼伏:沈阳暴力拆迁、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政府野蛮拆迁、“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株连强制拆迁、北京野蛮拆迁等等,社会影响非同一般,而在我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进行感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城市私房拆迁问题反省一下我们的私法自治情况。
一、城市私房拆迁暴露出的法律问题
(一)私法自治应有的法律地位被行政管理所取代
城市私房是房屋所有人的所有物,是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该所有权人对于其不动产所有权的合法变动应属于民法领域的问题。而在房屋拆迁中拆迁人也通常是开发商和承包商,其在民法上的地位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二者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即使拆迁人是国家政府机关,它在拆迁活动中也应该以与被拆迁人平等的身份出现,因为该活动不是政治性活动,而是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而我国现行法律中房屋拆迁被赋予的更多是行政管理色彩,各地的房屋拆迁管理多是先以“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为首要目的,而将“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置之其后。且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公法理念为传统,因此公民通常忽视了房屋拆迁行为的私法性质,而行政管理人员也将政府的房屋拆迁活动看成政府的当然权利,从而导致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私权退于公权之后,私法自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地位。
(二)民事主体意思自由被限制
私房所有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本应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有权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表示来变动其财产关系,但是在私房拆迁中,这种意思表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而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于公权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公权力看成是一种“胁迫”,只不过这种胁迫的表意人也许不是故意以某种现实性的危害直接威胁相对人为意思表示,而是相对人对表意人囿于传统观念而自发产生的一种心理恐惧,进而形成对危险存在的判断,以至于非自由地为一定意思表示。
(三)虚假公益
房屋拆迁通常是对城市私房所有人的所有权行使的干预和限制,因此该行为通常被套以社会公益这件合法外衣,来抵制私法自治。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房屋拆迁都具有社会公益性,不乏有很多的商业拆迁都混到了社会公益的“帽子”,如为了进行房产市场的开发、为了提高某一企业的生产能力而进行厂区扩建、抑或为了挽留住支柱企业而为其提供扩建和搬迁的便利等等,在这些情况下,拆迁并非具有直接的公益性,甚至可能根本不具备公益性,但是政府为了提高其工作业绩,或者为了某个人的一己私利而赋予了这些项目以公益性。以上这些由城市私房拆迁暴露出来的法律问题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与价值上的冲突与矛,以及个人在权利的行使上受到的限制,私法自治在法中的基础地位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忽视。
二、私法自治应有的地位
(一)私法自治在近代民法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是指在私法领域,每个人得依其自我意志处分其有关私法事务。[1]其实质在于民事生活领域的一切法律关系,由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通过协商决定,国家不做干预,只在当事人发生纠纷不能解决时,国家才以法院的身份出面进行裁决,而法院进行裁决时仍然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基准,不得对当事人的约定任意变更。
私法的精髓就在于“自治”,而民法的典型私法性决定了其精髓也必然在于“自治”。在近代民法中,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的,即平等性与互换性,而相应的近代民法的理念———形式正义,以及民法的价值取向———法的安定性也都是基于这两个判断发展而来的。而私法自治的基本内涵通常包括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由及过错责任原则等内容,这正是对近代民法基本特征的反映,与近代民法的理念与价值相适应,因此私法自治在近代民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是近代民法的根本原则。
(二)私法自治在现代民法中受到的限制
由于民法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与此同时,民法的理念与价值取向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由形式正义转向了实质争议、由法的安定型转向了法的妥当性。而民法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变化最大的就是私法自治原则,该原则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包括民法本身对它的限制及国家的限制。民法本身的限制主要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等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国家的限制则包括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平等性的重新审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对具体人格的扩张(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特别法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倾斜)、以及借助公共政策与道德对个人绝对自由的否定(如权力不得滥用、所有权限制)等。
(三)私法自治应有的地位
尽管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比较看来,有很多转变,但是二者却并不存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法律类型之间的那种根本区别,“所谓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近代民法。现代民法,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2]在现代民法中虽然对近代民法的私法自治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否定私法自治在民法中作为根本原则的地位,这些限制恰恰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在民法中的制度落实,反映了民法对人的尊重,充分体现了民法的“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初衷,其作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私法自治,为私法自治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支持。因此无论是在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中,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私法自治在民法中的地位是无法为其他原则所取代的,它也许会因环境的改变在应用范围上有所伸缩,但其根本地位不会改变,这是私法的精髓也是私法的要求。
三、对城市私房拆迁立法的私法自治复位
尽管私法自治在现代民法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其在民法中的基础地位是没有改变的,它依然是民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城市私房的拆迁,无论其目的是公益性的还是商业性的,都不应该偏离私法自治这个根本的原点。
(一)对私法自治、私权理念复位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育观；人才培养模式；双证书；双师型
为适应主义化建设对型人才的需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通过艰难的实践探索，已经获得了初步的经验，如：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具有职业技术教育特色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启动了“双师型”师资队伍、学生“双证书”制度的全面建设；实施了以职业能力为中心，加强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打开了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渠道，建立了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通道等。但有关高等职业教育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模式等重要问题，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研讨，使之不断完善，使高等职业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高质量、高效益、特色鲜明地向前发展。
一、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树立大系统教育观
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全面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发展高职教育，必须树立大系统教育观。在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高教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知识社会大系统的核心，而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是这个核心系统中两个既相交又互补的子系统。在知识经济，这个核心系统必然是整个社会大系统发展前进的动力，整个社会大系统均要围绕由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构成的核心系统运转。，我国的高职教育发展明显滞后于普通高等教育，这严重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因此，所有社会大系统中可以为发展高职教育所利用的资源（包括人才、资金、设备、实习及实训场所等），都应成为高职院校的正常教学条件和手段。通过整个社会大系统内部的互动，不断促进高职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要保证高职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必须更新质量意识，转变投入观念，重构评价标准。
1．高职教育质量意识的彻底更新
从客观上，我国高职教育办学时间短，条件和经验欠缺；从主观上讲，很多人有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人们更为高职教育的质量而忧虑。因此，必须彻底更新高职教育质量意识，确立新的质量标准。
如何看待高职教育特别是高校扩招后的教育质量？应从三个方面辩证地加以认识：
第一，要从社会整体需求评价高职教育的质量。扩大招生规模必然造成部分分数较低的考生被录取，不过这仅是个局部问题，从整体角度审度，分数高的考生仍然占80％以上。对20％的“差生”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就能确保整体水平。这样做不仅能够保证原有非扩招考生的质量水平，而且还能培养更多的人才，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也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潮流。因此，要从整个社会对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需求来评价高职教育的质量。
第二，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高职教育的质量。高职教育要发展，必然要扩大规模，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可能会因设备、师资的暂时不足而影响质量。但从长期看，如果规模上去了，加上科学化管理，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效益，进而加大教学投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要发展地、动态地、全面地看待高职教育的质量。
第三，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衡量高职教育的质量。评价质量的高低，要有客观的标准。对不同事物的评价，必然有着不同的尺度。由于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校培养目标有所区别，质量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对高职教育学生的评价，不仅要看其知识结构是否完善，学科是否必需、够用，而且要看其成果转化能力的强弱。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培养的学生数量很少，属精英教育，而仅凭少量普通高校的生、本科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察高职教育的质量。
2．高职教育投入观念的根本转变
高职教育要扩大办学规模，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应采取“集资入股”、“借船下海”、“引凤筑巢”等方式，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筹资，把规模搞上去，尤其是后勤设施建设，要全部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使教育系统结构化，增强教育功能，提倡和坚决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彻底解决高职教育的“瓶颈”问题。再把因此而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教学设备、实训实习基地的改善和建设以及图书资料的购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职教育的规模、效益、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3．高职教育教学条件评价标准的重新构筑
发展高职教育不能只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教学条件上做文章，而应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大系统的教育资源，作为评价高职教学手段的重要参数。这样有利于我国办大教育，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办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因此，评价高职教育的教学条件，关键要看所培养的学生是否享用到了应有的教学软件与硬件，但这些硬件是否属于学校则无关紧要。
二、全面认识和落实“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
实践证明，在高职院校对学生实行“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我院从1993年起，全面实行“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从学生获得证书的等级来看，层次比较低，远不适人单位和知识对应用型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仅以全国机等级为例，大批学生只能通过一级、二级考试，而能获得更高级别证书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这势必会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会影响高职院校的形象。
我国高职是在高中文化程度基础上，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它相当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LEVEL5B。高职院校毕业生不仅获得的毕业证书应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获得的“双证书”或“多证书”也应达到与此相应的标准。，高职院校学生应获得具备高中文化程度方可获得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才是名副其实的“双证书”或“多证书”。因此，高职院校应制定出相应的制度，同时，我国劳动、人事部门也应制定出与LEVEL5B相适应的职业资格标准或明确原标准等级中哪些达到了LEVEL5B的标准，以使高职院校学生对如何做才能获得“双证书”或“多证书”心中有数。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三、结合实际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不仅是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计划的关键，更是高职教育能否办出特色的关键。在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的过程中，一些高职院校曾采取从上公开招聘一批“双师型”人才作为专职教师充实师资队伍的做法，此举对高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长远看，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需对此做法进一步提高认识。
1．“双师型”不仅仅是对师资队伍的要求，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对教学手段的要求，即高职院校的学生通过接受“双师型”教育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这完全可以通过专业知识的和实验、实训、实习来完成，并非由一个既懂又懂实际的个体“双师型”教师来完成，而是由一所高职院校的整体“双师型”师资队伍来完成。
2．随着青年教师专业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新岗位的不断涌现和岗位技术突飞猛进的，让这些教师完全达到本专业“双师型”的要求难度比较大，但各专业学生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学习以及不间断地到各专业的实习、实训基地实践来接受“双师型”的教育。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育观；人才培养模式；双证书；双师型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通过艰难的实践探索，已经获得了初步的经验，如：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具有职业技术教育特色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启动了“双师型”师资队伍、学生“双证书”制度的全面建设；实施了以职业能力为中心，加强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打开了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渠道，建立了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通道等。但有关高等职业教育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模式等重要问题，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研讨，使之不断完善，使高等职业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高质量、高效益、特色鲜明地向前发展。
一、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树立大系统教育观
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全面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发展高职教育，必须树立大系统教育观。在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高教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知识经济社会大系统的核心，而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是这个核心系统中两个既相交又互补的子系统。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核心系统必然是整个社会大系统发展前进的动力，整个社会大系统均要围绕由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构成的核心系统运转。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发展明显滞后于普通高等教育，这严重影响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因此，所有社会大系统中可以为发展高职教育所利用的资源（包括人才、资金、设备、实习及实训场所等），都应成为高职院校的正常教学条件和手段。通过整个社会大系统内部的互动，不断促进高职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要保证高职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必须更新质量意识，转变投入观念，重构评价标准。
1．高职教育质量意识的彻底更新
从客观上分析，我国高职教育办学时间短，条件和经验欠缺；从主观上讲，很多人有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人们更为高职教育的质量而忧虑。因此，必须彻底更新高职教育质量意识，确立新的质量标准。
如何看待高职教育特别是高校扩招后的教育质量？应从三个方面辩证地加以认识：
第一，要从社会整体需求评价高职教育的质量。扩大招生规模必然造成部分分数较低的考生被录取，不过这仅是个局部问题，从整体角度审度，分数高的考生仍然占80％以上。对20％的“差生”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就能确保整体水平。这样做不仅能够保证原有非扩招考生的质量水平，而且还能培养更多的人才，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也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潮流。因此，要从整个社会对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需求来评价高职教育的质量。
第二，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高职教育的质量。高职教育要发展，必然要扩大规模，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可能会因设备、师资的暂时不足而影响质量。但从长期看，如果规模上去了，加上科学化管理，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效益，进而加大教学投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要发展地、动态地、全面地看待高职教育的质量。
第三，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衡量高职教育的质量。评价质量的高低，要有客观的标准。对不同事物的评价，必然有着不同的尺度。由于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校培养目标有所区别，质量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对高职教育学生的评价，不仅要看其知识结构是否完善，学科理论是否必需、够用，而且要看其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强弱。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培养的学生数量很少，属精英教育，而仅凭少量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本科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察高职教育的质量。
2．高职教育投入观念的根本转变
高职教育要扩大办学规模，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应采取“集资入股”、“借船下海”、“引凤筑巢”等方式，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筹资，把规模搞上去，尤其是后勤设施建设，要全部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使教育系统结构化，增强教育功能，提倡和坚决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彻底解决高职教育的“瓶颈”问题。再把因此而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教学设备、实训实习基地的改善和建设以及图书资料的购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职教育的规模、效益、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3．高职教育教学条件评价标准的重新构筑
发展高职教育不能只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教学条件上做文章，而应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大系统的教育资源，作为评价高职教学手段的重要参数。这样有利于我国办大教育，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办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因此，评价高职教育的教学条件，关键要看所培养的学生是否享用到了应有的教学软件与硬件，但这些硬件是否属于学校则无关紧要。
二、全面认识和落实“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
实践证明，在高职院校对学生实行“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我院从1993年起，全面实行“双证书”或“一书多证”制。从学生获得证书的等级来看，层次比较低，远不适应用人单位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应用型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仅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为例，大批学生只能通过一级、二级考试，而能获得更高级别证书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这势必会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会影响高职院校的形象。
我国高职教育是在高中文化程度基础上，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它相当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LEVEL5B。高职院校毕业生不仅获得的毕业证书应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获得的“双证书”或“多证书”也应达到与此相应的标准。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应获得具备高中文化程度方可获得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才是名副其实的“双证书”或“多证书”。因此，高职院校应制定出相应的制度，同时，我国劳动、人事部门也应制定出与LEVEL5B相适应的职业资格标准或明确原标准等级中哪些达到了LEVEL5B的标准，以使高职院校学生对如何做才能获得“双证书”或“多证书”心中有数。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三、结合实际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不仅是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计划的关键，更是高职教育能否办出特色的关键。在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的过程中，一些高职院校曾采取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一批“双师型”人才作为专职教师充实师资队伍的做法，此举对高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长远看，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需对此做法进一步提高认识。
1．“双师型”不仅仅是对师资队伍的要求，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对教学手段的要求，即高职院校的学生通过接受“双师型”教育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这完全可以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验、实训、实习来完成，并非由一个既懂理论又懂实际的个体“双师型”教师来完成，而是由一所高职院校的整体“双师型”师资队伍来完成。
2．随着青年教师专业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新岗位的不断涌现和岗位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让这些教师完全达到本专业“双师型”的要求难度比较大，但各专业学生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学习以及不间断地到各专业的实习、实训基地实践来接受“双师型”的教育。
关键词 司法建议 价值分析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一、司法建议制度存在的价值分析
司法建议制度作为一项本土司法资源，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制度和实践意义。对于司法建议的定义在理论界存在着诸多争论，笔者认为所谓的司法建议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过程中，针对有关单位在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人民法院的名义提出堵塞漏洞，消除隐患，改进管理或者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的建议或意见。
司法建议在现阶段能否称之为一项制度，学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司法建议在当前只能是作为一种现象存在，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制度，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司法改革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与司法价值实现有关的重大议题，司法建议现象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所谓制度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戒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很显然，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对该项制度作了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7年颁布了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在地方层面，也有很多制度尝试，如上海颁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工作的若干规定》。因此司法建议绝非一种现象，而是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制度。
司法建议制度作为一项拓展法院司法职能的制度，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啄木鸟”，可见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司法建议制度的标杆意义。
从我国法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我国在整个世界的法律制度供给方面，显得相对不足，相反，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地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律制度，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当代法学家的注意，他们大声疾呼要关注中国的本土法治资源以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一个民族生活创造它的法制”。司法建议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其产生是符合我国制度要求，我国国家机关之间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进行严格分权制约而是既要有分权、制约，又要相互合作，同时司法机关不仅仅是要裁决案件争议，还要维护国家的法制和秩序。把这项制度发展和完善好，有利于激发挖掘适合自身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制度资源的潜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司法建议制的司法效益价值。
所谓的司法效益是指司法领域的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司法效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和执行，因此法院的主要精力即司法投入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去调查分析案件。其产出是裁判案件，定纷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院与社会有了很广泛的接触，非常了解社会关系的运行状况。法院在裁决案件与争议中发现作为当事人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内部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或制度漏洞，向该机关、组织或有权处理相应问题的机关、组织提出，建议其采取相应措施纠正，既可使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不再花费人力、物力去调查、揭示相应问题，更可以避免因相应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而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因此，司法机关在不增加更多的司法资源情况下，一方面能够定纷止争，另一方面还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
（三）司法建议制度的司法能动价值。
司法一方面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公正，同时也应亲民为民，使民众对之有亲切感。如果司法过分独善其身，对发现的问题装聋作哑，任其导致对国家、社会的损害，反而会损害其权威。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要求司法机关处于“消极”状态。但是鉴于我国法治发展状况，民众无法理解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消极、中立的关系。法院不以司法权干涉司法职权之外的事情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但法院对司法权之外的违法违规行为完全保持沉默，则社会群众会对法院的角色定位产生巨大的落差，有损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建议的价值正在于它是以柔性的方式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它没有干涉法院主管范围之外的事情，没有动摇司法独立；同时它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指出社会上存在的违法行为以及社会管理漏洞，体现了法院司法为民的价值。
（四）司法建议制度的预防矛盾的价值。
司法建议有利于减少或预防社会矛盾和争议，促进社会和谐。法院对于当事人提请其审理的争议和纠纷，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做出判决和裁定，法院判决具有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的，但是在现阶段大量的社会矛盾化解都不是依靠判决而是调解。同时对于行政机关轻微的程序违法，法院一般不直接做出判决和裁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法院只有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来加大对社会的引导力度，把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司法建议制定存在的问题分析
司法建议存在着如上所述的价值，但是这项制制度产生时间短且无先进经验可供借鉴，因而该项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司法建议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现阶段，我国有关司法建议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 。尽管《通知》对于司法建议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通知》只能是一份指导性文件。法律规定不完善已经是阻碍司法建议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司法建议制度实施不规范。
1、司法建议过于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建议是针对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司法建议关键是在于是否可行。有的法院在提司法建议偏重于“加强管理”、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等无法操作的内容。
2、司法建议程序过于粗放。在《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司法建议一般应由审判庭或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报院长或者分管院长批准同意后，向有关单位送达。实践中往往会遇到重大的建议是否要经过院审委会讨论，还是要上报上级法院并由其作出司法建议。案件经过上诉后维持原判的，此时的司法建议是由一审法院作出还是由二审法院作出。司法建议的作出是否要事先经过必要的调研程序。跨地区的司法建议应制作是否要有特别程序。司法建议能否在作出判决前发往被建议单位。
3、司法建议的内容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建议应当针对那些问题作出建议，《通知》只是提出“发现有关单位在工作方法、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这三方面过于宽泛，并未对在实践当中遇到问题进行类型化；同时只是规定存在 “重大问题”才提出司法建议，并不有利于司法建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司法建议制定缺乏充分的“互动”。
法院与被建议单位之间往往是单向的，缺乏充分的“互动”，这主要是体现在：一是回复率低，这主要是因为被建议单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它们认为司法建议主要是针对其错误发出的，如果回复，就意味着自身工作存在失误，因而就产生了抵触情绪。二是回复随意性比较大，有相当部分司法建议的回复都是为了应付法院而做出的，并且回复也是比较笼统和宏观性的。无法取得实际效果。同时在回复的时间上随意性也是比较大的。
三、完善司法建议制度的构想
（一）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上文所述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关于规范司法建议制度的法律规范相对缺乏，无论是法院部门还是被建议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要解决目前司法建议无可操作性法律可依的状况，加快立法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意见都是高度一致。但是究竟是以什么样立法模式，存在着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通过修改民事、行政、刑事三个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建议的适用范围、被建议单位的回复（告知法院是否采纳，如不采纳，应说明理由）期限以及对司法建议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应该在三大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除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司法建议制度外，也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有学者认为可以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在该部法律中明确规定法院拥有司法建议权，这样可以避免三大诉讼法中重复规定。笔者认为，赋予人民法院拥有司法建议权并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来确定其地位。这是因为在三大诉讼法各自管辖对象是各异的，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加以规定只能是笼统的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最后还是要通过诉讼程序法来加以细化。
（二）完善工作程序。
在明确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后，应当制作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完善司法建议制度的工作程序。针对上文所述的司法建议形成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司法建工作程序，应当从以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司法建议调研并与被建议单位进行事先的交流与沟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深入的调查后，才能避免发出司法建议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更能提高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而通过与被建议单位的充分沟通后，能够取得其理解，也能更能得到其认可。其次，司法建议的制作的规范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建议格式做了统一的要求，但是对于司法建议书的具体排版格式没有明确。同时对涉及面大或者非常重大的司法建议应当由承办法官草拟并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涉及到跨地区的重大司法建议需要共同的上级法院来作出。最后，应当建立司法建议反馈机制。被建议单位对法院的司法建议往往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规定被建议单位及时回复司法建议的义务，对于久拖不决的单位应该给予一定惩处，提高司法建议的社会公信力。
（三）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
一项好的制度需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就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司法建议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司法建议公开制度。司法建议是针对有关单位在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关系到社会民生问题，与广大群众利益休戚相关。把司法建议通过媒体或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公之于众，一方面对社会是个提醒，预防同类问题再次产生；另一面，对被建议单位也能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对于涉及到社会管理方面的建议，应当建议把司法建议也纳入到对当地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考核。目前，我国很多司法建议是针对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团体。把司法建议完成情况作为社会综合治理考核范围，并由社会综治管理机关对被建议单位的落实情况加以监督。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上级法院向本级政府机关提出建议并督促整改。
（作者：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该条第一款第三项：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该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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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宣告死亡利害关系人 民事权利能力
宣告死亡制度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该自然人死亡的制度。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因自然人失踪而产生的与其有关的法律关系出于不稳定的状态,以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我国有关宣告死亡制度的规定却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许多问题。
一、有关申请人的顺序和范围问题
根据宣告死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必须得有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依《贯彻民法通则的意见》第23条、第29条的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的人;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有的申请宣告死亡的,有的不同意申请宣告死亡的,则应当宣告死亡。然而相对于被申请人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各自与被申请人的利害关系不同,之间的利益权衡也各不相同,因此各自的申请主张也不同。这就产生不同顺序的利害关系人有的申请宣告死亡,有的不同意宣告死亡,那么法律应如何做出裁决?对此,在我国民法学界曾存有两种不同主张:一为“有顺序说”,即利害关系人申请权之行使应设有一定顺序,前一顺序人未申请宣告死亡的,后一顺序人不得申请,但同一顺序不受影响;一为“无顺序说”,即利害关系人均享有同等的申请权,不受前顺序人是否申请或反对申请或申请宣告失踪的影响。而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采用了“有顺序说”,认定其所列之利害关系人顺序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即如果第一顺序利害关系人(配偶)不提出死亡宣告申请,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权提出申请;近亲属不提出申请,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权提出申请。此项解释遭到学界的强烈反响,梁彗星认为,宣告死亡制度之目的不在保护失踪人利益而在保护失踪人之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利害关系人在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因其为配偶、子女、父母抑或债权人、债务人而有先后之分。①尹田认为,将失踪人之全体利害关系人视为具有同等地位,均得自行提出宣告死亡之申请,不受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同意见的阻碍(包括其不同意宣告死亡,也包括仅同意宣告失踪而不同意宣告死亡等),较为妥当。②我个人觉得任何规定都不能太绝对化,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规定,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恶意不申请的人,为的是独占财产,避免财产因继承被分割。这就是说法律在尊重原则性规定下,还应该注重灵活性的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宣告死亡制度主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的目的,充分体现法律的人性化。
二、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也就是说,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这里的死亡是否包括宣告死亡,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由于宣告死亡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理死亡,所以针对宣告死亡制度,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否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综合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③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④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⑤绝对终止说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说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⑥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⑦我个人认为我国法律采取的是区里能力存在说,主要依据是:一是《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二是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可以解决在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兼顾保护被宣告死亡人的权利,因为宣告死亡制度只是对自然人死亡的一种推定,在实际情况中也确实存在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死亡的事实,若一般地认为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其权利能力不附存在,那么自然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的合法利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根据。因此,这也就解决了我国《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自己去申请撤销死亡宣告的规定。
三、结论
宣告死亡制度在现实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国法律在有关宣告死亡制度方面却存在诸多规范不明的地方,这就需要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加以完善,从而实现宣告死亡制度的法律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彗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103页.
[2]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北京:法学研究,2001年06期.
[3]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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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12页.
关键词：法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格
一、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含义
有限责任制度和公司法人制度，法人人格独立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三大基石，它们构成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内容。有限责任制度在承认公司作为法人具有法律上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要求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法人则以其全部资产独立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制度赋予有限责任股东免受债权人直接追索的权利，充分保护了公司股东的权益，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商业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制度上和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滥用公司人格、牟取非法利益者的护身符，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有限责任制度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因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一种有限责任制度的例外和补充应运而生。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一般被认为首创于美国，其后被英、德、日等国继受。英美法系国家将其称为“刺破公司面纱”，而大陆法系国家称其为“公司法人格否认”。该制度的主旨在于。“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①，也就是说，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内在涵义是指，在公司、股东、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如果股东假借公司名义牟取私利的行为侵害到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将直接由股东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的适用前提是公司人格被人为的滥用并导致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允许债权人向公司的股东直接追索责任。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所说：“公司在无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应被视为法人具有独立人格；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被用以破坏公共利益，使不法行为正当化，袒护欺诈或犯罪。法律即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②其次，作为公司法一般原则的例外，该制度的效力仅及于特定原因，即因滥用法人人格。以法人作为损害他人利益工具的行为为其特定前提才能适用。而不能普遍适用。根据公司法一般原理，公司独立于公司股东的法律人格和股东承担的有限责任，就像遮盖于公司之上的一层“面纱”将公司与股东分开，使股东免受公司债权人的追索。但是，当因某些股东滥用法人人格而致公司之债权人的利益受损时，若仍然适用公司法的一般原则，则会造成对公司债权人的不公。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否认滥用公司人格股东的有限责任，直接追究其对法人债务的无限责任，则会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
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条件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防范股东滥用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以法人之名牟取私利，进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行为的发生。《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以得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公司股东应有法律、章程禁止之行为，该行为严重危害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常见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主要有：
1.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主要是指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虚假出资是指谎称其已经出资而实际上并无出资，如以虚假的实物办理投资手续，骗取公司登记。抽逃出资是指公司成立或资本验资后，将缴纳的出资抽回。无论是虚假出资还是抽逃出资，在性质上部属于欺诈行为，都会导致公司资本不足，大大降低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公司的债权人。
2.公司与股东的混同行为，主要是指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以公司之名行股东个人利益之实，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在人格、财产和业务上的混同行为。
1)人格混同行为。是指将一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法律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母子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企业相互投资引起的人格混同和姐妹公司间的人格混同。
2)财产混同行为。是指将公司的财产与该公司的成员及其他公司的财产进行混同，不作清楚区分的行为。独立的财产是公司作为法人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独立进行业务活动和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如果公司的财产与公司股东的财产或者其他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则不仅难以实行有限责任，而且也极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资产，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和责任。
3)业务混同行为。是指将公司与股东或不同公司之间的业务活动混同，不清楚区分交易主体和交易后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从事同一业务活动，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分不清究竟是与公司本身还是与股东发生交易。
其次，股东滥用法人人格的不正当行为客观上损害了法人之债权人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亦即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无损害。则无救济。”同时，公司股东之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结果以“严重”为前提，“严重”程度的衡量标准，需要结合行为股东主观恶性、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
再次。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即股东之行为与债权人受害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最后。股东行为时的过错为故意，过错即行为人违法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根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要同时具备行为、后果、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四个方面的要件，缺一不可。
三、对我国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由于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呈蔓延之势。在立法上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国的行政法规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时常涉及到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相关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990年12月12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五条分别规定：“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各级机关和单位已向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不得抽回。公
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如有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逃、转移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如有剩余的，凡是党政机关投资的，一律作为国有资产，由直接投资单位收回；属于集体企业投资的。应退回原投资单位。”
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广东省高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消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中的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第三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2003年2月3日起实施。由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规定“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
以上法律性文件，虽然都是针对特定环境下特定的情形而做出的特殊规定，适用范围非常狭隘，但就具体内容而言都或涵盖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内涵，这对于我国在立法上最终确认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将该制度写进公司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对《公司法》修订过程中。针对是否引进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学者们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否定说，认为这一制度来自英美判例法，其内容较为模糊，难以用较为精确的法律语言对之进行规定，因此我国不宜采用；第二种是肯定说，认为这一制度虽然来自英美判例法，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适用，我们要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相应问题，可以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来灵活运用。在《公司法》修改稿中，对“揭开公司面纱”曾做过如下概括：“公司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与公司混同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认为这个原则是为了惩罚利用公司形式，从事有碍社会公正、欺诈或是逃避个人债务的行为，不可滥用。最终《公司法》修改草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此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即在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建议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酌情处理，暂不做具体规定。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被广泛运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对该制度的了解尚停留在表面层次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尽早修改《公司法》，增设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专章，将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滥用法人独立人格情形特定化，对适用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条件、场合及除外规则等加以具体、细化，确立我国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从而达到完善公司法人立法、司法，建立完整的法人制度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江平、李国光主编《最新公司法培训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诉讼主体管辖受案范围
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始创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基于法理上行政权力应受司法制度约束的原则和加入WTO后履行国际义务、兑现承诺的现实要求，亦作为对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完善，200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增加了司法审查(第五十三条)。但是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管辖及其权限、受案范围等规则上需明确和细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笔者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和实践，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做一探讨。
一、诉讼主体
行政诉讼主体亦称行政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且具有恒定性、始终性和不可互变性等特征。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是作出反倾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应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关税税则委员会等行政机关；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方，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有“利害关系方”这一概念(第十九条)。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方面，我国反倾销条例应进一步理清行政机关的责任，以使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被告具有可预见性。WTO反倾销协议要求明确发起、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主管机关，但未规定各国反倾销机构所采取的类型。从各国反倾销法的规定和实践看，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主要有垂直型(如欧盟)和平行型(如美国)两类。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构形式则为混合型，这一类型可以体现分工协作的原则，但同时会导致管理多头、责任不明。反倾销条例中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共同作出的，如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不立案调查(第十六条)，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终止(第二十七条)等。这种行政行为作出机关的模糊使得司法审查中的被告应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难以明确。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原告方面，首先应坚持拓宽利害关系方范围的原则，以利于尊重、维护各方利益、充分发挥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原告的利害关系方的确定应摆脱民事诉讼中有关“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诉权标准，不能限于反倾销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因此类行政行为受到影响的特定范围的或不特定范围的个人或者企业。反倾销条例较之原来的规定(1997年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十六条)在利害关系方的范围上作出扩大，增加“其他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从而与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利害关系当事方”的规定(反倾销协议第六条)在范围上相一致。同时，又不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做宽泛无边的解释，以防止滥诉如妨碍依法行政。针对反倾销影响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如进口商、倾销产品的购买者(包括最终消费者、下游市场的经营者)范围广泛的特性，在借鉴国外确定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操作性较强的原告资格标准，美国、欧盟在进口商的诉权上就有不同的规定。模糊区域不能排除的情形，由法院根据个案自由裁量。
参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立法规定，我国反倾销利害关系人应包括国外利害关系人和国内利害关系人两类。国外利害关系人是指与反倾销案件有关的受调查的出口商和外国生产商、出口成员方政府等，国内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国内同类产品的所有生产商或代表某一地区利益的地区生产商、有关行业协会、进口商等。
二、管辖及其权限
WTO反倾销协议司法审查条款规定了司法、仲裁、行政机构三个司法审查管辖主体。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规定，一是在有些WTO成员方的体制中，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很强的行政专业性，规定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以体现其原则。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管辖有两种做法：一是由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墨西哥的税收法院；另一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别由欧洲法院、联邦法院管辖。我国反倾销条例鉴于立法层次的权限限制，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未能作出规定。我国目前尚无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属管辖法院。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做具体行政行为提讼的案件，应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目前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应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参照各国经验，我国应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终审。理由之一是地方中院与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影响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及准确性；理由之二是反倾销行政行为的技术性、专业化、程序的复杂性使普通法院难以承担。在目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为依据，以在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行政案件为由，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反倾销的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过渡。:
在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限上，首先应遵循行政诉讼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即作为一种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措施，反倾销司法审查只能由原告提起而不是法院依职权主动作出；其次，反倾销司法审查应是全面审查，内容包括法律的适用、程序问题以及事实问题，但主要是审查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证据原则等；再次，在法院的裁定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与欧美做法一致，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裁决包括维持原判、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三种情形。
三、受案范围
关键词：侦查权性质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侦查权的性质分析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我国已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缺少制度保障、缺乏操作性。在侦查机关收集运用证据的活动中，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容易遭受不法侵害。比如，我圉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没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承认非法手段所获口供的有效性并加以运用。又如，法律禁止非法搜查，并设立了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则，但与刑讯逼供取证的后果不一样，非法搜查与扣押所获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照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司法救济欠缺
目前，在侦查程序中，公民权利遭受侵害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主要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超期羁押等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但只能向侦查机关的上级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而各级法院对于这利申诉和控告往往不予受理，不会专门针对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法庭审判。
我国目前存在的侦查权控制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方面，但是都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遵循两条思路：以权力控制权力和以权利控制权力。前者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大权力主体米对侦查权施加控制。后者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来抑制违法侦查。由此形成的侦查权控制网络才是全面的。各种控制方式有其合理性，不可偏废。我国目前严重缺少的是审判机关对侦查权的控制。
三、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形式，按照启动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两种：事前令状主义、事后司法审查。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中，也应被看成是司法控制的一种形式。
(一)令状制度
我国目前对于侦查行为的控制没有采取令状制度，比较相似的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权力。所不同的是，签发令状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非法院。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确立令状制度，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令状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大。因为令状制度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制约侦查效率，影响侦查活动顺利开展的副作用。所以笔者建议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对公民人身、财产、自由强制性比较大的侦查措施。
第二，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要严格规范。正因为侦查机关考虑到令状制度影响侦查工作效率，本着侦查工作效率优先的思想，他们都有想方设法绕过令状制度限制的倾向。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令状制度被虚置。所以，为了防止令状制度被虚置，控制无令状侦查行为的泛滥，应该对“紧急情况”进行严格规范，事后对于无令状侦查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密审查。
第三，令状的签发主体应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这主要基于令状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考虑。法院的中立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尚存争议。而且，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问题，反映了目前不理想的警检关系这也使人们质疑检察机关能否胜任签发令状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令状的救济。应对违法令状或者违反令状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排除非法证据。
第五，令状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如下：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申请时，侦查人员列州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理由并附_卜相关的文件。法官接到申请后，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就侦查人员提出的理山予以答辩。必要时，法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官面前，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法官作出是否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并列明决定的理由和具体适用范围。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先行搜查、扣押或逮捕，但是必须在事后尽快地向法官提出申请，以求确认先前的侦查行为合法。
(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侦查权控制的普遍做法。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而且日前国内对该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现对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应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原有：第一，基于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价值，司法审查制度应当在侦查程序充分发挥作用，不应加以限制；第二，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讨论，不少人借鉴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存在于日本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我同目前仍有待引进和普及。而且，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足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界限并不清楚。第三，不用担心司法审查广泛的适用范会影响侦查效率。一方面，令状制度在采取侦查措施之前已经过滤了部分违法侦查行为。所以真正受到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形式可以有书面方式和言词方式两种，以书面方式为主，言词方式为辅。这样司法审查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快速。第四，关于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对强制侦查应采用司法审查，对任意侦查应采用检察监督或者依靠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形式。也就是说，但凡受到检察监督或者内部控制的侦查行为，就不再需要受司法审查了。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是三种不同的监督形式，它们的适用范围都应该是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应该承受这三种监督，当三种监督形式发生冲突时，其中司法审查最具权威性。
所以，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限制司法审查的范田，一则不利于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导致司法审查的适用范问题成为长期的难题。对于司法审查适用的调控，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来灵活变化。
2．司法审查的操作程序
司法审查的申请主体包括：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审查方式：以书面审为主，言词审为辅。当控辩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侦查措施的采取将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应当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言词辩论。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围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1)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是否合法。(2)侦查行为以及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3)对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经过审理后，法官可以作出三类裁决：宣布侦查行为违法或无效；维持侦查行为；变更侦查行为。针对法院裁决，控辩双方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求得进一步的救济。
3．司法审查的主体
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理由：
第一，法院具有裁判的中立性，比较适合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而检察机关虽然说具有客观中立性，但是其与侦查机关具有追诉犯罪的利益一致性，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大不过其追诉犯罪的倾向，否则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职能的弱化。所以由检察机关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去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法官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不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都认同法官的司法审查主体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变化：2001年以前，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很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2001年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官担任司法审查主体是发展趋势。
第三，法院做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会影响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司法审查和审判是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可以进行分工，部分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工作，部分法官负责审判工作。因而这两项工作不容易形成互相干扰，不会造成审前预断。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审判法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被法院同意羁押，那么法官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顾虑而判决其无罪；但是由于同一法院先前的法官己同意羁押，这时候再判决无罪，就会导致法院要承受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靠法官个体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整体独立来支持。:
第四，关于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权。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具有准令状制度的性质，试图通过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对检察权的定位不清。检察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没有清楚界定之前，就让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很有可能变权力制约为行政权强化。目前出现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已经说明，原先权力制约的良好意愿没有实现，反而检察机关在纵容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运作。
第五，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庭来进行司法审查工作。笔者建议，由立案庭法官负责实施司法授权，由司法审查庭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要实现法官独立。因为在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时候，会涉及到先前司法授权正确、合法与否的问题，所以不宜由一个部门同时负责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两项工作。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控制违法侦查行为。目前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缺少立法规定和不具有操作性上。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效果不好。例如，刑事法庭对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或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察机关加以调查，作出说明。而检察机关就刑讯逼供问题给予的“情况说明”往往是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用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材料最后盖着侦查机关的公章。面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最大地发挥其价值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审判程序中运行不好，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将视线放在了解决实体问题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裁决程序违法问题。现在提前到侦查程序中，法官不需要对实体『巧题进行裁决，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第二，在实施令状制度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在发生作用。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全过程。第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越早，其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作用效果就越好。
2．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法官主动排除和辩方申请排除相结合的形式
法官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权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干预。同时，也能够弥补辩方申请排除的不足辩方申请排除有一些不足：一是辩方要有一定的举证能力；二是辩方要意识到其遭受了违法侦查：
三是辩方申请排除程序相对复杂，耗费诉讼时间、诉讼资源。
3．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用来打击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侦查行为。而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可以暂缓控制。关于非法言词证据，通过以下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1)刑讯或其它方式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25威胁、诱骗；(3)使人疲劳、饥渴：(4)服用药物、催眠；(5)其它方式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就非法实物证据而言，在决定是否排除时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即如果排除该证据利大于弊，则予以排除：如果排除后所保护的利益并不重大，则可予以保留。在决定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否排除时，以下应该作为重点考量的因素：一是该行为本身的违法程度。二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三是所侦控犯罪的危害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