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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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在CRISP-DM方法论指导下，构建基于聚类的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模型，对保险业务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一、数据准备

结合保险公司个人寿险业务数据库的信息，可以概括为客户信息表、保单信息表及理赔信息。将三张表中和挖掘主题相关的字段信息抽取，整合为一张宽表。

研究样本中，年龄和保费都是连续型数据，将其转化为离散化数据，有利于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利用SQLServer2005的IntegrationServer工具加载数据表，建立多维数据立方体。

基于数据挖掘的保险交叉销售模型应用

（一）构建基于聚类的挖掘模型

选取412(金彩明天两全保险)、413（瑞鑫两全保障）等为主细分变量，地区、保费、渠道等为辅细分变量。并保证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建立聚类挖掘模型，得到聚类结构图。

模型将数据分为10个群体，对每个群进行钻取，结合剖面图和数据倾向图，判别其所具备的特征。10个分类的强弱势特征如下表所示：

选择保费10000和100000为临界点，可见类1、类2、类3为低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元以下，类4-8为中端用户，缴纳保费为10001到100000元之间，类9和类10属于高端客户，缴纳保费均在100000元以上。

针对低中高端群组，结合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群组的业务特征进行描述，低端群组特征分析如下表1-4所示：

低端群组消费特征描述：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初中以下，年龄偏大，大多在50―65岁之间，缴纳保费的能力较低，都在10000元以下。由于S42（康宁终身健康保险）缴费较高，所以需求很低，此外S66（少儿保险）需求很少。同样的方法，统计分析中端和高端客户的群体特征。

聚类只能解决已经发生过的客户消费行为，并不能对将来的消费行为和规律进行预测。在聚类的基础上，对所有险种类别进行关联分析，得出最强的关联规则，从而有针对性的对各客户群组进行交叉销售。

（二）构建关联挖掘模型

针对每一群组，构建关联挖掘模型，关联规则的默认算法是Apriori算法。通过运行关联挖掘结构，得出依赖网络图。

对于每一群组来说，最强的险种关联只是两个或三个而已。选择关联最强的两个险种：S43701，险种出现的概率为88.9%，重要度为1.9，为正关联。说明低端客户类1，在购买S43（康宁定期保险）的同时购买701（全家福意外卡）的几率为88.9%，结合低端客户群组的消费特征，较顺应常理。得出的关联规则是形如AB，代表如果购买了产品A，则同时也会购买保险产品B。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各个类别最佳的险种关联，像所对应的群组中还没有消费这种保险组合的客户进行推销，已经购买了其中一种保险产品的客户，向其推荐另一款产品；或者在未来向某一类客户推荐产品时，根据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判断大致所属的群组，推销产品组合，以达到实现交叉销售的目的。

结束语：论文对基于聚类的关联规则交叉销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先从客户角度出发，运用EM聚类算法对准备好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得出自然的10个群组分类，然后对每一个群组，从产品业务角度出发，用Apriori算法对险种进行关联分析，得出可以指导交叉销售的规则。在客户聚类的基础上，找出保险产品潜在的关联规律，制定有针对性的交叉销售方案。

第2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储蓄率 关系 抚养负担

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4.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7）

第3篇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刘易斯拐点；VAR模型；脉冲相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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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建英.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消费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9，（2）：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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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第4篇

一、保持学习的原动力----好奇心。 

学生往往刚学了两句日常用语，就急着想干别的事情了。此时，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在原有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只简单重复“What’s this?”学生怕是不愿听了。于是，我拿出一个包：“I have some thing in my bag-guess. What’s this?”这一问，学生们纷纷举手，把他们刚学的单词都猜了个遍。终于，我打开包，又拿出一个包。“Bag!”全班哄堂大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a bag in a bag”。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巩固了所学知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下来。给学生一个问题，再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Guessing Game”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二、建立学习的加油站----自信心。 

首先，让孩子敢于出错。 

沉默期总是有的，但要尽力把它缩短，最简单的方法创设密切配合和谐的教学氛围，让孩子明确初学英语时出错是很正常的并不可笑，只要多说就能说好，孩子们学说英语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也不用担心“走调”。实在不得不说“NO”时，我总不忘配上一个宽容的微笑，并耐心地帮他纠正过来。当孩子有进步时，一句“How clever!”就能让他鼓起自信的风帆。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操练的时候，不必担心学生的表达错误。实际上，学生并不是仅仅能模仿所接触的语言。人们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都有创造、发挥的能力。只是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犯错误的阶段，我们对于学生的语言错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一定有错必纠，而应该采取鼓励的办法，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实践。所以作为小学英语教师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纠正语言的错误而挫伤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对勇于实践的任何尝试，教师都应该采取鼓励的态度，同时也要明确地告诉学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轻松的、幽默、宽容的气氛，让学生对任何语言错误都一笑了之。如果心理压力很大，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即使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做练习，但是所学的语言却不会进入头脑中，而是被紧张得“蒸发”悼了。因此，我们英语老师在上完课以后，不妨多问问自己，“今天，我的表扬够狠吗？” 

其次，发挥孩子的特长。 

也许个别孩子学习英语确实吃力，心理上自信不足，害怕有余，好在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特长爱好。老师不妨把他们的优势带进英语教学中来，歌唱得好的，请他领唱英语歌曲；画画得好的，请他帮忙绘制教学图片，喜欢表演的，请他指导同学“play the story”……让他们觉得“原来我也是很不错的”。实践证明，找准教学切入点，充分发掘孩子的特长，也能建立起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如：我所带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时很少开口读英语，更不用说与其他同学组织表演活动了。在课堂上无论我怎么引导，他就是怕张口说。但我发现他的英语单词写的很规范、句子也很符合标准。于是我就在他的作业上写了几句：“You’re great! 如果上课能开口读，你会把英语学得非常好！”等批语，同时，把他的作业也作为样本模范，让全班同学学习。这样，在他的成绩得到肯定的同时，他克服了羞怯感和自卑感，上课能慢慢地开口说了，最后竟成了一名口语很棒的学生。 

三、供给学习的太阳有----求知心。 

如果说给孩子一次鼓励就是加一回油，那么激起孩子的求知之心就是太阳能，能为孩子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 

新奇有趣的东西能很好地引起孩子无意注意。教学上要不断变换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让学生感受到英语学习的多姿多彩，能激起孩子对英语本身的兴趣。在学习“Boby”时，我让孩子们“make a puppet”，当孩子们喜爱的卡通化合物“Zoom”最终出现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禁拍手叫好，这让孩子们体会到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在学“Happy birthday”时，我们可以开一个“birthday party”，这能使孩子感受到英语的实用性；我还请孩子们看英语动画片，读英文版的童话故事。 

精当的表情和动作引起孩子的注意，让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起来；英语教英语更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配合。如在学“swim”时，我做出一个游泳的姿势，孩子们也一边“游泳”一边读单词，很快就学会了，又如在学“fly”时，我做出一个小鸟飞的动作，孩子们也一边“飞”一边读单词。脑、口、手齐上阵，孩子们的学习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我常看少儿节目，动画化合物和主持人时尚而充满童趣的表情动作是我借鉴的主要对象，它让英语教学变得更加活跃、有趣了。 

营造自由的学习氛围。只要孩子在积极主动地学习，就不必苛求他学习的。比如学习“Animal”时，我一边教一边模仿动物的动作，多数孩子跟我一起手口并用，我很高兴；有的孩子没做动作，但他们也在认真跟着读，我同样满意；有孩子能保险单地做另外的动作，我更高兴。在这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当中，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求知心更强了。 

第5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6篇

论文关键词：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改革相比，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保障水平在全国各行业中属于中下游水平。社会保障的滞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引起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它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问题

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是指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而给予补偿的保险制度。我国对国家级运动员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据规定，运动员伤残或者亡故，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赔偿，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运动员最高获得60万元的赔偿。但毕竟，国家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是少数，在竞技体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没有得到过冠军和荣誉，但是他们却在训练中付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艰辛，落下各种伤病，他们是亟需保障的一个群体。此外，在各级各类的运动队中，有些运动员在训练初期被上一级教练选中，但在比赛中并未取得优异成绩，甚至未曾正式进队，教练又让其回到原籍。这些运动员在训练中没有出成绩，却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直接导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由此，为各级各类运动员设立退役养老保险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劳动和保障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通知》将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到国家保障工作的制度体系中，使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进入制度轨道。但是，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不仅涉及到我国社会保障的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退役运动员群体的特质性，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中各种制约因素。

1、养老保障的可及性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和择业让位于市场。而针对运动员群体特质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却没有相应跟进，给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带来很大的困扰。

第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养老难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的竞技运动把运动成绩作为质量管理的单一评价指标，运动员的生存技能过于单一，个体素质和社会需求相脱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退役，几乎成为“文化知识的废人”和“身体的废人”，他们就业难、收入无保障、伤病多，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帮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运动员保障主要集中在对“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如安置就业必须获得过世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运动员退役后要自谋出路，生活难有保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2年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在湖南等8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另据《南方周末》报道，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与严峻的现实不相称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没有给职业运动员带来有效的保障。这有我国整体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强的原因，也说明职业运动员这个群体还游离在制度设定之外，从政策层面看，则是对运动员的保障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措施都相对滞后，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制度设计不完备，缺乏群体的特质性。

第二，制度设计缺陷，养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运动员的养老保险类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执行结果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首先，运动员作为特殊人群，他们退役之后身份各异，有国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学生，更多的人处于待业状态，如果将其简单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长期处于待业或就业状态不佳的伤残运动员，很难形成养老金积累。因为现行政策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并且参加保险缴费期限满15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个人缴费满15年。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待遇。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运动员伤残的不可避免性。伤残不仅发生在运动当期，还发生在延迟性上。延迟性是指运动员的伤残有一定的潜伏期，退役前没有表现出来，退役后，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逐渐表现出来，并且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显然，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难再就业或就业的稳定性差，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累计缴费将无从谈起。再次，目前的养老保险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规定，国发[1997]26号文件实施后参加工作的新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35％，个人账户养老金24．2％。无论是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设计作为参保者的养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那一时点的替代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养老金相对收入水平会趋于下降。对于伤病缠身的运动员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费大量的医疗费，基本养老金显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对象性问题。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为运动员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还是仅仅作为国家统一制度在体育领域内的运用，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里涉及到运动员参保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缴费记录是否可被统一制度接受，保险费和保险金如何转移接续?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是否可以视同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该责任又由哪个部门负责?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盖范围问题。运动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目前没有确定。即使我们认定运动员的养老保险应该覆盖所有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优秀运动员，如何确定运动员的参保条件也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运动员在训期间身份较为特殊，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还有的是学生身份，对其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以什么标准界定运动员参保和参保待遇值得考虑。

2、体育保险发展缓慢，养老保险亟待开发

体育保险是指各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为体育运动和体育产业提供的保险。自桑兰、姜涛等事件后，我国已有2万多名运动员自己付费购买了体育保险。但相较于国外成熟发达的体育商业保险，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当缓慢。最早提出体育保险设想是在1995年3月，当时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提案，要求给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6年，香港南华体育会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款1200万元，用于建立专项保险基金，为国家队运动员进行保险。同年5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设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育保险部，作为体育保险的职能部门。闭在国内，体育保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育产业保险，一类是运动员保险。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保险作为一种商业性分摊损失、转移风险的经济手段，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补偿作用。从我国的情况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体育保险大多还停留在一些传统险种上，缺乏针对性。主要原因在于：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业务只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速度缓慢。表现为对体育保险市场开发的意识不到位、专业性不强、保险产品险种少、条款粗、理赔难、服务差等问题：一是险种少，投保人缺乏选择空间。目前，国内专门的体育保险产品非常少，相关险种只有《综合责任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仅有的险种，也存在费率高、条款缺乏灵活性等问题。生命人寿保险业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体育保险产品大多是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财产险的变种组合，养老保险等产品在国内至今还是空白。二是条款粗。由于一些保险公司生搬硬套现有的格式化产品，条款不细，权利和义务规定和体育本身的特点不匹配，保障范围不够全面，难以满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体育、保险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术、理赔核赔技术及保险公估技术的人才，难于开展业务。四是业务对象过于单一导致逆向选择，业务风险无法分散，使保险费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力。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仍然不够。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实行举国体制，运动员由国家出钱培养，由国家拨发工资，有伤病由国家出钱治疗，养老和转业多由国家负担，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这种隐性的社会保险使体育运动主体缺乏风险意识，有的甚至心存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体育运动主体客观上有没有能力购买体育保险。总体上看，虽然目前我国体育保险有非常大的潜在需求，但是一般运动员收入水平都不高，难以支付保费，一些俱乐部、运动队及体育企业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经济效益不好，也无力为运动员投保。

从外部因素看，一方面，体育保险经纪市场发展滞后。成熟完备的保险市场应包含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体。体育保险经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已经有了成熟的运动员保险市场，通过经纪公司购买保险的投保人占投保总人数的50％。相比而言，中国的保险经纪市场发育较晚。全国仅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体育保险中介公司，这与我国庞大的运动员保险市场极不协调。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面窄、比较零散、条款陈旧，和现实脱节且不成体系，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二、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构

我国运动员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约为25％，如果恰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淘汰率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每年平均约有2700名运动员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面临走向人才市场和双向选择的问题。考虑到运动员职业是青春的职业，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或更年少的时候就进入运动队，这使他们失去了其他获得机会，这些机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旨在为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给予补偿。

1、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制度设计

运动员过去的养老问题由国家和职能部门负担，改革后将运动员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改革的成本不应该完全由退役运动员个人承担。如果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类同职工养老保险，要他们依靠个人账户养老，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账户基本上是空的，这实际上存在一个国家没有对他们付出的贡献做补偿的隐性负债问题。为此，应该由国家通过专项财政支出来填补“空账”。从长远看，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更有作为。首先，必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养老基金。其次，坚持公平性原则，调整和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对从事运动强度大、易受伤、对身体健康危害大的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作相应的政策倾斜，让他们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障待遇，这即是对运动员的生存保障，也是对从事高危运动项目的一种激励。再次，坚持统一协调性，政府必须统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伤保险、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福利与优抚问题，促进各项保障功能协调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

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风险，应该建立一个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项共同思路，它既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又能够为被保险者提供更全面、更丰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们认为，我国运动员的养老保障可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偿性养老福利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四个方面。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从财政中列支，设立运动员保险专项基金，向所有运动员提供，其资金来源于体育事业经费。在缴费年限上可以考虑给予运动员一些特殊权利，如将人队训练时间视同工龄和缴费起点，缩短缴费年限，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可以视同缴费年限。在给付待遇方面，依贡献不同给予区别：(1)对人队时间较短、运动成绩一般的运动员的给付。从运动员人队当月起，参照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办法计缴，由国家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比例向个人账户注入基金进行积累，其总额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当，运动员退役后即可转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2)对有卓越贡献的运动员的给付。这些运动员的养老金给付应不低于伤残或者亡故的赔偿金额。

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类同于企业年金，由国家体育总局设立，向所有运动员提供。采用待遇确定型模式(db计划)，即运动员将来退休时的待遇水平是预先确定的，等到退休时直接支付养老金。待遇标准因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而异。替代水平可参照企业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为界。补充养老金主要从福利彩票收入、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广告收入、俱乐部冠名权等商业性收人中提取作为保险基金。

补偿性养老福利金。运动训练是一项青春职业，运动员大多数是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专业训练，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超负荷的运动训练，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短暂的运动生涯过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还错过了人生的最佳学习时机，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设立养老福利金作为对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是社会对他们的回报，也是党和国家对他们负责和关心爱护的最直接体现。补偿的社会学依据是社会交换理论，其重要特征是用代价和报酬分析社会关系。补偿概念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是补偿不同于奖励，奖励是针对人们的贡献和成绩而做出的，不涉及损失；其二是补偿也不同于单纯的赔偿，赔偿大多是针对损失而言。补偿含有奖励的贡献因素和赔偿的损失因素，是二者的结合形态。问补偿金的给付以工龄为依据，资金来源于运动员培养费，可从中拿出部分作为运动员补偿养老福利金。商业养老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体育保险事业，鼓励运动员参加商业保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参加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直接从其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主管部门协助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加强精算，降低保险费率等。就当前而言，鉴于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体育保险险种少、费率高、保障范围窄等问题，体育行业可考虑加强行业自保和互助保险。事实上，在桑兰事件后，我国已经建立起运动员的互助保险，但是这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加强体育保险相关法制建设

立法是体育保险发展的关键和保障。到目前为止，国家出台的《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等文件只涉及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宜，对运动员退役养老和就业保险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与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相配套的法律法规。首先，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法律框架下，将运动员养老保障纳入国家整体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制定相配套的运动员养老保险条例。其次，将商业保险纳入运动员养老保险体系，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体育保险事业，而且还能够利用保险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转嫁体育运动的高风险，更好地保障体育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目前，无论是保险界还是体育界，都还没有明确的、完善的关于体育保险的法律法规，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体育保险的发展。我国对保险监管的基本法律是《保险法》和以《保险法》为核心的相关法规，包括《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保险机构暂行规定》、《保险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合同法》、《公司法》等，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法规，仅有这些法规又不能满足体育保险市场的需求，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国内市场体育保险的具体事项涉及很多法律盲区，必然会导致操作上的不规范。再次，完善保险经纪人、人的资格考试制度、市场进入和退出制度及职业培训制度。只有将整个体育保险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促进养老保险及就业保险的稳定发展。

第7篇

论文摘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因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人权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人权，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8篇

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共同性话题，就上海而言，未来上海市人口老铃化带来的影响已逐渐凸显，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匾乏，劳动力不足以及社区为老服务发展滞后的矛质已开始成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瓶颈，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寻求可行性办法解决老龄化人口的赡养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户籍人口1391.0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万人，占总人口的11.5%;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100岁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学测算标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一般定为60岁或者65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进人老年型社会。上海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其分别超过测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龄人口已经是其总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发展已进人真正的人口老龄化时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据相关部门测算，五年后上海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开始依次进人退休年龄，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届时老年人中八成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十年后，独生子女父母数量将进人高速发展时期，每年将有20万一30万独生子女父母进人老年阶段。局时上海将在全国最早面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家庭成员照料者严重不足将是未来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从独生子女社会承受力来看，独生子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抚养压力，既要负担好几个老人的赡养问题，又要承担子女教育负担还得承担自己的生活成本，独生子女的生存压力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现行统一退休标准，上海市男性人口年满60岁实施退休，女性人口年满55岁实行退休，从家庭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部进步，还按照旧的退休标准实施退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从社会职业结构来看，60岁左右的人还能继续在社会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45-65岁年龄段的人仍然还可以在社会重要部门岗位发挥作用，因而，上海能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实施柔性退休制度，鼓励并规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退休，实施老年人继续再就业，以达到减轻独生子女抚养负担，减缓提前进人老年生活的老年人数增长速度，同时还能够起到活跃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目的。

第9篇

【关键词】重庆卫视 节目内容 改版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改版，其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着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打造自办精品文化栏目，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公益电视服务和良好的收视体验。这次改版的突出变化体现在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购外包节目，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几个方面。

一、重庆卫视改版后面临的问题

不播商业广告，使得观众看节目更加方便，但是在电视剧的播出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电视剧的题材选择上，是不是仅仅局限于播放弘扬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其它题材的电视剧可不可以播?在我国，衡量“主旋律”电视剧有三条标准，即思想积极向上、艺术质量上乘、观众喜闻乐见。①在选电视剧的时候，如果只遵循前两条标准，而忘记了第三条，电视剧播了都没人看的话，收视率也就很难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面对其他卫视的竞争，重庆卫视能不能原创些影视作品出来？这些都值得思考。

重庆卫视改版后收视率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收视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电视台的价值，外国的很多公共电视台的收视率也常常不如商业电视台。但是从节目内容上看，诸如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电视台，都是更多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声音，所以，公共电视有更多文化性节目，更多深度报道。重庆卫视倡导“红色文化”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因此笔者认为，重庆卫视应该在以“红色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同时传播一些其它的文化，让节目的内容更加充实些，应该倡导文化的多元化。

现在在同质化节目泛滥的环境下，节目的形式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因此媒体想要突出重围，吸引受众，就要靠自己不可替代的节目内容。内容为王，才是媒体确立其形象的关键。因此，重庆卫视的改版，要把重心放在节目内容的创新上。但从重庆卫视的电视节目单可以看到，在很多时段播出的都是重播节目。重庆卫视应向国外的一些公共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其它省级卫视学习，借鉴它们中办得好的公益节目。当有重大事情发生时，要制作大型专题栏目来弘扬主流文化，这点很重要，符合重庆卫视的“主流媒体”的定位，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民俗文化这块，要在弘扬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多发掘地域文化，为优秀的民俗文化提供舞台，这样更能体现重庆特色。

二、对重庆卫视改版后节目内容的几点建议

我国目前的电视公益节目的主要类型大致分为电视公益广告、服务类节目、以救助与帮扶弱势群体为目的的民生记录、公益电视活动产品四类。在这四点上，重庆卫视可以进一步创新。

1、重庆卫视改版后增加了公益广告和宣传片

每天播出60分钟，比改版前增加了52分钟。我国的公益广告以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传优秀民族文化、倡导社会公德观念为根本，立足于使更多的公民树立健康文明的行为规范。②正因为这一点，吸引观众注意力就非常重要了，要使观众“想看”并“想继续看下去”，吸引注意力是施加影响的前提。我国的公益广告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宣传味太浓，更像是一个说教短片。从思想意义上来看，公益广告与公众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重庆卫视为了展示重庆改革发展生动实践、颂扬先进模范和感动重庆人物等方面推出的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主题立意没有问题。关键的是在诉求方式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传播的层面上，而应该加强人性化诉求，将自发的一次转化为自觉的终身行为。因此无论是公益广告或是宣传片都不能忽视观众的情感需求，要以情动人，在情感上让观众产生共鸣。重庆卫视现在播出的公益广告都是自己制作的，还可以选择和企业联手，由企业出资来制作公益广告。这样一来，既宣传了企业的形象，也为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来源，也不违背公益的宗旨。

2、服务类节目也是不可忽视的类型

它可以不是一个完整的节目，甚至可以以节目中的小版块形式出现，但要做到以下两点：

（1）传授新知识、新技能和生活中的小常识、小窍门。比如怎样叠衣服可以减少空间等生活中的小窍门。

（2）无偿为受众提供有效信息。比如气象信息和旅游资讯等等。除了平时介绍这些零散的服务信息外，还可以提供多个话题供公众讨论，比如房价、养老保险、高考政策等有关民生的话题，这样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参与愿望，而且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关注焦点热点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公众的生活品质。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这类的服务性节目很多，推陈出新的关键就在于要给观众提供实用性的信息。如何在泛滥的服务信息中，找到对观众切实可用的信息，值得认真思考。

3、以引起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帮扶为目的的民生节目，也可以当做一个重中之重来做

这种节目类似于深度报道，深入到公众中去，挖掘弱势群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揭示他们的生活矛盾和情感。此类节目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主要内容，唤起人们的同情与关爱之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帮助弱势群体。通过真实、朴素、温馨的节目格调，给电视屏幕带来一股暖流。此类民生记录能“从时代关怀、社会关怀、现实关怀出发选取那些社会群体性的题材，正视与反映生活的矛盾与现实，并进行及时的整体性的摄取，运用电视叙事与归纳分析，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此引导人们作深层思考，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且尽可能地缓解矛盾，解决问题。”③如果这类节目做得成功，不仅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们，也能够提升电视台的品牌形象。成都电视台公共频道在其民生新闻栏目《成都全接触》中，推出大型人文关怀环节《特别帮助》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4、电视活动产品指的是以受众参与性社会活动为依托，以电视媒体为主要的手段，在活动进程中向观众进行同步展示的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电视文本

电视活动产品既不同于单个编排的电视节目，也不同于固定播出的电视栏目，而是阶段性编排的电视内容产品，整体来看具有较为明显的层层递进的仪式感。④公益类电视活动产品以受众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为核心，以创意和创新铸造强大的传播力，追求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重庆卫视推出的《重庆好人》节目，其实就可以升级为一种电视活动产品。《重庆好人》展现重庆各行各业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迹的节目。当这些事迹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以此为主题办一个主题晚会，来表彰那些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迹。除了表彰类的电视活动产品之外，还可以推出一些有关慈善类的，让企业和观众都参与其中，多做慈善，既可以宣扬主流文化，也满足了大众文化中受众希望参与的需求。

公益节目关注公共利益，彰显人文关怀，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庆卫视的很多节目都有涉及，但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这两块还需加强。制作出反应人与自然关系的节目，倡导公益环保，邀请全市人民一起参与其中，正好可以呼吁“森林重庆”的口号，既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也可向外界展示重庆良好的宜居环境。

经济是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最好能聘请一些有专业的经济知识的主持人，播出一档演播室互动式财经类谈话节目，采用谈话的方式，可以把财经类节目从单调、乏味、枯燥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因为纯叙事性的小人物大故事这种类型的节目已经有了，而财经类的节目比较缺乏，需要加强。

还可以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全公益性质的教育频道，不播广告，不播少儿不宜的节目。借鉴教育台的模式，可以播出一些知识型讲座，或是有关旅游、健康等方面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节目，适合各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看。在观看电视公益节目的时候，观众能得到视觉、听觉和心灵上的极大享受和满足，在这种情绪状态中，“教化”的内容能够转化为公众内心的一种需要，应该说，电视公益节目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电视对观众施加的文化和哲学影响无以伦比，它正在取代家庭、教会和学校成为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⑤

如果说可以另辟蹊径的话，社区类的节目也是个很好的突破口。重庆卫视可以和社区团体加强联系，将社区里的一些活动搬上电视荧屏，这些节目的制作者可以是非专业的社区居民，用他们的视角拍摄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样不仅能随时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动态，也使公益电视与社区融为一体，有了更多的节目素材。

电视公益频道应该以好的节目内容来吸引受众，让观众参与到公益中来，这样才能凸显公益节目的属性。如果节目不能吸引人的话，观众不愿意看，传播效果肯定为零。因此，重庆卫视节目内容的创新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蔡尚伟：《影视传播与大众传播文化――文化工业时代的影视方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75

②马玉梅、周云利，《论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学术交流》，2000（2）

③黄家雄，《监守媒介精神立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对湖北卫视公益特色的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3）

④唐洁，《论公益类电视活动产品对频道品牌的提升》，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⑤蔡凯如、黄勇贤等：《穿越视听时空――广播电视传播论》，新华出版社，20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