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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调查助力新疆建设
为贯彻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新疆发展能力，制定新疆农业发展规划做出贡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决定协助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开展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的调查。
接受调查后，北京局队领导十分重视。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瑶召集有关处室商讨此项工作，指出北京局队坚决贯彻落实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副总队长邢志宏作为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安排，部署调查。相关处室迅速组成了由业务骨干参与的调查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调查的布置、收集数据，整理资料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近日，应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的邀请，邢志宏一行6人携全部调查资料和1.5万宇的《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调查报告》赴新疆交流调查情况，共同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新疆调查总队领导高度评价北京局队这次调查工作，认为此次调查对新疆农副产品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创立品牌提供了帮助，并希望北京局队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对新疆发展的信息支持。
陕西局
建立农村数据处理新平台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办法，建立了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并于日前对全省十一个市区和107个县(市、区)统计局的150余位农村统计业务骨干进行了新数据处理程序培训。
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在当前全省农村统计方法制度体系基础上，适应了新时期农村统计工作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数据处理上报平台简单、直观，新手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
二是数据处理可拓展性强，非常适应当前变化快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是数据导出导入方便，快捷，为各级农村统计部门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提供了便利；
四是数据处理系统还特设置了操作人员交流平台，便于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及时与上级管理员及专业人员交流，及时处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新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上线后普遍受到了用户好评。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近期，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开展了海南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该调查根据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中并成功访问了800位海南居民，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全省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调查内容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海南公众幸福感调查报告》。
调查表明：近年来海南公众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对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学习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对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为92.21％，工作积极性高。该调查报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其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
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刘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研究员，最近，他写给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被放到了这个部门的政府网站上。他说：“要实现小康，首先要解决就业这个头等大事。只有充分就业，才有收入来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医疗的费用，才谈得到实现小康。同时要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瘦肉精、吊白块、农药残留……在人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一些企业受利益驱使，钻了国家标准缺失的空子，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然而，当你真的去询问周围生活的人“你幸福吗”？答案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从不同机构的不同调查来看，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幸福指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一座城市人民的幸福，跟环境、财富、个人价值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让北京人觉得生活是幸福的呢？
2016年12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会在京举行。报告称，现阶段北京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在这份报告中，具体指数并未对外公布。报告从社会感受与生活目标、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流动性与城市认同以及网民社会心态四大部分入手，依据数字调查报告，全面分析了社会幸福指数的差异。
幸福指数，很简单的四个字，然而，在社会学上，它涉及的问题太广泛，涉及的领域也很复杂。
幸福感节节攀升
2012年9月12日，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与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报告称，在调查的全国20个城市中，大连、沈阳等辽宁居民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天津及山东的城市，而北京居民的幸福指数则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北京也因此成为此次调查中的“幸福低谷”。
在这里，问题来了。仅仅4年之后，北京居民就变得感受到幸福了？幸福感真的是会节节攀升的吗？
在词条搜索中，关于幸福指数的定义很繁杂。其中有几点提醒我们：幸福指数并不是快乐指数，财富多少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不是主要的，对城市的满意度跟幸福指数高低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一项针对世界34个国家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权威报告显示，虽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状r、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平均数，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调查发现，日本失业率极低，在15?64岁民众中，70%的人都有稳定收入来源，而34个国家的平均数只有65%。日本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平均一年工作1714个小时，但34国的平均数却达1739个小时。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为34个国家中最高。单从单项指标来看，多数日本人应该感到幸福，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那么，幸福指数到底是什么，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又是从何而来？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
从上面的名词解释可以看出，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数。即便11个因素中10个因素满意度都很高，如果其中一个因素的满意度过低，也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偏低。
这也正是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偏高的原因。
从环境来看，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大气中雾霾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并没有达到人们不能忍受的程度。另外，因为政府一直积极面对这两项问题，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进行治理，也让北京居民在对交通、环境的未来发展上有着良好的期待。有数据表明，北京居民对于雾霾的治理75%以上的人认为，政府治理力度令人满意，并对治理的结果持有好的预期。由于各个发达城市都曾经面临过相同的环境问题，北京人普遍认为，雾霾的治理前途光明。
从收入、就业角度看，北京整体收入偏高，尤其是2012年之后，各个行业的就业很稳定，虽然物价涨幅很大，但相对于收入来说，北京人平均收入尚能满足生活的需要。
而教育、卫生、健康、社区生活这几项，可以说，北京人是相当自豪的。北京有全国最好的教育机构，有最好的医院，这让北京人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身在北京，你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环境，各种文化娱乐大幅度地满足了北京人精神层面的追求。
对于北京人来说，不论是老北京人，还是北漂一族，北京总是以包容的态度，从容的气度海纳百川。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很高，个人发挥的空间很大，幸福指数在全国排名偏高，很容易理解。
对于2012年的调查，多数北京人认为，近些年来，北京的规划与城市建设脚步发展很快，北京人的幸福指数确实可以用节节攀高来形容。
北京人：我的根在这里，
我的幸福在这里
随着城市脚步的发展，城市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从老城区迁往了郊区。最开始，很多北京人不能接受。小风的爷爷奶奶就是其中的两位。他对笔者说：“世世代代生活在城里，我的爷爷奶奶对于迁往郊区生活是最不能接受的。当初搬迁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大有就要背井离乡的架势。然而，随着发展，爷爷奶奶慢慢开始喜欢上了新的居住环境。首先，告别了大杂院，生活便利了很多，上厕所、洗澡都不再是问题。这几年，四环以外的小区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商场、餐馆、便民设施、网络越来越完备。现在，谁还会为了买东西进城啊？网络的发展更是快，坐在家里什么东西都能收到，想吃什么手机下单一切搞定。爷爷奶奶虽然岁数大了，可是都知道让我们年轻人用手机下单，生活方便度，有哪里能媲美北京？小区里的绿地多，没事谁还会去公园？爷爷奶奶天天和周围的同龄人在小区空场聊天、下棋，那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
对于北京的老年人来说，幸福指数在全国居于第二。日前，“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在北京。该指数主要针对我国各省市老年人社会服务、福利待遇、健康等多项指标评估。“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与智睿养老产业研究院联合，首次对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老年人政策环境进行评价，并对老年人政策和服务发展趋势作出判断。据该指数显示，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北京、上海、山东、江苏、贵州、福建、陕西、甘肃、山西。其中，北京在政策环境、老年人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老年健康与教育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包括持续向60?79岁重度残疾人、8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养老（助残）券；较早出台了《养老设施专项规划》。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北京人来说，生活的方便舒适是他们幸福感的来源。而从“根”的角度来说，北京人也有着幸福的感觉。郎先生是一位30多岁的老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对北京的热爱是众多土生土长北京人的一个缩影。他说：“对于北京人来说，提及幸福感，首先就要说一说归属感所带来的幸福，用咱北京话讲叫‘踏实’。无论您走在繁华闹市还是胡同深处，您都有种在家的感觉，这种幸福来自地域优势，更来自根植于这里的城市情结。以我为例，北京不但给予了我生命，更为我带来了无尽的创作源泉，这些创作也为我的事业打下了越来越深厚的发展基础。坐在自己家里，写自己家发生的故事――这点对于一位创作者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此外，生活在北京，幸福感同时来自国家优质资源。北京作为国家的特殊地位，治安保障、民生建设、文化发展等领域均处在全国发展的第一梯队中，身处这样一座城市的人们，无疑成为了受益者之一。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企业与机构乐于在北京或是建立根据地，或是打造梦想之舟。这不但为北京人带来了便捷、丰富、优质的服务体验，更提供了多样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只要您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并乐于付出，肯于努力，在这座城市里都会得到收获。”
北漂一族：文化与宽容是我的幸福来源
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这种现象在小城市更是如此。王阳阳来自江苏某县城，在女儿5岁以前她在县城的银行工作，有一份在别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女儿5岁这年，她和做服装生意的丈夫因为“小三”的原因离了婚。尽管从婚姻角度看她是受害者，然而，在众人的眼中她却并非如此。在她的家乡，大家普遍认为，丈夫出轨并不是什么大事，做妻子的人应该更多的是宽容对待。更何况，她还是生的女儿，而“小三”却给丈夫生了个儿子。在离婚前，周围的亲戚很多人竟然劝她：“你只给他生了个女儿，你老公都没跟你离婚，你干吗要离婚？”亲戚的不认同，周围同事也是多以看笑话的心态对她，让从小要强的王阳阳毅然决然地带着女儿离开了家乡。多数江苏人都喜欢去上海发展，但是王阳阳离开的时候，恨不得离家乡越远越好，于是，她选择了北京，成为了北漂一族。
在北京，她经过同学介绍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纳，由于她肯吃苦，工作努力，慢慢从出纳做到了会计，5年之后又跳到了一家大公司出任财务主管。生活慢慢好起来，从开始居住的地下室，搬到了四环以外的居民楼里。女儿也从上打工子弟小学，转学到了一家民办小W。说起幸福感，她说：“在别人看来，也许我发展得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个公司职员。然而，对我而言，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我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尤其是在思想意识上。生活在北京，周围的人不会问你私生活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从家乡出来，在思想意识上也没有家乡那种女人就应该为男人活着的压抑感。这个城市太大了，也许有人会说这里不是家乡，会寂寞，我却不觉得。我觉得个人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北京这个城市在思想上自由、开放。我在这里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尽管压力很大，可是我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好。我的女儿也很喜欢北京，在这里，她如鱼得水，跟周围的孩子非常融洽，更重要的是没有人问她关于爸爸和妈妈离婚的问题，她活得很自在。”
正如王阳阳说的，北京是非常包容的一座城市，无论你是哪种形式漂在这里，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这里的人，只要你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对工作保持着激情，你总能在某一个位置上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哪怕仅仅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微光，也依然能够照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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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当前幸福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外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将幸福感问题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幸福感问题关系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健康和谐，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取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为视角，对这一现实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之所以使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而非笼统的“泉州农民工”，是因为考虑到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且这样圈定范围会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幸福始终是人类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华・威尔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标志，该文对当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问题。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的调查描述到幸福理论的建构，再到精确测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认同Diener的概括：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如学术界对幸福理论的热烈探讨和系统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纷纷开展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深圳把树立“幸福感”作为发展的新标尺，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我国研究幸福感的时间不长，各地的研究依据和测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工具至关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结果虽具较大参考价值，但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而且，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因而在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尚有较大的空间和价值。
（二）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占全市人口近1/5。他们从最基层支撑起泉州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晴雨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权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泉州这个拥有众多中小加工企业的城市来说，正常发展更是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点在曾经发生过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验证。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当时的缺工量最高时曾达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后来经多方努力，问题得到解决，但隐忧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这一东南沿海城市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意识到强调幸福感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学者研究探讨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问题，重视幸福感的评选、排名，那些幸福感较强的城市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全国瞩目。为推动经济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经济区的良好形象塑造起来并宣传出去。泉州作为该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阵地，本身的形象和对外宣传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方面，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泉州与外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社会，但对应的面相当广，且近年来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一直热切关注，更容易产生广泛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越强，其宣传效果无疑会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导致问题迭出，其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状况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优势，有些措施和政策还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泉州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别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年间连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使其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具体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问题。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其独特性，影响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考虑到这一因素，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来参考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问题：章洵在武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据吴静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中，与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才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如感觉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会不公平、与在农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人认为与泉州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如他们也明显感觉到本地居民自我优越感很强，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间普遍使用闽南语方言交流，他们完全听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碍巨大，距离感更强。这些问题都属于较深层次的问题，单靠普通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泉州的企业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主导。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在原始创业阶段，通常无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对员工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当前这些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泉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积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业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这与广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创业，本地居民为外地企业家打工服务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还没有外地投资客在泉投资的具体数字，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比率非常小。这样在泉州地区就形成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并对外来务工人员容易产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视态度。
另外，泉州地方语言所隶属的闽南语系也相当特殊，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闽南语在发音和构造上都极为特殊，外地人很难听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谈时基本上习惯使用闽南语，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话，从而形成外来人口了解闽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坚固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多见。这种语言文化环境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济环境，合起来便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强烈阻力。外来务工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形成有效的归属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一）在继续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环境，人们往往会想到工资的增加和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善，这些无疑是最先要考虑的，泉州本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的生活环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分享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促进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觉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设施等大的环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适合他们的休闲场所等。这些正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弱项，对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政策制定还应着重考虑净化环境、便利交通设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阂，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并认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会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可以营造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对于这一点，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文化中有着丰富、优秀的底蕴和内涵，可以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积极影响。例如，闽南文化中处处展现的爱拼敢赢精神，尤其是华侨们早期创业发展的经历，与闯荡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钦佩和共鸣；尊师重教、爱国爱乡、闽台一家的传统则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豪感，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高的价值认知……
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闽南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如企业、社区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等。另外，提倡和鼓励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他们的交流，减少隔阂。
（三）营造友善开放的氛围，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样也属于他们。因此，积极营造开放友善的环境，鼓励和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选择。为此，可以定期在社区等地方组织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接活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长、互帮互助。同时，将一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吸收进来，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从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为此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励。
幸福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的终极问题，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更是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对于泉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来说，有如此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既是财富又是挑战。有效促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责任，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DB/OL].国家统计局网,2010-03-19．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Diener E．Subjective Well 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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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6).
你是有闲一族吗？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由央视经济频道发起，整合国家统计局的专业调查优势和邮政的渠道优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分析工作。调查聚焦了公众最关注的经济生活话题，通过数据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提炼国民幸福观。
“调查通过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较多，回收率达到80%以上，这在大规模调查里是比较罕见的，回收率高，调查结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认为，不同于社会调查的发放问卷，本次调查是按统计规律来做的抽样调查，也叫概率调查，结果非常接近全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居民幸福感调查，今年的亮点是新增加了国人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调查，调查试图寻找国人收入增加后，在时间分配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同幸福感的关系。
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在全国十省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调查样本涉及1.8万户家庭的4.5万人，选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踪受访者，并按时间顺序每隔15分钟记录其活动，调查很细致，数据量很大。
据胡大源教授介绍，今年央视关于闲暇的调查结果同2008年很接近，调查发现，闲暇的利用方式能影响受访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会很热爱他的工作，工作时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时产生。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工作时间延长，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产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是产生幸福感的时间——闲暇时间。
闲暇之于幸福
闲暇时间，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一定会大打折扣。
调查同时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人均休闲时间较少的现状。其中，8%的受访者没有休闲时间，超过65%每天休闲时间在3个小时之内，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只占调查人数的26%，其中大于5小时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绍，从国际水平来看，虽然每年“有闲”的标准会有浮动，但整体趋势是欧洲人每天有5小时休闲时间，美国稍低于欧洲，每天约有3.5-4.5小时。比较看来，国内的工作时间比欧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人的休闲时间同国际水平还有距离。
在地域上，闲暇地区的分布和经济发展程度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调查，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从辽东半岛到长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这些区域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休闲时间比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西南地区。将这两种分布比较时可以看到，收入和闲暇，似乎处于两者不可兼得的状态。
但进一步研究调查报告，可以发现年休闲时间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关系。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没有休闲时间，在这个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拥有1-2小时休闲时间比较普遍；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没有休闲时间，2-3个小时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闲时间段，闲暇在3小时以上的超过30%。
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人还没有达到“闲钱兼得”的境界，对他们来说，休闲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靠收入来购买。这多少说明一个道理：在收入没有达到“门槛”之前，人们很难实现“有钱有闲”的状态。
如果说，闲暇是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根据这次调查，国民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些被动，不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但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笔者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同学就曾感叹，高收入者能选择的休闲活动很多，我们却不得不用些“经济”的方式，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
“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据魏翔在美国的研究，习惯于被动休闲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人网聊的时候美国人喜欢阅读。还有，我们崇尚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
魏翔还谈到了一些在美国的见闻，比如中国人锻炼时间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从整体上看，锻炼的比例在下降，这和美国的数据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们崇尚积极生活的态度，追求匀称、健康的身体。
“因此，休闲教育是重要议题，需要在中国推行。同时，国家有责任将更多税收用于公共休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这样。”
另外，收入确实会影响休闲质量，但本质上关系并不大。生活观、性格、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化进程等因素，才是影响休闲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层面，要转变观念，学会用生活引领经济，了解生活的目的。”
总之，要摆脱这种无奈，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同时，人们在学会工作的同时，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
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实事进一步制度化，让人民群众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始终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0年底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经济工作一样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民生指标，启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江苏省《“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内容占了22%，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七年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了要做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倍增计划”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规划》把“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强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点更加明确，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六个注重”（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加强自主创新、注重发展现代农业、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苏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即做出《关于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决定》，提出实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内的“八项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突出“四个群体”增收，拓宽“五大增收渠道”，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苏省《关于大力推进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见》正式出台，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家权威媒体均以“收入倍增计划”6字作为文眼，统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谓突出了江苏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问题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密切
1. 贫穷成为影响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许多研究发现，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调查中也发现，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预期也对幸福感很有影响。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总理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清楚地表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也不是以现代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2. 不断加长升级的江苏“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小撒探会》节目中写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众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学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罗志军解释说:“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江苏是一个教育大省，对于大学生群体，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苏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有两万亿的产值，预计到2012年能达到三万亿，到2015年能达到五万亿，甚至达到七万亿，占了工业经济总量的60%，这样大的结构转变，需要大量符合新结构的人才来支撑。这样的发展新阶段，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
关键词 幸福感 显性因子 隐性因子 幸福悖论
一、 引言
经济学在对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的研究中产生了对效用满足等主观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论的出现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研究经济行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效用理论过于严格和理性的假设(如完备性、传递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经济行为上出现了与人类真实福祉(即幸福)相背离的现象。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现实中人类的行为选择并非都具有一贯的理性,记忆偏差、适应水平、参照点依赖等非理性心理机制的大量存在,极易导致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使人类的行为选择偏离其根本福祉。这些导致偏好变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证据的大量发现,引发了效用理论的幸福意义上的革命。现在,幸福研究已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复杂更深层次的人类心理体验,效用反映的只是人们行为选择上的显示性偏好,两者在研究层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财富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就变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了。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物质财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
*谢识予,复旦大学博弈论与数量经济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邮政编码:200433;娄伶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编号:B101。本文的电话调查得到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协助,44位经过培训的复旦大学学生担任本调查的电话访问员,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大量调查显示,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比过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别是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收入幸福悖论”(后面简称“幸福悖论”)的发现(Easterlin,1974),更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的兴趣,此后开始了对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关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论主要是在高收入国家的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明显存在,在低收入国家中则较少存在,而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表现形式。比如,时间纵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财富的成倍增长而增长,欧洲自1973年以来,也没有增加,幸福感状况表现为一条几乎没有变化的水平线(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收入和幸福之间则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国研究发现了1.5万美元的幸福临界点,在人均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贡献较为明显;在人均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对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则发现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影响呈现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幸福报酬递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更好地认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解幸福悖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幸福悖论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经济学的“相对收入假说”、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 “享乐适应”理论进行解释(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则认为是富裕社会的过度舒适妨碍了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来学者以心理学的“享乐水车”理论为基础,划分出更为细致的水车效应,如“满意水车”(Kahneman et al.,1999)和“社会水车”(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论,强调相对消费和地位(positional)竞争等社会性攀比行为在幸福悖论中的作用。
经济学家对人们在收入、消费、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为已经有过广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仑(Veblen,1899)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Scitovsky,1976);荷诗(Hirsch,1976)创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Frank,1985a,1985b,1999)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隐性消费”(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两大类,通过人们在这两类消费领域的不同行为特征的分析来对幸福悖论进行解释。这一理论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幸福悖论产生的微观机理有着重要的启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费也日益突出。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幸福悖论在我国现阶段是否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少。理论研究方面,田国强、杨立岩(2006)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omitted variables)理论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探讨了幸福悖论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涉及中国人的幸福状况。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针对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测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国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属性的检验分析(邢占军,2005),对中国大陆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调查(奚恺元,2006;邢占军等,2008),对大学生的幸福状况的调查(严标宾等,2003),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调查(赵立军和刘旭华,2002)等等,只有少数学者用相对收入、预期(欲望)等比较行为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原因(罗楚亮,2006)进行了探讨,但国内根据经济学理论探讨收入幸福规律和幸福悖论在我国存在性的研究还是较为少见的。
本文将在以往学者提出的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社会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幸福与效用的区别和联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否成立等理论命题进行检验。这对于把握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规律,科学评价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义。
二、 显性因子和幸福悖论:理论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内在主观体验[ZW(]有关幸福的详细定义参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费、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的经济因素,又可以包括亲情交流、健康休闲等无法用货币计价衡量的非经济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明确感知,后者多为人的情感体验而难以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费在带给人情感享受的同时会掺杂较多的认知评判体验,而亲情交流则可能没有严格的认知比较思维的参与。二者带给人的幸福体验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根据认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将影响人类幸福的经济因素称为显性因子,非经济因素称为隐性因子,同时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应的“消费”体验分别称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
本文认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人的认知比较容易产生,人们对其进行消费时会获得情感享受上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极大地受到社会标准的导向和影响,在人际之间会产生明显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费带给人的幸福感由于社会比较的参与而发生变异和扭曲。如一个人实现了对某种商品的拥有,他会把这种实现的结果与自己拥有的、自己最想实现的、别人拥有的进行比较,这种相对地位的高低最终会影响到该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类认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现实中幸福与效用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认知攀比会使人们在对显性因子的追求过程中偏离幸福的轨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满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显性经济领域,外在刺激通过人的神经心理机制所产生的幸福是经过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内在的幸福感受带有明显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迹。比如人们更换更快更奢侈的车子或越来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产生的是效用上的满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时,我们可以把效用作为显性消费和幸福之间的价值中介,通过幸福和效用的关系,效用和商品数量的关系,来间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
因为显性消费的效用中介有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这种性质传导到幸福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导致显性消费的边际幸福递减。而且受人的生理阈值的明显约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转化成幸福。许多人在获得消费效用的同时不仅没有感受到幸福,而且会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的边际递减可能更快。另外,显性消费所具有的社会攀比效应还会产生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负外部性,造成较大的社会福祉损失(Ng,2003;Frank,1999),因此显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会进一步受到影响,边际递减更快。
与显性消费相反,亲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隐性消费和幸福之间则具有直接的联系,其消费享受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无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对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因此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此外,隐性消费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对社会生活也会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隐性消费往往具有边际幸福递增的性质,对幸福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个理论命题是:
[HTH][STHZ]命题1:[ST]显性因子具有边际幸福递减倾向,隐性因子存在对幸福的边际递增作用。隐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可是,现实中人们往往相对看重显性消费,特别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费,而忽视家庭生活和健康锻炼等隐性消费(Frank,1999,2005)。现在根据命题1中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就可以在理论上解释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享受了经济财富巨大增长的实惠后,幸福水平却没有相应增长的“悖论”了。因此证明命题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幸福悖论做出理论解释。
收入,作为“显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际之间产生攀比和竞争的负外部性,相互之间的人际竞争,使绝对收入水平对幸福的影响较小,决定幸福的收入变量主要表现为相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时点,收入与幸福之间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又由于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趋势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中会发现正向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而在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由于社会攀比所造成的个体幸福感在社会比较线上下的提高和降低会一一相抵,这就使时间序列的社会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现总体不变的长期趋势,出现明显的幸福悖论。因此,我们可以将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关系进行如下更为具体的命题总结。
[HTH][STHZ]命题2:[ST]在时间纵向比较中幸福未必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在横截面比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数,收入与幸福存在对数曲线关系。
由于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注重显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之外,也把研究视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隐性生活领域,以探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
由于幸福的产生与一国的体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的探讨中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既定的环境变量进行处理。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幸福函数写为:
其中,E是文化、政体、地域等环境因子,E ―表示其对幸福的“定值”属性。C是显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质条件、工作成就、物价、经济发展等。U(C)是显性消费的效用函数,表示显性消费通过效用中介产生幸福的机制。I是隐性因子,包括年龄、性别、个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等。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一般具有如下性质:H/C0,以上性质基本上刻画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两种不同作用规律。
在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显然也存在比较普遍的攀比行为,背后主要是“面子”问题。这会产生很强的显性消费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递减倾向。但我国传统上又是重视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国家,因此隐性因子对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较强。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将在实证部分对这种规律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不均衡增长的态势,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绝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因此在认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我们的调查只能得到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也只能对命题2中横向比较的结论进行检验。
三、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数据调查[KH*2]
为了实证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检验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数据[ZW(]问卷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区的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共调查2381名被试,获得有效样本808份。。对一个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单独调查,可以排除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差异等定值因素E的影响,揭示个体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因素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对深入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在规律有重要意义。
该调查包括有关个人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环境满意度、物价房价变化的影响和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五方面内容,涉及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经济发展、股市、房价、物价、利率政策、政治活动、环境治理、医疗社保、人际关系、健康等25个问题。其中股市、房价、物价、家庭月收入等是影响幸福的显性因子,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环保等是隐性因子。调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调查方法,如让居民用0分(表示“一点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级打分法对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过对定性结果的有序赋值得到相关数据。在具体统计中,我们对调查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方便分析的归并处理,对性别、婚姻、年龄、职业、、子女状况等定性变量进行了哑变量设置。
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样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况如表1。实际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数是8分,众数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为7.15分,标准差是1.756。其中大多数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状态)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间。这与文献中国外居民幸福感状况的调查结论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检验
首先用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数据对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命题2的横截面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文献中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通常以没有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情况下的幸福和收入的两变量简单回归为基础(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将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这里采用的幸福数据是居民对自己幸福感的主观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区间平均值。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对数收入的回归参数仅为0.38,R2=0.027685,说明收入尽管呈现与幸福感的显著正相关性,但却只能解释幸福感差异的极小部分。表2的回归结果与横截面数据研究文献得到的普遍结论相吻合。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线如图1所示。
图1意味着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规律的成立,验证了命题2的收入幸福对数曲线关系,证明“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存在的。图1显示,大约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HJ*4/9]左右存在一个临界点,在5000元以下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明显,在5000元以上边际报酬逐渐趋近于0,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微弱。
(三) 影响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样本数据对隐性因子和显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对命题1进行检验。因为幸福数据是排序等级数据,而且需要考虑的解释变量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变量向量的行数或分层组数,j为被解释变量H的分类,j=1,2,…,10。αj为常数项,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别代表年龄层次、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层次、职业、子女状况、公平与效率选择、媒体选择等有关被试的个人信息的人口统计学变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别代表物价上涨影响、理想实现程度、健康水平、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人际关系、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月工资、新闻关注范围,以及股市、房价、利率政策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程度。这些变量放在u(•)函数中是因为调查得到的是这些变量的主观感受程度,而非这些变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别为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
1. 回归结果
808份调查数据的有序logistic回归的主要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个幸福等级所对应的常数项和主要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删除了“媒体选择”分类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
注:这里采用的是Logit连接函数,下同。
a这里参数设为0,哑变量设置以该变量为参照,下同。
表4输出了模型的拟合检验结果,模型总体检验的似然比统计量(-2 Log Likelihood)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0.05,表明模型拟合数据。比例优势假定的P值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连接函数的模型拟合较为理想。
模型拟合优度评价的另一个指标是伪决定系数(PseudoRSquare),与一般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不同,它们在取值和意义解释上与真正的决定系数均存在较多差异,只能作为模型拟合优度的参考。表5给出了logistic回归的三个伪决定系数: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别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释应变量变异的一部分。由于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系数,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模型的拟合情况,关键还要看模型的经济学幸福逻辑意义如何。
2. 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归中发现的相关规律进行解释。logistic回归是通过回归系数来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OR)。回归系数表示的是对数优势logit(p ∧)的平均改变量。优势比是被用来作为自变量对应变量作用效应大小的指标。二者的关系为:OR=exp(bj),其中,bj为回归系数。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幸福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物价上涨,其回归系数为-0.376,优势比为exp(-0.376)=0.69,表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物价上涨程度的影响每增加1单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类高端的优势将改变0.69倍,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是影响小者的0.69倍,且该变量通过了Wald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00
其次对幸福存在负面效应的因素还有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优势比为0.77)、股市的影响(优势比为0.94)、利率提高的影响(优势比为0.98)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除了对同性恋的认同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3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的影响的优势比几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与影响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没有太大差别。相比于物价因素,这些政治经济因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联影响较远或难以觉察,人们在评价幸福感时常常会忽视这些因素。对这些因素,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虑删除。
对幸福正面影响最大的是人际关系满意度,其回归系数为0.437,优势比为1.55, P=0.000,说明对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对幸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对幸福有正向影响的自变量还有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P=0.020)、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P=0.000)、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P=0.00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P=0.000)、经济发展(优势比为1.17,P=0.088)、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为1.04,P=0.320)、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实现程度、健康状况、医疗社保、环境治理和新闻关注范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说明该变量与幸福关系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虑。而经济发展、家庭月收入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幸福的影响均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仅为1.04,说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优势仅是低者的1.04倍,验证了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的悖论现象。
在无序分类自变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显低(回归系数=-0.426),其优势比为0.6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3),说明性别在幸福决定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男性幸福感优势只为女性的0.65倍,这与文献中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这可能与性别的社会角色认同的差异有关,相比男性,女性的社会责任感较少,生活压力较少,对生活更容易满足。
相对于学生,农民(优势比0.35,P=0.043)和企业主(优势比0.44,P=0.043)的幸福感显著较低。在所有职业分类中,农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业主、单位员工,而学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底层农民和创业企业主的生存压力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婚姻状况中,未婚者、离异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已婚者的0.51倍(优势比为0.51,P=0.064)。离异者的幸福感优势显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优势比为0.06,即离异或其他婚姻变故者的幸福感优势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离异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一发现也与文献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够提供亲情网络的情感支持,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水平,对人的幸福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幸福感中最强的预测指标之一。此外,子女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对幸福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删除。
综合以上分析,物价、理想实现程度、健康、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人际关系、医疗社保、环境治理、新闻关注范围、婚姻、性别10个变量不仅与幸福优势的相关程度较大,而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四) 显性因子与隐性因子的特性检验
进一步地,以优势比作为衡量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大小的近似指标,以优势比是否大于1作为边际贡献递增或递减的分界线,对命题1的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增的性质和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减的性质进行验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价(优势比为0.69
在隐性因子中,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1)、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1)、人际关系(优势比为1.55>1)、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1)等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报酬均存在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的边际递增趋势明显。以健康状况为例,健康状况的满意程度每提高1个等级,幸福优势将改变1.34倍,幸福感出现明显递增。而且,以上对幸福的边际增进作用明显的隐性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对命题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个出现边际幸福递减倾向的隐性因子是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
这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隐性因子对人们的幸福感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幸福不是来源于人们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收入变量,而是来源于需要经营的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等隐性因子。这是一个与人们直觉反差很大的“悖论”结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显性因子过度追求的做法带来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满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经济因素上做文章的话,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就业。这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响了警钟,因为这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回归结果中家庭月收入的优势比仅为1.04,几乎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够挤压人们用于隐性消费的时间,反而起到了消减幸福感的反作用。实证验证结果对命题1和命题2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也对本文的理论结论进行了充分验证。
根据表3的参数估计值,参照计量方程(3)可以写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价上涨的影响,Ach代表理想的实现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对同性恋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际关系,Mec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Env代表环境治理,Gen代表性别, Occ代表不同职业,Jus代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Mar代表婚姻状况。
可见,从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数项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外,各自变量对应的回归参数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级的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规律是一致的,随着幸福等级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断增加的。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2个命题的实证检验,本文理论部分的主要结论均获得了较好的验证。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国(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同幅度的增长,家庭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的双曲线规律,而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收入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幸福悖论”现象在中国明显存在。在幸福影响因子的检验分析中,人际关系、婚姻、性别、健康、医保、环境等隐性因子对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物价、股市、利率、收入、经济发展等显性因子。隐性因子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增规律,而显性因子则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减的规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显性经济因素而是隐性非经济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增进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为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确途径。
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的边际递减规律的发现,意味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显著地多,这表明经济发展中过度重视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对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国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状况均有显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国人幸福感需要在隐性因子上做文章。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物价、房价、股价等显性因素并不是增进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隐性因子,如婚姻、性别、职业、医保、人际关系等却是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应该在减少离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减少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压力,改善医疗和环境质量、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多做文章,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三,经济发展应坚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确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不应以越来越高的收入或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为目的,发展成果不应浪费在社会攀比性强的炫耀性效用的满足上,而应该重视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隐性保障或隐的加强,切实落实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印尼、菲律宾等落后国家持平,在提高国民福祉、建设福利经济社会上尚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在全球经济处于不景气的“谷底”阶段,我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刚好比在全国上下都忙着赚钱的“峰顶”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和加强影响幸福的隐性因素上,搞好医疗、教育、交通、环境,让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亲情,去更好地休闲和享受生活,让人们从赚钱的繁忙之中走出来,真正地体会幸福生活,这样可以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营建一个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和谐社会。
总之,经济发展应该是一条“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长”之路。在这条“中庸之道”中,一边是不与金钱挂钩的工作制度,一边是要与亲情挂钩的休闲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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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企业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切入价值链的中高增值环节来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实中，企业的眼光却还是瞄准于尽可能地压低劳务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严重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机会缺乏的矛盾。心理学家katja调查发现，对于青年人而言，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与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满足这一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择业资本”，获得有发展前景的、稳定的、能让自己从中获得满意情绪的工作。而现实中，社会培训机构少，培训费用高，企业内部培训机会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主导的公立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无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与社会认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为平台彻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命运，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但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社会文化的影响，“进城打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处于敏感、躁动、安全感低、自我意识强的青春期，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理，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城市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变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和两级分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显而易见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然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和保障；在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主参与程度低，工会的保护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企业内部也缺少畅通沟通的渠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行为特征来看，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现实存在严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四大矛盾。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和薪酬体系是否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有无职业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产业现代化——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现状，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盈利基础的产业模式，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加快自主创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终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继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跃升。企业应注重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新型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同时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协同成长。
2、员工知识化——建立培育机制，营造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发展，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做支撑。各级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重点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工作岗位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增强培训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满足他们的成就动机。同时，企业可以与社区、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合作，根据农民工工作实际情况，以开设网络学习室、成立技术辅导小组、周末培训班、组建农民工观摩团、开展交流会等灵活多样的培育方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3、社会开放化——降低市民化门槛，提高社会包容性。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是提高农民工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全社会应努力形成一种接纳氛围，彻底消除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平台；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步伐，摒弃制度性歧视，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时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城市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建立起能够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养老、医疗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维持其社会责任，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组织发育等多种途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应推进参与型组织文化，保障内部沟通顺畅，授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利，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但并未提供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幸福感。如果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在城市活动中的参与度，则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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