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2 0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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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高考”作为我国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制度，是目前全国人民公认的最公平、最公正的制度。“高考状元”作为各地区高考的最高分得主，高考“赛场”的金牌获得者，它的出现是一个学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勤奋与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教育方式和中学的办学理念、教师水平、教学方法的完美结合，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每年高考放榜后，“高考状元”因其特有的价值与影响赢得社会的强烈关注，“高考状元”都牵动着考生、高校、中学、老师、家长、商家、媒体乃至全社会的“眼球”，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在我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2005年香港高校进入内地招生后，两年间就招收到18名状元，对北大清华等内地高校生源格局发起强有力的冲击，高校生源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巾帼不让须眉”，男女状元“平分天下”
北大清华复旦“最受状元青睐”，香港名牌高校成“状元新宠”
榜单显示，北京大学最受高考状元青睐，高居“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大学排行榜”榜首，清华大学仅次之位居第二，选择北大和清华就读的状元合计占总数的90.73%，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复旦大学列第三。位居前十的其他高校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最受理科状元青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最受文科状元青睐。北京、香港和上海等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高校是高考状元的首选，中西部名牌大学少有状元问津。
炒作高考状元现象屡禁不止
高考之后，状元常常成为热门话题：状元真姓大名、性别、出自何校，“状元”们的考试心得、爱好、成长历程、获奖情况……都被——翻出。与此同时，各大高校“抢状元”大战也拉开了序幕。
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全科“状元”、单科“状元”；裸分“状元”、加分“状元”；全国“状元”，省、市、县“状元”……围绕着高考状元，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啼笑皆非的新闻。
为了避免炒作，今年高考放榜后广东省考试院出了狠招——对文理科前十名考生的成绩进行了技术屏蔽，这部分考生压根查不到自己的成绩，只能静候单独通知。强制性的技术屏蔽让2012年的广东状元信息寥寥，但是在别的地方则不然。
四川自贡上演了状元“乌龙”的闹剧，一林姓考生在网上被传为高考状元，所在学校准备了庆祝的烟花，当地媒体纷纷前往采访。数小时后，被证实为假消息。媒体一哄而散后，只留下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北京，人大附中学生雨中“拜状元”的图片出现在网络上后被疯狂转发和评论。图片中，一名身穿白底红条人大附中校服的中学生，冲着操场边摆放的两张大头照鞠躬，大头照上两个主人公分别是今年北京高考文理状元。
而在微博上“天津大学生网”一条微博声称，“一名高考状元在清华北大的争夺战中选择了浙大，原因：浙大答应录取他没有过线的女朋友。”后被证实为谣言。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的微博竟然被转发上万次。
状元被过分炒作的现象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这种对个别学生的过度宣传已经背离了教育的使命和本质。
事实上，炒作高考状元是对教育的误导，教育应当面向全体学生，而不仅仅是突出状元个人；教育应当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应仅仅关注分数。炒作高考状元，潜意识中就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唯一标准，而各中学竞相攀比高考升学率和名校升学率，毫无疑问也背离了教育的追求。
“客观地说，在炒作高考状元这场大戏中，媒体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湖南大学一新闻学教授认为，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吸引受众的眼球，状元每年都要被媒体过度“消费”。他指出，这种行为其实有损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媒体更应当把重心放在引导学生成才，为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之亡。”
谁在制造状元崇拜
热捧状元，在我国是有历史渊源的。科举制度下，“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成名天下知”。高中的状元头戴金花乌纱帽，身穿大红袍，前呼后拥地插花游街，这无疑大大满足了迂腐读书人的虚荣心。“金榜题名时”的无限风光，也让人津津乐道。
科举制度已经废弃百多年了，但高考状元依然很“红”，其所牵涉的面绝非媒体行为这么简单。有专家认为，高考“状元”其实形成了一条利益链，学校、教辅机构、家长、企业、媒体“心照不宣”地热捧状元，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学校宣扬“高考状元”是为了显示学校的教学质量，增加学校名气，吸引生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学校甚至不惜重金。今年高考前，河北邢台一中在教学楼正门和学校大门之间，搭建了一个高台，高台上停放着一辆黑色轿车。邢台一中办公室副主任郑利民表示，轿车是奖励高三老师的，“对于培养‘状元’的老师，学校每年都会重奖!”
就个人来说，一个“状元”被学校、街道、政府部门等层层奖励下来，能收获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元的现金奖励和各种荣誉。早在2007年，福建省考生陈默获得理科状元后，在一个月时间内就得到了68万元“奖学金”。有一位宁乡的高中班主任告诉记者，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崇尚分数”意识仍然很浓。状元就是所在中学的“金字招牌”，甚至直接体现中学的实力。出了状元的学校在招生中有着巨大优势，一大批初中尖子生都会往这里挤。
而争夺高考状元也成为了高校之间实力的比拼和较量。为了抢夺“状元”，一些高校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奖学金”、“自由选择专业”等优惠措施是高校在招揽状元时频频使出的招数。2010年，国内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甚至打起了口水战，一家说自己囊括了全国九成的理科状元和近三成的文科状元，一家则称将六成以上的状元收归门下。而今年7月6日香港大学了新学年内地招生结果，称今年接到逾1.2万名内地高考生申请，录取363名，包括21名“省区市状元”，创下录取内地高考状元数目的历史新高。
热捧状元的还有一种群体——商家。当状元成为热捧的对象时，那些敏锐而逐利的商家自然就盯上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为了挖掘“状元”们的潜力，商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找“状元”做广告、代言产品，各种“补脑液”、“益智胶囊”、“学习机”都争相和状元扯上关系。甚至还有高考状元代言的名为“贴身侍卫”的学习短裤。这个品牌内裤的包装上有5名各地的高考状元作为广告代言人，内裤包装里还附有一本“高考夺冠秘笈”。“秘笈”约一万多字，据说全部由状元们撰写。尽管这样的“代言”产品让人哭笑不得，但还是有家长为了那一本“秘笈”而不惜重金购买。
对状元的过分关注，导致了一种新情况一一对以往状元的调查报告层出不穷。
早前有报道说，1977年～2008年31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所有的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学术领域，中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名单中，也少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名字；杰出政治家中，同样罕有高考状元”。丁肇中也说过，“我所认识的20世纪和21世纪拿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很多，其中很少是学校里面考第一名的。”
这个数据无疑告诉我们，今天的高考状元是所谓的“分数成功者”，但在将来的事业竞争，人生发展，以及创造力发展，个性发展等方面，却不一定是成功者。毕竟，一个人的成功，除了需要高分，更需要“分数以外的东西”，比如创造潜质，情商发展，协调能力，个人机遇等等。
如果说在过去，在“高分崇拜”大行其道的环境中，我们把高考状元当作教育的成功，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时的人才观念，还不科学、多元化。今天，社会对于多元人才的欣赏、提拔，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立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发展和改革方向，多元评价、创造型人才已成为人才新观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把所谓的高考状元，当作教育的成功和范本，小而言之，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落伍闭塞，坐井观天；大而言之，也是对国家人才战略的一种扭曲性的理解和传播，会对公众、教育人士造成严重的舆论误导，让更多人仍然在分数的漩涡里打转，对于创造性发展，不以为然。
与其热炒“状元宝典”，不如登高望远，放眼未来，给教育给学生提供科学的、开阔的、专业化的人才发展以及指引。比如应对个性学生、创造力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欣赏，虽然有些孩子的分数不高，只要他们的创造潜质很强，仍然应该把他们当作优秀的学生。再比如有的孩子的社会公共情怀比较浓，组织能力比较强，奉献精神比较大，属于典型的高情商者，这样的孩子同样是优秀人才，在将来的社会协调工作中，会发挥积极作用。
1937年出生的蔡言厚现在仍是中南大学为数不多的返聘教授、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国家培训网讲师、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研究团队学术主任等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还曾担任过中南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军工办主任、“211工程”办副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1993和1994两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同行评议专家、湖南省首届自然科学基金会常务理事、《现代大学教育》审稿人等职务。他是与时俱进的科技管理专家，大学评价的权威专家，高考状元的评论专家。
与时俱进的科技管理专家
蔡教授自1980年开展科技管理研究，1982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共发表科技管理论文40余篇，主编或参与著书10本，其中《走向世界》一书填补了国内科学管理领域的一项空白，《现代科技写作》列为中国国家培训网教材。他提出了“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和新兴学科是把我国高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措施之一”的建议，并撰写了“论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兼论有关单位振兴的标志”一文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入《科技管理与成就》；他的“‘211工程’中研究型大学合理布局的探讨”为实施“211工程大学”计划指明了发展方向；他的“完善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建议——对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资助框架方案的探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创新群体”起了促进作用；他的“创新型团队的地位、内涵及组成”为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大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科技管理的工作岗位上，蔡言厚教授以满腔的热情，高瞻远瞩的运筹，战略家的胆识，协助原中南工业大学历届校领导做好学校的科技管理工作。他参加学校世行贷款的“中国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以及负责承办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申报“211工程”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申报工作，均获得立项，还曾发起过‘1995亚洲科技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站在科技管理的前沿阵地，在新开辟的资助领域和奖励领域努力探索，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指导多名教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资助，负责指导、修改、定稿的“轧机变相单辊驱动技术及其开发”项目在国家首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获一等奖，使学校成为当时全国获得一等奖的8所高校之一；由他指导的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三次都获得奖励，使学校获得自然科学奖数量在1991年以前在全国理工科高校排行中居第6位。并且，由蔡教授进行高校的比较研究，多次发表中国（大陆）大学排行榜以及大学量化评价案例研究，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他所在的学校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依据。例如，在申报“211工程”项目时，何时预审，在“211工程”“九五”立项时，能否进入第一批建设学校；又如，进入教育部以后，要不要与其它学校合并，与谁合并效果最佳等等。
大学评价的权威专家
蔡言厚教授除了做好科技管理的本职工作以外，还积极投入大学评价，发表了40余篇论文；其中对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大学科研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大学科研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设置若干原则的探讨》、《中国校友会大学的排行榜的理论与实践》等。
蔡教授是我国进行多指标大学评价的第一人[1]，他支持所有的大学评价机构进行大学排名，并担任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大学评价研究团队学术负责人，对其它两家中介评价机构的评价指标提出完善意见，促进了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健康发展。经他参与的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是目前最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之一，时上百家媒体转载，人民网、新浪网等长年挂网备查。
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指标体系是投入与产出并重，源生数据，质量第一；综合排名强调质量，是核心竞争力排名，其实质是科学贡献力和杰出人才排名；其主要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52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多数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是从它诞生的那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客观地反映了近60年来我国各个高校人才培养状况和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现状。这一研究成果凝聚了蔡教授的心血。
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有三个特点[2]：一是在科学研究的三级评价指标中，不采用论文指标而是采用国家级奖励成果、特别是“国家重大奖励成果”指标；二是在人才培养的三级评价指标中不采用“新生的高考成绩”或“毕业生的数量”，而采用“毕业生质量”，特别是“杰出校友”；三是为了改变目前重理轻文的现象，平衡自然科学中的两院院士，在社会科学的评价指标中引入了“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其中“杰出校友”是2003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大类人才中的杰出人才；而且把人选富豪榜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杰出人才的代表引入评价指标参数。这种评价指标体系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也是蔡言厚教授成为大学评价权威专家的根基所在。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中文汉字有奇妙的魅力。这“人生四大喜”，每则后面加两个字，便成了“人生四大悲”：
金榜题名时――重名；
洞房花烛夜――隔壁；
久旱逢甘霖――几滴；
他乡遇故知――仇敌。
不必细究这“人生四大喜”的“后缀”是否严谨，引发笔者兴致的是，金榜题名时及其重名所带来的冰火两重天的境遇。
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呢，遗憾！未能金榜题名，便有了另一句成语：名落孙山。
当下，文字越来越粗糙，甚至粗鄙化，高考成了独木桥，考得好奖励旅游，可以疯个天南地北，考不中天空都是黑的，称“黑六月”。
为了淡化这种“黑色”，近年来，社会各界动了不少脑筋，为“状元及第”降温甚至“重新估价”便在高考及中考后，成了平面媒体和各种媒介一个阶段的“主打内容”。
有引经据典者，发出了“有多少状元能够成才”的诘问。据称，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共计552人，但是真正名垂青史者屈指可数。武状元名世者唯唐代的郭子仪，文状元则属明代的文天祥，再有清朝二三者，绝大多数的状元，的确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了。
“江郎才尽”是一个人们熟知的成语，也是南朝文学家江淹的真实故事。年轻的才子，及长文思渐衰，才情减退，倒似乎成了状元们的“普遍下场”。
有总结现实者，根据一份《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有点骇人听闻：32年来高考状元全军覆没，竟无一人成才！
怎么叫成才呢？上述“报告”称，在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中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专家中也很难寻觅状元身影……
这令人不能不问，“杰出企业家”如何定义？如象牙塔顶端的两院院士是成才的唯一标准？不“达标”就代表一事无成么？
其实，状元及第与名落孙山，看似两极，确是一事之两面。鼓励落榜者尽早走出阴霾，告之“条条道路通罗马”，没必要贬损“科科出状元”。
在中国社会“状元”总是一个闪着灵光、令人目眩的词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因此，人们希望状元常胜不败，“高考状元”顺理成章变成“职场状元”。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旦发现状元天太热也想光膀子，路遇美色也频频注目，便非议丛生，以为“江郎才尽”，甚至愤懑抨击，实在没有什么理由。
当然，现在对金榜题名的“捧杀”确实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痼疾。但是，笔者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又显现出国人的老毛病：往往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为高考失意者解脱，便炒作“状元”往往江郎才尽，是高分低能的表现……
细翻上述“报告”可见，大部分“状元”在各自岗位上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这就佐证了笔者的观点，对一直爱学习、学习成绩也好的，还应鼓励其冲刺，奋发努力，金榜题名；对不是“那块料”的，也应早早想办法打通父母的“任督”二脉，减掉加给孩子们的压力，让其按自己兴趣爱好发展，没准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成了“职场状元”。
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
第一步，“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重点在人口的数量控制，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第二步，在稳定低生育水平和走向人口零增长过程中，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和适时调整人口结构，逐步实现由“控制”为重点向“提高”、“调整”为重点的过渡，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全方位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
——田雪原
韩国客机失事给中学夏令营泼了瓢冷水
韩国客机失事事件后，有学生家长反映：因收到学校组织夏令营的传单，然后缴纳3万元报名费让孩子参加。
按说，这种15天收费3万元，算是不便宜了。但很多中学生却被安排乘坐韩亚航空公司，而这家航空公司虽然票价低廉，却是以飞机老旧、飞行安全记录欠佳而为旅游界所熟知。然后到美国跑马观花一番，谈不上对学习英语口语有什么帮助。说白了，很多学校组织这种夏令营，其实只是他们捞外快的一种新花样。对于这种“圈钱”的夏令营，地方教育部门不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应该加大管理力度，不能任凭学校昧着良心赚大钱、赚快钱。
——汪忧草
只是李娜们有点“任性”？
连日来，笔者始终在寻找往年的“高考状元”，然而，他们多数婉拒了采访，并表示“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状元这个光环早已卸掉”。最终，笔者辗转联系上了两位曾到国外知名学府留学的“高考状元”，了解他们对国外学习、生活及工作的切身感受。
在“小而精”的教育中获益
陈超是2002年秦皇岛市“高考状元”，200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计学硕士，现在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他表示，本科时曾听出国的师哥师姐提到过美国“精致”的研究生教育，自己也非常向往，因此选择了出国深造。
读研过程中，陈超感受到学校在研究生教学中能高度关注每个学生的学术发展，并对每个学生严格要求。据他介绍，他所在的班级有20位同学，上课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模式，互动比较多。课堂上老师先抛出问题，让大家分组讨论，老师经常会针对一个话题讨论一节课，让学生们各抒己见。
陈超认为自己出国读研是既辛苦又值得的经历。“学校的实力受到认可，同时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学生毕业后职业竞争力较强，更容易取得就业机会与高薪。”
更适应国外环境
2004年秦皇岛市“状元”赵璇，选择了本科毕业后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已经在加拿大一家大型公司工作的她对笔者说：“总体上，选择留学对我来说是个明智之举。我很明显感到自己变得比以前独立，国外生活不简单，什么都要靠自己，不能怕麻烦。当然，说到底，留学更多的是让人懂得如何去生活，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摸索，然后去适应，最后做到掌握。到了国外，我们可以十分感性地认识到别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些耳濡目染接受到的东西，也许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相信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赵璇说海外留学经历教会了她如何生活，也更适应了国外的环境。她表示会继续留在加拿大。“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国内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背后，也有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等。”
另外她也提到在人际关系方面，在国外学习生活时间长了，回到国内可能一时很难处理和适应。“在加拿大很多次和一些知名人士一起吃饭，大家的关系非常平等，而国内的人际关系可能更错综复杂一些。”赵璇说，“无论是在哪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没必要去听从别人的安排，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能力！”
留学“不归”不必大惊小怪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2012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1-2012年度被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中国学生数为194029人，占到了美国全国国际生人数的25.4%。每4个留学生中有1个是中国人，这些人中或许就有“高考状元”。而作为各地“状元”，加之又进入了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大学，这些出类拔萃的学子自然会受国际名校青睐。这些国际名校也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打动“高考状元”的芳心因而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田老师表示，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领域，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还是要优于国内的。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服务”和“产品”，供受众自主选择。“无论是内地高校、国外大学还是香港高校，选择多了，择优而从就再自然不过了。”
在田老师看来，“国内高校在加强大学硬件建设的同时，应完善教学理念、拓宽育人方式，这样我们辛苦培育的才子就不用再跋山涉水求学他乡。”
这一令人艳羡的“牛班”已被刻上功利教育的烙印。
对于教育而言，是否成功，不是看眼前的升学率、就业情况，更要看社会远景发展，爱因斯坦说，“当一个人忘记了他在学校接受的每一样东西，剩下来的才是教育”。这个“剩下来的东西”不是分数、升学率，而是无形的教育财富：责任感、创造活力、人格完善、较高的快乐指数以及公益情怀等。这些造福社会、服务大众的品质远比重点大学毕业证更有分量。
对“最牛班级”的过分追捧，无疑是在强化，这才是真的好教育、才是精英人才。这不就是功利教育的典型心态吗？这种宣传，只会让家长非理性的功利心态继续膨胀，孩子的负担继续加重，“名校崇拜”心态继续推高，孩子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力争上游的心态可以理解，可不要忘了，能达到金字塔尖者，绝对是极少数，更多人，必须成为默默无闻的塔基。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成才观”，孩子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尽情发挥，富有情趣，乐趣，能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这就是最好的成功。哪怕他只是电视修理工，也能为千家万户带来“收视快乐”，其贡献不亚于硕士、博士。
朱清时院士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高技能人才。”
所以，媒体、家长和教育者，在拔尖、掐尖的同时，千万不能忘了这条颠扑不灭的教育真理：让更多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让孩子多一些“剩下来的东西”，其贡献绝对不小于让学生考上哈佛大学、北大、清华。
《1999-2007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表明，“所有的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学术领域，中国两院院士、外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名单中，也没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名字；杰出政治家中，同样没有高考状元”。丁肇中也说过，“我所认识的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拿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很多，其中很少是学校里面考第一名的。”
是分数取得成功者，而不一定是活力创造者；是暂时的成功者，而不一定永远是成功者。现在的博士硕士等人才，不能成为教育成功的证据，而可能只是题海战术的印证。
高考快要到了，希望媒体多一些“自然成才观”的宣传，就像杜鲁门刚当选总统时，有人向他的母亲祝贺：“你有这样的儿子，一定十分自豪。”杜鲁门的母亲回答：“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在孩子的成长和快乐、出名和健康之间，更崇尚“平常心态”、自然法则和健康发展，远比“最牛班级”更有积极意义，更接近理性教育观和价值观。
其实，高考“状元”职场表现这一话题由来已久。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经过对1977～2008年全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罗厅长的发现高度一致。从近年来涌现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人才榜上，也都未发现高考“状元”的身影。公众由此疑惑，“状元”职场表现同社会预期相去甚远，是“状元”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对“状元”的期待有问题？
有人认为，“状元”即使没有成为著名人士，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取得成绩和进展，拥有和谐美满的家庭，不断提高个人修养等，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成功”，因此，应该“以平常心待之”。意思很明确，“状元”没问题，而公众对“成功”理解有误，对“状元”的期待有偏差。
当然，谁都不敢说“人生幸福”不算成功，但谁也不敢说——这样是否对得起“状元”称号及其背后的国家投入。
公众对高考“状元”的过高期望，来自于中国教育本身的许诺。因为我们一直以“出人才”为教育的国家目标，教育规划纲要也在培养更多“人才资源”上加大了笔墨。既然如此，如果高考“状元”不能适当转化为职场“状元”，岂不等于说基础教育在生产“考试人才”上高效，而在未来“职场人才”的准备上低效甚至无效呢？如果承认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那么，作为基础教育的“优质产品”——“状元”被期待有超出同龄人的职业表现，不也顺理成章吗？国家给“状元”以优先选择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机会，不正是希望他们日后产出更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效益吗？“生活幸福”对他们个人而言堪称“正果”，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在“状元”身上反映的“投入产出比偏低”，也应该“以平常心待之”吗？
既然对“状元”的社会期待没有错，那是否“状元”错了，因为自身不努力，所以导致职场表现欠佳？有些评论确实是这样推理的，比如找出“状元”在选择学校、专业和职业方面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推理经不起推敲。没当上“状元”，甚至没进过大学，却取得傲人成绩的成功者不在少数，仅仅学校或专业的选择哪来这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