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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季度总结优选九篇

时间:2023-03-13 1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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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季度总结

第1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渠道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2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45-03

一、前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各自观察的角度和强调的因素不同,不同流派对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的认识迥异。目前学者按照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为两大类: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1988年,伯南克和布林德(Alan S. Blinder)在其“信贷、货币和总需求”(Credit,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一文中,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放弃了传统的信贷是债券的完全替代品的假定,假定存在三类资产:货币、信贷和债券。将IS 曲线修正为加入信贷市场后的CC(Commodity Credit Curve)曲线,建立了包含信贷市场均衡的CC-LM曲线,利用CC-LM 曲线来分析央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递渠道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在我国的存在性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实证研究,而缺乏较充分的理论研究。本文从信贷渠道理论的基础入手,结合国情,重点从理论分析入手,阐述信贷渠道在我国的存在性。同时,对我国实证性研究进行总结并评述。

二、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的基本假定

信贷渠道的两个基本假定是:(1)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和证券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银行的贷款来源主要是其核心存款,只有这样紧缩性货币政策才能够引起银行贷款的下降,否则银行可以通过诸如发行、出售证券等方式为其贷款提供资金支持,因而抵消或缓解货币紧缩对银行贷款供给的下调压力。(2)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作为企业负债的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源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其外部主要融资来源是银行贷款,企业较难通过发行债券或上市融资等方式抵消它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的下降,进而由于可获得贷款的下降而引起企业经济活动的紧缩。这样的话,通过信贷渠道,央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可见,信贷渠道摈弃了货币观所秉承的“莫迪利安尼-米勒理论”,即假定金融结构不会影响真实产量。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观点(credit/lending channel/views)可概述为:货币政策信贷可获得性信贷真实经济。

信贷渠道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银行贷款途径和资产负债表途径。银行贷款途径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MLIY,其中L为银行贷款可供量。资产负债表途径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Mi Pe,NCF资产状况改善IY,其中NCF代表现金流,L代表银行贷款量。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都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会通过资本市场的限制性进入对银行和企业这两个借款者产生不均衡的冲击。

三、我国银行信贷传递机制存在的可能性进行理论分析

从前文的理论介绍中,我们知道,信贷传递机制得以发挥作用,需要满足2个前提条件。下文将结合这些条件从理论上阐述银行信贷传递机制在我们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导作用。

首先检验条件1,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必须是不完全替代,一方面银行较难通过有价证券持有额或银行票据发行额的增减来冲销可贷款量的减少。在我国,虽然近几年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其比重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已经证券化的资产负债结构相比,票证化工具所占比重很小。金融机构在获得资金以后主要用于发放贷款,各项贷款占金融机构所用资金运用的比重占绝对优势。有价证券及投资占资金运用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这样,当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很难通过出售证券来满足流动性不足的需要,而且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由于有价证券投资的期限较短,这样通过有价证券等投资方式就更加难以替代贷款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对发行不受存款准备金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所以,以通过类似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发行股票来吸收资金抵消或缓解信贷资金的减少。因此,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由此发挥作用。况且我国一直通过各种经济、行政的手段和措施,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量和投向进行引导和监督,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些“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的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银行信贷传递机制的作用。

最后看条件2,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作为企业负债的贷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资渠道必须是不完全替代的。目前,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格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资料来看,我国企业内部融资占比27.7%,企业债券融资占比10.6%,通过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占比3.4%,而人民币贷款融资占比达到58.3%。如果单纯考虑企业的各项外部融资情况占比,银行贷款占比更高。

虽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以及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满足资金需求。但是我国企业数量庞大,而受制于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上市、发行企业债券采用的严格的核准制,企业进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门槛过高、手续繁杂。例如,我国对于公司发行债券有严格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期末净资产额的40%;最近3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有企业1000多万家,但是我国包括A股和B股在内的上市公司总数不足2000家。上市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我国大多数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因而,企业资金来源仍然严重需求于银行贷款,尤其是大量中小型企业。

有众多调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银行提供的贷款支持。Cull et al.(2006)通过对中国非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急需发展资金但是却总是受到银行的歧视而无法获得正常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目前,中小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但是,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5.8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仅22.2%,近几年南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由于不能从银行获得资金需求倒闭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很多借款人而言银行信用中介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很明显,在我国,由于银行和企业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来抵消或缓解银行可贷资金和企业所需资金的减少。可见,在我国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满足的。

四、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在我国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国家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越来越多,这也促使了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实证研究多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协整检验方法、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得出结论。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2005)利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二季度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分别建立了由M1、通货膨率、GDP、银行贷款余额和M2、通货膨胀率、GDP、银行贷款余额构成的两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从对物价和产出等最终目标的影响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贷款增长比货币增长更能解释经济波动。江群(2008)利用1993-2007年间数据,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贷款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表明虽然随着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的增加以及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加深导致我国信贷渠道弱化,但是从2006年起,这种态势有所逆转,信贷因素仍然是衡量我国宏观经济冷热程度的重要金融变量。周孟亮、李明贤(2006)以我国1998年以来进入间接货币调控时期的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以1998年1月到2005年8月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相对于货币渠道,信贷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更大,得出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

饶品贵、姜国华(2010)认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商业信用可以作为银行贷款的替代。他们从企业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的互动与货币政策波动之间的关系出发,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会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代的融资方式。同时,他们对企业商业信用账龄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缩短应收账款账龄的同时延长应付账款账龄。基于商业信用的证据,实证表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在我国是存在的。

五、结论及启示

信贷渠道使得人们在传统货币传导渠道之外,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分析中可知,信贷渠道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主要途径。但是受制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制约,对我国信贷传递渠道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入手,系统研究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递机制的微观影响因素,疏导其传导渠道,消除在传导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限制条件。

参考文献:

[1] Bernanke, B. S. and Blinder, A. S. (1988) “Credit ,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435-439.

[2] Bernanke, B. S. and Blinder, A. S. (1992) “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82(4) , 901-921.

[3] Bernanke, B. S. and Gertler, M. (1995) “ Inside the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9(4) , 27-48.

[4]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J].金融研究,2005,(05).

第2篇

本文从资产支持证券供给方的角度出发,基于对上市银行财务数据的梳理,分析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要不要做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未现井喷

一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回顾

2015年一季度,银监会主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共发行17期,发行规模507.87亿元,其中,商业银行发起了14期工商企业贷款证券化和1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共计468.03亿元。信贷支持证券的发行并未出现井喷,而2014年11月银监会公告对资产证券化采取备案制后,市场普遍对2015年的发行有很高的期待。

从发起人构成看,2015年一季度城商行、农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发起的期数较多,汇丰、渣打、华商三家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是发行规模普遍较小,大多集中在10亿~30亿元之间。国有大行参与度的不足,使得2015年一季度的发行规模相比2014年四季度有明显萎缩。

五大行参与不足的原因

2015年一季度,除工行外,其他大行均未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应存在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产品的发行利差很小,目前优先级证券发行成本仍在5%左右,而大行转出的均为优质信贷资产,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仅在6%左右,考虑到需要支付评级、信托、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费用,在整体只有1%利差的情况下,大行从证券化中很难获利,甚至还会亏钱,而中小银行信贷资产池的加权利率普遍在7%以上,证券化的积极性更高;其次,信贷资产的流转,既可以是存量资产,也可以是增量资产,大行通过理财、资管通道,以及最近很热的产业基金等方式,均能实现新增信贷资产的表外化,各类影子银行的存在,部分替代了标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第三,一季度央行的定向投放使得大银行的流动性较为宽松,短期内也减少了国有大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获得流动性的需求。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力

商业银行发起信贷资产证券化,有着诸多内在动力:(1)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贷款额度,降低存贷比;(2)缓解资本监管压力,提高资本充足率;(3)加快信贷资产周转速度,提高银行经营绩效;(4)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5)调节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主动调整资产配置结构;(6)分散银行过度集中的信贷风险。

本文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供给方的角度出发,基于对上市银行财务数据的梳理,分析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要不要做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基于数据的证券化动力分析

存贷比

存贷比,即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资产占存款负债的比例,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存贷比不得超过75%,为了避免触及政策红线,商业银行需要扩大存款规模,或者控制贷款额度,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打包后真实出售给SPV,从而将信贷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降低存贷比,释放贷款额度。

从一季度上市银行数据看,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的存贷比均已超过75%,建设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的存贷比也在70%以上。上市银行一季度末的平均存贷比为70.24%,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着金融脱媒和存款外流的压力,余额宝之类的产品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2014年二季度开始,上市银行的平均存贷比经历了一段快速的上升过程,从2014年二季度末的65.8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末的70.24%,从季度的环比增速看,除每年一季度存款会有大幅增长外,贷款的增速大多都高于存款增速,因此,商业银行具有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降低存贷比的内在需求,截至2015年一季度,上市银行的存款总额约为79万亿元,存贷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降到70%以下)就对应着近8000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存贷比存废的争论一直以来就未停歇,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宽信用政策需要银行信贷投放的配合。2014年6月和2015年1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分别出台了调整贷款和存款统计口径的通知,银监会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的通知》将涉农贷款、小微贷款等从存贷比分子中扣除,分母增加大额可转让存单和外资法人银行吸收境外母行一年以上的净存放额,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口径的通知》则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存款”统计口径,将存款类金融机构拆放给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贷款”统计口径。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根据我们测算,调整统计口径后,绝大部分上市银行的存贷比均降到70%以下。

如果不考虑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限制,从资产证券化最发达的美国市场看,并没有单纯的对于贷款和存款比例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一直在100%以上且不断上升,同期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也是快速增长,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下,金融机构普遍出现加杠杆的过程,而资产证券化能够解决加杠杆过程中的期限不匹配问题,成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

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以此监测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证券化将贷款出售,可以减少对资本的消耗,提高资本充足率。

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监管当局出于审慎的原因,暂停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审批,直到2012年才重启试点,但是在《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里,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应持有其发起的每一单资产证券化中不低于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5%的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由于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权重为1250%,此规定使得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化减少资本占用的效果大打折扣。

2013年12月31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比例的文件》,尽管仍要求风险自留比例不得低于单只产品发行规模的5%,但是对于发起机构持有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的规定降低到该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的5%,其余风险自留部分可以持有最低档次之外的资产支持证券。这项规定大大降低了发起机构的风险权重,使得通过资产证券化降低资本占用成为可能。

从数据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较稳定,2012年以来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一直在12%以上,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也维持在9%以上,整体上压力不大。但是根据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8%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新规下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5%,从上市银行一季报看,各银行目前都能满足监管规定,但是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比较接近10.5%的监管要求,未来还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本压力。因此,商业银行除了通过增发、优先股、混合资本债、次级债等途径提高资本充足率外,也可以考虑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盘活存量,释放资本占用。

经营净利率

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业在资产规模的粗放式扩张中发展,对资本消耗很大,随着经营成本的上升和行业竞争的加剧,银行业的经营净利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最近三年的季度数据看,尽管由于银行经营的特点会出现季节性的比率波动(四季度会做拨备),但是ROE和ROA的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上市银行的平均ROE由2012年一季度的22.62%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8.02%,平均ROA由2012年一季度的1.37%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29%。

依据财务管理中的杜邦公式,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存贷息差×资产周转率×杠杆率,其中,存贷息差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激烈的商业竞争逐步收窄,杠杆率由于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监管要求而日益受到限制,因此资产周转率就成为较为可行的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变量。

除了息差的收窄和新资本管理办法的施行,经济下行周期下不良贷款余额的快速提高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和风险,上市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比率由2012年一季度的0.93%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33%,其中股份制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上升更为明显,由2012年一季度的0.5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22%。

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可以将流动性较差的信贷资产转换成现金和证券,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的证券化也给商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处置不良资产的途径,两者都能加快信贷资产周转的速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中间业务收入

调整业务结构,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改变对存贷息差收入的依赖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据统计,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45%以上。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收入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一季度的22.47%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25.37%,但与国外尚有一定差距和发展空间,还有三家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重不足20%。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商业银行可以担任贷款发起人、贷款服务人、托管人、证券投资者等角色,可以为银行带来贷款服务、财务顾问、托管、自持资产支持证券等中间业务收入,推动资产业务从传统的“发放―持有”模式向投行化“发放―分销”交易方式的转变,在有效提升资产运用效率同时,增加非利息收入。

资产负债结构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包括贷款、投资、存放央行款项、存放和拆放同业款项、买入返售等项目,负债部分包括存款、同业存放和拆入、卖出回购款项、已发行债务证券等,资产负债表的各个项目具有不同的期限和风险收益特征。

从资产端看,上市银行贷款和投资的期限主要集中在3个月以上,3个月以上的贷款占83.18%,3个月以上的投资占90.51%,但是从负债端看,作为商业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短期存款占了较大比率,3个月以下的存款占比67.01%。此外,上市银行整体的同业资产期限也要长于同业负债的期限。商业银行用较短期限的负债支撑较长期限的资产,存在一定的期限错配风险和利率风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短期利率快速上升,金融机构普遍持有收益较低的长期资产(住房抵押贷款)和成本较高的短期负债,纷纷陷入了财务困境而破产,由此爆发了储贷危机,而资产证券化正是帮助美国金融机构走出储贷危机的重要工具,因此从流动性管理角度看,商业银行同样有内在的动力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资产和负债期限的不匹配。

除了调节资产期限,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是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贷款行业投向和大类资产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将特定行业的信贷资产打包出售,可以调节该行业在银行整体贷款投向中的比例,有利于商业银行在总体上把握不同经济环境下银行贷款的行业风险,由所转让的特定行业贷款所释放的信贷额度,可以投放给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或者风险较低行业,达到调节贷款行业配置的目的。

此外,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将证券化后所收回的资金根据实际需要在公司贷款、个人贷款、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投资、同业等方面进行组合配置,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灵活性。

总结

证券化能改善财务指标

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模式,重点在于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信贷资产出售进行融资。通过将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资产端的久期,证券化后,资产负债表更加健康,现金和证券(发起机构自持)取代了原来的贷款,总体资产的风险度降低,相应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同时由于资产销售收入的实现,未分配利润增加了股东权益,权益回报率也会提高。利润表中,信贷资产销售收入的确认使当期的利润得以增加,因此,资产证券化对于银行财务指标的改善是较为明显的。

未达预期是预期太高

一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并未出现一些市场人士预期中的井喷之势,508亿的规模确实并无亮点。但是我们认为这符合资产证券化的业务特点和目前的市场状况,首先,去年一年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超过2005年来发行规模总和,一些过去储备的项目得到了释放,一部分新参与者(主要是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在IT系统、业务流程、会计处理、外部合作等方面做了初次尝试,需要在流程理顺后再发起新的项目。信贷资产证券化从项目准备到招标发行通常需要3~5个月时间,去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大量发行也是从8月开始,到12月出现井喷,这些机构需要时间去准备再度发行产品。其次,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仍在完善之中,如2015年3月央行宣布注册制和上周交易商协会出台关于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征求意见稿,目前离完全常态化的发行还有一段距离,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择时发行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再次,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方而言,证券流动性的缺乏,需要更高的流动性溢价,这要和以低成本融资为目的的发起机构进行博弈,投资者的缺乏,尤其是次级投资者的稀少也制约了目前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节奏。

第3篇

十年以来,韩国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国际外汇储备。普遍认为更多的国际外汇储备能够更好的减轻或者防止当前国际市场的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然而即使拥有较为丰厚的外汇储备,韩国经济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还是遭受了相当大的冲击。最近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多短期外债的国家更容易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韩国就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的表现很差,其金融市场变得非常不稳定。从此角度出发,本论文论述了韩国当前的外债情况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下,短期外债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影响。最后,通过韩国的外债管理总结经验,并在新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市场的实践中得以运用。

二、韩国外债概述

1.韩国外债规模。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略微有所下降以外,韩国的外债一直在持续增长。截至2009年底,外债总额为4019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为1500亿美元,占外债总额的37.3%。短期外债大多数为银行欠的债务,这其中包括国内银行和国外银行分行。如表1所示,银行的短期外债为1152亿美元,占短期外债总额的76.8%。银行占短期外债的比例大大高于2006~2007年期间的记录值约85%。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银行分行的短期外债比例超过了2006年国内银行的短期外债比例,近来一直在增长。图1表明了按部门和按类型分类的外债组成。银行是最大的债务人,然后是一般政府和货币管理局,而债券和贷款是外债的主要形式。最近,外国人对财政长期债券和货币稳定债券的投资的增长使得由一般政府和货币管理局发行的债券的比例上升。

2.外债统计数据编制。外债统计数据是由韩国中央银行进行搜集,源于在编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的过程中得到的数据。数据搜集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金融机构通过外汇信息系统(FEIS)录入的每日数据;另一种是大约20000家非金融公司的对外资产和外债状况的年度调查。此外,还有从船舶公司等处搜集的补充数据。利用这些数据,韩国中央银行编制季度初步统计数据和年度最终统计数据。初步统计数据是将季度交易数据的外汇流入和流出额与上一年末的统计数据相加进行编制的,确定最终统计数据利用了非金融机构的年度调查的结果。

3.外债管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外部因素影响,韩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很快,并导致对于外国公司以及银行的贷款管理逐渐放松。《外汇事宜法案》对国外贷款作出了规定:非银行机构贷款3000万美元以下的应上报指定的外汇银行,贷款超过3000万美元的应上报金融战略部;外国外汇银行贷款超过5000万美元的应上报金融战略部。韩国外汇管理的重点一直是银行外汇储备的稳固,因为银行不仅拥有大量的短期债务同时也是当前货币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下金融市场动荡的源头。为稳固金融单位的外汇储备所出台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对期限错配缺口的管制;对于中期以及长期外汇贷款投资渠道的管理;对于纯开放外汇成交量的限制等。

三、韩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

1.外债指标恶化。在外贸部门受最近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国家中,韩国为其中之一。图3表明了韩国韩元的汇率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汇率的动向。在图表中,为了与2009年的货币贬值程度进行比较,对每种货币都规范为以100为单位的2008年1月3日的汇率。该图表清晰地表明了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相比,韩国韩元的价格突然大幅降低。攀升的汇率不是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外汇市场特征的唯一现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后,由韩国政府发行的外汇稳定债券对美国财政长期债券的利差也急剧上升到751bp。这大大高于1997年货币危机时所记录的利差水平。

尽管韩国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五位,但为什么韩国在全球危机期间还是遭受如此重创?从大量的短期外债可找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为了证实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债的作用,图4显示了自1997年以来韩国外债的动向。韩国的总外债额在1997年货币危机之前为1774亿美元,到2001年第四个季度缓慢地降至1287亿美元。短期外债的下降是该期间总外债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997年第三个季度末的短期外债额为805亿美元,但它在1998年的第四个季度却急剧的下降至396亿美元,这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发现到期的短期外债几乎不可能拿到展期。由于韩国的经济从1997年的货币危机中复苏,韩国总外债和短期外债从2001年开始再次增长。这个图表表明外债积累的速度于2006年加快。2005年底的总外债额为1879亿美元,到2008年第三个季度,当时雷曼兄弟破产倒闭,总外债额上涨了两番多,达到4255亿美元。短期外债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大约翻了三番,从2005年底的659亿美元至2008年第三个季度涨到1896亿美元。由于总外债和短期外债开始高速增长,韩国外债指标从2006年起迅速恶化。图5显示了三种外债指标的动向:外债与GDP的比值、短期外债与总外债的比值和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值。

这些外债指标经常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采用来评估国家清偿其外债的能力。总债务与GDP的比值于2006年急剧上涨,2008年第三个季度为175%。即使2008年第三个季度之后,由于国内金融机构发现其外债难以展期以致于外债总额下降,但债务与GDP的比值还是继续上升,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209%,这是因为自大萧条以来发生了最糟糕的经济衰退致使GDP下降。短期外债与总外债的比值从2005年开始持续增长,在2008年的第三个季度达到45%。这个数字与1997年第一季度的短期债务比值48%相当。最需注意的走势指标是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该比率在2005年后也稳步上升,由于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短期外债快速积累,因而该比率在2008年的第三个季度达到79%。但是,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相比,由于高水平的外汇储备,该项指标还是显示出了较好的外债清偿能力,而该指标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时达到了312%。短期外债的快速积累和随之导致的债务指标恶化,引起了外国记者和投资者对韩国面临另一次货币危机可能性的怀疑。如2009年3月1日的《金融时报》Lex专栏说道:“在剩余期限基础上的短期外债,包括长期债务的即期部分,2008年底仍为1940亿美元。与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韩国被视为亚洲偿付能力不足的国家之一。”此外,2009年2月28日版《经济学家》将韩国列为继南非、波兰、匈牙利之后全面风险第四位,提及汇丰银行预测年底前韩国的短期债务将超过其萎缩的储备。这意味着韩国被预估为比墨西哥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具遭受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关于韩国支付外债利息能力的负面观点使得外国投资者及银行撤回在韩投资。除了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信贷紧缩,这些负面看法加剧了韩国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发生在包括股票、债券及银行贷款的各类资本中。

2.短期外债大幅增加的背后因素。为了准备措施防止未来货币危机的复发,关键是调查研究韩国短期外债增加如此迅速如此多的原因。银行业的短期外债额2001年底为513亿美元,但在2008年第三季度增加到1597亿美元。因此,同期银行业整体短期外债所占份额从77.8%上升到84.2%。金融机构短期外债迅速积累,此现象与1997年货币危机发生前完全相同。然而,此次短期外债大幅增加的原因却有很大的不同。1997货币危机前,银行业的短期外债积累是提供企业外币融资。长期借贷不提供企业长期外币借贷融资,取而代之使用较之长期借贷利率更低的短期借贷。显然,使用短期外币借款的长期外币贷款融资致使国内银行及金融机构面临期限错配的风险。由于国内银行发现很难将其短期对外债务转期,韩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向其提供外汇以防止破产,最终耗尽官方外汇储备。相反,2005年之后的银行业的短期外债增加另有缘由:远期外汇交易。此时,远期出售外汇需求激增,因出口企业和对外基金投资者要对冲其外汇头寸。为应对出售远期外汇需求飙升,银行被迫购买远期外汇进而面临外汇风险。为了对冲其自身外汇风险,银行借入美元并在即期外汇市场转换成韩元,继而注资MSB和KTB。

此种运作并无异常,这是银行对冲其外汇风险未平仓合约净额的惯常方式。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时抛售美元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包括造船业在内的韩国整体出口大幅增加。在造船业中,包括承包、建造、运送船舶的出口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造船公司的的盈利受到外汇利率意外变化的很大影响。由于韩元已很长时间处于升值趋势,一旦签订出口合同,出口商和造船公司都有对冲其外汇风险的倾向。随着造船合同金额从2005年的284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486亿美元直至2007年的973亿美元,远期外汇销售额也大幅增长。除了出口的激增,2007年和2008年海外投资金额的增加也导致了出售远期外汇需求的增长。韩元升值,对外证券投资资金蒙受损失,这些资金都倾向完全套期保值仓位。2007年6月1日,海外投资资金收益临时免税生效,导致这些资金的更高需求及为保值外汇风险出售远期美元的更高需求。如表2所示:表2国内企业远期交易净额及投资基金(单位:十亿,美元)来源:韩国中央银行。韩国政府同时注意到银行业短期外债的迅速增长,但鉴于以下原因断定此不足担忧。

首先,短期外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商及对外投资资金的避险需求。因此,大部分的短期外债有不假时日便可赚取美元的基础交易的支撑。其次,银行业大部分的短期外债增长是由于国外银行分行的对外借款,因为这些很大程度涉及远期外汇交易。虽然国外银行分行的外债被认为是韩国的外债,事实上这并非韩国的负债,因为在韩国境内的国外银行分行的借款最终将由外资银行兑现。然而,现实是国外投资者和刊物没有调查具体细节,仅仅关注韩国短期外债的绝对数额。韩国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历告诫我们:银行业外债总额尤其是短期外债数额的管理应成为维持外汇市场稳定措施的重要部分。

第4篇

1.宏观经济环境方面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的深入,金融产品更加丰富,利率类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一些企业和地方反映资金紧张、融资成本上升较多,社会各界对此也比较关注。因此,客观、全面、动态地看待企业融资问题,刻不容缓。

2014年1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前三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表》,表中显示:浙江省社会融资规模达6207亿元人民币。在全国31个统计的省份中(包括直辖市)排行第五,说明浙江省的融资规模量处于靠前领先地位,为浙江省各机构融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总环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总量的67.10%,企业债券占17.24%,两者相加,共占融资规模总量的84.34%,以此说明浙江省融资金额主要流向人民币贷款与企业发债。

2.货币政策方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8月1日的《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显示: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具体数据为10.5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146亿元。

表 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

注:加粗数据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得出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与上年同期相比,人民币贷款投放增多。上表显示,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4.3%,去年同期为50.0%,相比高出4.3个百分点;二是外币贷款明显低于上年同期。2014年上半年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463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1159亿元。据分析,这是内地香港市场人民币汇差明显扩大引起的资金流动所致;三是直接融资活跃,占比有所上升。2014年上半年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达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635亿元;其中,上半年债市行情整体较好,企业债券融资1.30万亿元,同比多861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四是信托贷款明显收缩,表外融资同比少增。今年来,信托贷款一直延续着弱势增长,据表所示,信托贷款增加460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7764亿元。分析认为,信托一级市场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日趋严格以及考验其资产质量的竞争日渐加剧。

二、浙江省电力公司外部融资现状

截至2013年9月末,国网公司短期借款681.25亿元,长期借款2,080.99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92.76亿元,应付债券3,375.88亿元,计算可得银行借款比重44.33%,应付债券比重:54.18%。根据以上国网公司的融资数据,可以看出隶属于国网的省电力公司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银行借款和发行企业债券两种。

1.债券发行现状

目前浙江省电力公司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银行借款和发行企业债券。2006年5月至2014年8月,公司总共发行债券63期,其中债券类型有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几乎每个月都在发行,而每年4月是公司发债高峰月份。短期融资券属于公司短期融资时所发行的债券,在年末发行量显著加大;中期票据在年初几乎不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比短期融资券更为灵活,可以满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不足的瓶颈,所以发行情况视公司财务情况而定,一般年初时,次债券发行量较多。

2.银行贷款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浙江省电力公司贷款总计约18.5亿元人民币,其他月份贷款总额均远远低于此数。据此得出:每年1月是贷款高峰期。原因在于:年初,新一轮的资金运用开始,因此,需要向银行贷款,以便进行下阶段工作项目的开展。然而,到下半年,公司根据项目开展,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因此贷款次数增多,但是贷款资金总额却相对于1月份来讲,相对较少。

三、外部融资影响因素研究

1. 债券发行方面

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我国企业债券发展中,除了一些制度性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对企业债券发行有影响。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这类指标近年来有良好的表现,这将有利于企业发行债券。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得企业债券发行额与股票发行额、银行贷款、国民储蓄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债发行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25、-0.471、-0.515、0.509、0.065、-0.508。因此,根据相关系数可得,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与股票发行规模、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国债发行都存在负相关。这说明发行企业债券与股票发行规模、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国债发行都存在反向影响,但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债是正向相关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利于企业发行债券。从相关系数中,又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几乎没有影响。

除了上述这六个外在因素以外,还存在一些内在因素,比如:债券发行额、债券面值、债券的期限、债券的偿还方式、票面利率、付息方式、发行价格等因素。

2. 银行借款方面

(1)货币供应量

《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3》(以下简称《年报》)对2014年货币政策进行展望:预期201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左右,总体货币政策依然稳健实施,总取向不变:总量稳定、结构优化。为保持连续及稳定性的货币政策,需重点强调改革创新、稳中求进,具体表现为:调整机构与结构、促进改革、防范风险和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协同性的调控,统筹计划,稳步增长,积极转型,为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而努力。同时,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为便利对外投资,应进一步转变外汇管理方式以及监测分析替代行政审批、宏观审慎管理替代微观管制等。年报预期201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左右,根据目前1-10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百分比确实在13%左右。因此,下阶段广义货币供应量应在120.93万亿元左右(2013年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7.02万亿元)。

(2)贷款基准利率

①贷款基准利率与Shibor的关系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基准利率的建设路径为:利率管制放松的情况下,形成市场基准利率,根据已经形成的市场基准利率,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发生转向,转向利率的价格调控方向。此时,央行利率调控的目标逐渐变为市场基准利率,已达到市场基准利率和央行基准利率并轨效果,这便是完全意义上的基准利率。此外,位于上海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技术平台计算“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

②贷款基准利率与Shibor利率的走势分析

自2008年至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共对一年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13次调整。因此收集了自2008年至2014年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历史数据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第二天shibor1Y的数据以便对照分析。如第二天为节假日,shibor1Y为紧跟的第一个工作日数据。可得贷款基准利率与SHIBOR利率的变化走势图如下:

图 贷款基准利率与SHIBOR利率的变化走势

③Shibor利率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首先,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是影响市场利率水平的首要因素,而Shibor作为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金融机构存贷差是其最直接的因素。其次,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领导者与监管者,负责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来能动的对市场进行调控,其为调控市场而出台的各项货币政策,几乎对市场上的全部变量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再而,Shibor作为市场上的基准利率,必然会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此处仅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供应量为代表进行阐述。

对Shibor利率产生影响并不只有上述这几个因素,基于宏观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研究宏观经济变量CPI、PPI、PMI、FDI指标对Shibor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对Shibor1Y与存贷比、M2、存款准备金率、CPI、PPI、PMI、FD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Shibor1Y与存贷比、M2、存款准备金率、CPI、PPI、PMI、FDI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55、-0.32、0.67、0.36、0.38、0.70、-0.17。因此可以得出,存贷比、广义货币供应量、FDI与Shibor负相关,而存款准备金率、CPI、PPI、PMI与Shibor正相关。且PMI与Shibor的相关系数与其他硬性因素相比稍高,接近0.70。由此说明,当PMI上涨时,Shibor也相应上涨,反之如此。根据2014年1月至12月PMI数值,可以看出PMI呈下降趋势。因此,Shibor利率在下阶段也呈下降趋势。

(3)银行在办理企业贷款时,考虑的是企业的综合实力,那么综合实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①企业财务状况。若企业收入稳定,固定资产较多,银行充分信任企业的还款能力,那么贷款获批几率也就越大;②企业类型。对于企业从事的经营项目,银行也会放入考察因素之中。电力公司向银行贷款不像中小企业,难度易于中小微企业;③企业信用。无担保贷款业务,信用是关键因素,银行将从四个方面来考虑,即: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财务信用、纳税信用。若企业各方面的信用均满足银行的要求,没有信用污点,那么申请贷款会相对容易; ④企业业主的综合实力。对于企业业主的个人信用记录、个人资产等信息银行均要进行考量;⑤企业融资需求。企业融资资金的数量与企业融资需求息息相关,只有当企业有相应的融资需求,才会企业融资行为。

四、总结

1.企业发债

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与股票发行规模、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国债发行都存在反方向的关系。这说明:当企业股票发行规模、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国债发行规模变大,这将阻碍企业发债,此时就不利于企业发行债券。又说明企业债券发行与股票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方式具有排斥的影响,而经济的增长对企业发行债券的规模是有利的。由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特别是企业债券利率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因此通货膨胀率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企业发债主要看股票发行规模、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国债发行的规模,当上述规模变大时,不建议企业发行债券。

2.银行贷款

首先,Shibor利率与金融机构存贷比成反比。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的差反映了一定时间内银行同业市场上的资金盈余情况,其差额变大,说明在一定情况下,金融机构能够在同业拆借市场上贷出的资金增多,在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及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增加了货币的供给,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就会随之下降。

第5篇

关键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传导机制;有效性;货币供应量;物价;产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269-03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from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analysis and expou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quirement reserved;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mediate target.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we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money on output and price is not significant.Frome the two part forehead,we make the conclu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our country reserve requirement on currency ultimate goal.The third p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l conclusion,and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the rate of reserve requirem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ffectiveness supply of money CPI output

一、引言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调整货币供应量的三大工具被广泛使用,而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被使用的频率最高,运用最广泛。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符合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有效性的研究,进一步得出我国是否该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二、文献综述

根据货币政策影响的金融变量和作用渠道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划分为四个渠道(Mishkin,1995):一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强调的利率渠道;二是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汇率渠道;三是货币主义强调相对资产价格效应,包括投资方面的托宾Q效应和消费方面的财富效应(前三种渠道又可统称为货币渠道);四是信贷渠道,强调银行贷款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银行贷款作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一个重要项目,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货币(Thomas,1995)。信贷渠道传导理论源于信用可得性学说。该学说认为,银行贷款市场是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使得贷款供给更依赖于借款者的资产负债状况、担保等非价格条款的作用,同时银行负债又缺乏可完全替代存款的其他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Bernanke和Blinder(1988)摒弃了IS-LM模型所假设的银行贷款和债券可替代的假设,建立起CC-LM模型。该模型将金融资产区分为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且假定它们是不完全替代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三市场均衡的模型,从而奠定了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Bernanke和Gertler(1995)总结了信贷传导渠道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从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准备金政策的传导过程可以由银行贷款渠道加以说明(KashyapandStein,1993、1995、2000)。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银行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如债券)是不能相互完全替代的,特定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得以满足。

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尽管近年来货币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但信贷渠道仍然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蒋瑛琨等,2005;索彦峰和于波,2006)。事实上,由于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因此,中央银行的多数政策手段,都是围绕着对这两大因素的调控而设计的。单从政策传导过程来看,中国准备金政策也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

三、法定存款准备金传导机制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内涵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法律规定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制定和调整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供应乘数,达到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创造力和货币供应量目的的手段。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传导机制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传导机制从两个方面调节货币供应量。一是通过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手持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调节其信用创造能力,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同商业银行现有的超额准备金,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成反比,同货币市场利率,资本市场利率的变动成正比。当经济增长过快,社会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中央银行可以调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手持的超额准备金减少,信用创造能力减弱,货币供应量收缩,反之亦然。二是通过改变货币乘数,使货币供应量成倍的收缩和扩张,达到调控的目标。传导机制如图:

R'REKMSrI,MDmMS

图中R'为法定准备金率,R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E为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K为信用创造量,MS为货币供应量,MD为货币需求量,I为投资需求,r为利率,m为货币乘数。

四、法定存款准备金效率分析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介目标影响

(1)法定存款准备金对货币供应量影响。操作工具与中介目标较与最终目标关系更密切,操作工具需要经过中介目标最终传导到最终目标。所以可先定性分析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介目标的影响,中介目标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货币供应量。我国于1984年建立并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标志着存款准备金政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之一。1984~2006年间进行了多次改革,所以选取2006年以后的M2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分析。

由图一可以看出,M2增幅在2006~2009年间比较稳定,维持在15%~20%之间;2009~2010年有上涨,从2010~2011年显著下降;2011年到目前为止比较稳定。而从图二可知2007~2008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升,从08年到09年显著下降,09~10年基本不变从2010~2011年显著上升,2011年到2012显著下降。通过对比分析,可见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供应量是有一定影响的。在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2007~2008年,M2增幅稳定;2009年基本不调节存款准备金率,M2增幅上涨;2011年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M2增幅又下降直至稳定回到正常水平。

(2)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信贷量影响。2008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我国的信贷量没有减少反倒在持续上升。而2010年开始的多次上调也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信贷规模虽未上升,但依旧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并未如预期中那样下降。可见法定存款准备金有效性不足。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对最终目标的影响

从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确定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2003年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要求依然不变。所以在评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是,主要应从货币币值稳定,经济增长两方面评定。货币币值稳定主要反映在物价稳定,但可以用CPI作为指标量化分析,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GDP数据进行分析。

从物价角度看:图三给出了从2008年到2012年每月的CPI和PPI数据,由图可以看出2008~2009年CPI和PPI都在大幅下降,可见这期间人民银行持续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有效果的,但从2010年起,人民银行再次进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CPI和PPI没有下降反倒出现了小规模上扬。2011年6月CPI达到了106.5的高位,而PPI出现了107.31的高位。可见频繁上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抑制物价上涨的趋势。

如果说单从整体看是不全面的,我们再看一下国家重点调控的单项物价,主要是食品物价指数和房价指数。从图四,图五可看出,2007年到2008年食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在不断上升房价指数基本稳定,而这期间持续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可见并未产生一定效果。2010年人民银行再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食品零售价格指数依旧上扬,且房价销售指数虽有小幅下降却依然维持在高位。2010年4月甚至到了112.8的高位。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总体看即CPI和PPI,还是从具体的项目食品零售物价指数和房价销售指数上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都比较微弱,甚至有时并无效果。可见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控对物价稳定最终目标的有效性并不鲜明。

②从产出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另外一个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通过GDP进行反应。由图六我们可以看出2006~2007年GDP增幅在高位,且增幅在增加,而这期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来抑制经济过快增长,可见效果并没达到。而2007~2008年央行继续不断上调准备金率,GDP大幅下降,经济波动明显,并没有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2009~2011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不显著,经济依旧不是很稳定。由此我们发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未对经济稳定的目标产生显著性的有效性。

五、总结与建议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1)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当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首先会减少超额准备金,而存款总量并未改变,只是改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的比例。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

(2)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创新是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强劲。一方面,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一方面,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负债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而通过国内外货币市场的短期借入款和其他较长期负债却稳步增加。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大为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范围随之缩小。

金融创新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存款货币银行通过创造出新型负债种类减少甚至逃避法定准备金的提缴,许多商业银行还通过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束的子公司和新型附属机构转移资金以逃避提缴。

(3)微观原因。货币政策要达到效果,还依赖与公众反映,2010年起,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期望以此遏制通货膨胀,CPI过快增长。但在之前人们已经形成了物价上涨的预期。这使得预期效果无法达到,大打折扣。

(二)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建议

(1)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比起一些零准备金率的国家,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需要稳定下调。

(2)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对资产负债状况较差的金融机构实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此促进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管理。增强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

第6篇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甘肃;信贷投向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同时,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积极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目前,稳健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已经显现,贷款增速平稳回落。从甘肃的情况来看,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势头有所减缓,贷款增长回归常态,全省信贷资金投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稳健货币政策下甘肃省信贷资金投向的特点

(一)贷款增速平稳回落,产业贷款结构有所优化

至5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5142.40亿元,同比增长23.98%,比上年同期回落5.85个百分点。1-5月,新增本外币各项贷款564.97亿元,同比多增157.02亿元。信贷投放增速回落,主要是各商业银行为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适当减少了信贷投放,部分金融机构还实施了贷款规模控制。

前5个月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投向第一、二、三产业的贷款分别增加144.94亿元(含农户贷款)、154.8亿元和179.67亿元,增量占比分别为27.08%、28.93%和33.58%,其中第一、三产业贷款占比分别较上年末提高2.72和0.6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贷款占比较上年末回落7.31个百分点。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涉农贷款的占比明显提高,5月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882.83亿元,较年初增加219.83亿元,占全部贷款新增总量的38.91%,带动第一产业的贷款占比上升。同时,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以及《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推动了全省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的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第三产业贷款明显增加。

(二)短期贷款占比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下降

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实施使得银行的流动性普遍趋紧,同时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日益活跃,省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旺盛,受风险偏好倾向短期化和利率上调等信贷价格的影响,金融机构积极调整贷款投放期限结构,贷款投放适度向短期化转变。1-5月,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短期贷款增加160.78亿元,同比多增90.93亿元,占同期新增贷款总量的28.46%,同比提高11.34个百分点。同期,中长期贷款稳步增加,1-5月,本外币中长期贷款累计增加436.08亿元,同比多增18.91亿元,占同期新增贷款总量的77.19%,同比回落25.07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行业新增贷款占比大幅上升,制造业新增贷款占比下降

随着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的推进,金融机构加大了铁路、公路、风电等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今年全省基础设施建设类贷款(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电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增长明显上升,1-5月,基础设施建设类贷款增加133.4亿元,占同期全部新增贷款(不含票据融资)的24.93%,同比上升15.14个百分点。同期,制造业贷款增加55.02亿元,占比10.28%,同比回落5.96个百分点。

(四)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继续上升,个人住房贷款大幅减少

在新增信贷总量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信贷占比保持了较高水平。1-5月,对中小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1.98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新增量的56.33%,同比提高1.76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增加105.59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新增量的36.72%,同比提高12.19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省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受房地产调控影响,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目前房贷优惠利率基本取消,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的提高抑制了部分购房需求,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持续回落,5月末同比增长35.49%,较上年末和上年同期分别回落18.46和41.53个百分点。

(五)民生领域贷款增长明显,贷款向风电和循环经济发展地区倾斜

随着国家“惠金工程”的实施,今年商业银行继续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和妇女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此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民生领域贷款增长明显。5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余额达到20.20亿元,1-5月累计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5.56亿元;3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余额达64.11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4.09亿元,为符合条件的城乡妇女创业提供了有力的信贷支持,多次得到国家、省上各方面领导的肯定。同时,继续深入开展信贷助学工作,努力为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提供金融支持,5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助学贷款余额达到16.61亿元,累计发放助学贷款3857万元。

在“两翼齐飞”和“建设河西风电走廊、打造西部陆上三峡”等重大战略带动下,平凉、庆阳等陇东地区能源化工以及以酒泉为主的河西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成为信贷支持重点。1-5月投向平凉、庆阳、酒泉、武威等地的贷款增量占全省新增贷款的20%,仅酒泉地区新增贷款40.32亿元。另外随着《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逐步推进,投向天水市的贷款快速增长,1-5月新增贷款39亿元,占全省新增贷款的8%,重点满足了加工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的资金需求。

二、信贷资金投向变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一)企业资金状况有所收紧,支付能力大大减弱

今年以来,受银行贷款投放明显放缓的影响,企业普遍感受资金状况较去年有所收紧。二季度,全省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二季度企业家对银行贷款掌握和借款利率感受的景气指数继上季度出现回落的基础上,本季度继续回落7.56和6.72个百分点,分别降至指数为-48.74%和-55.46%。二季度,企业资金周转状况指数为6.72%,比上季度下降12.61个百分点;企业销售货款回笼情况的景气指数为28.58%,比上季度下降0.84个百分点。

在贷款增长放缓和企业资金需求趋旺背景下,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减弱。二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企业支付能力状况指数为19.32%,比上季度下降12.61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由于贷款困难,今年项目建设较少或是进度缓慢,同时由于流动资金紧张,企业间拖欠货款的问题较为突出。

(二)信贷资金供需矛盾突出,信贷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面临挑战

今年货币信贷总量调控要求是贷款增量原则上不高于上年,信贷资金供给总量将比上年有所减少。但随着中央针对甘肃发展一系列优惠政策及甘肃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跨越发展将带来持续、旺盛的贷款需求,信贷扩张动力依然较强,信贷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目前,全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传统产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变,工业经济总体附加值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粗放型、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特征明显,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全省万元GDP能耗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0%以上。同时,由于全省工业经济以资源型企业为主,易受资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工业经济起伏波动较大的状况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在信贷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信贷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用将面临更大挑战。

(三)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潜在金融风险增大

长期以来,受甘肃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单一和可贷项目资源相对较少的制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有色、冶金行业均被各商业银行列入信贷支持的重点,且在贷款的地域上相对集中,加剧了信贷投放的同质化趋势。“贷长存短”使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风险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前,随着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信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收紧,在利润驱动下,商业银行很可能将信贷资源进一步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调整信贷结构、防范风险出现矛盾。

当前,我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增长过快和“贷大、贷长、贷集中”等长期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的情况下,产生和积聚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长较快,房地产价格仍然偏高,这些都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

三、当前进一步优化信贷投向的政策建议

(一)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确保全省信贷投放总量适度增长

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准确把握政策意图和经济金融形势,根据全省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信贷投放,均衡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在确保贷款增速回归常态的基础上,平滑月度、季度的贷款投放进度,保持全年信贷投放的均衡性。同时,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加强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监测,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根据宏观审慎要求均衡、稳健地进行信贷投放。

(二)着力调整信贷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按照“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要求,对确定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项目进行专项信贷支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经济产业、节能减排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充分发挥信贷结构调整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重点支持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民生、壮大经济实力的领域和行业。加大对粮食生产、农田水利建设、农民创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信贷投入力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信贷重点帮扶,全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按照《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试行)》要求,努力加大对县域的信贷资金投入。

(三)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高度,稳步推进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及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试点工作,为城乡就业困难群体和符合条件的城乡妇女创业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继续深入开展“助学贷款进村镇,小额贷款进社区”工作,创新助学信贷产品,在继续做好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同时,努力推进商业性助学贷款业务。不断提高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努力增加信贷投放。要高度重视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继续通过加强专项信贷支持、创新信贷服务、优化信贷流程等,着力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四)认真执行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优化利率总水平的基础上继续贯彻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建设的信贷支持。积极做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的金融服务,密切关注灾区住房重建进展情况,继续加强对灾后住房重建的金融支持工作。

第7篇

[关键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农贷;问题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83

[中图分类号] F83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51- 01

0 引 言

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而银行借贷是其进行融资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利用“理性派”的农户经济行为理论分析了银行融资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性。最后,根据上虞、黄岩多家银行的实地调研结果对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银行农贷服务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的界定

许多学者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范畴进行了阐释。黄祖辉与俞宁(2010)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为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个类别。汪发元(2014)则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括为农业开发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王国敏,杨永清与杨元聪(2014)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立体式复合型概念。

2 银行融资的重要性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借贷行为可以通过“理性派”的农户经济行为理论进行解释。作为“理性派”的代表人物,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W.Schultz(1987)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Popkin(1979)认为农户的农场完全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刻画,农户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借贷行为存在两个特点:更倾向于利用正规金融体系;逐渐靠近现代商业性金融体系。因此,银行借贷是解决其融资问题的重要手段。

3 银行农贷服务的调查总结

3.1 农业贷款的概况

从农业贷款的规模上看,不同银行间差距较大,从200万元到20亿元之间不等。农贷占银行贷款总量的百分比也大不相同,最少的不到5%,最多的高达67%以上。这与各类银行定位的主要服务对象、所在地区等因素存在一定关联。从统计数据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成功率在50%~90%之间。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成功率更高。目前,只有不到50%的银行由于政府的资金补助推出了政策优惠贷款业务,例如:政府农业部门扶持名单中的种粮大户可以申请由政府提供贴息的产品等。银行的服务效率有待提高,超过一半以上的银行办理农贷业务需要5~7个工作日。此外,借款人提交的证明资料越齐全,申请的贷款金额越小,其办理贷款的时间也会越短。对于大额贷款,部分银行需要一周至半个月的时间进行办理。

3.2 农贷业务的特点

银行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方式主要有信用贷款、保证贷款与抵押贷款三类。对于抵押贷款,银行可接受的抵押物一般为商品房等变现能力较强的资产,但是不接受农业用具与设施作为抵押品。各类银行尚未完全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仅有小部分银行正在试点。各类银行的最高贷款额度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不同贷款方式的贷款限额也不同。银行一般会指定农业贷款的用途,需要贷款人提供相关凭证来证明。各类银行的农业贷款利率普遍较低,有的银行甚至推出了低于央行基准利率的农贷产品。各类银行在设计农贷产品时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大部分银行的考察频率为一个季度或半年,考察频率最高的会每周甚至每天进行农村调研。此外,农贷产品的调整周期存在较大差异。70%以上的银行表示没有固定的产品调整周期,其余20%以下的银行大约2~4年进行农贷产品的更新或调整。

4 结 语

第8篇

引言

选题背景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业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金融业的稳定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行。而在金融业中,商业银行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下形成的一种金融组织。

自2004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开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和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平均资本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商银行更是在2013年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银行排名中位居第一,标志着我国的商业银行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然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本质量却没有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已达到14937亿元,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2.74%,已大大超过银行业风险2%的警戒线。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创七年来新高,并仍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金融危机,大多都与银行贷款违约相关。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这场蔓延全球,引起多家金融机构倒闭、被收购的金融风暴,最初就起源于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降低这场危机的破坏力,但仍旧无法阻止这场危机升级、扩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经济依然没能完全从这场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不良贷款率不断升高的今天,我国的金融秩序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探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无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由表1可以看出,占据总不良贷款余额之比最大的是大型商业银行,超过了半数。而在大型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最高水平。(见图1)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整体金融秩序,为了缓解我国的不良贷款压力,解决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将是一条必经之路。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以不良贷款本身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着眼点,而分析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的较少。本文将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建立多元线性模型,深入剖析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空缺,具有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不良贷款的不断攀升使我国的金融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探明不良贷款的成因,了解各影响因素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治理政策,维护我国经济正常运转。因此,本文所探究的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我国金融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在国外的研究中,Bernanke(1983)最早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探究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运行的波动性是影响信贷成本增加或减少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企业还款能力产生影响,使得银行不良贷款随之恶化或好转。自此,许多国外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Vasicek(1987)运用单因素模型,探明了GDP增长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影响,这是首次在实证角度证实宏观经济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随后,研究方向趋向于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果。Salas和Saurian(2002)通^面板计量模型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期探究西班牙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政策、管理激励、信贷组合、市场支配能力对不良贷款率均有显著影响;Barros c.P.等(2012)对日本银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因素均与不良贷款率有着密切影响。

为应对不同的写作背景,许多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例如麦肯锡于1997年提出了CPV模型,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Pesaran于2006年提出了GVAR模型,创新性地将全球经济冲击因素考虑在影响因素之内。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相比较于国外,国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

谢冰(2009)以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宏观经济指标与不良贷款的余额存在负向关系这一猜想,并指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一直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美芳(2013)收集了中国农业银行2008-2012年的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明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负相关,与货币增长率正相关。

陈金媛(2015)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2008-2014年我国17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宏观层面受GDP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M1和贷款总量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陈奕羽(2015)则着眼于将微观与宏观因素相结合,采用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及银行资产规模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自身的成本收入比、存贷比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献评述。由上文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作出了许多分析,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国外研究起步较早,较多地运用了数学模型,而国内学者则较多地着眼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研究则比较少;其次,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对微观因素却没有过多考虑。

因此,本文⒃诮杓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将宏观经济指标与银行自身经营数据相结合,探究这两者对不良贷款率的共同影响,以补充当前的研究不足,并为中国农业银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概述

不良贷款定义及分类

不良贷款定义。所谓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即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指偿还出现问题,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甚至连本金都难以收回的贷款。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业务,它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良贷款成为评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相比较于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是一个相对值,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在不同规模的银行中,不良贷款额会有很大差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一般均会高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但这并不能说明规模越大的银行信贷质量越差。因此,在银行规模不同时,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质量的衡量值相对比较合理。

不良贷款分类。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普遍采用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法”的解释,即为了贷款风险管理的需要,对未到期的信贷资产划分为五类:正常(Pass)、关注(Specialmention)、次级(Substandard)、可疑(Doubtful)、损失(Loss),后三类贷款被称为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loans),也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级贷款具体定义如下:

不良贷款成因理论

信用论。金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信用是包括时间长度在内的一种预期。因此,任何一种金融活动中事实上都包含不确定性。信用是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它既负有向公众存款还本付息的义务,又拥有向借款人索要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但由于金融活动存在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例如通胀、汇率、利率等的变化,导致这些指标的实际值偏离了借款人的预期,借款人的预期收益下降,最终导致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导致违约。这种违约也就导致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可以说,不良贷款的存在是必然的,商业银行贷款借出与偿还之间的时间差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经济社会是用信用连接起来的整体,即使仅仅是某一个环节遭到破坏,也将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混乱,信用不佳的企业将把信用良好的企业也拖入泥沼,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本身就存在着蔓延的趋势,需要尽快出台调控措施。

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的观点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是宏观经济,它的论证思路是探寻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与银行不良贷款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1)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明斯基的“金融脆弱”理论认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涉及宏观经济周期、银行和企业三方面因素。银行是一个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特殊企业,自有资金少,资产负债率高是其一大特点,同时也是银行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具有天然的金融脆弱性。

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企业预期利润上升,投机性企业和庞氏企业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使得银行向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发放贷款的比重加大,导致更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当经济走势趋缓走向反面时,此类高风险企业收入降低,将出现违约和破产的可能性,不良贷款不断扩大将导致银行破产,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2)“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Safety)理论。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借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贷款,但一般都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及时解决存量不良贷款的同时,一般都会采取措施,控制不良贷款增量的上升。具体来讲,遵循谨慎性原则的银行,为了防止自身产生经济损失,即防止发放给企业的贷款无法顺利收回,往往会选择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以保证银行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的安全边界范围之内不受损失。

因此,当经济繁荣时,借款企业大多信用较好,银行所接受的安全边界会随之降低,那些本来不能通过审核的高风险企业也能获得贷款;当经济衰退时,那些高风险企业将无法偿还贷款,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

贷款客户关系理论。在70年代,JohnH.Woo提出了贷款客户关系理论。该理论的内容主要是:银行为了长期保持贷款的需求,追求其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扩大贷款规模,以保持与客户的关系,由此导致银行倾向于采取以扩张贷款量为特点的激进型贷款策略。这样,首先银行的贷款质量会受到影响,其次银行的收益也会随之降低,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被削弱,因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也就增加。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253.8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22亿。其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见表3。

可以看出,2014-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总余额逐年上升,由人民币7.661,924亿元上升至8.778,451亿元,不良贷款率也逐年上升,由1.54%到2.39%,再到2016年的2.4%。同时,不良贷款的内部结构也在恶化,损失部分相对占比上升。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发展状况。由图2可以看出,由2008-2013年,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在过去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对乡镇企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信用贷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三农金融业务的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对三农金融业务款和垫款总额仍高达31,208.38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32.44%,这部分的不良贷款率为3.04%,比总不良贷款率高0.65%。这也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首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上升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为了找到究竟是哪些原因影响了不良贷款率,本文将继续做出探究。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模型变量选取及结果假设

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为了得出适当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宏观经济指标选择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微观方面选择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净利差、银行规模(各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代表整体宏观经济情况的代表。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前文的分析可知,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2: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代表。假设M2增长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负。

解释变量3:中国农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能反映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和社会信用情况。假设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为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4: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指标。假设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解释变量5:银行规模自然对数。根据前文的分析,银行规模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还与银行内部的管理结构相关,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在此先不作出假设。

解释变量6:净利差。净利差是国内商业银行也是农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体现了农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假设农业银行净利差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此次实证分析考察的样本期间为2010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的25组季度样本数据,回归中所用到的银行数据均由中国农业银行各年季报、中报与年报中搜集整理而成,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数据见表4。

实证分析

多元回归模型的设计。所谓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称回归方程式)。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难以用确定性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它们大多是随机性的,要通过统计观察才能找出其中规律。回归分析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了6个变量进行分析,以此建立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GDP)、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拨备覆盖率(BBFG)、资本充足率(zBCZ)和银行规模(sIZE)、净利差(JLC)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Y=CI+C2*GDP+C3*M2+C4*BBFG+C5*ZBCZ+C6*SIZE+C7*JLC+U

其中,C1-C7为分别对应的各个变量模型的估计系数,u为残差项。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使回归结果是有意义的,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将25组数据导入Eviews进行ADF检验,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ADFz验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来看,各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将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做ADF检验,得出的P值除拨备覆盖率大于0.05外,其余均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平稳。对拨备覆盖率进行2次差分后,P值降为0.0016,拒绝原假设,时间序列平稳。

因此,为了使回归结果有意义,应当采用不良贷款率、GDP增长率、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规模、净利差的一阶差分,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二次差分进行回归。

回归分析。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影响,在Eviews中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25组数据进行回归,并检验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回归结果见表7。

从参数中可以看出,模型决定系数R2=0.962864,调整后的R2统计量为0.948938,也就是修正可决系数为94.89%,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较好,说明模型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原因。

又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量为69.141171,模型通过了F检验,犯错误的概率仅为1.52乘以10的负10次方,说明所选择的因变量总体上对自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8。

表中可以看出,备变量回归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即说明各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从第二列的各个变量估计值可以得出线性回归模型为:

DY=0.001268-0.25809DGDP-O.039672DM2-0.038647DSIZE-0.076141DZBCZ-0.006064DDBBFG-0.776069DπC+u

由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受GDP增长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货币增长速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其自身的规模大小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资本充足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拨备覆盖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净利差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基本相符。

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措施

观察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规模大小与净利差的T值较小,即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农业银行要想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首先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增强中国农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控制规模的盲目扩张,改善内部管理体系,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拨备覆盖率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也比较明显,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应当适当提高拨备覆盖率,增强对不良贷款的应对措施。

在所有的自变量中,GDP增长率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虽然与总体经济下行有关,但这种下行并不是不可抗的,农行仍然可以从内部进行实施一些措施进行改善。

由于多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居国有商业银行的首位,截止到2016年中期,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253.89亿元,其防范和化解任务十分艰巨。

文章首先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说明,介绍了三个不良贷款的相关基础理论:信用论、金融脆弱论和贷款客户关系理论。紧接着,探究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和发展情况,发现其不良贷款率呈现抛物线形,2013年之前逐年下降,2013年后逐年上升,而且从农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情况表中发现,不良贷款结构也在逐年恶化。2013年前的下降可以归因于国家对于其支持三农金融业务的强制性要求,2013年以后的上升则将在后文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探究。

第9篇

本周除了房地产的“国五条”外,并没有其它明显的政策偏空信号,并且IPO上市尚未重启,因此从政策面角度看尚未看到中期见顶信号。股市更是一片歌舞升平,本周道指创1896年来新高,欧股创4年半新高。A股虽然落后,但有奋起直追的余地。

大环境和行业基本面的支撑无不令人对银行股的未来走势遐想连篇,两会后,银行股会否重走去年的“金改”行情值得期待。

事件:地产调控误伤,城商行入围试点意义重大

地产调控误杀银行。本次地产调控对银行基面几乎没有影响。逻辑:①存量按揭贷资产质量无忧:贷款房价比(LTV)普遍低于70%,再考虑近年房价的上涨,至少可抵御房价30%的跌幅;②存量开发贷财务抗压能力增强:银行授信客户大多是地方龙头开发商,经过09 年调控以来的战略调整和12 年的销售改善,开发商资金链条更牢靠;③增量房贷需求的萎缩完全可被替代消化:经济回暖背景下,实体信贷需求较为旺盛,可有效替代房贷需求萎缩,且普通贷款比按揭贷款利率略高,周转也快。

新国五条对经济影响会比预期小,一方面对中短期地产投资影响有限,同时预计政府会实质性增加土地供应和加大保障房建设,其他促进经济复苏的配套政策或会出台。心理影响造成银行股被误杀恰为银行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

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试点扩容,城商行首入围。3月4日,银监会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银监会将与相关部门配合,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范围,城商行首次进入试点范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时强调,要提高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能力,坚定不移地推进商业银行发展转型。

2005年,工行、建行、交行成为首批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2007年,监管部门扩大试点范围,截至目前,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8家,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近5000亿元,发展稳健。

近几年,我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目前银监会已同意兴业银行(601166)、北京银行(601169)投资设立基金公司事宜,两家银行正在履行其他行政许可程序。其他城商行获批只是时间问题。市场化程度极高,又有渠道和客户优势的城商行一旦开展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对其经营无疑是如虎添翼。将极大激活其多元化经营。

基本面:低估依旧,行业景气持续

银行股严重低估提供足够安全边际。虽然银行目前股价已较去年12月初上涨了许多,但A股银行业6.22 倍 PE仍然是全球倒数第一、A股倒数第一,只有同类性质石油化行业的一半;1.09倍PB全球中游、A股倒数第二。(见图一、图二)

而表明企业所有者权益的获利能力ROE指标却始终在全世界都位列前茅。申万研究表示:预计中国银行业未来可较长时间维持15% -20%的ROE水平。ROE越强,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因此,要用与时俱进新思维重审视银行业前景。传统思维下市场对中国银行业未来前景过度悲观,因为大多数人只看到银行失去了什么,没看到银行得到什么。中国金融渗透率还很低,具备较大提升空间,在未来金融大变局中,银行依托资金、渠道和客户三大优势依然占主导地位。

此外,基本面改善将是银行股的持久动力。基本面看各行披露的年报业绩快报基本符合市场之前预期,而一季度银行业绩存在超预期可能,长江证券上调一季度行业利润增速4.4%至5.4%。原因在于银行信贷资源依然偏紧,新增贷款定价好于之前判断。2月多家银行客户的信贷需求仍无法满足,信贷供不应求将强化银行的定价地位。12年末净息差2.75%,环比Q3下降2BP,主要由于同业资产规模大幅攀升所致,Q4总资产环比Q3增长5万亿,在规模扩张和贷款重定价之下息差小幅回落,可见银行贷款定价应较为稳定。

银行业的景气程度在今年还将取决于不良贷款的增速,银监会数据显示:①12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929亿元,四季度单季增加141亿元,相较于二、三季度分别182亿、224亿元的增幅已明显收窄;12年末不良率0.95%,环比Q3持平,经济持续改善,13年资产质量将好于市场预期。

资金:源头活水滚滚而来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在股指处于上下两难之际,证监会再度半夜鸡叫,于3月6日半夜公布RQFII双向扩容,今后RQFII可100%投A股,同时,扩大试点机构类型。根据数据统计,目前RQFII仅面向香港市场,总投资额度已达2700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6家机构获得RQFII资格,共获批额度近700亿元,尚有近2000亿元RQFII额度可供使用。此外,台湾投资者开展RQFII业务事宜也将获得进展,操作细节正在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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