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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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2008年10月21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专家认为，股改方案通过后，农行距上市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农行将推进财务重组，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择机上市。此外，如何平衡盈利与服务“三农”之间的关系，妥善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也是未来农行完成股改需把握的重点。
股改绕不过多重门槛
金融界分析人士强调，由于农行股改的复杂之处――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难点，其股改方案较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复杂得多。
目前，农行股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农行的外部审计、不良资产清理和法律尽职调查等工作基本完成，内部改革加快推进，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已制订并试点推行。此外，农行对风险控制也加大了规范力度，在组织架构上为有效风险管理提供制度支持。
11月6日，汇金公司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注资农行，农行财务重组启动。农行行长项俊波在注资仪式上表示，“此次注资标志着农行将由国有独资银行变为股权多元的股份公司，为实现上市和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注资完成后，汇金公司将持有农行50%的股份，同时，财政部在农行的1300亿元所有者权益将保留，双方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各持有50%的股份。另据汇金公司董事长楼继伟透露，汇金公司将与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在财务重组完成后，农行预测主要财务指标将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后的数据基本相当。汇金公司对农行注资，标志着农行股改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农行已经确定了基本方案。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明显不同的是，农行采取的方式是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以剥离不良资产，基金的偿还来源于财政部作为股东的分红、农行每年的所得税、国有股本减持的溢价收入等，而不再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
实际上，农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与工行股改时损失类资产处置方式类似。2005年，工行将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财政部将共管基金账户中的资产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但与工行不同的是，农行的不良资产最终还是委托农行来处置。
在引进战略投资方面，农行股改同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也会存在差异。在中、工、建等银行上市时，监管层对引进战略投资者有明确要求，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而此次对农行股改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没有明确要求，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在借鉴前几次经验的基础上，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可能来自境外，但也有可能引进境内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此外，郭世坤认为，农行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解决规范产权问题，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农行公信力和品牌价值，甚至为以后农行选择海外上市打开方便之门。
平衡利益兼顾服务“三农”
此次国务院会议要求，农业银行改革要以建立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核心，以服务“三农”为方向。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农行，由于承担着农村金融的重任，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有着显著的区别。
农行股改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商业化改革，大体会按照工行模式进行；其二是立足于服务“三农”，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三农”金融工作推进委员会。但由于农行股改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难点，操作方案还需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
项俊波说，为突出“三农”业务在农行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将对“三农”和县域业务进行单独分配经济资本，单独下达信贷计划，单独配置财务费用，单独配置固定资产指标。“三农”业务是农行的“战略支柱业务”，是农行发挥城乡联动优势的着力点，因此将纳入股份公司整体改制。
他说，商业化服务“三农”重在找准切入点，如吉林、甘肃分行选择农户和农业产业化为重点支持对象，福建分行重点发展小企业业务和林权抵押贷款。同时，要研发特色金融产品，如面向广大农民发放农行贷款卡，研发农户联保贷款等。此外，要根据业务特点再造制度和流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要抢占县域市场制高点，把“三农”和县域业务打造成农行最具特色和最有竞争力的业务。
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密切关注“三农”信贷，力争对“三农”信贷投放力度不放松，风险把握更科学，实际比例不下降。因此，农行的这一社会责任，将在股改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农行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服务“三农”之间的关系呢？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认为，此前农行选取了1300多家县支行着重服务“三农”进行单独核算。而这1300家县支行以外的支行，譬如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支行，其服务“三农”业务可能会收缩。
建行研究部郭世坤认为，对“三农”的服务就是亏损、利润低的观点现在需要改变，因为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这种农业运作是有很强的市场取向和盈利基础的。对“三农”的支持，不单是农行，其他金融机构也必须更加注重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支持。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上市银行，追求利润与服务“三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矛盾。
上市路径或遵循先例
目前，中国农业银行的股改方案正在推进中。农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农业银行拟于2009年下半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筹备工作，但考虑到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IPO的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潘功胜称，从股改方案获批到股份公司挂牌所需时间，农行将比工行与建行少得多。此前，工行与建行所需时间分别为六个月与八个月。
农行将争取用几个月时间完成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不良资产剥离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搭建。就上市问题，潘功胜表示：“股改时间表目前基本确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08年年底或2009年年初建立新的股份制公司；第二阶段是对新公司的内部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规范；第三阶段是计划在2009年下半年完成IPO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具体IPO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看2009年的形势而定。”此外，农行准备在近期发行次级债以补充附属资本，第一期规模可能为200亿元人民币。
对于发行方式，潘功胜表示，会借鉴其他几家银行的方式，会考虑A＋H的方式。至于发行地点，主要考虑投资者的基本面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在目前形势下，香港最值得考虑。
“农行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健全的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项俊波说，成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条件，而经营机制则是内因、是根本。
关键词：普惠 微利 小微企业融资
“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一方面“三农”和小微企业对资金的急迫渴求，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险等考虑，不敢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由此造成了普遍性的“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本文试从银行主动服务，践行普惠金融、微利金融理念这个方面，来讨论破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微小企业在经营融资方面，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与银行贷款流程不匹配，增加了融资难。小微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特点：短、频、快、小。即使能从银行取得贷款，贷款审批程序烦琐，资金到位，已经错失商机，失去短期借款的作用。而银行追求较为长期的低风险的稳定收益，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资金需求量小、频率快的特性也增加了银行贷款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影响银行贷款的积极性。此外，农户居住分散，金融机构融资服务成本高，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程度低，对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要求很高。
二是抵押物不足。微小企业普遍缺少可供担保抵押的财产。一些地方存在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由于担保公司在自负盈亏的经营情况下往往提高担保条件，或者通过繁杂的担保手续，高昂的担保费用，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了融资效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产权等还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大大制约了“三农”和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
三是贷款金额小、银行不愿办理。许多微小企业只需要几万到几十万元，而许多银行不办理一百万元以下贷款，有的银行甚至不办理三百万元以下贷款。办理一笔贷款，金额大和金额小的贷款，对银行来说，所花费的成本基本是一样的，因此，很多银行出于成本和风险控制的考虑，不接受小额贷款申请，而偏好于对大中型企业的金额较大的贷款。
四是小微企业经营与财务管理不规范，经营风险极大，失败率较高。绝大部分的小微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甚至没有建立会计账目，大大降低了自身的信用度。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中小企业集中地区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6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在3B或3B以下。
小微企业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其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用人机制上，很多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家庭特色，用人唯亲，家庭成员占据企业的重要的管理岗位，这种管理模式很难吸纳优秀的管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经营随意，经济效益波动剧烈，失败率极高。许多小微企业主金融财务知识缺乏，信用观念缺失，没有贷过款，对银行金融知识缺乏，许多人因信用卡逾期严重被列入禁止类客户，在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只要能借到钱，不考虑筹资成本的高低，有的甚至向民间高利借贷，筹资风险极大，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五是农村金融基础薄弱。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对广大的农村地区，银行网点非常少，县以下地区基本没有，农村地区金融基础十分薄弱，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微小企业的融资难。许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限集中上收，基层支行没有贷款放贷权限，也增加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二、“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若干对策
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决。
一是国家要制定财政税收等各种宏观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三农”和小微企业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设立小微企业成长扶持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部分或全部的利息免除，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小微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对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给予税收优惠。在银行监管方面，对许可证审批等事项，对金融机构深入农村和城郊地区设立机构给予便利，鼓励金融机构完善在农村和郊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金融机构要有微利金融、普惠金融的服务意识。金融机构不仅仅是企业，也是社会公众组织，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均衡协调发展，承担着重要责任。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按照追求利润的做法来经营发展，要树立微利金融意识和普惠金融意识。有些许微利能够生存经营下去，就应该坚持下去，在农村和城郊结合地区，金融机构虽然只取得了微利，却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较大甚至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邮储银行践行普惠微利金融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效果
邮储银行广东省分行在农村市场发展战略上，确定了“小贷领航”的策略，以“小额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为龙头，以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和城乡结算网络建设为两翼，走出了一条“大银行聚焦小贷款”的特色发展道路。截止2012年2月29日，广东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29.88万笔，金额213.96亿元，笔均7.16万元；其中2011年累计发放27.67万笔，金额196.98亿元；贷款结余10.83万笔，金额61.40亿元，已经为超过16万户个体工商户、微小企业主以及农户提供了融资服务。
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农行上市正在火速推进中。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农行预计在4月的最后一周向证监会预申报上市材料、在5月初正式提交上市材料,并于6月上旬开始进行路演,争取在7月初完成国际配售并实现上海、香港的两地挂牌。
作为主承销商,中金和中信已准备好农行上市的申报材料。
但与其他三大行上市不同,牵手农村金融业务的农业银行,在确定整体上市方案后,如何定位三农金融服务业务、如何实现三农业务的持续盈利、如何在城市金融的竞争中胜出,仍有待观察。
大行再融资或暂停
农行上市比市场想象快。据测算,农行的IPO规模有望在300亿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IPO项目。
“农行上市之前,其他国有大行的再融资将暂停。”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农行的发行窗口已被预留。
2010年以来,几大国有银行均有再融资计划。工行董事长姜建清3月曾公开表示,计划在A股发行不超过250亿元人民币可转债,以及配售不超过20%的H股。而中行也曾在3月底公告说,计划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A股可转换债券,同时可能增发H股。另外,近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建行将在A+H两地同时进行配股。
按照上述人士的说法,在农行实现公开发行之前,一些大型银行的再融资都将难以成行。
为抓住时间窗口,农行正争分夺秒推进上市工作。一位接近该交易的人士表示,目前百人以上的庞大中介团队已经“进场”为农行的IPO服务。其中包括A股和H股的主承销商、2家财务顾问、6家律师事务所,还有会计师团队和媒体公关人员。
“现在要求24小时都要有人在现场,周末也一定要有人在。”某投行人士指出。中金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的牵头人,对参与农行上市项目的投行提出,必须“连轴转”。
有投行人士指出,农行预计在2010年第三季度同时登陆A股和H股市场,融资规模总计在300亿美元之内。
于4月初快速推进的农行上市工作,推进速度之快颇为罕见。4月7日和8日,农行分别对中、外资投行进行了“选秀”,中金、中信、申银万国等12家券商参与了农行发A股的遴选,高盛、瑞银、美林等21家券商参与了发行H股的遴选。
4月14日,即遴选一周后,农行迅速圈定了A股和H股的主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15日下午,农行专门召开会议宣布了结果:A股主承商一共4家,分别是中金、中信、国泰君安和银河证券;H股主承销商则有中金、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JP摩根、麦格理和农银国际。
据了解,目前农行A股和H股的具体发行比例还没有最后确定。在具体的发行方式上,农行H股国际配售部分,将采用《美国证券法》144A规则以及日本非上市公开发行(POWL)的方式,这也是银行进行国际配售较为常见的方式,工行、招商银行在发H股时都曾采用过。
三农是否成卖点
由于农行特别定位,其股改上市的进程一直落后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前述三家银行已经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完成A股和H股的上市,并屡屡刷新全球最大的IPO规模。
但农行由于承载了服务三农的任务,到底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一直广受争议,而农行上市的进程也一拖再拖。
2007年,是农行推进上市进程的转折点。这一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农行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是年6月,原农行行长杨明生调任保监会任副主席,原央行副行长项俊波出任农行行长,并于股改后出任董事长。
项俊波 “空降”后,农行的股改迅速展开。
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向农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并因此持有农行50%的股份,与财政部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3个月之后,农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农行改革的整个过程始终不弃“面向三农”,但市场能否买账则是另一回事。
2009年底,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在全行铺开。范围覆盖农行全国2048个县(市)支行,成为“全球最大的事业部”。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得到的一份文件显示,2009年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贷款比年初增加3645亿元,贷款增速达到44%,高出全行贷款增速10.6个百分点。
但这一数据不改农行三农业务亏损的现实。
记者获悉,农行2009年未经审计净利润650亿元,增长26.3%。有投行人士说,若非为了补贴仍在亏损的三农业务,农行体现在账面上的净利润会比目前高出一大截。
据消息人士透露,农行的三农业务仍旧亏欠,2009年亏损100多亿元。农行2009年实际实现净利润超过一千亿元,除了弥补三农业务的亏损,还有300多亿元计提了拨备。
接近农行的投行人士说:“如何‘包装’农行的三农概念,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是投行的重要作用所在。我们会尽量陈述农行三农业务的盈利点。”
但也有券商人士认为,三农业务并不是农行成功上市的阻碍,反而是一大卖点。
国泰君安金融行业分析师伍永刚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规模的加速、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三农金融业务或许会成为银行新的发力点。他认为,农行对投资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存在潜在的利润增长空间。
2010年,农行公布的《“三农”业务中长期发展规划(2008~2017)》中提出,财务重组后三农金融事业部3年内贷款将实现翻番,5年内贷款超2万亿元。到2017年,“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成为全行的支柱业务,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稳居领先地位,能够为“三农”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金融服务。
而项俊波也曾表示,农行在中西部地区具有优势地位,随着政府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中西部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大,五到十年后,现在的中西部地区有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浙江和上海地区。
记者从农行内部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农行资本充足率为10.07%,不良贷款率为 2.91%,坏账拨备率从2008年底的63.53%上升到105.37%。
战投与定价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下称“社保基金”)有可能成为农行上市唯一战略投资者。前述知情人士称,4月中旬,农行与社保基金已经达成了入股初步协议,但具体金额不详。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社保基金目前规模是1300亿美元,到201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其中30%可用作投资。
有投行人士指出,对于农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在定价上仍将参考银行业通行的定价模式,即按照市净率(PB)定价。
关键词：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5-0072-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17
自2010年5月正式实施改革试点以来，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积极推进改革各项工作。至2012年末，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架构基本形成，“六个单独”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各项“三农”金融服务改革措施稳步推进，改革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改革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同时，内外部制约因素影响了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深化改革，抑制了县域支行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需在多层面、从制度机制角度进一步推进做实和深化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改革。
一、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基本情况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2008年3月起，农业银行在推进股份制改革的同时，选择部分省市分行，开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2009年5月，农业银行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0年5月，选择四川、重庆、湖北、广西、甘肃、吉林、福建、山东等8家省级分行下辖的561个县域支行，开展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2011年9月，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扩大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将改革试点范围拓展至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等4省。
试点以来，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不断健全，新体制、新机制优势逐步显现。一是三农金融事业部业务边界逐步理顺，“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管理体制持续完善。二是做实“六个单独”①运行机制， 逐一明确实现路径和管理要求。三是提升试点县支行的经营主体地位，激发“县事业部”经营活力，下沉经营决策重心。四是服务“三农”能力显著改善，县域贷款、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增速较快，财务可持续性较强。
二、存在的问题、不足及制约因素
（一）改革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县事业部单独资本管理基本未实现。营运资本方面，虽明确指出资本区分城区与县域，专款专用，但在实际拨付过程中，省级分行向市级分行拨付，而市分行并未进一步向县支行单独拨付，而是市分行统筹调配。经济资本方面，未制定县支行三农经济资本管理实施细则，县事业部普遍认为经济资本管理可操作性不强，业务开展过程中并未按照经济资本管理要求操作。此外，“三农”业务与城市业务适用同一经济资本核算标准，经济资本占用系数相同，没有体现服务“三农”的导向作用。
2.信贷管理权限存在上收趋势。目前，省级分行正在将法人客户信贷业务审批权限逐步上收，新增法人客户及新增法人授信业务原则上由二级分行（含）以上客户部门进行调查，县支行基本不具备法人客户审批资格，二级分行需深入县域实地调查客户，调查时间长，交通不便，调查成本较高。仅有极少数县支行获得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审批权，这类贷款可由县支行客户进行调查。此前，部分县支行实行的独立审批人制度，其独立审批人实际上是县支行员工，信贷审批独立性不强，随着信贷审批权限上收，独立审批人制度基本名存实亡。针对贷款规模较大的个体工商户贷款，审批权限也上收至二级分行。较多三农和县域信贷业务需上贷审会或合议会，贷审会和合议会由一、二级分行采取例会制度，基本每周一次，业务量小的地市分行周期更长，审批时间较长。这与“原则上将县域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的信贷业务审批权下放至‘县事业部’”（银发[2011]231号）的要求不符。
3.县事业部承担的管理费用偏重。农业银行总行为推进单独的会计核算，建立了业绩价值管理信息系统，并通过该系统进行费用分摊核算。分摊的基本原理是将各级管理行管理费用汇总，然后按照各级经营行（县支行和城区支行）的贷款业务量、存款业务量、人员及机构数量进行分摊。有些指标因之未作为分摊因子考虑，如中间业务。从农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构成来看，三农业务创造的中间业务收入较城市业务为低，相对三农业务，城市中间业务管理应承担较多的费用，但目前未将中间业务量纳入费用分摊公式，影响了费用分摊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使县支行所分摊的费用高于其应承担的费用。
4.风险防控与业务发展不相适应。虽然《中国农业银行扩大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农银发[2012]36号）中提出“增强试点县域支行面向市场自主定价能力，利用定价充分覆盖风险和成本”，但面向市场自主定价，通过利率浮动覆盖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性较低。当前，县域内农业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如果农业银行以提高利率的方式覆盖风险，受办贷效率低下影响，在中小企业及农户客户竞争中不如农村合作机构。受资金成本影响，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客户竞争中不如农业发展银行。因此，农业银行的风险覆盖技术，应结合所处市场环境的特殊性进行调整。此外，农业银行部分分支行风险防控过于谨慎，影响市场竞争和三农服务供给。多数三农金融事业部三农信贷产品①实行停复牌管理，如果农户贷款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超过3%，即上收相应信贷审批权限。虽然多数县事业部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远低于3%，还存在较大投放空间，但部分县事业部仍选择少投放或不投放来防范风险。
5.资金运营机制缺乏对三农业务的支持。三农金融事业部省级分部按照农业银行总行人民币全额资金管理办法，将所有资金按照全行同一价集中到农业银行总行资金中心。而各省农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也需由农业银行总行资金中心配置，针对资金运用的不同，资金价格各不相同，但并未针对三农业务提供资金价格方面的优惠。同时，各省分行针对特殊业务，可采取处罚措施，例如提高县支行资金运用的利率，降低县支行的利润空间。鉴于三农业务的管理服务成本要高于城区业务，当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的资金运用价格完全相同，且仅有反向惩戒而无正向激励措施，不利于引导资金回流三农业务。
6.考评办法“约束”大于“激励”。绩效考核办法对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前农业银行县域绩效考评方法过于偏重对风险控制的关注，忽视对县支行拓展业务增加信贷投放的激励，在鼓励县支行支持“三农”、激发经营活力、服务意识和需求发现功能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以某省县事业部绩效考核办法来看，考核办法鼓励县支行吸收存款，降低业务支出，压降不良贷款，而对支持县支行加大信贷投放的鼓励程度并不大。县支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获得高分必然选择将资源尽量用于存款业务和中间业务的拓展，而不是风险相对较大的信贷业务。
（二）制约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进程的内部因素
1.对“面向三农”认识不统一，导致“三农”金融服务市场定位不清。在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初期，农业银行提出“‘三农’金融业务的工作抓手问题上，提出‘一个重点、四类区域、领域’①。一个重点，就是要以农户为重点。”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农业银行努力以多种方式加大农户信贷投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成效并不明显，且缺乏可持续性。于是，在2012年农业银行制定的《中国农业银行扩大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总行大力实施农村产业金融‘千百工程’，围绕国家同步‘三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以实施农村产业金融‘千百工程’为抓手，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 由此可见，农业银行发展三农业务的抓手发生了变化，工作重点从“农户”转向了“产业龙头化企业”，因为“产业龙头化企业”的信贷投放模式与农业银行既有的信贷模式差异不大，更容易达到监管层对三农信贷投放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一经营发展理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与资源分配。如果业务重点在农户，那将要求农业银行“稳定和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和业务”②，增加物理网点，推进网点标准化建设，优化人员结构。如果业务重点在“农业龙头化企业”，由于这类企业在县域的数量有限，且这类客户的营销无需大量的客户经理，对物理网点的要求也不高，但对农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要求较高，包括支付结算网络、融资金额、融资期限、利率、信贷审批效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从而要求农业银行大力改善对中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当前的实践与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并不相符，目前，政府唯有确立“面向三农”的真正含义与口径，才能避免对政策要求的不同理解，科学指导农业银行深化改革。
2.“三级督导，一级经营”模式成本较高，影响三农事业部经营效益。通过对部分省份的调研发现，管理行费用分摊使得三农金融事业部利润大幅下降，反映在成本收入比、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等指标方面变化显著。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扩大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省级分部”和“地市分部”服务职责的对比发现，“地市分部”的职责与“省级分部”无太多变化。而调研结果显示，三农金融事业部地市分部人数占三农金融事业部人数较低，但其费用支出占三农金融事业部费用支出的比例较高。如果压缩督导环节，一方面节约大量成本，提高“三农”业务的利润水平，另一方面，将大大提升信贷审批速度，提高“三农”金融服务效率。三农金融分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如何发挥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尚需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三）制约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进程的外部因素
1.对“商业运作”理解不同，引致外部配套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对农业银行“商业运作”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商业运作”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种认为“商业运作”是商业化的管理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价值趋向，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决策。商业化管理模式的起源与目的虽然也是利润最大化，但商业化管理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工具性，是一种管理过程。当前，国家对农业银行的政策扶持已经表明，“商业运作”的内涵是商业化管理模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三农”业务依然具有政策性。“三农”业务虽然具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但与城市业务相比，利润率相对较低，这也是其他国有大型银行撤出县域市场的原因，所以“三农”金融业务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对“商业运作”的不同理解，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是否需要支持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怎样支持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和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存在不同判断。当前在政策配套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三农”业务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缺位、外部激励政策不完善、地方政府缺乏有力的支持政策措施、外部监管制度不合理等。所以当务之急在于确定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业务的政策性，进而研究适当的政策支持问题。
2.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制约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工作进度。当前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缓慢，难以防范三农客户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金融法治环境不健全，金融债权维护仍然较为困难；担保业规范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广阔的“三农”金融需求不匹配；保险市场发展滞后，难以覆盖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中介机构稀缺，“三农”金融供给供给成本难以降低；产权法律法规发展滞后，县域经济主体所掌握的产权在分割、处置和流转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企业财务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影响金融业务拓展等。外部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是县域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一定的延续性，对县域各类银行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中小企业和农户为主要客户群，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地方亲情文化优势，对抵押物要求较低，也克服了信用不对称问题；农业发展银行以农业产业龙头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客户，这类客户的信用信息较易掌握，抵押物也较为充足。但农业银行正处于改革推进期间，其业务发展重点与经营模式尚无定型，既发展农户贷款，也发展中小企业贷款，还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等，不同的业务受不同的条件限制，所以诸多外部不利条件对农业银行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工作的推进。为此，县事业部在改革的初期，应有选择性开展业务，将改革阻力降到最低。
三、建议
（一）厘清“面向三农”的内涵[1]
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不仅是国有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相宜金融支持的历史使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之初即确立了“面向三农”的目标，但“面向三农”只是大方向，“三农”发展的不同方面、不同环节各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如果期待掌握有限资源的农业银行提供全面的三农金融服务，显然不符合实际，这是农村金融体系的职责。因此，农业银行“面向三农”之后，需要进一步确立支持“三农”的重点，充分发挥有效资源的最大效用。全球农业发展路径显示，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单个农户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业经济组织（包括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社等）才是现代农业经济的主体。所以，在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之间，农业银行更应关注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
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应深入分析农村经济组织金融需求特征，将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的重点放在提高产品定价水平、优化金融服务流程、发挥支付结算网络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等方面，适度优化网点布局，将节约的资源应用于人员结构优化与客户经理激励。
（二）改革“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的管理模式
压缩管理层级。撤销地市分部，可将地市分部归入城市业务板块，这是实现农业银行“两轮驱动”最有利方式，地市分行的业务基本是城市业务，专注做城市业务更符合科学发展，而县事业部由省级分部直接管理，极大的压缩了管理链条，节约了管理成本。当前地市分部主要承担对辖内县支行的业务督导、政策指导、绩效考核、重点客户营销和风险监控检查，政策及情况的上传下达。地市分部撤消后，大部分工作内容可由省级分部承担。在此情况下，应注意四点：一是要扩充省级分部的管理力量，保证工作不脱节；二是要加强省级分部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进一步理顺三农金融事业分部与其他内设部门之间的业务和职能边界；三是要做好地市分行和县支行的业务边界划分问题；四是要切实加强县支行的“一级经营”，改进授权授信管理。
加强一级经营管理。一是切实增强县支行的经营自，不断提升其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就近决策的能力。二是进一步优化转授权管理，下沉信贷决策重心，对符合相关政策的三农客户尽量减少重复调查、审查环节。三是做实独立审批人制度，加强风险防范体制建设，提高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程度，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水平。四是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适度提高县支行的创新权限。五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县支行经营活力。
（三）探索调整政策支持方式
明确三农金融业务的政策性[2]。首先，鉴于“三农”金融业务利润率低于城市业务利润率这一事实，国家应以适当形式明确“三农”金融业务的政策性，使全社会对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享受的各项政策形成合理预期，同时也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业务。其次，既然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的业务具有政策性，那就应该享有与农业发展银行相同的政策待遇，而现实是农业银行在资金成本方面远高于农业发展银行，导致在大额信贷市场无法与农业发展银行形成公平竞争。
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支持[3]。当前，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和农业银行的政策效应大不相同。由于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只能在本地展业，且贷存比较高，农业银行总行对其实行全额资金管理，且农业银行县支行基本不存在资金不足问题，农业银行县支行享受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只能使其分得50个BP（比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农事业部的总资产回报率低0.33个百分点）的奖励收益。而优惠政策所得的存款准备金被用于城市业务，未直接起到支持三农业务发展的作用。因此，当前应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节约出来的存款准备金资金用于当地。
完善降低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经营成本的激励政策。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三农”金融业务的利润率。一方面对“三农”业务利润低于城市业务利润部分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要降低“三农”业务风险，降低三农业务的机会成本。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对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对“三农”板块业务进行相应的税赋减免，明确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范围，适度延长优惠政策期限。二是加强地方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提高“三农”发展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促进地方政府加大对县域和“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由地方政府商信息产业部门，出台金融机构农村电子设备通讯费用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成本。三是实行与农村金融机构相同的监管政策，继续减免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业务监管费和机构监管费。
（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完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4]。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加快建立巨灾保险体系。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机构，积极推动担保公司、资信评级机构等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组建商业化担保公司。进一步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建设，通过立法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宅和宅基地物权化问题，并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担保政策，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和对象，加快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缓解农村金融抵押品缺乏的现状。
探索建立农村金融补偿新机制。可考虑从境内金融机构营业净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成立金融普惠服务基金，用于补贴新设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涉农贷款损失以及农村金融电子化机具投放，以有效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可考虑国家涉农政策资金由农村金融机构统一拨付和管理，体现支农义务和权力的对等，实现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的良性互动。
发挥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合力。可考虑在有关部门的主导下，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各涉农金融机构加强战略规划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各涉农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中的差异化市场定位，鼓励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农村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进一步推进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加大农村地区的诚信知识宣传，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为农村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洪波.评价：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意义重大[J].中国农村金融，2012-11.
[2]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调查——以农行吉林省分行为例[J].吉林金融研究，2011-07.
人生履历:丰富而又厚实
拥有北大法律博士学位的项俊波出生于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下过乡、当过兵等诸多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对农民有很朴素的感情,并历练出一股过人的抗压能力和胆气。酷爱文学的项俊波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地就小有名气,如电影《远山》、武侠剧《紫剑传奇》的创作,特别是早在1986年到1987年,国内第一部反映审计工作的电视剧《人民不会忘记》的成功创作,更是让人们给予了他“特别关注人性,注重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对人在面对环境中做出各种抉择的刻画非常到位”的评价和赞许。1996年,时任审计署管理指导司副司长的项俊波出任京津冀特派员。1999年,群众举报天津蓟县国税局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作为京津冀特派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项俊波带领工作小组进驻蓟县。在这场审计“战斗”中,项俊波表现出的专业水准和审计胆略,得到审计署以及相关领导的认可。三年后,项俊波被提拔为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2004年8月,项俊波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随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进入央行后,逐步推进风险控制的落实,高度关注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由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均与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因此,他认为,现阶段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等方面。2007年7月,项俊波调任农行党委书记、行长。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项俊波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从此便与农行、农村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企业文化:浓缩全体员工的智慧结晶
作为我国分支机构最多、城乡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员工人数最多的大型商业银行,“靠什么凝聚全行的合心力”是项俊波来到农行后必须首先思考和面对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细心的人们会发现,2010年1月21日,农行首次在京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农行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企业文化宣传活动,包括内部培训、内部简报、内部演讲、内部评选等,以此来统领农行的思想和凝聚力。项俊波认为,农行企业文化核心理念是在充分吸收农行企业文化建设大讨论成果,经过广泛调研访谈,深入梳理历史传承,深刻剖析文化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45万农行员工智慧与心血的结晶。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农行将践行“面向‘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东,成就员工”的企业使命,传承“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全能型国际金融企业”的企业愿景,坚守“诚信立业,稳健行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秉持“五大理念”,即“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合规创造价值,责任成就事业”的管理理念,“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的风险理念,“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的人才理念。项俊波表示,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只是农行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文化深植和文化推广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风险管理:时刻紧绷这根弦
到任农行的第二天,项俊波并没有呆在北京坐等汇报,而是随即赶往河南省分行兰考支行,突击查账并检查支行的金库和安全管理。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农行周口市分行项城支行。之后,他又出现在农行项城支行距县城最远的李塞营业所。在一系列下基层调研中,项俊波为以后的政策制订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007年11月8日,项俊波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风险管理将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变,由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变。针对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案件发生的问题,他组建了五支监督检查队伍:飞检队,主要负责突击查账、查库;神秘人队伍,主要负责对网点文明规范化服务进行明察暗访;整体移位队伍,主要对分支机构进行整体接管,全面审计;巡视队伍,主要负责对各分行班子工作情况进行巡视监察;审计特派办队伍,将现在分散在各分行的审计特派员队伍集中起来,每年重点彻查8〜9家分行。
基于农行的业务性质,资产质量和“三农”贷款风险一直是决策层高度关注的经营指标。项俊波认为,虽然当前“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很好,机遇也很多,但“三农”和县域业务风险压力大的现实还没有根本改观。同时,随着农行服务“三农”力度不断加大,客户数量大幅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张,经营管理战线明显拉长,风险隐患也越来越多。而现在股改上市和业务大发展对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怎么掌控好“三农”信贷风险,项俊波认为应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靠识人。也就是要筛选好的客户,只有选好客户,选可靠的客户、放心的客户,才能真正管控好风险。而筛选好的客户,则需要眼光、智慧及经验。要把工作扎扎实实做到实处,从各个渠道掌握客户信息。二靠机制。也就是激励要保障,约束要到位。“三包一挂”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因此要继续总结“三包一挂”的精髓,丰富其内涵,结合各地实际推广应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三农”风险管控体系,尽快完成县支行风险经理派驻工作,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三靠定价。要依靠合理的定价有效覆盖风险。合理定价的前提是做好风险容忍测算。项俊波表示,服务“三农”的账一定要算清楚,风险账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每个省分行、二级分行、县支行都要测算清楚。每种产品、每个行业的利润风险平衡点都要算清楚。而后在此基础上,本着覆盖风险的原则,制订合理的利率水平。四靠惩戒。要加大风险排查和案件查处力度,使“三农”业务风险检查常态化,及时发现风险点,堵住薄弱环节和风险漏洞,有效防范案件隐患。要保持对风险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姑息。
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是农行做好股改准备工作、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项俊波上任三年来,农行在内部风险管控方面成果显著。截至2009年末,包括国家注资和置换因素,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下降至2.91%,涉农贷款不良率也下降至4%。
农村金融:水火不相容的“铁锅理论”
2008年10月,国务院批复农行股改方案的十六字原则是:“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一方面是政治要求,定位于“三农”,另一方面是商业性可持续运作。如何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一直是学术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面对“三农”金融服务和商业化经营之间水火不容的说法,项俊波给出了这样一个新解:“如果在火上加个锅,通过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水火不容便迎刃而解。”项俊波相信,这口锅就是“‘三农’金融部”,它能够帮助农行走出一条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有机结合的新路。
从2008年3月开始,农行先后选择了甘肃、福建、山东等8家分行,开展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项俊波认为,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三农”和县域业务实行事业部制管理,对“三农”和县域业务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得到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综合考虑前期试点情况和新的改革要求,农行下一步将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以8家分行为重点,以点带面,不断深入。
2009年底,农行专门着重研究了事业部单独核算有关问题。项俊波一直认为,单独核算是事业部改革的核心。深化事业部制改革,必须将“三农”金融部单独核算这本账搞得更精、更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扎实,真正实现事业部核算“分得开、算得准、说得清、信得过”。为此,项俊波提出建议:一是要千方百计做好事业部核算体系建设。抓紧完成事业部单独核算基础建设,新核算报告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要尽快上线运行,要定期拿出报表。搞好科技系统支持,抓紧打牢事业部的核算基础。二是要进一步提升单独核算的精度。不但要拿出总账,还要拿出各分项的细账。通过管理会计、成本作业等方式,着力建设更加精准高效的事业部全面核算体系,力争尽快实现能够按机构、区域、产品等多维度核算事业部财务信息和经营成果,为“三农”经营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提供有效支撑,也为国家给予扶持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三是要全面检验、评估事业部的核算政策制度和规则。单独核算不仅要拿出“三农”金融部的财务核算报表,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试点,评估单独核算的制度办法及政策措施是不是能准确、公允地反映事业部经营管理成本收益,满足信息披露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因此,项俊波要求8家深化改革试点行,要高度重视核算评估工作,要拿出完整的单独核算评估报告,为不断完善事业部单独核算体系提供依据。
经过这几年的辛勤耕耘,农行的“三农”业务概括起来呈现出“四大亮点”:一是为农户金融服务的能力明显提升。2009年累计投放农户贷款1500亿元,超过了过去5年的总和。二是县域信贷大幅增长。在金融危机冲击加剧,“三农”改革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态势下,农行加大信贷投入,实现了“三农”和县域贷款大幅增长。2009年累计发放县域贷款1.3万亿元,余额1.19万亿元,增速高达43%,比农行贷款增速高10个百分点。三是“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深入推进。在农行新旧矛盾交织,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三农”金融部组织治理架构、单独核算体系、专门信贷制度和产品体系、风险管控制度、有效的绩效考评和投入机制已初步形成。四是外部形象极大改善。在农行支农形象不佳,“离农”、“脱农”旧印象根深蒂固的条件下,农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积极化解各种不利影响,社会形象大为改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先后有21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对农行服务“三农”工作作出批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核心媒体,也纷纷对农行服务“三农”工作进行了正面宣传。
人才培养:实现管理精细化
长期以来,农行的人员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员众多,水平参差不齐,结构老化是农行人员的一个缩影,而这也是项俊波到农行工作以来高度关注的战略问题。项俊波认为,人员问题是农行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的人才理念。近年来,根据农行的人员现状,农行一方面通过校园招聘形式大量招聘高素质、高学历的国内和海归人员,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内部培训、上挂下派、出国学习、内部招聘等内部培养力度,为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功能型的商业银行储备一大批现代化、高层次人才。
针对总体人员偏多而县域“三农”人力资源人员不足、年龄偏大的突出问题。项俊波认为要多管齐下。在存量上,继续在内部挖潜、精简中后台、充实前台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简化手续,解放人力资源。在增量上,农行的人员总量已经很大,不可能无限增加。总行在用工计划增量分配上要向“三农”金融部倾斜,至少保证每个县支行每年引进一名大学生,再配以一定量的劳务派遣工。“三农”金融部减员腾出的指标要全部用于补充事业部人员。配的人员要多培训、好好用、留得住。争取用几年时间,逐步缓解人员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最后,要抓好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培训客户经理,增强其拓展客户、执行制度、防范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对目标客户进行培训,增强其对农行产品、制度及流程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培养诚信文化。要培训一批“种子客户”,通过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既达到了宣传农行的效果,也培育了农行的客户市场。
股改上市:大象起舞
2008年10月,期待已久的农行股改正式拉开帷幕,股改方案获国务院通过。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与农行签订了注资协议,汇金公司向农行注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农行财务重组启动。在注资仪式上,项俊波表示:“此次注资标志着农行将由国有独资银行变为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为实现上市和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和多方协调,2010年6月9日下午,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了农行的IPO申请,这一事件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工程即将收官。2010年6月10日,继A股过会后,农行顺利通过港交所H股聆讯。6月11日下午农行在京召开了分销商会议,并确定了询价和上市的时间表。根据时间表,农行6月17日公布招股意向书,并开始A股路演。18日开始询价,25日确定价格区间。此外,农行要求承销商在7月6日完成申购,确保7月15日A股挂牌。
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总结分析几十年来的“三农”金融服务情况，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既是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比如，对于农业银行这样面向“三农”的大银行，必须把风险偏好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要始终把商业可持续作为首要前提，在服务到位的同时做到风险和成本可控。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既不能因为坚守商业保本底线不去服务“三农”，也不能因为坚守社会责任底线放弃商业经营原则，必须深入研究思考如何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
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在发展中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如农业银行2014年6月末的县域贷款余额达到2.54万亿，比2008年增长206%，年均复合增长率22.55%，比同期全行贷款年均增速高出4.17个百分点。
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的理念、产品、模式和工具支持政策性、公益性的“三农”发展事业。比如，农行向首都平原造林工程提供21.3亿元贷款，促进首都生态环境保护。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
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金融机构不能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更要勇于和善于“雪中送炭”。像在、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业务量小、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
与城市客户相比，“三农”客户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从地域来看，分布散，区域差异大；从资金需求来看，规模小，周期短，季节性要求高，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从客户资质来看，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往往不足，主要依靠人品等“软信息”识别风险状况。“三农”客户这些特征往往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切实解决管理链条过长、业务流程繁琐的问题，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对金融机构而言，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哪些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切实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员工、深入到客户，充分了解“三农”金融业务的实际情况，找准影响服务效率的关键和症结，在此基础上厘清各级机构的管理和经营权限。特别是对于应该由总部统筹管理的事项，要通过优化完善制度、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和加强督导落实等方式，分门别类地解决好政策制度不适用、流程不合理、执行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除必须由总部统筹管理的制度和流程外，应该充分相信基层，放权给基层，下沉经营重心，缩短决策链条，充分调动各级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在具体方法上，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放而不乱”。
要做好管控引导。金融机构总部在适度放权的同时，也不能一放了之、放任自流，而是要发挥整体的资金、网络、专业和管理优势，确保“三农”金融服务稳健发展。为此，在“三农”金融业务具体经营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也要切实加强总部的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坚决避免两种倾向，既不能因噎废食，片面强调“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致使“三农”业务裹足不前，服务不到位；也不能盲目追求“三农”业务发展规模，对其中的风险隐患视而不见，最终背上沉重的包袱。为此，笔者认为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要坚守“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底线。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要将不良贷款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内。
适度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在我国进入发展新常态阶段，“三农”金融服务风险较大的状况仍然客观存在。如果在风险管理上，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三农”和城市业务，就会压缩“三农”金融业务发展的空间。因此，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需要适当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调整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占用系数、内部转移定价等内部管理考核指标等方式，打消基层机构服务“三农”的顾虑。监管部门也应对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进行差别监管，适当放宽“三农”业务不良贷款等考核指标的监管标准。
切实加强“三农”业务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三农”业务的风险特征有其独特性，这就要求金融机构探索一套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风险控制体系。从农业银行的情况来看，这几年建立了专门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制定了“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纲要，出台了客户评级、贷款分类、风险定价等一系列制度办法，“三农”业务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风险总体可控。
资源投入和效益产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三农”和县域经济日益繁荣，为“三农”金融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产出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市场增加资源投入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衡量“三农”金融业务。必须跳出一时一地得失的小圈子，充分认识我国“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做好资源投入的总体规划。要从近景、中景、远景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三农”业务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效益，始终不渝地加大对“三农”的有效投入。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要加强业务条线和资源配置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增强“三农”业务资源投入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这方面，农业银行进行了大量探索，从2010年以来持续按照“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安排“三农”信贷计划，按照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安排县域费用计划和固定资产配置计划，对农户贷款、小微企业等给予优惠的经济资本风险权重，并足额匹配经济资本计划，有力地保障了“三农”金融业务发展。
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投入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向“三农”倾斜各类资源投入，提升农业农村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回报，这是吸引金融资源投入的治本之策。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财税、保险、货币和监管政策支持，强化正向激励，帮助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获取的公平合理的利润水平，社会各界也要给予理解和支持，以调动更多的机构、更多的人力、更多的资本服务“三农”。
巩固传统业务和创新拓展客户的关系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呈现明显的多层次特征，有的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需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租赁等一揽子现代金融服务，而普通农户的需求仍主要集中在存贷汇等传统金融服务上。因此，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时要抓住客户、产品、渠道等核心要素，厘清和理顺三者之间的适配关系。既要巩固传统业务，满足基本需求；更要注重通过创新拓展客户，依托现代化、多元化的产品和渠道，夯实客户基础，推动业务健康发展。
蓝海惠风好――新时期农行服务“三农”工作巡礼
黄均亮
2007年6月，新一届党委成立伊始，农总行就按照“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原则和要求，紧锣密鼓运作，精益求精探索，大刀阔斧改革，廓清了新时期服务“三农”的“蓝海战略”规划，重塑了体制机制和治理架构，初步形成了新的“三农”业务运作体系。新时期农行在“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导向下，稳健行驶在“三农”金融服务这片“蓝海”，风劲帆满，破浪前行，生机盎然――
2008年，全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7667亿元，占全行贷款累放额的25.9％。还原剥离因素，全年涉农贷款实际增加1353亿元，增量占同期全行贷款实际增量的37.36％。涉农贷款增幅10.66％，比全行贷款平均增幅高0.17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累计投放涉农贷款2281亿元，同比多放563亿元。截至5月底，扣除票据融资后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0163.59亿元，比年初增加1296.99亿元。
这一串串闪光的数字映衬着农行人服务“三农”的坚实步伐，折射着农行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凝聚了农行人在“三农”这片蓝海中击水千里的智慧、豪情与勇气。
精益探索发展路径精心绘制战略蓝图
时异则事移，事异则备变。在服务“三农”这块领域，农行有着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经验、制度、技术和组织优势，但农行人并不因此自恃自足，而是以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谨慎研究农村金融复杂的格局。2007年9月，农行在吉林等八省区的17个地区、123个县支行开展面向“三农”金融服务试点。2008年8月，试点工作铺展到全国1027家县支行，占全部县支行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试点，在改革信贷制度，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担保范围，提高审贷效率，加强风险管理，强化激励约束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初步进展和成效，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典型案例。在做好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支农贷款显著增加，
“三农”金融服务功能得到加强，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肯定和广大农民朋友的好评，各大主流媒体也给予了积极报道。
正是在这种“善弈者谋势”的全局观念指引下，2008年，农行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探索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农”业务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新时期农行服务“三农”的总体思路，明确了今后三、五、十年的发展目标，勾画出今后服务“三农”的战略路线，确立了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几次关于科学发展的大讨论则将“上下同，欲者胜”的法则演绎得恰到好处，全行企业文化建设也与蓝海战略紧密结合，服务“三农”的思想意识得到空前统一和增强。
分层明确重点领域多维体现比较优势
没有重点就没有战略，没有重点就难以突破，就只能保持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发展、无序发展，乃至徘徊不前。农业银行正是在基于战略的高度，从“三农”客户需要和自身实际出发，确定了服务“三农”的职能、区域和行业重点。职能方面，确定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等规模化融资领域发挥骨干和主导作用，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确定在农户、中小企业、粮棉大县、贫困县等“贷款难”问题上取得突破，起到支柱和稳定职能，不断扩大服务“三农”的覆盖面。区域方面，粮棉大县以促进粮棉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产品转化增值为重点；贫困县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培育县域支柱产业为重点；经济强县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重点，边远、高寒、沙漠化、石漠化、生态条件恶劣地区，主要通过内外部政策扶持，努力改善经营条件，履行好公共金融服务职能，促进边疆安定、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方面，确定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商品流通、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农村中小企业、农民生产生活和公共金融服务等八个领域，作为服务“三农”的重点领域。
改革优化制度流程倾力顺畅绿色通道
构筑专业化的组织体系与政策制度体系。农业银行在总、分行设立了“三农”信贷管理中心，作为三农金融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司“三农”信贷政策制度制定和信贷审查工作。在二级分行层面，根据“三农”业务占比配置职能，城市业务占比高或城乡业务相对均衡的二级分行，比照总、分行设置“三农”信贷管理中心；“三农”和县域业务占比高的二级分行，信贷管理部门整体纳入三农金融分部，单独成立为城区业务服务的信贷管理团队。在前期试点过程中，总行出台了《“三农”信贷业务基本规程》、《“三农”信贷业务授权管理办法》、《“三农”客户授信管理办法》、《“三农”信贷业务担保管理办法》、《农户贷款业务“三包一挂”管理指引》、《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办法》等多项综合管理制度，涵盖了三农信贷评级、授信、担保、授权、流程、风险监控、风险分类、激励考核等各个方面，“三农”业务的信贷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能放贷、进得来、贷得到、贷得快。一是下沉经营重心，扩大审批权限，让服务“三农”的机构“能放贷”。根据“三农”和县域信贷业务特点，总行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适度下放权限，下沉审批层次。通过授权调整，绝大部分“三农”信贷业务可以在二级分行以下得到审批。二是完善信用评级体系，让“三农”客户“进得来”。针对“三农”和县域客户普遍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的实际，调整信用评级指标，减少财务数据要求，更多地从定性指标的角度分析和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三是创新担保方式，让“三农”客户“贷得到”。根据各地实际和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采取多户联保、“公司+农户”、林权抵押、农机具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解决抵押品不足难题。四是简化业务流程，使“三农”贷款“贷得快”。合并了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用信程序，简化中间环节，提高办贷效率。“三农”零售贷款原则上实行“一次调查、一次审查、一次审批”，审批环节大大简化。
创新满足服务需求共建开放和谐金融
量体裁衣，惠农卡成为惠泽“三农”的“及时雨”。为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提高“三农”金融服务水平，农业银行专门为广大农民研发了“金穗惠农卡”。这种卡除具备
普通的结算功能外，还具备小额信贷循环使用和财政支付的功能。另外，又推出惠农信用卡，授信额度可达到30万元，重点解决农村市场中农产品批发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小型加工运销户、种植养殖大户的临时短期、小额、频繁的资金周转需求。
勇开先河，农村产业融资产品创新填补空白。为贯彻国家“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工作部署，年初农业银行提出把落实“国十条”作为实现今年信贷有效投放的主要抓手。在此基础上，根据业务需要，开展针对性的产品创新。一季度制定了《农村城镇化贷款管理办法》、《县域房地产开发贷款业务准入规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管理办法》。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面的制度空白。
多方合作，推进建设共赢和谐的服务“三农”金融格局。针对扶贫小额信贷组织融资难的问题，农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沟通，为扶贫小额信贷组织提供融资支持。农业银行先后与供销合作总社、中化化肥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其商品流通网络和农村分销网点，拓宽惠农卡使用渠道。同时，与联合开展支持农村青年创业的小额贷款业务，与妇联研究发行联名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农村妇女脱贫。此外，还与中国人寿联合推出“新简易人身保险”，与太平洋财险共同开发了针对小企业、农村自然人的“金农保一单通”。
此外，农业银行还推出了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自助可循环贷款、商铺质押贷款、专业合作社贷款等产品，适销对路，深受农村中小企业欢迎。
加大资源配置力度激发内在工作活力
农行在内部资源配置上，针对“三农”业务做了一系列特别安排。如单独编制县域综合经营计划、单独配置经济资本、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等。明确规定优先保障县域支行的经济资本需求，确保“三农”贷款增长速度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县域机构的增量存贷比高于全行平均水平，严禁城市业务挤占“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贷款计划。对农村商业金融需求旺盛地区的县域支行，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对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支行，提供优惠利率的系统内借款或适当降低准备金率。
强化风险管理控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专门出台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纲要》，明确要以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重点，建立针对性的“三农”风险全面管理体系，并尝试对“三农”实施单独的风险准入、识别、定价、流程、预警、担保、拨备等政策。
厚积薄发
《中国农村金融》：首先，祝贺顺德农商银行顺利获批发行农合系统首单ABS。请您先介绍一下顺德农商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发行情况。
姚真勇：顺德农商银行2014年首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金额共153370万元，分为优先A级、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占73.02%，发行金额为112000万元，评级为AAA/AA+，加权平均期限0.96年；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占9%，发行金额为13800万元，评级为A/A，加权平均期限1.47年；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占17.98%，发行金额为27570万元。
《中国农村金融》：请介绍一下农合系统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背景情况。同时，顺德农商银行有哪些“积淀”与超乎寻常之处，才能成为试点单位，并发行农合系统首单ABS？
姚真勇：2013年7月2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要求“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将其作为盘活资产存量的重要政策措施。银监会和人民银行部署了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2013年11月，银监会合作部在北京召开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会议，选定六家农商银行作为全国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试点单位，试点总额度为50亿元，顺德农商银行幸运地入选为其中一家，取得15亿元额度，是六家农商行试点中额度最大的一家。
顺德农商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具有六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顺德农村信用合作社，2009年底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是广东省首批成功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之一。改制四年半来，顺德农商银行各项业务实现了又好又快、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截至2014年6月末，总资产历史性地跨越2000亿大关，达2001.32亿元，对比2009年底改制时的1015亿元，翻了一番；各项存款余额1389.98亿元，比改制时的846.88亿元增长了64.13%；各项贷款余额973.58亿元，比改制时的497.19亿元增长了95.82%；不良率则由改制时的2.38%降至0.87%；资本净额达170.37亿元，比改制时的86.64亿元增长96.64%。今年上半年，拨备前利润21.94亿元，同比增长23.98%；利润总额19.56亿元，同比增长10.56%。年化ROA为1.56%，年化ROE为19.54%。目前，顺德农商银行所有核心风险指标均达到了银监会公布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是全国首批28家农商银行标杆银行之一，也是广东三家农商银行标杆银行之一。按照2014年度英国《银行家》杂志的排名，顺德农商银行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综合排名第339位，在全国100家大型银行中排名第37位。
顺德农商银行具备一定的经营实力和良好的合规与内控能力，同时，始终秉承“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宗旨，专注于服务当地经济，存贷款份额均占当地银行业首位，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客户、市民的支持。在服务好“三农”和小微经济的基础上，顺德农商银行也重视开展金融市场业务，经过长期努力，树立起了一面富有农合特色的旗帜。自2000年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来，顺德农商银行一直表现活跃，自2002年以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优秀债券承销商，以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优秀结算业务成员单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优秀交易成员。目前，顺德农商银行债券交易量与承销量均排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前列：2013年全年的债券业务量1.82万亿元，在全国农商银行系统中排名第4位，在全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中排名第46位。2011年还取得“债券结算业务”和“非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两项新的业务资格，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同时具备这两项业务资格的两家农商银行之一。2013年6月，顺德农商银行还以承销商及财务顾问的身份，主导承销了广东省佛山市第一期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顺德中小企业募集资金1.4亿元。
专业至精
《中国农村金融》：成为试点单位后，顺德农商银行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了哪些努力、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姚真勇：2013年11月取得试点资格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于12月初选定了主承销商、信托公司、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合作机构，并正式启动了首次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工作。为顺利开展本次项目，成功发行首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精挑细选确定入池资产。为了贯彻监管机构对于项目风险控制的要求，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在资产池组建阶段即对拟入池的贷款制定了严格的合格资产筛选标准。除了入池资产的信用质量，我们在整个资产挑选过程中还对资产池的行业集中度、支行集中度和借款人集中度等指标进行有效监控，并借鉴了主承销商/财务顾问的经验，利用顺德农商银行较为先进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从项目初期就对资产池和资产支持证券的现金流匹配进行规划，设定了专门的监测指标，动态调整资产池，从多个维度优化资产池筛选。
第二，就抵押权变更登记事项与登记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与当地登记部门协调沟通入池抵押贷款抵押权登记变更事宜，确保实现抵押贷款及其附属担保权利的全部转移。本次项目安排了超过资产池资产数量一半的抵押贷款入池，而抵押贷款批量入池伴随的抵押权变更登记问题一直都是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的一个操作难点，实践中也少有地方登记机构办理过类似业务，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本次项目开展过程中，我行与房地产登记部门保持了积极沟通，共同商讨了抵押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顺德当地登记部门对于业务创新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开明的态度，我们在办理抵押权变更的过程中获得了房地产登记部门的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了抵押权确权登记工作。
第三，协调行内各个部门及支行，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工作。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行内而言，还属于比较新颖的业务，许多部门对该项业务并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在行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知识进行普及，增强支行及总行各个部门对该业务的理解。为加强整个项目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本人亲自担任项目领导小组组长，行长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管行长及部门负责人任组员，抽调了投资银行部、金融市场部、信贷部、公司部、计财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了项目工作小组，确保全行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地推进项目工作。
第四，就项目需求进行系统开发，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系统支持。为履行我行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对入池资产进行尽职管理的承诺，履行有关管理职责，在我行各级业务和技术人员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经过数月的开发和测试工作，成功上线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系统。该系统改造项目为我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系统支持。
第五，积极开展销售工作。为确保本期证券的成功发行，我行在项目开始之初，就展开了对本期证券的销售工作。在项目获批后，我行金融市场部、投资银行部还与主承销商一起组织了各地的路演，走访客户超过50家，为我行能够成功发行本期债券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中国农村金融》：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资产证券化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顺德农商银行成功发行首单ABS之前，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姚真勇：自2005年3月21日人民银行牵头主持召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以来，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人民银行颁布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要求的公告等。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度的出台，有效解决了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市场准入、参与机构职责定位、金融监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和交易、税收制度、投资人保护、抵押权批量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律空白问题，将资产证券化纳入了合法规范的轨道。
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起机构，需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要具备《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第3号令，以下简称3号令）中规定的七个条件。在提交的资料方面，根据3号令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2005年第7号公告），我行与信托公司联合向银监会、人民银行分别按照规定报送了由发起机构和受托机构联合签署的申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书等11份文件和资料。经过银监会及人民银行的审批，顺德农商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符合监管方规定的各项条件，获批发行。
在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过程中，我行投入了来自投资银行部、信贷管理部、公司银行部、金融市场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计财部、信息科技部的多名高素质专业人才，包括国家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同时还在原有的业务系统基础上进行优化，增加了资产证券化项目业务处理、会计核算和管理信息等功能，以满足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需要。为保证业务能顺利开展，我行还研究、制定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办法、资产证券化业务实施细则、资产证券化业务会计核算管理办法、证券化信贷资产管理办法等内部制度，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操作规程、会计处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进行规范及明确。
如虎添翼
《中国农村金融》：顺德是民营经济与小微企业发展的宝地，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顺德农商银行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对贵行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有何帮助？
姚真勇：从我行经营的实际情况来看，若能够借助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业务手段，则可以对我行在拓展服务实体经济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拓展中间业务，以及实现风险资产规模控制、业务结构调整等经营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深入推进我行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战略转型，促进各项业务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达到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目的。我行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有以下积极意义：
第一，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我行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能力。顺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民营经济与小微企业发展的先行者，小微企业发展非常快，我行的贷款也是以民营企业、“三农”、小微企业为主要投放对象，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选取的资产也是全部选取了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我行可将现有的信贷资产重新组合并打包转化为证券化产品出售，这将有力地盘活我行优质存量信贷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与此同时，我行将由此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释放原有的信贷规模，用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更好地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提供新的出路。
第二，优化我行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长久以来，我国银行业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趋势明显，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问题较为突出，流动性管理压力较大。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为我行提供新的资产负债管理手段，可使我行灵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减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对流动性的影响，明显提高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较难流动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
第三，拓展银行盈利的新增长点。我行希望通过开展证券化业务，在传统信贷业务之外开拓新的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减少对传统存贷业务的依赖，降低由于利率市场化导致息差减少而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我行可作为贷款服务商继续为证券化资产提供管理和服务，获取合理的服务报酬，并有机会开拓证券化操作的结算、托管、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进一步拓宽中间业务范围，强化金融服务中介功能，在不消耗资本的情况下，增加银行的业务收入，促进我行盈利模式的转变，树立和巩固我行在资本市场创新进取的良好形象。
过去三年来，国有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中行、建行、工行历经注资、财务重组、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发行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其主要财务指标已接近国际较好银行水平，目前市值在全球主要商业银行排名中不断上升，并进入全球十大上市银行行列。各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风险控制水平、产品研发能力都有了质的提高。应当说，曾经高度积聚的金融风险已经大大化解，金融稳定基本实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有银行改革仅仅是“万里走完了第一步”，尽管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依然是“形似”多于“神似”。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风险识别、度量、定价和控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贷款质量的基础还不牢固，防止不良资产反弹的任务还很艰巨。
因此，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要注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强化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是巩固改革成果的题中之义。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重点是要抓好已改制上市银行的改革深化，深入公司治理层面，改革银行内部绩效考核机制，推广先进的科学考核体系，引导银行建立和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使改革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上下联动”。要克服改革执行力低甚至上下脱节的情况，注重做好基层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工作，细化关于制定明确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职责边界、监事会独立议决事务的议程等。
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还要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市场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稳步有序地推进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要进一步强化农业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实行整体改制，充分利用农业银行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优势，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和县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