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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文化；视角；差异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 ，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美国虽然是个历史仅二百多年的国家，但其经济、文化十分繁荣，是世界强国之一。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美两国文化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伦理性与认知性
中国传统哲学是讲伦理的，中国古代贤哲注重人事而轻视自然。中国哲学所讲的自然常被纳入人文意的范畴之内，因而形成自然与人文不分，主张“天人合一”。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由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人是认识的对象与核心，探索自然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伦理和道德的现实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中寻求相应的启示。
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西方哲学是求知识型的，倡导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和认识，而非中国的人生哲学、伦理哲学。西方文化注重探索自然奥秘，追究宇宙起源，哲学家把探索和认识自然的本性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哲学家们热爱智慧，崇尚理性，不断地探索自然。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即人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近现代西方人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先哲们崇尚自然、追求知识的传统，以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任务。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西方人不断排除臆想和猜测，以自然界本身的原因来说明自然现象，从物质的本身解释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性的思维方式。
二、主体性与客观性
中国古代先哲们也对宇宙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只不过是非常笼统、模糊、简约的，提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中国的主观性思维不以大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不把认识自然作为探索自然的目的，而是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大多数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个人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
西方社会往往以客观主义精神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首先把视线投向自然世界，然后再把这种源于自然世界的思维转向了人类生活世界。西方思维方式注重理性，注重客观性。比如说西方人看到一条河，就会将河当作一个客观物体来观察，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比如河水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河水，为什么河水往一定的方向流，然后对其进行定义，一旦定义之后，所谓的“河”一词就有一个必然的意义，而不能是其他的意义。而以后每当看到河的时候，就必然将其对应在“河”这个词的概念上。
三、具体性与抽象性
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形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则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这种不同的侧重和选择，都植根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汉字以“象形”推衍构字之法，中医以“观面象察舌色”诊治疾病，天文历法研究“观象授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美学则以“意象”为中心范畴，将“意象具足”视为普遍的审美追求。汉文化 “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体形象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解析的过程中，以探究世界的始基为最终目的，以分类方法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相，再递级上升做纯思的抽象概括，将各类物象的共相归在一起，形成柏拉图所称谓的“理念世界”，而各类共相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以概念为内核的语言符号，不像汉语的共象仍以象语来表达。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
四、直觉性与逻辑性
中国的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知识，注重整体思考，因而注重直觉体悟，即通过直觉从整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和规律，追求豁然贯通，顿悟。因此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描述现象和总结经验，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本质的哲学思考。
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西方人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重视语言分析，包括语法、语义、语用分析，都与思维方式的逻辑性密切相关。
五、意象性与实践性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
实证性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的实证性思维重视语言的作用，把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认为要把概念与观念具体化，必须借助语言。语言是概念的形式、观念的结构、沟通的媒体。
六、模糊性与精确性
古代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对象是模糊的，思维主题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整体、综合地把握其总体特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不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解剖析。注重定性把，忽视定量分析。
然而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
七、求同性与求异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政治结构要求个人和社会的信仰和观念一元化、一体化、同步化，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
不同于东方人“异中求同”的思维习惯，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则是“同中求异”。西方人的思维趋于多元化，注重多思路、多方向、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法，寻求新的方面，新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重视追根穷源。
八、后馈性与前瞻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从以往的事件中获取经验教训，立足于过去。中国人重视历史，崇拜祖先，尊重经验，推崇传统，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有较强的历史意识，而较弱的空间意识。
与之相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注重与向前看，着眼于未来。西方对自然奥秘富于好奇和想象，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不断探索、开拓并创新。
九、内向型与外向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因此求稳、保守、节制。内向性思维导致中国人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自然静，人也静，以静对静，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自识本心，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
西方开放思维的对象倾向于外界，重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追求自由与个性，因此求变、好动，富有全球观念和宇宙意识。
十、归纳性与演绎性
中国古代先哲从主体意向出对实践经验和内心体悟加以汇集、总结、归纳、浓缩，成为圣言、格言等，多为意会、领悟的结果。
但是西方注重形式逻辑，注重演绎法，把它看做是“能产生科学知识”的论证工具。演绎法不仅成为西方学者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了西方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法。
综上所述：中美文化的差异是悟性与理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质上是悟性主义，表现为主客体合一的主体意向性思维。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表现为主客体二分的主体对象性思维。■
作者简介：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关 键 词：民族性 表现 意境 透视
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进而衍生出艺术自身表现方式和技术特点的各异。所谓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历史的思想文化所决定并体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同类要素的特质，它是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因。同时，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画，特别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参与，逐步把这门艺术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把艺术表现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构筑了中国画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宇宙观其实是受道家、玄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始终。而西画则更加崇尚自然、科学和理性。中国绘画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意象和气韵两个大的方面，用气韵来表达神采。由于气韵是以人的个性情调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绘画中个性风格同样是指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国绘画的这种侧重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与西方侧重于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个性表现特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表现语言的差异
“空”的意境与“有”的实相
中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着“有”与“无”、“虚”与“实”的论争，中国艺术精神的出发点便是“无”，所谓道的境界就是“无”的境界，“无”生“有”，“有”生万物。WWW.133229.COM“无”之所以生“有”，在于“无”中充盈着创造动能的“气”。宇宙大气流行，衍生万物，所以中国艺术以气为本，中国绘画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韵流贯的世界中，有音乐式起伏流动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变化的节奏，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流动的眼光、变换的视觉，也就是中国画中所谈的散点透视的方法，这早在山水画之前的人物画中就已形成了。因为情节中存在明确的流动时间，画家需要把不同时间、地点、情节表现在同一时间、空间和构图之中。
从“无”出发，以气为本，决定了中国画尚虚、尚空的意境。在空寂处见灵动，在灵动中见精神。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虚是实现中国画意境的重要前提；虚实相生相变，虚实对立统一，是中国意境构成的辩证法。在中国画中，有形亦可以虚，无形亦可以实，如云、水、烟、霞，绘画时不用笔墨便化为虚像，画中的空白在实物的对照下，又显示出云、水、烟、霞的实景。
这种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落实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过笔法和墨法追寻物象的骨气，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运动感、灵动感。因而中国画要求笔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笔墨的点、线、皴、擦必须从实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导致对逼真的光影体感表现的遗弃。由于受西洋雕塑、实感、体面的影响，出现了晕染法，但最后晕染只深藏在浅的节奏中，对体面只做出一种暗示。中国画的主要语汇始终是线，因为线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理性相融汇的语言，线的韵律是大气流行和变化的具体形象。
西画艺术的出发点是“有”的概念
西画是从实体出发，实体是主动的，占据空间的，并在空间中流动、生存、伸展。表现在西画艺术上，就是采用几何学的透视法，把人的视觉几何化。通过光影透视表现远近、明暗层次，把人的视觉物理化。总之，西画借用科学的合理而真实的空间感表现着自己实有的空间意识。西画同古希腊的雕塑有着渊源关系，在二度空间表现三度空间，使绘画真实再现，物体仿佛可以抚摸。这种有节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强了对物体结构块面的理解，由此而来，线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体积的存在。所以西画（现代派之前）大都否认了线的存在，不过在作画时又难以完全逃避线条，因此就从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线条，认为线只是面的压
缩。
二、色彩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色彩，在传统绘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色，但是并不是机械的“自然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山水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画家在一年四季中，经过观察而得出的感觉。中国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墨画，强调墨即色，墨分五色，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画是开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画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画中，对色彩的规律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物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变化而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是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所以，色彩不仅是西洋绘画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观察方法的差异
西画十分强调观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过写生来仔细观察、研究物体，直到它变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数学逻辑，构成了西画中科学再现客观世界的基础。这种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终是西方艺术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是以数为基础”，认为美是适当的比例和鲜明的旋律。文艺复兴时期则把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拉到科学的怀抱。达·芬奇在一个圆形里分析了人体的比例数及其整体上的圆满，运用几何的方法对人体作了既精确又理想的歌颂。事实上，诸多的艺术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建筑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都陶醉在几何、透视、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文艺复兴大师们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确和结实的素描。这里所说的其实也是西画写生的一大特点，即真实地再现对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现。
而中国画的传统观念与这种观念完全是大相径庭。中国画强调的是“意象”，是画者情感化的物象。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于山水间”，通过对物象进行默记、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现物象，撇开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态的琐碎的东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现力。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时空对物象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表现物象的精神气质，如山水画里面“画山不看山，画树不看树”的理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四、构图中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中国画家对于构图不是从形式上看待，而是从观念上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认识，而是靠身心去体悟。中国画家对构图的体认，使得中国画家对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着天生的自觉，甚至在他们心目中，诸如虚实变化、疏密变化、开合起伏、平衡和谐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体现，故而不遗余力地开掘其意义，将其提升。正是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湮没在内容中的事实，使得中国画家们一直未能对形式，诸如构图作一番单独的、翔实的、综合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构图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构图观。如因为强调天地同观，因而产生了咫在千里的“映远法”和散点透视，产生了“天地位”；强调阴阳关系，因而注重虚实、疏密、接势、回势之说；强调时空一体，便有了长卷式构图……
中国画的构图其实就是经营位置，其主要的构图规律就是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具体运用，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画所不能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注意画面黑白的安排处理及虚实相生的变化。
而西画则比较尊重科学，采用合理的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切割方法（包括黄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中表现不同的物体，更趋于科学和理性。发展到现代，不论是中国画或西画，在构图上都倾向于构图的标志性：把自然的空间进行更有序的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规范，更具艺术感染力。
另外，这两个大的画种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决定了其技术特征：“三矾九染”，作品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强调诗书画印合一。而西画则充满着理性的光芒，画面厚重，色彩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当然，中国画和西画在发展中相互不断地影响着。国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吸取西画的一些长处，比如透视、解剖、写生以及光色的研究。这期间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做了不朽的贡献。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总结说：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的写实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一点又是与院体风格的西化分不开的。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东方美术热，西方现代绘画中流动着东方的血液，闪烁着东方的神采。表现在绘画方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马帝斯为中国的线描艺术所折服，其作品“单线平涂”的装饰性和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借鉴，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国画风格的烙印，还有如凡·高等许多画家都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艺术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和个性的魅力。中国画也好，西画也好，不管如何发展或融合，但评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参考文献：
[1]《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王庆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2]《中西美术比较》，孔新苗、张萍 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
摘要： 本文以Hall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美两国由于不同语境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1987年莱文等把文化比作海洋中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很少，大部分隐藏在水下，露出水面的部分指文化的表层，如语言，饮食，穿着等；隐性部分指观念，价值，交际规则等，这属于文化的深层。［1］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了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而且文化具有民族性。本文从霍尔的高语境和低语境交际理论出发，分析中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 霍尔( Edward T.Hall ) 在1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 颇有见地地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 High Context ) 与低语境(Low Context ) 。霍尔认为［2］:“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 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 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也就是说:“高语境( HC) 传播或讯息即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数则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低语境(LC) 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 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 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 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 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就具有低语境特性。
三、不同语境文化产生的深层理论和现实根源
每一种语境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条件反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行为的准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推理模式、评价规范、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基石。
1. 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对立面的和谐和相互渗透, 即对立中的统一, 美国文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转化, 即统一中的对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后来的董仲舒“以类和之,天人和一”成为“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美国人则将世界万物对立起来:工作对娱乐,成功对失败,好对坏。由于美国人容易对事物作两极化的思考,所以很难使他们接受第三种,而不是用两种范畴思考问题,由此,形成对待事物习惯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逻辑的
思维模式,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
2. 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以群体和等级为纽带的东方人际关系是一种互补 (complementary) 与垂直 (vertical) 的关系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人际关系则是一种对称 (Symmetrical) 和水平 (horizontal) 的关系。群体取向还包括他人取向,表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为集体牺牲个人。他人取向表现为“人言可畏”,中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怎么想,在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强调“以和为贵”。与中国文化相反,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据说渊源于15 世纪的文艺复兴,由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发扬光大,强调隐私权,自由至上和标新立异等等。
3. 经济发展: 中国属于农业国, 民众安土重迁, 彼此相互熟知, 联系密切, 有着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 形成“高语境”文化。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工业国,人口迁徙量大,速度快,加上“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使人们相互之间不易培养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在交流中不得不依靠语言来表达,由此形成“低语境”文化。
四、高低语境引起的中美文化差异
1.间接的表达方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强调“和”的境界,以群体为核心,以家庭为单位,维护群体和睦,注重伦理道德,推崇尊老爱幼。中国人崇尚含蓄品性,是内向的集体性格。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5] 。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其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综合的基本特征,比较注重从整体方面把握对象,故认识中的模糊色彩比较突出。在表达方式上,则注重含蓄、了解和信任,不依赖于文字或条约。宁波大红鹰经贸有限公司在各杂志上所登广告的广告词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引起受众特有的感受和共鸣。给人一种天上人间融于一体的意境。广告内容虽与商品、服务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依赖富含文化内涵的构思,和富有象征哲理的语言编码,展现民族的哲学观与价值观。
2.直接的表达方式。美国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它强调以个体为核心,注重个人作用与利益。美国人体现出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其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倾向于认识的细[6] ,追求确定、精确的认识,排斥思维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依据美国人的认知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信息传播中对文化背景的共融性要求不如中国高,并且文化标识不如高语境传播明显。如美国一家邮递快件公司COLOR DIRECT为其服务推出的广告词“SO ⋯⋯YOU WANT TOMAIL A STRAWBERRY SURBET ?”(想通过邮局邮寄一份草莓冰淇淋吗?) 简洁直白的一个问句将其快速、安全、包罗万象的服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由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间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差异甚大，跨文化交际始终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成功的交际笔者认为,首先要了解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其次是要做到相互理解，宽容。在交际时最好能做到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组织语言。最后就是建立信任---依据交际双方之间的言行举止及可信度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更好交流。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Hall, Edward T. 超越文化 [M]. 居延安等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96.
[3]唐德根. 跨文化交际学[M].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81.
[4]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34
[5]阮恒辉. 广告运作实务[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关键词】文化差异；商务谈判；策略
中美之间经济和贸易往来使得商务谈判成为必然，但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沟通障碍和不必要的误解。Greet Hofstcd （1994：5）形象地说文化是“mental software”，“the collection programming of the mind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members of one human group from another”。他这种“心灵软件”使得每个人都是自己文化氛围熏陶下的产物，使得人的行为举止受其文化制约，而文化又是通过人的行为予以体现。从另一方面说，这就限制了人们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文化差异缺乏敏感的人用自己的文化模式为依据来评价另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动、观点、风俗，往往会导致文化冲突。对于国际商务谈判而言，对于文化差异缺乏了解，准备不足以及处理不当都会增加谈判难度，影响其顺利进行，甚至不欢而散。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商务谈判在双方经贸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试图通过中美在语言沟通、价值观、谈判风格差异的比较来分析其对商务谈判的影响，了解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谈判。这样有助于谈判者预见谈判的进程，及时调整谈判策略，最终达到圆满的协议。
1 语言沟通的差异
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国家。在商务谈判中，中国谈判人员感情内敛，不喜欢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这种表现会使己方在谈判中陷于不利之地。中国谈判人员也不喜欢轻易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看法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其间接的表达方式以及一些非语言要素如眼神、手势、沉默时间的长短都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因素，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很重要。另外，中方谈判人员子啊谈判桌不喜欢激烈的冲突，也不喜欢直接了当地拒绝对方，而倾向于注重和谐，保全双方的“面子”。除此之外，因为中国是高度注重上下级等级观念的国家，对许多谈判细节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中方人员谈判风格非常正式严肃，也比较严谨保守。
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国家。总体而言，美国人大多性格外向，直率热情，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多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在商务谈判中，美国谈判人员喜欢直接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倾向于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对“是”与“否”有明确理性的界定，即使对对方所提出的建议或条件不能接受，也倾向于毫不隐晦、不加含糊地直言相告，而不喜欢拖泥带水、模棱两可的回答。面对冲突时，美方谈判人员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他们对“面子”并不在意，倾向于公开不同意见，喜欢采取进攻性的强硬手段，喜欢积极为自己辩护，往往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美国是高度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国家，对等级划分的概念不强烈，所以在商务谈判中，美国人更倾向于非正式和平等的关系。
2 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念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价值观决定了人们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态度”（胡文仲2003：202），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在不同的文化中，价值观念会有很大的差异。
2.1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在美国，独立、自由、和个人平等的观念非常浓厚，他们交流方式比较注重现在、自我和实际行动。在美国文化中，本人可以代表公司作出决策，美方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有足够的权利。
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方谈判成员通常比美方要多，其行政级别也比美方复杂，甚至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却不是谈判组成员。在谈判过程中，中方谈判组通常要将每一个阶段的谈判结果向上级汇报，上级领导需要一段时间审批，或同意或提出新建议，这些意见再传达给谈判组成员。这种决策机制延长了谈判时间，美方对此也十分失望，认为这种谈判者不过是errand boys（跑腿的）。这种决策机制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几千年来孔子思想的影响，它促进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因此在中国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始终有某种程度的盛行，并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再就是总的来说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或自不高的情形。
2.2 一元的时间观和多元的时间观
美国是一元时间取向的典型代表。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和财富。谈判中充分利用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他们要求做任何事都要严格遵守日程安排，该做什么时就做什么；到了结束时间时，无论任务完成与否都应该停止，不能影响下一项工作安排。美国人非常守时。他们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每个时间段都有安排有不同分项的任务，在谈判时他们严格按照时间段将安排的任务依序完成，然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此外，美国谈判者喜欢速战速决，他们习惯于在谈判中直奔主题，清楚明了地阐述自己的要求和意见，并希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
中国是多元时间取向的国家。中国人在使用时间方面比较随意，灵活性强。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支配时间；在同一时间段内可以讨论多个主题；结束时间到达时，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则将继续对议题进行讨论，不希望时间限制、妨碍任务的完成，对时间的长短也不会有非常严格的控制。与美国谈判人员相比，中国谈判人员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更注重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所以他们会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相互介绍、增进了解、建立友谊方面，因此谈判持续时间比美方长。
3 谈判风格的差异
在面临复杂的谈判任务时，不同国家的人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决定。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在商业谈判中预测对方的反应并做出相应决策。
3.1 对争执与沉默的态度差异
通常在谈判中，美国人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喜欢采取进攻性的强硬手段，如威胁、警告等，甚至以提讼宣告谈判破裂或者发出最后通牒相要挟，这往往使谈判对方感到不舒服，甚至认为受到了侮辱。对美国人来说，谈判中交流信息是相对直接的，如果从对方得到的信息含糊不清，他们会感到不愉快。他们推崇争执，认为争执是解决问题的最快途径。谈判中美方多是直言快语急于求成，在谈判中常说“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不要拐弯抹角），“Get to the point ”（开门见山），“What’s the bottom line？”（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交谈中最忌讳沉默，一旦交谈中出现间断和停顿，马上会插话填补，因为沉默使他们感到不安和窘迫，他们认为沉默预示着出现麻烦或有所隐瞒或拒绝。
而在我国，人们常根据隐含的意思和话外之音去理解信息传递者的意图。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孔子的“呐于言而敏于行”，“和为贵”，因此中国人提倡多听少说，三思而行，认为多言是破坏和睦，造成冲突的祸根。这种交流方式是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分不开的，目的是在交流中避免冲突，维护和睦，照顾各自的面子。所以在谈判中会避免公开争论和冲突，用谨慎的不显眼的微妙方式解决争议。在我国，沉默，根据语境和情景可以表示多种意思，如：“你说得对，请继续说下去”、“我正在考虑你的问题，让我想一想”等等。人们对于谈话中暂时出现的间断和停顿可以理解和接受，并从中判断讲话者的意思，并把沉默作为说服的手段之一。
3.2 对合同的态度
美国人认为，交易最重要的是经济效益。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可靠的方法是依靠法律。他们特别看重合同，认真地讨论合同的条款，而且特别重视合同违约的赔偿条款和合同适用法律。其谈判队伍除包括商务谈判人员、技术谈判人员和财务谈判人员外，还有法律谈判人员负责合同文件、合同中各项条款、保险和法律解释的磋商。一旦在执行合同条款中出现意外情况，就按双方事先同意的责任条款处理。因此，美国人在商务谈判中对于合同的讨论特别详细、具体，以便在执行合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各种问题。
而中国文化是注重关系的，中方谈判的目的更多的是为建立和发展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达成的协议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一种框架。谈判被看做双方建立友谊和共同开始工作的象征，签订的合同代表着长期的互利合作的开端。中方并不象美方那样严肃地看待合同。如果情况有变，他们通常还要对已经签订的合同条款提出改动意见，这让重视合同条文的美国人怒气冲冲，认为中方谈判者无法理喻，对于美方来说，合同是神圣的，是具有约束力的。而中方往往认为合同真正履行之前，一切都不是最终的。
4 结束语
中美谈判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沟通方式和说服策略。无论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谈判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谈判中，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标准去理解和评价对方，我们应熟悉对方文化，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减少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对方的文化和谈判风格制定和修正自己的谈判策略，避免中国式谈判模式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增加对谈判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从而在谈判过程中变得更为主动，增加达成协议的机会。
【参考文献】
[1]Hofstede，Greet.1994，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M]. London：Harper Collins Business.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
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
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
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
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
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
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
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
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
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
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论文关键词：《刮痧》,中美文化,冲突,根源
国产电影《刮痧》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主题、传统的叙述手法，引发了国内外对跨文化主题讨论的热潮。该影片展示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对美国文化甚是精通，不但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许大同之父，一位传统中国老人，在美国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引发了一系列的中美文化冲突。
影片中，在亲情、友情、个体与群体、思维模式、人际关系、法律观念诸方面的中美文化冲突主题极为鲜明，受到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探讨和研究的角度也有诸多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阐释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为进一步解读影片、研究中美文化差异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一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学科。中医注重的是平衡气、血、阴、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诊断的手法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临床经验口耳相传，师徒相授。
刮痧是中医中的一种辅助疗法。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试经络穴位，通过良性刺激，充分发挥营卫之气的作用，使经络穴位处充血，改善局部微循环，起到祛除邪气，疏通经络，舒筋理气，驱风散寒，清热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1]（P9）正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和疗效，刮痧成为中国最常用的家庭疗法之一。电影《刮痧》中的小丹尼斯中暑了，来美国探亲的爷爷由于不懂西药上的英文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疗法刮痧为孙子治病，事后许大同知道后并不以为奇，其妻子则以默认的方式认同了。相信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如果中暑了，经常采用传统而常用的中医疗法—刮痧。
而西方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注重化验、透视、切片、照影等科学验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经验医学，中医对于只具有科学实证头脑的美国人来说，自然难于理解。
在《刮痧》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痧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脉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2]许大同基于人体生病的理解是一个阴阳调和得过程，但美国人听了他的解释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能被美国人所接受的、用现代科学话语解释的、刮痧的概念是“凡是针灸，按摩能治的，刮痧都能治。它应用的是热胀冷缩原理，通过刮痧造成局部毛细血管扩张，以增加血容量和血流量，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或重建人体自然生理循环系统。”[3]（P159）中国人对丹尼斯背上因刮痧而留下的淤痕的解释是为了治病，这是美国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中医学中，刮痧这种经络学说实际上也是实证的科学，不过是一种阴性科学。而美国人觉得只能拿人体外部的仪器去观察、去做实验，从未想到过人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实验仪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来自于某种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差异，因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也是尖锐的。从表面上看，中美医学的不同成了产生整部电影中一系列误会和矛盾的根源。
二、中美对“刮痧”理解冲突的文化根源
电影《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显而易见，引起这一冲突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言行无不受到哲学观念的制约，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因而文化差异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中国的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孔孟哲学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寻求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与有序；而道家哲学则推崇“阴、阳、五行、八卦”,以天、地、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天地万物皆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4]（P45-63）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即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朴素自然观。这充分显示了主客体认同的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中国哲学思想。
美国人的哲学则注重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与认知，以自然为认知对象，力图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美国人的哲学重科学、重理性、重分析、重实证，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形成了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础。
西医正是建立在这种科学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如解剖学，把人每个部分肢解开来，用化验、透视、切片、造影、CT、同位素描等科学的验证手段和理论来逐个研究。如果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七经八脉是解释不了的，用中医的阴阳之说解释解剖学的方法也是解释不出来的。基于哲学思想观点的迥异以及美国人对中医疗法缺乏了解，中美双方对“刮痧”理解产生冲突就显得情有可原，影片中法庭上的激烈辩论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文化冲突本质上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思维是人脑反应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意识活动，思维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可见，思维方式隶属于文化范畴，并体现于民族文化的一切领域。并且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以及社会状况。因此，文化差异本质上就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而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汉语是意象性语言：以形表意，言简意赅，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断句不严，句子结构没有焦点，但内容上自足，词义、语用因素大于语法因素。中国人注重“意在言外”，注重在语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号隐藏意义，把意象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形象和意象思维的特征，其思维方式定式为意象—联想—想象。
在《刮痧》影片中，控方律师竟不惜用许大同给儿子讲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偷吃蟠桃宴、打翻炼丹炉、大闹天宫的故事来证明许大同具有暴力倾向。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无疑激怒了许大同，进而法律强行剥夺了许大同对儿子的监护权，由美国儿童福利局照看丹尼斯。控方律师这种推理和判断的思维方式无疑给了许大同沉重一击，同时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表现了淋漓尽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美国人的思维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认识世界、认识事物。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去理解《西游记》故事背后所联想的言表之外的社会文化。影片中的控方律师采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来求证、推理、判断，从而得出结论，使许大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法庭辩论中充分地显示出来。
（三）文化冲突根本上是文化身份不同的体现
“集体身份”，根据哥劳斯伯格的理解，是指“人们属于某个单一群体的持久性标志”，包含“这样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价值观，认同于某个具有公共性记忆的延续性与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特性的某个群体”。[5]（P13）集体身份起源于对“我们”和“他们”之间差异的历史性认识，但作为对文化者的基本界定方式，这也是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结果。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同质效应的扩展尤其是移民群体的扩张，传统的地缘、血缘等身份传承模式几乎面临被颠覆的局面，国别身份、民族身份以及种族身份在某些移民国家已逐渐模糊和淡化，文化身份反而成为了归属感的最后家园。在身份建构中，文化不仅有其自身本体存在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刮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着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异质之处，其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表征。对许大同这一代移民来说，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变得模糊，身份也变得游离，“他们只能生活在破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的交叉地，正在承受着被美国文化同化的‘身份危机’，而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6]刮痧冲突的发生，一方面彻底打破了许大同的美国梦，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身份问题以及刮痧对在异国他乡回归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在法庭上，他为刮痧做辩解，坚持刮痧的合法性，表明了自身向集体身份的回归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于美国文化来说，刮痧对于集体身份的延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改变了国内的文化构成，造成了文化与身份的多样化现状。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的理想可以实现，但“中心与边缘”的现实却无法改变。[6]换句话说，美国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威胁，同样存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困扰。因此，对待刮痧疗法，美国文化固执地坚持其自身文化知识系统，断然拒绝接受这种异质文化。主流的美国文化竭力消除来自异国文化的威胁，暂时维持“文化熔炉”的现状，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同时对移民施加文化压力，迫使其放弃自身文化记忆，接受并认同美国文化身份。
总的来说，如果许大同能够突破对文化身份的理解，认识到移民身份中潜在的复杂性，相应地改变捍卫刮痧与中国文化的策略，从而文化冲突的发生以及文化身份的对立可能会避免。
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对立影响了中国移民身份的重构，并使其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左右为难，无法维持平衡。
引起中美文化冲突的根源，不但体现了两国文化差异，也为我们解决这些文化冲突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文化因为差异的存在而碰撞，在碰撞中也会有融合。文化冲突在影片中算是一种瘀病，需要刮痧才能把经脉的两端连在一起。中美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分析它，更需要解决它。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美文化，吸收和利用两种文化的精髓，同时以积极的态度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信息误解，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架起一座桥梁，让异质文化中的人相互理解，从而实现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参考文献：
[1]王小平.A13155 中医书《刮痧》[M]现代出版社, 2001.
[2]梁家辉.《刮痧》letv.com/ptv/pplay/2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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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康.孔孟荀哲学[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7.
关键词：商务谈判经济文化差异
一、引言
谈判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百事通说起谈判，我们的脑海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幅场景:一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商人在谈判桌前为各自的利益据理为争。但何谓“谈判”？其一般的含义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双方妥善地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协商。而“商务谈判”指的是谈判双方为实现某种商品的交易，对多种交易条件进行的协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社会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从而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的不同谈判方式和风格。因此，在从事商务活动尤其是跨国的商务活动时，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差异，在进行谈判的准备和组织时，更要明白这些差异对谈判的影响，只有积极地面对这种影响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二、了解中美商人的特点是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
1.美国客商在从事商务谈判中的特点
美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的国际商务谈判中常见的对手。总体来说，美国人的性格外向，开朗，表现为直率、自信、果断、热情，而且充满幽默感。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移民，因而使美国人有较顽强的毅力,以及乐观自信，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他们乐于吸收新鲜事、新思想、受传统束缚较少，同时他们受犹太民族追求利益的秉性影响，重实际、重功利、以成败论英雄。但由于幅员辽阔，美国人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谈判风格迥异。
(1)东部地区商人的特点。东部有13个州，以纽约为中心、经济、金融、贸易一直处于领导地位，东部的居民以犹太人为主，特别是纽约市是他们聚居的地方（有二百余万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东部的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犹太人的势力大，在加上他们的性格使然，在日常的商务谈判中，他们对什么都很苛刻，头脑灵活，具有商人意识，精通业务。在谈判中喜欢和善于讨价还价，而且对合同吹毛求疵，常常会因为各种理由而寻求毁约。
(2)南部地区商人的特点。南部12州土地广阔，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十分丰富，自然资源主要以石油精炼、石油化工和海洋开发为主。南部人较为保守、随和，他们待人诚恳，直爽无欺；但有些商人较性急，喜怒哀乐形于色，心地好而脾气大；订合同也希望详细明了，但他们重视契约，也重视信用。
(3)西部地区商人的特点。西部是指以加州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来说，西部开发较迟，商业经验也较浅；但西部资源丰富，财力也足，所以要开拓美国的市场，西部是一个上佳的选择。这里的商人生意经验略显生疏，契约订得详细、周全、明确；他们性格直爽，较容易进行商谈。而且他们往往做事亲力亲为，讲究信用，喜欢与人交往；在谈判过程中，能很快拍板做决定,和对手谈判十分认真，且重视契约合同。
2.中国客商在从事商务谈判中的特点
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的中心之一。而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东亚无疑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里有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有在经济改革中最为成功的中国，以及除新加坡以外的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也在此范围。
(1)大陆地区商人的特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由于中国文化的渊源来自中庸儒学，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谈判中有他们独特的风格。中国人待人注意礼节，重人情，讲关系，故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人吃苦耐劳，具有很强的韧性；谈吐含蓄，不易直接表露真实思想；工作节奏总体不快，比较保守，不轻易冒险；工于心计、足智多谋。在谈判桌上，中国人卓越的才能和独特的谋略，常常令其对手不敢轻视；在大多数时候由老板亲自出面谈判，即使在谈判之初由人或雇员出面，最后也要由老板拍板才能成交。而善于讨价还价是我们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又一个特点，这在世界上颇有名。
(2)港台地区商人的特点。港台两地的商人都是谈判中的高手，在谈判过程中，切入谈判主题较快，都是我们强有力的对手。在国际商场上，他们已经树立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总体来说，他们都极重礼仪，喜欢在讨论实际内容前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或送礼，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关系。但在实际的谈判中，台湾商人会平静、含蓄地与对方谈，在其间用“逐步紧缩”的方式与对方谈，所谓“逐步紧缩”是指开始大方，而后逐步缩小让步幅度；而香港商人则刚好相反，他们开始时坚持讨价还价，做出小让步，然后视情况增大幅度，这就是香港人在谈判过程中惯用的“逐步升级”的方法。香港人大多数热情好客，讲究礼节，注重身份地位，喜欢讨吉利，而且他们知识丰富，精于讨价还价，故有人称他们兼容了日本人的善于讨价还价，英国人的精明慎重，美国人的讲究效率的特点。
三、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且怎么注意
1.分析中美间的文化差异
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生活状况的显著改善，国际活动的日渐增多，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趋于频繁。因此，我们无论是接待外宾来访或是自己出国访问、旅游，亦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国际商务谈判”，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我们了解该国的文化传统与习俗上，我们只有在掌握这些的基础上，处理事来才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庄子?秋水篇》云:“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作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的中国文化传统就像大海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都会受到地理和历史的束缚。英语国家的地理特征和历史遗产不同于中国。所以英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也自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中国人民。例如在中国，人们见面时常习惯问：“你吃饭了吗？”或者问:“你去哪儿？”以此向对方表示问候之意，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对方是回答“吃了”还是“没吃”，双方都点头而过。这个习惯对于西方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如果你问他吃饭了没有，就是想邀请他去就餐，或吃点东西。若你听到对方回答:“没吃”而又不发出邀请，对方就会认为你在耍弄他。如果你问他去什么地方，他则会认为你干涉他的私事。这就是两个国家由于风俗习惯不同，造成了对事件本质上认知的区别。
又例如，与中国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观念不同，美国人信奉的是为自己而活，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美国人挣钱的动力是为了享受生活，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至于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则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父母有自己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而孩子18岁就
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们挣的钱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花在自己身上。而中国人则不同，他们首先是为自己的身份而奋斗，有了身份后就拼命赚钱，当然挣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后人:儿子女儿、甚至孙辈。因为他们存在着这样的心态，自己这一代创业时吃尽了苦，应该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些。所以可以用一句话归纳上述中美两国人的区别：“中国人是为他人生活，而美国人是为自己活着。”这主要就是两国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着差异所致的。
2.不同文化下应注意的谈判礼仪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不仅语言不同，其价值、立场、传统、风格、习惯、经历也有较大的差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其独特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谈判风格。中国和美国在有些文化及社会差异上是根深蒂固的，这样就迫使我们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不但要了解对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及习惯，更要懂得尊重和迎合；这样才会有助于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美国人的谈判方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这是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早期到达北美的欧洲定居者就自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而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美国人拥有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根据美国人的文化习俗，我认为我们在与他们进行商务谈判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美国人时间观念很强，赴约一定要准时。如果说不能按时到达，应打电话通知对方表示歉意。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不慎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就等于你偷了他们的美金。而他们有句谚语就是从中而来——“不可盗窃时间”。
(2)美国人不随便送礼，但却十分讲究包装。这是因为在美国包装和装潢对商品的销路具有重要的影响。给美国人送礼时，注意不要送双数，因为他们认为单数才是吉祥的。
(3)与美国人做生意，“是”和“否”必须清楚。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当无法接受对方提出的条款时，要明白地告诉对方不能接受，而不要含糊其辞，使对方存有希望。
(4)美国人法律观念极强。美国人认为:交易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公正、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法律、依靠合同，而其他的都是靠不住的。
中美文化本质上的相悖，两者间的内在矛盾是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补充又将两国吸引在一起，导致双方为文化上的歧义做出妥协。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文化差异同样不是对决的理由；恰恰相反，中国文化经过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洗礼，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因此两国的商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应尽量做好准备工作，不让文化差异成为我们中美贸易关系长期友好发展的拦路虎。新晨
四、结束语
以上详细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这对任何从事跨文化商务活动的人都提了个醒。每个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当人们在进行跨文化的商务谈判时，我们应克服一切困难，入乡随俗，知已知彼，共同努力创造一个能适应双方的经济文化环境。
总之，由于中美文化与习俗差异的影响，在谈判桌上各自的谈判作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有时谈判桌上的困难甚至完全是由谈判作风的不同而导致的。因此，了解中美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们在谈判作风方面的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使自己最终赢得谈判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邹建华陈腾华:现代商务谈判实务.中山大学出版,2000年
[2]何伶俐:高级商务礼仪指南.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3]周叫兴:商务谈判原理与技巧.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4]王黎:谈判决定成败.学林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 独立学院 英语教学 文化教学 文化差异
1.前言
外语教学中，传统教学方法多偏重于语言知识教学而忽视了目的语的背景知识。这就产生了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从而造成学生对目的语的误解或误用。［1］在大学英语尤其是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仍然屈从于语言教学之下。这就使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十分有限。
国际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凌驾于语言交际之上的文化碰撞。因此“在当今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教学，或者说语言与文化相互交织，已经见惯不惊。也就是说：语言教学中没有文化参与已经变得不可能”。［2］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4年）规定：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而且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适时、适度地导入相关的文化知识。［3］
我国独立学院所设置的专业大都和涉外商贸有关，这就要求这些学校的英语教学包含文化教学，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教学。
本文以独立学院的涉外商贸特征为背景，阐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讨论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并就如何在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2.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2.1语言与文化
克莱尔・克拉姆说：“语言是我们进行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当它作用于交际背景之下，它便与文化通过多种复杂途径发生紧密联系。”在他看来，语言传达、体现并象征文化现实。［5］“当文化的学习得到大力提倡的时候，它所强调的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而且强调语言现象与社会事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与文化参照物之间的关系。”［6］
2.2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走近该语言的使用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学一门语言，就必须学习这门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以此，语言教学与文化不可分离。学习英语不能仅仅是学习英语单词、理解其意义。文化教学是学习者在真实条件下用目的语进行正常交际的重要保证。独立学院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用英语进行正确地交际。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学习英语国家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这些都是文化的基本要素。
3.中美文化差异
在涉外商贸活动中，成功的交际需要对隐藏在谈判对手背后的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不同文化模式
文化除了指信仰与价值外，还包括态度、规范和物质方面。它既指人们对人们用以感知世界的方式及其条件，又指人们的生活方式。中美文化主要有以下差异。
3.1.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特有的模式，广义上讲，它指个体唯一性、特殊性，以及完全有别于其他个体的特征，是“自然的基本单位”。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则主要强调集体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先于个人主义。汉语中的“国家”就常常被理解成先“国”后“家”。
3.1.2物质主义。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物质总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他们把追求物质财富与身体舒适视为自己的权利，并且常常以财取人，物质主义表现在众多方面。中国则强调精神生活力求回避物质存在。
3.1.3科学与技术。西方文化一直相信所有问题都能用科学来解决。西方人倾向于对客观性、实证性和科学方法的重视。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主观性、神秘性和直觉的价值观相冲突。
3.1.4进步与改变。美国人非常重视进步与改变。他们通过自助改变自己，甚至连改换居住地的速度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要快。他们不满于现状，每一代美国人都想有改变的机会，这种追求进步与改变的信仰如此强烈，因此美国人很少害怕冒险与开拓新的领域。很多古老而又传统的国家，比如中国，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不太认可改变、进步和勇敢，常常对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感到费解。
3.1.5工作与休闲。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作是必要的，并且值得精力付出，是一种控制和表达强烈情的感状态的手段，是通向名誉、金钱和权力的金光大道。对辛勤劳动的主要回报，就是休闲，它也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对美国人来说，玩是他们挣来的。它是对一定时期工作压力的缓解。他们在玩耍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中国人则常常提倡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而不辞辛劳。［7］
3.2不同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种文化对上帝、人性、自然、存在问题、宇宙、生命、死亡、疾病，以及其他影响其成员怎样感知世界的哲学问题的价值取向。世界观起源于文化，给予我们世界观的主要文化因素是宗教。在美国，基督教是主要的世界观，但在绝大多数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很多人则信仰佛教。［8］
3.3不同历史
美国的历史十分独特，其主要文化相对比较年轻，而且主要是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的。首先，那些最初到达大西洋海岸的人带来的是很多英国人的价值观，法律体系，以及十六世纪比较流行的商业组织。其次，这些定居者到达之后就面临因移民而产生的新市民浪潮，这就产生了“大熔炉”、“炖汤”或“什锦沙拉”等文化比喻。殖民地居民珍视个性，不拘形式，重时效。环境因素对定居者产生心理影响。暴力形成文化是美国历史的另一方面。［9］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国历史的很多具体方面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最重要的是物质与文化相互孤立。即使在今天，人们也相信中国是“文明中心”。另外一个持续了几千年并且还在继续的是宗族观念。［10］
4.独立学院英语中的文化教学
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仅仅懂得目的语还远远不够，因为交际或谈判活动涉及的不只是语言意义本身，还包括文化碰撞和文化包容，这就要求外语教学涵盖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的内容大致可分成六个方面。
地点。外语学习者需要度所学语言的地理概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个人与生活方式。在文化教学中，重点应放在人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价值观。
公民与社会。应指导学习者识别不同社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和不同年龄的重要社会群体，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地域特征。
历史。学习者需要有机会了解目的语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发展史，包括少数民族发展史。
制度，包括教育制度，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军事与人民，宗教制度，政党，媒体。
文艺与其他成就。学习者应该能够获得了解和欣赏艺术、音乐、作家作品的能力，能像本地人一样了解目的语国家重要人物和成就。［11］
文化教学课有选择的以下方法。
创造真实的课堂环境。教室的各种装饰和摆设、海报、卡通、地图、剪报、教具展示、各种票据、时刻表、菜单等，为目的语社区创造一种有形的可视化效果。对于语言社区中语言使用的实现在地理上和心理上远离教室的这一外语教学环境来说尤为重要。
提供文化信息。如录制英语歌曲、新闻报道、讨论和角色表演等。
撰写研究论文。有的学生能够通过阅读、演讲、讨论和辩论对目的与文化和社会加以学术研究，这很重要。通常情况下，可信资料的缺乏要求学生通过文化探索接近文化，而不是直接从已知书本上获得。
随着经济与生活方式全球化加强，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投资、工作或学习，为学生学习英语国家文化提供了另外的机会。鉴于此，对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还可在真实生活中引入目的与文化（包括让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人走进外语教学课堂，或者将学生带进二语环境），利用文化社区资源（在城市的很多社区，由于移民而出现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外国人则构成了在外语环境中学校外语的文化资源）［13］，出国，等等。
5.结语
独立学院要真正独立和繁荣于中国教育舞台之上，就必须更加关注国际交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涉外商贸人才的需要。以此为契机和目标，英语教学的改革必须考虑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大学英语教学才能真正成为教学生更加有效地理解和使用英语的教学。在这一点上，独立学院教师对文化教学的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3］姚力之.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湘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48.
［2］［4］［6］［11］［13］Stern，H.H.Patrick Allen & Birgit Harley.Issues and Optional in Language Teaching.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5：205-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