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贸易论文优选九篇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第1篇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观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序，《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2.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载于青木昌彦、金滢基和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3.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4.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5.赵润济：《韩国的政府干预、租金分配与经济发展》，载于青木昌彦、金滢基和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6.Baldwin,R.,1963.Exportstechnologyanddevelopmentfromasubsistencelevel,EconomicJournal,73,PP80-92.

7.Beck,T.,2002.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stherealink?,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57,PP107-131.

8.Cho,E.,1999.TherepublicofKoreaandexportledgrowthpolicy,SocialScience,November.

9.Hong,W.,1998.Financingexport-orientedcatching-upinKorea:credit-rationing,sustainedhighgrowthandfinancialchaos,InternationalEconomicJournal,Volume12,Number1,Spring.

10.Keesing,D.,1974.Incomedistributionfromout-ward-lookingpolicies,ThePakistanDevelopmentReview,13,PP188-204.

11.King,R.G.andLevine,R.,1993.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growth:Theoryandevidenc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December,PP513-542.

12.Klentzer,K.,andBardhan,P.,1987.Creditmarketsandpatterns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7,PP57-70.

13.Krueger,A.,1978.Foreigntraderegimesandeconomicdevelopment:liberalizationattemptsandconsequence,Cambridge,MA:BallingerPub.Co.forNBER.

14.Meier,G.M.,1984.Leadingissuesineconomicdevelop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5.Rhee,Y.-W.,1989.Tradefinanceindevelopingcountries.PolicyandResearchSeries,No.5,WorldBank.

第2篇

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第3篇

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与融资的影响研究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受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一些进出口企业出现经营状况差、融资难等问题，阻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研究金融机构变革下国际贸易融资问题，对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进出口贸易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与融资影响的理论基础

(一)金融机构的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机构是指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都属于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主要为人们提供办理储蓄、购买证券、保险、基金管理的服务，每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包括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境内外的外资融资机构，这三种金融机构构成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

(二)国际贸易与融资概念界定

国际贸易是指国际上各个国家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活动，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实现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的流通活动，由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构成了国际贸易。

融资是指在企业单位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从事资金的融入和融出活动。

国际贸易融资是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出现的融资活动，国际贸易融资要依托国家或企业个人的资金实现资金流动，这种融资活动会在国际贸易结算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出现，包括出口商品的制造、运输、销售等过程。因此，金融机构发生变革会对国际贸易与融资产生重要影响。

(三)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

1.国际贸易在融资过程中，融资的成本比较低，因为在国际贸易融资时有货物抵押和清楚的还款来源作保障，对于银行来说，在对贸易融资的处理上就会比较宽松，银行收取的利息也会相对较少，因此，国际贸易融资要比银行贷款的成本低，而且容易得到批准。

2.国际贸易融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融资人不仅要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还要面对利率和汇率的风险，还有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贸易结算联系密切，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时会存在欺诈、单交等风险，

3.国际贸易融资的融资人构成复杂，由于融资是在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融资人可以本国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而且如果涉及到国内与国外的融资，就要涉及到两国货币兑换的的问题，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要根据货币的汇率变化情况，结合具体情况作出是否进行融资的决策。

4.国际贸易融资作为国际资本流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同国家的融资资金在国际间的流通和转移。作为国际贸易中的融资者要遵守本国政府颁布的融资法令，本国政府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本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确保融资过程的安全性。

三、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与融资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把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联系紧密，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的资金可以流动任何国家和地区，这就导致当出现金融机构变革时，由于金融的传导性各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国际贸易中的融资风险就会扩大。

(一)金融机构变革对融资环境和融资需求的影响

在金融机构变革环境中，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机构的变革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大的动荡，2012年，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许多国家还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受到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慢，许多国家出现失业率上升，中小型企业停产倒闭的现象。

金融机构变革对融资需求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小企业为例，中小企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很少，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的投入，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资金少，规模小，企业管理不完善。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中，对融资标准过高，这就导致中小企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进行融资。因此中小企业陷入了融资困难的危机中[3]。

(二)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融资成本的影响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和贸易出口困难导致了融资成本的增加，由于融资难度的增加，银行等借贷机构对融资的条件会更加苛刻，办理的手续会越来越繁琐。利率的波动上导致风险的发生，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一定要把握好汇率的波动规律，减小损失。

四、金融机构变革中完善国际贸易融资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与国际贸易融资相关的法律，为贸易融资提供法律保障

各国应结合当今国际贸易融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断健全贸易融资法律法规实现与国际接轨，同时还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出发，解决本国贸易融资法律与国际惯例间存在的分歧。通过研究当前贸易融资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法，努力实现与国际上的惯例相接轨，以法律保障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

(二)与其他国家积极交流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国家应出台一系列的贸易融资措施，帮助我国企业解决贸易融资问题，推动我国贸易发展。国家完善进出口贸易政策，发挥各省市经济管理部门的作用，实现各部门单位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积极参加国际上的贸易融资合作，加大对主要贸易国家的融资支持，推动双边贸易融资。

(三)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识

在国家之间贸易融资合作的大背景下，企业与企业之间应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识，因为多数企业的风险意识较弱，而且当经历经济困难时自己很难解决，为了应对危机，企业自身必须树立风险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贸易融资上积极合作，解决外贸企业的经济危机问题。

第4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参考文献:

1.黄运成,杨再斌.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设想[J].管理世界，2003,(11).

2.刘明康.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差距[J].中国经济周刊,2008,(25)

3.于永达、王浩.集聚金融优势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研究 [J].新金融,2009,(06)

4.潘英丽.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J].世界经济，2003,(08).

5.袁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对驻沪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J].上海经济研究,2005(05)

6.吴晓求，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与政策重心[J]，经济导刊，2008年,(03)

7.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一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8.Michael Mainelli and Mark Yeandle, "Best Execution Compliance: Towards An Equities Compliance Workstation" ,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7, Number 3, pages 313-336,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June 2006).

9.Mark Yeandle and Michael Mainelli, "Cooperation During Crisis: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Centres", Washington Times, pages 1-2, Special Report: The Cayman Islands (22 December 2008).

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作者简介：

第5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运动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层次上自由兑换、流通，进而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储备以及国际市场干预中发挥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职能，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经济过程。货币的国际化需要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二）人民币国际化所具备的内、外部条件[1]

1.经济实力：《2015亚洲》报告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达到近五分之一。

2.贸易规模：2015年3月数据，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7月出口进口总值同比双双下降，低于预期。但是中国的贸易规模在全球贸易中仍然影响巨大，经常账户交易的近四分之一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3.货币币值的稳定性：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表示，人民币汇率已基本保持稳定，不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4.金融市场规模：来自Bloomberg①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股市规模约为3.4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五。Credit Suisse②预计到2030年，中国公司债发行量将激增10倍，且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超过英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5.稳定的政局和较强的政治地位：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实力的增强使自身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也给中心区国家、边缘区国家等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原本各国的金融机构只能从事本国货币存贷款业务，但是二战之后，各国金融机构从事本国货币之外的其他外币的存贷款业务逐渐兴起，有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外币存贷款中心，这种专门从事外币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活动称为离岸金融。

（一）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2]中的归类

1.境外机构离岸市场融资，到境内投资；

2.境内机构在岸市场融资，到境外投资；

3.境内机构离岸市场融资，到境外投资；

4.境内银行在岸市场筹资，向境外提供信贷融资：（1）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2）跨境人民币项目贷款；（3）跨境人民币账户融资和同业拆借。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的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的产物，融资成本的实质是资金使用者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由于企业融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有交易就会有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而跨境人民币贸易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部分：资金使用费和融资费用。资金使用费通常是融资所支付的利息；而融资费用指融资过程引发的一切费用，企业在贸易融资中兑换外汇的费用和汇率损失，也属于融资费用。

此外，一般企业融资的成本还包括：抵押物登记评估费用，担保费用，风险保证金利息等。

（三）人民币汇率浮动引发的附加融资费用

当人民币升值时[3]，意味着兑换外币数额的能力增强，以人民币支付国际贸易款项时能避免汇兑损失。当人民币汇率呈现强烈的贬值预期时，持有外币可以对冲汇率风险。如果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人民币或是外币的支付方式，能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跨境贸易融资成本。

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

在中国大陆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状态下，持有相关业务牌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为国际投融资者提供境外人民币投融资平台。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类型[4]

1.内外一体型.主要是资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高度开放。这类市场要求所在地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完善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服务水平，以及成熟的宏观调控机制、丰富的市场调控经验、货币完全自由兑换。

2.内外分离型。通过政策导向，在利率、汇率管制、税收政策等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但与国内在岸市场隔离。离岸市场的金融机构必须通过离岸业务专用账户进行交易。

3.避税型。没有实际资金交易，不需要纳税，只起到账户簿记的作用。这类市场管制更加宽松、税收更加优惠。

（二）当前人民币离岸市场情况

中国通过双边互换协议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与3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总规模超过3.1万亿元人民币。建立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伦敦、卢森堡、德国、法国、多伦多等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

1.香港。香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之一，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关于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香港可以进行人民币清算业务，中银香港成为清算行。2004年，香港可以开展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等个人业务，为人民币留存海外开放了窗口。2009-2010年上半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渐渐消散，香港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的受益地区。2014年，香港作为第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整体人民币支付量的市场占有率为72.4%。

2.新加坡。2014年，新加坡取代伦敦，成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更多中国企业利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新加坡占整体人民币支付量市场的6.8%。

3.上海。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差不多两年了，上海将成为中国境内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意味着人民币资金进出更加便利，鼓励区内企业在自贸区进行跨境贸易时用人民币结算；未来开放力度如果进一步加大，境外企业也可以通过区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用于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四、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如何改变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模式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如果国内的进口企业与国外的出口企业进行商务买卖时，需要申请融资（如跨境延期付汇），那么国内的金融机构不能跟国外公司直接开展付汇业务，而需要通过离岸或海外金融机构开展融资业务。如图1所示。

离岸或海外金融机构跟国内的进口企业A与国外的出口企业B签署跨境贸易融资合同，受让B享有的对A的应收账款，而后A执行贸易融资的付汇模式有两种。如图2所示。

如果在自贸区建立新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册在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跟A和B签署跨境贸易融资合同，根据B为A核定的信用额度，由该自贸区金融机构为A或B提供融资。这样的新模式的形成，不但为国内企业解决了跨境贸易中的融资需求和信用风险担保问题，而且还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

图1

图2

图3

五、结论

促进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首先需要让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获得相应收益，尤其解决中小企业跨境融资难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是，让流出境外的人民币可以流通和交易[5]。因此，在人民币尚未完成国际化之前，要努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币可以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顺利进行。

在自贸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对人民币发展成为具备国际结算、计价、国际投资及国际借贷职能的国际化货币也非常重要。从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来看，上海自贸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将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刘仁伍.人民币国际化：风险评估与控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P15～P25.

[2]张琦.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新布局[J].金融贸易，2015年第1期.

[3]宫宇燕.均衡汇率与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屠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J].金融论坛，2011年第12期.

[5]李豫.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J].上海金融，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高晶（1985.4.16-），女，籍贯天津；三井住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信审经理助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在读，金融学方向。

注释

①Bloomberg：全球商业、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的领先提供商。

②Credit Suisse：全球第五大财团、瑞士第二大银行。

第6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传导机制 研究

由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自从爆发以来迅速蔓延到全世界，至今经济复苏缓慢。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巨大，理论界与实务界基本上都认同这次危机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然而：为何在美国发生的“次债危机”会逐渐衍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何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危机会如此迅速的蔓延至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为何危机从影响虚拟经济到后来发展到对实体经济也造成巨大伤害？这当然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全球化来一言以蔽之。其中，复杂与连续的传导机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作简单分析，以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整个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理论

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有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由于全球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金融市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接受和释放金融危机信号越快。因此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很快就从一国金融市场传导到另一国金融市场，进而再向实体经济蔓延。一般认为，金融危机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传导的。

（一）季风效应（Monsoonal Effect）

季风效应最早是由Masson（1998）提出的，是指由于共同的冲击引起的危机传导。比如主要工业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相似的作用和影响。此次金融危机是在次债危机的共同冲击下而引发的全面的流动性危机，这也印证了季风效应是危机传导的途径之一。

（二）溢出效应（Spillovers）

溢出效应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金融溢出效应，另一种是贸易溢出效应。由于一国与他国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金融，因此金融溢出和贸易溢出成为金融危机传导的两个重要途径。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国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入都会大幅减少。比如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泰国就备受金融和贸易的双重打击。泰铢受到重挫后，与其有着贸易往来的各国也就相继卷入这场危机中。此次金融危机大大削减了美国的国内需求，而美国又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相关国家的出口无疑会大幅较少。因此，在金融溢出和贸易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速度更快，增加了危机感染的速度与强度。

（三）净传染效应（Pure Contagion）

所谓净传染传导是指金融危机是由宏观基本面数据不能解释的原因所引起的。其主要涉及的是自我实现（serf-fulfilling）和多重均衡理论（multiple equilibriums）。在这一框架下，一国陷入危机后会引致另一国经济走向“坏的均衡”，然而这种新均衡的特征却是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资本外流和坏账增加。此次当金融危机使得冰岛银行体系陷入全面崩溃时，其主要存款人所在国英国和德国立即查封了该国在两国的资产，以此避免冰岛金融危机通过净传染效应使得该两国金融业受到冲击。

（四）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

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投资者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其他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危机。Calvo和Mendoza证明了信息不对称性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高额费用是导致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Agenor和Aizenman（1998）证明了大部分中小投资者是没有能力负担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费用的。因此小投资者更愿意根据其他投资者的决策来作出自己相应的决策。小投资者往往跟随大的投资者作出决策。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大投资人减持或卖出资产或投资组合时，小投资人会跟进减持和卖出，这就导致羊群效应，也即是下文所指心理预期渠道传导。

金融危机在美国国内传导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原因与机理。长期以来美国以过度消费支撑和刺激经济，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美国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信贷泛滥，即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资产支持证券的膨胀式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本意在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规避风险，然而当它无节制地发展并成为牟利性工具时，就产生了潜在的危机。

2002年以后，美国政府的低息政策即美联储的连续降息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房价快速上涨，银行大量放出次级贷款。银行放贷之后将其卖给专业机构，专业机构以这些贷款为标的，经结构性打包发行按揭支持证券（MBS）。另一些金融机构参与购买MBS，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并且此过程一直持续下去，在CDOs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出新的CDOs。由于市场的过度投机气氛，在房价节节攀升的情况下，几乎意味着购买了这些债务凭证就会获得收益。到2007年初，这些衍生证券的价值达到了其基础资产的五倍以上。当美联储逐渐升息，房价随之回落，不良贷款率迅速上升，这些资产支持证券质量恶化，相关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危机便从房地产市场传导到了信贷市场以致整个金融市场。而美国是消费大国，因此危机迅速从虚拟经济层面传导到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分析

（一）贸易渠道的传导

贸易传导渠道是指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本币贬值或该国国民购买力下降，恶化了其他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其他国家产生发生金融危机的压力，传播金融危机，即 “贸易溢出效应”。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持续走低，也即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持续升值，其中人民币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外部需求减少，进口急剧下降，这使得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大幅下滑。此外，美国国内的流动性降低，资产价值缩水，于是各大金融机构都紧缩信贷，一直以借贷消费的美国人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需求减少，通过收入效应作用于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进口需求直接减少，由此造成出口国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受到冲击。世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大经济体，各国之间相互影响。金融危机于是从美国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世界各国。

（二）金融渠道的传导

金融渠道传导以汇率和利率作为传导的媒介，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传导的途径。相对于贸易渠道的传导，金融渠道传导的速度更快，且影响更为猛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实际上处于一个系统中，各金融机构之间尤其是跨国银行之间相互持有大量的头寸，由此系统风险被扩大。这种系统风险是金融危机在区域间传导的重要内部市场机制之一。

美国拥有全世界较完善的金融系统，也被认为拥有最稳定的投资环境。美国国内的金融交易比较频繁，交易量较大，交易机制也相对完善。这也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投资资金，不仅有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也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更有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也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美国的股市、债市也有着稳定的收益率，良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鼓励了投资者持股的积极性。

在2007年之前，参与美国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不仅有美国国内的投资者，还有全球很多国家的机构投资者，这其中以西欧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为甚，于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便融入到美国的风险链条中。美国金融市场的出现的危机无疑也会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市场上投资上遭受亏损，于是欧洲银行也出现大量不良资产，银行之间的互相拆借也几乎瘫痪。当各家银行收缩信贷时，危机又互相传开，逐步传导到全世界。

中国在此次危机的影响中，通过贸易渠道传导的份额可能相对较大，但通过金融渠道传导的部分也不可忽视，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的国债市场中，美元的贬值使得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大幅缩水，亏损严重。第二，美国在金融危机蔓延的同时也进行着投资组合的调整，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国将大部分海外的资本撤回，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在中国表现为热钱撤回，中国的股价、房价波动剧烈，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大量投身于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机构或私人投资者亏损严重。第三，美国及西欧各国股市的波动对亚太股市也有较大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虽未完全开放，但通过香港股市间接地受到全球的股市走低的影响。

（三）心理渠道的传导

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是信心。外汇市场每天有2万亿美元的交易，投机性资本约占97％，这就为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进一步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网络、通信技术使得资金投资在瞬间得以完成。这就使得金融市场变得波动异常，市场更为情绪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不确定因素增加，一旦出现利空消息，市场就会产生恐慌心理，使得投资者对所有市场重新进行评估。金融危机引发的心理恐慌，在本国乃至世界进行传递和扩散，导致人们行为盲目和过度反应，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的波动程度。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抱有较高的期望，信心盲目高涨，不断投入资金，增持美国资产；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又表现极度悲观，从资本市场上迅速撤出资金，对政府的政策举措也持怀疑态度，这种“羊群效应”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甚至一些经济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由于资金流的翻转而陷入危机。

心理渠道传导的对象是与危机发生国经济类型相同、地理位置相近，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传统类似，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例如这次金融危机中，在亚洲新兴国家里，韩国损失最为惨重，因为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按照美国模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结论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金融与经济部门的广泛联系使得一国金融经济部门所遭受的冲击足以在另一国体现，并且这种传导趋势日趋迅速。美国由于自身金融系统在监管制度层面较宽松，以及金融创新的牟利性动机和过度宽松的信贷制度，使得从内部产生的危机首先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出来，然后传播到整个金融市场直至美国实体经济。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以及心理渠道又把危机从美国到传导到全世界。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任何国家在危机中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抵御金融危机，减少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需要世界各国密切合作。中国成功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这并非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完善。而且由于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抵御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这对中国应对危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如金融监管乏力、金融体系不健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缺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在各个层面上都受到了较严重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以期为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金融危机提供借鉴，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Kodres，L.，M．Pritsker．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J].Mimeo,IMF and Federal Reserve Board,1998

2.王鹏.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

3.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J].银行家，2007（9）

第7篇

论文内容提要：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迅速发展，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浦东应发挥已有优势，通过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扩大市场准入，加强财政扶持和人才保障，加快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异军突起。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所属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2005年的《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FinancialServices）报告对金融服务外包所下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即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以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分散经营风险。金融服务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术外包（ITO）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是指金融企业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向金融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等。金融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营运流程外包等。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长壮大于金融BPO，发展趋势是金融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主要帮助客户研发解决方案，并作为企业决策重要依据，锁定高度专业技能及知识密集型核心业务，包括评估研究、投资研究和技术研究等）。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浦东,在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已有的优势，着眼于发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一）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为降低成本,保留核心业务和提高竞争力而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委托给外国企业的一种商业行为。全球金融服务机构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将原来自我承载的业务转交外包商，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总量为1.2万亿美元，其中输出境外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量为2100亿美元。许多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本机构整体的效率。金融机构除将业务外包给服务商外,也会把一些业务交由海外附属机构来完成。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在2004年后的五年内,美国金融服务业将有3560亿美元的业务外包到境外。离岸业务将在近几年内持续增长,到2010年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据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调查及预测,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一批世界超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运通、GE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规模地外移了客户呼叫中心与软件开发业务。

（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

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商务流程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考虑到成本的需求，将其业务流程中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国外其他的服务公司运作，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24小时互动的服务支持，使国外商务公司低成本完成整个商务服务工作，从而使企业资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

面对蕴含大量商机的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市场，越来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国家正在成为美欧日金融企业理想的海外转包地。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最主要承接国是印度，爱尔兰等。以印度为例,据有关专家预测，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向印度输送超过100万个后台与技术工作职位，约占全球金融业职位总数的15%。预计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收入将从初期的20多亿美元猛升至240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已经形成以印度市场为核心，同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服务外包市场的整体格局。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为56％，2005年总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主题为《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的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其内容主要有:印度企业重视变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的外包和离岸业务发展战略,并有专门机构负责;所有企业都准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外包业务受到法律的监管并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措施;承包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区位优势,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重视合同和约束;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四）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认为有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就曾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其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务业转移的乐土。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2007年底陆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机构493家，张江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部门，其中银联一期全国信息处理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险客服中心与后援中心已经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初见成效，浦东有希望在承接国际金融服务外包转移上抢占先机。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同时积极落实商务部提出发展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落实“千百十工程”的机遇，积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加大引进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的力度，加快构筑第三方服务平台，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将使浦东在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目前从综合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成熟度而言，浦东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于2003年3月开发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集聚区。基地自建立以来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成功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上海中心、中国银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国银联产业发展基地、中国平安保险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中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发和数据处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前台服务功能相呼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及金融后台服务，为金融机构的前台服务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集聚了众多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软硬件建设齐全，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融软件外包服务企业集聚走在全国前列

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上海浦东软件园作为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国家级产业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软件外包企业，目前软件园内已入驻企业294家，包括HP、IBM、毕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软件、金仕达、新致、中国银联等一批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及研发机构。入园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数据通讯、信息安全、芯片设计、软件出口、金融证券、医药、电信等各个领域，尤其是芯片设计、信息安全、软件出口、系统集成等已在园区形成产业群落，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金融后台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内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集聚，拥有众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中心或银行卡业务中心，如中国银联、平安保险呼叫中心和营运中心、汇丰数据中心等。同时浦东还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业入驻，落户在浦东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研发出了手机支付功能，并申请了国家专利。浦东新区金融后台服务部门的集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逐渐吸引了一批专业金融外包服务机构入驻浦东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以及建设金融后台服务示范基地的目标。浦东新区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发了《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其中在对金融信息服务产业的支持方面包括：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予以奖励；新引进金融机构自建办公房土地出让金优惠；新引进金融机构购房补贴；对新引进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补贴；新引进金融机构的税收补贴；为金融机构高管子女设立“专项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形成地方财力部分予以补贴；中介服务业其利润形成地方财力部分给予财政补贴等。更为重要的是，浦东新区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可能突破现有的政策体制障碍，获得巨大发展机遇。

当然，浦东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拥有众多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由于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配套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还面临一些体制，主要是：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法人化市场化存在体制障碍、市场准入的限制、外汇监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发包专业和必要的财税政策扶持等，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

三、推动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把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真正发展成浦东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使浦东成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亚太地区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承包和转包中心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通过重点引进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的银行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知名金融信息服务企业、跨国银行的地区数据处理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达到一定规模。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的交通设施、通讯系统、产业配套完整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优美、生活设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适合高科技人才生活与发展要求的现代生活社区。

（二）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建设一个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根据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优势，建设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这一基地将具备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产业集聚创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形成国内外金融信息产品的技术创新中心、业务创新中心和运营机制创新中心。

金融后台服务功能：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核心业务向上海集中，形成国内商业银行的跨行信息交换中心、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服务相呼应，形成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功能。

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数据处理业务的转移，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挥示范作用，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发包中心。辐射带动功能：通过整合浦东的金融服务资源，以张江为核心枢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升级。

2.搭建一个平台——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平台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指导方针，搭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将提供四大服务。

项目服务：主要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人才服务：适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专业性人力资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旨在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库。

投融资服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资平台，构建由市、区以及张江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解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和功能项目的引进。

政策咨询服务：重点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业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制定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的行业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务企业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务商市场准入机制，构建规范的行业发展平台，促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3.发展七大类（6+1）业务

根据目前浦东现有的条件和优势，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应积极发展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银行卡业务、客户服务、财务和会计服务、营销服务、营运业务以及研发设计等七大类（6+1）业务。

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灾备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为核心，积极引进各大金融机构的灾备机构和建设中小金融机构灾备共享平台，发展灾备业务；引进国内外重要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发展包括清算、结算、金融基础数据库、客户数据管理中心等业务，发展以数据集中为特征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网络数据交换中心为核心，引进国内外具有竞争力、名列前茅的银行卡中心，发展信用卡的流转业务（收单、信息转接、资金结算等）和市场拓展业务（发卡、客户信息管理等）；力争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银行卡后台数据处理中心之一。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是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业务之一，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收集客户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过电话、传真、E-mail、短信等多种途径主动为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它在内部管理功能上，通过知识库管理对金融范围内的业务、信息、资料、政策等内容进行采集、审核、归档、,通过工作流程系统实现包括咨询、投诉、业务申请、预约、外拨、知识等在内的信息流转，从而在客户业务处理、主动式服务、内部管理和整合服务渠道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优化。随着高科技的运用，金融服务外包呼叫中心，将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引入视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实现多媒体综合服务，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发生质的飞跃。

财务和会计服务：打造金融服务外包财务和会计服务，其目的专注于金融服务的核心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金业务及结算业务处理，兼顾支付控制和风险管理及总账会计核算。同时，核心平台提供相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财务服务业务管理和服务能力。

营销服务：建立金融营销服务是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外包的需要，是为确保金融营销工作顺利进行和既定营销目标实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务营销理念的建立及营销文化的形成、金融营销战略和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业务流程的完善与再造、统一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差别化的营销和服务机制、产品创新机制、综合量化的考核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配置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等一系列业务。

营运业务：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营运业务，业务范围涵盖金融服务外包业所包涵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主要功能是对外承接外包业务，同时将所承接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分拆、集成和转包。

研发设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设计金融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以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专业化、精细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4.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大力开拓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把大量国际金融后台业务吸引到上海。通过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内容涵盖金融数据处理、信用卡数据处理、贷款数据处理、金融数据分析、客服业务以及开展金融服务外包论坛等等，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支持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建议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十一五”期间张江高科技园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一五”期间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结合张江高科技园区特别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支持基地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定位，着眼于发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支持基地引进发展银行卡业务、数据业务、客服业务、财务服务业务、销售业务、营运业务和研发设计业务，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建成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产业规模大、竞争优势强、经济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产业集群，使之成为国内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试验田和集聚地，成为上海建成亚太地区离岸外包业务承包和转包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务平台，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项目接发包、投融资等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政府对服务平台建设和营运费用给予资金补贴，对使用平台服务的企业给予经费补贴。

第三，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即凡入驻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政策，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第四，扩大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国资、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对待，给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门可在企业的经营范围内，写上“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涉及增值服务的金融信息企业，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经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外商独资从事离岸金融外包业务的企业实行备案制或放宽审批权限。

第五，建议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同时建议浦东新区政府牵头，联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制订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第六，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给予财政扶持。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经认定后享受财税优惠政策。对所认定企业的营业收入实行免税；利润总额所得税按照15%的比例征收；对企业的研发经费给予一次性补贴；从事数据中心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七，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业境外引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对其引进的海外高端人才实行安置补贴，同时实行“一次审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对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给予奖励补贴；鼓励归国留学人员到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创业，政府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第8篇

课程设计是金融学教学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

(一)增加金融学微观方面的内容在金融学教学中，注重对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在微观金融学方面比较不受重视。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金融运行的绩效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在金融学课程设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宏观理论方面忽视对微观层面的教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微观层面的金融学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我们要转变教学理念，及时把金融学的微观内容加入到教学之中。在金融学课程设计时，加大微观理论的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相结合，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宏观理论的地位。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合理调节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二)强调课程内容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合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更需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经济发展中真正培养出人才。所以金融学课程设计要增加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比如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包括已有的国际金融、外汇业务、对外结算等课程。此外，在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如国际经济法、国际惯例、主要国家的金融法律、国际性金融贸易组织及其运作等；国际交流方面，如主要国家金融业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国际交往礼仪、国际谈判学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金融学的教学内容，扩大金融学教学的国际视野。

(三)实现金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这就需要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数理知识，否则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难进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除与数学关系较为紧密外，金融业务的信息化也是金融发展的趋势，这要求金融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计算机技术。因此，课程设计时就要注意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金融理论的转化成为市场所需的技术，促进金融的发展。

二、教学手段的现代

教学现代化，尤其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学校教学的常规手段。在金融教学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体等方式创新教学手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脱离原始的“黑板粉笔”教学，利用计算机制作课件，而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掘金融学教学的潜力。比如，建立金融实验室。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设备及相关的软件配套设施，比如银行软件、证券软件等进行实践教学。金融实验室可以真实地模拟现实市场环境，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股票、期货交易环境。金融实验室学生还可以通过互动式操作逐步熟悉现实保险公司的实际工作流程。这些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金融业务技能。在现代化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和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鼓励学生在利用网络资源，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此外，金融教学还应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多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提高金融学微观理论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可以通过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开展合作等实现。也可以开展金融模拟投资竞赛和金融热点问题辩论赛、组织专家讲座、创办自己的金融学术报刊。

三、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教学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现行的金融学教材偏重与理论，对实践的部分重视不够。这不仅不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会降低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设中要注重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教材建设上要注意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成果，将其及时地补充进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教材建设应与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相结合教材建设要与师资建设同步，这样才能保证教材建设能够确实起到作用，发挥出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在师资力量建设中，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尤其是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师的业务水平给予全面了解，从而制定有针对性对方案来提高教师水平。除此之外，学校还应针对教材就教师的不足之处及时发现，对教师进行培训、业务交流等来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便能够与教材同步。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根据学校的规划，也要根据教材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发展。此外，教师队伍建设紧跟时展，金融学理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师具备较新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合理的理论结构，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在教师培养上，要切实制定教师培养计划，通过进修、培训、参与课题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通过科学的考核奖惩办法优化教师队伍。对教师的培养不仅是要从制度上安排，促进他们自身的提高，学校也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为他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二)教材建设需与提升网络教学环境相适应教材建设立体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体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所谓教材立体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设中，包括核心教材、课程说明、课程大纲、学习指导、学习要点、重要概念、问题解答、活动建议、教学案例、教学图片、实验实训指导、在线课堂、复习题库、课程试卷、政策法规、参考文献、专业期刊、相关网站等在内的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课程立体化教材。通过教材的立体化建设有效利用网络教学的先进条件。

(三)教材要注重实践内容与实践课的一致性金融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应用型人才，需要他们能够对金融市场做出敏锐判断，对市场业务能够熟练操作。所以在金融学

教材的建设中，需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的实践内容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最佳手段，是纯粹的实践教学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更好的进行实践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实践课程的设计上要注重与纯粹的实践课的衔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时，在教材实践课的设计上要教材结构“模块化”，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用时可以将银行、证券、理财等内容进行模块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的知识模块，便于选择性组织教与学，使教材更加实用、适用，职业特点更加突出。

此外，在金融学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据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进行多元化实践教学的考核与评估，改变过去以笔试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对于课内实践，可以按照考查方式进行考核；对实践环节，比如商业银行业务实践、认识实习、专业实习之类，采取撰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写作、答辩等方式来考核。

四、结束语

第9篇

关键词：金融产业集群；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比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1-0094-05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在国外发达国家，金融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并且成功推动形成了若干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关于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丰富起来，但是有的文献把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导致相关研究偏重于金融中心的建设方面。金融产业集群是将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与金融地理学相结合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经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比较，以指导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正繁荣发展的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

二、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展

经济学家Powell（1915）Ⅲ在其著作《货币市场的演进》中研究了金融业的空间演化现象，并描述了银行集聚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演进过程，这可以看作对金融产业集群最早的研究。之后学术界对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不断繁荣起来，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

作为一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金融产业集群必然有其形成的原因和机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Krugman，1991）首先提出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比制造业更为明显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例子是最突出的，比如在东京和伦敦，技术外溢导致的外部性是使得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原因。Leyshon（1995、1997、1998）通过连续发表的三篇同主题论文，全面总结了金融业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金融业地理集聚的形成原因。Taylor等（2003）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集聚发展。Zhao等（2004、2005）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起金融企业地理集聚的重要原因，并以中国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为实证进行了分析。连建辉等（2005）认为金融产业集群本身具有的区域金融创新优势、经营效率优势和风险缓解优势，能够为区域内金融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司月芳等（2008）对上海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进行了实地调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型政府、良好的金融政策以及靠近金融中心市场是导致其形成的主要动因。李大垒（2010）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地区GDP、金融业从业人员和工业总产值对推动城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Leyshon、Taylor等；司月芳等）认为社会、政策和制度等外在因素是主要原因，有的学者（李大垒、连建辉等）认为效率、成本和创新等内在优势是主要动因，有的学者（Krugman、Zhao等）则认为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是主要原因。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分成了三类，但是综合来看涉及了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市场失灵等不同方面，这对于解释为何金融业采用产业集群形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二）金融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

金融产业集群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集群区，有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了金融中心，而有的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现象还不明显。针对现实中的这种差距，学者们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Porteous（1995）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为什么金融活动会集聚在某个特定的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信息流动（包括信息流畅和信息可靠性）是影响金融活动区域集聚的关键因素。Leyshon（1995、1997、1998）认为，银行机构的溢出效应、居民的经济收入和居民的金融素养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在空间上的集聚。Gehrig（1998）将影响金融集聚的因素分为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正向因素包括信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和市场流动性，负向因素则包括市场进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和企业垄断。Taylor等（2003）也从正反两方面对伦敦的金融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良好的企业声誉、与顾客联系密切这些因素推动了伦敦金融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而地方和拥堵的交通则非常不利于伦敦金融集群的发展。Pandit和Cook（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供给方面的专业化投入和知识溢出、需求方面的集群声誉和满足不同顾客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Cook等（2007）也对伦敦金融产业集群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集聚因素明显地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竞争力，高效的生产率、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因素。司月芳等（2008）以上海陆家嘴为实证，从反的方面分析了其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偏低的金融产业发展水平、偏小的金融市场规模、较低的金融开放度以及缺乏社会中介机构这些不利因素阻碍了陆家嘴金融集群的发展。任英华等（2010）对我国28个省份金融集群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金融集群在省域之间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实力和区域创新活动对金融集群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外开放对金融集群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发展会逐渐变小。

以上大多数学者（Porteous、Leyshon、Gehrig、Pandit和Cook、任英华等）认为溢出效应影响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Porteous、Gehrig、Cook等，任英华等）认为信息和市场的流动性是关键影响因素，有的学者（Leyshon）认为居民的经济能力及素质是主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Pandit和Cook、Taylor等）认为良好的声誉和接近顾客是重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司月芳等）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化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三）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金融产业集群在现实中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Pandit等（2002）对英国金融服务业利用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集群效应影响金融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影响其他金融企业进入的规模，各种金融企业之间在金融服务方面具有相互的影响。Clarke等（2003）认为由于金融服务业也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网上电子支付面对这一问题无能为力，因此金融企业在空间位置上的临近以及当面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Hendersona等（2001）指出，金融产业集群使得面对面的沟通更加便利，金融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促进客户关系的发展和密切，从而有利于金融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刘红（2008）实证检验了上海金融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不明显。张晓燕（2012）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企业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银行的集聚和保险公司的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是有利于企业、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学者们对于集聚效应的具体表现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Pandit等、Hendersona等）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有利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有的学者（Clarke等）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必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国内的学者（刘红、张晓燕）则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既然金融产业集群和经济发展具有正的相关性，因此金融产业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在现实中是可行的。

三、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

金融服务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Pandit等，2001），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存在密切的联系。国外学者已经对金融中心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我国学者对于金融中心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

金融中心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哪些基础条件呢？金融产业集群对于形成金融中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研究。Park和Essayyad（1989）认为随着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和规模增大，能够促进国际银行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Pryke和Lee（1995）通过不动产贷款证券发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而产生外部经济，生产活动的外部经济又会反过来促进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潘英丽（2003）运用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来解释金融机构为何愿意集中设立在某些大城市或从其他地区迁移到大城市，得出结论认为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吴念鲁和杨海平（2008）指出在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众多影响因素中，有利于金融资源集聚的优良金融生态的所有元素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因此金融要素的集聚直接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上，以上学者（Park和Essayyad、Pryke和Lee、潘英丽、吴念鲁和杨海平）一致认为金融要素的微观集聚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具备了基础条件之后，具体是什么原因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呢？下面就对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

（二）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

Park和Essayyad（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认为跨国银行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来降低成本，因此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总行的经营成本分散到全世界的分支银行，随着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加以及经营规模的增大，最终会促进该地区发展成为金融中心。Pryke和Lee（1995）通过不动产贷款证券发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是社会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社会的互动会创造利润，金融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创造人际关系网络和企业之间的某种联盟，以及不断重新评价潜在的合作企业，因此社会生产的外部经济促进了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金融中心在产品和服务上的差异以及与社会空间相关的盈利能力的差异不仅会给予金融企业一些实践方面的信息，也会直接影响其经营的成败。Gehrig（1998）认为由于当今世界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会最终使得金融活动产生非地方化，金融中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是否能够为其他地区带来外部性，对信息敏感的金融活动和对信息不太敏感的金融活动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两种情况都会把自由的金融活动吸引到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成因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有的学者（Park和Essayyad）认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是最主要的，有的学者（Pryke和Lee、Gehrig）则认为外部经济是最主要的。与前文金融产业集群成因的已有研究相比，学者们对于金融中心成因的研究偏少一些，而且他们仅从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对现实中城市金融中心如何形成的指导意义不大。

（三）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

金融中心形成以后，哪些因素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呢？学者们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Lee和Schmidt-Marwede（1993）认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来自提供金融资本供需双方能获得较高利润的环境，这包括市场流动性、高效的运作与服务传送条件，因此竞争力来自其内部金融机构总的生产能力。根据一些学者的金融地理学理论（Corbridge等，1994；Porteous，1995；Martin，1999），金融中心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信息流动和信息技术创新。Zhao等（2002）认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影响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等级水平，他们通过一系列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调查，根据对经济和制度变量的分析，认为香港和北京是位于信息走廊两端的信息中心地，这两个城市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则成为中国的第二级金融中心。赵晓斌等（2002）以中国为例，分析不对称信息在总部选址决定中的重要性和区域效应，说明了信息流和不对称信息是影响现代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冯德连和葛文静（2004）构建了“轮式模型”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该模型认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两种拉力（地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三种推力（历史方面、供给方面和城市方面），另外还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

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有的学者（Lee和Schmidt-Marwede）认为金融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cor-bridge等、Porteous、Martin、Zhao等、赵晓斌等）认为信息流动和不对称信息是主要决定因素，有的学者（冯德连和葛文静）则认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是主要影响因素。与前文金融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相比，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样包括了信息流动和经济发展，不同的是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更强调居民的需求因素，而金融中心的发展更强调金融企业的供给因素。

（四）金融中心的区域研究

金融中心作为一种区域经济现象，学者们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其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关于金融中心的区域案例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1940）最早发现了金融景观异质性并进行了地理差异研究，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贴现率、利率和债权利息等在景观内外具有地理上的明显差异。法国学者Labasse（1955）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联系，银行所在的市场区，以及银行对地区经济的依赖与支持等。之后，地理学家Kerr（1965）对加拿大金融中心的兴衰进行了实证研究。胡坚（1994）认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模式应是远东地区的筹资型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第一步是先将上海建成全国金融中心，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和国家辐射，成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并列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潘英丽（2003）通过对香港和上海的比较分析，认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围将侧重东南亚地区，而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围将侧重东北亚地区，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和分工将是中国在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条件。Zhao等（2002）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们通过统计数据以及跨国金融公司区域总部选择的实地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优势条件，香港和北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则成为中国的第二级金融中心。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要素集聚的特征、动因、运行机制和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Mark Yeandle等（2009）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中，针对全球62个金融中心，通过57个包括专业人员、经商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竞争力、资金取得、E化准备进度等项目进行调查，分项评分后加计总分，得出排前三名的是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名第4、35和51，可以看出，伦敦与纽约依然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我国的金融中心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大多数学者（胡坚、潘英丽、黄解宇和杨再斌、Mark Yeandle等）认为上海比北京更具有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也有学者（Zhao等）认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优势。

四、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的联系与区别

通过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产业集群和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述评及理论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体表现在：

（一）两者的联系

第一，两者都是金融要素集聚的结果。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观点已经达成一致，包括金融企业、金融工具、金融人才以及金融交易活动在内的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实现区域内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才能形成金融产业集群，最终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实现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金融产业集群是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金融产业集群是一个城市实现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经途径，只有大量的国内与跨国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聚，通过距离近的区位优势节省经营、管理和合作的成本，一个城市的金融业才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实力与辐射影响力，这样金融中心便诞生了。

（二）两者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地域范围不同。金融产业集群是大量的金融企业集中在特定城市内的某个区域所形成的一种集聚群落，像纽约华尔街金融投资集群、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而金融中心特指某个城市，也可以称为金融中心城市，它的地域范围要比金融产业集群大一些，像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中国香港，我国国内金融中心上海等。

第二，两者的影响力不同。由于金融中心代表了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而金融产业集群仅反映城市的某一小块区域，因此金融中心的影响力要大于金融产业集群，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影响力更是全世界范围的。提起伦敦，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而很少有人知道伦敦城内的金融产业集群具体是什么。

五、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