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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1]赫屈.文化与道德：人类学价值观的相对性[M].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7].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论文摘要：电影《画皮》的成功与导演陈嘉上的现代性执导理念息息相关，这是以新时代的价值观、爱情观、审美趣味和商业意识对原著进行的创新性改编，将封建志怪小说，改编成了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爱情大片。
由陈嘉上执导，陈坤、甄子丹、周迅、赵薇、孙俪、戚玉武等多位著名影星主演的电影《画皮》，目前在全国公映后获得广泛好评，具有值得称道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该片的成功与导演的现代性执导理念息息相关，这是以新时代的价值观、爱情观、审美趣味和商业意识对原著进行的创新性改编，将封建志怪小说，改编成了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爱情大片。
一、改编注重现代气息
依据对原著的符合程度，改编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忠实原著与自由创造。忠实原著的改编方式，强调主旨内涵、人物形象、情节内容等与原著相符合；自由创造的改编方式，则对此不大顾忌。传统的改编原则(尤其是中国大陆)侧重于忠实原著，这和早期改编的不发达状况有关。随着改编的盛行，某个作品甚至被多次改编，后来者如果继续坚持忠实原著的方式，就会雷同，意义和价值就会大大减弱。随着改编实践的发展，改编理论也逐渐成熟，持自由创造式改编观的人越来越多。西方的改编观念远远比中国开明。贝拉·巴拉兹认为:“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的话，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舞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是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克莱·派克认为:“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决不是原始材料的一种机械复本，而是从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
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且市场经济发达，影视业以满足文化消费需求、获取利润为宗旨，形成了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改编观不受传统思维定势束缚，不死板地坚持忠实原著，而是灵活自由，大胆前卫。作为香港著名导演，陈嘉上浸染了香港现代文明，既注重电影艺术自身的特性，又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画皮》拍了很多版本，除了戏里的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创新不是很多，重拍没有创新不如不拍。”
《画皮》原著产生的时代与现在相去甚远，其宣扬的伦理道德带有明显的封建、陈腐气息，与现代文明相悖。如王生的好色和对妻子的压迫，陈氏在“三从四德”封建思想影响下，对丈夫的压迫行为不计较，陈氏为救人却要忍受人格侮辱等。陈嘉上对此表达了严重不满:“我第一次看到《画皮》原著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好烂!这个男人好烂，受到女鬼的蛊惑。这个道士好烂，每次只是飘飘然地给些意见，从来不真心帮人。老婆好烂，这样的老公让他死了好了，干嘛还要去救他?这样的故事我没兴趣去写，它的角度太封建了，完全没有一丝现代的气息。”因此，在陈嘉上看来，改编不简单地是两种文本形式的转换，主要是在文化观念上的如何处理的问题。
二、现代爱情观
主题的转换主要是因为文化观念的冲突:“时代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对很多事情有新的、比较开明的看法，尤其对人、男女关系、爱情、婚姻有很多新的命题。”从爱情的角度改编，体现了陈嘉上对现实社会爱情、婚姻的关注和思考:“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老公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关系，那么作为老婆，你该怎么做?尤其是你遇到的还是一个‘法力无边’的第三者。我觉得所谓‘妖’，不过是夫妻关系之外的另一个女人。至于这个第三者到底是妖是鬼还是人，其实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无所谓的。所谓‘妖’，还不就是心魔？”为了多角度展示爱情，影片设置了多个“三角恋”，不但有小唯、王生、佩容之间的“主三角恋”，还有庞勇、佩容、王生之间，佩容、庞勇、夏冰之间，王生、小唯、飞天晰蝎之间的“辅三角恋”，错综复杂。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情节的精心设计和演员的投入表演，使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真实感人，震撼灵魂。
原著显示了王生和陈氏夫妻地位的极不平等，王生根本就不在意妻子的感受，而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忍受。王生遇见女郎(女鬼所变)，带至家中书房共寝，而且过了几日才将此事告诉陈氏，陈氏劝说王生打发女郎走，王生不肯。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的貌似公平的虚伪:“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一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
在电影《画皮》中，庞勇作为王家军前统领，虽然爱佩蓉，但没有利用权力霸占对方，而是选择了离开，因为佩蓉爱的是王生。同样，飞天晰蝎虽然深爱小唯，法术高强，但并没有强迫小唯，而是为她奉献，甚至杀人，在情势危急的时候也不肯离开，牺牲自己也毫不顾惜。王生虽任都尉之职，但并没有压迫妻子，也没有妻妾成群，他始终珍视和妻子的感情，甚至为了妻子能够复活而牺牲自己。古代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来满足男性，双方为爱牺牲—不单单是女性，这才是现代的爱情。爱情、婚姻中男女地位的平等，不是和古代而是和现代相联系。“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的，同单纯的，同古代的，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
三、时空变化的现代内涵
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看，原著并没有写明具体时代；在1965年鲍方导演的《画皮》中，女鬼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在1979年李翰祥导演的《鬼叫春》中，女鬼故事跨越千年，分别是唐朝和清朝。在陈嘉上导演的《画皮》中，故事发生在汉代，对此，陈嘉上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清朝离现在比较近，明朝又太有规范，所以索性把时间推得远一点，就放到了汉代。有一段汉代的狐仙，会感觉不一样。”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深受宋朝以来的理学影响，封建思想严重；与明、清相比，汉朝则不那么“规范”(儒家独尊的现象也只是在汉武帝出现后)，人的自由空间相对大。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汉代，能够为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时代条件。“因为汉朝的东西非常的不同凡响，那时候的人视野很大，不仅关心身边的事情，还关心几千公里外的事情”。更能够因为时代的具体化而增强影片的现实意义:“新版《画皮》的主题、年代、表现方式应该能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应该有一些现实意义，否则就又有可能走上惊惊道路，这也是以前多种翻拍版《画皮》相对雷同的原因所在。所以我没有通过虚化年代的手法去实现魔幻情节，而是选择了现实感较强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只不过是发生在己经逝去的不同凡响的时代而己。中国绝大多数观众并不喜欢纯粹虚构年代中发生的纯粹虚构的电影故事。”
从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看，原著的空间范围比较小，主要是王生家中和集市；而影片的空间很大，从西部大漠到江南都城。导演把狐妖出现的地方设置为西部大漠，这种变化，能够增强视觉冲击力:大漠上的激战，使观众欣赏到功夫的魅力。茫茫大漠，浩瀚无边，给人一种粗狂、奔放的感觉，使影片显得大气，扩大了观众的视野，这与城市的狭小空间形成对比，就像陈嘉上导演所说:“我希望西部的风情能为这个戏带来大气、宽广的视野和剧烈的反差。大漠的宽广与城市里困兽犹斗的对比。”
四、人物形象符合现代性观念
在人物塑造上，首先来看画皮女鬼，原著中的女鬼面目狰狞，阴险歹毒，血吃人心是她的目的，是她的本质。而陈嘉上导演的《画皮》，女妖小唯吃.人心是不得己的，她只是在迷失了爱的方向时，以此为手段保持人形，去接近所爱的人。她对爱情执著、为爱情献身，可爱、感人。对画皮女鬼丑恶形象的解构和颠覆，既是陈嘉上出于影响的焦虑而另辟蹊径的结果，更是来自他内心深处对婚姻爱情的现代性思考和诉求:“他(指陈嘉上—笔者注)称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爱情观—第三者并不可耻，所以周迅的角色并不像从前的‘凶狠’，反而美丽单纯，‘如果两人关系真的好，抢是抢不走的，但如果抢走了，则代表那两个人的爱情可能比你的更伟大。’他表示自己其实比较同情周迅的角色，她的错只在于她‘来迟了’。”
我国研究者主要将软实力理论运用到国家综合实力及文化层面，并从概念界定、实践应用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2008）指出，文化软实力即是文化的凝摄自固力、竞争力、传创力和感召力的整合表达，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者，都产生实实在在的改变性影响，所以，文化软实力是人在创造生存的过程中改变自己或他者的实在影响力。王一川（2009）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所呈现的柔性吸引力。在实践中，文化软实力一般与特定区域或特定层面相结合。例如，刘彩云等（2011）从探讨蜂蜜文化内涵出发，指出弘扬蜂蜜文化在发展蜂产业中的作用，并提出扩大宣传途径、加快蜂蜜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等提升蜂产业发展对策。杨柳（2012）认为提升“中国白酒金三角”文化生产力的两大途径包括通过高端要素的化学聚合创造和承袭文化生产力，以及通过地理品牌的传播强化文化生产力。实证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与地区，对行业及产业的关注比较少，结合四川地区白酒产业的研究比较有限。鉴于此，本文拟对川酒文化软实力提升思路进行探索。
二、川酒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分析川酒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品牌，还是生产技术上在国内、国际堪称首屈一指，被行业认为“最大的产业集群、最大的品牌群、最大的产能群、最好的政策洼地”，酒类生产已成为四川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行业。然而，当川酒产业面临着从销售量提升到产业文化影响力扩大这一挑战时，还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品牌建设不够完善。四川白酒品牌主要分布在四大酒城———宜宾、泸州、绵竹、邛崃。其中宜宾、泸州两地白酒品牌建设在命名、文化、包装、定位等工作相对比较完善，品牌知名度较高。邛崃拥有酒类企业近300家，是中国重要的白酒原酒基地，生产窖池2万余个，原酒储量约20万吨，其自然条件适合酿造高品质白酒。然而，邛崃白酒除了“文君”品牌稍有名声外，大多企业从事散酒生产和销售，因缺乏品牌建设和推广，知名度和盈利能力都有待提高。
第二，地方文化挖掘不够深入。四川被誉为浓香酒的世界、酱香酒的故乡。提起四川白酒，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五粮液、泸州老窖和郎酒等著名品牌。的确，川酒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品牌，还是生产技术上在国内、国际堪称首屈一指。然而，各著名的白酒品牌使四川享誉了国内外，却没有使孕育了这些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白酒品牌的白酒酿造地大放异彩，很少人提到白酒品牌就联想到白酒酿造地。由于白酒的生产条件和环境是不可复制的，酒类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所在地的关系就重要。当一个企业的产品与所在地的地理、历史、民俗等联系越紧密、融入越自然，越能充实其内涵，也更能借助当地文化扩大影响力。
第三，对“高端产业”理解不够全面。四川白酒产业导向是走高端化、品牌化道路，建设固态蒸馏白酒高端品牌的集聚区，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对“高端化”理解不全面的现象，将“高端化”与“高价格”混淆，存在盲目高端化的局面。近年来，白酒价格一路飙升，中高端白酒似乎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加之我国自古以来的“宴请文化”促使了高档白酒的消费，高端必定是高价的。然而，高价格不等于高端化。盲目高端化不仅带来整个行业产品链价格的上涨，而且导致白酒产品标签、标识使用混乱，误导消费。其中，年份酒一直充当涨价先锋，但我国的年份酒缺乏产品标注中有关窖藏时间的标准，出现乱标年份误导消费的情况，其投机和市场混乱度较高。这种情况不利于白酒产业健康发展。因此，在川酒产业高端化发展道路上亟待出台一系列产品标准和管理制度。
三、川酒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文化软实力不是通过物质累加的途径就能提升，它需要相对较长时间的努力且无法量化和有形化，但其价值不可忽视。笔者认为，通过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和提升川酒品牌文化内涵，可以彰显川酒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1.通过探寻川酒的酿酒史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四川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举世瞩目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埋藏着许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历史遗迹。在数以千计的珍贵出土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陶器、青铜器属于酒器，如盉、觚、觯、瓮、罍、钵、尊、爵等。考古工作者还在四川各地发现了大量商周至战国末期的酒器，包括陶器、漆器和青铜器，既有盛酒器，又有饮酒器，仅青铜器就发现了100多件。大量酒器的出土，足以说明古代蜀国酿酒业的发达和蜀人饮酒之风的盛行。在源远流长的四川酿酒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酒文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和历史的沉淀。通过探寻川酒的酿酒史，发现川酒品牌历史演变的深层次价值，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川酒文化软实力。
2.通过体验川酒饮酒习俗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在古代，酒是权力的象征。由于酒的来历神秘且喝起来有飘然晕眩的感觉，所以古人以为酒是神赐的，或者是得到神的启示而酿成的。掌权者将酒作为体现自身威严与地位的象征之一，酿酒权由掌权者赐予，有功之臣才可以得到赏赐的美酒。随着酒的酿造技术逐渐普及到民间，白酒的品种越来越多，原先繁杂的仪式礼法逐渐淡化失去了神秘性，饮酒成为一种礼节和人生享受。以前白酒度数相对较低，饮酒以男性为主，佐酒菜肴不如现在丰富，人们饮酒崇尚“豪饮”，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方显男儿气概。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饮酒从“豪饮”变为“细品”。人们通过闻香、观色、品味来欣赏和回味酒的品质高低和风格。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洋酒进入中国消费市场并得到人们喜爱，白酒仍然是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饮用佳品。上述各种饮酒习俗，可以在川酒的生产与营销环节中实景展现，通过消费者的体验活动，可以很好地提升川酒文化软实力。
3.通过传递川酒精神价值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当将酒作为产品销售，品牌就成为区分产品的标志之一。不同的白酒企业和产品系列在命名、包装、宣传口号、商标等品牌构建方面追求的是创造独特的形象，传递丰厚的内涵理念，倡导积极健康的精神价值。例如，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从2001年开始培育“舍得”酒品牌，2010到2011年公司在水处理、粮食处理和生产工艺方面的设施设备投入共进行了十亿左右的投入，这些都是先舍去的利润。在舍去一部分利润基础上酿造出的更高品质的酒才更加受到市场的认可，然后才逐渐收回投入，获得良好经济效益。正所谓“舍得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舍之于物，得知于心；舍之于利，得之于义；人生福报，在于舍得。”，“舍得”品牌可谓集千古智慧于一体，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也传递出健康的价值观念。
4.通过川酒的表现载体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四川是浓香型、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和固态蒸馏白酒的故乡，拥有千年古窖、酿酒建筑和盛酒器物，且古迹、建筑和器物与生产经营融为一体，流传至今。成都拥有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烧坊的遗址，2000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泸州拥有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的泸州老窖国宝窖池；绵竹拥有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获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五粮液、水井坊、剑南春等酒企都建设有酒史博物馆，展现从古至今的白酒生产工艺、酿造工具和器物等等。历史遗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建筑和器物足以说明川酒的历史，也是证明川酒文化的物证。古迹、建筑、器物、诗词歌赋、书画、楹联、雕刻、典故等都是在酒文化的形成中产生的瑰宝，令人回味，让人遐想，极具挖掘和提升潜力，是不可忽视的酒文化载体。
5.通过川酒名人资源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历代名人吟诵川酒，川酒很早就和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川酒的声名远播得益于历代四川籍名人或旅居四川的名人在生活、工作中对川酒写下的赞美之词，其中，以文人学士居多。例如，唐朝诗人杜甫在宜宾品尝春酒和荔枝后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劈荔枝”的诗句，后来春酒改名为重碧酒；1909年，晚清举人杨惠泉品尝姚子雪后说：“如此佳酿，名为杂粮酒似嫌凡俗，而姚子雪曲虽雅，但不能体现此酒的韵味。此酒是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更名为‘五粮液’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而且顾名可思其义。”自此五粮液美名问世。唐朝学士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将“剑南之烧春”列为全国名酒。杜甫、宋朝著名学者王灼、明朝四川抚军饶景晖、康熙年间浙西词人吴陈琰都曾赞誉射洪春酒，民国举人马天衢根据店前牌坊命名“沱牌曲酒”。北宋诗人黄庭坚、南宋诗人陆游等旅居四川时都留下了描写四川白酒的诗句。在诗词中的酒有如今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有可考证来历的，也有无法考证来历的，但这些都是川酒产业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名人效应和历史典故打造品牌不失为挖掘提升川酒品牌文化的一个方法，邛崃“文君酒”就是一个好例子。因酒的供给，才能酒品源源，提供吟诗作赋的素材；因酒的诗词，才让酒香四溢，留下历史文化的积淀；因名人典故，才能千古流传，获得挖掘提升的资源。两者相互依存，才形成生生不息的川酒文化和川酒的人文环境。
四、结语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作者：郝智 伍玉娇 罗筑 黄彩娟 单位：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教育观念的转变，改革授课方式。高分子化学课程我们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教学：（1）改革课堂教学形式：以主讲教师为主导，按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安排授课，以课堂教学为主，精讲多练，并结合“启发式、参与式、渗透式”教学和课堂讨论；对重点、难点部分如动力学方程推导等，尽可能详尽，对重点与难点问题，找不同的学生进行课堂复原，以检查学生的理解与讲课的清晰程度；（2）提供多种答疑形式：课后收集学生的疑难问题，每周安排一次答疑，课后作业进行详细解答，并对一些习题的提问变换角度，考查学生的理解程度与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同时，我们在网上开设论坛，进行互动式课外辅导；（3）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我们将教学演示工具从黑板和粉笔转换成计算机多媒体，将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和高分子化学反应过程以三维立体动画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展现给学生。克服了以往学生在高分子化学教学中感到抽象难懂、枯燥乏味的弊端，从而使学生能在比较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真正领会到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和化学反应的本质，抓住高分子化学反应的根本，达到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目的。为此，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多媒体教学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一方面，在课件制作上下功夫，使多媒体课件的界面设计适合于课堂教学。
我们主要选择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多媒体演示：（1）与高分子结构有关的内容；（2）与立体化学有关的内容；（3）分子结构较复杂的化合物以及难以在黑板上准确表现的图形，如高聚物的立体结构、构象、自由基加成聚合反应与官能团反应的缩合聚合机理等；（4）开设学科专题知识与学术讲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邀请了校内外高分子专业专家学者开设学科发展前沿知识讲座，学科理论研究最新知识讲座及学术研究等系列知识讲座课，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创新能力。
我们在考试形式上，为有助于学生加强记忆，但又不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突击课本，我们适当的增大了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如每章结束时做一道综合题，要求学生独立完成，限时上交，并把成绩计入总分，其比例可占总分的20％～40％。同时，期末采取闭卷考试，内容中减少了基础知识题目所占比例，即减少了套公式即可求解的题目，适当的增加了一些实际工业生产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增加综合型题目以及一些科研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内容。这一方法不仅有效督促了学生的平时学习，而且有利于知识的积累，许多学生不再搞临时突击，更能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在平时课堂的兴趣，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7］。配套实验教材的编撰根据我校的实践教学条件和教学特点，我们自主编写了实验教材。自主编写的实验教材既继承了强调理科基础的传统，又可兼顾到我校的工科特色，实验内容和课堂教学及工业应用密切相关，对于学生掌握课堂知识、了解实际应用情况具有很大帮助。实验教材中内容包含了多个层次，例如，针对大多数学生开设了验证性实验，针对高分子化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还开设了综合和设计实验，这些实验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这种自主设计实验配方及实验方案的方法，彻底地改变了以前那种照实验讲义“照方抓药”做实验，不动脑筋，敷衍了事的旧做法，达到了教与学的目的［8］。这种做法不仅使学生的知识更加完整化，理论与应用更加系统化，而且根据教材内容还可通过网络查阅相关知识，深化所学内容或拓展知识范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每个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认真研究，层层贯彻。通过我们高分子化学教学团队的不懈努力，学生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能力显著加强。作为教师，应该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为培养优秀的创新型人才作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军事院校 传统文化 专题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52-02
军事院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对学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提高学员的人文修养和对文化现象的自主分析判断能力，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和创新先进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发挥该课程的作用，必须正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模式转换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该课程的人文内涵和育人效果。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授课教员，笔者认为专题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明显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概述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专题式教学是指以原有教材为基础，打破原有教材章节体系的限制，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有选择地整合、提炼、优化、充实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既前后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并根据专题确定教学实施方案，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按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教学模式，矫正了以注入式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对某一专题的强化和知识内在关系的整体把握，导致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利于学员综合能力培养的弊端，突出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专题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1.教学内容新颖务实，重点突出
专题式教学根据课程体系和实际教学的需要，突破原有教材体系，统筹兼顾，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专题的设计，将某一领域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员与学员共同的全面、系统剖析、探讨，主题更鲜明，难点、重点更突出，加深学员认识，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2.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多样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有利于采取引导式、研讨式、辩论式、案例式、比较式等不同教学法，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克服“填鸭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充分尊重学员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局面，使学员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充分实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不但是组织者、指挥者，而且是参与者，与学员共同对热点话题、问题进行研讨，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员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同时，在专题式教学模式下，学员通过课后搜集、分析、归纳学习资料，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实施专题式教学的背景
目前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讲授适合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教材选用混乱，教学内容驳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涵盖思想、宗教、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技、服饰、饮食、和民俗等领域，目前出版的针对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为主体，阐释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进，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革、风云人物和著名事件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变异的影响，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内容偏深，份量过重，导致教员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往往晦涩难懂，学员难以承受；另一类是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主，这类教材一般从中国历史分段、地理概貌讲起，导出中国文明的发展，然后分哲学思想、艺术、教育、科技、民俗等类型进行分述，因为内容繁杂，所以教员或者是浮光掠影、面面俱到地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授，要么是片面、单薄地截取内容，对学员而言真正内化于心的知识并不多。
（二）教学方法单一，学员兴趣索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涉及的了解性、知识性的内容繁杂，传统的教学内容或偏重“史”，或偏重“论”，或偏重哲学思想，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员“满堂灌”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枯燥、抽象的讲解往往让学员昏昏欲睡，课堂成为了教员的个人表演秀场，没有令学员激动的实践环节，缺乏教员和学员激烈交锋的互动场面，教学氛围沉闷，势必影响教学效果，难以达到教学育人目标。
（三）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跨文越理，纵横交错，教员因为自身专业及能力所限，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产生此生彼熟，甚至现炒现卖，穷于应付的现象，以致形成了教员原有的单一的知识结构与课程庞大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三、实施专题式教学的意义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讲授，应该本着“择优务实”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重点选择有利于培养学员任职能力、学员感兴趣、对当今社会发展富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设置为集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专题系列，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得到突出体现，使讲授的知识系统化、规范化，强化人文精神对学员的感染。
例如我院本门课程建设团队经过反复调研探讨，制定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与科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六大模块的专题体系，通过考察中国文化生成演化的环境，阐释儒、释、道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分析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结构清晰，各专题既独立成章，整体上又颇成体系，前后呼应，相得益彰。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体例与内容安排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又比较切合学员的求知需求，教学效果良好。
（二）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为改革传统“一言堂”教学法提供了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讲授法、研讨法、比较法、情景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融通创新。讲授法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员为知识传授主体，讲授要求概念清楚、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教学内容既要系统全面，又要突出重难点，语言要求精准生动，另外，还要求寓启发于讲授之中；研讨法，则是从“以教员为中心”转向“师生合作”，强调学员的主体性，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师生交流，在课堂上既要给予学员话语权，允许学员在课堂上随时质疑，鼓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肯定学员的积极参与态度，以激发学员兴趣，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效果，又要加强引导，掌控讨论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能够及时归纳总结，切实提高本门课程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教员课前提出讨论任务，分好讨论小组，指定组长，在组长的安排带动下，各小组分别搜集材料，组织讨论，写发言稿，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堂上各派一名组员汇报发言，听完一位学员发言后，先让其他组的学员提问，本组学员予以回答，然后教员作出点评。随后下一组学员代表发言，照此进行下去，旨在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演说辩论能力；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比较讲授，使学员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理解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了解；情景法，主要是课堂上为了避免纯理论的枯燥乏味，可以举些生动的、现实的例子，寓教于乐，使学员在审美中愉悦心灵，锤炼心智。
（三）教员交叉授课，效果事半功倍
按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名教员独立担任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意味着一个人要精通哲学、伦理、科技、美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应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个领域有精深造诣的不乏其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层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实属罕见，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担任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多是中文或政治教员，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本门课程多学科交融的特点产生了不小的冲突，导致不同的教员因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对本门课程讲授的重点就不同，往往对自己精通的环节大加发挥，而对自己知识储备较弱的部分则一掠而过，影响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虽然通过培训、交流、集体备课以及自学等方法可以完善教员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员的理论素养，实现每名任课教员都能够驾驭本门课程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目前任课教员知识结构的状况，可以利用专题式教学法的实施，采取教员交叉授课的方式，来提高教学水平。即授课教员组合为多元化人才团队，不同的教学专题由擅长相应内容的教员讲授，例如中国传统思想这一专题，由哲学专业的教员讲授；中国传统艺术这一专题，由相对擅长这些内容知识的教员讲授等等，这样的分工协作，使得优势互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较少课时内的频繁更换授课教员，教学方法、教学风格的差异往往容易造成学员眼花缭乱、思维断裂的难以适应感，不利于学员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形成清晰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采取优势组合的方式，即一位教员选择两三个专题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这样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由两三位教员共同承担，这种“互助组”式的教员配备，既摆脱了因教员更替频率快而造成授课内容产生断裂感的弊端，又可以使教员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所担专题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可以从容顺利地进行教学。这种授课方式效果颇佳，富有借鉴意义。
（四）有利于开展“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优化了教学内容，减轻了学员在课堂上的疲惫感和焦躁感，为实现“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教学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课堂基本采用研讨、启发等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二课堂依托国学等俱乐部举行演讲、诗歌朗诵、礼仪大赛、人文知识竞赛等活动，调动学员的课后学习实践积极性；网上课堂主要是根据教学专题择优搜集一些课本和讲义之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包括音像、书籍、评论文章等上传到校园网络平台，指导学员课后时间自学；社会课堂就是布置学员利用节假日到家乡或驻地观察当地的建筑、饮食、服饰、礼仪等领域保留下来的传统和地方特色，让学员以小论文的形式概括总结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当前，在军事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教材逐章逐节按部就班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适合军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梳理，避免了简单知识的不必要重复，增加了知识信息的有效性，完善和深化了学员的知识体系，提高了学员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介永强.关于中国文化史教学的一些思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 06
[2]叶岗.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体系和重点探讨.台州学院学报，2004， 12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1我国既有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
法律欲实现其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司法方能实现。法官又是“法律经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1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欲切实发挥法律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拥有一定的职权才能实现。但是法官所具有的职权系由国家所授予并代表国家而行使，为了保障法官所享有的职权的行使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以确保司法公正，也为了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抑制司法不公，国家必须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作出制度上的设计和规定。因此，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能否得以顺利行使并实现行使职权以保障司法公正的目标，取决于该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该制度设计下的职权运行机制是否合理、能否切实实现其预定功能和目标，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加以证明。而任何制度的设计必然根植于该制度所处的具体国情，并反映具体国情。应该说，我国既有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的，并且也曾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合议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当时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以减少错案的发生。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基本上依据建国初期的政治设计和司法理念，建立于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现行司法体制，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经济情况。”2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既有的司法职权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也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特别是“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年头，今天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在法治国家，虽然官员腐败也偶有所闻，司法腐败还是十分鲜见的。但是在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不仅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而且腐败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3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于判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或幕后交易情形的怀疑。本应作为社会矛盾解压阀的司法，一定意义上却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发器。形式上看，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实质上，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体制。4在此情况下，正义若不能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司法便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权威。
1.1既有司法职权运行程序的过于神秘性，导致司法可信度降低。虽然司法公开制度已为法律所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仅仅是停留在公开开庭审理和宣判，对于案件立案后何时移交至具体审理的审判业务庭、移交后何时应该开庭进行审理、开庭审理后何时应对案件进行评议、评议后何时应进行宣判和送达等审判流程，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均无从知晓。特别是对于延长审限而久拖未决问题，虽然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对于延长审限的理由和期限往往也未及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难以对审判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观察和监督。而且，当今的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案件审理中存在的请示汇报和裁判文书须经领导审批签发的情况也已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在此情况下，难免使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对该裁判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产生合理怀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权威。
1.2审判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强。“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法院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领导。”5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6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案件的立案受理到最后作出裁判均需经领导审批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并非合议庭所能自主决定。此种“以行政方式进行审判管理的案件审批制度存在违反回避、直接原则、违反干预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7在案件须经领导审批，而现在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又是直接针对案件承办人或合议庭课以相应责任，案件承包人或合议庭为避免承担错案追究的责任一般都会秉持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裁判的情况下，当事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则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托关系找领导以影响合议庭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从而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加，影响承办法官和合议庭独立思考和集体智慧的发挥，最终影响司法公正。
1.3法官独立性降低，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虽然法律赋予合议庭成员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同等的权力，但是我们的合议规则是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审判实践中又确实存在“合而不议”由承办法官一个人说了算、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并非由具体审理案件熟知案情的承办法官所作出，而是由仅凭听取承办法官的案情汇报或仅通过查阅卷宗材料而获悉案情的其他合议庭成员依多数意见作出、甚至直接基于领导的意见作出的现象。虽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定的追究对象一般为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但是在实际进行追究时往往考虑是否领导因素包含其中而作差别对待。因此承办法官为免于担责往往宁愿服从合议庭的多数意见或按领导的意见对案件作出处理。此种“审与判分离”的司法实际，即使合议制的发挥集体智慧的民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又使作为司法权的实际行使者的法官未能切实行使其权利，或者可以说是变相剥夺了法官履行职责所应具有的权利，降低了法官审理案件力求公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相应使其缺乏责任心。从而导致案件审判质量下降，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
2建立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
“社会中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司法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却是，从古代到现代，司法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市场经济本身即需要法治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们对于法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现有司法职权运行模式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社会生活。因此，必须对现有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和满足人们的司法需求。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忽略或脱离国情的改革设想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推行的。针对现行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该弊端的原因，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国情，从司法民主化方面入手加以改革。
2.1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司法公开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正义”，为人们观察司法活动提供途径，为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保障。10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当事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当事人对于案件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都是十分敏感和关注的。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关于司法公开制度仅笼统规定了开庭审理公开和宣判公开，并未对公开的具体事项和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审判实践中，大部分的案件公开的范围也一般仅侧重于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对于案件的审判流程的各项规定则一般仅局限于内部掌握，而不向当事人公开。从而使正义未能真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即使所作出的判决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公正的判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并且从对法律规定的解读可以看出，公开的事项和范围远不止开庭审理公开和宣判公开。因此，应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使正义在“看得见”的方式下得以实现，以换取司法公正应有的信任和权威。而“审判民主制度的运作也具有相应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审判公开、…。通过这些制度的运作，司法过程有望能够将更多的一些主体甚至全社会都纳入具体的法律场景之中，从而在司法过程与社会之间形成法律信息上的互动，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规范整合。
”11虽然司法民主从根本上讲是价值问题，但也是技术问题。在司法程序民主与司法实体民主的平衡上，我们无疑应当强调司法的实体民主，即司法对民利的保障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程序民主没有独立的价值。12从司法程序民主入手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增强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既能满足当事人对于整个诉讼活动的知情权，达到对当事人民利的保障，又能让其相信判决是在公正的程序下而非在暗箱操作下作出的，使当事人相信司法公正，从而树立司法权威。同时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还能进一步扩大当事人对法官的监督范围和监督力度，相对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和可能，进一步催生和提高法官追求公正司法的主观能动性，切实实现司法公正。当然，此种公开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司法本身具有私密性特点，并且以其私密性排除外部可能对司法产生的干扰以保证法官独立作出判断而确保公正裁判。因此，此种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应以不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为限度，应留予法官进行独立判断的私密空间。具体而言，此种公开应是除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判决的过程即案件处理意见形成过程以外的包括案件立案受理、具体审理环节、每一环节的具体进展情况等在内的有关信息。
2.2建立以保障法官独立为限度的职权行使民主机制，切实增强司法内部职权行使的民主化程度。我国长期施行的司法体制在当前法治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便集中反映在它违反司法只能的内在要求，基本上将行政机构设置及管理的一套贯彻于司法系统。1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实抑制了法官独立判断和合议庭发挥集体智慧功能的发挥，并导致司法干扰因素的增加。对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重新加以审视。当今整个社会处于利益格局调整的转型阶段，因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引发的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因此，保持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4而司法在本质上又是国家的工具，必须服务于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不可否认的是，领导职权和相应职责的加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即意味着其更能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待事物。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由领导对案件进行把关，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司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同时基于我国目前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和司法职业群体的同质性，此种把关亦有利于保证案件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对于审判管理方式上的行政化，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适合我国当今国情的另一面。其实其他国家的司法改革，也不是动不动就改革领导体制的。15关键在于如何在其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发挥合议庭集体智慧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内部司法职权的运行机制中增加民主因素，可以从民主的角度体现对具体承办法官的处理意见的尊重，以保障法官独立并处于中立地位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同时提高其追求司法公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制度由民主所延伸的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以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法民主有利于保障法官独立。而法官独立性的加强即意味着其抵御外来干扰因素能力的相对提高，并且当外来干扰因素未能影响案件处理的情形不断得到证明并加以累积时，民众的试图干扰案件的观念便会相应得到改变，从而从根本上排除外来因素对司法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具体而言，在审判管理的职权设置上，应建立以促进和保障内部职权行使民主化为指导与案件签发人相结合的职权运行机制，明确区分承办法官、合议庭、案件签发人的具体权限。
2.3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在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中增加民主因素，实际上是通过民主程序的职权设置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更大范围的司法职权以保障法官独立，体现司法规律。但我们又面临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在此情况下，只有建立相应的职权行使监督机制，才能避免和减少司法职权被滥用影响司法公正的危险。并且，从司法运作的规律和具体过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失去监督的政治权力会产生腐败，没有监督的司法独立也会产生司法腐败。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总是一对矛盾，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是各国司法制度的价值追求。16针对司法民主而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问题，应对承办法官课以相应的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切实疏通民众监督司法的渠道，充分发挥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使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为司法获取应有的权威。针对司法民主而设置的以保障法官独立为限度的职权行使民主机制，应建立合议庭评议案件的监督机制，对“合而不议”的情形追究相关合议庭成员的责任，以确保合议庭成员切实充分履行其职责。从而避免合议流于形式由承办法官个人实际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情形，防止职权滥用，同时又能切实保障集体智慧作用的发挥，确保案件质量；并应改革现有的错案追究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和统一造成错案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及相应的责任追究方式，从而切实激发法官抵御外来因素干扰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公正司法。
参考文献：
[1]〔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转引自余钢益、桂菁著：《纠纷与规则的沟通》
[2]姜小川：《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蕴的认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2期。
[3]张千帆.《法官面孔10年变换后：改革尚未触及更深层次》，
[4]姜小川.《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蕴的认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2期。
[5]韩宁、魏志名著.《论我国司法体制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