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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3-14 15: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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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论文

第1篇

摘要:B股市场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遗留问题,B股市场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还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本文从B股回购、境外投资者持股及股份转换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

我国B股市场建立的初衷,是在当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开辟一条让企业利用外资的通道。从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B股市场曾较好地发挥了吸引外资的功能,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资本市场的发展,B股市场“招商引资”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市场功能逐步萎缩,逐渐边缘化,B股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

一、与A股市场并轨是B股市场的现实选择

从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及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角度考察,目前,以A股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形成,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渐进式开放的战略基本明确,B股市场作为特殊时期的开放通道,其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布局中,离岸市场是一个重要构成部分,B股市场目前基本本土化,在制度构建上存在诸多缺陷,要想改造成离岸市场的难度极大;而香港资本市场作为我国的离岸市场已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因而也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把B股市场打造成离岸金融市场。由此,取消B股市场,把B股市场并入A股市场,纳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才是B股市场的合理归宿。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此方案实施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

首先,A股与B股上市公司均是国内企业,A股与B股的上市地相同,A股与B股市场均受到国内法律的制约,因此在法律管辖权上没有障碍;而且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实现A、B股市场并轨己无实质。

其次,2001年B股市场对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境外投资者全身而退,B股市场已然本土化。目前,境内个人投资者投资B股已完全没有政策障碍,境内机构虽然还不能投资B股,但管理层允许境内机构投资B股应是必然趋势。从投资者的融合程度上看,B股市场己经基本成为了国内居民进行投资的股票市场,再加上B股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国内企业,因此,从上市公司性质和投资者构成来看,B股市场实质上也已经A股化了,这也为A、B股市场并轨创造了市场基础。

第三,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将形成一种“多赢格局”。对于B股投资者而言,可以摆脱长期低迷、缺乏流动性的B股市场,燃起解套并获利的希望,坚守阵地的境外投资者还可能藉此进入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通道。由于B股市场本身的流通市值规模相对A股市场而言是非常小的,将B股合并到A股市场中对A股的冲击非常有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保护A股投资者的利益。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股权结构将有所简化,可以摆脱诸如信息披露要求不一、财务规则不一、审计条例不一及A、B股股东股利分配目标不一等令人头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又重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融资之路。而监管部门则可以避免再度付出双重制度建设成本,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可见,A、B股市场并轨符合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制度条件与市场条件基本成熟,具备了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与A股市场并轨成为B股市场改革的现实选择。

二、A、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分析

A、B股市场并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对于纯B股上市公司而言,不存在A、B股的转换问题,我们可以考虑直接转入A股市场进行交易;上市公司回购注销B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尚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更多的A+B股公司则适用于将B股转换为A股后进入A股市场交易。这些方式各有特点,我们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具体方式由市场来决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方式均面临着一些个性或共性的问题。

1.B股回购面临的问题分析

比较而言,回购注销B股作为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相对简单可行,因为它既不涉及不同制度的衔接,也不涉及股价硬性接轨的难题。同时,对于上市公司或大股东而言,由于目前B股价格比较低,采用回购注销方式成本较低,还可以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或增强大股东控股能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回购注销B股这一手段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须引起重视。

(1)回购的积极性不足。对于B股公司而言,解决B股问题没有紧迫性,国家对此的政策也还不明朗。同时,部分B股公司发行的B股数量较少,在总股本中的比例很低,是否进行B股回购,对大股东的控制权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大股东出于加强控股权而回购B股的动机可能并不强。另外,对于部分B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较高的公司及纯B股公司,如果回购后剩余的流通股数量未达到有关规定的下限,就可能面临退市。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上市公司回购的积极性。

(2)回购的能力问题。进行B股回购,要求具备很强的支付能力,并非是所有的B股上市公司都有回购能力,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公司并不多。有些现金充沛的上市公司是有可能采取回购B股的方式,可有些现金不多的公司就未必能够进行B股回购,甚至有些绩差公司连经营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回购。

(3)B股市场严重缺乏流动性,如果回购的消息传出,将造成股价飞涨,操作难度很大,如果B股股价上涨过高,那么上市公司可能会失去回购的动力。

(4)B股回购涉及到换汇问题,还面临着外汇管理政策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回购注销B股方式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只能由具备条件的B股公司适时展开。

2.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资本项目兑换问题

目前B股投资者中仍然有一部分是境外投资者,他们所受的外汇管制非常宽松,他们可以在卖掉股票后,立即把资金汇出国外。A、B股市场并轨后,必然是以人民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投资者当初以外汇购得的股票,在出售时得到的却是人民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这些投资者存在强烈的货币偏好,很难接受转换币种的做法。因此,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是实施A、B股合并的必备前提,而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并不是A、B股市场并轨所必须的,在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之前,也可以进行市场合并。当然,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需要进行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至于许多人考虑的对外汇市场及汇率的冲击问题,以今日中国外汇盘子之大,B股股改涉及到的外汇兑换量应该微不足道。

3.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目前,我国A股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是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有限的开放的。根据这一制度,在B股市场和A股市场并轨过程中,除了那些获得了QFII资格、可以投资A股的境外投资者以外,其他境外投资者的B股账户并不能转为普通A股账户到A股市场上交易,因为目前A股市场并没有向所有境外法人和自然人开放。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既定、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尚需时日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境外投资者的股份流通问题成为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4.如何进行股份转换的问题

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B股如何转换为A股成为A、B股市场并轨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这里首先涉及到是否存在补偿问题。所谓的“补偿”问题是指,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将B股并入A股,是否应像股权分置改革中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那样,由B股股东向A股股东支付对价作为利益补偿。笔者认为,从理论上,A、B股是同股同权,享受同样的各种权利,因此其理论价值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不同价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市场的分割或隔离,因此,A、B股市场并轨不应该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

既然不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则A、B股市场并轨,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股价的接轨。由于目前B股市场非常低迷,价格几乎扭曲,而A股市场效率更高,价格发现机制更为健全,更能形成公允的价格,因此A、B股价格接轨应该以A股股价为价值中枢,B股股价向A股股价靠拢。这对于B股投资者来说是喜上眉梢的事情,然而,将B股转换成A股,将直接扩大A股流通股盘子,影响A股的市场价格,造成A股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由此可见,股价的接轨问题,直接影响着A、B股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并轨的成败。

三、对策建议

1.鼓励B股上市公司进行B股的回购业务

如前所述,回购B股是解决B股市场问题上最为体现市场化原则的方式,从目前来看已经基本没有制度障碍。回购B股虽然很难成为全面解决B股市场问题的方案,但是可以有效减轻B股股改的压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套,鼓励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进行B股回购。首先,可以提供再融资便利,激励公司开展回购行动。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开辟再融资特别通道,或是允许企业增发A股回购B股,或是在公司回购B股后,再视条件提供A股发行便利,还可以直接对B股回购提供信贷支持。其次,在外汇管理方面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特殊政策,给回购提供换汇便利。

2.通过制度创新,解决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

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受到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制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上,我们可以采用分类解决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对于具备QFII资格或条件的,完全可以通过QFII通道来解决。而对于其他境外投资者,应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持股,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特种A股账户,规定其只能卖出股票而不能买入股票,股票卖完后,该账户即被注销。对那些不愿抛出股票的境外投资者,则可以允许其长期保留该特种A股账户,直至该投资者获准投资A股时,再自动转为普通A股账户。

在外汇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开辟一条特别通道,对原B股境外投资者在换汇和外汇汇出方面给与特别的便利,允许这些境外投资者将合法的本金、资本利得、股息等转为外汇汇出,确保其退出渠道畅通。

3.合理处理A、B股股价接轨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如允许机构投资者介入、设立B股基金等,以增强B股市场的活跃度,激活B股市场。在此基础上把A、B股股价接轨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这样,既可以避免对股市产生较大冲击,也可以减轻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

第2篇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概念

行为金融理论是从人的观点来解释金融学和投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怎样形成的,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因此受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影响,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

行为金融理论以有限套利理论和非理模式为两大理论基石,其大致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市场行为模型方面,近年来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中,有四种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应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尽管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心理和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引入,已经成功的对证券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如股权溢价之迷、流动性之迷和可预测之迷、封闭基金之迷,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小公司现象与规模现象、股票市场的季节效应、周内就效应,并可将理论运用于对投资者行为、投资经理选择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实践方面,行为金融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国外已经开始为投资行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尤为重要的是,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关系。确切地说,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行为金融理论中寻求到它们存在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解行为金融,并把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易犯的认知错误、后悔规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自身的投资实践中,以完善投资行为。一些先行者甚至还建立了行为金融投资基金,试图利用金融市场上人们的行为特性和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完善投资策略来完善市场套利的实践。

二、行为金融学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个的突出问题是过度投机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非理。东方证券冯玉明等研究人员2001年所作的对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数据的统计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动量效应,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

(一)对我国当前股市面临的持续性低迷的解释

根据期望理论,投资者的效用(价值)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获利与损失的函数。价值函数与标准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参考点的存在。参考点的位置是由个体的主观印象确定的,它是个体进行比较的现状参照。价值函数在参考点以上的部分(获利区间)与标准效用函数相同,是凹函数;在参考点以下的部分(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函数,且其斜率有明显增加;在参考忘附近,价值函数的斜率有明显的变动,表明人们风险态度的变化——对损失的感受大于获利。

我国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弱市之中,就与投资者在价格发生逆转之后,面临不确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递增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为”模式的股价过度反应,此时即便宏观经济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层出台一些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资者具有“损失恐惧”,不能利用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期,因此,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肯定与在股市上涨时不能同日而语。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股市中政策还能够起较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改变股市的疲软状态,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在认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强投资者对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促使投资者的行为摆脱参考点以下部分的凸函数区域。

(二)对我国资本市场“圈钱饥渴症”的解释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券融资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资,成为国际融资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资远大于企业债券融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债券市场。上市公司跃跃欲试上市募投筹资,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4757.35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1466.8亿股,总计筹资额约为人民币6300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圈钱饥渴症”的“火爆”现象。

市场时机理论是行为金融学对于证券发行。资本结构,投资等公司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经理是理性的,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错误定价。假如在公司股价高估的情况下,公司经理很明显会采取发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并不一定选择公司真实价值的最大化,而可能从加强自身的特权出发,在企业规模等其他目标方面最大化。这样,公司经理就会倾向子在股市进行融资,或扩大投资规模,或持有现金,或者投资于资本市场其他证券,以投资者的非理性亢奋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大厦”。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圈钱饥渴症”的成因。

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者数量很少。资金总量也不多,整个市场投机气氛很浓。投资者为赚取二级市场差价而购买市盈率高的新股,为企业恶意圈钱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整和经理股票期权等机制的缺乏,导致公司内部问题非常严重。公司经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实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而往往倾向公司经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公司经理融资和投资行为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圈钱饥渴症”的在内原因。

三、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对我国结构投资者的启示

(一)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为偏差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偏离,而若能合理利用这一偏差将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这就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传统投资策略还存在投资者搜集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变动,而人类的心理决策特征是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某些行为是稳定的和跨文化的,行为金融投资理念的交易策略相应也就更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从国外看,基本市场异象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主要有价值投资策略与反向投资策略:动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来,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已经出现了基本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证券投资基金,如行为金融学大师RichardThaler发起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还取得了复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

(二)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开放式基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金份额的赎回,基金经理要根据其对赎回量的估计确定资产的流动性,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计投资者的行为决策方式。投资者往往在受到压力时高估风险,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大量赎回,而从众心理又可能深化这种趋势,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压力。另外,由于投资者的后悔与谨慎心理,他们常常利用人制度转移其对经济结果的责任及受到的压力,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点,基金经理就能确定合理的管理费率,提高基金的运作水平。

机构投资者本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的领导者,但我国的各类基金却一直是投资风格模糊。其可以考虑利用市场现象的行为金融学解释,并依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性,采取相应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1、反向投资策略与价值投资策略

该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好的股票。如选择低市盈率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的股票、选择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为经济学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度反应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简单外推的方法。

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普通个人投资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对政策信息表现出过度反应,尤其是我国的个人投资者对政策面消息的反应尤为强烈。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库和专家队伍则可以对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预见性,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大量的“跟风”,“跟庄”的羊群行为。使整个市场的预测出现系统性偏差。导致股票价格的偏离,并随着投资者对价格趋势的积极跟进而进一步放大了价格与股票基础价值的偏离。这些对股票价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终都会随着金融市场的价值回归而出现异乎寻常的股价下挫或上扬,也就带来了相应的价值投资机会。

ST股的股价往往在特别处理或特别转让的消息公布后现出不跌反涨的现象。从现为金融学的角度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壳资源的稀缺性,这类公告效应带来的不仅是公司陷入严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该公司可能会成为潜在并购目标,紧接着就有资产重组等大动作,给投资者带来其未来收益流价值的预期。这类股票也可以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构成之一。

2、动量交易策略

该策略的核心内容是寻求在一定期间中股价变动的连续性。如股价变动连续趋涨,则采取连续卖出的策略;如股价变动连续趋低,则采取连续买入的策略。

我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比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更加严重。根据赵学军、王永宏(1998-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市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两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国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1.5倍。处置效应会带来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幅,而这一差价最终的收敛意味着那些有大量资产收益未实现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资产亏损未实现的股票有更高的预期回报。利用这一异象可以采用动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过去股票价格的走势,通过差幅获利。

另外,由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带来的锚定效应等也会导致其对新的信息反应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扬或下挫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对此也可以运用动量交易策略,从业绩变动与事后股价的这种关系中捕捉到获利的机会。

第3篇

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一定进步一是推动期货市场服务三农基地建设,现有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点基地3个,2014年新增1个;早籼稻交割库7家,占全国总数的39%。二是积极推动在鹰潭设立铜期货交割库,为我省铜产业链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期货市场服务。三是支持江西洪门实业集团申请鸡蛋交割库。四是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建立“期货+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服务。五是与交易所合作举办粮食期货规则、晚籼稻期货和豆粕期权培训,加大针对三农宣教力度,促进企业正确认识农产品期货。

二、持续推进监管转型,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适应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快推进首发上市

抓好改革方案出台前4家在审企业的上市推进工作,力争6家辅导备案企业年内上报IPO申请材料。积极推动辅导备案企业和后备企业尽快完成规范工作,做好对接新的股票发行制度的准备。支持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新三板”市场挂牌,拓宽融资渠道。

(二)积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加快推进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切实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支持上市公司用好并购重组再融资平台,大力整合优质资源,促进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积极支持全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做好对接。加快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私募平台市场等场外市场发展,积极协助全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设立机构间私募平台,支持股权众筹融资在我省试点。贯彻执行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文件精神,引导支持省内中小微企业,紧抓债券市场大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债券融资。

(三)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发展

支持3家法人机构采取IPO、发行证券公司债、短融、回购等方式增资扩股。支持有实力的民营资本、专业人士在江西发起设立或参股证券期货机构。积极争取专门服务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小微证券公司试点。支持证券期货公司开展业务创新,丰富产品结构与业务条线,提高市场竞争力。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互联网金融试点和公募基金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务。

(四)提高证券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引导和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柜台市场、私募市场等场外市场业务,对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做好股权文化宣传与普及,积极参与江西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期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抚州设立鸡蛋期货交割库,支持南昌设立铝期货交割库,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实体企业力度,支持实体企业参与利用期货市场。支持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特色的期货公司来赣设立分支机构,优化期货经营机构网点分布,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网络。

(五)有效防范市场风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第4篇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本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在这个过程中,配套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明显滞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本文通过对制约国有资本退出的资金筹集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中介服务市场的具体分析,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不仅要加快国有资本退出,还要加紧配套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以保证国有资本退出稳定、有序地进行。

一、资金筹集市场缺乏对庞大国有资本的接盘能力

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的存量十分庞大,要盘活这些存量,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接盘并进行增量调整,最主要的接盘资本锁定在外资、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上。

2003年7月,QFII在A股市场投下的第一单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人们对外资在国有资本退出中的预期表现普遍看好。但是外资的投向是随着潜在利润的变动而变动的,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行业特征。地域上,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上明显比内地更有优势;行业上,汽车业、运输业、零售业、港口业等比较受外资青睐。另外,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讲,虽然,《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出台,大方向明确,但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有很多未明之处,所以,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前,可能更多的外商仍举棋不定。跨国公司的心态是谨慎地、乐观地、理性地寻找最合适的投资机会,很难短期内就在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大量跟进。民营资本是活跃在国有资本退出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的资产,在安置职工就业问题上比外资收购要有利得多。但是民营资本的资本积累薄弱,筹资渠道狭窄,很多只能在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接手和国有股二级市场的部分转让中表现活跃,面对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即使勉强接收,接收后的消化整合也是问题——盘活存量往往需要一定的增量投资。另外,民营资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制约民营资本接盘国有资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东部民营资本通常首先被东部的国有资产消耗,其对国有资产存量相对较多的西部地区往往无能为力,形成了较大的资金缺口。

民间资本是接手国有资本的另一资金来源,目前数量达七万多亿元的民间资本被人们寄予厚望,但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是居民为预防性延期消费而储备的,可以转化的资金量到底有多少,以及如何通过有效途径集中零散的民间资金参与国有资本的退出,尚待进一步论证和探索。

因此,非国有资本要大举接盘国有资本一方面整体上存在资金缺口,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接盘能力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比较雄厚,比较容易吸引外资,能较好地解决国有资本退出后的替代问题,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非国有资本缺口则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旦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投资者来接盘,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单方面的意愿和行动。尤其是西部地区,本地民营资本薄弱、吸引外资困难、民间资本缺乏,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买方市场。面对非国有资本的有限接盘能力,如果不注意疏通新的融资渠道,弥补缺口,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压价出售。

二、低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导致国有资本退出的低效率

在目前的国有资本退出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产权交易中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信息分布失衡、产权交易过程缺乏规则和透明度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有资本退出的效率。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并不意味着缺乏产权交易市场,相反,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产权交易市场而是过多,甚至于每个省的很多县都有自己的国有产权交易市场,形成“遍地开花”之势,但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权交易所只就交易事项在事前短期内和局部地区(主要是本地)进行公开的招投标信息披露,无法形成大范围的招投标竞价。甚至个别地方在部分拍卖行和产权交易所的寻租活动下,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国有资产拍卖机构,使拍卖流于形式。

信息分布失衡是影响国有资产转让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失衡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失衡,原因在于产权转让信息没有在一个足够大的范围内进行充分披露,导致的问题是部分潜在购买者丧失购买机会,不能形成购买方的充分竞争;②不同竞价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失衡,原因在于相关信息披露不充分,个别竞价者拥有内部信息,导致的问题是购买竞争低效率;③购买方与内部人的信息分布失衡,即国有企业的内部经营者明显地比外部购买者拥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这种不均衡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常常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内部经营者可能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均衡促成有利于自己的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格;二是有利于内部经营者与外部购买者合谋瓜分国有资产。刚刚实行的MBO宣布告停,就在于内部人收购国有股权当中的非等价支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产权交易过程缺乏规则主要表现在:①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国有资本退出的速度和幅度,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以具体指导国有资本转让的相关法律,如在国有股定价问题上除规定定价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等粗线条的意见外,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或标准化、量化的计算模式。②我国目前的很多国有资本退出采用协议转让国有资产的方式,没有实现透明化运作和公开的招投标竞价。这样就不可避免也产生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和小范围的合谋行为,难以进行必要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考评。

由于缺乏一个高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和宽范围的信息披露平台,信息分布无法均衡,产权交易过程难以规范,使国有资产转让有了更多的人为操作空间,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成了部分接近权力阶层的非国有资本的寻租场所,引致了各种各样的寻租性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三、中介服务市场无法形成对国有资本退出的有利支撑

1.投资银行缺位。国有资本的退出由于涉及的数额巨大和手续复杂,为了提高成功率,往往需要专门的中介机构,运用其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及经验为交易双方提供策划、咨询等服务。在国外,专门承担这一中介服务的一般是投资银行,然而真正的投资银行在我国尚未形成。目前,扮演投资银行角色的一些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只不过在执行着投资银行的某些原始职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介服务还有很大差距,无法满足国有资本退出的需要。

2.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弱势执业。在国有资本退出中,对国有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是重要的一环,评估价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国有资产转让价格的形成。由于国有资产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相关资产评估机构在执业时出于稳定客源考虑或屈从外来压力往往会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使利益向非国有方倾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缺乏独立的强势执业者和中介机构不仅影响了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正常转换,也严重影响了中介市场的良性发展。

第5篇

关键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因果关系

Abstract:WeanalysizeChina''''sstockmarketandbondmarketcorrelationusingcorrelationcoefficientandGrangercausality.Theresultshowsthat:statebondindexandstockindexexistcorrelation,stockindexexistsunidirectionalGrangercausalityrelationshiponbondindex;statebondyieldsandstockyieldsexistweakcorrelation,butGrangercausalityrelationshipdoesnotexist.Accordingly,weputforwardsomeproposalsonhowtoimprovetheefficiencyofChina''''scapitalmarket.

Keywords:bondmarket;stockmarket;correlationanalysis;correlationcoefficient;causalityrelationship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证券市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筹资者和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最重要场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决定筹资量的大小。在整个社会资金供给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如果股市行情看涨,股票市场收益率提高,资金在利润的引导下必定从债券市场转向股票市场。反之亦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翘翘板效应”。当前,我国正处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变革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否存在“翘翘板效应”以及该效应的大小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选取2003年2月4日至2006年2月17日的上证综合指数(SZ)和上证国债指数(GZ)作为样本数据,主要采用相关系数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1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性分析

1.1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系数分析

SZ和GZ的相关系数分析表表1域

相关系数

结论

2003.02.04--2003.12.31

0.802891

强正相关

2004.01.02--2004.12.31

0.512713

强正相关

2005.01.02--2005.12.31

-0.390831

弱负相关

2003.02.04--2004.12.31

0.596895

强正相关

2004.01.02--2006.02.17

-0.571394

强负相关

2003.02.24--2006.02.17

-0.403458

弱负相关

根据表1的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为正相关关系,2005年为负相关关系,2003至2005年总体程度上呈负相关关系。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居民投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银行存款、国债等风险较小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寻求资本保值增值,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翘翘板效应”逐步表现出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效应会在将来更加强烈和明显。

1.2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表2

原假设

lags

Obs

F统计量

Prob

结论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2

720

8.88837

0.00015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73052

0.48202

接受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3

719

5.19388

0.00149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59588

0.61784

接受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4

718

3.95030

0.00353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31018

0.87124

接受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5

717

3.57455

0.00336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35763

0.87741

接受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6

716

2.86613

0.00914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42290

0.86396

接受

SZdoesnotGrangerCauseGZ

7

715

2.46729

0.01663

拒绝

GZdoesnotGrangerCauseSZ

0.46449

0.86040

接受

根据表2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滞后2期至7期,上证综合指数和国债指数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化会引起国债指数的变化,即沪市股票行情的变化会引起国债市场行情的变化,但是反向关系并不成立。原因很简单:被称作金边债券的国债的信用等级在所有的债券中是最高的,大部分居民将国债投资作为储蓄的一种变相形式;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习俗都强调储蓄的重要性,因此当股市风险增大时,会有大量资金涌入国债市场;但是当国债市场收益不景气的时候,表明无论什么金融工具都很难在保证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好的收益,大部分居民会选择持币观望或者消费,而不会投入股票市场。

2上证综指收益率和国债收益率相关性分析

笔者根据国债综合指数和国债指数计算出上证综指日收益率和国债指数日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上证综指日收益率:RLNSZt=log(SZt)–log(SZt-1)

国债指数日收益率:RLNGZt=log(GZt)–log(GZt-1)

下面,我们采用同样的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2.1上证综指收益率和国债收益率相关系数分析

RLNSZ和RLNGZ的相关系数分析表表3

时间区域

相关系数

结论

2003.02.04--2003.12.31

0.058048

微弱正相关

2004.01.02--2004.12.31

0.081284

微弱正相关

2005.01.02--2005.12.31

-0.089323

微弱负相关

2003.02.04--2004.12.31

0.075472

微弱正相关

2005.01.02--2006.02.17

-0.067251

微弱负相关

2003.02.24--2006.02.17

0.033789

微弱正相关

根据表3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国债收益率和股票综合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2005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2003年至今,两种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二者收益率没有必然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一方面,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并不顺畅,限制较多,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尤其以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等对风险要求较为严格的资金大部分都投资于国债和金融债市场,政策规定不允许其将过多资金投资于股市,在国债市场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也无法将资金转移到股票市场;另一方面,过去股票市场的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很多居民投资者在套牢的情况下很难退出,资金流通不通畅,收益率作为投资风向标的作用并不明显。

2.2上证综指收益率和国债收益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表4

原假设

lags

Obs

F统计量

Prob

结论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2

720

1.65436

0.19195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28903

0.74908

接受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3

719

1.41075

0.23840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15344

0.92748

接受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4

718

3.95030

1.26772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31018

0.17457

接受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5

717

1.14624

0.33441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26549

0.93192

接受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6

716

0.95575

0.45440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26746

0.95204

接受

RLNSZdoesnotGrangerCauseRLNGZ

7

715

0.88652

0.51656

接受

RLNGZ,doesnotGrangerCauseRLNSZ

0.25247

0.97140

接受

根据表4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从滞后2期至7期,上证国债收益率和综合指数收益率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相关系数分析的结论一致。

3政策建议

发达资本市场和我国资本市场对比分析表表5

发达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

1.国债指数和股票指数存在强相关关系,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1.国债指数和股票指数弱负相关关系,股票指数对债券指数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2.国债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存在强相关关系,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2.国债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存在微弱相关关系,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3.强式有效市场,信息和资本自由流动。

3.弱式有效市场,信息和资本流通不畅。

4.资本追随利润自由流动,不同市场和地区之间的套利活动频繁,导致不同市场和地方的收益率趋于平衡。因此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存在强相关关系。

4.资本项目管制较多,无法进行自由流动和套利。不同市场的资金进入和退出机制并不健全,国际和国内市场资本流通不畅。因此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不存在强相关关系,仅仅表现在市场行情即指数的相关关系上。

根据表5的结论,为了更好的发挥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金配置的功能,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我们建议重点发展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尽快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问题。上市公司设置国家股、法人股,而且国家股和大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这是我国股市在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它既不符合《公司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国外股票市场的ARCH类模型参数估计之所以趋于合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证券市场规模的壮大。因为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避免少数人操纵股市,减少过度投机。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十分活跃,还存在少数人操纵价格,使股票市场过度波动的现象,这与国家股、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这个因素有关。(2)稳定证券市场结构,积极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的投资者队伍。中国股市存在着过度投机现象,因此,要注意投资者队伍的素质培养,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投资理念的从业人员,必然可以有效地缓解我国股市严重的投机现象。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证券结构方面,要发展大盘股,按照产业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及重点能源、交通、原材料企业,要支持它们上市筹资;二是在需求结构上,要增加机构投资者,组建真正的投资基金,因为真正代表投资者的基金组织都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是以投资为主,而不是以投机为主。(3)政府应避免过多行政干预,让股票市场尽快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上,政府主要是利用政策手段,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来影响市场各主体的行为,以达到间接地调控市场的目的。成熟股市的股价由市场自由调节,并且波动时间一般都比较长。每一次大的政策变动,都会引起股票市场短期的剧烈波动,从而助长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政府对股市的管理更应该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加快建立法治秩序,改善法规体系与司法效率,包括建立能切实保证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履行对全体股东的受托责任的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股东权利和债权人权利的保障机制。完善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是证券市场健康运行的基本先决条件,迄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证明了这一点。(4)规范证券市场的信息机制,使股票价格能准确地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在信息分布、信息加工和信息传递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市场交易者的行为非理性和大量的噪声交易,使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剧烈波动,市场信息效率低,无法实现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要使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必须规范信息运行机制,构建合理的“信息——预期——价格”机制,严格执行《证券法》,尽快完善现行信息披露制度,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应规范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内部约束和法律外部制约机制,确保证券市场的基础信息具有充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监管机构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对违规进行查处,同时可考虑修改信息披露制度中的处罚条例,加大处罚力度。(5)加快制度创新和制度发展,弥补制度缺口,建立有利于市场发育成熟的制度。要加快产品创新和拓展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建立基于市场的金融创新机制,发展多层次、多品种、多渠道的完整市场,循序渐进地放松管制和进行监管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加速经济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监管改革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实现监管机构的独立化和专业化,二是由替代市场作用的监管转向推动市场发展的监管。也要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和自律机制,包括执业标准、运作质量、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交易所等自律组织和证券公司等市场机构的独立、专业化运作。还要加快推动配套改革支持,包括政商关系再造,推进市场导向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改革与政府职能的转换。(6)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进入国内进行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境内公司选择海外上市,伴随资本的大量流动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接轨是必由之路。当然,要彻底转轨,需要全社会巨大的、长时期的努力,而不会一蹴而就。

参考文献:

[1]WilliamH.Greene.EconometricAnalysis[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第6篇

1.1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分类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货币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资本市场着眼于从长期限上对融资活动进行划分,它通常指的是由期限在1年以上的各种融资活动组成的市场。是提供一种有效地将资金从储蓄者(同时又是证券持有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即企业或政府部门,它们同时又是证券发行者)手中的市场机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易几乎已经覆盖了全部金融市场。

我们可以将资本市场进行分类。从宏观上来分,资本市场可以分为储蓄市场、证券市场(又可分为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长期信贷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债券市场、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等。其中证券市场与债券市场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核心。

1.2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2.1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行使资源配置功能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由四个部门组成,即企业、政府、家庭和国外部门。家庭部门一般来说是收支盈余部门,企业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额部门。盈余部门一般要将其剩余资金进行储蓄,而收支差额部门要对盈余部门举债,收支盈余部门将其剩余资金转移到收支差额部门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这种转化,曾经有过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由计划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央计划配置方式和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本市场配置方式。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实践证明效率是比较高的。

1.2.2资本市场还起到资本资产风险定价的功能

资本资产风险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资本市场也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来指导增量资本资源的积累与存量资本资源的调整。风险定价具体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2.3资本市场还为资本资产的流动提供服务

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资本资产的流动。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购买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这种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称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流动性越高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流动性的高低,往往成为检验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1.3资本市场的主体

资本市场的主体通常被称为市场参与者,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发行和购买金融工具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包括居民家庭、企业、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以及境外投资者.境外投资者一般包括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国公司以及境外个人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的服务企业分为金融中介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主要提供以下传统金融服务:

1.金融中介功能。发行各种金融工具;

2.客户进行金融资产的交易;

3.自身进行金融资产交易,为其客户设计新类型的金融资产并将其销售给其他资本参与者;

4.投资咨询服务;

5.资产管理服务。

1.4中国的资本市场

1.4.1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经历了不太长的时间,作为其标志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从1981年发行国库券开始的。后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证券交易体系开始走向规范。1992年,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一批证券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至此,中国资本市场才初具框架。

中国的证券市场体系经过了10年的风雨,在这10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起到的关键的作用。从证券市场来看,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上市公司14家,市价总值109.19亿元。而到了2000年12月,投资者开户数目已经达到5800多万户,境内上市公司有1200多家,累计筹集资金将近5000亿元。另外,中国证券市场股票市值已达到4.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0.5%上升到51%。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亚洲甚至世界新兴市场中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1.4.2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足

与国际上先期工业化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相比较,中国现行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与问题。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市场总量规模偏小,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大约1/10,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的银行偿贷间接融资与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大约为1:1。

另外,资本市场内在结构不尽合理。例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大部分市值是被不能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而占据,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大约为50%、30%、20%。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大量的非流通股的存在,大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流动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够健全,运行秩序不很规范。由于法律环境、制度、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发展一直处于不很规范的状态,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缺陷导致了诸如虚假财务报表,虚假上市、基金黑幕、大户操纵股价等一系列违规现象出现;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上市公司只注重筹资而淡化经营、出现了一批垃圾股。由于市场的退出机制不完善,致使市场投机气氛强烈,市场价格严重背离公司股票价值的情况比比皆是。

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以上缺陷,但是这些问题总的来讲是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其他国家在发展初期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发展中的资本市场,是新兴的资本市场,其中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充满着活力和生机。

二投资银行理论概述

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当中,投资银行应当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可以这样讲,没有投资银行的努力和创新就没有国际资本市场今日的繁荣。

2.1投资银行的定义

投资银行这个名字其实名不副实,它主要从事同证券相关的业务但并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罗伯特·库恩根据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趋势曾经对投资银行下过如下四个定义:

(1)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银行,都可以称为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最广义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甚至还包括保险公司和不动产公司。

(2)只有经营一部分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才是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第二广义的定义。因此,证券包销、公司资本金筹措、兼并与收购,咨询服务、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及证券私募发行等都应当属于投资银行业务。而不动产经纪、保险、抵押等则不属于投资银行业务。

(3)更狭义的投资银行业务的定义仅包括某些资本市场业务,例如证券包销,兼并收购等,另外的资本市场业务,例如基金管理、风险投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工具的创新等则应该排除在外。

(4)最狭义也是最传统的投资银行的定义仅把在一级市场上承销证券、募集资本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金融机构当作是投资银行。这一定义排除了当前世界各国投资银行所现实经营着的许多业务,因而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国际投资银行界普遍认为,以上第二个观点最符合美国和现代世界投资银行的现实状况,目前是投资银行的最佳定义。

2.2投资银行业的发展简史

在国际投资银行发展历史当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历程是最具特点的,其他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和模仿了它们模式,以下是欧美投资银行业发展的简单回顾。

2.2.1欧洲商人银行的发展

投资银行萌芽于欧洲,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商人银行。早在商业银行发展以前,一些欧洲商人就开始为他们自身和其他商人的短期债务进行融资,这一般是通过承兑贸易商人们的汇票对贸易商进行资金融通。由于这些金融业务是由商人提供的,因而这类银行就被称为商人银行。

欧洲的工业革命,扩大了商人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帮助公司筹集股本金,进行资产管理,协助公司融资,以及投资顾问等。20世纪以后,商人银行业务中的证券承销、证券自营、债券交易等业务的比重有所增大,而商人银行积极参与证券市场业务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欧洲的商人银行业务中,英国是最发达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另外德国、瑞士等国的商人银行也比较发达。

2.2.2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但其发展的速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全球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研究全球的投资银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美国的投资银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始于19世纪,但它真正连贯的历史应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

(1)《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前的投资银行。

1929年以前,美国政府规定发行新证券的公司必须有中介人,而银行不能直接从事证券发行与承销,这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控股的证券业附属机构来进行。这一时期,所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从事证券(主要是公司债券)业务,这一阶段投资银行的最大特点就是混业经营,投资银行大多由商业银行所控制。由于混业经营,商业银行频频涉足于证券市场、参与证券投机,当时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量违法行为例如:虚售(WashSales)、垄断(Corners)、大进大出(Churning)、联手操纵(Pools)等。这一切都为1929---1933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下跌了82.5%,从892亿美元下跌到156亿美元。美国的银行界也受到了巨大冲击,1930-1933年美国共有7763家银行倒闭。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被用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开始分业经营。许多大银行将两种业务分离开来,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例如,摩根银行便分裂为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和J.P摩根。有些银行则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经营方向。例如,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成为专门的商业银行,而所罗门兄弟公司(SolomonBrother)、美里尔·林奇(MerrillLynch)和高盛(Gold-manSachs)等则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务。

(2)70年资银行业务的拓宽。

在《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颁布以后,美国的投资银行业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到1975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固定佣金制,各投资银行为竞争需要纷纷向客户提供佣金低廉的经纪人服务,并且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率期货与期权交易。这些交易工具为投资银行抵御市场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投资银行掌握了回避市场风险的新工具后,将其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如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这种业务使得抵押保证证券市场迅速崛起。

(3)80年代以后美国投资银行发展

80年代美国为了放松对市场和机构的管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1980年颁布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机构法》以及198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重组、复兴和强化法》,1983年实施了"证券交易委员会415条款"(SECRule415),这些对投资银行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美国投资银行业在80--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结束后,美国的利率开始从历史最高水平回落,大量的新发行股票与债券充斥市场,出现了不够投资级的垃圾债券(JunkBond)。大量垃圾债券的发行给投资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并影响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历程。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8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90年代,国际上投资银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是国际型大型投资银行机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银行重组大量出现、高科技发展带来投资银行业务的革命、创新业务大量涌现等等。

2.3投资银行的内部环境

2.3.1投资银行的组织形态

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国际投资银行一般由两种形态:一种是合伙人制;另一种是股份公司制。其中绝大多数国际投资银行采用的是后者。

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制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承兑贸易商号。这些家族经营的企业一代一代的继承,慢慢的由开始的独资性质变为数个继承人按份共有,成为合伙企业形式。早期的投资银行都采用了合伙人制。在世界上,比利时、丹麦等国的投资银行仅限于合伙人制,德国、荷兰的法律虽允许股份制,但其投资银行也只采用合伙人制。在美国的六大投资银行中,只有高盛仍采用合伙人制。到现在高盛已经有将近200个合伙人。

19世纪50年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立法开始兴起,到20世纪50年代趋于完善。投资银行以合伙人制向股份公司制组织形态过度。现代国际投资银行普遍采用股份制。美林于1971年完成了全部改制过程,1986年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也由合伙人制改为股份制。在新加坡、巴西等国现在只允许投资银行采用股份只形态,合伙制则被禁止。

2.3.2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各国对两者的处理也各不相同。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是分业经营模式,而德国则采用混业经营模式。

1933年通过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管理。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二战后,美国将其经济与金融体制移植到了日本,1948年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和信托机构不得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这类业务应该由证券公司从事,日本的证券公司其实就是专业投资银行。由于美国投资银行业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许多国家在制定投资银行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上都沿用了美国模式。

混业经营在欧洲国家是比较多的,除德国以外,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都采用了混业经营模式,又称全能银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能够便利地进入各种金融市场,在这一点上混业有着分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混业经营的风险较大,需要更加健全的银行体制和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的支持。

2.4投资银行业务

2.4.1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

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就是投资银行协助企业、公司和个人客户筹集资金,并且帮助客户交易证券。

(1).证券承销业务

证券承销是投资银行最原始的业务之一,最早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收益主要就来自与证券的承销。在承销的过程中,投资银行起了极为关键的媒介作用。投资银行承销的证券范围很广,它不仅承销本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所发行的债券,各种企业所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外国政府与外国公司发行的证券,甚至还承销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发行的证券。证券的承销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投资银行承销证券由四种方式:(1)包销。(2)投标方式。(3)尽力推销。(4)赞助推销。投资银行的承销收益主要来自差价或叫毛利差额(Grossspreed)和佣金(Commission)。

(2).证券交易

投资银行参与二级市场证券交易主要有三个原因,同样,他们在二级市场扮演着做市商、经纪商、交易商的角色:

第一,在完成证券承销以后,投资银行有义务为该证券创造一个流动性较强的二级市场,以保持该种证券的流动性和价格稳定。一般在证券上市以后,承销商总是尽量使其市价稳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投资银行在二级市场上的做市商业务。

另外,投资银行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指令,促成客户所希望的交易,并据此收取一定的佣金,这就是投资银行的经纪收入。

第三,投资银行本身拥有大量的资产,并接受客户委托管理着大量的资产,只有通过选择、买入和管理证券组合,投资银行才能获得证券投资收益。这就是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另外,投资银行还在二级市场进行风险套利、无风险套利等业务活动。

(3).兼并收购业务

投资银行所支持的收购兼并活动,在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上都是最富有戏剧性,最引人入胜的。投资银行在收购和兼并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不仅为猎手公司服务,也在为猎物公司服务:

首先,投资银行替猎手公司服务。替其物色收购对象,并加以分析。并且提出收购建议.提出令猎物公司的董事或大股东满意的收购条款和一个令人信服的收购财务计划,帮助猎手公司进行财务安排,以促成交易的完成。

投资银行同样也为猎物公司服务:判断猎手公司的收购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如果对方是敌意收购,则与猎物公司制定出防范被收购的策略,如果判断对方是非敌意收购,那么投资银行便以猎物公司的立场向猎手公司提出收购建议,并向猎物公司提出收购建议是否公平与合理及应否接纳对方建议的意见。

2.4.2投资银行的创新业务与延伸业务

随着投资银行竞争的逐渐加大,仅靠传统业务已经很难维持投资银行迅猛发展的需要,投资银行作为最活跃的金融部门,从70年代以来不断开拓创新业务,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既活跃了资本市场,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也为自己赚了巨额收益。

(1).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就是投资银行作为客户的金融顾问或经营管理顾问提供咨询,策划或运作,一般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按照公司、个人或政府的要求,对某个行业、某种产品、某种证券或某个市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较为全面的、长期的决策参考资料。其二是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发生突变,使某些公司、企业遇到困难时,投资银行往往主动地或被邀请向有关公司、企业出谋划策,提出应变措施,诸如重新制定发展战略、重建财务制度、出售转让子公司等,化解这些公司、企业在突变事件中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其三是在公司兼并和收购的过程中,投资银行作为,帮助咨询,策划直到参与实际运作。从目前情况看,投资银行在第三类业务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是以项目的财产权益作借款保证责任的一种融资方式.从理论上讲,项目融资的贷款方主要看融资项目有无偿债能力,评估和保证的范围以项目为限。因此,一旦贷款发生风险,贷款方只能以项目的财产或收益作为追索的对象,不涉及其他财产和收益即要求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股东或第三方(包括供应商、项目产品的购买者、政府机构等)做出某种保证或承诺,但这种保证和承诺仅仅停留在投资者将不会放弃投资项目,承诺某种支持或保证项目的收益的层次上。贷款方并不要求借款人提供金融机构提供的还款保证,更无须出具政府担保。借款方将项目资产和收益均抵押给贷款方。

由于项目融资无金融机构担保,也无政府担保,全靠项目投资者的信用和项目本身的前景,这样,仅从市场角度看起来不错的项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投资银行的介入将有利于增加项目的可靠性,有利于争取到信用级别较高的投资者参加。运用项目融资的方式要订立一套严谨的合同来转移和分散风险,投资银行有各种专业人才,通晓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惯例,能够尽力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使合同得以顺利执行。投资银行还可以运用自己的各种渠道,为项目寻找合适的贷款人,也能为贷款方找到好项目。

(3).基金管理

投资基金是一种由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将不同的出资份额汇集起来,交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操作,所得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工具。投资基金实行的是一种集合投资制度,集资的主要方式是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受益券,从而将分散的小额资金汇集为一较大的基金,然后加以投资运作。投资基金是一种复杂的投资制度。它强调分权,制衡。由于认购和赎回机制不同,投资基金分为封闭式与开放式两大类。投资基金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常用的投资方式,投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基金经理人活跃在此领域。

(4).资产证券化

1970年由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担保发行的第一批公开交易的住宅抵押贷款债券可视为资产证券化的先驱。进入9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开始从美国向世界扩张,从国内资金市场向国际资金市场延伸,由在岸市场向离岸市场扩展。所谓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与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步同的新型融资方式。传统的证券融资方式是企业以自身产权为清偿基础,企业对债券本息及股票权益的偿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财产为界。资产证券化虽然也采取证券的形式,但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公司全部法定财产而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一部分资产,证券权益的偿还不是以公司财产为基础,而是仅以被证券化的资产为限。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与持有人在证券到期时可获得本金和利息的偿付,证券偿付资金来源于担保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量。如果担保资产违约拒付,资产证券的清偿也仅限于被证券化资产的数额,而金融资产的发起人或购买者无超过该资产限额的清偿义务。

(5).证券网上交易

随着INTERNET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线经纪和网上交易给传统的证券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证券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与挑战.有报告预测网上证券交易商的资产从1999到2003年将增长7倍以上,从4150亿美元到30000亿美元。许多大型国际投资银行纷纷进入证券网上交易领域,并且出现了专门经营网上交易的经纪商。

(6)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也称创业投资,是由职业投资人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风险投资是由专业投资机构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评估和严格筛选,向有潜在发展前景的新创或市值被低估的公司、项目、产品注入资本,并运用科学管理方式增加风险资本的附加值。

风险投资公司曾为诸如微软、英特尔、康柏、戴尔、思科、太阳系统、联邦速递等公司提供了最初启动资本,这些公司都已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领先者。虽然风险投资的发展历史只有20年的时间,但国外的投资银行已经把它培育成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因为创业投资的大力帮助,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以迅猛的速度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

以上简单介绍了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和部分的创新业务,其实在现代国际资本市场当中,投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已经是日新月异,新的业务品种在不断的涌现,创新业务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第7篇

关键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通渠道:动力机制

一、引言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共同决定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有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关系。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做过一系列的分析与研究。Cramer(1986)、RoU(1989)等人通过对美国货币供应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变动;Rigobon(2001)衡量了美国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反应十分强烈;Cassoh(2002)通过使用欧元区几个国家(不含希腊)1980至2000年间主要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检验了欧元区国家的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金融体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逐步深化,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唐齐鸣(2001)、董小君(2004)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界定为价格均衡关系,认为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两个市场之间连通协调障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策略与建议。谢平(2000)、钱小安(2001)、桂荷发(2000)、许崇正(2004)围绕货币政策是否关注资本市场价格,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关系。嘲援成(2003)、郭金龙(2004)’等对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到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是顺畅的,并认为相对于利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吴少新(2003)则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由于受发展程度和体制因素的制约,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严重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进程。地有学者对中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计量实证分析与数据检验。汪小亚(2003)、王一萱与屈文洲(2005)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中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已经建立了明显的联动关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特征。还有学者从加入WTO宏观背景下来考虑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如朱新蓉(2004)提出在目前我国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路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和完善两个市场开放运行的监管。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次序的研究上,秦池江(1995)、曹龙骐(1996)、李格平(2004)等认为应该先发展货币市场。上述研究成果从定性与经验以及定量基础上,对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连通与协调的机理进行了相关分析与阐述,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但上述成果对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机理的深入分析还有所欠缺,尤其是关于两个市场连通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分析更是很少提及。本文拟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微观机理出发,通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研究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揭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与连通的规律,并对有关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的渠道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有期限与功能上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连通性。而贯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的是市场信息,这些信息以各种特征的金融工具及其价格表现出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资金渠道

资金渠道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沟通的渠道,也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渠道;资金互动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根结点”。从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货币创造功能来看,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会大大促进资本市场成交活跃;但货币市场缩减同样对资本市场具有倍缩效应。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资金运用行为上分析,依据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投资者根据收益性与风险性的判断在货币市场资产与资本市场资产之间进行投资组合。当两个市场的预期收益率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将调整其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金在两个市场间流动,形成两市场的资金联结,因而两个市场资金联结的渠道在微观表现上是由于投资者的资产选择行为所致。从社会资金总量上看,两个市场的资金客观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货币市场资金往往通过多种渠道流向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也通过上市公司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证券公司在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形成信贷资金来源。市场参与者为了获得高收益,使资金频繁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哪个市场的收益率高,资金就流向哪里。正是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者之间存在这种互动、竞争的关系,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合理的资金价格,在此基础上的资金流动才能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2利率(价格)渠道

利率是货币和资本的价格,其变动维持着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平衡。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下,资金可以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资金的趋利性质也必然带来资金的同利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预期收益率的差异会引起两市场的资金相互流动,收益率高的市场受到投资主体的青睐。资金的相互流动又使两个市场的价格具有联动性,进而形成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所谓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是指在对收益和风险进行调整后,两个市场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应该是相同的。货币市场的价格、收益率都可以表现为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货币市场的利率具有基准利率的性质。它直接决定了资本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收益率水平。

3金融中介与金融工具渠道

派生货币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货币派生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营存贷款的银行机构通过存款、贷款、再存款、再贷款的循环过程,可以创造出相当于原始存款几倍的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虽不能创造货币,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也在产生着较强的派生功能。由此,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经放大后进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那些能够同时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进行的交易行为,引领着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与资金的流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工具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金融工具的创新已经使两者的期限划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如利率按期调整的贷款,实际上就考虑了长期资金需求的稳定性,也兼顾了双方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此外,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很难说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金融工具。正因为如此,当今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区分,在国外已变得模糊,一般将这两个市场统称为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等。

4金融风险渠道

风险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也体现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风险的传播是指某一资产市场中的价格冲击影响其他资产市场价格的现象。传播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对于传播的易感性,由市场是否具有相互关系的宏观经济风险决定;而传播的强度,则由套期保值的能力、有无衍生市场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决定。Kodres和Pritaker(1998)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宏观经济风险进行跨市场套期保值。可以实现风险的传播。通过这一途径,某一市场中的异质冲击可以被传播到另外的市场中去。冯芸、吴冲锋(2002)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几个主要亚洲国家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确存在风险传播的现象。而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危机期间各市场之间的引导和互动关系,远比危机前和危机后市场较为平稳的阶段要复杂得多,多数市场在危机前并不存在引导和互动关系,在危机期间则出现了引导和互动关系。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分析

在金融市场的有机整体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资金联结、价格联结和工具联结以及这些联结下的资金流动关系体现出来。两个市场的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组合决定了两个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以及在既定的微观基础下的资金流动的动力机制;而政府监管政策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影响两个市场的联结。

首先,从资金流动的方向来看,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差异是导致资金流动的最基本动因。在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能维持在均衡水平的前提下,两个市场间资金流动的方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周期对资金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导致资本市场资金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工具收益率上升,引导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这种资金流动格局加上因生产规模扩大引致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会使货币市场工具利率上升,最终结果是两个市场的利差消失,同时社会整体利率水平上扬。第二个因素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首先影响的是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下降,导致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工具的收益率下降,最终降低了社会整体利率水平。

其次,从资金流动的规模与效率来看,两个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资金供给和需求能力,是决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规模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在市场参与者数目足够多的假定情况下,可考察主体结构和工具结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资金流动的影响。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方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政府管理层对金融业一般都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这会直接制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参与者的规模以及对不同市场的参与广度和深度,从而对两个市场的互动产生影响。金融监管政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产生作用:第一,对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以及利率的管制等措施会造成其业务范围拓展的困难,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各子市场无法充分发展,金融工具较为单一,从而加剧两个市场的分割,阻碍两个市场的有效联结;第二,对参与者市场准人的限制,会影响参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数量以及这些主体对各子市场的参与程度,这同样会造成两个市场问联结渠道的减少,加剧市场的分割。监管政策对市场参与主体在资金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限制越严格,金融市场的发育就越不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就越不能有效联结,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间的分割状况,降低资金流动和配置效率。因此,应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松管制,完善各子市场,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主体和工具的联结,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两个市场,拓宽其参与的市场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的联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其次,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随着金融体系向高级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和资金流动规模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丰富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的种类,增加了市场参与者筹集资金的渠道和金融工具的选择范围,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使更多的参与者能够进入市场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同时,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能使参与者更方便地进行资产组合与风险管理,使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替代性增强,资金流动对收益率的变化更敏感,从而有利于提高两个市场联结的效率。

四、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状况分析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从发展历程看,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由于体制性因素,也出于对经济金融现实的考虑,国家将资本市场列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在发育程度上,资本市场较货币市场相对充分。中国的货币市场从同业拆借开始,经历了由民间推动、放手发展和逐步规范的过程,到现在已具有相当规模。其中,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较为迅速,而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与其他市场发展相对缓慢,显示了货币市场本身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另外,资本市场的子市场也缺乏均衡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强股市、弱债市,强国债、弱企业债”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严重制约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制度安排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逐渐被隔离,两个市场的资金联接渠道也一步一步被隔断。为了解决证券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扶持证券投资基金,我国自1999年以来叉颁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通渠道有所拓宽。

就目前总体状况而言,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政策对于企业投资组合调整和居民储蓄存款的非中介化是监管无效的(钱小安,2001)。据测算,仅2000年我国股票市场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规模就达到4500亿元~6000亿元左右(吴晓求,2001)。在追求风险利润的动机驱动下,资本市场参与者将从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投资于股市,中国的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暗通”渠道是畅通的。具体表现在:首先,证券公司通过“逾期”同业拆借或者连续从不同的中介机构进行隔夜融通或短期融通获得的短期资金用于投资。2000年,证券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净融人资金3898亿元用于股票投资,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5432亿元和6692亿元,2004年前三季度达到5404亿元。其次,企业相应增加证券投资数量。据统计,2000-2001年企业短期投资大幅增长,其中85%投资于证券(汪小亚,2003)。国内其他学者(王一萱,2005;杨新松,200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分业管理体制下,由货币市场通向资本市场的资金暗道和明道联结是相对通畅的。但这种“通畅”,一方面说明资本的趋利性质并非完全能够受到监管的有效抑止;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2006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从2006年1月开始,国内股票市场总市值从3.4万亿元开始快速扩容,到2007年8月,总市值首次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达21.147万亿元。在股票市场陕速扩容的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以及资金供应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央行多次加息并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予以调整,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影响因素复杂多变,但无疑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两个市场协调机制的欠缺有很大的关联。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和其自身的不完善,以及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的欠缺,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货币市场向证券市场的传递是相对灵敏的,但反方向的传递则比较缓慢。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流通,导致市场价格的失真,致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化要求优化配置,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市场割裂的情况下,由于利率缺乏弹性,灵敏度低,无法准确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率结构,从而影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也导致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预期收益率结构的失衡。另外,在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下,货币政策行为引发的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受到制度约束,难以对金融商品的成本与收入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金融产品因缺乏基准利率参照而难以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无法通过价格预期有效地参与资本市场运营,从而造成货币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失灵,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由于市场分割,货币市场不能为资本市场主体提供合适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无法通过货币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融资渠道的狭窄也迫使金融机构进行体制外融资和违规操作,导致金融机构非系统性风险增加,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效的连通与协调机制,是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策略

1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首先,必须健全货币市场体系,实现运作一体化。要对货币市场进行总体设计、引导和规范运作,在完善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市场和其他融资券市场,加快各个子市场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货币市场的融资功能和政策功能,形成一个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其次,必须进一步规范发展资本市场。要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发行机制,规范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形成证券市场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发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再者,必须逐步增加两市场共同的参与主体。要扩大投资主体的连通程度,放宽资本市场投资主体进入货币市场的条件。允许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快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直接入市交易的进程;同时要积极推动做市商制度的建立,以稳定市场价格、维持市场流动性。

2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市场治理机制。要建立一个科学的金融市场治理结构,包括运作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三个方面,使资金能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要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风险监控体系。随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整合进程的加快,金融风险也在加大,为此要制定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规范市场运作,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3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合理流通的渠道。逐步取消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壁垒,疏通两个市场的资金渠道,从而有效地配置资金,疏散和化解银行资金风险。债券市场是联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纽带,要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改革,逐步形成长、中、短期限结构合理的国债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债券市场内部结构,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和债券交易市场,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连通。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真正发挥货币市场的基础作用。要改革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一个链接。

第8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可见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8)05-

收稿日期:2008-05-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公司治理及其评价研究”(70532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于公司治理的投资者关系价值创造及其战略管理行为研究”(06JJD630008);南开大学985、211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马连福(1963—),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高丽(1981—),女,山西阳泉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大量文献研究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降低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增加自愿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资本成本。但目前这一假说受到了公司可见度学说的挑战[1]。对大规模公司或本国(本地)公司的媒体报道、分析师跟随的数量大于小规模、本国(本地)上市的外国(外地)公司,前者为投资者所熟悉,因而会增加持股数量,提高股票流动性。公司制度和公司行为对公司固有的特征起到调节作用,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战略是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的中介,可以发挥促进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目标投资者和第三方信息中介从而提高公司可见度的作用[2]。

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2001年深交所的第一份《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应用提上了议事日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真正推动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普遍开展。目前国内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效果的评价多从公司价值、公司业绩的角度展开[3][4],本文则试图系统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传递过程,对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作用——提高公司可见度方面进行检验,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IRM的价值效应传递过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主要表现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识和熟知的程度。目前国外可见度研究的对象多为公司的顾客以及对顾客施加影响的媒体,有些将研究对象扩展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对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较少。Heath和Tversky在进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人们倾向于在自认为熟知或可驾驭的环境中投资,熟知和驾驭能力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资者有时情愿放弃多元化投资而专注于少数他们熟悉的公司。但是他们也发现人们倾向于购买和持有熟悉的股票,并不出售,投资者对熟悉的股票一般会采取静态的“购买并持有”策略[5]。实际上,人们的熟悉“偏见”反映了对熟悉事物的乐观和友善,如对熟悉公司的信心和对本国公司股票预期收益的乐观[6]。因此,对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而言,可见度高的公司会降低搜寻成本和投资风险,带来更高的收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获得稳定性投资者,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第三方信息中介如证券分析师和财经媒体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媒介。证券分析师通过为目标投资者提供专业分析,可以减少其与被跟随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性[7]。媒体是公司行为的“放大器”,对公司的声誉和形象宣传起到正反馈作用。他们善于挖掘公众不知晓的故事,帮助投资者获得潜在的公司信息,影响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

现有文献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多以机构投资者或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展开,影响他们对公司关注程度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的结构性特征,如公司规模、行业、经营状况和成长性等,这些是吸引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因素。机构投资者符合“谨慎人”假设,公司规模和股票价格表现都会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注重规模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胜利者”的偏好[8]。媒体关注与分析师跟随高度相关,他们更乐意跟踪被看好行业的大型公司[9],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而且大公司能够为分析师和他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交易[10],即分析师对跟踪对象的选择主要是出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考虑。另一类是制度性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对机构投资者的选择和分析师的跟随意愿有重要影响[11]。分析师对存在潜在抑制或操纵信息的公司跟随少,如家族或管理层是控股股东的公司,并且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国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机构投资者从“用脚投票”到“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转变,使得他们偏好于外部股东有更多发言权的公司,股权的分散化程度和控股股东的行为是决定其是否持股的重要因素。总之,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更愿意关注治理较好的公司。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

假设1: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会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

影响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公司行为是公司的根本性战略行为,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选择。投资者关系管理可能是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最佳战略行为。它以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和营销手段的运用吸引潜在投资者的关注,获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高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降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12]。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讲,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本质是减少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公司外部人不易获取公司信息或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时,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将做出逆向选择,他们不再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成本去搜集各个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而是将好公司和坏公司等同对待,并将整个市场的平均质量纳入其对单个公司价值的判断之中,从而产生类似阿克勒夫所说的“柠檬市场”或“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进行互动沟通,加大其获取公司信息的可能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合理引导他们的投资预期,提高公司整体的可见度和声誉的过程。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战略职能,是控股股东权利意志的体现,是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压力下的主动行为,通过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沟通交流,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透明度的信号,取得公众的信任,成为投资者熟知的公司;投资者通过沟通渠道获得知情权的同时拥有话语权,向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反馈意见,提出良好建议,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因此,控股股东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的公司会克服控股股东本身所带来的抑制公司可见度的负面效应,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是上市公司主动实施的自主性治理行为[13]。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调节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标的设计

投资者关系管理主要是指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沟通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未来预期的信息。我们参考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自律公约》的相关内容,将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披露以及与投资者、分析师等的互动沟通作为度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时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公司高层的支持和组织机构作为保障,于是我们加入度量组织设置的指标。根据专家建议,确定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评价的四个主因素及相应子因素: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包括公司行业竞争状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重大投资、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等子因素指标)、前瞻性信息(包括未来公司业绩影响因素、顾客关系管理方案、公司发展战略与成长性分析、产品市场及新产品开发、行业前景预期、社会责任投资等子因素指标)、沟通信息(包括网络沟通平台建设、分析师会议和业绩说明会、一对一沟通、现场参观、电话咨询、主动走访投资者等子因素指标)和组织设置(包括投资者关系管理人员培训、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高管层参与、激励约束机制等子因素指标)。在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对于原始数据属于定性指标的,采用语义差别隶属赋值法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原始数据属于定量指标的,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无量纲处理。根据专家评分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值IRMI。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衡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结构特征和制度特征的调节效应,我们选用带有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VISIBILITY=C+f1(结构特征)+f2(制度特征)+f3(IRMI×结构特征)+f4(IRMI×制度特征)+f5(控制特征)+

综合相关文献对组织可见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跟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3][14][15],本文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选取如下:(1)被解释变量公司可见度VISIBILITY包括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数量NII、分析师跟随数量ANLST和媒体报道数量MEDIA三方面,机构投资者数量取当年各季度末数据的平均值,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数量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能反映公司在所有机构投资者中受关注的程度,是可见度的直接衡量指标,而持股比例反映的是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介入程度,更多地体现为关注基础上的信任与持有,比数量指标反映的内涵要多;跟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数量和财经媒体的报道数量均选用当期的数量和;(2)公司结构性特征包括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公司经营用年末总资产对数表示的公司规模SIZE和债务比率LEV衡量,市场价值用市盈率的倒数E/P衡量,不用惯用的市盈率指标是考虑到某些公司的每股盈利为负[16];(3)公司制度性特征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两方面,股权结构从实际控制人的性质CONTYPE、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两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当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各级政府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控股股东侵占效应借鉴林小驰等所用的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指标衡量。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其效率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INDDIR来衡量。(4)本文将系统风险值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变量INDUSTRY,由于2005年是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改消息的可能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对投资预期产生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是否股改计划REFORM进行控制,上市公司若在2005年12月31日前股改消息,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年的上市公司。2003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简称《指引》),率先推动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因此,选取深交所上市公司具有典型代表性,同时选择一地上市公司可以避免不同地区交易所带来的投资者投资偏见[1]。以2005年为研究年度是因为进入2005年度,证券监管部门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作用和意义,并于2005年7月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投资者关系管理在中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深交所的《指引》使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效果在2005度能够得到充分地体现。

样本选择过程中剔除以下公司:(1)ST上市公司和新上市公司。这两类公司自身均备受资本市场关注,此类消息带来的可见度影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2)本年度发生更名的上市公司。此类公司中有一定比例的并购或重组行为发生,公司重大战略行为会影响公司可见度;(3)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及有异常值的公司。最后得到267份研究样本。

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数据来自于对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和网站观测的数据,其中前瞻性信息、历史性非财务信息、部分沟通渠道信息以及组织设置信息通过对样本公司2005年年报查阅、分析、专家评分以及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跟踪获取,另一部分沟通信息内容来自于对上市公司网站的跟踪观测。公司可见度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分析师跟随数量以数据库中调研报告的分析师为选择标准,媒体报道数量选择数据库中收录的200字以上的财经媒体报道(不包括行业报道中的相关描述)。公司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限于篇幅输出结果省略):三个被解释变量与大部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公司规模与股权结构变量和独立董事比例均相关,其他解释变量不具有显著相关性,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不显著,总体而言排除了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由于截面数据易导致异方差,本文选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模型1、3、5是在没有IRM作用下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可见度影响的回归结果,除独立董事比例对机构投资者数量和分析师跟随数量不显著、最终控制人类型对分析师数量不显著外,其余解释变量均显著,基本支持了假设1的结论。公司规模(SIZE)越大,可见度越高;LEV表示与公司特质相关的非系统性风险,负债率越高,公司可见度越低;但市场价值E/P与林小驰等以海外分析师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相反,他们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在每股盈余一定的情况下,股价越高反而不会引起分析师的关注[16],而本文中国内分析师对股价越高的公司关注度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质量差异性大,股价低的公司对分析师来说信息搜寻成本大、收益小;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与媒体报道数量正相关,这也是提高媒体关注度和公司可见度的一个方面,但其带来的价值效应是负值,降低了机构投资者的关注,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模型2、4、6是引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公司结构性特征方面,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IRMI*SIZE)的可见度调节效应不显著,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程度不会因为其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而有所提高,但这一调节效应对分析师和媒体的吸引作用是显著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特质性非系统风险(IRMI*LEV)的调节效应与公司规模一致。因此我们推断IRM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需要通过分析师和媒体关注度的提高进而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负面效应。对此,我们将在稳健性检验中做出进一步验证。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市场价值(E/P)的回归系数符号均发生改变,从正面提高公司可见度变为对可见度起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对媒体在10%水平上显著),而IRMI*E/P的系数显著,说明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股价带来的高风险,有利于投资者真正认识公司价值。综合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可以看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发现公司的市场价值上,通过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形成对公司良好的未来预期。

在公司制度性特征方面,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最终控制人类型(CONTYPE)的回归系数发生改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跟随的抑制作用显著,说明国家控股对公司可见度产生抑制效应,IRMI*CONTYPE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弥补国有控股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使控股股东的行为透明化,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可见度与市场竞争力。在控股股东侵占效应方面,从模型1、2中OREC系数绝对值的增大可以看出,投资者关系管理发生作用后,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越容易被机构投资者发现,因此做出不持有公司股份的决策,从而降低机构投资者数量。而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于控股股东行为(IRM*OREC)的结果是改变了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对公司可见度的抑制效应。如果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投资者对公司拥有充分的信息知情权,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则会增加投资意愿。模型4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IRM*OREC)为负,仍然抑制分析师跟随的数量,但OREC的系数相比模型3从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对公司可见度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模型6中媒体对控股股东的行为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IRM*OREC)显著为负,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助于抑制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过多关注,促使媒体更多关注公司的正面消息,减少媒体“放大器”的负面效应。

在董事会方面,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NDDIR)只在模型5、6中显著,原因可能是媒体对董事会结构的规范性、是否符合证监会要求较为敏感、关注较多。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此变量的调节效应为负,抑制了媒体对此项指标的过多关注,我们认为这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不太关注独立董事比例的原因一致,因为多数公司都能做到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法定要求,但仅限于刚刚达标,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关注很少,在我们的样本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一半的仅有一家,达到一半的为6家,独立董事的可见度效应无法得到发挥,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其效应的发挥也无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结构性指标的交互项仅对机构投资者不显著,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指标和制度性指标的交互项均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是较为显著的,并且回归方程的拟合度均有所提高,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2。

(二)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用的显著性,我们用机构投资者数量的下一期变量即2006年度各季度末数量的平均值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文推断的通过分析师和媒体提高机构投资者关注度的观点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中小上市公司应将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公司可见度的重点放在其他调节作用上,通过树立投资者信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投资者关系管理渠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四、结论

对上市公司而言,提高资本市场可见度是公司运营的目标之一。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增加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沟通,吸引目标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向目标公众传达公司信息的同时获得投资者、分析师的反馈意见,促使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改进公司经营,从而获得更多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深入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理性看待公司规模和经营状况,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和声誉。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调节作用也显著,尤其是在规范控股股东行为方面,可以显著降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提升公司价值。

本文还可进一步具体分析投资者关系不同维度指标对上市公司可见度的影响,进一步细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活动,做到有的放矢。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是IRM绩效表现的一个方面,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在资本市场上价值传递过程中的直接作用结果,是IRM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的基础。在可见度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公司声誉和市场价值。因此,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及其机理的分析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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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

Abstract:AccordingtohumancapitaltheoryandtherealityofXinjiangFarmingCorps,humancapitalofXinjiangFarmingCorpscanbeclassifiedintothreetypessuchasgeneraltype,technologicaltypeandbusinessmanagementtype.Basedonthis,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general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intheaspectsofregulareducation,healthandhealth-care,farmingtechniquecultivation,labortransferandsoon.Presenthumancapitalinvestmentmethodandmodelarestillworthdiscussingandtheproblemisthatthehumancapitalinvestmentishigherbutthereturnislowerinthecorps.Thecombinationinvestmentmodelwhichchoosesfavorableinvestmentmodelbasedontherealityofthecorpsaccordingtohumanresourcesvalueandspecialtyofdifferenthumancapitalscansolvethepresentprobleminhigherinvestmentinhumancapitalbutlowerreturn.

Keywords:farm;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

经济学家们纷纷揭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现在,人们的目光已经集中到如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这一问题上,因此,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实际,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作深入的分析,对促进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类型划分

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从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特点等角度分类,可划分为普通型、技术专长型、经营管理型三类。这三类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便于我们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进行分析和设计,有利于提升农场人力资本。

1.普通型

普通型农场人力资本是目前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中等级最低,最一般的类型,主要是指身体健康,智力健全,具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能从事一般性农场作业的劳动力。这类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备了基本的知识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式的传、帮、带,从父辈那里获取一定的农场知识和作业技能,并且在自身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农场技术。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下,男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团总人口中仅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为81.84万,占总人口的33.36%。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为76.02万,占30.98%,尚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基本具备农场生产技能的人口38.09万人,约占16%,三者共同构成兵团普通型人力资本的主体,占兵团总人口的8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普通型人力资本应该力争向下面两种类型转化,否则,此类人力资本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

2.技术专长型

技术专长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中间型”,是今后大多数农场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类型。它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好,智力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从事技能性农场操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经过了较高文化层次的培养,具有扎实的知识文化基础,较强的学习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技能型农场人力资本比一般型农场人力资本具备更大优势。在团场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口约34.83万人,占14.20%。

3.经营管理型

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最高层次,在农场人力资本中不占多数,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视,并且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也很高。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指身体素质好,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洞察能力强,具有大专以上(少部分人学历较低)文化程度,熟悉农技知识及农村人文知识,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具备管理能力,能在农场中从事管理性工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机遇,能够把握农产品市场的脉搏,能够管理农场企业。兵团农场的各级管理人员基本可以归为此类。

二、农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模式

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归结起来有正规教育、卫生保健、培训、迁移等,对这些模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既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辅助农场劳动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资本决策。

1.正规教育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秦伟平,汪全勇,石冠锋,刘文霞: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探讨正规教育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家庭对家庭成员(一般为子女)个体的投入,一种是政府或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前者暂且称为“个人投资”,后者暂且称为“社会投资”。正规教育的收益也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人对职业的选择能力和满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对工作、生活、艺术的鉴赏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责任使命感,人更具有组织性与社会适应性,甚至更深刻地认识人生的意义。经济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未来较高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受教育的人会合理的安排经济支出,会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减少医疗费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更换职业,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社会收益主要是指服务于社会的收益和个人不能独自享有的收益部分,如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风气好转等。

从社会投资角度来看,兵团在切实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重点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成人教育。农牧团场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职工子女素质,他们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整体素质较好。但是这些子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岗,造成农场人力资本的现实投入很低,严重影响了农场经济的发展。

从个人投资角度来看,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青年男子因进行正规教育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较女子大,农村男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会低于女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要小,但是现实生活中,因种种因素,如重男轻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异对学习的影响等,结果往往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多。从而表现出个人投资的非理性。

2.健康投资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资也可叫做卫生、保健投资,是指一定时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和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所花费的所有支出。从内容上看,健康投资包括花费在医药、医疗器械、设备及设施、医务人员服务报酬支付,医疗科学技术研究和情报调查等方面的直接费用;也包括用于公共卫生(包括环境、食品、劳动等卫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虫病、急慢性传染病的大规模防治,以及卫生检疫和卫生宣传方面的间接性费用。健康投资是一种可以为投资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十五”时期,兵团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对兵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居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到2004年,兵团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5.61岁,婴儿死亡率为12.69‰,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5.4‰,孕产妇死亡率0.72‰,各项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均超过了“十五”计划。“十五”时期兵团卫生公共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搭建起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和疫情网络体系构建,完成了兵团、师、团三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职能作用明显发挥。

3.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效果分析

如果说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对农场人力资本生产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在于形成知识存量和体能存量,那么,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往往直接形成能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层次性、显著的实践性和明显的经济性。

在职培训是克服目前农场职工,尤其是外来劳务工素质下降的一个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培训是农场长期以来狠抓的一项大规模的在职培训活动,包括劳动局实施的“职业资格”培训、科委开展的“科技之冬”活动以及教委进行的“扫盲”工作。这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对提高了农场人力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训的整体性。最好是三家联合,统一指挥,以“技术等级”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训。让职工在学技术、用技术中提高,在学技术、用技术中脱盲,整体上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迁移”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迁移新地后的净现值(即新地区期望获得的收益现值减去迁移耗费的成本现值)超过现在地区的收入现值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条件之一。获得预期较大的收益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原因。

兵团劳动力的迁移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类。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到2004年,从事农场的职工从占职工总数的65.7%下降到2001年的47.0%,到2004年刚刚恢复到50.5%;而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由11.7%上升到30.8%。从事种植业的职工下降速度最快,由从业人员总数的64%下降为43.5%。

农场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高素质职工的流失和内地农村地区富余闲散劳动力的涌入。农牧农场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不安心在农场,通过各种途径向内地、城市、沿海地区流动。出现了大量的外出“打工仔”,使农场、连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尽快补充农场一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各师、团、连三级领导也在有计划地从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进移民和大量的民工补充职工队伍。有的连队60%是新职工,主要由他们来支撑连队地农场生产。

就劳动力个人而言,劳动力迁移是劳动者在预期迁移收入与成本之间作出权衡选择的结果(图1),是一项理性的投资。图1中的E0表示如果劳动力在原居住地继续劳作以后收入趋势;E1则是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后预期将来收入,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迁移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在C点以后E1曲线的高度表示变换地区后获得的收入量。如果迁移后的收入较大地增加,并随着工龄的延长而提高,必然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反之,迁移后的收入较少会减弱劳动力的迁移欲望。

(2)迁移后的工作年限长短直接关系到个人总收益量。劳动力个人在较低的工作年龄段就应该寻找最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作用的地区和职业。

(3)图中的ABC点构成的经济损失计入迁移成本。这一成本将对农民的迁移决策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这一成本过大,农民将取消迁移决策。因此,为降低成本,一般应在迁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以避免损失。

就农场而言,劳动力引进则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非理。据90年代中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短短几年中,自治区流向内地的科技人员达6000多人,其中兵团占到4000余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农牧农场走出去的。近些年来,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老年职工盼退休,中年职工跳龙门,青年职工不上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相当数量的职工离开农场而去时,大批内地劳动力涌入,这些人大多来自贫困山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场生产上劳动力的不足,然而,有技术、懂经营的人走了,没有技术、不懂经营的人来了,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走了,较低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来了,这不同质的一来一去,使兵团农场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下降。

三、几点启示

1.高投资低投入

对兵团这样一个农场人口众多、农场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经济体而言,提升农场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农场人力资本,探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问题,投资的对象是谁?相对于地方农村,目前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范围不可谓不广、投资力度不可谓深,但与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层次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本流失。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进一步探讨农场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模式之前,必须认真分析对不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的现实投入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继续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情况发生。

2.投资模式的选择

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存在多样性,投资模式存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在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两性”,即投资的理性和多元性。所谓理性,就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前要进行理性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随他人,要根据农场实际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资”,就应该考虑到投资的风险性,要大致计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利润,其中投资成本应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回报利润也并不仅是货币收入,还应包括生活环境改善、个人家庭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谓多元性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很多,要考虑到投资的多元化。正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卫生保健、迁移等都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一些人的学历层次不高却能获得较多的收益,正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多。因此,笔者建议要根据兵团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独特性以及团场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模式的组合(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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