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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Hofstede国家文化理论；科技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创新是企业占据市场、持久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提高经济实力，参与国家竞争的重要标志。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1]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会通过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规则制度等多个方面对科技创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传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分析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双重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议。
1、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
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差异的研究中，荷兰学者H· G ·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Hofstede通过对IBM公司11.6万名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归纳出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Hofstede将Michael·H·Bond针对中国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异研究，总结出第五个维度：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具体而言，五个文化维度如下：
（1）权利距离：指一个组织或机构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权力距离通过组织中权力较小的成员的价值观表现。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环境中，组织成员对权力的差异持认可态度，对权威的极大尊敬，称号、身份及地位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则提倡组织内成员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充分交流。[2]
（2）不确定性避免：指一个社会考虑自己利益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模棱两可的环境威胁时，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确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性格外向活泼，同时呈现出焦虑、忙碌和不安，为此，需构建各种社会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相反，低不确定性避免社会中的人则显得更加冷静、随遇而安，他们能够包容各种未知情形和不确定性事件，但也比较抗拒规则的束缚，追求多样性和自由的生活。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人们强调群体关系及对团体的忠诚，个人的身份以群体成员关系为基础，群体保护个人来换取个人对群体的忠诚。个人主义是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Hofstede基于社会性别的分工将文化分为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男性主义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明确，男性负责追求事业、地位及物质财富，而女性则守护家庭、养育子女。相反，女性主义社会中，主导价值观是关心他人、重视生活质量，强调谦逊和关注生活环境，地位和物质不作为成功的标志。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没有显著差别。[4]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即一个民族的长远观念或短期观念。Michael H·Bond将这个新发现的文化维度命名为“儒家精神动力”，特指儒家思想在东方文化中产生的影响。具备长期倾向的社会倡导坚韧和节俭精神，以动态的观点考虑事物发展，注重长远利益；短期倾向则更关注眼前利益，保证个人或组织的稳定性，以静态的观点看待周围环境，特别强调对过去传统的尊崇。
2、基于五个维度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中，列举了74个国家五项指标的得分并进行排名。其中，中国文化的五项指标数值为：权力距离80分，个人主义20分，男性主义66分，不确定性回避30分，长期倾向118分。[5]下面根据这五项分数所呈现的特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作用。
（1）权力距离
中国文化的权力距离得分为80，在74个国家中排名12，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类型。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不可分离，中国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威统治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自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封建等级统治的主导思想，儒家倡导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会关系都表现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特征。这种权威统治和遵从心态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国人普遍接受等级的差异。而科学倡导自由探索、为真理献身、敢于质疑的精神。学术研究上，论资排辈，遵从权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学者无法充分发挥创造能力。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权威特征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2）不确定性避免
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避免得分为3，总排名68，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避免反应。儒家文化一直倡导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对不确定性包容性较低。儒家强调人们严格遵守秩序，以维护君主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的观念使人们固步自封，丧失个性，追求稳定保守的生存状态。而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善于质疑、打破常规、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认为科技进步是“非连续的范式转移”，即“创新性毁灭过程”，是对以往认知、观念的颠覆再造。显然，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保守观念，使得他们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缺乏主动求知求变的动力，习惯用以往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行处理，科技创新的意识也被逐渐弱化，明显抑制了科技创新思维的发展。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中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得分为20，在74个国家中排名56，属于高度集体主义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与归属，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重整体、轻局部、重和谐、轻竞争。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今学科发展纵向化和交叉化，科学研究已经不能单靠某一个研究者就能有所创新，必须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换和团队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间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三分之一是与他人合作而获奖，可见，科技创新是需要协作的。[6]另一方面，过于强调集体主义，为维护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会挫伤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注重“关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强调维护人际关系网的稳定。[7]这种对关系的重视会导致小集体主义，使个人过于依赖团体的社会资源而缺乏创新拼搏的热情，不利于整个社会创新意识的普及和推广。
（4）男性主义/女性主义
中国文化的男性主义得分为 66，在74个国家中排名13，具有明显的男性主义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现在倡导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事实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在各行各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场经济制度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更加物质化、功利化，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推崇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国家，政治色彩浓厚，这种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视符合男性主义的特征。
科技创新的过程漫长艰辛，会面临各种挫折和困难，因此需要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促使学者在科研攻关中不畏挫折，不动摇、不放弃，直至实现目标。另外，男性主义倡导的理性思维也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做到权责清晰，保证科研团队的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
（5）长期倾向/短期倾向
中国文化的长期倾向得分为118，在39个国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长期倾向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勤俭节约、持之以恒的美德，坚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发展，人们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国人重视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国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所谓“不积畦步，无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都说明中国人对待学习持有踏实、勤奋、坚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经历了长期的量变积累最终到达质变，创新就是一种质变，新思想、新发现的产生是以过去的学习积累为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这种长期规划的特点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储备，使科学研究更具务实性和规划性，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创新过程中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结论
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五个文化维度中表现出明显特征：高权力距离似的年轻学者遵从权威，阻碍公平竞争机制的构建；高度的不确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维僵化，墨守成规，这两种特征对科技创新都会产生抑制作用。高度集体主义特征会对科技创新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男性主义特征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能帮助研究者克服困难，并建设合理有序的创新制度；长期倾向注重研究的积累和总结，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质变的基础，这两种文化特征都会科技进步和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项目资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软科学研究基地。
参考文献：
[1]邓厚平.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29（8）：42.
[2]陈春花，刘国江.中国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对组织学习的影响[J].理论与改革，2006，（6）：129.
[3]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4.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2009，（12）：127.
[5]Geert Hofstede，Gert Jan Hof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NV：Mc Graw Hill，2005：161-211.
[6]魏书敏，刘君雯.从Hofstede的文化视角看中国文化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34.
论文摘要：文章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论述了中国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 应注意的问题；阐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思路。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三）大力发展 农业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 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 环境 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 林业 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 市场 ，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 国际经济 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 投资 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 中国经济 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 管理体制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 预防 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 工业 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要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工业生产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污染的“末端管理”是被动的管理模式。而清洁生产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自强不息与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伦”思想对现代科技创新起到积极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与现代科技创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应通过机制建构与“文化形塑”，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一、培训效果评估的原则
培训效果评估是整个能级护士培训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质量控制的角度来说，是达到患者期望护理结果的体现。评估应遵循客观性原则，以客观的标准和方法评价客观存在的事实;遵循系统性原则，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评价标准的建立、评价方法的选择;遵循连续性原则，进行连续的、长期的监督评估，才能综合地、完整地反映培训的最终效果;遵循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相结合的原则。
二、培训效果评估模型
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培训效果评估模型是柯氏四层次经典评估模型。柯克帕特里克依据行为学的研究结果，将培训效果分为：反应(Reaction)、学习(Learning)、行为(Behavior)、结果(Results)四个递进的层次。该模型为能级护士培训效果评估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操作流程。
三、培训效果评估方法
1.反应层评估。
反应层评估主要是衡量护士对培训项目总的反应和感受，是在培训结束后了解护士对培训内容、培训教师水平、培训设施等的评价，以及自己从培训中得到的收益。常采用问卷调查法，可对能级护士的培训组织形式、培训目标及课程满意度等进行调查，了解护士对培训的看法、态度或培训项目的有效性，进而改进和完善培训项目。此评估方法易于实施，也易于分析和总结。
设计一份能够量化护士反应的调查表，是问卷调查评估的关键要素。调查表的设计应保证护士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且便于统计分析，注意围绕反应层的评估重点。满意度的衡量尺度宜采用Likert量表的五级记分方式，主要采用封闭式问题，开放式问题可适当结合。笔者所在医院对层级培训的理论和技能项目，均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培训项目的有效性，调查方式采用的是现场集中发放问卷，填写完毕即刻收回。收集护士对培训的感受和意见，能较好地体现培训项目的有效性。然而，问卷调查存在主观性较强的缺点，容易以偏概全，护士的个人喜好很容易影响评估结果，因此，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小组讨论等评估方法，可获得更深入的信息。
2.学习层评估。
学习层评估是衡量护士通过培训后，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知识、技能及态度的转变，宜在培训进行时或培训结束后立即对护士学习的效果进行评估，常采用测试法、情景模拟法等。测试法在能级培训中主要使用书面测试法和技能测试法。书面测试是能级护士培训及晋级考核中评估护士培训后知识掌握程度的重要方法。技能测试以操作技能评价标准，了解护士通过培训对与岗位胜任力密切相关的操作技能、流程、工具和方法的熟悉与掌握程度。测试法在护士培训效果评估方面直接且有效，但不能完全反映能级护士的态度、行为，所以应结合情景模拟法、问卷调查法等补其不足。情景模拟法可用于评估能级护士的临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该法对护士的应变能力、抢救能力和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评估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标准化病人、角色扮演法等，能够最直观地反映短期培训效果。缺点是专业性强，模拟情景如果设计得不科学、不合理，就达不到考核成效，且须占用较多的时间、资源，成本较高。笔者所在医院的护士晋级考核中使用以上方法，从不同角度、层面考察护士的临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能较好、较充分地观察能级晋级护士各方面的能力和绩效。
3.行为层评估。
行为层评估是在培训结束三个月或半年后对护士学习行为的改变进行评估。该层次的评估能较好地反映培训的效果，常采用360°绩效评估法、观察法。360°绩效评估法主要是对能级护士培训后在工作过程中的态度、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改进方面进行评价，可考察护士能否将培训中所学知识和技能学以致用，是否具备承担岗位责任的能力。通常是向能级护士所在科室护士长、医生、同事及服务对象(患者和家属)开展问卷调查或访谈，同时开展护士自我评价，对护士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的转变形成综合评述，从而得出被评价护士的全方位绩效。其中，患者满意度调查是最关键的调查部分，因为患者是护士培训行为转变后的直接感受对象。笔者所在医院对患者的调查内容包含：护士的健康宣教、护士的态度、护士的专业技术等。科室护士长及同事则着重被调查护士层级培训前后岗位胜任力、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交流能力等的转变。
观察法是护理专家或护理管理者在工作环境中实地观察能级培训后的护士回到岗位工作的行为变化，是对护士的能力进行评估。该法在真实的环境中切实地反映护士的实际能力。徐新菊等应用迷你临床演练评量工具对护士临床跟班考核进行直接观察，就护士临床工作综合能力进行观察判断，效果良好，值得借鉴。
4.结果层评估。
关键词： 教师提问技能创新 课堂教学效果 课堂提问
课堂提问主要指的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提问和解答的方式将所要学习的内容逐步呈现给学生。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构成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而且能够作为教师把握学生整体学习情况的重要凭据。因此，这一方式是各科教师都经常使用的方式，语文教学也不例外。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高耗低效”的现象仍然存在，提问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对教学的作用不高。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只有提高教师的教学提问技能，改变传统的提问方式，才能发展学生创新的思维，构建有效课堂。
一、提问技能创新在教学中的作用
1.有效传递信息。任何一节课程都是整体教学的一部分，都有其需要学习的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这些内容进行提问，并通过问题的解答过程将所要教授的知识完整地呈现给学生，让学生体会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类似的问题举一反三，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例如教学的时候，这样提问创新对提高课堂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课堂教学中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提问的案例：在教课文《我的老师》时，我摒弃了传统琐碎、低效的串问串答形式，精心创新了两个课堂提问：记事的记叙文，重点在哪一部分？怎样才能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呢？（出示投影片）
2.有效反馈信息。教师在提问时，可以根据自身对学生层次的把握有选择地让各类学生回答，并对他们回答的状态进行相应的总结，全方位地把握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情况。比如在《我的老师》课文教学的提问案例中，我要求学生对课文层次进行一定的划分和内容。学生通过相互的交流沟通认为本课描写了七件小事，重点是后两件小事的描写，并且这些描写抓住了事物的特点，详细有序地把事情的经过一步步写了出来，体现了重点的同时也突出了主要论点“蔡老师爱学生的美好心灵，学生更爱老师”。通过这一方式，教师及时地掌握了学生对于记叙文的理解情况和对于课文的掌握情况，学生概述课文和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
二、提问技能创新在学习中的作用
1.有效的课堂提问能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对于学生来说，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是其综合能力提高的主要作用力。兴趣作为学生的导向，能够反映学生的思维方式，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教师合理地利用课堂提问，让学生置身课堂学习中，激发求知欲，有意识地参与课本教学，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进而促进知识水平的提高。
2.有效的课堂提问能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对于学生来说，其进行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通过课本内容对自己的知识漏洞进行补充，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学生在学习时不断动脑。所以，教师要根据这一情况，对学生无法发现问题的地方进行思考设置，帮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自我提高的意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变被动的学习方式，这样才能使得语文课堂从“高耗低效”转变为“低耗高效”。
3.有效的课堂提问能发展、锻炼学生语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逐步培养学生回答问题的能力。即当教师在进行提问时，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一些进行语言性表述的环境，帮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促进他们思考问题的有效思路的形成。
4.有效的课堂提问能给予学生正确导向。学生在学习中对知识进行理解、分析、概括等，有时候抓不住重点，出现偏离目标或者对类似的知识无法准确把握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教师应该及时运用提问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帮助学生明确问题的定位和指向，为他们提供合理的思路和解决方法，并不断鼓励他们通过主动思考解决问题，从而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涉猎甚广,实属跨学科之学科。它不仅是环境与历史的简单结合,细细思忖,它又牵连甚多学科,治史者亦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从国际到国内,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史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史进行了探讨,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丰富了研究内容。我国学者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展开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工作。
在我国出版较早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当属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该书在当时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所内及部分环境专家合作编写而成。其间作者大多具有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经历,故全书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风貌。该书取材宏富,涉猎文献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批作者学术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学科专史的学者共同编撰此书,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研究领域的色彩。但该书在整体思路上,已开始注意到综合考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有相通之处。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收集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一些研究环境史的论文,其关注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虽然在叙述方式、角度上不尽一致,但涉及方面却大体相近。
《中国环境保护史稿》各个篇章叙述繁简得当,且将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书中认为早期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虞衡应不晚于西周时期,此一推断业已被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窑藏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
1999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往、张金明所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下编。其绪论简要论述了生态和文化的关系,生态文化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特征,生态与文明的兴衰。在这里,作者试图将生态与文化两大领域结合起来论述,并将其融为一体,使人耳目一新。该书上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其分期大致为7个时间段,并与历史朝代对应。上编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先秦到明清的生态文化。由于作者的史学传统,对于文献十分精熟,使全书增色不少。下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建设”部分,从专题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因素和生态文化的关系,如气候、土壤、生物资源、废水、矿产、灾害、生态旅游、生态思想等和生态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综合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属难能可贵。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