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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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模式；保险险种；承保机构；保险责任范围；索赔时效；责任限额
一、引言
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好生态文明是更好地发展其他建设的保证和推动力。公民对环境诉求不断提高，而环境事件多呈突发性特点，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保护环境需要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策法规以及保险制度来支持。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党和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来支持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保险，被称为绿色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保护环境，造福大众。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责任保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了70年代，环保浪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各国不仅纷纷出台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案，还对环境污染行为给予严厉处罚，高昂的罚金使得非故意造成污染的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使企业将这些不确定的风险转移出去，也能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此外，保险公司会对参保企业进行监督也有利于企业防治污染。
二、江苏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状况
江苏省作为2007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全国试点省市之一，一直积极推进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江苏保险业分别以推进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和高环境风险企业责任保险两条线，推进环责险的试点工作，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环责险江苏模式。
三、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
下面就建立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模式、保险险种、承保机构、保险责任范围、索赔时效、责任限额等方面做出更为细致的可行性建议。
（一）保险模式
根据实施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可实施性、社会条件等因素，可以将保险分为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建立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模式必须在充分把握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考虑镇江当地的现实情况。建议采取以强制保险为主，以自愿保险为辅，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二者并存的制度模式。同时，对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规模可以实行“区别对待”，实行“双轨制”。根据“环境污染危险系数”，划定何种企业必须参加强制保险。一方面对高危行业（如化工、造纸、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采取强制环境责任保险； 另一方面，对其它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如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单位则由政府利用自身的威信积极加以引导，使得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
（二）保险险种
目前，我国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一般只限于海洋油污污染和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方面，承保的范围比较窄。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建立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上，保险公司在环境责任保险具体险种的设计上应予以完善。可以针对镇江市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一揽子险种设计。如应设计和完善水污染责任险、声震污染险和大气污染责任险等。
（三）承保机构
目前，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实际运行来看，环境责任保险承担的赔付金额过大 ，承保的范围又过窄，并且发展历史比较短、经营管理方式还不成熟，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所以，如果现在在我国将此类保险完全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不能很好地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为了使环境责任保险稳步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得到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的有力支持。镇江市政府可以牵头在镇江的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由现有的保险公司组成联保集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有义务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可以由政府参与监督管理。这样的联保集团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能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和处理新的保险逐步进入市场。
（四）保险责任范围
镇江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除承保突发性污染事故外，还应该承保持续性事故，对渐进性损失予以赔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如果能够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我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镇江市还没有完善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践经验。就承保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来说，也需要一段时间去完善相关的工作。因此，在保险责任范围上，建议镇江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等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镇江市发展成熟，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并且在承保累积性污染事故时，附加严格的限制条件。
（五）索赔时效
要解决环境损害赔偿的长期潜伏性对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影响，可以调整保险责任期间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中，保险责任期间制度通常有三种：（侵害）行为发生制度、损失产生制度和提出索赔制度。“行为发生制度”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在这种制度下，保险人只需要对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间内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这种保险责任期间制度为被保险人提供了较有利的保障，但是也会加重保险人的负担。“日落条款”正是这一保险责任期间制度的表现。所谓“日落条款”，就是指保险合同双方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的时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通知索赔的最长期限的条款。“损失产生制度”则要求保险人对出现在保险合同期间内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提出索赔制度”是指保险人仅为在保险合同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或保险人提出索赔要求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
以上可以看出“损失产生制度”和“提出索赔制度”对保险人和受害者存在明显的不公平，这两种制度不能促进企业投保。而“日落条款”又会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可能因过高的赔付费用而减弱保险人开展保险工作的积极性。因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分散风险的社会作用，同时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可以认为，只要是能证明是在保单的有效期限内发生了对被保险人的环境责任索赔事件，保险人都应该承担保险责任。但如果对所有类型的损害都采取统一的长期甚至终身负责的制度又会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推广中造成混乱，显然这种做法不可取。因此，建议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采取对不同的损害采用不同的责任期间制度，使得保险制度更为精细可行。
（六）责任限额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将环境污染风险完全地转移给保险公司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实行责任限额制。责任保险的最高限额，即保险人对受害人的给付金额，仅以保险单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受害人超过保险金额的损失，应由被保险人即产生污染的企业自行承担赔偿责任。在环境侵权中实行责任限额制，让被保险人自担部分风险，也会使得被保险人出于减少自己损失的考虑，在保险期间内注意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避免环境侵权的发生及其损害结果的扩大，减少环境侵权的危害。赔偿限额制的实行也有利于维持保险机构的赔付能力，使得商业性的保险机构能够按照市场法则经营。对于政策性的保险而言，更是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环保”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企业的事，它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总的来说，在镇江全面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依赖于环境制度的健全。建立镇江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支持，以政策法规进行引导。也需要公众参与，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及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洪涛.保险学[M].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
[2]秦宁.中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
[3]张兰.环责险试点给力“美丽中国”[J].金融时报，2013（05）.
关键词：电子废弃物；电子废弃物管理；生产者延伸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57-02
我国是一个电子废弃物产生大国，电子废弃物的处置和回收利用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虽然政府对其引起的环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仍未颁布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制，现有条文仅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仍存在着管理力度不足、法治化程度低等问题。
一、现阶段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理制度简析
1.《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颁布对电子废弃物的污染防治有指导性意义。本法原则性规定了对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以及对危险废物的相应处置办法。与此同时，该法第18条第2款“生产、销售、进口依法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该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的规定，第一次把生产者延伸责任适用在了固体废物的防治领域，虽然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却为生产者延伸责任成为固体废弃物监督管理制度中的一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2.《清洁生产促进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已经从末端治理转向了全过程控制，并第一次在立法中引入了产品生态设计义务。该法规定“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应当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优先选择无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1]，对从初始就制造清洁的电子产品具有指导作用，为生态设计立法在电子产品领域的适用奠定了基础。但针对愈演愈烈的电子废弃物问题，仍缺乏专业的科学处理方法和循环再利用的相关规定。
3.《循环经济促进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首先，确立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对在拆解和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电子产品，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其次，规定了对再利用产品的标识责任，回收的电子产品，经过再生产后销售的，必须严格符合再利用产品的标准，并在显著的位置做出再利用产品的标识[2]。但该法偏重于引导性，法律强制力不足，可操作性较差，这些对电子废弃物的污染防治和循环利用无法起到根本作用。
4.《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立法，被称作中国的ROHS指令[3]。为了减少电子产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促进生产和销售低污染的电子信息产品，提出了生产和设计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要求，这也是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电子信息产品废弃以后的回收处理等不在调整范围之内，且其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有限。
5.《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电子废弃物监管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该条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规定了废弃电子产品处理目录、处理发展规划、基金、处理资格许可等制度。其中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要求生产者采取有利于综合利用资源和无害化处理的方案，使用低毒低害、便于再利用的生产材料，生产者应按照规定履行电子废弃物处理基金的缴纳义务，用于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的补贴，但对于如何推动生产者履行该项责任，并无具体的措施。
此外，为保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有效实施，自2009年以来，环保部、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相继颁布了《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等规章，对进入监管范围的电子废弃物的种类、拆解处理资质的许可条件和程序、通过家电以旧换新的方式回收电子废弃物等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的重要环节进行了规定[4]，但因为大多数规章是近期才颁布的，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尚需要时间进行学习，从而有效地贯彻实施，而现有企业要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也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二、我国电子废弃物立法体系的弊端
1.立法级别低
随着现代电子工业的发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已不能有效地管理具有高增长性、高危害性，高资源性、难处理性的电子废弃物。而目前我国暂时没有一部较高层次的法律对电子废弃物进行专门规制，现有的法律法规大多数是部门规章。由于这些现有的部门规章立法层级较低，所以当与其他层级比较高的法律法规在适用时发生冲突，就无法得到有效的适用，从而不利于电子废弃物的监督与管理。
2.立法观念落后
我国电子废弃物监管立法的核心理念仍为传统的末端治理模式，重点仍是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和处置工作，最初的产品设计生态化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即使传统落后的拆解处理方法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现行立法仍然表现出“重拆解，轻回收”的特点，侧重点也仅仅局限于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处理，缺乏切实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制度。
3.立法重复
目前我国对于电子废弃物的监管采取的是分级与分部门监管相结合的形式。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国家环保局等部门都以自身的职责为出发点，单独或联合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部门规章虽然出自不同的部门，但却都是对同一方面甚至同一问题的规定，各部门缺乏有效沟通，从而导致管理职责重合，发生重复立法的情况，而且多个部门皆有权责，还会造成要权推责以致有权无责的后果。
4.责任分配不科学
我国现行立法只是简单地规定了生产者缴纳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基金的义务，但是却忽视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分配问题。对于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分配仍不够明晰，因而出现了利益相关者各自为政的情况，极其不利于尽早形成切实有效的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体制。
三、对我国电子废弃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我国是世界电子产品的制造和消费大国，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还将会产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我国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法律规范极不完善，因此，探索应对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的立法方法和思路，显得尤为重要，各责任主体和各监督管理部门应明确自身的职责所在，制定具有原则性、统筹性的单行法，为其他相关部门的立法提供明确的原则性指导，保证各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协调统一，形成完整统一的电子废弃物监管体系。
1.制订电子废弃物管理专项法律
我国现阶段缺乏一部专门规范电子废弃物的法律。现有的部门规章大多数是各部门根据自身具体的监督管理范围而制定的，电子产品的生产、运输、存储、销售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防治以及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利用、处置并没有被涵盖在内。因此，制定一部电子废弃物管理的专门立法作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下位法十分必要，从而严格规范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活动，对进口电子废弃物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建立处理电子废弃物的企业的资质制度；进一步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消费者责任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生态设计制度、基金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等。同时，还应当明确各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和其相应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2.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为避免“多重管理”的现象发生，通过立法明确各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从管理组织层面来保证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的顺利完成，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有权无责的现象发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时，由于国家立法不完善，各地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和管理需求，有必要制定电子废弃物监管的地方性法规，以适应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职责，弥补国家法的不足。
3.扩大公众参与程度
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处置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广大公众意识的提高和积极地参与。在立法时可以要求政府通过媒体宣传等有效的方式加大对公众的教育力度，提高公众对正确处置电子废弃物的意识，引导和鼓励消费者优先购买环境友好型电子产品，进而通过市场的调控力量促使生产者承担更多的责任[5]。同时要依法鼓励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展科研活动以进行技术的创新，为电子废弃物的再利用、降低电子废弃物的处置成本、开发高效节能的电子产品提供技术保障。
4.促进电子废弃物处置产业化
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降低电子废弃物的处置成本、研发环境友好型电子产品，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才能提升电子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水平，保证以对环境污染程度最小、资源损耗程度最低的方式回收利用电子废弃物[6]。目前的立法中，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的规定较少。应在相关立法中加快限定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的资质并严格审核程序。与此同时国家应鼓励设立大中型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在经济上给予政策支持，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体系的构建不但可以加强法律体系自身的整体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还可以增强法律制度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进而为电子废弃物监督管理的执法过程也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使电子废弃物从产生、回收、处置到再利用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有法可依，各个监督管理部门分工明确。通过法律的完善真正解决电子废弃物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蒲昌伟.建立和完善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理的法律制度思考[J].湖湘论坛，2007，（3）.
[2]彭浩晟，罗敏.电子废弃物管理立法的比较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1）.
[3]钟卫红.中国电子废弃物监管立法述评[J].探求，2012，（4）.
[4]刘文燕，蒋悦.浅析如何完善我国电子废弃物立法体系[J].现代商业，2009，（8）.
【关键词】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完善制度
污染防治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指环境保护部门在国家的授权下对建设工程项目的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并且查处有关的违法行为，确保排污单位的污染防治设施都是在合理的使用状态下的，避免出现污染防治设施被拆除或是出于闲置的状态，从而有效的加工处理污染源所排放出的各类污染物。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制度是为工业污染源设立的，同时其也是建设工程项目“三同时”制度向合法污染源的过渡和延伸，这项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 排污单位的法定义务
（1）排污单位可以正常的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在我国环境保护部门所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文件中都是有着相关的规定的，并且在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年12月7号所的第十三号文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条款中对“正常使用”也是有着明确的说明的。
（2）严禁排污单位擅自拆除并且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第十五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十二条第二款，《环境保护法》的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二十条和第四十条中，对排污单位都有着这样的要求，排污单位是不可以擅自拆除、闲置污染防治设施的。
（3）当环境保护部门对排污单位的生产作业现象进行定期的检查工作时，排污单位必须真实的反映情况，并且向环保部门提供必要的资料。
2 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
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法律有效的规定了排污单位的各类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当排污单位的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了这些行为模式并超出了一定的额度时，那么排污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应法律法规对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噪声污染者四大类污染防治设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也都有着明确的说明。
（1）不同法律规定的受处罚行为是有所差异的。对于“不正常使用”这个概念，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都将其列为应受处罚的行为，而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却并未将其列为应受处罚的行为。那么怎样才算“不正常使用”的范围呢？以水污染防治设施为例，所谓的“不正常使用”就是对排污单位违反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规范而继续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的情况，环境保护部门认为这就是“不正常使用”的处理设施。而以下几种情况，同样也属于水污染处理设施的“不正常使用”状态：①将全部的处理设施或是部分的处理设施停止运行;②在不经过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将全部污水或是部分污水直接排放到环境中;③使用处理设施时，并未遵照相应的规范流程使用、检查和维修;④使用污染处理设施时，从中间的某一工序将污水排放到环境中。
（2）不同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是有所区别的。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其处罚的幅度依据规定应为“5万元以下”，而在《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其处罚的幅度依据规定为“10万元以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其处罚的幅度依据规定也是“5万元以下”，在我国不同区域对环境噪声污染处罚幅度也是有所区别的。当然，同类违法行为处罚上限有如此大的差异显然还是不够合理的，广东省对于环境噪音的处罚的上限显然太低，应尽快修改并适当提高。
（3）不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种类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我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中，其规定的处罚种类只有“罚款”这一项，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处罚的种类有“罚款”和“警告”两类，也就是说处罚时在这两者之中可以任选其一。另外，在这四项法律中，不但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改正责任，《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为限期重新安装使用或是责令恢复正常使用，而其他三项法律则为责令改正，由于其范围太广，具体的改正方法还应由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酌情而定。
3 环境保护部门的职权和职责
（1）在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排污单位存在着擅自拆除、闲置污染防治设施或是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那么环境保护部门就有调查取证、立案并且制定出发决定的法定职权。具体来说，在《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行政处罚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律相关的法律责任中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
（2）环境保护部门对排污单位具有现场检查的法定职权。环境保护部门可以定期的或是不定期的对排污单位的生产作业现场进行检查。
（3）环境保护部门有责任向排污单位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政策规范中的与污染防治设施有关的规定，同时还应定期的提供给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的最新的科技信息。另外，对于排污单位的污染防治设施实时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环境保护部门也应进行跟踪和反馈，在此过程中找到污染防治设施所存在的问题，并勒令排污单位进行及时的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4 完善消防监督管理制度的对策
4.1 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尤其是要加强对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工作的督导检查力度，健全消防工作考评机制，将贯彻落实工作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创建和平安建设活动的考评范围，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得到有效落实。要落实消防联席会议制度，发挥防火安全委员会的协调作用，建立健全消防工作联合执法机制。
4.2 转化消防监督管理模式
深入推进社会单位“四个能力”建设，改变消防部门大包大揽的局面。对消防设施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完善、 管理水平较高的单位，应当鼓励其对火灾隐患进行自主管理;对消防硬件设施欠缺、消防安全自我管理水平低下的单位要重点管理。要创新消防监督管理手段，引入市场化管理手段，推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促进经营者改善自身消防安全条件的积极性;扶持、发展专业的消防中介机构，由单位自主选择专业中介机构来承担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解决单位缺乏专门技术人才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们对排污单位的法定义务、环境保护部门的职权和职责以及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制度是专门为工业污染源而设立的，在其实行的过程中，我们应明确的掌握上述三大项内容，确保所有的污染防治设施都可以正常的投入使用，有效的保护资源和能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好环境保护的工作，维持生态平衡，从而也保证了人体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 制度完善
1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有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之中，此外，民事程序法中亦有规定。
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第107条、第134条、第123条、第130条、第83条等都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42条之规定: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92条，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在自然资源保护法方面，《森林法》、《草原法》、《土地保护法》中也有相关规定。在民事程序法方面的主要规定有: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同样适用于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之规定。
2 对现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评价
2.1 可取之处
第一，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和民事程序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第二，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定的比较彻底，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抑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彻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
第三，鉴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作了有别于普通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其诉讼时效比普通诉讼时效长1年。
第四，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方式，不仅规定了事后补救性质的损害赔偿，也规定了事前预防性质的侵害排除，且两者可以合并适用，避免了德国、日本等国家对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割裂开来。
2.2 缺陷与不足
第一，关于环境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
第二，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做出规定。
第三，关于损害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的方式方面，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这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潮流不相符合，对受害人来说也不公平。
最后，关于受害人救济的途径和保障也存在明显不足。
3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3.1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方面
3.1.1 删除环境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城乡垃圾分类减量的工作方案 自今年3月份以来，我市城乡生活垃圾日收运处理量由1500吨骤增至1900吨以上，最高日垃圾量达2085吨，大大超过我市焚烧厂的处理能力，给我市生活垃圾的正常焚烧处理带来很大的压力。近期垃圾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各板块收集的垃圾中夹杂有较多的建筑装修垃圾、工业垃圾和农业垃圾等非生活垃圾，这些非生活垃圾既增加了焚烧厂的处理负荷，也给焚烧厂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了很大事故隐患。为切实保障我市垃圾焚烧厂正常运行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是要大力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各板块在垃圾收运过程中要落实专门车辆和人员，对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和农业垃圾等非生活垃圾进行单独收运处置，特别是要按照垃圾焚烧厂对进厂垃圾成分的要求，杜绝建筑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及工业废料、工业污泥、废渣等工业垃圾进入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对分流的建筑垃圾，各板块要在各自区域内设置专门的储运场所，用于建筑垃圾的集中分拣、储运和中转，对拆建垃圾、渣土通过回填等方式进行再利用，对不可利用的建筑垃圾进行填埋处置；对分流的工业垃圾，各板块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有关规定，督促产生单位建立、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并按照规定实行集中处置；对分流的农业垃圾，要通过采用直接还田、沤肥、堆肥等肥料化处理方式进行再利用。
二是要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应急调度。市城管部门要根据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和两座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能力，完善生活垃圾运输调度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垃圾量高峰期和突况下生活垃圾的应急调度，统筹安排两座焚烧厂设备的日常检修，全力保障两座焚烧厂正常运行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三是要加强日常督查监管。各板块要层层落实责任，明确垃圾分类减量的要求，制定完善检查考核办法，强化对环卫所、行政村、环卫服务企业垃圾收集、转运过程的日常检查考核，切实提高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成效。市城管部门要采用视频监控和现场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加强对城乡生活垃圾收运过程的监督检查，督促各板块及时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市城管部门根据两座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和各板块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等实际情况，核定各板块垃圾量高峰期分类减量控制指标在垃圾量高峰期对分类减量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板块视情实行限量运输。
第一条 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适用本法。
第三条 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鼓励、支持开展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国家鼓励、支持综合利用资源， 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第五条 国家鼓励、 支持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集中处置固体废物的措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 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第七条 国家鼓励、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普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知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以及相关的综合利用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监测制度，制定统一的监测规范，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
第十二条 建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项目以及建设贮存、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必面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审批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方可批准该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需要配套建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 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应当与对主体工程的验收同时进行。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 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第三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五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第十六条 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第十七条 产品应当采用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消纳的包装物。 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可以回收利用的产品包装物和容器等回收利用。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科研、生产单位研究、生产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消纳的农用薄膜。 使用农用薄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农用薄膜对环境的污染。
第十九条 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应当加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第二十条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二十一条 对造成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二十二条 在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第二十三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 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并经固体废物接受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第二十五条 国家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可以用作原料进口的固体废物的目录， 未列入该目录的固体废物禁止进口。 确有必要进口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固体废用作原料的， 必须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许可，方可进口。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节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工业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作出界定，制定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技术政策， 组织推广先进的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研究、开发和推广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公布限期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的名录。 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或者使用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分别停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中的设备。
生产工艺的采用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中的工艺。 依照前两款规定被淘汰的设备，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推广能够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推动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
第二十九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第三十一条 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第三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对其产生的不能利用或者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 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
第三十三条 露天贮存冶炼渣、化工渣、燃煤灰渣、废矿石、尾矿和其他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设置专用的贮存设施、场所。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
本法施行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没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 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必须限期建成或者改造；
在限期内，对新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应当缴纳排污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采取缴纳排污费措施的单位在限期内提前建成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或者经改造使其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 自建成或者改造完成之日起，不再缴纳排污费；
在限期内未建成或者经改造仍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继续缴纳排污费，直至建成或者经改造符合环境保护标准为止。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排污费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节 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指定的地点倾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不得随意扔撒或者堆放。
第三十六条 贮存、运输、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卫生的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第三十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
第三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改进燃料结构，发展城市煤气、天然气、液化气和其他清洁能源。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净菜进城， 减少城市生活垃圾。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收购网点，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工作。
第三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清扫、 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设施。
第四十条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 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 必须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 处置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章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
第四十二条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规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方法和识别标志。
第四十四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第四十五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登记。
第四十六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不处置的，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第四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对危险废物进行集中处 置的设施。 第
四十八条 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的， 应当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危险废物排污费征收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危险废物排污费用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的经营活动。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处置的经营活动。
第五十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第五十一条 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十二条 运输危险废物， 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第五十三条 收集、 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 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使用。
第五十四条 直接从事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人员，应当接受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方可从事该项工作。
第五十五条 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在发生意外事故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和防范措施，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第五十六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五十七条 在发生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 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五十八条 禁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移危险废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一） 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二） 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三）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的；
（四）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的；
（五）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的；
（六）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场所或者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七）擅自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 有前款第（一） 项、第（二）项行为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 项行为的，处应缴纳排污费金额50％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淘汰的设备，或者采用淘汰的生产工艺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第六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或者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前款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六十三条 贮存、运输、处置城市生活垃圾违反本法规定的，按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卫生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二）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贮存、处置的；
（三） 转移危险废物，不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向移出地和接受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五） 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六）将危险废物和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
（七）危险废物产生者不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或者不承担依法应当承担的处置费用的；
（八）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第六十五条 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
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前款活动的， 还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将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或者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的， 由海关责令退运该固体废物，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移危险废物的， 由海关责令退运该危险废物，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 对已非法入境的固体废物，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主管部门依法向海关提出处理意见， 海关应当依照本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条 罚款一律上交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第七十一条 受到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 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或者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犯本条罪的，处以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建设、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
（二） 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交通等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三）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四）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五） 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 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 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并不再回取的活动。
第七十五条 液态废物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的污染防治，适用本法；但是，排入水体的废水和排入大气的废气的污染防治适用有关法律，不适用本法。
关键词: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完善
1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有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之中，此外，民事程序法中亦有规定。
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第107条、第134条、第123条、第130条、第83条等都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42条之规定: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92条，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在自然资源保护法方面，《森林法》、《草原法》、《土地保护法》中也有相关规定。在民事程序法方面的主要规定有: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同样适用于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之规定。
2对现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评价
2.1可取之处
第一，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和民事程序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第二，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定的比较彻底，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抑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彻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
第三，鉴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作了有别于普通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其诉讼时效比普通诉讼时效长1年。
第四，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方式，不仅规定了事后补救性质的损害赔偿，也规定了事前预防性质的侵害排除，且两者可以合并适用，避免了德国、日本等国家对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割裂开来。
2.2缺陷与不足
第一，关于环境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
第二，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做出规定。
第三，关于损害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的方式方面，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这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潮流不相符合，对受害人来说也不公平。
最后，关于受害人救济的途径和保障也存在明显不足。
3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3.1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方面
3.1.1删除环境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3.1.2损害结果的认定不应局限于“现实发生”的损害。由于污染物对人体等的影响是长期缓慢的过程，当在人体中积累的有害物质尚未达到致人损害的程度即未发生损害时，受害者是无法举出损害事实的证据的。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损害结果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无损害则无侵权责任可言，这样明显对受害者不公，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在现有科技水平之下，能认定污染物质将在人体内或环境中积累并必将危及人类正常生存条件的，应予以排除危险。
3.1.3在因果关系确定方面：①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灵活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还不十分丰富，相关理论还不够深入的情况下，应以平衡社会利益，确保社会正义为价值指导，使用多元化的方法实行因果关系推定。②举证责任倒置并为受害者举证提供公力救济，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确与否，直接关涉当事人诉讼命运，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着所排废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途径和规律、致害机理等，而且其工艺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离证据近，容易取证的方便条件，而原告(受害人)却不易接近证据，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
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受害者就不需要举证，受害者仍须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损害事实举证。当发生污染环境侵权事件时，通过环境、医学等方面的技术检测、调查等查明受害状况和原因，取得有关证据材料，对受害人的保护是极为重要的。
3.2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面
3.2.1适当拓宽损害赔偿的范围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应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损害:①环境要素或场所恢复费用。②人身潜在损害。③精神损害。④生态损害”考虑到其鉴定、量化的极端困难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质，一般不宜通过私法途径给予救济。
3.2.2细化排除侵害的构成与方式鉴于排除侵害对工商业活动的打击过大，对其运用应当严格慎重，一般只能适用于连续性、反复性及不可恢复性的侵害，且应当进行严格的利益衡量，以兼顾产业的发展与公众权益的保护。环境侵害的排除应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同良好的环境正当要求之间的利益平衡。在进行侵害排除的利益衡量时，应把居民环境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为了弥补由于对排除侵害的救济方式可能对产业发展的不利，有的国家提出了“中间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的救济制度。后来又出现了代替性赔偿制度，即用赔偿来代替排除侵害。这种不是一概禁止的中间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制度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我国的立法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制度，以便法院或执行机关通过对有关利益的比较权衡而对各种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
3.2.3责任主体具体化现代社会中，环境侵权者尤其是环境污染的致害者大多是企业，在我国环境法中，环境侵权责任方往往被笼统地被定义为“有关责任人员”，“有关单位”。作为致害方的企业往往将环境损害赔偿转移为成本支出，从而削弱了损害赔偿的惩戒作用，使企业职工不重视环境保护；同时，也无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实际上，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的有关人员也不同，既有可能是侵权单位的领导违法指挥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具体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所引起的。因此，应视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规定，尽可能在法律条文上将责任落实到人，从而引起侵权方的足够重视。
3.3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方面在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的实施者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或经济集团，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一旦发生重大的工业污染，核泄露事故时，巨额的赔偿数额有可能致使侵权者破产或关闭，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有必要将个人对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承担，即环境责任的社会化制度，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
3.3.1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有可能出现侵害方或受害方的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且因果关系复杂的环境侵权，国外如日本、德国设立了环境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应设立这一制度，并可考虑通过征收排污费，环境资源补偿费的办法设立赔偿基金，只要发生污染事故，即可由该基金代为赔付，然后再向侵权人追偿，其实，我国在某些特定方面也在实行这一制度。
3.3.2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损害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第三人支付赔偿金的一种财产保险类别，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的优越性在于不仅减轻了侵害人的经济负担，而且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国外，如美国就对有毒物质、废弃物的处置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此外，欧盟成员中的芬兰和瑞典也确立了这一制度。而且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在各国都分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两种。基于此，我国也有必要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责任保险法。
3.4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的保障和途径
3.4.1授予受害人的咨询权和责任鉴定请求权环境侵权发生时，及时取得有关证据材料，对受害人提讼至为重要。然而，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往往涉及高科技，而受害人又多为没有此类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业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证活动，因此，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
3.4.2扩大我国环境侵权之范围目前，依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我国环境污染的侵权仅限于排放废水、废弃、废渣、粉尘等9种，而对光污染、废热污染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我国也尚无鉴定光污染和废热污染的手段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人的环境权益难以提供有效维护。为此，从立法上扩大我国环境侵权范围刻不容缓。
3.4.3其他，确立环境侵权仲裁制度作为一种灵活、经济的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都有其运用。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把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一种并无不可。我国立法应加以明定，由于环境侵权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隐蔽性，有必要增加最长诉讼时效的期限;放宽环境侵权诉讼资格条件的限制，借鉴国外的经验，构造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防治电子废弃物污染成为难题
有关方面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每年淘汰或废弃的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工业控制设备等电器产品近4000万台，年淘汰手机近亿部，未来几年我国将进入家用电子电器产品报废高峰期。电子废弃物污染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此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我省固体废弃物拆解污染主要是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台州市路桥区的拆解业是电子废弃物污染一个典型。路桥区的拆解业从以前的散户拆解逐渐发展起来，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在峰江组织建立了金属再生工业基地，逐步引导实行定点拆解、归场拆解，现已经发展为一个包括废旧机电产品拆解、原材料加工、回收、销售、再制造等环节紧密的产业链。
据路桥区环保局反映，目前，该区经过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定点利用固体废物单位32家，主要从事进口的废弃电子电器产品拆解，2005年加工利用进口固废大约140吨，实现销售收入61亿元。园区内的拆解企业相对比较规范，也便于管理。但园区外的散户拆解污染现象就比较严重，峰江街道、螺洋街道、新桥镇等地拆解户有3000多户，主要拆解电线电缆、废电机、废变压器、电路板、废塑料等。拆解场地是村里的临时用地、门前屋后、良田、老宅基地等，拆解的固体废物随处堆放，拆解中产生的废料乱焚烧或直接倾倒河塘、道路两侧及田地，对空气、水、土造成了严重污染。
规范拆解业势在必行
《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第十六条规定，“产生含有危险废物的电子废物的单位或者列入国家强制回收目录的报废电器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应当将电子废物送交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贮存、处置。禁止无经营许可证者从事拆解、处置电线电缆、电路板，敷铜板、电子电器、塑胶机过滤网、电池、灯管等电子废弃物的活动。”
在审议过程中，有的委员提出，草案仅对含有危险废物的电子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作了一条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设计一个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子废物处置制度。还有委员认为，电子产品的淘汰很快，为及时有效处理被淘汰电子产品，建议建立社会机制，强调社会群众的配合。
在草案修改调研过程中，有的人认为，条例中应增加电子废弃物处理的内容，实行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生产者责任制，家电生产企业、进口商承担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义务；财政拨款单位，须将废旧电子产品无偿交给有经营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产生含有危险废物的电子产品制造者应承担处置费用。
对于我省的固体废弃物拆解业如何规范问题，有的地方提出，从事固体废物拆解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拆解场内拆解，违者依法给予处罚。还有意见进一步提出，由于目前对散户拆解予以清理和取缔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从事固体废物的拆解，应当规定具备一定的条件，并经过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这也符合行政许可法设置行政许可的精神和规定，通过事前控制，来治理和防治是有效的节约成本的措施。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钱从哪里来？
农村生活垃圾量大面广，是影响我省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难题。
我省地方性法规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制度究竟应该如何规定呢？草案第十条规定，城乡统筹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贮存等设施，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共建共享。
调研时，有人认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可实行“户收集、村集中、乡镇中转、县（市、区）处置”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并组织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垃圾集中存放点和垃圾中转站；村民将生活垃圾投放于指定的垃圾收集设施，村民委员会负责及时将垃圾收集运送到垃圾集中存放点，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清运到垃圾中转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集中处置。
事实上，这种模式现已在宁波、嘉兴部分地方实施，实际效果良好。但也有人认为，现在实施这种模式的地方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对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执行。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垃圾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费用如何解决。我省经济发展总体上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省内各市、县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和一些偏远山区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因此还不具备建立产业化处理生活垃圾的市场机制条件，需要政府给予财政补助和支持，并组织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的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绝大部分人认为，当前我省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由当地政府给予支持和财政补贴是合适的。但也有意见认为，在实践中，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有能力补助或支持，即使财政不予补助或支持，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发达，农民比较富裕，资金也有保障；而在欠发达地区，农民比较贫困，财政也同样困难，因此实施的难度大。
由于草案处于调研修改阶段，条例最终将如何规定，仍有待时日。
土壤保护引起关注
土壤是各种污染物最终的“宿营地”，世界上90%的污染物最终滞留在土壤内，土壤污染已成为世界性难题。
我省严重的土壤污染事件在一些地区业已显现，如我国科研机构在台州峰江土壤检测到二恶英污染，其污染影响范围估计达几十平方公里。这是我国科研机构首次在国内检测到土壤二恶英污染。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曾经对长兴县蓄电池企业最为集中的煤山镇进行农业地质环境调查，结果显示，长兴县煤山镇一带土壤的重金属镉、铅含量已超过国家标准，而其污染源就是蓄电池。
我省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7亩，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土壤的保护更为迫切。
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的开发利用者，应当事先委托有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对可能受污染的土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被污染土壤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和处置，达到环境保护要求后方可开发、利用。”
草案的规定是对法律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明确了土地开发利用者的责任。但在调研过程中。有的人认为，污染土壤应当实行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并根据《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精神，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土壤污染防治的具体责任，并应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耕地依法进行调整。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必须与地区资源优势和环境容量相适应，防止污染向农村转移。
也有意见认为，草案规定由土地开发利用者承担清理和处置责任，有些清理和处置费用很高，这让开发利用者承担不合理，也不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因此应规定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承担被污染土壤的清理和处置费用。
关键词：公司；环境法律责任；预防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1.08
与一般的法律责任相同，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主要包括公司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公司的环境行政法律责任以及公司的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公司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系指公司违反环境义务或者造成环境损害时所应承担的民事后果，主要包括排除危害和损害赔偿两种责任承担方式。公司的环境行政法律法律责任系指公司违反环境行政法时所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行政处罚及行政处分是承担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两种形式。在我国，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是公司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最主要方式。公司的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系指违反环境刑事法律规范时，公司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专节设定了“破坏环境保护罪”，其中又囊括了专门的环境犯罪种类和环境犯罪类型。
在社会责任范畴中，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居于中间位置，承启了公司的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公司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势必促进和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的践行。公司作为环境法分配环境义务的重要主体，其践行义务的实际结果，对公众环境权益及环境正义的实现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一项好的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安排，不仅应在实际执行中发挥威慑力，更要迎合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预防功能方面有所作为。预防性公司环境法律责任的制度设置，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贯彻、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重要条件之一[1]。那么，如何全面认知当前我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主要问题，怎样从预防的视角审视公司环境法律责任的难题，并变革当前的公司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将是本文逐步探讨的内容。
一、公司产生阶段的环境法律责任问题 （一）公司市场准入的环境条件缺失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然而，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公司，对公司设立条件的规定，其对象均是主体、财产、组织、经营条件等情形，环境准入的基本事项均未被提及；未达到环境标准的公司进入市场涉及的法律责任问题，更是无从谈起。由此，环境准入作为公司进入实体市场的第一道绿色门槛，没能发挥其基本的防护墙作用。
（二）环保法中公司环境准入规范的滞后
我国《环境保护法》在第2章规定了“环境监督管理”，在第3章规定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在第4章规定了“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惟独没有环境准入规范的内容。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法》等环境法律法规也未规定公司设立时环保部门的环保审批职责。总体来看，各种环保法律法规中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及责任的设定，基本上都是对已成立的公司之行为进行规范。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潘 佳：我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绿化：一个预防的视角在《环境保护法》第2章明确规定“环境监督管理”方面，其针对公司行为的规定，除了对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环境监测的管理以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等主要规定之外，主要是从建设项目是否影响环境的角度进行了细化。第13条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3条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 ，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设立时的环保批准问题。该法在第5章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其仅针对经营时的公司法律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第36条规定：“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第37条规定：“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第38条规定：“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第39条规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此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他污染防治法对公司项目建设和规划的规制，也不例外。因此，批准程序并不是公司设立之时《公司法》第6条规定的情况。总之，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针对将来可能对环境状况产生影响的公司设立行为，没有设定环境本身的“市场”准入标准。
我国《环境保护法》在第3章中明确了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基本义务。《环境保护法》第4章就如何对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进行防治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第3章和第4章的基本内容，可以找到运营阶段公司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基本条款，然而，公司进入市场的环境审批问题还是没有被纳入制度考量的范畴内。即使《环境保护法》第25 条第25 条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取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 对新建企业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要求，该条毕竟是原则性的规范，没能细化，环境审批问题还是无从谈及。《环境保护法》第26 条 第26 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置的，必须征得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化解环境风险，实际上，依前文的逻辑来看，该制度针对的是“事后”的公司，仍然没有对“事前”需要环保审批的公司设立行为有所作为。
二、公司运营阶段的环境法律责任问题 （一）应对环境风险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责任之空白
国际社会一向将内部控制制度作为防范公司风险最为有效的约束机制，在环境风险的防范方面，内部控制制度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人为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环境灾害的发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环境事务作为惟一关涉所有国家利益群体的“共同威胁”与“共同利益”[3]，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反对。与此同时，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公司界和法学界开始从内部控制视角探讨环境灾害的应对策略。由于刚刚起步，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均未建立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的内部控制约束机制。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根据内部控制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以防范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为重心，明确相关主体的环境内部控制责任，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由于违法成本低廉，环境成本没能内部化，以及绿色会计核算体系整体缺位，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前沿难题若在中国得以先行，会显得格外棘手。
（二）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滞后
当前我国的环境法规针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大多采用罚款的方式，很少采用吊销许可证、消除危害、责令停产停业等资格罚和行为罚。相较于经济罚，资格罚和行为罚的闲置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针对经济罚而言，由于罚款的成本对企业来说根本算不上负担，再加上体制和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存在，罚款的威慑功能荡然无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单一的、普遍实施的威慑机制没能从根本上约束管理层和执行层的行为，在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管理层获利而广大股东“埋单”的尴尬情形。
此外，困扰环保部门的缺乏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手段的老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环保部门缺乏直接的、实在的权威，缺乏最直接、最可靠的制止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合法权力来源，不得不求助于法院的强制执行力来协助。实际上，矛盾不仅往往得不到解决，诉讼成本、时间成本、执行成本等各种成本问题又接踵而来。总之，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不可逆性与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正当性”权力来源极不相称。
（三）刑事法律责任的变革拖泥带水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了较大修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改后的条文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次修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将构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笔者以为，从一定角度而言，本条并非通说所界定的由“结果犯”向“危险犯”的转变，严格说来，构成要件强调必须“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结果”，而不是“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行为”。值得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只要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无论是否属于污染事故，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由“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第三，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规定。
尽管如此，该罪的变革仍无法从根本上预防企业的重大环境污染行为：一方面，当前的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的补强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制度的缺漏不容忽视，从“准危险犯”到“危险犯”的跨越亟待提上议事日程。与约束污染和破坏环境主体的责任相对应，环境监管主体的责任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和企业的环境刑事责任无直接关联，却是企业责任制度配套履行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尚未将监管者的环境刑事责任纳入改革的范畴。
三、从预防角度绿化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 （一）环境准入制度及相关责任的立法完善
规定公司设立时的环境责任审批制：明确公司设立应具备的环境条件及相应的环境准入罚则。公司在报批环境准入时，存在不报、少报、谎报等违法情形时，应依法追究公司的环境准入法律责任。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公司设立时的环境准入监管职责。公司登记机关应切实履行相应的协助审查义务，对没有环境审批或者环境审批不合格的企业，不予登记；登记机关违法失职的，亦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这一制度的有效运作，仍需一些配套机制的完善。例如，强化对现行环境指标的研究，制定科学的环境准入标准及指标，统一规范审核程序，等等。将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提前，强化对准入阶段公司的责任和监管者“配套责任”的约束，将从最前端强化公司的环保注意义务，加大自身的环保投入和环境制度建设，可以有效地预防污染和破坏行为。
（二）建立以环境风险应对为重心的内部控制制度及责任体系
2006 年7 月，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同年11 月，该委员会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22 个具体规范的征求意见稿。2008 年6 月28 日，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2009 年7 月1 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并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
《基本规范》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该规范将内部控制的目标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第二，合理保证企业资产安全；第三，合理保证企业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第四，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第五，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与COSO 报告所设定的目标相比，这个目标体系把资产的安全明确列入控制目标体系中，突出了资产安全的重要性[4]。企业作为主要的污染主体，在风险泛化的时代，将始终面临不确定的环境风险，包括持久性、累积性的环境污染损害风险以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
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环境风险的有效控制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削减。近几年以来，石油化工行业污染事件频发，危险物质经营单位因危险废物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环境事故比比皆是，重金属行业等高污染企业搬迁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造成搬迁企业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国家继续“埋单”的尴尬境遇。从根本上说，企业自身根本没能意识到将环境风险纳入内控机制的重要性，而环境风险特别是环境事故一旦造成损害，其代价将是巨大的。日本福岛核危机事件、大连和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就是前车之鉴。
由此，本文建议：第一，拓展内部控制的目标，增设预防和化解企业的环境风险一项，尤其强调高风险行业的环境风险防范，建立环境高风险行业以环境风险为中心的内部控制机制。第二，突出董事高管环境风险内部控制注意义务，强调董事高管的内部控制责任。明确其有制定和监督环境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制定和履行的法律责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内部控制规定造成公司环境污染破坏事件或者环境事故，直接承担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此条规定，董事高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公司环境法律责任时，不对第三人直接承担责任。 根据主观过错及损害后果，责令其承担月薪或者年薪几倍的罚款。第三，为了保证董事高管商业判断的理性行使，注意义务不宜限制过严，若仅有一般或者微小过失，不宜追究责任。鉴于“权力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之普遍认识，并基于对监督和制约公司经营者行为之考虑，对于执掌公司一定范围内的经营权限和资源的公司董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均有必要对其形成制约。对责任主体进行认定时，应把握“职权滥用”的内核，对“董事高管人员”以及“执行职务行为”不应作过窄解释[5]。此外，通过建立董事高管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特别是在高度危险行业中）来分散和防范风险，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政处罚方式的科学化
环境行政处罚在实践中大多采取罚款的方式。从逐年递增的排污费和罚款来看，就实施效果而论，环境行政处罚是失败的，那么，原因何在？依本文所见，罚款制度没能从根本上触及企业决策层的利益。由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承担责任，实际上真正掌握企业环境、经济等行为命脉的董事和高管并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直接承担不利后果，而内部约束机制又很难规制企业的核心。鉴于罚款制度作为主要的环境违法处罚方式仍将在我国长期存在，该制度的变革尤其要注重对决策层的约束和惩戒。
此外，增加自由罚的适用范围，扩大行为罚和资格罚的适用。鉴于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特殊性及我国严峻的环境态势，在法定情况下，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的，有关部门可以对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拘留，并处以罚款，同时不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鉴于人身自由属于最重要的基本人权范畴，必须界定清晰自由罚的条件、时机和范围。在其他行为罚和资格罚方面，从环境基本法层面授予环保部门实在的权力，明确法定条件下环保部门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授予环保部门责令违法企业停产停业的权力。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前置”及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修订
建议修改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为名副其实的“危险犯”，将条文修订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危险犯的认定，可能比较困难。应结合企业的经营范围、行业类型、主观恶性和违法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比如，某危险废物经营和处置单位将大量剧毒废物随意丢弃在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区，而该地区多降雨，一旦发生危险，将造成市中心数万人面临饮水危机，即使没有造成环境损害后果，根据前文的理由，也应当对其危险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危险废物经营和处置单位将剧毒废物随意堆放在荒野地区，周围自然生态稀疏，只有在造成重大地下水污染或者土壤污染事故的情形下，才应追究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就现阶段而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修订不宜一步到位、过于严苛，宜比照《刑法修正案（八）》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出修订，而不宜比照本文所界定的危险犯。建议将当前的环境监管失职罪修改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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