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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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强力冲击，当代美术教育理念及方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以视觉文化的审美趣味性和创造性为主题的美术教育正在兴起。亦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美术教育的体制必然会出现相应变化。我国的教育纲要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阵地。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对美术教育的诠释更加科学，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畴不仅包含技能上的培训，还需着重强调“视觉美术教育”或者“视觉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美术教育的空间范畴大而广，它包含了各种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视觉图像等方面，也包含了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当代的美术教育实际上指的是视觉艺术教育，特别是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具有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建立起艺术创造力的主体性意识。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其设计速度比传统美术样式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二、现代科技对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启示
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近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政治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一、后现代科学观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科学观尤其是科学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其核心观点之一是质疑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强调科学的可变性和暂时性。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客体,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是客观的,所得证据和数据是客观的,对证据和数据的分析也是客观的,因此所得结论也是客观的,因而科学具有不容质疑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研究者的“前理解”使任何科学活动都成为一种参与、解释、转换、修正,使任何观察陈述或事实都成为暂时而不是绝对和永恒。例如,用尺子测量一本书的长度,不同的人会得出误差程度不同的结果,如25.54cm、25.53cm、25.61cm、25.63cm等。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尽管尺子和书本都是纯粹的客体,但不同人的“前理解”不同,以至得出了不同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都不是真实长度。很显然,测量工具越精密,越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永远测不出书本的真实长度。就像用多边形内接或外接一个圆,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接近圆,但永远无法和圆重合,即它永远都不是圆。因此,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所谓的“实在”只是人为的产物,当人的认识与新的观察方式、新的知识概念相结合时,他就会获得新的物理实体。[1]这样,观察陈述与事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话语”角色被否认,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不复存在。科学基础本体意义的丧失,使科学成为了一门解释的学问,而不再是一门具有体论意义的揭示客观真理的知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2]因此,后现代科学观转而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化,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各有价值所在。显然,后现代科学观在消解科学客观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过于强调其主观性、可变性、暂时性,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后现代科学观所否定的是把科学看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并没有否定科学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就此而言,后现代科学观有助于人们扭转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激活创造性思维。
二、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后现代科学观,培养创新精神
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既然科学是绝对真理,那就不必要怀疑它,接受它即可。显然,科学主义有助于学生短时高效地学习确定的科学知识,但不利于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雅斯贝尔斯曾指出:物理教育把科学知识当作不变的真理来教学、考试,忽视科学知识的真正形成过程,机械地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程序和方法的训练,忽视科学的局限性,使学生误以为科学不可错和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而导致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3]在我国物理教学中,更是一直把科学看成是确定的理论体系,只重视科学知识确定性的一面,过分强调学习结果,轻视知识的获得过程,对其可变性、暂时性重视不够,再加上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这种教学的消极后果是将科学理论静止化、僵化、神圣化、教条化,以至思维狭窄,缺乏创新。例如,在一次提出问题能力测试中,笔者用自制的简易器材,给初三尖子班和普通班学生演示一个“怪坡”实验,实验中的双锥体自动沿斜槽架子向上滚,而不是向下滚,然后请学生根据这个奇怪现象,把感兴趣的问题写下来。结果尖子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较少,而且基本都可用已有知识回答,而普通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明显多于尖子班,而且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这与国外一些研究者发现不一样,他们发现学习成绩高和学习成绩低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没有显著差异,但问题的质量却有显著差异,高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而低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在问题情境中直接就可以找到答案,或用已有知识可以回答。[4]这种差异很显然与国情有很大关系。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容易造成学生对教师、对书本、对权威的迷信,缺乏发散思维、批判思维和想象力等,这种现象在尖子班更甚。无疑,要改革我国物理教育的这一顽疾,后现代科学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既然科学是可变的、暂时的、发展的,那么现行知识就值得怀疑,那就需要探究它,甚至重新建构。因此,我国“物理课程标准”强调“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的课程理念,这表明了我国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的后现代科学观意蕴。在享有指导美国跨世纪科学教育改革“圣经”之誉的《面向个体美国人的科学》一书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把科学世界观作为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学可以认识世界、科学是可变的、科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这里的科学世界观其实与后现代科学观是一致的。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强调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其积极意义在于把科学看成为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后现代科学观认为:公共知识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发现的结果。[5]“发现”意味着不管你发没发现,它都“存在”着,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而“建构”则渗透着人们的主观意趣,知识的建构是基于人们的立场、趣味、眼界、胸襟而实现的。这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质疑,一切都可以修正,甚至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这样一来,知识就可以成为解放人的力量,而不是压抑人的力量。我们以对“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这一内容进行科学探究为例,说明科学主义科学观和后现代科学观的不同的教学处理。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电流与电压、电流与电阻之间存在惟一的确定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地下的矿藏一样,不管你是否发现,它都客观存在着。表1是某学生得出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电流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电流随电阻的增大而减小”的定性关系,但并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精确的定量关系。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数据时,往往会说电流数据存在误差,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应该如表2,由此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定量结论。但是,如果教师不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表1的测量数据,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尽管学生不知道那些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但他们已习惯了老师平时的说法:初中阶段研究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关系,如相等、正比、反比等,这种说法已经变成了学生根深蒂固的“前理解”,以至于看到B随A增大而增大,就想当然地把B与A的关系看成正比;看到D随C增大而减小,就想当然地把D与C的关系看成反比,因此学生仍然可以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结论。这些结论都与书本上的欧姆定律一致,于是师生皆大欢喜,探究成功了。然而,在这种没有教师引导的“自主”科学探究中,学生的“前理解”仍然摆脱不了“唯书”、“唯上”、“唯师”的思维定势的束缚,并没有一丁点的质疑和自主建构,因此除了比讲授式教学多学了一点控制变量法,以及对所学知识理解更深之外,对探究结论的暂时性、可变性、多样性毫无了解,而后者却是科学探究的核心之一。假如书本上没有欧姆定律,学生也没有因受教师影响而形成的“前理解”,那么学生会如何处理表1的数据呢?实际上,如果把表1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完全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结论,而欧姆定律只是其中一种结论。可以预料,在这些不同的结论中,欧姆定律是比较简洁的结论,而其他结论可能很复杂。那么,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合理的建构结果,教师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按照后现代科学观,面对不同的建构结果,需要科学团体的协商,被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结论即上升为科学理论,写在教材上,供后来人学习。协商的原则至少有两个,一是真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与实际相符;二是美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美,即多样统一、简洁、和谐、对称美。很显然,这些建构结果都与实际相符,但其中一个建构结果———“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更简洁,这个建构结果就是欧姆定律,这样欧姆定律就被接受了,写在教材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学习的经典内容。然而,在物理史上,并非所有的建构结果都符合美学原则,如对于光的折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得到折射角与入射角成正比的结论,够简洁的了,但后来人们又得出了折射角正弦与入射角正弦成正比的结论,很显然后者更复杂,但更真。如果这样看,对于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欧姆定律只是一种建构结果,而其他的建构结果虽然不够简洁,但很可能更真。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强调欧姆定律的唯一性?为什么把其他建构结果一概排斥?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前人的建构结果?无疑,这样挑衅式的质疑和反叛有助于促使我们对传统物理的教育观念、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的知识灌输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对长期统治物理教育领域的科学主义范式进行清算。然而,一些教师往往持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把后现代科学观教学处理当成一种惟一的教学处理,以一种片面性克服另一种片面性。例如,在一次“后现代科学观及其对物理教育的辩证影响”讲座前,笔者用一份问卷测试听课教师的科学观,然后在讲座中注意持不同科学观的教师对笔者讲座内容的态度反应。在互动讨论中,持科学主义科学观的教师发出质疑:知识重要还是科学观重要?如果这样上课,什么时候才可上完?怎么考试?等等。实际上,后现代科学观的教学处理的确费时费力,不可能在每个概念、规律教学时都要大张旗鼓来一番质疑,重新建构。但是,如果教师能够注意适时地渗透后现代科学观的思想,如提醒学生“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比较好的结果”,“这是前人得到的,说不定将来哪位同学会改变这一结果”等等,让学生意识到所学习的内容仅是一种可选择的建构结果,这个建构结果是可变的、暂时的,这种做法对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养成会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超级秘书网
三、结束语
尽管物理课程改革蕴含着后现代科学观,但仍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肆虐了”[6],并批评有人“从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两个概念出发,揭示出教学活动的本质,分析我国课堂教学对教学活动本质的背离”。[6]但有学者则把这些观点称之为“发霉的奶酪”[7],“是狭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作祟”。[7]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教育思潮都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理论各有妙处,适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那些脱离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简单地、机械地类推或否定的做法,都会使之偏颇的。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影响过深,忽视学生的自主探究,以至于学生“唯书”、“唯上”、“唯师”,缺乏质疑和创新精神,而后现代科学观无疑为根治这一顽疾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美]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4]ChristineChin,G.Kayalvizhi.Posingproblemsforopeninvesti2gations:Whatquestionsdopupilsask[J].ResearchinScience&TechnologicalEducation,2002(20).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八)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实践训练论——主要包括对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实践环节的写作技能训练(工程)体系的研究；各类应用文体写作训练效果测评体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技能训练的特点、内容、过程、途径、方法和写作规范与要领等，应力求达到文体写作理论指导与文体写作实际训练的有机结合与最佳结合。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形式中心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文论承袭了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德意志审美精神，将 艺术 和审美看成摆脱 现代 社会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1844年 经济 学 哲学 手稿》和卢卡奇《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异化与人的解放间题，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从而 发展 了一种和经典文论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审美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艺术和审美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异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文论看成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美学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两个方面都对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对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借鉴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 了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后来的阐释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要素，因而就体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既避免了将文学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图解的文学工具论的缺点，又防止文学研究陷入形式主义学派见木不见林的狭窄范围。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和指责(比如把“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解为“审美主义”).童庆炳仍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一、真理问题症结何在？
真理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最为关心且争论最多的问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仍是以此为核心的争论。为什么在真理问题上存在如此不休的争论，其症结何在？
概括地说，真理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真理概念的分析，即何谓真理；其二，是真理标准的确定。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者相互制约、相互规定。每当人们提及真理，势必就会联想到某一标准。西方科学哲学尤为关心真理，主要是由于真理与理论的接受相关。如果人们确定某一理论为真，那么，大家就可以公认这个理论、接受这个理论。否则，这个理论就会遭到摒弃。在科学理论中，常常有一些悬而未决的假说，它们有待于作出真假之鉴别才能获得存在与否的权利。同时，也只有作出真假之鉴别，理论才能获得指导人们实践的资格。
然而，历史的时针虽指向现代，科学哲学在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上仍是歧见种种，各派哲学观点纷呈，党同伐异。在一片争论声中，人们只共同地承认一点：所谓理论或陈述、命题为真，也就是对理论、陈述、命题作出一种肯定，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接受它的指导。分歧在于这个“肯定”前面的定语，即“……的肯定”。而这个定语也就是标准问题。由于各人所持的标准不同，以致对真理概念的分析难以统一。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科学哲学流行的派别中，真理标准观有符合论（或对应论）、融贯论、实用论以及相对主义的指示论等。符合论代表着各种经验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是一种古老的、较为盛行的观点，它主张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凡是相对应的、与事物相一致的观念就是真理，否则便不然。进入现代以来，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使得命题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到了最严格、明确的阐发。他们一致认为，理论或语言（或思想）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镜式反映的关系，理论是由命题构成的，命题可以分解为简单命题直至基本命题，而世界也可作此分析，直至分析出原子事实。复杂命题对应于复杂事实，基本命题对应于原子事实，“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断言原子事实的存在”〔1〕。反过来， 如果我们要知道语言或命题是否为真，那就只要在基本命题基础上进行真值运算就可以了。“命题就是一切从所有基本命题的总和（……）得出来的东西”〔2〕。在他们看 来， 世界与语言同构，“我们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3〕。融贯论则强调，命题的真假取决于该命题与整个命题系统之间是否相一致。实用论认为，真理不但要与经验相一致，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好的”、“方便的”、“有用的”，是人们的工具。
无论在真理标准上各派哲学观点多么不一，然而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种广义的符合论观点。归根到底，它们都默认了真理必须符合事实、经验、逻辑准则或人的价值等等。不过，由于每种见解都强调了某一预设前提，并试图把这个前提当作统一的模式，把其它理论都纳入自己设定的标准，以致难免在理论上留下裂隙而遭到批评。批评的理由是休谟和康德式的怀疑论，认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觉经验都可以拥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识，我们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从知觉经验进到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不可能判定那些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理论的真理性。具体地说：
第一，科学哲学家们总是以具体实例、历史事实作为否定各种真理标准的理由，从而造成共相与殊相之间的矛盾。各种真理标准都强调真理必须符合某个一般的前提，但是，这样的前提却不可能包摄全部现象，即使能包摄某类现象，也难以排除个别反例。
尽管许多理论经过实验的验证，获得观察的证据，但都免不了某些偶然反例的出现。这是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从符合论观点看，某一理论得到实验的检验，我们便可断言其为真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检验，是用归纳法搜集个例作为证据，抑或检验理论的成功率。反面的意见认为，即使我们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据也还可能是假的。如果诉诸成功，那么成功究竟是指什么？成功的理论在历史上也同样可以是假的。相反，真的理论也可以是不成功的。
第二，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因素都免不了个人“意见”的介入。人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证据、事实、观察、实验意义的确定有赖于特定个人的语境。因此，人们在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等方面是经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第三，如果我们为了避免以上的不确定性而诉诸逻辑的推理，那么，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与无穷回归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演绎逻辑的前提必须为真，我们只有从一个真的前提出发才能推出前后一致的结果为真。但是，我们如何知其前提为真呢？这就陷入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初始问题。
由此可见，西方科学哲学中真理问题的症结在于归纳与演绎之间、一般概括与个别反例之间、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多重矛盾没有合理地得到解决。
二、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与真理问题
自从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证实原则与逻辑分析方法以来，由于各个科学哲学家都未能对上述矛盾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以科学发展史为依据，否认理论具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承诺，否认理论本体论承诺的继承性或连续性，主张前后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科学发展中的大规模变化即科学革命意味着科学家信仰的改宗，理论的变化意味着术语指称的变化。历史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最后导致了费耶阿本德的具有后现代性的哲学消解论。正如在30年代兰姆赛提出“真理多余论”一样，费耶阿本德也认为，理论不分稂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不管何种理论，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费耶阿本德“坚决主张一个实践科学家没有理由请教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中没有什么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尤其是确证理论不能帮助科学家决定承认哪些理论”〔4〕。这样， 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否认了认识论存在的必要性。
历史主义虽然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但是，自己却陷入了相对主义，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实际的描述性研究，以致遗忘了科学的目的，否认了科学在文化中的自主性与权威性。
7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在论则是在“认识论之死”的口号中觉醒的。为了使科学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地位，科学实在论就必须捍卫真理概念。于是，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加以改造，用历史主义的合理成分补充和完善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实在论者主张，成熟科学的理论术语是有指称的，它们所指称的实体在真实世界中是存在的，后继的理论较之前驱理论更趋于真理性、更接近真理。
科学实在论对这些原则的主要论证是“日益增长的预见的成功”和“似真性假说”。波依德（R·Boyd ）认为：“我们的方法论是基于近似真的理论之上的，这种方法论应当是发现新成果、改善旧理论的可靠指南”〔5〕。 普特南也认为：“它是唯一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6〕。
从科学实在论对于理论真理性的辩护可以看出，实在论是一种整体论。它通过一般的理论定律和模型坚持认为，从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通过归纳推理可以扩展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理论所指称的不可观察的实体也是存在的，预见性假说也可以是真理或近似为真。这在传统的经验论看来，根本就是不可通达的。
显然，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是不充分的。第一，它没有说服像休谟那样的怀疑论，即没有说明归纳推理是否能够合理地推出真理的问题。第二，用预见的成功或说明的成功作论证，是思辨性的论证，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说和逻辑分析的方式都不如。 爱德华·麦金农（E ·Mackinnon）在概括70 年代的实在论时指出：“……实在论者总是引证当时流行的科学，坚持认为在成熟的理论中，基本的范畴术语是用于指称实在的对象和事件的；而理论定律在符合的意义上是真正关于那些对象的，尽管是近似地真。”〔7〕由此可见， 科学实在论把成熟的理论抬高为真理。什么是成熟了的理论或发展了的理论呢？在实在论看来，成熟的理论就是当前流行的理论。如此说来，当前流行的理论就都基本上是真理了。就此而论，科学实在论与历史上的实在论是异曲同工的，其论证方式与历史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思辨手段无异。
正是这样，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遭到了各种经验论科学哲学（反实在论）的反驳。一些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者是“真理贩子”，是“真理的制造者”，
科学实在论所说的真理是“虚构的真理（manufactured truth）”。
拉里·劳丹与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认为，实体的实在论是一种乔装得很不像样的形而上学观点，其基础不是过去与现在的科学或可预见的将来的科学，而是在方法论上依赖于理想的说明形式，通过这种方法论的说明来决定我们对科学理论的取舍，从而错误地引导科学去作出真假的形而上学思辨性分析。劳丹与范·弗拉森对于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所作的批判认为：
第一，成功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功是科学的目的。但是，在科学活动的特定情形中，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第二，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科学虽然提供给我们对现象的描述，但其性质不是唯一地由证据决定的，“科学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硬证据”〔8〕。
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的认识论集中探讨证据如何支持理论的接受问题，这个问题分化为两个方面：（1）接受是信念， 这种信念必须得到该理论的实际证据的证明；（2 ）证据对理论的支持是“客观的”，完全是由作为证据的信息和包容在理论中的信息决定的，而不是主观的或历史参数的函数。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正是从这里展开，它把科学看作对世界的真实描述，理论与其对象世界因果地相关，理论非真即假，接受一个理论就是确信这个理论为真，因此求真是科学的目的。
由此，范·弗拉森就把科学实在论的论点分类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的目的，其二是理论的接受。前者涉及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涉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真理问题只属于前者而不属于后者。在理论与世界之间，是以人的两种能力为中介的：一是观察（知觉），二是思维。观察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思维则建构理论，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超出可观察的范围，我们就无法知道理论是否真假，因为“……观察一旦被抛弃，那末离神秘主义就只有短短的一步了”〔9〕。所以，从整体上说，理论是一种建构，它不等于世界。 我们可以相信可观察到的东西，却不能相信不可观察的东西。如果理论是关于可观察物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经验上适当的”。“科学的目的就是给我们提供经验上适当的理论，理论的接受包含着像理论在经验上适当的信念”〔10〕。不过，范·弗拉森认为，“接受不是信念”〔11〕。在1988年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上，他又发表见解说，把接受描述为信念太粗糙了，“我现在把信念看作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率，它太粗糙，以致难以适当地处理与意见之间的细微差别”〔12〕。
范·弗拉森为什么要以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来代替真理概念呢？因为，第一，“理论的经验含义是通过区别科学本身描述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方法来确定的”〔13〕。而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是人类能力界限的划分，如同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不可能了解它感觉范围之外的东西一样，人的能力也是有极限的。“科学哲学不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了解世界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正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客观世界，那些人类不可观察物的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这是不可能辨别的。
第二，尽管我们在可观察范围内能获得理论的经验含义，但是人们总是通过某个概念框架来观察世界。这个问题已为许多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所阐述。“但是，我们的概念框架是变化的，因此，我们概念框架的内涵关系也是变化的，而真实世界却是同一个世界。”〔14〕
第三，现在的实验可以为过去的世界图景提供证据，但又不断地发现它不能被容纳在早期的科学中。更进一步，将来的实验也将证明现在我们作为证据的东西是假的。因此，实验证据并不能论证理论的真理性，而仅仅是为其经验上的适当性作论证。
范·弗拉森认为，用经验的适当性替代真理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使科学的发展变得更稳妥、更顺利。因为如此，科学的目的就不再是追求真理，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也不再是相信其为真，而是认为其在经验上是适当的；接受理论不再是像实在论那样下赌注，而是依赖于对可观察物的知觉，依赖于我们对它的需要，依赖于理论的其它优点。
范·弗拉森的这种真理观，显然有点类似于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范·弗拉森只怀疑一成不变的真理的存在，却不怀疑人们可以得到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他所怀疑的是人们可以通过非经验性认识达到真理。他认为不可知的，只是指超出人类观察能力之外的实体。他并不反对我们可以作出对外部世界的本质性认识。他说：“我只希望成为一个关于存在着科学描述的世界的不可观察部分的不可知论者。”〔15〕他的怀疑论与不可知论只是以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区分为界线的。
范·弗拉森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比起其他一些反实在论哲学家来说，是一种较为折衷的做法。劳丹认为，不但真理不可能，而且连高度可能的概率真也是不可能的。“科学过去在解决问题上的成功总是可被视为意外的一段好运气，这段好运气随时都可能完全丧失”，“就我们所知，科学并不提出真的、甚至高度可能的理论”〔16〕。
承认理论具有经验内容，而且理论可分为经验上适当的与不适当的，这确实有点类似科学实在论。但是，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范·弗拉森求之于经验的可观察性标准，而实在论者则诉诸成功、说明力等标准。毫无疑问，范·弗拉森把劳丹等人的反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作了辩证的概括，既不使科学成为纯粹的假说，也不使科学成为不变真理。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还采纳了波普的动力学观点，把科学知识的增长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有效目标。
三、超越传统的真理观：真理类型分析
范·弗拉森否定真理、代之以“经验的适当性”的观点，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影响甚大。一般认为，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是一种论证严密的、为人们较可接受的观点。在范·弗拉森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提出之后，虽然遭到了像J·富斯（Jeff Foss）、J·F·哈纳（J·F·Hanna ）等人的反对，但却深深地触动了科学实在论的根基。就如同逻辑经验主义在“证实说”上遭到反驳后不断地修正一样，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也随着范·弗拉森等人的反驳而逐渐变换基调。爱利斯（B· Ellis）和普特南形成了所谓的“内在实在论”，认为真理只存在于理 论内部，真理只是理想化的证实，是内在地、逻辑地被证实了可能性；波依德等人则提出近似真的概念；哈金（Ian Hacking）强调真理的有 条件性， 主张理论实体是实验实体，声称自己是“实验主义者”； 夏佩尔、E ·本西文加（E·Bencivenga）等人则主张语境真理观， 认为真理的理由依赖于语境，或者说真理标准与语境相关；萨普（F·Suppe）则认为，科学实在论与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的真理观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摒弃了科学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因素和反实在论的怀疑主义，主张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理论只要得到实践中的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就是“高度可能的”或经验地真的。
概括这些修正的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真理观正在从证实观向概率观转变。概率主义的真理观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认识论的主流，完全是因为它比原来的真理观具有更大的安全系数，就如同为真理设立了一个保险公司一样，使人们在面对当前和将来的实验证据时，感到踏实可靠。
然而，一言以蔽之，这却是一种逃避实践检验的做法。真理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根源在于某些被实践检验为真理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重复考验而出现错误。概率真理观尽管为错误留有余地，但是，这未免太对不起某些始终能经受检验的那些真理。例如，在宏观世界，只要我们对某物施加一个作用力，就必然会导致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的命题无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能经受检验。概率真理观的弱点是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却没有对不同理论类型作出分析。它仍然是传统真理观的变种。
众所周知，理论是对客观实在世界的反映，理论与世界存在着图象式的对应关系，即使是依赖逻辑手段形成的理论，也同样必须反映客观世界。因此，对理论的理解其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客观现象相一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是“某个理论与客观世界相一致”，而应该是“某类理论与某类客观现象在不同决定论层次上相一致”。只有这样，我们在逻辑上才是一致的。
要对客观现象进行分类，除了依赖于我们现有的认识外，别无良途。毫无疑问，科学是发展的，科学所揭示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广阔。尽管我们对科学提出种种怀疑，但正如休谟所说，怀疑主义是我们的认识永不能根治的痼疾。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说，这种痼疾是人类认识的一大优点。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门知识比科学更正确。科学史证明人类是有能力把握世界的。
因此，概括当今的自然科学，结论是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是一幅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并存、必然世界与具有统计性质的世界并存、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并存、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并存的图画。这幅图景反映的现象其决定性程度是不同的，由此所决定的理论类型与真理的类型就有：
1.必然性真理。这类理论或真理反映了客观现象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关系，所揭示的是客观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严格的规律性，揭示的是一个严格决定论意义上的世界。其表现形态是一种普遍本质性的规律，涵盖了各种决定论条件下存在、发展的客观现象。这类理论或真理可以通过造成某些相互作用的实际事态而得以检验或证实。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最初认识到的就是这类必然真理，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准确地做出未来事件发生发展状况的预见。
必然真理把所反映的客观必然现象统摄于其内容中，涉及一类条件下的一类自然规律，它具有全称判断的形式。
2.概率真理或可几理论。概率真理或可几理论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或然现象。对于这类现象，人们不可能以全称陈述的形式来概括它们，而只能用统计方法来归纳。这类现象的变化是由统计归纳得出的比率来决定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推断这类现象出现或不出现的理由，但是，我们仍只能得到部分的确定性。尤其是对一些随机现象来说，更是如此。甚至在大量随机现象涌现时，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统计，只能以抽样统计方式测得某一比率。然而，抽样的过程也带有随机性质。所以，这类真理或理论的准确度是有限的。因此，对这类理论的检验是确证这个比率的准确度的高低，却不能枚举个例来证实。概率解释具体事件时，理论不一定要与具体事件相符合，尤其是不一定与个例相吻合。
3.语用真理。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的理论或真理，是一种与认识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观、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或理论。这类理论反映了人的认识与当时特定的个人、特定的场所等因素之间的联系。在西方，自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关系。指号学（或符号学）的创始人莫里斯曾把理论看作由语义学的、语形学的与语用学的三方面因素所构成的。语义学关心的是理论说些什么，语形学关心心理论的陈述、命题的句法，语用学关心的是使用陈述时的各种主观因素。这种划分是对卡尔纳普等人语义学观点的扩展。从语用学角度观察理论所涉及的是对理论的接受与运用，“‘接受’是语用学的一个基本名词”〔17〕。在当今，发展语用学观点的科学哲学家有库恩、阿钦斯坦（P·Achinstein）、范·弗拉森等人。 在最近， 则有胥拉格尔（R·Schlagel）突出了语境在哲学中的地位，创立了“语境的实在论”。
真理的语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真理作为一个命题、陈述形式，必须在某个理论的系统阐述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同场合中的同一表达形式有时是不可通约的，A理论中的命题R与B 理论中的命题R是有差异的，命题R究竟具有何意义，必须依赖于A理论或B理论的系统阐述来确定。二、语境的确定性。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确定的语境，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该理论是指什么，无确定语境的理论类似于罗素的“摹状词”，在指称上具有多种选择，无法确定或定义对象。一般地说，特定的语境是通过选择术语的指称、谓词的外延、各个要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三、个人的认知结构。它包括个人的智、情、意等方面，个人所掌握的背景信息、个人的目的或价值取向、个人的情感等都对理解理论有决定性作用。语境似乎是一个自变量，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则是因变量。
4.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可能真理。现代物理学的创立，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创立，把人们带进了一个非经典的全新视野，它所揭示的非充分决定论的量子世界呈现了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并存的新图景，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待世界的一元论态度。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明，客观世界的全部现象都是决定论的。而量子力学则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中，反复地论证了“测不准定理”的准确性，驳倒了爱因斯坦量子论的决定论观点，对经典物理学提出大胆的挑战。量子领域是一个非常识的世界，它所要求的是非连续性、非充分的决定论。对量子领域的认识依赖于测量，但量子的测量是一种相互作用，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对量子状态的表象或描绘。
量子现象是一种奇特现象，有学者认为，量子力学的问题“同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问题不相干”〔18〕。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对量子现象的理解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量子力学问题，也就不至于造成当前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如前所述，真理问题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量子理论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也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然而，量子领域是一个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领域，而我们的认识一旦形成则难免会是决定论的。因此，量子领域的非决定性与认识结果的决定论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量子领域的几十年认识难道是科学游戏吗？决不是的！只要我们承认某些条件，那么，这些认识同样是可能真的。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量子力学所给予我们的是在假定进行的某种测量条件下的测量结果的概率”〔19〕。实际上，量子力学是人们与量子现象相互作用的产物。
以上四种真理或理论，可以按照排列的顺序，表示真理的相对性由弱到强的变化，越排在后面的就越具有条件性，就越具有低概率性质。它表明，在人类所认识到的真理中，确定的真理只是一部分，另一些认识成果即使可称为真理，但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概率的或高度可能的准确性而已。
由于我们对真理作了以上分类，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检验真理过程中的总体理论和个别实际案例的不相一致问题。只要我们在反复验证中区分出理论的类型，我们就可确定理论的真理性程度了，也可以确定在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理论的真理度之变化了。
真理类型论为真理标准开拓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真理分类，我们已明确了一个结论，即理论与科学实践相一致。普里戈津曾说：“如果科学步骤可以被实践，那是因为它表现出在我们的理论假说和实践答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20〕实践的条件、语境、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相互作用结果等等，都是理论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检验也是分为类型的，这些类型决定了检验过程的强弱程度。
现代科学已经不像经典科学那样自然，它描绘的是一个被分割的宇宙，存在着各种可能性。现代科学是受控制的实验与人们基于原先认识之上的推理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真理从确定向不太确定的转变，是科学认识的进步。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说明怀疑论的胜利，而只是给科学实验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证明了科学认识的开放性质。
四、真理类型论与概率怀疑论
科学的开放性和真理的不同类型的划分，无疑会给怀疑主义以可乘之机。怀疑论者站在一个静止点上宣称动态的科学认识对外部世界的不可及性，甚至我们不能获得概率真的理论。
在科学认识的进程中，概率怀疑论与可知论是并存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弛张的统一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动力基础。概率怀疑论与可知论在论证自己观点时，两者一样充分。因为，两者论证的命题具有类似性，我们说认识外部世界是高度可能的，这也就承认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其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概率的怀疑论与可知论一样，具有其存在的根据：
第一，因为理论或真理具有不同类型，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我们承认后三种具有概率性质，因而也就承认其中的内容可允许怀疑。特别是作为一种理论其表现形式具有一般性质，人们的语言表述偶有错误或常被误解，以致一般的形式与具体的内容不相一致。怀疑则可以促使理论进一步得到检验或确证，从而更精确化。
第二，人的认识可以分为许多层次，层次越高，主观的成分就越大。从科学知识的构成来说，科学知识包含着：（1）基础层次， 以个人未知为基础的特定场合特定对象的知觉描述，以感觉、知觉、表象为特征。（2）对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的单称陈述， 例如这个三角形三个角都小于90度。（3）对可观察物或事件的归类、概括， 形成定律性的认识。（4）实验中总结出的定律。 尽管我们不能观察到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事件，但我们可以设计出实验，通过实验设备造成某些事物的相互作用，从而在重复实验基础上总结出精确的实验定律。（5 ）根据理论模型和实验得到的信息推出科学理论或假说，以及在“思想实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假说。从这五个层次来看，前三个较为确定，而第（4 ）（5 ）两个层次尤其第（5）层次是不确定的。 这就为当今的概率怀疑论留有余地。
第三，由于科学在其发展中，理论、假说往往为新的理论、假说所代替，一些原来的理论不断地为后来的实验证明为不完善。同时，由于某些实验资料与证据掺杂着个人的意见，在后来也被证明为假。所以，就造成了当今怀疑论对某些证据分析的怀疑。
概括地说，当今的怀疑论有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否认真理；其二，否认存在一个较好的理论比其它理论具有更多的优点。这种怀疑论从逻辑上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性质上说它不同于皮浪的怀疑论和休谟的怀疑论，而是类似于范·弗拉森那样的主张不可观察物是不可知的观点。
对当今怀疑论的反驳是件不易的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坚信的，那就是真理的存在。
第一，真理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真理。即使必然地真的，也是有条件的真。真理是人的智能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成果，因此，任何涉及真理的问题都必须诉诸这一相互作用来解决。我们并不能使真理成为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东西，我们说真理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本质，只是说它反映了进入我们与事物相互作用过程意义上的事物本质。
第二，真理或理论的标准是实践与实验的综合方面。而非任何单一的诸如证据、成功之类的要素。既然真理是人通过实践或实验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这个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要素都是评判理论是否真理的标准的一个方面。如果理论能够经受这个相互作用各个方面的重复检验，并获得从事实践的科学家们的高度评价，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有条件地真的，就可以作为我们实践的指南了。
第三，一个依据高度验证了的理论所作出的科学假说，只要逻辑推理正确，也可以说具有概率真。某些“思想实验”只要考虑的条件适当，也同样可以验证科学假说，起着确证假说是否具有概率真的标准之作用。
诚然如此，我们的科学是开放的，理论、方法、标准甚至科学的目标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任何一个科学时期，人们对于科学假说的接受除了诉诸科学实验、实践的综合考察的标准外，别无它法。人与自然、自然现象与现象之间是相关的，只要我们理解了这种相关性关系，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有条件的真理的可能性，就可以理解验证真理的标准的相关性。任何成功、完全的证据、理论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理论的解释力、对整个系统的有用性、我们对理论的无可怀疑性、科学家们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评价等等，都是验证理论是真假的有效依据。
科学的发展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探索和建立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夏佩尔曾经指出：“科学的发展就在于逐渐发现、明了和建立相关性关系”〔21〕。这种观点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需要中产生的，因而改造世界是科学最原始、最终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们就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去发现、探索、开发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其它关于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的认识，都无非是为了开发（发现与建立）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实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就是要证实理论所描述的那些相互作用能否有效地进行，相互作用的条件是否存在，能否指导人们进行较大规模的实践。
综上所述，以往真理问题的争论之所以未能走出困境，之所以难以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对反映不同类型的客观现象的不同类型的理论未能作出具体分析，始终徘徊在对理论总体性质的评价上。然而，无论我们作何分析，我们都不能背离科学的目的。科学是全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因此，任何单一的分析方法与片面的真理标准说都将违背科学的总目标，缺乏实际可行性。科学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者是科学家，而哲学则是观众，每个哲学家都是观众的一员。如果哲学家们从个人出发，那么，就会意见纷纷、众口难调。只有从人类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才能求得某些方面的共同标准。
注：
〔1〕〔2〕〔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0、56、79页。
〔4〕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
〔5〕R·Boyd，“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in Leplin(ed.)：The Scientific Realism，Berkeley，1984，p.59.
〔6〕H·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1975， p.73.
〔7〕E·Mackinnon，"Scientific Realism: The New Debates"，Philosophy of Science 46(1979)，p.502.
〔8〕van Fraas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Arts"(with Jill Sigman)，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9〕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页。
〔10〕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12.
〔11〕van Fraassen， "Theory Confirmation : Tension and Conflict"，in Weigartner(ed.):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27.
〔12〕van Fraassen，"Probabilities in Physic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in Proceedings of 13th.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43.
〔13〕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4〕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5〕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72.
〔16〕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244页。
〔17〕莫里斯：《意谓与意义》，载《当代美国哲学资料》第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2页。
〔1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邱仁宗先生的文章。
〔19〕van Fraassen，"The Mod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Mechanics"，in P.Lahti and P.Mittelestaedt (eds.):Symposium on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1990，Singapore: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p.447.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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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内科学论文3000字(一)：有效改进内科学教育教学方法初探论文
【摘要】通过对内科学教学中应用教学方法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指出了应用教育方法的意义，并提出了几点具体应用，详细阐述了应用方法，希望能对提升内科学教育教学效果有所帮助。
【关键词】内科学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当今社会的大多数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内科学的教学时，依旧使用传统教学方法，不能与时俱进，导致学生缺乏对学习的兴趣，综合能力较差，而应用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改善這种状况。所以，对内科学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内科学教学中应用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在内科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院校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老师主动教学，学生被动接受，但是面对社会的不断进步及就业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满足教育需要，所以应在教育上应用教学方法。内科学教学内容既包括基础理论课程，也包括临床实践课程，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既需要加强对学生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兼顾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使其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用知识指导实际操作。
在内科学的教学实践中，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临床技能是教学的重点。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学生面对的始终都是枯燥的课本和定式的知识点，而且教师也只针对课本进行授课，对内容的拓展少之又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减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其临床技能的增长。这就要求相关教育工作者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应用教学方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其主动学习、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内科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1.以临床病例为基础的PBL教学法。PBL教学法是指将常规的学习放置到复杂的问题情境中的方法，也称作“问题式学习”，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问题背后的知识，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提升其自主学习的能力。首先，注重PBL教学法教案的编写。可以邀请不同年龄阶层、不同科室的有丰富教学经验及临床经验的教师共同组成教案编写小组，相互协作，合理布局，用自己丰富的经验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在兼顾内科学发展及课程重难点教学的基础上，设计出包含不同的概念及知识点的临床题目，将病案信息真实形象地进行表达，形成“教案式”的病例，使学生在学习时能有身临其境般的感觉，严谨的剖析病例，激发其学习兴趣。其次，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应引导学生认识和接受PBL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在课程进行中不断启发与鼓励学生，使其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激发其主动学习的兴趣。例如，教师在进行白血病的病例授课时，可以依据病例设置不同的问题，用“皮肤黏膜出血的常见原因有哪些？”“过敏性紫癜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如何鉴别？”引发同学思考，引入后续问题。“急性白血病常见的临床表现及发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将学生带入问题情境，引发讨论。还可以针对病例提出其他的情景问题：“白血病在人群中的分布特点及各种贫血的原因是什么？”最后让学生对该病例写出初步诊断及诊断的依据。这样能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处理实际问题，增强自主学习及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教学法。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将教师教授知识当作主导，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教学方法不再适应内科学的教学，其教学模式落后，使得学生对于内科学的学习兴趣偏低，教学效果不理想。而且内科学涉及的病种较为丰富，机制也十分复杂，传统的授课模式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的知识得不到消化，只有循序渐进地学习，加强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及课后复习才能逐渐掌握知识。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可以有效提高内科学的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增强师生互动。翻转课堂教学法是重构学习过程，通过让学生预先学习，把发现的问题放在课堂讨论，课后再进行知识的巩固，增强学习效果。此方法是将传统教学方法中知识的“课上灌输”放到了课前，在学生对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答疑解惑”，并将知识延伸至课后，使学生在课后进一步巩固所学习的知识。例如，教师在授课前可以制定教学方案，包括课程开发、课堂学习及课后总结，在正式授课一周前布置好学习任务，让同学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探究学习，发现问题及时向教师反馈，教师可以将这些问题进行汇总制作教学视频，用以学生的课前预习，提前将班级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小组同学在预习后准备课上讲解的资料，如PPT等；教师还可以将部分视频上传到网上，方便师生间就课程中的问题进行线上交流。在课堂上，由学生分组上台讲授提前准备好的课程资料，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中心，教师帮助学生指出不足，强化知识点。课程结束后，教师应对学生掌握知识点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学生的课前及课堂知识的熟悉程度。这种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师生及生生间的交流，增强内科学的教学效果。
3.以临床思维为导向的情境教学法。随着当代医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培养出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同样稳固的优秀人才是当代医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教育人员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教育方法对医学生进行教育，使其掌握扎实的基本理论和优良的实践水平。情境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掌握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能对问题进行研究，增强其学习及实践主动性。例如，教师在对内科学的某一课程进行讲解前，需要准备好课程相关的资料、病例及思考题，在课前将预先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分发到每一个学生手中，让其提前预习课程内容，并以小组的形式分析资料、病例及思考题，查找类似疾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实际的课堂中，教师组织学生分成小组，模拟病房内问诊，收集记录相关信息及病史，并对模拟病人进行简单检查，小组成员根据相关信息、病史及检查结果共同进行讨论分析，做出初步诊断结果。然后教师组织学生对模拟病人进行下一步检查，学生可以在相关应用模型上进行临床技能的操作实践，并得到下一步的病人检查结果，小组成员再根据这次所得的检查结果集体分析，做出最后的诊断。之后再进行探讨，制定治疗方案，教师可以提出临床突发场景，要求学生根据突发状况进行分析判断，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治。模拟结束后，由教师对学生在各环节的表现进行评价，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及启发，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考试，检验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对病例分析的准确度，考察学生对病历的书写分析及临床技能的操作水平。除此之外，教师在授课中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实验操作及角色扮演等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将学生的形象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锻炼其临床思维，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增强其学习主动性。通过情景设置及小组讨论的方式有助于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其独立分析及解决问题的思维，帮助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其内科临床的综合能力，培养出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同样稳固的优秀医学人才。
综上所述，在内科学教学中应用教育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以临床病例为基础，使用PBL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法，加强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知识学习；以临床思维为导向，使用情境教学法，增强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与临床实践能力。
内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内科学试卷质量评价与成绩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对我校2014-2018学年级临床医学专业期末内科学试卷成绩进行评价和分析，以求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方法：运用教育测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对试卷的分布状态、信度、正态性、难度、区分度等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考试成绩呈偏态分布，平均分65.51，信度0.054，难度0.595～0.671，区分度0.298～0.358。结论：内科学自编试题的质量有待提高，通过对试卷的评价及分析，有助于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完善提高。
关键词内科学；试卷分析；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R5G642.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20.04.04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也是每一位医学生需掌握最重要理论及实践科目。内科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学习、巩固内科学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医学生走向医生的第一步。而内科学试卷的质量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是衡量教与学质量重要的手段和方法，考试的检测与反馈功能是教育目标管理的主要方式，通过对试卷和考试成绩的科学合理的分析，不但可以对试卷和考试作出恰当的评价，还可以了解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教学目的，并助于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从而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对此，我们依据试卷分析理论和方法，对我校201-2018学年临床医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内科学期末试卷成绩进行分析，以求发现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更为改进提高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大理大学2014-2018学年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分析1193份试卷。
1.2方法
客观题由机读卡阅卷分析系统完成，主观题阅卷前先由教研室根据参考答案确定评分标准。为减少人为误差主观题由专任教师评阅，并实行流水作业，专人统计分数及复查。
1.3统计分析
成绩均用SPSS17.0统计软包和MicrosoftOfficeExcel2007处理。
2结果
2.1一般情况
在1193份有效试卷中，最高分为90分，最低评分为12.5分，平均分65.51分。各学年成绩分布均数±标准差见表1，各学年各成绩段人数分布见表2。
2.2各学年考试试卷信度检验
信度采用克朗巴赫α信度系数（Cronbach’sa），经SPSS17.0软件分析得考试所使用的试卷Cronbach’sα为0.054，如表3。
2.3各学年考试试卷正态性检验
2014至2019年间各学年考试试卷正态性检验，试卷成绩基本呈正偏态分布，如表4。
2.4各学年试题难度、区分度情况
难度系数最小的依次是2014-2015学年、2016-2017学年、2017-2018、2015-2016、2018-2019学年，区分度最高是2014-2015学年，见表5。
3讨论
3.1试卷成绩分析
从上述数据及部分同学试卷抽查可知，内科学考试成绩及格率提升有较大空间，对50分以上同学需进一步调动该分数段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改进学习方法，完善学习理念、并提高其应试技能，特别是对56分以上的同学应给与更多的关注。通过对5学年成绩均数及标准差的分析可知，近5年来成绩均数有逐年提高的趋势，标准差逐渐缩小，故我们认为近5年来内科学学生学习水平及知识掌握程度一致性均不断提高。
3.2试卷质量评价
信度：试卷可信度的评价一般采用克伦巴赫系数法（Cronbach’sa）来测验所得分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内科学测试试卷，其Cronbach’sα为0.054，参照霍建华等提出的根据一般标准化考试要求信度值高于0.8，常规课堂考试的可信度的值为≥0.4或≤0.7。
5学年试卷信度分析均未达到上述标准，依据田考聪等提出信度是随区分度的增高而增大的，所以提高各试题的区分度是提高整套试卷信度好的方法。
正态性检验：呈正偏态与试题难度偏低有关。当然积极有效的教学也可能导致成绩偏态分布。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考试都要求达到正态分布，如期末考试等水平性测试。故我们认为内科学试卷成绩正偏态分布符合期末水平测试要求。
难度（P）：试题的难易程度主要靠难度系数（P）来衡量，难度系数P是由试题的通过率来计算，一般认为，难度系数的合适范围为0.3≤P≤0.7，当P=0.5为最适宜值，此时难度最佳，P值越大，题目越容易，从内科学试卷分析可知其难度系数为0.595～0.671之间，整体难度符合试卷分析评价指标。但整体难度系数有增加趋势，需在后续命题中引起重视。
区分度（D）：指试卷对考生成绩的鉴别程度，是区分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的一种能力，区分度高的试卷可以区分出不同知识水平和能力的学生。D>0.4时，为优秀试题，一般可作为选拔性考试；0.3<D<0.4，为良好试题，多作为课程合格性考试，就内科学期末测试而言，试卷的总体区分度为0.279～0.358之间，符合课程合格考试要求。
[关键词]数字化参考咨询；引文分析；统计分析
引言
数字化参考咨询又称虚拟参考咨询或实时参考咨询。主要负责解答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内容涉及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文献查找途径及查找中遇到的问题、图书馆的各项服务与规则等等，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1]。所谓引文分析（citationanalysis），就是引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2]。通过引文分析的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能对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中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进而了解科研成果的交流规律与价值以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引文数据来源
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以C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专业核心期刊为检索范围，以检索式“KW=数字化参考咨询”作为检索入口，对2003―201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排除其中重复和关系不密切的论文共获得源文献126篇，引文1041条；被引篇数142篇，总被引351次。利用SPSSStatistics与Excel对引文的引文量等分析下文将对统计分析进行详细阐述。
二、统计分析
1.引文量分析
引文量分析是根据来源论文参考文献的平均数量进行文献分析，是表征学科交流与文献利用程度的重要参数，通过研究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领域的引文量分布特征，可了解此领域著者利用文献与吸收信息能力及发展现状。引文量统计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3至2004年这一时期是“数字化参考咨询”兴起初期；自2005年至2007年，“数字化参考咨询”发文量逐年增加，同时引文量及篇均引文量也是逐年增加，且呈现出周期性增长；自2004年起，英文引文量和篇均英文引文量大幅度增加，但随后却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除此之外，根据引文数量和发文数量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数字化参考咨询”类的文献老化系数，即普莱斯指数为0.627，篇均引文量为8.26，篇均被引次数为2.79。
根据对数据的描述，可归纳结论如下：（1）自2004年以来，对数字化参考咨询的研究越来越频繁，2005至2007年为数字参考咨询研究的热门期，07年至今研究热度有所下降。（2）对外文资料的研究仍踏步不前，篇均英文引文量相对较少，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研究学者获取其他语种专业信息能力较低，同时说明我国该领域研究人员的英语水平较高，能够掌握和利用英文研究成果，及时捕获最新国际研究动态。（3）引文量呈周期性波动下降，篇均引文量8.26条这一数值低于我国科学论文8.86条的平均引文量，与国际科技论文平均引文量15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说明研究人员吸收、利用文献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仍有挖掘潜力。
2.数字化参考咨询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2003―20110年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的现状：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经过2005年的后逐渐走向稳步发展态势，但此后却逐年减缓，不排除2010年资料统计不全的状况，但同时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①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数字化参考咨询的称谓、学科范围仍存在争议，这不利于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的稳定发展，容易造成学科建设上的混乱；②数字化参考咨询研究者获取英文之外的外文文献能力差，需要加强其他外语语种学习。
三、建议
1.加强数字化参考咨询的基础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对应用研究具有指导作用？3？。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理论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制约着我国数字化参考咨询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工作。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加强数字化参考咨询的应用技术研究
数字化参考咨询是以网络为平台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网络技术在数字化参考咨询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个好的数字化咨询平台应包括如下功能：（1）建立能解答各种问题的知识库，这是用户在求助于参考馆员之前自行查找答案和参考馆员提供参考服务的重要资源。（2）建立通畅的网上聊天和邮件传送功能，这是解决咨询问题的重要手段。（3）数据记录与统计报告。能够知道系统如何被使用，利用模式，评价整个系统的效益？4？。加强数字化参考咨询的应用技术研究有助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有助于扩展理论研究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