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5:48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宋代文学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独有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史书的写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史记》是一部系统性研究中国历史的史书。该书主要是将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从全社会的角度探寻历史问题，这样能将历史从以往狭小的空间引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里，即让历史从微观走向宏观，建立新型的历史认知系统，为以后的历史编撰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是其他书籍无法相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于中国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问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关注，对其的评论不可胜数，本文主要就宋代时期的笔记探究《史记》。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三、结语
关键词：宋代 游记文学 特点 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1]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3-164.
[2]（北宋）欧阳永叔著，储菊人校阅.欧阳修全集（一）[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16.
[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4]（南宋）朱熹著，黄坤译注.朱熹诗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169-170.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教育特点；高中语文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宋代雅乐的特点；宋代雅乐的评价；宋君臣对雅乐的态度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4] 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J].中华民族专题.
[关键词]诗话 闲评 文学批评 趣味 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36－04
郭绍虞曾描述文学批评由产生而发展的历程：因整理和类聚区分而有了《艺文志》的《诗赋略》，这是批评的开端；因选择而确立标准而有挚虞“流别”、李充“翰林”，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滥觞：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开批评之风气；此后遂有确立批评标准、以批评的理论作根据的“为批评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总论概括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主要形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ぁ侗臼率》，旁采故实，刘敛《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在究文体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以及备陈法律、旁采故实等四种类型后，终于在北宋出现了欧阳修和刘敛“体兼说部”的两种“诗话”。因“说部”的基本义是指小说和轶闻趣事，可见这两种诗话具有与此前的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色。《六一诗话》开头即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闲”作为核心词，很清楚地表明了诗话“资闲谈”的功用，其背后透出的是闲逸的创作心态。可见，在郭绍虞所说的“为批评的批评”，及以明道、尚用为主的北宋初期文学批评中，这类“体兼说部”的诗话，既以“闲评”、“闲论”的随笔体式表现出文学批评的新特色，又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闲与杂：“闲评”是北宋闲雅文化催生的文化批评
“闲评”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纪录奇闻异事，所涉广泛驳杂而兼有评论、分析，作者不以“立言”为目的，而是视之为“闲”业。唐代即有“闲谈”、“闲评”类的文化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录得的《资暇集》三卷(李匡义)、《灌畦暇语》一卷(姓氏不详)等，但此类著作之盛却在宋代。宋代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位高权重，禄厚责轻，优游的休闲生活触发了文人追闲逐雅的审美旨趣，虽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士大夫文人也多有人生挫折，但在这一整体上具有近代色彩的时代，休闲雅玩风气不衰，“闲话”、“闲谈”式的文化评论也成为文人“闲雅”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宋人留下的笔记，就不难发现他们对闲评、闲谈有着的特殊嗜好。宋代的笔记，多以“夜话”、“谈记”、“杂说”等命名，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曲侑旧闻》、《冷斋夜话》、《齐东野语》、《师友谈记》、《紫薇杂说》、《常谈》等等。其实命名就是性质的定位与定性，宋人曾储编《类说》(六十卷)更可见之。此书所收名为“闲谈”、“闲话”者就有《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秘阁闲谈》五卷(宋吴淑撰)、《牧竖闲谈》(宋景焕撰)、《国老闲谈》二卷(宋王君玉撰)、《灯下闲谈》一卷(宋江洵撰)、《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撰)、《渔樵闲话》二卷(旧题宋苏轼撰)等。直到元代，还有此遗风，留有《闲居录》四卷(吾衍撰)。
宋代文人所青睐的文化“闲论”现象是影响深远的。明清以后，“闲谈”、“闲话”、“闲评”用于指称具有“闲文”性质的话本笔记小说，如明无名氏的《杌闲评》、清郝培元的《梅叟闲评》、清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清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清杜乡渔隐的《野史闲谈》、清于鬯的《花烛闲谈》等。虽文人“闲业”由宋代的善发文化“闲论”而转向了善写艺术“闲文”，但其“闲谈”中有“闲评”的精神与趣味未变，文化艺术评论的习惯仍在继续。
那么“闲谈”、“闲话”、“闲评”的文体具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不妨借助《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评价，作一番考察。如评袁文《瓮牖闲评》云：
其书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辨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于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拄出他书所未备。今……谨依类诠次，分为八卷。一卷论经，二卷论史，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之类，四卷专论小学，五卷论诗、词、书、画之类，六卷论饮食、衣服、器用、官室之类，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之类，而以杂论因果怪异及自记之语终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二》)
又如评曾V《类说》云：
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性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一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七》)
从以上《四库全书总目》对袁文《瓮牖闲评》和曾V《类说》的介绍、评价看，这些“闲话”体的评论对象广泛，有对经典、历史、方物、习俗、轶事趣闻的记载与品评，也有对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考证杂论，可谓“网罗四部”、“F铸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无暇顾及的零散文化现象，“往往出他书所未备”。同时，从创作态度看，也是比较随意的即兴之作，是“偶有所得，随文生义”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它不一定公诸于世，不一定人经垂典，只是文人闲暇时一种兴趣所至。但这种“闲散”的杂论，并非闲戏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是爱之深而研之精，同时由于著者抛开了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故可表达真知灼见，即所谓“剖析凿凿”，“尤多精审”。具体来说，“闲评”一般包括三个特征。首先，“闲评”多为杂评，评论对象不仅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即使“往往出他书所未备”的边缘文化，也多有涉及。其次，“闲评”多是休闲心态下的随遇而感，是赋闲心态下的“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所以体式松散、随意，内容庞杂不定，“散”也成为“闲评”最明显的文体特点。“闲评”的各条目之间既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更缺乏系统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所谓的“零矶碎璧”。再次，“闲评”的见解独到而精深，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多是爱之深而研之精，绝非著书立说之名利诱导下产生的作品可比。
二、闲谈与趣味：诗话审美批评的主要特点
诗文品评之盛于魏晋，究其源头，应是受汉代以来人物识鉴的影响，而伴随着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闲逸生活，“闲话”、“闲谈”、“闲评”文化风气的盛行，到宋仁宗时期，这些自由的文化批评精神，终于催生出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闲评”式“诗话”。在笔者看来，“诗话”只是闲评、闲谈发展而来的一种专门以诗文为品评对象的“闲评”，是宋代闲雅审美文化熏陶出来的感悟体验式文化评论，并且随着以诗文为特定品评对象的“诗话”随意性、趣味性特征日益突出鲜明，诗话不仅以其闲谈的形式、特有的趣味成为文人的普遍爱好，更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定格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 成为诗文评的主流而流传至今。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考证收录了宋人诗话139部。“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文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而是普通人群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闲评”的闲散态度、“休闲”精神始终灌注其中。郭绍虞在《宋诗话辑佚序》中曾谈及于此，认为诗话之称和诗话之体皆始于欧阳修，欧阳修自题其诗话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其撰述宗旨，本不严肃。
“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泛述”、“杂举”是“闲谈”的主要特点，而“闻见”、“隽语”则是“趣味”之所在。
虽说“尚理求真”是宋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对事物的理性分析与判别，已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文化自觉，然而，“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较为严密、完整的文论著作不同，它们不讲求严密的思辨，严整的体例，而是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对此，蔡镇楚在中西艺术批评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语录式的条目，言简意赅，富有诗的结构，语言容量很大。二是摘句式的评点，以‘点悟’为妙，片言中肯，富有概括性。三是多采用夹叙夹议式，论辞论事结合，随所触发，信笔即书，行文自由，风格活泼，趣味盎然。四是好用对比和比喻来批评诗风、诗派、诗人。通过对比，区分异同点，辨别优劣处，观点鲜明，语言生动，酣畅淋漓，富有感彩，与板着面孔发空洞议论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四者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闲谈”精神。透出了“趣味”，与前引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言所说的“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相近。
纵观宋代“诗话”、“词话”的叙述模式与叙述结构，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著作，而是现代文体意义上的闲谈随笔，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或“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松散文体形式传递的“雅玩”精神，以及宋人追求艺术审美感受的同时，不忘对作品做理性升华的创作态度。“诗话”的“闲评”精神主要表现在内容上的“生动故事性”和体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这样一种“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必然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趣味性。
钱锺书对诗话的“闲谈”与“趣味”曾有精辟的论述。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唐宋卷编写时，曾亲自撰写了其中《宋代的诗话》一章。他说：“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诗话是诗的随笔，风格生动活泼，“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宏议，而是随便亲切的漫谈杂话，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口说去，随意收住，给读者以一种不拘形迹，优游自在的印象”。他说宋代诗话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一样”，后来宋代诗话“‘轶事类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的成分相应地加多。它由杂记漫谈慢慢地变为较有纲领的理论阐释”。“只要把《六一诗话》跟《沧浪诗话》一比，就知道宋代诗话有多少发展!严羽表面上还是用随笔的风格，用亲切平易的语气，还像坐在软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讲台上说教，而实际上已经不是‘闲谈’，而是在‘深谈’，不是拉杂讲些趣事佳句，而是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可见，即使是“有系统”、“有纲领”的“深谈”，仍不失其随笔的风格、亲切平易的语气，仍有如同“坐在软椅里聊天”的趣味，给予读者的不是干枯的说教，理性的解读，而是闲谈中的趣味，是轻松自在的审美感受和愉悦。
三、“闲评”式诗话审美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总结了“诗话”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可见，以“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而成之为“闲评”，是自欧阳修最初意义上的“诗话”到后来诸多诗话的共同特点。
虽说欧阳修所创的“诗话”以其闲评的方式，成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门类。但又为不同朝代的学者所诟病，受到多种责难，被认为是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肤浅之作。在宋代，江西诗派的王直方曾说：“刘咸临醉中尝作《诗话》数十篇，既醒，书四句于后日：‘坐井而观天，遂亦作天论。客问天方圆，低头惭客问。’盖悔其率尔也。”在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甚至说：“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直到今天，受现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影响，随感式的审美批评，似也难入学术的殿堂。为此，我们不能不为“闲评”式的诗话一争其历史地位。
论文标题
撰写： 导师：
正
文
注释：
1、
2、
……
参考书目：
1、
2、
……
(1)文题：简明扼要，能概括论文主要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
(2)正文：论文字数应在7000字以上。最好理出几个小标题进行撰写，这样才能脉络清晰。
(3)引文：引文必须作注，在文中用数字标明，文后注释，格式参看“参考书目”，并注明引文所在原书(文)的页码。如引文并非来源于原书(文)，则须标明“转引自”，如：[1]转引自《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考书目：序号用方括号标注，格式分别如下：
期刊：作者、文题、刊名、年、期，如: [1]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书籍：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如: [2]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报纸：作者、文题、报名、出版日期，如: [3]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光明日报》1999年3月1日。论文集：主编、论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如: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数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图表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
（6）论文可打印，也可手写，手写稿一律用方格稿纸。
2、论文必须自己撰写。
3、二稿如改动不多，一般不寄回，请自留底稿。提纲及各次修改稿件均要存档，请保留好。
文学美学如同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一样，是门类（部门）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文艺美学的总范畴。这个讲座为便于集中说明问题，就以中国的文学美学为谈论的对象。文学理论教程总要说到文学的三大属性和功能：认识、教育、审美；但在实际运用中谈论审美却相对弱化。首先有了审美性，才有了文学的存在。文学是由作为主体的作家用审美视野观照和审美手段书写出来的。就中国美学史而言，六朝时代，文学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就是审美性。把文学中繁复的审美资源和丰厚的审美表述抽绎、提炼出来，系统化，整合化，就产生了一个独立的文艺美学的门类——文学美学。文学美学形成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等，现分述于下。
社会历史。文学美学具有审美实践性质，社会历史因素从多种管道影响文学主体的审美活动，铸造出特定的文学审美形态和精神。例如六朝，“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资治通鉴•梁纪十九》），“江南之为国盛矣”（《宋书•沈昙庆传》）。由于长期没有动乱和战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江南草长，莺歌燕舞，可以吟唱；吴娃越女，歌舞婆娑，足能怡情。渡江之初悲歌慷慨的意志被香风暖气所软化，逐渐沉醉于山水流连、诗酒风流之中，“务在贪污，争饰罗绮”（《通典•扬州风俗》）。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六朝文学界就出现了金粉美学、绮丽美学。社会历史因素变动的最激烈形式是战争，特别是民族战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大民族战争：一是西晋末年，二是两宋，三是明末。这类战争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进一步影响审美心态，从而在审美格调上体现出来，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悲慨愤郁。例如宋与金、与蒙古的战争，出现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终赵宋王朝覆没。历史巨变带来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产生了陆游、辛弃疾等一批爱国主义诗人、词人。南宋残山剩水的绘画形象，“夏半边”“马一角”的绘画布局，都饱含痛失半壁江山的悲愤情绪。“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灾难给诗人们提供了更广更深的表现空间。明末清初的江苏昆山诗人归庄在《〈吴余常诗稿〉序》中不满于历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诗美学思想，认为那是局限于私人写作的“小不幸”，而国破家亡才是“大不幸”，诗人应当抒发这种“大不幸”情绪，从而形成了这一文学审美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化。在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文学美学方面，还有崇文风气，例如魏晋六朝；科举取士制度，例如唐代；社交社团活动，例如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西晋的金谷诗会、东晋的兰亭禊会等；文学教育，例如六朝。有公立教育，设文学馆、文学官；私家教育具有浓厚的家族文化色彩，有独特的教育方式和鲜明的文化传承目的。对此，《世说新语》有许多记载。家族文学教育中最典型的是“乌衣之游”，即指都城建康乌衣巷谢氏家族寓文学教育于游赏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思想文化。文化是孕育文学美学的总体语境，例如宋代。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学习型社会。《续资治通鉴》有宋太祖赵匡胤劝宰相赵普读书的两处记载（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五课有《赵普》一文）。宋代诗人晁冲之的《夜行》诗有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代整个文化知识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全面发展，兼备数艺、数技，例如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文化语境和美学整合便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如玄学美学、佛学美学、理学美学。玄学美学。《颜氏家训•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故称之为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玄学文化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玄学美学。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以玄对山水”，产生了玄言诗文，例如大型组诗“兰亭诗”和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在文学美学理论上，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书的文学传论等具有专门化性质的文学美学论著、论文，就是在玄学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佛学美学。佛教东渐，到了唐代进入辉煌时期。王昌龄《诗格》提出诗学“三境”说：“物境”“情境”“意境”。“境界”是佛学文化与美学整合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对中国文学美学史影响极大，一直到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加以运用和进行新的阐释。理学美学。宋代是理学形成期，以儒学为主干，加以新的阐解，借用佛学中有助于建立心理学的思想材料，建构成精致、周密的思想体系。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唐代以情胜，宋代则以理胜，产生了一批理趣诗、哲理诗；在文学美学理论上，主张重神似轻形似，以物观物，以心为理，产生心学等。艺术门类。在美学史的发展中，门类美学逐渐各自独立，分类明确，然而内部却互相沟通。我们先说说绘画、音乐和文学的联系。绘画和诗歌。诗画相合，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最重要命题。北宋张舜民《跋〈百之诗画〉》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把诗与画的基本特性联系起来。苏轼用唐代诗人王维为例，说明道：“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命题。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进一步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就把诗画相联系的总体特征上升到本体的同一性来认识。音乐和文学。中国的诗、歌、舞都是音乐的派生物，六朝时的“永明体”就是用音乐的声律对诗歌的音韵加以规范，从而开启了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唐诗和音乐的关系。清代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甚至认为：“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诗律的规范化、定型化，为唐诗的音乐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于是，唐代出现了一批写音乐的名诗，例如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常建的《江上琴兴》、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等。其他门类，诸如舞蹈、建筑、书法等艺术对文学美学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中国教育传统是综合性教育、素质教育，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即指此。于是，审美创作上文学、艺术之间便互相贯通，文学受到艺术的影响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作者:吴功正 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汴宋文化；文化新态；学术眼界；学术境界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长期繁荣和走进意识积淀，造成人们的中心文化心态。随着时序更迭、时代变迁，中原文化心态来到了其社会转型的当口。
一、认识汴宋
中原大地上处处留有宋代的遗迹。寻找周朝要去安阳，寻找汉唐要去西安，寻找明清要到北京，寻找宋代就得来开封。
开封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渊薮。而主要是宋文化，在开封留下众多遗迹，明末黄河决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国寺为战国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齐天保六年（555）建为寺，北宋曾留下一条最早的看戏记录。清潘长吉《宋稗类抄》卷七“怪异”条收录一条资料，说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北宋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则说：“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证明相国寺里有优戏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矶干脆就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佑国寺铁塔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镶以褐色琉璃砖似铁色，故名，因黄河泛滥，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开封市内现存最早建筑物，文献记载原为9层，明初摧毁，止遗三层，后在残留的3层塔身上加建7级小塔，形成特殊风格。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为周王府花园，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决城淹，王府沦没，煤山独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旧址建万寿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来此朝拜，故称龙亭。龙亭前有潘、杨二湖，则仅仅是传说。北宋留下的还有宋徽宗宣和画院里绘画待诏张择端描绘汴京的著名界画《清明上河图》，在古代绘画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这一座。与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写下的《东京梦华录》，成为第一本城市传记。
（一）宋代社会的转型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选择宋代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有。因为在整个中国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为独特的，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是上古社会，唐代以前是中古社会，宋以后就进入了近古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是从宋代开始的――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而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来到了它的世俗性阶段，热闹繁缛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贵的家庭生活，都在为它涂抹一层人世油彩。我们耳边的市井喧嚣渐渐响起。
与唐代比，宋代经济社会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与提高，例如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宋代好像进入了―个集中的科技发明时代，一系列直接影响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这时涌现出来。票券发展为“交子”，成为纸币的先声，使得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确立，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活字排版的发明，火药的发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开始使用指南针，天文时钟的架设，鼓风炉、水力纺织机的运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舱壁，都于宋代出现。这种种发明的普及运用，推动社会生产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带动了经济的突飞猛进。
宋代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实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划为一个个方格子，平面就像围棋盘。我们在文献里经常见到唐代长安坊名，如长乐坊、永宁坊之类，一共108个坊，每个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墙，墙外是道路，骑马走车人行。要开市贸易买东西怎么办？固定一些坊市，定时定点在那里做生意卖东西。可是城市还普遍实行宵禁。到了晚上要关城门。为了防范坏人和盗贼，宵禁开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有执金吾巡逻，碰见就抓。你去坊市买东西，看见日头偏西就得赶快往家赶。否则会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实亡，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坊市被临街随便开商铺所代替，什么孙记正店、十千脚店、刘家上色沉檀香铺、王家罗锦匹帛铺之类，人们走在街上就可以随便买东西，和今天一样了。这样城市就热闹起来。进入市民社会，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开始露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从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缀满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新兴城市和市镇。这些城镇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种类繁多的商业贸易现象，“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为了支持这些贸易，鼓风炉、纺织机的声音在全国大地上到处回响，稠密的乡间驿路上蹄踵交道、运货的大车络绎不绝，蛛网般的内陆河流风帆繁密、载物的舟楫头尾相衔。市镇上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店铺座座相连。构成一道道繁华的商业街，每日销售着品类繁多的货物，各类服饰、丝织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饮食果品、药材、香料、印版书籍、花鸟虫鱼、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银器、日常用品、年节应景之物等等应有尽有。这种与前不同的历史图景，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一种与以前单纯农业社会内容、节奏、观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序幕的开启。
（二）开封的繁华
开封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为北宋国都之后，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成为东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军驻扎，又把灭掉的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七国遗民迂徙至此，加上众多的商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万人口的东方巨都。现在开封170万人，是个小城市，但那时却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腊底比斯8万人，巴比伦城20万人，西汉长安40万人，公元775年萨珊王朝的巴格达第一次突破100万人，然后就是ll世纪的开封了，以后明清时期北京也就是100万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堡100万人。到了1825年伦敦510万人，1925年纽约650万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驻军、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之外。大多是商贾摊贩、小手工业者、船夫脚夫、艺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无业游民等，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元丰（1078―1085）以后汴京城拥有160种商行，约6400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商业化城市。汴京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仅官营的就有八万多人，其总数不会少于十几万人。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约十几万人，另外还有大量妓馆、勾栏，以及经营小食摊、水果摊、零食担儿、杂货担儿、测字算卦的普通民众。汴京很快发展到历史上的极盛。
南北宋之交时人孟元老，曾经于北宋末在汴京渡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汴京因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到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宝马，罗绮飘香，弄管调弦，箫鼓喧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就在这万众集聚、游风熏染的文化环境中，市井艺术茁长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为一座东方最大的游艺场，市井中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艺IX--瓦子，每个瓦子里有许多专门供表演用的勾栏棚。平日都有众多的“富工”、“闲人”在游荡，往往聚集数千人观看杂剧以及各种伎艺表演。只要过节，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诞辰、神祗生日等，勾栏民间艺人和宫廷艺人都在大街上搭台演戏，引得万人聚观、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众多的艺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乐人达千人，开封府衙前乐和军队乐尚未计算在内，瓦舍勾栏里的艺人则无可计量，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记载，金人攻陷汴京时，一次即索要“露台祗候千人”。艺人受捧、能挣会花，弄得民间重女轻男。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说：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则如捧璧擎珠，从小让她们学歌舞、说唱、杂剧，十几岁就去市肆上演出。在这蹈咏升平、寻欢作乐的时代里，就日益产生出新的世俗文艺品种来，小说、陶真、吟叫、嘌唱、杂扮、影戏等都是此时兴起。
通俗文艺的兴盛与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华的现实人生乐园对于人们的诱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们都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世俗欢乐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节时纵民游赏，赐小民金杯饮酒，与百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称作“宣和与民同乐”。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华，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镇割据、拥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乱的教训，猜忌武将，排抑武人。赵匡胤登基后，马上“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自己的拥立者、禁军统帅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军事指挥权，却把军政大权都交到文人手中。不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职，例如中央掌兵的枢密使、各地统兵的都统制，也同样由文人充任。这样，文人集团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军权、财权，成为宋代最具实力的社会阶层、，宋代又大力进行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极高的荣誉与优厚的待遇，跻身于官僚阶层而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届时城市人民倾巢出观，万民空巷，盛极一时。北宋尹洙曾经评论说：“将军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把强蕃赶到大漠，唱着凯歌回来，全城欢迎，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荣耀。”（田况《儒林公议》）考中状元者，自然成为天下注目的对象，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阶升转极快，有时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为上层官僚。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宋代变为了现实，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来。
科举造就了众多的文官。我们比较一下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唐代开元年间每年在京师应举的士子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间每年在京师待试的士子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宋代达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设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学士宋祁说，当时“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见三费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俸禄多，赏赐重，除定例的禄米外。还得到绫、绢等实物和职钱。种种优渥条件，把宋代士大夫阶层置身于一种饱食雍容的境地。这种条件培植起一个广大而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他们既然衣食无忧，不需要从事其他具体的实业和实践，便有充裕的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开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读书写作、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北宋文人最有艺术气质，士大夫中诗书画乐兼擅、艺术修养全面发展的大有人在。苏轼能诗能文能词能书能画俱成大家，在诸多方面都开一代之风、卓有建树，成为北宋文人艺术禀赋高绝的突m代表，成为中国古代难得的一位艺术全才人物，
市井文娱生活的兴盛，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陶冶环境。他们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乐、放纵的生活，终日消沉于歌楼酒馆之中，吟唱着“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倚翠偎红曲调，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词人柳永更是视功名而不顾，满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艳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这样的艳冶环境，对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调，促使其创造出新一代的文风，甚至推动其直接参与市井创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长调慢词就产生于这种都市冶游中。泽州孔三传首创诸宫调，深受士大夫喜爱。苏轼、宋祁等文豪也都为宫廷杂剧和歌舞演出写作“勾队词”、“放队词”，尽管是应景之作，以苏轼一代文豪的笔力，仍然写得一气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艺术修养。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还爱写杂剧词。宋仁宗则“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又善书，曾作飞白书答谢辽兴宗所赠绘马。宋徽宗更是一位钟情于艺术的皇帝，他对艺术无所不丁，能书善画，独创的“瘦金体”书堪称一绝，花鸟画独造其妙，山水画则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创办起皇家绘画学院，仿照科举制度，用命题取士的办法招收学生，并亲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书画珍品作教材，培养出众多高水准的画家。至于他在节庆时到市廛与万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创九五之尊“与民同乐”之风，此举成为南宋历代皇帝的定制，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艺术的审美主导心理是士大夫审美心理。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艺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艺术。它领导着时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发创造并自我欣赏的艺术，成为宋代审美趋势的主流，它影响着市井艺术，导引着宫廷艺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国土狭促，形成了内趋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弃了对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识积累、提高文化修养、探索宇宙观和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为宋文化的走向集历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础。于是，宋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文治烂然的朝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成就时习惯于用朝代相标举，而宋朝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讲学术思想时说汉宋，讲诗歌、散文、书法时说唐宋，讲绘画、话本小说、南戏时说宋元，讲理学时说宋明，词则以宋朝独标一代之帜。可以说，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它既是继往开来、从历史的纵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继点，又是总汇古典文化结晶、开辟近代文化先声的中转站。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位置，也为宋代文化的性质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首先体现为学术之盛。与唐人昧于经学、诸子学、史学的研究相反，宋人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学的奠定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大历史转折与发展，它总结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学之道，而成为后世千年社会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学处于一个开创的时代而高度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体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总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马光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古代有关中国历史的第一本编年体通史性著作，司马光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著作，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历史、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而这种坚实饱满的知识基础，则是宋人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产物。南宋袁枢在《资治通鉴》基础上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历史事件为轴心撰写的史著，它标志着传统历史编纂学史新纪元的开始。宋代史学发达的标志还体现在史学著作的浩繁与众多，北宋欧阳修编的《新唐书》225卷与《日唐书》并行，南宋郑樵编纂的《通志》200卷成为有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献的“三通”之一，满地别史、杂史、野史的大量涌现助长了史学的兴盛，舆地与金石学的发展则推动了史学进人新的天地，至于类书编纂进入高峰时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事物纪原》《太平广记》，林林总总，动辄上千卷，为文化与学术留下了丰厚财富。
文学艺术的兴盛体现了宋代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成就。宋代的诗、词、古文、书法、山水花鸟画、瓷器、建筑、园林皆继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发展至纯熟阶段，或别出一格。宋代文学是与唐代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诗不如唐而量超之，文胜之，词过之。宋诗虽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荡，虽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议论见长，较之唐人，纹理更为细致周备，文气愈加流动贯通，与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词独为一代天骄，以其轻飚倩俊、曲致婉转的细腻笔触，捕捉住人们日常稍纵即逝、难绘难描的心绪意态，遣词造意，开中国诗歌之新境，启曲词畅达之先声，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终也难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鸟画都在五代基础上走向高峰。山水画钩皴点染各种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内在气韵充沛，建树卓著，成绩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画而独领画界。花鸟画奠定工笔设色的规范，生机盎然、绚丽华彩，开元明清千年画坛之风。宋代书法虽不如唐人工稳严谨，但抒卷逞意过之，苏黄米蔡四家皆备一格，各领时尚。宋代工艺、建筑皆发展到精审细密、巧夺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为绝妙代表，以其冰晶雪莹的色泽、质地与神韵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栏众多通俗文艺品种的簇花般兴盛，造成宋代艺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戏曲、小说的泉涌汩汩，成为元明清滚滚而东一条滂沛大河的源头。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兴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适应科举选士、培养人才的需要，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各级学校，一时国子学、太学、州学、县学林立，另外又有专门的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校。此外，宋代官私书院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六大书院，为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书院（在今江苏句容），都是当时的文化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名师，培养了一代人才。这些书院的规模很大，有时生徒多至数千人，它们对于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与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辅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书籍的普及，这是科技发展与商业繁荣给宋文化带来的一股强劲的生命液。五代之前，书籍被视为难制品，通过抄写来流通与传承。虽说雕版印刷术已于中唐时期诞生，但尚未开发出印书的商业用途，一般读书人手中的书籍还是靠自己去抄写。可以想见，在那种条件下，拥有众多图书是一种奢侈，普通寒门土子根本不敢想象，这就阻碍了文化知识的普及。北宋庆历（1041―1048）以后，各种刻本书籍开始大量刊行，价格日减，特别是建本书籍，尽管因为质量低劣而遭致讥评，但它的低价位与高销量，给文献的广为流通带来极大的便利条件。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读书与藏书不再成为奢侈行为，公方和私方为了阅读的方便开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书楼，从中央的三馆、秘阁到各州学、县学以及民间书院，都拥有众多的书籍，提供给读书者阅览。私人藏书家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知名者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人都藏书数万卷。书籍的广为流通大大扩充了读书士子的文化视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大大超过前人，如果将唐宋一般文人的学问层次进行对照，可以很明显地得出前者浅陋、后者闳博的结论，这种情形有力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
书籍刊刻与流通的便利，反过来又刺激了宋人著书立说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兴趣，一时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内容从史书、政书、农书、工书、文书、诗书、乐书、佛书、道书一直到杂流百家，样样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远远超过前代，动辄几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笔记极其盛行，人辄一记；宋代的许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当作毕生宿愿来对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会的膨胀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话本、剧本等类印本书籍，风俗画、节令画、招贴画等年画的先声，也广泛进入商业流通。这些书籍的流通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作为中国普通民众了东汉二百年江山。听父亲讲，他小时候曾听说清代南阳过大象，因为南阳处于缅甸进贡大象的进京官道上，但现代南阳风光不再，因为没有了交通优势，沦落为偏僻的地方。云贵高原通的茶马古道也一样，过去十分热闹，今多荒颓。
国都，往往会成为商业社会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开封，近代是伦敦、东京。欧洲各国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则作为欧洲延伸，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国家将首都与传统王权分离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东京，天皇却住在京都。
美国则成为一个另类。美国是两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兴国家，本原就是脱离传统思维的异教徒开创的新大陆，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华盛顿，商业中心却是纽约：因此，“9・11”恐怖事件攻击的对象不是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而是纽约曼哈顿的“双塔”世贸大厦。
而中国的传统中心，高踞金字塔顶端。中国离开首都，就感觉离开了中心，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偏远边鄙。但今天世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摆脱了欧洲传统王权控制的国家，把国家政体的金字塔结构变为板状的平铺结构，因而生活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都不感到自己是偏远边鄙之民。加之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迅速普及，美国的每一个国民坐在家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在证明：这将成为世界趋势。坐在家里办公，可能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网景。
那么，学术呢？
（四）学术界域
学术历来不受界域限制，学者只要胸怀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点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有书，掌握信息资讯。
学术还历来避开世俗的闹热。中国古代许多书院都避在一隅，因为士子们要静心读书嘛。河南的嵩阳书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极峰下。欧洲大学从中世纪修道院而来，修道院与寺院一样都建在山上。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学的伯克利大学，建在美国西部繁华都市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还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图书和学者积累，就有大学；只要有了资讯，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国现代大学却走了背道而驰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与校园的物资供应，可眼下却都被城市的膨胀和拥挤堵得喘不过气来。当初北大、清华建校时离城极远，出北京德胜门北40里，保留了较大的腾挪空间，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过去学术还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学术远离原发地的情况。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学的研究，中心长期在欧美，印度梵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中国的敦煌学长期在日本，纳西学长久在国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资源掠夺，二是兴趣与眼光。这说明，当学术扩大到比较易得的书籍之外，需要拥有更多特定资讯时，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开
存量限制，过去是学术的一大障碍。以往河南大学发展的障碍，一是传统存量不足，二是现时资讯不足，最终归结于开封小城的偏僻与闭塞。然而，现代传媒一夜之间把障碍消除了。网络为学术构筑了一个板状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权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够更加熟练地驾驭和运用它。过去我在北京图书馆啃干馍喝凉水查阅一星期的资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标一点，十分钟就出来了；过去我用十三经索引，辛苦费时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经典例句的出处，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钟就找到了；过去我要带着介绍信到各个图书馆去查目录、填单子、打条进去长久等待，然后拿到书一看不在这一册，又得把整个程序重来一遍，但管理员吃午饭去了只好下午再来，今天你电脑上可能就装有《四库全书》《古本戏曲丛刊》，一点即来；过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录到图书馆里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寻找我要的论文然后付费一张张复印，现在你在知网里一点就出来，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载。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学的资讯优势被打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过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垄断，开始被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无限打开的结果，是研究界域的无限制扩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在牛津、哈佛、清华、北大还是在河南大学，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去发现和跑马圈占自己的领地。前提是，你要打开眼界，扩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学术眼界
所谓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读书好理解，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种社会实践，亲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见，是谓经多识广。许多事情一定要亲临现场，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导“行走文学”是有道理的。我这么多年也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前后到过20余个国家，受益匪浅。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扩大学术视野更重要。有了广泛的学术视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学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仅是要走出开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上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清华学堂、南洋公学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常说要放眼世界，这是针对观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说的。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了世界公民，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经到了，“西潮东渐”的势头也早已逆转，开始进入到“东潮西渐”的阶段了。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也已经条分缕析。一个美国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广东粤剧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乐。文学传播方面，奠言获诺贝尔奖是一个开端，麦家的小说《解密》又开创了在欧美2l国同步发行的先河。
眼界决定了你论文的选题范围和立论角度，决定了你的阅读对象和研讨对手，决定了你的应用条件和适用领域。在立论时，你是针对河大发言、对中国发言还是对世界发言。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范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出版物上了，因为随便一个选题，都可能已经是世界性选题，有着众多的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台上，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同道讨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做学问写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论文，90年代就会让人感觉你落后了，21世纪再这样做就成为你论文的硬伤。
前天，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昨天，美国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国人也来了。
（七）学术境界
过去做学问，首先要求学术心态的纯正。大家很熟悉王国维的学术“三重境界说”：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说，做学问必须先有孤独感；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做学问要长久不懈地坚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终于有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一定阶段，顷刻之间豁然开朗。“三重境界说”强调的是学术专一与心境沉潜，但那是传统学问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学科的学术布局，特别是新兴学科与新兴社会发展的千丝万缕联系与同步，要求学术触角八方展开，广为延伸。学术培养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学究，而是要培养更多的建设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过去说“专”与“博”的关系。更多强调的是“专”，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应该强调的是高瞻远瞩、极目远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第一重境界就应该换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强调站得高；第二重境界应该换成“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强调看得远；第三重境界则相应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调学无穷尽，学无止境。
眼界有多大，学术就有多大；眼光有多远，学术就有多远；境界有多深，学术就有多深。
（八）补充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