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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有关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一：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分析
一、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不确定性
西方经济学教材种类繁多，如国外原著和翻译版，比较经典的有曼昆、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平狄克等的《经济学原理》，国内高鸿业、梁小民、黎诣远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很多高校学者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独立院校发展的时间较短，目前市面上很少有针对独立学院特点而专门为独立学院学生编写的教材，所以很多独立学院依然采用校本部所指定的教材，但是普通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注重培养的是理论型人才，而独立本科院校在经济学课程中则需注重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样教学效果肯定不理想。目前，一般本科院校大多采用高鸿业主编的教材，该教材逻辑性、推理性、完整性都很好，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也一直采用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适应，因为高鸿业版本内容较抽象，数学理论使用较多，案例太少，对独立学院学生来说太难，苦于无其他适合的教材，因此依然采用。
(二)独立学院学生数理基础较差
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在学术规范上又偏重于用大量的数学语言表现，因此，在学西方经济学之前需先修经济数学。从独立学院招生情况看，经管类专业招生文科生比重较高，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例，2011年经管类专业招生情况看，文史类招生人数高达理工类招生人数的4倍。工商管理专业文史类招收40人，理工类招收10人。整体而言数理基础较差，所以西方经济学历来是学生感到头疼的课程，学生在刚接触经济学时，兴趣非常浓厚，当微观经济学开始涉及数理推理时，有些同学不坚持，到后来逐渐放弃，这样的教学效果显然不理想。
(三)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年轻型
独立学院的办学机制，开始是依托本部专任教师，只应聘辅导员。但由于依托本部教师上课，因对其约束力小，很多教师应付了事，同时对学生有比较心理，认为独立学院学生不如本部学生好。这种依靠本部的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多问题时，因此开始转向自身应聘专任教师队伍的机制。独立学院是年轻的，独立学院的教师队伍更是年轻的，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例，自聘教师90%都是讲师职称。西方经济学教学要求非常高，大多高校承担该门课程的都是教授职称或是非常优秀的讲师。自聘教师基本是高校毕业直接参与教学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经验不足，实践能力有限，这必然影响教学效果。另外，从各高校教学大纲的教学方法看，基本都是讲授，教师教学方法较单一。这种教学形式忽视了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性，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只满足于理解和记忆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都能通过恰当举例，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如边际效用论、博弈论、企业竞争等，但宏观经济学的例子就较难，易过时，即使通过一些实例使学生理解了某一理论，学生往往也不能运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释当前的热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学生对社会了解的缺乏，理解教学内容的难度加大，更谈不上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和独立分析问题并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所以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往往事倍功半，教学效果不佳。
二、提高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向
(一)选择合适的教辅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早在2005年以前就进行了独立学院教材建设的调研工作。2005年1月开始联合有关高等院校，着手组织编写全国性的独立学院系列教材。但至今未出现一本优秀的被大多独立学院都采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所以高鸿业主编的教材依然被广泛采用。基于此情况只能备好辅导资料，如茅于轼的《大家的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学》;梁小民的《小民说话》、《小民说经济》;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还有一些经济论坛，中经信息网等资料都可以作为辅导材料。但是，我国教材的更新速度较慢，教材内容很难跟上时代，跟上国情，我国《西方经济学》才出版到第5版，而萨缪尔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已到第17版。因此，选择国内教材，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教师必须时时更新教学资料，关注时事结合理论分析，学生才容易接受。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指出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来回反复修改，来回磨。好的教材起到引导点睛的做用。因此，应集独立学院优秀教师及我国经济学者之力磨出一本适合的优秀教材。
(二)正确对待学生
从高考招生录取看，独立学院学生整体基础较差，学生已经进入学校，在此方面已不能强求，因此根据现有的条件，提高他们的大学学习热情是非常重要的。1.尊重学生独立学院学生心理比较脆弱，特别是有些因高考失利到来的同学，不仅需要辅导员的帮助，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要正确的引导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他们，只有尊重他们，他们才更愿意合作，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共同进步的过程。刚开始学西方经济时，学生满怀着喜悦和憧憬，在他们看来学经济学和钱有关，当讲到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分和弹性概念时，理解差的学生开始跟不上，因此应该放慢进度。作为授课老师，尽量认识学生，让其知道教师对他的尊重和认可，多与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为后续的深入教学工作奠定基础。2.加强练习西方经济学习题练习不可少，王则柯老师上中级微观经济学提到，如果平时不做练习就不用参加考试，因为即使参加考试了，结果也是基本都不会做。要求学生上课时都必须准备草稿纸以备画图和计算，同时让学生独立完成课后习题，在摸索中前进。常言笨鸟先飞，只有加强课后练习及习题集的练习，才能更好掌握专业术语和更深理解基本原理。教师也应趁热打铁，及时指导，吩咐安排监督完成，严格要求学生。
(三)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1.建立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课堂教学以讲课为主，讨论为辅，课外教学专题讲座和实践教学并用，以科学、生动和灵活的讲授方式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根据教学进度的需要，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准确诠释课本内容，穿插案例教学，使课堂生动有趣。微观经济学案例较多，特别是效用论和博弈论，学生经常津津乐道。同时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其参与讨论热点话题，主动思考。如：当前通胀对自身有什么影响;国家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怎样调整经济结构等，让其为国家献策，培养主人翁精神。课外之专题讲座，既可以请企业单位的经济管理人才，也可以请地方著名的学者作报告拓宽学生的眼界，了解经济前沿，把握时代方向。注重实践教学，通过实地调研，深入社会才能了解社会，分析问题才能更透彻，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寒暑假参与企业的生产，了解企业的成本，分析企业的长短期利润。鼓励学生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建立课题研究。如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立了学生创新基金，学生已成功申请了《荆州市区域竞争力调产研究》、《荆州市优势产业选择》、《关于提高荆州市农民收入的对策研究》等基金，培养了他们查阅文献、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建立一师一导制
教学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擦出思想火花。独立学院教师普遍年轻，教学及科研水平有限。专任教师少，及时交流提高的机会就少。因此，在节约独立学院办学成本的基础上，可以聘请退休的优秀老教师，建立一名老教师带一批年轻教师的制度，为青年教师的发展提供条件，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要想讲好西方经济学，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包括经济数学、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很多知识，还必须有社会经验的积累。因此导师对教师的每月一评，周周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在年轻教师申请科研时能提供有用的建议，提高命中率，对教师的发展和学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3.激励机制的建立
独立学院年轻教师为了生活，承担了大量的课程，课时量较多，如此，教师又有多少时间思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教学方法呢?资源是有限的，承担教学任务过多，必然科研水平就欠缺。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来说都是不能或缺的，他们相互影响。基于这种情况，一些院校限制教师的选课门数和周课时，但这种方式必削减教师的积极性，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关键在于学校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如：获得教学质量优秀教师的物质奖励;鼓励教师科研给予适当的工作量，提供教师外出培训和考察的机会，让教师有归属感。
三、结束语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因此，对于独立学院来说，可以大量吸取前人的经验，但要充分认识独立学院问题的特殊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学院还需不断的探讨，如：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效的激励机制?如何核算导师工作量?这些具体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影响教学质量的长期性。
有关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二：西方经济学教改思路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课堂教学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流派众多,学生难于区分差别。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英国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例如,以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1887-1975)、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15-)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琼罗宾逊(JoanV.Robinson1903-1983)、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oldor1908-1986)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以罗伯特韦内克洛委尔(RWClower,1926-)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7.312006.11.16)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等。正是因为这种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状况,经济学才得以长足的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得以紧密结合,关于同一经济问题,不同的学派也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我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高校学生,也很难理清思路去辨别哪种理论是主导的,这就对学生的课后阅读和对理论体系的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多样,学生难于理解掌握。与其他经管类课程不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多样,它包括: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等。实际上,该门学科大体上分成三种层次: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层次越高理论体系中包含的数理知识和模型说明就越多,历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产生在经济学模型的建立与分析领域。这对首次接触到经济学的高校学生同样是个考验,因为同学们在从前的学习中已经习惯文和理的区别,把二者有机的结合是一个大的挑战,一旦对数理模型失去信心,经济学是学不好的。
(三)理论体系庞杂,初学者难于分清脉络。西方经济学涉及到微宏观两个大的门类,而两个主要门类之下有划分成诸多的章节,实际上作为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涵盖了几乎所有其他专业课的基础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包括消费者需求理论、生产者理论、效用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微观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等。如此多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一次的教学周期内掌握,融会贯通,分清知识脉络,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
(四)知识体系更新迅速,教师难于及时调整。由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理论体系相比其他学科更新较快。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再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经发行到了第十七版;哈佛大学教授格利高利曼昆1995年的《经济学》著作,被称作最受欢迎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已经发行了第五版,几乎两年就会改换版本。这种版式的调整包含了案例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知识的改动与补充。任课教师必须要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新理论的补充及案例的调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诸多特点,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积极开拓新的教学方法、采用有效地教学模式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味的板书和讲解不仅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有时甚至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对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几点改革建议
(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水平是课堂教学效果提高的根本。教育界有句名言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一桶水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了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该去读透该门学科的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货币、信息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要与时俱进地阅读权威期刊的论文,掌握国内外的经济动向;要通过观察和调研,更多地去研究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从而提高自己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掌握,讲课时才会厚积薄发、行云流水,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和灵活的教学方式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关键。课堂教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而这些方法的使用要和课堂的讲授内容相结合,随时随地调动学生的兴奋点。首先,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都是以案例为基础的,在大量运用案例的同时,有效地把经济学理论传输给学生是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任课教师,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在现实基础上了解掌握理论。例如生产者理论中可以用一个大公司通用汽车的案例贯穿始终;国内生产总值的讲解可以采用上年度本国的实际数据作为案例;基尼系数可以用我国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比较的真实数据作为重点讲解。其次,互动式教学法是适合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教学方法。随时随地地与学生进行交流,能够及时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课堂教学的难点与重点。作为大学教师,保持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是营造良好课堂气氛和学习氛围的关键所在。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具有争议或属于某个流派的,这也正是该门课程的魅力所在,学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与见解,老师如能适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无疑对学生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又实现了教学目的。再次,在经济学课堂开展多媒体教学。这是为了借助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延伸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教师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多媒体课件开发,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有优势把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信息传授的效率。
(三)经典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独立思维的有效途径。在充分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情况有机地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是研究商品价格变化与需求量的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对于未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进行相应的分组,让学生以营销部经理的身份去考虑如何进行合理定价从而使公司利润最大化,学生就会在仔细学习理论知识之后开动脑筋,结合实际去拟定价格,在此基础之上再让每组学生选代表到讲台上阐述本组的定价策略,同学们相互探讨利与弊,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论文样式的报告。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学生不仅学习兴趣空前高涨,而且对理论知识也不再生疏,从而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再如,奥肯定律是阐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反方向变动,即失业率越高,通胀率越低;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经济发展迅速,物价水平趋高,有通胀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这样就产生了与经典理论之间的矛盾,如何分析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如何去更好地解释奥肯定律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悖论。学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学习理论知识,不仅掌握了经典理论,也了解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找到问题的根源的创新与钻研能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最缺少的一种素质。
(四)数理模型的双重讲解是解决教学难点的良好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数理模型非常的常见,随着学习的深入几乎每一个经济理论都会有相应的模型和公式。教师在上课时应把每一个模型理解清楚,讲解清楚,再用现实的情况加以深入浅出的点拨。例如,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关系是一个教学难点。三条曲线的形状、交点、拐点等都是有明确定位的。首先,教师要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告知学生三条曲线的画法及彼此的关系;其次,讲解完之后要学生到黑板前板书,检验掌握程度;最后以身边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解释为何三条线是这样的关系。以班级某门课程的期末成绩为例:总产量就是班级的总分;平均产量就是平均分;边际产量就是新插班学生的得分。边际产量高于平均产量,平均产量呈上升状态可以解释为:只要刚到班上的同学分数低于现在平均分,对于全班的平均分都是向下的拉动作用,反之亦然。当然,这一例子不见得恰当,但通过这样例子的讲解,几乎所有同学都会理解老师所要阐述的内容,再去理解模型就非常的简单了。
(五)课堂讨论、社会调研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学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时代,学生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为了很好的讲授一门课程,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显得异常重要。理论来源于实践,让学生在能力范围内去检验自己,是师生双赢的策略。所以,任课教师要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生的动脑能力、动手能力,让他们走进现实社会去感受经济学理论的魅力。例如,研究商品的促销手段,让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逛商场,不买东西,只观察商家的定价变化和所谓的活动,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些商家的促销手段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偏好、收入、预期、替代商品价格中的哪一个影响因素。这样的课堂不仅让学生学会了专业的知识,加深了印象,甚至对学生在今后商品交易中也可以很清楚的分析自己的利害得失,从而进行最佳的选择。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沈阳市经济适用房供给状况分析
笔者从沈阳市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及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的供给状况。1.沈阳市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分析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的投资额变化较大，根据统计数据，2003年和2005年的投资额均比较低，2006年上升到最高值，2007年和2008年逐年减少，而2009年和2010年逐渐增加，但是占住宅投资额的比重却有所降低。沈阳市住宅投资额、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及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额的比重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沈阳市整个住宅市场的投资额变化比较大，所以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额比例变化较大，其中2000年的比例是18.28%，到2003年三年来持续降低到1.47%，2004年回升到4.42%，2005年又下降到0.56%，2006年上升到7.85%，之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10年比例为2.77%。沈阳市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额比例动态图2.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分析近几年，沈阳市房地产业发展很快，根据2002—2010年统计数据可见沈阳市2002年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面积比例是14.21%，2003年骤降到4.17%，之后到2006年提升了2.7个百分点，达到6.87%，2007年上升到16.73%，达到近几年来的最高值，随后两年的数据逐年下降，2009年所占的比例是1.96%，两年来下降了14.7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7.39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很快。从2002年至2009年沈阳市住宅竣工面积、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及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
沈阳市经济适用房供给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适用房的推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1.经济适用房投资比重不断下降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依靠政府优惠政策而进行的，即只有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经济适用房才能健康快速的发展。自2000年以来，沈阳市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额的比重骤降，到2004年开始有所回升，但是到2005年下降到了近十年来的最低值，2006年比重回升较大，之后几年又逐年下降，虽然其中某些年份下降幅度较小，但总体发展趋势是持续下降的，这必然引起经济适用房在供给上的严重不足。现阶段，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模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量，这是房地产结构不完善的主要体现，也是导致房地产价格不合理的重要原因［3－4］。2.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面积比例小除了2007年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面积的比例有较大回升之外，近几年来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1.96%，说明近几年沈阳市计划中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速度较慢，建设竣工面积持续下降，未完成的施工面积较大。导致沈阳市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的现象加剧，从而导致经济适用房的供给结构不合理。3.缺乏经济适用房信息管理技术近年来，信息技术被各行业广泛利用，有助于建立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实行实时动态管理，定期汇总分析，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而在经济适用房的管理方面，信息管理技术相对落后，不利于掌握沈阳市经济适用房最新动态，不利于改善沈阳市经济适用房的供给结构。
研究文献综述
1932年Melin［2］以大量实验证实微生物的共生性的存在;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Anton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并指出寄生是一种共生。Fmainsstim、Kozo和Korskii先后对共生引起的物种形态、生理变化展开深入研究;Ceuallery(1952)和Lewils(1973)定义了捕食、竞争、共生、寄生等生物种群间的不同相互关系，对共生模式做出了清晰的分类。王德利等(2005)［3］研究认为，竞争虽然主导着生物进化，但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态现象，是生物体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与最终结果。袁纯清(1998)［4］等学者将这个生态学概念引入经济学范畴描述经济领域内竞争与共生博弈生存的关系。Ehrenfeld(2004)［5］、郭莉［6］(2005)等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工业经济领域的企业的竞争力与生存能力，并试图利用企业共生理论研究解决或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杨松令等(2009)［7］基于共生理论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行为。谢金等(2010)［8］、郭颂平(2011)［9］等基于金融共生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与保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逐渐形成了金融共生理论，大量应用于金融保险业问题分析。
伯克希尔公司综合经营背景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Hathawayinc，以下简称为BH公司)创建于1956年，是一家以保险为主业实现综合经营模式的控股公司，业务领域涵盖保险、铁路运输、公用设施和能源、金融、制造服务和零售等，总资产达4000多亿美元，实现年营业收入2000亿美元。［10］BH公司形成了保险业务板块和非保险业务板块共同发展的良性综合经营局面(见表1)。BH公司保险业务承保、保险资金运用与非保险业务实现持续盈利(见表2)。保险业务板块下属的4个主要保险公司均连续多年承保盈利，财险业务综合成本率控制在100%以下;投资业务主要配置现金及现金等各类投资产品，投资连续多年实现盈利;公共设施和能源投资的5个主要公司，对公司盈利贡献逐渐提升;金融和金融衍生品投资也实现连续盈利;其投资业务各年均实现盈利。BH公司是开展综合经营的典型成功案例，其以长期投资见长，实现以低成本获取投资资金目标是该公司开展综合经营的重要内在动因。由于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好，持续实现承保盈利，其所属财产保险公司能为BH公司提供足够稳定的保险资金，奠定了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迅猛发展的资金基础。BH公司主要以控股方式开展并购业务，通过将被控股企业的现金流投资新的业务单元，驱动综合经营发展。
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共生机理
BH公司依托综合经营共生模式优势，借助严格的风险管控以及较强的投资能力，遵循确保风险偿付能力、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保持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即便经历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未受到冲击。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在BH公司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1.BH公司的共生界面分析
BH公司业务范围涉及保险、投资、金融服务、铁路、公共设施与能源等诸多领域，业务单元多元化。公司保险、铁路、公共设施及能源业务承担着资金提供者的角色，投资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承担着资金供给者角色，金融服务业务承担着资金需求者角色。BH公司参与多个不同的共生系统，拓宽了公司的发展渠道，挖掘了收入来源，提升了盈利水平(见表3)。BH公司以集中管理方式突出发挥综合经营的投资优势，所有投资及资本分配都由公司统一决策。公司充分发挥管理层创造现金流的功能，以现金等流动性资产完全覆盖保险负债业务，在确保完全偿付的基础上，将不需考虑负债匹配性的剩余资金配置于高收益的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BH公司保险资金运用能力较高，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高于承保盈利，充分体现出综合经营模式在资金运作和投资组合上产生了巨大效益。基于微观视角分析，BH公司综合经营模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共生系统，此系统共生界面内不同业务单元发挥着共生功能，分别担当着资金供给、资金需求和资金中介的角色。保险单元在系统中承担资金供给者角色，投资、铁路、公共设施、能源单元承担资金需求者角色，集团作为平台，形成一个功能强大、良性循环的共生系统。
2.BH公司共生特征分析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单元之间能否形成共生系统的判断标准是业务单元是否具备多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特征。［11］具备此三维特征的共生综合经营模式，奠定了保险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或者在保险金融集团共生系统内的各业务单元所产生的规模效益，远远高于非共生条件下单生产能力的业务单元的产出效益。由于BH公司业务领域涉及保险、投资、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等，其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特征，投资是其优势业务单元。但是BH公司对各业务单元实施单独考核，例如，将保险业务经营的直接结果与使用保险资金投资的经营结果分离，分别予以单独核算，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承保业务单元和投资业务单元的双盈利。因此，资金成为BH公司联系各共生业务单元的共生能量。相关性是实现整体性特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于BH公司各业务单元之间的交叉相关性较弱，并且各业务单元实行“隔离”经营，所以BH公司的综合经营共生模式的整体性特征也并不明显。BH公司采取以保险业务单元为核心，承保盈利和投资盈利为“双盈利”的共生单元并行的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加大股权投资领域开拓，实现了公司业务和规模的扩张。
3.BH公司共生模式分析
根据共生界面特征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寄生型、偏利型和互惠型共生关系;根据组织模式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关系。［12］BH公司对各业务单元之间实行独立经营与考核。从作用方式来看，投资、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等单元的资金大多来自于保险单元，与保险单元关系属于寄生型和偏利型共生关系。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单元的资金都是通过投资单元操作，它们之间关系为寄生型共生关系。从组织模式来看，由于保险资金长期为投资板块提供资金，这两个业务单元的共生关系属于连续型组织模式。投资单元对铁路、公共设施和能源之间的投资大多属于一次性投资，因而两者之间属于点共生或者间歇共生的金融关系。
基于经济资本理论的BH公司综合经营风险测度
经济资本理论的在险价值函数(VaR函数)原本用于银行业风险分析。由于保险业的风险具有严重的厚尾性，因此提出尾部风险价值(TailVaR)。在相同置信区间下，TailVaR比VaR计算结果更高。［13］根据经济资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对BH公司经济资本进行估算。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国内外保险金融集团经营绩效比较的考虑，将以资产收益率(ReturnofAsset，ROA)作为主要研究指标，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经济含义为单位总资产经过一年的运用后所创造的净利润。假设BH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表4反映了BH公司的净利润、总资产和ROA情况。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净利润出现大幅度下降。由于这一时期总资产和净利润波动幅度较大，为减少金融危机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为准确地反映总资产收益率变化，总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将采用期末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数据。计算出资产收益率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后，与分析框架相对应，将净亏损率定义为资产利润率的负值。BH公司的净亏损率服从均值为－3．23%、标准差为1．26%的正态分布(见表5)。由于计算使用“损失率”指标，表中数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损失占总资产的比重。如果计算保险金融集团某一年度的经济资本估值，用当年总资产乘以(损失率的TailVaR－损失率的均值)就可以得到该年度经济资本估值。本文以高估风险为原则，使用99．99%的置信水平对应的TailVaR值(见表7)。
研究结论及启示
BH公司构建起多元盈利格局，保险业务和非保险业务的协调发展，使得盈利格局更加均衡。虽然公司投资业务具有优势，但公司仍坚持将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分开进行考核，以实现承保盈利作为评价多元盈利格局的基础。投资业务集中管理，集中进行投资和资本配置决策，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投资业务倾向于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力求实现长期价值增长，同时保持流动性充裕以履行保险赔付责任。
1.强化保险主业核心构建综合经营共生模式
保险业务是BH公司现金流的重要来源，为公司投资业务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公司不同于其他财险公司，是以实现盈利的方式获取现金流，不需要用未来的投资收益覆盖投资资金的获取成本。将承保盈利与投资盈利分项考核是BH公司经营的主要特色，国内保险金融集团构建多元盈利格局应不断提高经营管控水平，降低承保业务获取成本，实现以低成本获取保险资金，形成稳定持续的现金流来源。BH公司保险板块盈利和非保险板块盈利贡献占比接近，是公司持续实现总体盈利的重要保证。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已形成多元盈利格局，但各业务单元盈利水平有所差异。国内保险金融集团旗下保险业务板块和非保险业务板应该实现协调发展，以此实现各板块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各板块盈利能力的提升。
2.以股权投资方式拓展非保险业务单元
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可以探索以并购等股权投资方式，以私募股权或者风险投资形式，投资一些未上市、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实现对被收购企业的控股，既可以追求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又能获取现金流，扩大资金运用规模。股票是BH公司配置保险资金的主要投资类型。在股票投资对象的具体选择上，不以追求价差收入为投资目的，重在发现被投资企业长期价值增长。BH公司认为企业的实质价值决定其股价，所以关注企业的成长性胜过关注股票价格。未来收益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是投资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消费垄断企业。
3.投资业务采取集中管理模式
投资业务是BH公司的优势业务。公司对投资业务决策集中管理，旗下并没有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门从事资金运用业务，公司高管共同参与决策所有与资金运用和资本分配相关的业务。投资业务集中管理具备以下优势:一是可以缩短决策链条，提高决策效率;二是可以根据不同子公司资金的属性、期限统筹进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运用收益;三是避免各子公司在投资选择上出现差异，降低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国内保险金融集团可以借鉴BH公司对投资业务实行集中管理的经验，加强集团资金运用和投资业务相关部门对集团整体投资业务管理的权利，以实现集团资金运用整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综合考虑资金属性、期限等因素，根据集团整体资产负债匹配情况，统一制定投资策略，避免投资分散决策造成的投资效率降低、效益下降。
作者：张颂心
从全球竞争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低碳技术的拥有作为其未来产业发展的制胜点和杀手锏，其核心技术的引进和购买，已经成为台州企业遥不可及的奢望。因此，要实现低碳经济，台州市科技的综合能力表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低碳道路上的进程。而2010年台州市在科技表现（表略）上却实在差强人意。其综合排名仅居全省第6，且与排名第一的杭州相差非常之大。其科技/GDP之比为88.53%，更是远远低于排名第一的杭州市。从而证明，其科技发展水平与GDP发展情况并不协调，也即意味着台州市在依靠科技发展提升产业效益仍留有空间。产业创新的综合环境现状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会增加企业创新的主动性，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产业创新环境主要包括国家财政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及创新融资环境。近年来，尽管台州市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拨款逐年增加，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总量仍然不足。此外，原本有限的科技经费管理较为分散，并且在立项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非重点项目或“关系项目”，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直接降低了总体投入效果，影响了全省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忽视了基础研究的低碳技术储备和共性低碳技术的开发推广，导致创新的基础和后劲日趋匮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市产业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构成创新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台州市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往往选择简单的仿造，来节约开发成本，大量的侵权案件在仿造过程中产生。据统计，2010年，台州市专利执法，共出动执法人员900余人次，检查超市、专业市场170余家次，查处侵权商品近万件；另一方面，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却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极为薄弱，在科技成果研究出来后，往往不会第一时间去申请专利、寻求保护，而往往被其他仿造者捷足先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到位，也直接影响着企业对产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融资难一直是困扰台州市中小企业创新的一个难疾。中小企业作为一个存在较高风险的借贷群体，没有稳定的收益和确定的偿还能力，一直以来是银行趋利避害而舍弃的首要人选。而产业创新投入，尤其是低碳技术的研发，作为“高风险、长周期”的一种项目，往往短期内效益不明显且回报率不确定，这一特性，更加决定了企业难以从银行贷款的途径获取资金支持。尤其在今年以来，中央一再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产业创新的管理创新现状管理创新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因子是将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的关键因素，也是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成果的重要桥梁。企业只有通过有效的科学管理，才可能把科学技术知识物化为新的产品和设备，才可能形成或创造出新的生产工艺和方法，从而掌握行业领先的核心低碳技术。它是企业把握市场能力和对创新产品营销能力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将低碳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然后，台州市大部分企业管理还停留在“家族式”、“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大部分管理者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在创新管理上，则体现在缺乏一个科学且独立的科技投入、科技计划及项目评估的管理机制，未能全面采用科学的事前评审、事中监控、事后考评的有效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很多时候，企业的创新投入在没有得到充分调研就盲目启动，或是事中监督力度不够或不到位，更缺乏事后的科学评价，因此难以保证产业创新投入的绩效。
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的数据采集均来自于1999-2009年度的台州统计年鉴，本文用单位能耗强度代表低碳经济发展现状(Y)；用科技产出代表产业创新的科技综合能力(tech)，用政府对科技的拨款(gov)、知识产权的申请数(knw)和中小企业融资比例(fina)代表产业创新的综合环境；用成本费用利润率(mag)代表产业创新中的管理创新程度。基本分析框架及模型这么我们用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利用上述的变量，对低碳经济的函数表达关系可表示为：Y=f(tech，gov，knw，fina，mag)利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到方程式（1）Y^=2.3-0.052tech-0.526gov+0.024knw-0.005fina-0.329magR2=0.72D.W=2.25从回归结果可看到，R2=0.712，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水平显著，但是解释变量中代表产业创新环境的金融环境和知识产权这两个因素没有通过检，并且知识产权保护符号代表的含义与假设相违背，因此我们剔除以上没有通过检验两个因素再重新对剩余的四个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如下模型：Y^=2.26-0.516tech-0.532gov-0.362magR2=0.712D.W＝2.15结果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台州市的低碳经济是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科技综合实力、创新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管理创新与我市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较显著，并且都于之呈负相关关系，符合现实意义。且模型拟合度达到了70%以上，这足以说明产业创新在降低我市能耗方面确实存在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上述模型可知科技综合实力对于能耗降低的作用低于管理创新和政府支持度，这是因为台州市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技术的能力不足，导致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成果并未能实现产品和市场的进一步创新，从而并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实现对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未能起到降低能耗强度的作用。从结果中，我们也发现了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度对台州市的能耗降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情下，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可以说，在我国，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和强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并且在以中小企业为经济主力的台州市，更鲜有企业可以自主承担起自主创新的人力、物力、才力的投入。正因为如此，我市的产业创新对于政府支持的依存度也就愈加高。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超级秘书网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角度而言
据我们对多所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调查发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管理学是作为其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开设，我院自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开设以来也一直是这样开设的。就经济学本身而言，经济学理论不仅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而且指导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学习的目的首先在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懂得从多角度、多范围、多层面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能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把握经济问题的本质。而现有的微观经济学内容主要是需求、供给、均衡价格、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等以个体为研究对象展开阐述。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国民收入的相关内容、失业、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等。主要着眼于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了解国家的总体经济运行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影响。从而达到提高经济资源整体运用效率的目的。通过对这两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要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更要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增强学生运用基本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基本经济理论和模型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管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管理活动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课程，是一门实用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目的是通过管理学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这课程对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从西方经济学中学到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才能在后面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中深刻了解到其对我们的企业的融资成本是有影响的。而且教育部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里面也要求掌握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内容。但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只是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而不是专业课程。
2.应用型本科专业基础课程的定位
专业基础课程是指某一专业的学生学习该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其作用是为学生掌握后续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及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应用型本科的特点是以应用能力为主，因此其专业基础课程也应该是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相互融合，以用能力为主。因此专业基础课程应该由由专业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课程两类构成。而现有的财务管理专业专业基础课程将经济学分成理论性很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来进行开设和讲解。以及仅将就涉及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原理的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开设。我院的财务管理专业自2009年设立以来也一直是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而对应用型本科的学生而言，仅掌握其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不够的，更需要去了解企业运行的一些管理知识。
3.从应用型本科的学生角度而言
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特点由于应用型本科的学生大多数是三本院校分数录取的学生，其文化素养本身低于一本，二本分数线录取的学生。并且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一般是录取的是文科出生的学生，其数学基本功底比较薄弱，综合抽象能力也不如一本、二本等院校的学生。但是现有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材，一般多是复杂和模型的推理和深奥的理论分析，并且在理论的分析和阐述中，大多是将理论逻辑分析与数学推理相结合，即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研究。同时还有抽象的概念和形象的图标，贾县民，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民办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甚至有些还涉及到复杂的概率统计等数学方面的知识。而管理学但是该课程市面上已经出版的教材里面，大多是抽象的语言阐述和一些形象的图表进行论述。
二、专业基础课程整合的方法以及整合的内容
1.专业基础课程整合的方法
专业基础课程体系设置的首要原则,笔者认为所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就是结合专业设置的原则,构成对专业的知识基础内容体系。因此所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必须符合几个基本要求:一是所设置的某一通识课程必须能够给予学生最必备的某一方面专业基础知识或专业基本训练:二是所设置的某一通识课程必须是内容覆盖面较广的,能够大致体现某个专业知识体系的课程;三是所设置的所有通识课程必须能够构该专业学生最基本的,同时又相对完整的专业基础知识体系框架。而对于专业基础课程的每一门课程的课程内容的确定对于应用型的本科学生而言，作为其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只需要掌握经济学当中的一些基本结论，懂得如何去应用这些基本结论就行即可，知道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去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同时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对那些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个基础。因此需要将较为抽象的基础理论和理解较具体的形象的专业理论知识,按照应用型本科的“以应用能力”为核心的要求来进行.要针对课程整合的功能、结构和内容综合程度、课程整合方案的效果进行全方位的虑将多门学科整合成一门专业基础课。既要考虑学生对专业技能课学习的特殊性又要能体现促进学生发展.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从而渗透到各个相关财务管理专业基础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的改革
根据上述基本要求,我院在2014级级的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对专业基础课程按照上述原则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将线性代数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放回学校统一经管类开设的公共课程；将原来作为专业课程的财务管理概论和基础会计学作为专业基础课课程开设，取消原来的统计学，改成经济统计学，增加34课时的EXCEL在财会中的应用，保留原来的经济法课程，课时由原来的68课时变为51课时。将管理学改为企业管理学，将国家税收作为专业课程开设。对于各门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的确定中,根据上述的原则和要求，我院重点对经济学和管理学做了很大的调整。以下就这两门课程进行阐我院对2014级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课程内容的改革。
2.1取消管理课程
将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内容整合在企业管理学课程中开设。根据应用型本科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定位可知，对于管理学，学生不仅需要了解管理学的一般理论，更需要了解企业经营的管理活动。企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建立相应的知识框架，以便学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把握企业管理的内在规律。因此需要将管理的基本原理、企业管理实务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融会到一起。目的是通过计划、组织、领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理论学习，了解企业的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以便顺利实现企业的目标。因此我院在2014级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管理学课程改为企业管理学，课程内容即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管理学原理和企业管理学，其中管理学原理占40%，企业管理学内容占60%。另外，我们还开设了企业设立和运行这门选修课程进行强化对企业运行的相关的知识进行强化。
2.2取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