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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重点探讨了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航运企业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航运企业;发展。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世界经济与世界航运市场紧密相连。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对此我国航运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各种风险。
1.金融危机简介
由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以2008年9月“两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购重组或破产为标志,开始爆发海啸式的国际金融危机;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开始危机实体经济。进入2009年,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1]。
2.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2.1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量剧减,货量剧减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趋缓。2008年9月以来,全国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造成港口吞吐量减少。中国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连续几个月的欧洲、北美、中东三大主要航线的运费都处于下跌趋势。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欧洲航线、中东航线和北美航线。10月份欧洲航线的运价与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达30.8%。其次是中东航线,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装箱跌幅为13.4%。北美航线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经是清淡的航运市场雪上加霜[2]。运价狂跌,货量也急剧减少。这从我国的进出口量上可见一斑。从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20.9%、16.6%和23.1%。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同比下降23.8%,内地与香港进出口下降24.3%,与印度进出口下降32.3%。
2.2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急剧下降
对于我国造船产业来说,在经历了从2003年后连续5年的超预期勃兴之后,从2008年开始显现出增长的疲态,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疲态更加趋于恶化。2003年以来,造船业一改以往低迷状态而成为高盈利行业,大量民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开始“掘金”中国造船业。据统计,2003年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之外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的比重还是32.2%,但2007年这一指标已经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继续保持强劲,这些新兴造船能力的过剩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目前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导致全球船舶订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加大,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据了解,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时间内,广州黄埔区一家造修船企业两个油船改散货船的订单连遭撤销,直接损失4000万美元。近来,江苏省靖江市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今后将不再允许新建船厂。江苏另一大型造船企业也推迟了IPO计划,并将原来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缩减至3亿美元。
2.3投资者预期降低,航运市场泡沫减少
2002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航运业迎来了一轮空前的大发展,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是随着新造船运力的投入,使得航运市场上总运载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运量的增长,给航运市场带来巨大的供给压力。在运力供过于求之下,造成运费受压,甚至出现不升反跌的情况,盈利大受打击。
美国金融危机对投资者心理造成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航运业。航运业过长的繁荣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大量的投机性订单行为,掩盖了真正的市场需求数字。此时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对航运业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运业实现“软着陆”。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订单几近为零,全球运力增长减慢,市场开始进入回调。挤掉市场泡沫,有利于航运业蓄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3.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航运企业发展分析
面对当面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必须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从传统的航运经营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换脑筋、变思想,开眼界、拓思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持创新,破解航运经营的难题,寻找新的发展契机。[3]
3.1创新理念,注重科学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企业战略的全面检验,也是调整完善战略的机会。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航运业的发展,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注重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转变到建立质量、结构、效益与内涵相统一的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体系。
3.2加强合作,化解经营风险
航运企业要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寻找兼并对象,通过业务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终达到收购兼并的目标。航运企业之间,航运企业与有需求的有关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在国际经济和航运形势好的时期可以获得双赢,在经济危机时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面对国际航运市场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运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运力等。在这些措施中,航线重组被视为各家船公司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的最佳选择。
3.3航运企业积极拓展航运产业链,加速企业转型
当前,中国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十分滞后。高端服务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利润贡献度大,辐射面广,国际影响力强,是航运服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航运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措施,航运企业在确保运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发、参与多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与营销,增强在“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巩固航运主业的地位。
航运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行业发展的规律。2003年至2008年,我国集装箱运输以年均35%的增幅,实现了连续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28亿TEU。专家认为,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一个深层次发展期,要求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从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追求“质”“的增长为主,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优化运行组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效益。因此集装箱班轮企业只有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加强企业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实现运输组织向规模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才能再次找到远航的动力。
3.4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新一轮航运人才尤其是高端航运人才大流动,有利于航运业集聚人才。为此,航运企业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培养、全面引进航运人才队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5以”两岸直航“为契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两岸直航“为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对航运业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两岸航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可降低两岸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两地的海运量和经贸往来,也将吸4.结论。
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对此,我国的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大胆大步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刘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1.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定义和特点。
金融危机是指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大动荡。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萎靡之态。全球金融市场极其不稳定,社会的失业率也随之上升。后金融危机时期就是指金融危机后期以及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期经济变化十分不稳定,经济运行遭遇由非正常波动到正常波动彻底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经济发展格局剧烈变动的特殊时期,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程度也是比较强烈的。
2.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各国的金融专家表示由中小企业形成的新市场在引导全球经济复苏的地位举足轻重。在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破坏下,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和影响。2008年我国经济整体亏损超过了五分之一,沿海地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破坏比内陆地区的中小企业更加严重。在中央启动了内需抵补外需不足的模式后,我国国内经济率先走出了低谷,国民经济出现了稳步增长的势头。根据资料记载,2009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基本完成了“去库存化”任务,部分产品库存量下降幅度超过实际需要。下半年,在宏观经济与市场需求预期改善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将进入库存温和回补阶段,工业生产增速将继续稳步反弹。随着经济刺激政策效应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继续保持高速运行模式,但是企业的效益仍有下滑的趋势。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政策与方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自身信用能力不足,失信行为严重,企业制度自身缺陷较多,缺乏规范化管理。这些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不利因素都阻碍了其稳定的复苏发展。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1.我国中小企业产能过剩,培育新增长点难度较大。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大大增长,进而形成了大量生产能力,所以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使企业的产能过剩。当外需不能和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导致企业的资源过剩,浪费了一定的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对企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由于产能的过剩也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企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带有全球性,不仅落后导致产能过剩,部分先进的产能也存在过剩现象。中小企业的技术和资源比较有限,开发新的销售渠道或者新产品都存在难度。这给中小企业在调整经济结构,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加大了难度。
2.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运转困难。
我国的中小企业仍然受传统销售思想的影响,以销售定生产,缺乏长远的考虑。企业在生产中只重视销售量和企业的利润,忽视了对自身长期发展的考虑。盲目的使用运营资金,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大量的半成品挤压导致各方面的成本和费用压力增大,这种堆积起来的固定资产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设备比较落后,技术水平偏低,企业的效益回报周期比较长,使得企业的有效资产较少。企业为了节约采购成本或维持生产销售的连续性,往往在采购时采取规模采购以获得折扣或降价,但是这些原料占用了大部分营运资金,并要花费一定的库存管理费用。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企业的应收账款难以回收,增加了企业的负债负担。另外,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十分高昂,导致企业的成本压力居高不下,资金运转更是困难。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信贷担保度,削弱其自身的融资能力,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3.我国中小企业的政府资金到位率低。
由于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存在问题,导致对中小企业的政府资金到位率低。这就使得有些项目得不到及时的实行和开工,或者是开工的项目进程缓慢,这种状态会影响项目的按时完成,使得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得不到实现,阻碍我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全面复苏。
4.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比较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主要为家族管理模式,虽然在经营权和管理权方面较统一,但仍缺乏规范的经营结构。很多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多欠缺,忽视对企业信用文化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合同违约,商品造假,产权侵权,会计欺诈和拖欠债务问题。这对企业的信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加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利润不断下滑,内部的营运资金运转困难,财务压力较大。银行借款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不高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项长期困扰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三、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整体分析
内部因素: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为私营企业,缺乏规范的经营结构,在现代市场的强大竞争环境下,生存比较困难。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偏低,缺乏严格的制度体系,对于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大动荡,无法及时作出有效的管理决策。信用度偏低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困难导致其在金融危机后很难快速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我国的信用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缺乏规范的风险评价以及风险预测体系,对中小企业不能正确作出评估和判断,使得资金的供应者不敢贸然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或投资。金融危机极大的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刺激时,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不高,无法满足对中小企业的经济刺激。外部因素:由于金融危机后,各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不同,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稳定和复杂性。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呈现出稳定复苏的趋势,但仍未恢复危机前的状态。许多国家为了对付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减少外部进口,拉动内需,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出口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上加难,尤其是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密集型劳动生产,生产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没有品牌意识,这些必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面临更加大的挑战。
四、我国中小企业的保障体系建设
1.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
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政府政策要加大对其关注和融资扶持力度。资金是所有企业发展与生存的基础,中小企业也不例外。融资困难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长期困扰问题。首先,中小企业要大力加强自身的建设,改进内部机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大对运营资金的管理,减少库存浪费。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政策的实行中考虑中小企业的困境和缺点,扩大政策性担保机构,政府应该处理好和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争取以创新的方式真正落实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和贷款困难等问题。最后,中小企业要积极改正自身的信用体系,争取银行的贷款,多渠道融资。这样可以化解中小企业的危机,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让企业的资本结构得到了优化。
2.加快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高新产业、高新科技园区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仍保持着10%到20%的平均增速。另外,我国新能源、信息网络、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也已取得很大进展。全球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发展,自主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在科技发展和国家竞争的地位也明显提高。因此,中小企业要树立长远的眼光,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技术,深入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中小企业在保持销售业绩增加的同时也要注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更加注重加快自身的自主创新脚步,在创新中寻求生存机会和市场。高度的创新意识会为中小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促进中小企业间的战略联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发展为当今的主要时代技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大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建立行业间的信息网。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要互相帮助,共度难关。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拥有比较前卫的信息化系统,使得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在各行业中独胜一筹。企业信息是企业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合理利用这个资源,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统,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内部工作效率,也为管理者提供了及时的企业运营信息,方便作出正确有效的决策。社会的变化是非常迅猛的,掌握社会的信息和变化也是企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企业要充分使用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及时性,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建立一个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大大加快中小企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进程。
五、结语
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对策
美国的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是造成次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猎杀放贷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贷款欺诈是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在这两种违法行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费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在2006年春季,美国房价开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次级债危机开始显现,并波及银行业,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倒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投行开始回归银行主业。由于蝴蝶效应,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传向世界,成为一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冰岛、迪拜等国家面临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临信用降级,这些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本文在次级债危机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1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对新增劳动力需求不足
从2008年开始,我国GDP增速逐步放缓,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仅为7.4%,远远低于“十一五”期间11.2%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低于2012年、2013年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但从2008年开始,高校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达到了727万,比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年的2013年又增加了27万,再创历史新高。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经济产出越高,失业率越低,这可以用奥肯定律来说明,即相对于潜在GDP,实际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实际失业律就会比自然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GDP的变动来预测失业率的变动情况,而GDP增速的放缓必然使得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总量上减少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
1.2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所谓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的变动而造成劳动力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就业矛盾。简单说来就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它表现为劳动力的素质、技能与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相应地带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剧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原先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型增长,转变为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的内涵型增长,在这过程中更加强调科技和技术进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技术含量增大,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中,都需要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社会增加对大学生,尤其是对中职、中专、高职、高专类学生技能的要求,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滞后的特点以及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使其培养的人才不能够胜任岗位需求进而造成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1.3企业规避风险行为,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内许多企业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沉重打击,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使得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加谨慎。在其经营过程中,企业会不断计算现有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之间的收益成本关系,不会轻易招聘新员工。同时,大学生在与用人单位交流过程中可能会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这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出现,大学生就业面临诚信危机,大大增加大学生就业的交易成本,这些都将使企业无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高薪酬、高福利的工作岗位。即使是以实习的形式,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调查显示,超过70%的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其中63%的企业认为实习生不方便管理;81%的企业不会为实习生提供任何补贴,只有34.9%的民营企业愿意推行实习。而大学生受传统“精英教育”的影响,不愿意屈就于一般行业,在求职过程中,期望值普遍偏高,存在求稳、求富的心理,向往大城市、大企业、高薪水、高福利的工作岗位,两者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2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措施研究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促进大学生就业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国家、高校、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
2.1国家应采取可行性措施,促进大学生有效就业
从宏观上,国家应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加快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对就业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第三产业,同时加强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关联,加深各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宽松环境,从总量上保证大学毕业生就业。从微观上,国家要培育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全国人才信息网,健全就业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出台更多促进就业的政策。例如,制定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通过利益调节促进大学生就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完善教育市场中介组织,共同为大学生职前培训、职务发展服务。
2.2高校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大学生
高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各类院校都要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就高职院校的发展来说,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各行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高职院校应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为企业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增强其不可替代性。在培养模式上应注重通过实践操作加强学生技能的锻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课的开展,建立校企合作,由专业教师带领到一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也可以聘请企业的专业人士到学校为学生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岗位,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同时,学校应普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学习和实践,为就业作好准备。
2.3大学生应进行自身的调整,实现充分就业
作为就业链中的主体,大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就业观念对其就业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对自身正确的认识和反思,以及对就业形势的分析,将有助于促进其就业。首先,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有所长,时刻注意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注重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如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其次,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不要将择业目标锁定在大城市、大企业的高薪、高福利的工作岗位,而较少考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一些具有较强人才吸纳能力的工作单位。要转变就业思路,从基层工作做起,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再寻求更好的发展,以此来实现就业。最后,要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了解,深刻剖析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不过分地高估或低估自己。同时,认清当前的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并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以此认清个人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会有差距,改变妄自优越感或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先就业后择业。
3结语
摘要:2009年3月开始,我国进出口总额实现连续8个月的环比增长,开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里及时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政策,将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课题。文章通过对今年我国外贸形势的分析,了解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出口贸易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出口贸易政策
一、引言
2007年3月13日,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而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这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了。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推波助澜,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亦深受影响,2008年出口额为14285亿美元,增长17.2%,但比2007年增速的25.7%要放缓很多,全年的顺差为2955亿美元,增长13.5%,相比2007年的47.7%下降很多。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这证明我国也正逐渐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出口政策不能停留在应对金融危机开始时期的短期策略,应该集中在中长期的调整上,应从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以及信贷政策方面做努力。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我国自21世纪以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便一直居高不下,年均38%以上,2008年更高达63%。对外贸易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同时,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也是尤为突出的。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78.2亿美元。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为2600.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6.7%;同期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118.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3.6%;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而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将持续萎缩。
第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压力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降低利率以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目前,欧盟、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利率都接近于零。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成为这些国家抑制金融危机的办法。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贸易主要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的政策,使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会吸引大量美元资本注入我国市场,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元的泛滥,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元资本向我国市场的持续流入,导致我国人民币币值更快的升值,仅2009年2月份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上升幅度就超过6%,这将大大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自由贸易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但每当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便会抬头,值此后金融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如2009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以我国油井管产品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该案涉及金额高达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对我国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这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更为严重,并将发展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形成全面性的制约。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贸易政策
第一,税收政策。我国应当有选择性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并分析该出口退税和其他有关政策调整的效果,进行适当评估和微调。同时,我国的海关机关应积极推行“提前申报”、“属地申报,口岸验收”等快捷通关措施,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近期出口退税率的不断上调从短期来看是必要的,也刺激部分产品的出口增长,特别是针对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部分产品的退税率过度下调所采取的纠偏措施更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把出口退税作为从整体上挽救外贸出口下降趋势的基本政策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从而全面或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所有出口商品或大多数商品实行普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二,信贷政策。贸易融资是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冯国经先生说,国外进口商对我国出口商品采购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该国居民的购买力,而是进口商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流动资金贷款来购货,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普遍遇到了流动性困难。根据WTO的报告,2008年年底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250亿美元。因此,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综合优势,运用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外汇担保等多种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企业出口。积极配合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重点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三,汇率政策。在新形势下为了保证外贸稳定增长,我们不妨将思路放在人民币汇率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持续性地动荡,汇率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这对我国外贸出口而言将是更为严峻的考验。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深化国际金融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出口贸易需要的避险工具与解决方案,以减轻汇率风险对我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这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出口稳定增长,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重视风险的管理的重要性,风险管理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比较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揭示风险和控制风险上明显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种风险并存,风险管理存在一定难度。首先,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融资信贷规模得到大幅度增长,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难度逐渐增大。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采取宽松的政策形式,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内需,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迅猛增长,资本管理的难度达到空前难度,企业不愿意偿付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偿还银行贷款,银行面临着严峻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日益险峻。我国目前开始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对金融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运用,这使银行面临着资金流动和资金支付困难的可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管理,但是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完善,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危机。最后,我国金融市场中利率、汇率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风险逐渐增加。我国近年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银行也通过利率调控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变化的频率和幅度正在进一步增加,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在逐渐增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商业银行外汇交易和外汇业务规模逐渐增大,汇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同时,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涉入使其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2.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缺乏有力的组织结构作为保证,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缺失,相对来说比较分散,部分商业银行在信贷审批中依然存在着靠经验、靠领导的工作方式,在信贷前不审查、信贷中不检查、信贷后也不复查的弊端。
3.风险管理理念与文化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缺少风险管理的文化理念,风险管理缺少专业人士指导。企业文化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灵魂和生命,企业文化中能否有效的融入风险管理意识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成功与否。风险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要求风险管理人员具备较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否则对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和产品的风险本质很难有精确的把握,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很有必要。
二、增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1.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谨慎的监管制度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对金融机构流动性、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进行严格的管理,按照相关的管理标准进行管理;另外金融监管部门要审时度势地确定金融监管的重点,考虑到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和货币政策的要求等,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正常的运作下去。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世界,金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要点,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却使得我们意识到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的教训,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单个行业或者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应该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加大审慎政策的力度。
2.加强杠杆率监管。《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得低于4%,这使得商业银行资本套利的机会大大减少,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模型存在的缺陷可以用杠杆率监管来弥补,使得金融体系中的资本规模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水平上。另外,杠杆率监管可以避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避免商业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控制银行体系杠杆化水平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
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下称《法案》)。其全文848页,共16章,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一部金融改革法案。法案公布后,美国金融监管框架的主要改变包括: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以促进监管信息共享及监管协调。由美联储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联储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onsumerFinancalProtectionBureau,CFPB),集中行使此前分散在美联储、OCC、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消费者保护监管职权;在财政部下设联邦保险办公室(FederalInsuranceOffice,FIO),负责与各州保险监管机构协商国家层面的保险问题,并协调国际保险事务(见图2)。
(一)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为了识别并对系统性风险实施有效监管,美国在联邦层面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委员会由10个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和5个列席成员组成。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包括9个联邦监管机构的代表和1个拥有丰富保险知识的独立成员组成(独立成员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投票通过);列席成员主要发挥顾问作用,任期两年。FSOC的主要职能包括: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将其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认定具有系统影响力的支付、结算、清算系统和金融市场设施;可建议监管机构对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实施更高标准的监管;若某家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对美国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FSOC可对其实施强制分拆。
(二)银行业监管改革一是对联邦层面上的银行监管机构进行了撤并。撤销储贷监管署(OTS),将其并入货币监理署,部分职能归并到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二是改革存款保险制度,扩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权。在新法案中,FDIC对州一级资产规模小于500亿美元的银行、储贷机构等执行监管权;对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大型银行具有后备检查权,可实施特别检查,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可实施强制性执行措施;存款保险基金的最低目标储备率由1.15%调整为1.35%,单个储户的存款保险限额由10万美元永久提高到25万美元,并且追溯到2008年1月1日;保费的计征基础调整为总资产。三是进一步加强了美联储的银行监管权。完整保留了美联储对银行业的监管权力,将储贷控股公司纳入了联储监管系统;对所有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实施监管,同时对这些机构征收监管费用。四是制定并实施“沃尔克规则”。2013年底,在经过多轮博弈后,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和证券交易委员会5家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联合了“沃尔克规则”的最终条款,确定该规则将于2014年7月21日正式生效。其主要内容包括: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商业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规模必须低于银行自有资本和基金所有者权益的3%;单个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兼并或收购的方式使其负债总额超过金融体系负债规模的10%;商业银行可以继续从事市政债和机构债券交易,可继续保留汇率、利率掉期等衍生品业务,但能源、农产品掉期等业务必须拆分到其附属公司。
(三)证券业监管改革着重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在SEC下设信用评级办公室,拥有对信用评级公司的处罚权;SEC至少每年要对全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NRSRO)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NRSRO应定期披露其在评级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模型;评级公司在评级过程中由于自身搜集、分析数据出现错误而误导消费者,必须承担专家责任;降低评级公司和被评级机构之间的利益相关度,增强评级公司的独立性;评级质量长期低劣、忽视职业操守的评级公司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四)衍生品监管改革将对冲基金、场外衍生品和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纳入监管范围,增强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同时建立问责制度;授予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更广泛的监管权力,对逃避清算要求和帮助客户欺骗公众或第三方的主体进行加倍处罚;华尔街大型投行必须剥离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对专门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提出明确的保证金、职业操守和交易记录等要求;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投资顾问必须到SEC注册,并定期向SEC报告资产组合和交易情况等信息;资产规模在1.5亿美元以上的期货公司要接受SEC的定期检查和监管,并需建立资产证券化风险共担制度,销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产品的机构须留存至少5%的信用风险。
(五)保险业监管改革为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在财政部下设联邦保险办公室(FederalInsuranceOffice,FIO)。FIO的主要职责包括:向FSOC提交具有系统影响力的保险公司名单,协调国际保险监管事务和联邦层面保险问题等职责。FIO并没有执法权,但它预示着美国保险业监管正从分散走向统一,联邦政府对保险行业的介入在逐步加深。
(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改革危机前,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分散在美联储、SEC、OCC等多个监管机构手中。由于监管者的首要目的是控制风险,对任何可能引发风险的事件往往持保留态度,使得消费者保护流于形式。为克服此类内在冲突,《法案》决定由新设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集中行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该机构隶属于美联储,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且预算独立。CFPB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并执行反欺诈和不公平行为的规则;对向消费者提供按揭贷款、信用卡等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行为监管;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规范销售和放贷行为;适当提高投资门槛,保证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只销售给对风险具有识别和承受能力的消费者;制定全国通用的住房抵押贷款最低标准,要求放贷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历史、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确保借款人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七)美联储体系改革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权力从多个方面得到了加强。在宏观审慎方面:明确赋予了美联储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可以根据FSOC的要求或者自行制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有权对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行使检查和处罚权,并对其重大兼并或收购行为行使批准权;在获得FSOC三分之二多数支持的前提下,可以限制或拆分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微观审慎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美联储原有的监管权力,将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储贷控股公司等纳入其监管范围;美联储不但可以在控股公司层面实施并表监管,还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子公司进行直接监管。在支付结算系统方面:要求系统重要性清算、结算和支付活动以及相关的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FinancialMarketUtilities,FMUs)接受美联储监管;美联储则在必要时可以向FMUs提供优惠贷款和贴现窗口等资金支持。
二、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启示
(一)强化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本轮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仅有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应对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需要对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金融分析和支付结算体系有深刻全面的理解,需要能够获得金融市场的综合信息,并进行系统性风险的辨别和监测,而中央银行在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同时,行使宏观审慎监管权也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好地管理危机,使其能够准确地评估处在困境中的金融机构的状况和抵押品价值,更好地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也有利于央行获得有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第一手信息,科学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二)扩大金融监管范围,避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应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市场、工具和业务模式。在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下,传统的金融经营业态(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已经处于全面严格的监管之下,但对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则严重不足,而P2P、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更是处于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上述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严重时甚至会引致系统性风险。当务之急是要明确对此类机构的监管主体,遵循“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并由“一行三会”派员对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指导,建立有效的统计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
顺周期性作为金融系统的内在特征,客观上反映了其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但也存在降低金融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使整个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明显的恶化。顺周期性在BIS巴塞尔委员会于1975和2006年分别出台的两个协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巴塞尔新协议第一支柱的风险模型(根据资产的历史价格来估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因资产价格的不利变化而损失的可能性)在经济上行阶段,资产价格波动率不高,风险值较低,资本金充足。然而,在第三支柱的规定下,长期保持经济周期顶端带来的资本过剩状态将受到处罚,因此在上行阶段银行仍实行积极信贷。到下行时期,资产价格波动率大幅增加,风险提高,对于银行资本金要求增加,银行实行紧缩信贷,对于经济状况起负面作用。顺周期性在资本充足率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公允价值会计三个主要方面体现明显。资本充足率(CAR)[2]系指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比值,其反映银行在遭受存款人和债权人资产损失后以自有成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在经济上行时对CAR要求放松,银行实行积极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难于融资,只能选择减少信贷供给而加剧信用紧缩。贷款损失拨备是基于事实与管理层的判断在贷款组合恶化时的计提拨备,由于其设置机制以明确的恶化趋势存在为前提,故而具有滞后性。在经济上行时,经济情况向好而风险尚未体现,拨备计提少;而在经济恶化趋势明显时,本应增加拨备计提,但由于市场环境的恶化,银行利润和相应的资本压力已不足以满足拨备计提增加的需要。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其分为按市值计价和按模型估值两个层次。当资产价格走低,公允价值会计下的资产市值不论是按市价还是按模型均有下降,从而引发市场参与者的恐慌抛售,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现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均持关注态度并引入反周期机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当前各国采用的普遍做法。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中第二部分指出,对于具有重要性的机构来说,必须提高其资本与风险管理的标准。这一部分又被细化为三个方面,即设置更有力的资本要求:这些公司的资本应更为稳健,应当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更加具有有效性;加强对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等的管理;创建高效准确的行为机制。这些做法,能避免下行时因毫无准备而带来的损失。英国在2009年3月18日金融监管改革报告中,指出了对于顺周期性的防范措施,分为资本充足率和会计准则两个方面。其中应大幅提高全球银行体系的资本质量和数量,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当大大高于当前的巴塞尔要求;大幅提高交易账户行为的资本要求,提高对证券化、尤其是再证券化的资本要求;监管者应保证实施新协议不会造成顺周期性;应引入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机制,该机制应具有缓冲资本随经济周期升降的特征。而会计准则方面则要求建立“经济周期准备金”,以此来进行缓冲。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协议III》通过,新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上调至6%,增加反周期准备成本,为巴塞尔协议在面临顺周期性的问题下的转变迈出新的一步。其次,应对顺周期性可建立逆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其中以西班牙的监管实践最为典型,效果最好。西班牙中央银行实行动态拨备制度,其基本思想是在经济上行期,动态拨备基金积累;在经济下行期,消耗拨备基金弥补损失。在2004年欧盟统一会计规则下,动态拨备制度进一步修改完善。动态拨备制度为逆周期,强有力地降低了顺周期的程度,并且通过制度的设计防止银行利用拨备基金进行利润调节,保证了拨备金的正确使用方向。
二、公司治理与薪酬激励机制下的金融监管
目前,薪酬激励机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激进的薪酬机制对于短期财务业绩予以鼓励,高管在利益的刺激下会倾向于过度风险承担,追求短期效益,从而引起过度投机。高管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将产品的信用链条拉长,使投资者难以意识到较为远期的风险,而仅仅关注于短期的现实利益,从而将盈利模式建立在非健康的实体经济与基础资产上,谋取因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的巨额财富。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股东对于风险的容忍度已经高到足够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形成威胁。再次,收益与风险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性。金融机构的利润具有较强的虚拟性与滞后性,有些业务的风险滞后表现,导致管理层实际获取的薪酬可能是机构本身并未获得的利润,同时薪酬一经发出不可追回,一旦面临下行期,管理层并没有义务承担亏损与风险。最后,董事会与管理层由于自身对于利益的无限度追逐,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甚至已经意识到巨大风险的存在,但出于利己主义的要求而刻意忽视了风险的潜在威胁。同时由于管理层与公司之间只为关系,一旦公司出现问题,管理层即可辞职选择其他公司,从而规避由于其过度投机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薪酬激励的监管改革,多从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两个方面入手。通过要求增加股东大会对于高管薪酬的发言权和增强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从决定机制上对于高管的非正常高薪酬予以限制。在实际操作中,美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财政部在2009年10月22日,宣布对于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其中有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在具体操作中,对监管人员提出了五项薪酬限制的标准,但此标准并非机械不变的,应对具体情形予以调整和改变,充分考虑薪酬限制与维持公司活力。首先,薪酬不能超过同类公司相似职位的薪酬水平;其次,薪酬基本上以股票形式为准。据此,薪酬与公司长期表现挂钩,因此高管不会只关注短期效益而进行过度风险投资。第三,减少现金薪酬所占的比例。第四,要求激励标准与预先设定好的预期目标相一致。第五,限制丰富离职补偿与退休金计划。与此相配合,制定若干限制薪酬的基本原则,如只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合理性的增薪,薪酬与股票形式为准,限制现金薪酬的比例等。截至2012年6月4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对最后三家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公司,即AIG,GM,AllyFi-nancial的薪资限制情况报告中指出,在2012年CEO的整体薪资水平保持2011年水平不变,同时其薪资结构也大体维持了2009-2011年的整体结构,高管的薪资水平有所下降。同时这三家公司均已进行了成效卓著的对于纳税人投资的偿还活动。我们发现,美国的薪资与激励机制监管与限制,在四年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维持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稳定,促进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英国金融服务局向银行业CEO了“致CEO公开信”,对其薪酬方案提出了监管建议。2009年财政部的财政先期预算报告中阐述了“银行薪资税”,即对在2009年12月9日—2010年4月5日之间,向单个雇员发放奖金超过2.5万英镑的银行以50%的税率向该银行就超出部分征税。此税旨在鼓励银行将用于奖金激励部分的资金转为构建资本金,鼓励银行检查激励方案,保证其与银行的长期目标以及贷款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时间相一致,确保薪资政策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积累,并希望改变银行业的此种激励惯例。此税的征收为英国对于整顿银行业高薪酬释放出信号。同时也为《金融服务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进行试水。《金融服务法案》旨在对金融界进一步的监管,制约不适当行为,增强英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的问题与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资本大规模流转,金融业务与机构逐渐实现了跨境发展,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大幅度增强。金融监管呈现出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的总体趋势[3]。目前,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多为跨境的大型投资银行与证券机构。以高盛集团为例,其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集团内部所有运作都紧密相连,互为一体。因此,此类机构的跨国特性就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多国的监管部门,如果其中一个市场的政府监管严格,此类机构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分支机构进行市场转移,从而造成实际上的监管空白与政策失灵。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行为规则与措施力度不同,也为机构规避风险提供了法律缝隙。而且,主要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全球性损失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也引起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其次,全球化迅速深入发展,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强度不断增加,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而金融危机也非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所能遏制,金融危机发展与变异的特性亟须国际社会强有力的监管合作,才有希望实现监管的全面与有效,以期维护世界经济的总体稳定性。面对全球化金融监管下的问题,建立全球或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需要缩短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但各国监管机构均试图通过国际多边组织共同推进符合当下实际的监管规则。监管规则的制定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强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的监管,即对大型对冲基金,私人资本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此类机构实行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有效实现跨国监管与联合监管。其次,通过建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协调各国政府救市的方式与时机,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管信息的共享,通过协商与合作分担跨国运营的主要机构的损失。同时在危机发生前与发生初期,应用危机预警系统尽可能地降低经济危机风险带来的损失。美国在2009年6月颁布的《改革白皮书》第五部分中,强调了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与增强国际合作。强调了美国以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其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与组织,如G20,FSF,BCBS中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中的主要部分,增强国际合作与提高国际监管标准[4]。英国于2009年7月公布《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第七部分,为金融监管的国际与欧洲系统内部的合作[5],文中指出了跨境公司在规模与复杂性上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具有潜在的威胁,并且肯定了欧盟以及G20对于全球化金融监管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阐述了有待于增加国际监管与合作的方向。充分发挥欧盟在增加全球金融稳定性和建立广泛使用规则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各国家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建立处理国内外监管者之间矛盾的争端解决机制;赋予FSA国际性的监管效力,并且号召所有国家加强风险防范与管理。欧盟作为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区域共同体,其金融监管实践无疑为全球性与地区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其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全球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欧盟的金融市场统一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09年前至2009年的准备改革阶段;2009至2011的欧洲金融监管改革阶段;2011至2013年的评估阶段。第一阶段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于2009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欧洲新监管机构会议。在进入第二阶段的实体改革过程中,2009年9月各国提出监管立法意见,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欧盟议会的投票机制,于2010年11月公布立法文件文本,并于2011年1月增加了新的立法建议。最终于2011年年底,三个全新的金融监管机构(ESAs)与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取代原有的监管委员会,并行使职能,这标志着欧洲金融监管合作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为对于现行改革的评估与建议阶段。2013年5月24日,欧盟再次召开会议,对于新监管机构的效率与成效进行评估,以审查新改革的实际效能。欧盟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发展的脉络与步骤,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