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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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当经济的发展，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价格水平显着增加，那么，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人口，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相对不变。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换言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当经济可以显着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这往往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需要更好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用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准？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当一些经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趣的现象很明显。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国家集团似乎收敛方面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经济，同样的办法组织经济体中的一个长远目标。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许这种情况发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经济顾问，帮助一个国家衔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这SparkNote将涵盖专题的经济增长。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经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福祉参与这些经济体。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这SparkNote将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趋同的现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过接地的这些问题，更好地了解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资本-身体和智力财产，利用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资本性支出-货币用于增加资本金的公司或一个经济体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资本库存-总额的资本在经济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敛-的理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往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除以总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这表明，数额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每个成员国的人口理论获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黄金规则水平的资本-资本的水平在消费和储蓄得到优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长水平-的长期增长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长率-短期增长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如教育和科学发现，影响到的产出水平在一个公司或国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业化-介绍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服从的工业发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础设施-物理机械和运输，这是为援助工业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国际市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其中涵盖国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劳动-工人谁利用资本产生输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额增加的产出某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总货币价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经济。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开放的市场-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使所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输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实物资本-机械所使用的劳动生产中的货物和服务。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产-建立输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产能力-资本，允许一定数量的潜在产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产力-能够产生输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荣-建立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储蓄率-在总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为未来的消费。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经济福祉所享有成员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发现。
Trade-Thepurchaseandsaleofgoodsandservicesbetweenentities.贸易-买卖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实体。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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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
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即
G=S/σ
(其中，G是经济增长速度，S是储蓄率，而σ是资本产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通过引入总产出函数，否定了资本差别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差别与人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稳定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只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而与其它因素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研发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1990）。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的新增长模型从本质上都属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舒尔茨虽然通过分析美国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其实质仍然是要素禀赋决定论，只是将资本要素从物质资本拓展到了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力供给者质量对增长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和技术决定论能从不同侧面解释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但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现象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中，诺思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的大小受交易费用的制约，高昂的交易费用不仅阻碍市场发展，甚至导致市场无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场是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必然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从过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统的产权制度，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诺思，1990）。基于上述分析，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工具，结合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勾画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及契约。其中政治规则被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及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协议的条款。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包括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和习俗。真实经济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与制度相关的不完全契约的形成，从而带来制度实施问题。诺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通过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激励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分解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但并未对三个层面在不同国家（cross-country）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将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分析制度的不同层面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虽然从理论上严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难，因为两者或许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诺思，1990）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对非正式制度表现为较弱的制度刚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对于转轨国家的增长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经济学家对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对增长的影响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普遍认可的是有效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了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方面最据代表性的研究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最典型的国家是荷兰和英国。
从理论角度分析，有效产权制度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按照波斯纳的分析，有效产权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产权的广泛性（universality）所有的资源都应存在归属，除非资源不是稀缺资源（意味着所有经济资源都存在产权）；产权的排他性（exlusivity）；产权的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具备上述三个特点的有效产权将通过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权将减少不确定性，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因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给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集，降低了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产权具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功能。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存在都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明晰的产权将使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价，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产权具有激励功能。“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的最主要权能是收益权，明晰的产权将为产权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诱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3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诺思，1990）。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正式制度的互补品，通过对正式制度的拓展、阐明与修正，发挥制度的互补效应；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可以在经济增长中独立发挥作用。
1993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同样的正式制度和宪法规则强加于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历史和理论都表明，正式制度的演变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的，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不存在绝对的权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的存在，使制度执行并不总是完全的，而是存在“余地”。因而，在正式制度的边界上，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了协调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独立作用，在没有国家和正式制度的习俗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已经得到人类学的证明（科尔松和波斯纳，1980）。但即使在现代经济中，非正式制度也普遍发挥作用。
对转轨国家而言，强调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多数转轨国家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总是希望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获取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须经历长期的过程，“急功近利”的转轨国家就可能只注重对正式制度的移植，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导。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对正式规则和惯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正式制度面临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这种成本突出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持续的不相容,即移植的正式规则与持续的(或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偏离。因而转轨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必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规范经济主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中的作用。
4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制度作为一种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本身具有不完全性，而且受到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偏好的影响（机会主义），因而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实施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青木昌彦，1994）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重复博弈中自发演化形成的，因而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但是正式制度的实施，一般要依赖独立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制度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业主要表现在：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成本大小，不同制度实施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执行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具有最低的交易费用；第三方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实施机制本身的公正性，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不同的制度实施机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费用。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最大限度促进制度的“自我实施”，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具有规范性和规制性。因而，制度的实施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必须以满足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否则制度不可能实施。这一点对存在“集权惯性”的转轨国家非常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企图通过社会强制来实现统治者的目标。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个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况下，必然带来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实施困难。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公正性能够给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威慑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由于国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公正”。“诺斯悖论”表明，政府在受到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并不总是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裁决”，政府时常做出违法行为。由此可见，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关键在于约束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政府的行为。经济增长的实践也表明，一个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对于转轨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软政权”，改变政府官员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弊病，实现经济主体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权威。在渐进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碍制度变革的利益集团，因而有效政府的关键是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牵制，真正实施有利于增进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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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将进口政策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对有利于产业优化的进口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进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吸收和创新。要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地位,通过建设多元化、规范化的进口企业,并对其监管和规范,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鸿: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1消费价格
价格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这就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重新选择，从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2]。消费品之间的比价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而一些高档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正因为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价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消费结构。
1.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消费资料主要来源于第一、三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它们的发展状况及在整个产业体系构成中的比重直接决定了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具体品种，反映了消费结构微观层次的变化。如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畜牧业的结构，对人们食物消费结构中的粮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费有直接的影响。
1.3消费倾向
消费结构和储蓄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近年来镇江城市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稳定在63%左右，但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较大差异。
2镇江市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2.1恩格尔系数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富的标准，镇江城市居民已处于相对富裕阶段。但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不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多元转变。因此从总体上讲，镇江城市居民生活仍处于小康阶段，正在逐渐走向富裕。
2.2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2012年镇江城市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13，这说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费。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分别达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满足后，更加注重饮食的丰富化和科学化，教育的多样化和层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热衷的消费项目。由于国家住房调控等政策的实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09。
3镇江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镇江经济运行逐步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其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从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到以家用电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档化方向发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费阶段的升级，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强大的驱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4镇江市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对消费结构传递机制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改变经济进一步增长，具体如下：
4.1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增长
由于资料的限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可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间，镇江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491.83亿元增长至2630.42亿元，四年间增长了76.3%；而相对应的，镇江城乡居民收入四年间分别增长了54.7%和66.8%，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了51.6%和60.0%。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收入）也有了较快增长。
4.2消费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买方市场，供过于求，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决定着市场的发展导向，消费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货币分配形式增强了消费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拓宽了消费渠道。
4.3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产品引导消费，实现质的飞跃
近年来，信息产品进入家庭，无论是从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都达到相当高的速率。移动电话、家用电脑等拥有量成倍增长。十年来，城市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增长49.0%、照相机增长22.0%、摄像机拥有量增长3.7倍；移动电话增长3.7倍，家用电脑增幅达到7.4倍。消费产品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也预示着未来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对策
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运行发展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一些标准来帮助人们判别消费结构是否已趋于合理。这些标准主要包括生理标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经济标准（消费结构应与生产力水平、生产能力、资源承载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和社会标准（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计提高镇江居民的收入水平，尽快扭转镇江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苏南地区平均水平被动局面，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区域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且还能启动目前较为低迷的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居民收入，将对消费需求的回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镇江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
5.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多年来，镇江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坚持错位发展，扬优求特，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现阶段，镇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二是建设好协作配套园区。按照发展壮大产业链、加速培育产业集群的整体思路，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优势骨干企业。三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5.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