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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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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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对价值客体的共同看法，它是社会群体实践的产物。社会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确立价值取向、确定价值目标、作出价值判断和实施价值选择的依据。社会价值观被群体成员所接受与认同，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之中，属于一种社会意识。
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其中制度化形态是指官方提倡的主导性社会价值观形态。知识化形态是指某种社会价值观已达到系统化程度。它通过思想文化传承的某种或多种载体和方式而存在。生活化形态是社会价值观的原生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习俗与行为方式等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具有“草根性”特点，但当生活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达到自成系统的理论程度时，就可以成为知识化形态而存在。
大学生文化认同就是学校群体成员对各种观念、制度与行为方式的认同，是对本民族在长期的共同语言、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积极的肯定性认知。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
大学生是一个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思维活跃、富于创新性的高智力群体，其社会价值观及文化认同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大学生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对社会上的新鲜事物以及新奇的思想观念都很容易接受、消化并吸收，从面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以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便具备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和新生元素，相应地大学生的自主自立精神、社会竞争、民主法制观念及主观能动性等各方面因素也会应运而生。大学生价值观念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在各视域不断延展，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的重要问题域是在传统上还未进入价值观话题的生态、网络等问题。在不同文化领域的影响下，大学生对新的社会情境、文化领域及相应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很难有效地消化、吸收、创新，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社会阅历不同，因而也决定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极具多元化。但承认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并不代表全盘地不加考量的接受他们的任意观念，而是对他们的具体的价值观进行科学地、系统的分析，批判他们的有损他人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对其正确的价值观念给予肯定和支持，引导其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 社会价值观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说过：“我们掌握现代科学发展的全部巨大资源可供使用。这使我们有力量与地球另一边的人取得联系从而发挥影响，就像我们一度能够容易地同临村里的人取得联系一样，我们必须使用这股力量来宣传我们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媒体等传播媒介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灌输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形态及价值观念。因此，受到西文化中某些潮流观念的影响并乐意接受这种观念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这就造成大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困顿及不能认同。
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大学生在思想认知、情感认识、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在西方文化传播蔚然成风以及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强烈影响下，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并且（下转第109页）（上接第77页）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不同程度不程度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状况堪忧。大学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也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用的发挥。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文化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宣传和灌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这使我们在应对其挑战时显得有些被动，不利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继承和传播。敌对势力更是伺机加强对我国人民的思想文化渗透。值得我们国民警觉的是，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理念方面,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人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我中华民族人民的意志。它的重点在于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当代，正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在中华民族文化面临被同质化挑战的同时，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认知状态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思想价值取向可以稍有不同，各有偏好，但是在根本上必须要有对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是对最根本问题、最根本利益方向要有相同的准则和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园，就必须要重新认识认识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及其所体现的和合精神。
何光敏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江苏 镇江 212200）
摘 要：任务型教学就是以具体的任务为学习动机，以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学习过程，以展示任务成果的方式（而不是考试的分数）
来体现教学成就。任务型学习的理论认为：以功能为接触的教学活动中有许多活动并不是来自于真实生活，最多只能是准交际，而要
培养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运用语言的能力，就应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和完成真实的生活任务。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谈一谈在外语
教学中的应用和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英语学习；社会文化；任务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51（2013）－12－0002－01
第一部分：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理论———任务型学习与英语教学。
一、主要观点
任务型学习的主要原则有交际为核心，意义为灵魂，强调通
过语言交流来学习语言；将语言运用于真实情境的机会，将真实
的语言材料引入学习的环境，以及把课内的语言学习和社会的语
言活动结合起来；强调通过教师与学生互动和学生与学生互动来
完成任务。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讨论、辩论、相互问答、分
角色表演、采访等形式，使小组成员通过合作来完成任务，以起到
小组成员间知识能力的相互促进。在这种课堂组织下，学生不再
是被动的学习者，师生关系非常和谐，学生成了学习的主角，教师
是导演、咨询者和参与者。
二、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和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一）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进行教学
任务型教学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分为：任务准备阶段，即输入
阶段；任务实施阶段，即习得学习过程阶段；任务后阶段。Willis
（1996）称之为三段式教学法：任务准备阶段———介绍教学主题并
说明任务内容；任务执行阶段———学生执行任务———计划报告内
容———发表成果；语言加强阶段———进行语言结构分析与练习。
（二）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充分关注学生的认知差异。设计任务教学时安排任务活
动要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在运用中由浅入
深。例如，在牛津高中英语的教学中，我每模块的每个单元都有
一个任务型教学活动，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活
动。要把“学生带任务的学习”落到实处，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
从准备到点拨的过程中，教师必须使学生明确学习意识，做到鼓
励学生大胆的使用英语。通过任务型教学实践，我发现学生对这
种教学方法产生极大的兴趣，使学生能在参与活动过程中，通过
自己的创造和别人合作共同完成交际任务。
2、划分小组，合理搭配小组成员。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
习情况，自主探究，进一步锻炼学习英语的语言能力和创新实践
能力，又让学生学以致用。活动中要注意到学生个体差异，因此，
要合理搭配小组成员。根据不同问题，小组成员可多可少，有时
让大家自行解决分组，完成任务。加强学生的活动，并能及时给
予个别辅导。
经过几年的任务型教学实践，我认为，任务型教学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研究实践
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有很大作用。倡导任务型教学模式，不仅表
现在学生在课堂内容的学习参与上，而且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达到知识的积累，技能的训练，能力的发展。
第二部分：以牛津高中英语第四模块第一单元TASK板块为
例，探讨高中英语课中的任务型教学模式。
根据本节课的写作目的即为公司的ChocoLocoBar写一则广
告的最终目标，在课开始的时候，迎合许多学生喜欢音乐的兴趣
爱好，我在网上找到了学生喜欢吃的德芙巧克力的音乐广告，虽
然学生可能没有听过，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歌曲赏析和
辨析来训练学生的听的能力。
然后通过对德芙广告的中英文广告标语的介绍和在网上找
到的市场调查数字报告自然导入，帮助学生复习分数，小数和百
分数的表达方式，并提醒学生注意小数点后的数字的正确读法并
对数据变化的各种表达方式如增加、减少、变化、范围和限度通过
条形图表的形式出现，形式相对新颖，让学生在读图中自然而然
的学会各种数字的句子表达方式，然后再进行该部分的词块总结
呈现。
在第二次听力活动前，让学生用以上相关词块进行句子翻译
练习，学生四人小组操练，老师将一张有六句中文句子的练习纸
发给每个小组，由一人说出中文句子，其他三人抢译。由复习与
总结如何说各种各样的数字到用所学词块进行翻译练习，此时学
生们已经对听力内容中所要涉及到的句型比较熟悉，接着适时进
行听力练习。听力任务过程中，适时地停顿让学生有时间思考各
个数字的表达和书写，然后再抽取个别同学汇报答案，这种做法
提高了最后答案的正确度，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连词的用法，训练学生能够有条理地
陈述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学生结对练习对话，
通过同桌做采访的活动，鼓励学生应用所学表达方式和不同的句子
结构陈述理由，表达观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然后帮助学生辨别不同形式的句子并要求连线以辩识不同
形式句子的能力，再通过阅读书上三则广告并总结广告中所阅读
到的广告用语词块，有意识地让学生进行写作模仿，并为一些基
础薄弱的学生提供了写作模版和任务，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了写作
的素材，而基础好的学生可以自行发挥，广告文章的写作也就水
到渠成。
最后要求学生用自己最有说服力的图片和语言向全班同学
展示和推销自己的广告产品。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导演、咨询者和参与者，学生则是
活动主体，学生的任务是开放型的。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任务，
方便各个层次学生的学习。与之前的教学活动相比，该教学难度
降低，但能保证各个层次学生的不同层度的提升。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学生个体的活动则
给整个课堂增添了一抹抹亮色，学生回答精准之处无不增添了学
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贾冠杰．英语教学基础理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3］Ellis，R．TheStud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4］林立，王之江．任务型学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M］．北京：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一、推展华侨教育。
“无侨教，则无侨务”，华侨教育一直被台湾视为侨务工作的第一要务。近年来，台湾又提出“有什么样的侨教就有什么样的侨胞”，进一步突出台湾当局赋予侨教工作的政治色彩。台湾当局的华侨文教工作可以分为岛内和岛外两部分。岛内工作主要是吸引侨生到台湾升学，岛外工作主要是推展海外华文教育。
（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
台湾当局认为，侨生是能够在海外推动台湾侨务工作、开展“草根外交”的种子，而且优质的侨生政策也是争取侨生父母对台湾向心力的有效途径，所以一直将侨生工作视为发展侨教的“起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上台后，继续积极地开拓新途径、新方式吸引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对侨生在台就学期间予以妥善悉心的照顾，并注重加强对毕业侨生的联系。
为吸引侨生回台升学，“侨委会”于2000 年7月与“教育部”研拟修订了“侨生回台就学及辅导办法”，放宽了侨生到台湾升学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报请“行政院”核准开放各大学研究所侨生名额，全面开放科技大学、二年制专科学校招收侨生等办法，扩大办理海外侨生回台升学工作。此外，继续贯彻自1997 年起就实行的双联学制，授权台湾的大学院校与外国大专院校合约合作办学 ，协助外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台湾续读衔接大学院校大三、大四课程，两年内取得台湾的学士学位。
由于台湾大专院校每年所接纳的正规侨生名额有限，为了吸收更多侨生及培养华侨青年在侨居地的谋生能力，台湾“侨委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让海外青年分别就读于屏东科技大学、逢甲大学、文化大学、高雄海洋技术学院及大华技术学院等高校，学习实用技能。这些学校招生一般不受名额限制，凡符合入学规定者均予分送入学。
侨生在台湾就读期间，“侨委会”全面落实在学侨生的生活辅导和照顾。“侨委会”特别订定“辅导办理照顾海外只身在台侨生接待家庭计划”，该计划鼓励岛内百余所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及社团担任侨生接待家庭，让侨生安心在成学业。为协助贫困侨生解决经济问题，“侨委会”专门为侨生办理工读补助，每学期均提供 600 余个工读名额，补助金每名每月 2500 元（新台币）。①此外，“侨委会”积极辅导地区性及学校性侨生社团举办各种文娱联谊活动，丰富侨生生活，并且对在学侨生社团举办活动及出版刊物提供补助。
毕业后回侨居地是侨生培养的原则之一，“侨委会”非常注重加强与毕业侨生的联系。每年在侨生毕业前夕，台湾分北、中、南三区举办“大专院校应届毕业侨生欢送会”。同时鼓励毕业侨生加入侨居地的校友会或联谊会，让毕业侨生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角色。目前留台校友会总数已达101个，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此外，“侨委会”每年邀请海外“留台”毕业校友返岛访问，并辅导“留台”校友会举办各种联谊庆祝活动，以加强联系“留台”校友，笼络人心。
在多种鼓励回台升学的措施及海外“留台”校友会的努力下，侨生回台升学人数逐渐回升。根据“侨委会”的统计资料，1998学年度侨生回台升学人数为9357人，199年度增至 10566 人，2000学年度续增为11033 人。②而2000至 2003年学度，仅经“侨委会”辅导申请回台湾升学人数合计有10914人，辅导海外侨生自行回台湾升学的有533人。③
（二）振兴海外华文教育。
台湾当局将海外华文教育视为岛内教育的延伸，学制、教材等方面都与岛内教育相衔接。台湾“教育部”下专设“侨民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海外台北学校的营运与发展。针对台商赴海外投资日益增多，为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侨委会”已协同当局有关单位在东南亚各国创办了6所海外台北学校：印尼雅加达台北学校、泗水台北学校、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台北学校、槟城台湾侨校、泰国中华国际学校、越南胡志明市台北学校。④另外，为统合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借鉴大陆的做法，于2004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导下的跨部会的“对外华文教育政策委员会”，负责海外华文的推广工作。
上台后，提出了“全面振兴海外华文教育”的革新理念，致力于提升海外文教的软硬件品质。具体措施主要有：
1、注重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
海外华文师资的选拔和培训主要通过三大途径：一是鼓励海外华侨赴台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推荐到海外侨校任教；二是委托岛内教育机构分期对海外侨校在职华文教师进行培训，如开办“海外华文教师研习营”、“华文网络种子师资研习班”、“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一般两年一次）等多种活动。三是选派优秀教师到海外侨校任教，并经常选派教育专家、学者、侨教志愿者赴海外巡回教学、讲演，为海外华校教师传授教学知识和技能，以此提升华校的师资素质。
虽然“侨委会”限于预算的有限，在海外华文师资培训上的期数及参训人数上增加不大，但在办理方式及培训对象方面进行了创新，如协助缅甸、泰北侨校开办简易师范科，以培训当地青年加入华文教育行列；结合民间资源合办侨居地的华文教师研习班，扩大培训效果等。
2、实行多种途径办学。
在办学途径上，台湾当局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办学。主要有：
其一，开办函授教育。从1956年起，台湾“侨委会”在台设立侨民函授教育学校（1966 年改名为中华函授学校），以通讯及视听教学方式向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科学知识、生活技能及华文教育。函授教育设有华文教师、中华文史、中国语文及应用文、农牧、工商业、高中进修、初中进修、小学进修等多种学科和课程。1979年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空中书院，利用台湾《亚洲之声》广播电台广播开设华语教学科目，用多种语言向全球的华侨华人播教，以扩大函授招生。为整合资源，2001年将空中书院课程归并于函授教学内。另外，还运用现代网络教学科技，提升函授远程教育功能，以适应海外侨民多元化学习的需要。2000－2003年，海外侨民报名函授网络课程多达70156人。⑤
其二，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台湾“侨委会”开始在华侨、华人集居地设立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作为“侨委会”在海外开展工作的重要服务据点。目前台湾已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菲律宾的马尼拉，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法国的巴黎等地华埠设立了 16 个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原为 17 个，后伦敦侨教中心因租金昂贵等因素于 2003 年底关闭）及37个侨务服务站（遍及北美洲、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大洋州和非洲），并已经着手在美国华盛顿、巴西圣保罗和加拿大温哥华三地以购地自建方式建盖侨教中心，前者预算 265 万美元，后两地预算各约 100 万美元。⑥文教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有：开办中外文补习班、民族舞蹈、武术等民俗班；提供咨询服务、职业训练；举办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类活动。⑦这些中心及服务站直接联系或间接控制各地的中文学校和社团。至今以这些信息中心网站为骨干，形成了虚拟的全球华人网络社区，同时全力推动“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的建设，力争使“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发展成为中华语言及文化的入口网站。
二、协导侨商经贸。
“拼经济”乃台湾当局的施政重点，为让台湾成为永续发展的“绿色硅岛”，“侨委会”配合岛内各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密切与海外华商的联系，希望凭借华商力量的整合服务于台湾经济的转型，促成台湾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一）充实侨商经贸网络，奖励华侨经济学术研究。
为充实侨商经贸投资信息，增进网络商机，“侨委会”建置了“海外华人信息服务网”入口网站，整合台湾各涉外机构及“侨委会”、“全球华商信息网”、“华人地球村”、“全球华文网络教育中心”等六大网站为单一服务窗口，其中“全球华商信息网”内已经涵盖全球 170 个侨商团体的基本资料。此外，还陆续更新《华侨经济年鉴》，提供海内外侨商经营事业及投资厂商参考，2002 年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美洲篇》及《欧亚篇》，2003 年已陆续完成《华侨经济年鉴》的《亚太篇》及《东南亚篇》。
为深度了解华商经贸实力，引导海外华商参与台湾岛内的重要经济计划，“侨委会”还奖励台湾岛内公私立大学院校开设华侨事务课程，鼓励各校从事华侨经济事务教学研究，增进大学院校学生认识华侨事务。另外还制定了“侨务委员会华侨事务研究硕博士论文奖”作业要点，鼓励岛内大学院校硕、博士生从事侨务相关议题的论文研究。
（二）扩大培植侨社经贸人才。
为强化侨营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协助培训经贸专业人才，“侨委会”举办了许多培训研究班，如“海外华商财务经理人研习会”，“海外华商电子商务趋势与应用研习班”，“商务会务 E 化训练研习班”，“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华商国际投资研讨会”，“海外华商国际贸易研习班”，“海外华裔烹饪研习班”，“海外华裔青年创业研习班”等。另外，“侨委会”还制定“海外侨营事业经营服务团”计划，派遣专家分别赴海外巡回讲授经贸专业课程，协助提升侨营事业的竞争力。为加强侨商学习渠道，“侨委会”于 2003 年起推行远距离教学，除已建置“高效能团队领导”、“工作目标设定”、“行销基本概念”等课程外，另在网络上设置“台湾经贸名师”，聘请“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海外侨商运用网络释疑及汲取经贸新知识。
（三）继续强化“华侨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功能，协助侨商融资。
该基金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由“侨委会”与“财政部”共同出资以协助海外侨民创业。基金设立的宗旨是在于对具有发展潜力而缺乏担保品的侨营事业、华侨创业者或台商事业提供信用保证，协助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截至 2003 年 9 月底，累计承保件数为 3705 件，承作保证金额为 5.9466 亿余元新台币。同时，与该基金合作的海内外银行计 74 家，承办据点计 165 处，分布于 26 个国家，56 个都会区。⑧
（四）协助海外侨商组织发展。
自 1988 年起，“侨委会”即逐步辅导各地台湾商会成立洲际性、世界性联合总会。目前，世界台商总会共有 170 个分会。同时，为加强与各地台湾商会负责人的联系、建构全球侨商网络，“侨委会”还辅导开展“世界华商经贸会议”、“世华金融联谊会”等活动，并从 2000 年起，办理“全球台湾商会会长班”，每年一至二次，邀请各地台商商会会长等重要负责人返台研习。
显而易见，台湾近年来对华侨教育、侨商及团体采取的种种扶持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台湾和海外侨校、华人社团、侨社的关系，客观上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台湾极力扶持华侨教育、积极辅导侨商经贸的目的是要同大陆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向心力，培植其亲近力量，进而通过华人的社会关系对其国施加有利于台湾的政治影响，拓展台湾所谓的“生存空间”，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③⑤⑧2003年11月19日张富美在台湾“侨务委员会议”上的报告。
②台湾中央社，2000年7月5日。
④《宏观报》（台），2001年6月14日。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药学类毕业生；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也称“职业指导”“职业咨询”，是指给予学生和成人以升学或就业的指导和帮助[1]。职业指导是随着经济社会和职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对在校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是原劳动部印发的《职业指导办法》（劳部发【1994】434号）第6条规定的职业指导工作的第九条内容。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就是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就业形势与当前就业状况，了解社会人才需求和有关人事与劳动政策法规，运用职业评价分析、调查访谈、心理测量方法和手段，根据社会职业需要，针对毕业生的所学专业、求职意向、个人特点以及社会与家庭环境等条件，引导他们较为恰当地确定职业定向、选择劳动岗位或者职业领域的社会活动。为毕业生提供咨询、指导和帮助，实现人职合理匹配的过程[1]。
一、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就业指导的理解
1.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解。高等职业教育[2]是指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的职业教育，它既是职业教育的高级形式，又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等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
2.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本质也是对学生的一个教育过程，属于思想理念教育的范畴，是高职学生在校教育的重要组成成分。
3.对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的目标是让学生根据所学专业、结合个人特点、家庭环境等学会职业规划、职业设计、职业选择，实现人职的科学匹配。
4.就业指导的内容是给予学生职业意识、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就业指导帮助毕业生了解职业信息，提供就业咨询和服务。
二、高职院校药学类毕业生的特点
1.高职院校药学类学情分析
高职院校药学类招生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统招理科生、统招文科生、单招生。统招理科生具有基本的中学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知识，有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具备学习药学学科的基本条件。统招文科生中学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较为薄弱，学习药学学科较为吃力。单招生虽然在中专阶段已经学习过初级的医学知识，但知识相对偏少，实践技能有待提高。基于学生情况的分析，我们在三年的高职教学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确立适当的教学目标，并进行实施，已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高职院校药学类毕业生能力分析
我国高职药学院校教育学制为三年制，实行“1+1+1”的教学模式，即一年的专业基础课学习，一年的专业课学习，一年的临床实习。经过两年的在校理论学习和实践技能培养，学生具备有基本的医学理念、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由于招生的基础较弱，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再加上学习时间只有两年，相对于本科院校的五年制医学本科来说，短时间学到的知识容量少和技能操作具有有一定的局限性。
3.高职药学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3]
本着“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高职药学院校主要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专门型人才。例如，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扎实的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综合素质、较强实践能力应用型临床医学人才。主要为基层医疗机构培养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护理专业就是为培养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健康的体魄，具有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具备人文社会科学、药学、预防保健基本知识及专业能力，具备护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与患者良好沟通，满足卫生服务人才需求，能在护理领域内从事临床护理、预防保健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具备能在药品生产、检验、流通、使用等领域从事鉴定、一般药物制剂及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
4.高职药学类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分析
首先，随着扩招政策的发展，目前社会的人才学历水平越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四处可见，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高学历人才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高职学生毕业时仅具有大专学历，因此，这无疑加重了这批学生的就业压力，而且部分学生由于眼高手低，难以认清现实，就业的期望值过高。其次，高职学生生源大多数来自农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学生想要脱离农村，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会导致一部分学生对就业地域、就业环境、工资待遇水平期望过高。再次，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及学生家长认为进入国企、事业单位等，所谓的“铁饭碗”是择业就业的最好归属。总之，对就业单位、就业环境、劳动报酬的期望值偏高，是导致高职毕业生找工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高职药学类毕业生就业指导的方法
通过对高职院校、药学类毕业生的特点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拓展毕业生的就业门路，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率。
1.针对毕业生学历特点进行指导，确立适合的就业期望值
一方面对学生进行专升本的升学指导。升学指导一般由学校负责就业指导的教师在学生临近毕业前一段时间内，结合学生的自身情况和升学条件，以及教育部门的相关政策，对学生的升学和专业选择进行指导。对于临床医学专业的高职毕业生来说专升本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两年的理论知识学习和一年的临床实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接受更高等的药学教育和实践技能的培养，才能成为真正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性药学人才。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学历定位指导。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具有的就是大专层次学历，所以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要准确，过高的定位，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而且期望值越高，在求职期间遭受的打击就越大，失望就越多。因此，作为学校的就业指导教师应该从这方面对学生进行认知教育。
2.针对毕业生专业特点进行指导，拓宽就业门路
药学类毕业生，他们的专业主要包括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口腔、检验等，毕业生及家长的就业定位主要就是医院、卫生医疗事业单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本科毕业生进县及以上的医院和卫生事业单位都要经过层层考核、选拔，随着这些单位门槛的提高，专科毕业生在这些单位就业的机会甚微。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开拓思想，拓宽门路，在医、护、药的相关专业就业。例如，医药代表、学术推广、学术专员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重视，药品销售行业成为现代社会的朝阳行业，人才需求量直线上升；而这个行业就业岗位对应聘者的学历层次要求不是很高，具有大专以上水平完全可以胜任此项工作。因此，作为学校的就业指导教师就可以从专业导向向对学生进行拓展就业门路教育。
3.更新毕业生就业理念，进行理念指导[4]
一方面使学生摒弃传统理念，更新就业理念。高职药学类毕业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家庭及周围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学生从一入校就期望进入医院、卫生事业单位等，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算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好工作”已不再这样定义。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基本的职业技术。一些大的医药销售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大，工资薪酬也十分可观。因此，我们应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的基础性指导，使学生更新理念。另一方面应鼓励学生到基层从医、从教等。根据陕人社发【2011】120号文件精神，政府实施了“大学生到基层从医从教从事农技服务助学金”政策，这可以极大的鼓舞学生下基层从事工作的信念，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以此不仅可以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且可以获得国家的资助，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我们应更新学生一定要在城市工作的理念，鼓励毕业生下基层。
4.为毕业生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帮助就业
首先，高职院校应加强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树立长效合作机制。例如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可使部分学生一入校就有了定向的就业单位，而且这部分学生在校期间还可以获得订单培养用人单位的相关资助，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其次，学校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校园宣讲会、校园招聘会、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等，使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双向选择，为他们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再次，学校应建立专职的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和师资队伍[5]，对服务对象（毕业生）提供个人职业咨询服务和团体职业咨询服务。总之，高职院校应通过各种途径为毕业生提供广泛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
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6]。高等职业教育既有高等教育的目标，又有职业教育特性。高职药学类专业，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针对高职药学类毕业生生源相对较弱、职业规划意识薄弱、基本素质略低、就业期望值偏高等特点，本文提出了四点高职药学类毕业生就业指导的具体方法，即针对毕业生学历特点进行指导，确立适合的就业期望值；针对毕业生专业特点进行指导，拓宽就业门路；更新就业理念，进行理念指导；为毕业生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帮助就业。
参考文献
[1]《创新职业指导――新实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出版社,2005年.
[2]董涛.浅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新校园》理论版,2010年第07期.
[3]魏小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探析,中国成人教育,2011年第06期.
[4]《创新职业指导――新理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高层次人才 人才引进 国际化 规范管理 强化考核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人才是兴国之源，兴校之本。高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高层次人才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可以快速改善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愈来愈成为各高校高度关注和激烈竞争的焦点。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高达45.98万人，比2013年涨了11%多。与此同时，海归人数也持续增长。专家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应当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汇聚一流人才，建设一流队伍，打造一流学科，争创一流大学。
一、研究型大学人才引进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尽管引进人才工作在加强高校师资队伍水平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和提升学校竞争力方面成效十分显著，但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出现形形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为：
1.重短期业绩，轻长远规划
以我校为例，在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缺乏对学科及专业整体发展的详细规划，常见问题如下：
（1）引进人才缺少顶层设计。在引进过程中只关注引进人才科研水平和已有职称，只要目前项目组有需求就盲目引进，对引进人才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没有将人才引进与学科发展相结合，导致不是引进的人才不优秀，而是引进后没有适合其持续成长的空间，无法调动引进人才的发展潜力，这实际上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同时因为盲目引进导致有限的资源没有集中在急需发展的主流学科上，而是分散到各个不同学科方向、领域，使资源的利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2）引进人才的结构不合理。人才引进中没有合理考虑各学科人才结构的合理性与学术梯队建设规划，引进人才中高端重点人才不多，中青年拔尖人才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匮乏，缺少领军型人才。并且存在同层次人才数量过多，导致后续校内晋升竞争过于激烈，不利于人才的系统培养。
（3）引进人才的学缘结构不合理。部分老师出于课题研究及项目的持续性角度考虑，更倾向于选留本校毕业生，不利于优化学缘结构，易导致近亲繁殖、学术思想形成僵化等问题。
2.重引进入口，轻发展培养
毋庸讳言，部分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进校后，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存在高端人才的国际资源、科研资源、社会资源没有有效吸收，没有起到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作用的现象。青年教师中也存在课程任务重，项目和经费不足，科研发展受限等现象，缺乏引进后续的培养和支持，考核方式单一，激励手段不足，引进人才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有些引进时业绩很优秀的人才，几年之后变得业绩平平，最终甚至惨被淘汰。
3.人才生态建设重视不够
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相关划分，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多的是在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层面的较高层次需要满足。为了更好地追求自身的理想、发挥个人效用最大化，高层次人才会追求更优越的科研教育平台与软硬件条件更加良好的国外来谋求发展，目前国内虽然在某些方面的科研能力与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更广泛范围的科研平台建设滞后，使得高层次人才难以真正被吸引回国贡献个人的才智也是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的一大问题。
二、做好研究型大学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建议
1.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严谨的学科规划，由传统引进向定向引进转变
人才引进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人才建设围绕着学科建设，需要从整体上进行长远规划。各二级单位（学院）应对所含学科的发展现状做出评价，对现有人才的结构、能力有明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战略规划。首先应明确以下问题：第一，哪些方向是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是要重点发展的方向；第二，学科发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第三，为了达到所设目标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明确学科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制定与本单位实际情况和学科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规划，避免出现人才重复引进、因人设岗、结构不合理、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真正做到以学科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岗位规划为依据，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规划，以我为主，按需设岗，按岗招聘，定向引进，公开竞聘，优胜劣汰，能者上位。
2.创新人才引进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吸引人才
引进人才的手段可考虑采用多渠道、多方式，不能在校坐等人才上门，一定要走出去广纳贤才。除通过网络、海外招聘会、教育报刊等传统渠道来公开招聘高层次海外人才的信息外，还可以以引进人员为基础，联系其导师、校友，建立树型人才库。并考虑选择全球各地的数十家影响力大的华人社团、留学生组织，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定期查看各国际知名高校了解国际知名高校华人科学家动态，建立专家信息库，并定期保持联系，使之成为学校未来引进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逐步使这一形式成为学校引进重点人才的主渠道之一。
3.做好人才队伍长远规划，注重青年引进人才的再培养
青年人才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是引进工作的重心，适时补充青年人才是改善高校人才队伍老化的有力手段。在加大对青年优秀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对引进的青年人才的再培养。各二级单位（学院）在制定本单位学科规划时，应对每个岗位有明确的岗位要求和终极目标，为引进人才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完善的培养方案。尊重个性培养，搭建适合其发展的平台，为其提供充分的团队支持和经费支持，在管理、考核和激励措施等方面激励青年教师的科研热情和创造性，全面开发青年人才的潜能，着力创造条件培养自己的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进而逐步造就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拔尖人才。
4.完善考评机制，建立国际化的聘用考核体系
对高端人才高投入的同时，可能会带来高产出，但相应的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要对高端人才实行国际化聘用考核机制，签订科学合理的、具有国际化水准合同，以契约形式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及考核方式，减少高端人才违约风险。合同中应明确体现高校、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引进待遇、工作目标、工作任务、考核方式、奖惩措施等，对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要加以具体的量化，以便做到考核有据可依。考核方式应更为灵活，既要考虑到不同学科方向的特殊性，又要能激发引进人才的科研动力和创造能力。
5.以人才为核心，创造良好的环境机制
在重视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充分调动现有人才积极性，把引进人才和现有人才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1+1>2的新的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达到人才的最优整合。通过合理的激励手段、科学的考核方法以及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方式，积极创造一个能让人才专心致志开展科研，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的科研环境。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尊重人才、稳定人才，以感情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
综上所述，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其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既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也是在发展新阶段赢得新优势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建设一流大学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气度、更加优惠的政策举措、更加优越的工作条件和更加宽松的人文环境，吸引优秀人才来校工作，逐步形成群贤毕至、英才云集的大好局面，真正做到“远者亲，近者悦”，为全面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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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俗 文化功能 民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风俗的影响。
此外，风俗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的特性和内容。所谓“民俗者，风俗也”。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应用到风俗的研究上来。本文便是运用此方法来对风俗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一、 风俗的定义
风俗是我国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史。
“风俗”“民风”等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外，《诗经》《管子》等文献也有许多记载有关风俗的记载。至汉代，“风俗”一词则已普遍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风俗的文史资料，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风俗通义》等。这些资料不但记录了当时的风俗，而且对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使得风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我国有关风俗的著作更是不断出现，如《岁时广计》、《东京梦梁录》、《清嘉录》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联系的，风俗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行文化规范的作用。综合中国古代的风俗观，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学者对风俗有两个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礼》所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一是如《风俗通义》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风俗的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他们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风俗的特点。前者主要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是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自然和 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产生作出解释，认为风俗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近代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近代学人对风俗的研究也更为关注。1910年张采亮写成中国第一部风俗史――《中国风俗史》，它以风俗为线索，将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风气，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以历时的角度，建构中国通史，体现出中国固有风俗概念在接受西学的影响后，发生的独特变化。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他通过对中华各地风俗的详细记载，既突出了我国风俗的整体性，体现出风俗中的国家意识，又显示出了我国各地风俗鲜明的个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也在旨趣中写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
而现在，我国对风俗的定义则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辞典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辞海》为代表，说：“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另一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说：“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
简而言之，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人们普遍公认的，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二、风俗的特征
风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征主要表现在：
（一）风俗具有社会性
风俗的产生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得到特定群体认可、接受和传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单个人社会行为是不能称为风俗的，只有当这种行为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它才能成为一种风俗。风俗的社会性也可理解为群众性。
（二）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响。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是对风俗地域性的形象说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例如，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习俗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外，我国的风俗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区，民族有不同的风俗，甚至同一地区，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风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风俗的多样性。
（三）风俗具有传承性和可变性
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承，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连续体。同时，风俗还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然而，由于风俗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相联系的，所以风俗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异。“时异俗易”“移风易俗”等词就体现出风俗的这种可变性。总之，风俗是在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中不断发展的。
三、 风俗的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功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风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领域，充分认识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才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活力，从而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具体来说，风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风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功能
风俗具有社会性，任何一种风俗事象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习俗。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礼仪等，只有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社会才会给予承认，才能融入到社会的风俗之中。由此可见风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风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能够不断强化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精忠报国”，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祖国，珍惜家人。顾元明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
另外，风俗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受同一种风俗观的影响，这些社会群体便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民族观。因此，像春节、端午节等对全国都有影响的风俗则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风俗具有教育规范功能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有着教育大众，规范人们行为的双重功能。它的这种功能在人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例如，一个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诞生仪礼”，成年后则要经历“成人仪礼”，紧接着又要经历“婚姻仪礼”，人死后则又有“丧葬仪礼”。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还会受服饰风俗，岁时风俗，村落风俗等的规范和影响，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我们认为风俗既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人格，同时又规范我们的行为。风俗的教化规范功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互为补充，对人的成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风俗具有历史功能
风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次，风俗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例如，我国历史上很多有关记载风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各个朝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对于那些依靠口头传承的社会风俗，其历史功能更是体现的突出。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纪》以及各类神话叙事诗不仅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而且还记叙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史，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四）风俗具有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
通对风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们对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将会有更深的理解。风俗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们通过传唱各种民谣则可以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们通过写春联，画年画则可以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风俗是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五）风俗具有娱乐功能
风俗既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放松消遣，愉悦身心的目的。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又以节日风俗和竞技风俗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另外，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正是因为其娱乐功能才逐渐走入大家的视线，为大家所熟知。
总之，风俗的内容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风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风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也发现了风俗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风俗，我们应采用辩证的观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面对传统风俗不断消失的现状，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使风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继续正常发挥，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在良好的风俗中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使我国的文化更加和谐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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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人体试验 受试者 黄金大米 伦理
2012年8月湖南黄金大米事件爆发，震惊中美两地；2013年10月，中国61名院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声称再延迟就是误国；同月又传出1400吨转基因菜油混入国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爆发性事件将转基因食品一次又一次的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一、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理论辨析
转基因食品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已经潜移默化的潜入了我们的生活，日常使用的大豆油、甜美的木瓜往往都是转基因食品。所谓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是利用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物种中或对生物体本身的基因进行修饰，从而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有效的表达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并出现原物质不具有的性状或产物，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加工成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所谓人体实验是以人体作为受体对象，用人为的实验手段，由训练有素的实验人员在遵守严格的实验规则、伦理原则和严密的监控下，对受试者进行研究和考察的行为过程。作为人体试验特殊类别的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是在转基因食品产生后才衍生的概念，明晰其真正内涵要区别以下几组概念：
首先，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不等同于食品人体试食试验。食品人体试食试验多是保健品的试食试验，其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的情况下验证其对人体的调解和辅助功能，且试验不需要经过审批即可直接进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试验对象安全性是未知的，其试验目的在于证明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且试验的进行需要审查委员会审批。
其次，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不等同于医药人体试验。医药人体试验是某种疾病患者作为受试者，通过对受试者的研究和观察，开发和改善相关药品、医疗技术或医疗器械的行为。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则是以转基因食品为试验对象，以健康的普通人作为受试者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进行的科学论证过程。无论在受试主体、受试对象及试验目的等方面，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与医药人体试验都大不相同。
所以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是指以健康人体作为受体对象，合格研究者在遵守严格的实验规则、伦理原则和伦理审查下，通过对受试者的研究观察论证受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行为过程。
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伦理辩护
目前，我国批准了7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但是由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疑虑与排除，实际大规模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抗虫棉花和抗病番木瓜，转基因作物之所以难以大规模商业化、转基因食品市场之所以难以打开，和转基因生物莫衷一是的安全性有莫大的关系，尽管专家一再的通过媒体强调转基因食品的无害性，但是笔者认为要使消费者真正“买单”，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证明——即人体试验。
人体试验是生命科学尤其是医药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笔者认为对于关系到整个人类健康的转基因食品来说，人体试验同样是其大规模商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其证明自身安全性的最佳方式。但是目前多数学者和专家对此却持反对态度，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应当进行人体试验，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和药品的差别。人体试验是药品或其他医学科研手段在大规模应用并投入市场前的必经之路，而转基因食品是食品并非药品，没有“资格”进行人体试验。例如中国农业大学罗云波教授便认为转基因食品与药物不同，其他科学试验已经足以证明其安全性，没有必要进行人体试验。然而，笔者认为食品与药品的差别并不能成为阻挡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理由。必须强调的是，人体试验根据受试者是否为患者可以分为治疗性试验和研究性试验，治疗性试验是指以病患临床治疗为目的而采取一些尚不是很成熟的医学技术、药品，是治疗与试验的结合；而研究性试验则是纯粹的证明性科学实验。药品多以某疾病患者为试验对象进行人体试验，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受试者并非患者，其应为研究性人体试验，试验目的则是为了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故并非所有的人体试验都为药品的“专利”。
2.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已成定论。目前，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都断言转基因食品已被国内外证明为安全的，已为定论。但笔者认为，现在就断言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为时尚早，因为并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作为转基因食品大国的美国之所以对转基因食品一直采用开放与乐观态度是因为其“可靠科学原则”，而“可靠科学原则”则根基于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或动物健康产生危害，就反向证明了其安全性。其实仔细推敲下这种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尚无安全问题不代表永久无安全问题，虽然短期内看不出问题，但是长期的积累必然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尚无法预测。因而转基因食品并非已经被证明了其安全性，其只是被理论上推断为安全的，具体的安全与否仍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通过人体试验来进行证明。
3.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实施阻碍重重。另有专家认为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不仅操作困难，而且会严重阻碍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道路，徒增转基因食品成本，增加消费者负担。对于技术实施层面的操作困难而言，笔者认为困难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为整个人类福祉努力正是科学的价值所在。日前，我国61名院士农业部推广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声称再延迟就是误国。诚然，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免会推迟其商业化进行，但毕竟这牵涉到了大多数公民甚至于整个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只要多一份安全，那么多一点成本，晚一点推广又有何妨，在安全性缺乏强有力的证明下，盲目商业化反而是一种“误国”表现。
总之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关系到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其商业化实施之前应当且必须由人体试验来证明。一如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农平所言：“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结果吗？”，“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只有通过人体试验证明了其安全性，其商业化实施才会给人民带来福祉，而非灾难。
三、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展开与进行，可供借鉴的先例并不多，即使在生物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并不常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纽卡斯尔的试验，其不仅开创了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先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转基因食品的隐害性。我国对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关注与爆发性讨论起源于“湖南黄金大米事件”，然而湖南黄金大米所作人体试验只是对转基因大米的营养性试验而非安全性试验。国内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试验，主要以哺乳动物例如猩猩、白鼠为试验对象，尚无人体试验的先例。所以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如何开展，及其过程中受试者保护问题必将成为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在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中对受试者保护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知情同意原则的确立。无论是药品人体试验还是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开展，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就是知情同意问题。所谓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指有行为能力的受试者在被充分告知与研究有关的信息并充分理解这些信息后，在没有任何外力胁迫下或诱导下，自愿作出参与或者不参与医学研究的过程，在这里，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包括研究者的告知义务与受试者的同意权利两个要素。知情同意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的接受，包括《赫尔辛基宣言》、CIOMS/WHO《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等对其都有明确的规定。鉴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进行目前尚无明确的立法与国际规则，因此对于知情同意的实现可以参照医学人体试验的要求进行。根据相关国际规则及地区法律的规定，知情同意应当包括“充分告知”、“信息理解”、“自愿接受”三个要素。“充分的告知”是指研究者对受试者应提供充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目的、方法、资金来源、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预期收益和风险等。“信息理解”是指受试者能够真正的理解研究者告知的信息，研究者对受试者传达项目相关信息时应尽量避用专业术语，知情同意书也应对受试者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做重点醒目标识，在受试者不理解的情况下应对其作出解释，当受试者存在生理上理解障碍时应通过“最能理解无能力对象情形且代表他切身利益的第三方”代受试者处理信息并进行意愿表达；“自愿接受”是指受试者必须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该项目研究，成为其受试者，知情同意的这个因素要求毫无强迫及过分影响。这是药品人体试验对“知情同意的要求”，然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毕竟不同于药品人体，鉴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特殊性。笔者对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知情同意还有如下几点建议：首先，食品不具有药品的紧迫性和不可替代性，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受试者不会出现疾病救治方面的“过分影响”状况，但是仍然要充分保障受试者选择的充分自愿性；其次，知情同意的实现有赖严格的监督管理，要对执行知情同意的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包括审查研究方案、知情同意书和研究过程的持续监督等环节。最后，因为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应当将试验过程全程公开，但是对受试者的隐私应当适当保护。
2.伦理审查制度的建立。人体试验中保护受试者权利的主要机制就是伦理审查。《赫尔辛基宣言》第15条规定：人体试验进行前，试验方案必须提交给一个独立于试验者、发起人的试验伦理委员会做出审查、评论、指引和批准。伦理审查制度在CIOMS指南、ICH-GCP等国际指南和协定中都有规定，其细分为机构内部审查和机构外部审查两种模式，所谓机构内部审查模式是指在机构内部设置审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机构的下属机构或组织，其组成人员主要是研究机构内部人员，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德国；所谓机构外部审查模式是指一套独立于研究机构之外的审查机制，一般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其内部组成人员为非研究人员，主要代表性国家是荷兰、丹麦等。我国目前针对生物医学人体试验伦理审查主要规定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中，根据该《办法》可知我国目前伦理审查是以机构内审查为原则，以机构外审查为例外。但是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机构内部审查难免会因利益偏袒而造成审查流于形式，不利于受试者利益的保护。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开展更需要通过伦理审查来保护受试者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应效仿荷兰等国家做法，建立机构外审查机制，这样才能保障审查的独立与公正性；另外，关于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我国《办法》规定其从生物医学领域和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中推举产生，并兼顾的性别和民族的衡平。但笔者认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还应当由非专家的相关公民利益代表参与，这样才能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保障伦理审查决定的利益兼顾性。
3.受试者相关权利问题。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是开展首先应注意的问题是对受试者权利的保障，湖南黄金大米事件正是因为对受试者权利的忽视才闹的沸沸扬扬，受试者在人体试验的过程中享有生命健康权、身体自、隐私权及财产权利等。基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特殊性，笔者在此主要着重讨论隐私权和利益分享权。
从转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总量80%的情况来看，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的结果牵涉的利益范围要远比医药人体试验大的多，可以说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使得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认可，难免要公布试验过程与报告使公众信服，但是其中必然包含受试者个人信息，于是怎样权衡公众关注与受试者隐私就成为一大难题。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并不同于药品人体试验，受试者自身并非拥有某种疾病，多为健康人群，并非会因信息的公布而产生公众歧视现象，值得考虑的是若受试转基因食品的试验结果为非安全，则研究者应当在征求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完全公布试验报告，如受试者不同意的情况下则应当隐藏受试者必要个人信息，保障受试者隐私。
在医药人体试验方面，关于受试者的财产性利益，尤其是对试验结果的利益分享权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主要争论点在于受试者对个人身体器官、血液等作为试验对象的特殊物的自愿放弃是否构成对其包含的遗传基因信息及其衍生的财产性权利的放弃。这一点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但是笔者认为与医药人体试验不同，首先，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是基于证明食品安全性而开展的，其本身就是大规模商业化的前奏和必经之路，并非在受试者基因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发；其次，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受试者为健康普通人而非患者，其基因序列及遗传信息也并非像疾病患者存在研究特殊性；最后，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受试者在试验中所承担的风险也较医药人体试验要小的多。所以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利益分享权问题，若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过程中偶然有了安全性证明以外的新发现，且可以用于商业化获利，此时受试者是可以分享利益成果的，具体的利益分配以合同的方式在试验之前列明即可。
总之，在人口逐渐增加，粮食压力逐渐增大的国情下，在转基因食品逐渐主导食品市场的情况下，必须正确理解和看待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并积极推进其进行，但是在试验中也要注意对受试者权利的保护，防止“黄金大米”悲剧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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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泰词典《现代汉泰词典》历史回顾建议
一、汉泰类词典编纂的历史回顾
词典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的，同时，词典也反映某一时期的社会状况。（黄建华 2011：9）汉泰词典的发展过程，折射出泰国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汉泰词典的编纂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萌芽时期（1934―1975）
在泰国，与汉语有关的词典编纂，是从泰汉词典开始的。早在1934年，中国侨民萧元川主编了第一部《暹汉词典》（即泰汉词典），为华侨研究及翻译暹文（泰文）之用。
1962年，他又主编了第一部汉泰词典，名为《中泰大辞典》，为帮助翻译和查检中文读音之用。该词典用繁体字编写，排成三栏，正文用“形排”（部首分列检字法）。由于在泰国的华人、华侨、华裔中潮州人约占70%，所以词典中的读音以潮语十五音及潮汕字典之音来标音，但使用泰文声母及韵母注释。它的蓝本较多，如：《辞源》《学生白话辞典》《汉英大辞典》
[1]、各种专门辞书、新闻用语以及各种励志语词典。收词量十万以上。由于它是第一部汉泰词典，所以对某些词语释义不够详尽。为了避免翻译混乱，有时加英文注释，如“同价水”（water equivalent），有些加例证，并用圆括号括起，如：一口
（如：他一口保证）。它的缺陷是：立目较随意，如“也行”“也会”“也就”“也可以”“丈夫之志能屈能伸”“下意识之作用”均立目；释文半文半白；义项划分含糊。
1969年，马峰的《中泰会话辞典》出版，侧重于中泰商贸用语。虽然与上述词典相比规模较小，但是它增加了普通话读音，不过仍以泰文声母及韵母注释。检字法欠缺，只提供部首法。词典分成四栏，正文按照笔画顺序排列。
以上两部词典，实际上只是一种词汇手册，主要是为侨民子弟服务，以潮州语学习为主，选词立目缺乏理论指导。今天看来，这两部词典显然已落后，但是它为汉泰翻译奠定了基础。
2.奠定时期（1976―2001）
1975年，中泰两国正式建交后，一些汉泰、泰汉中型双语词典陆续出版。由于泰国华人华侨来自闽南、广东地区的为多，他们信奉大乘佛教，成立了泰国华宗僧务委员会[2]。1976年，任鉴真魔利迦（仁愿）为泰国华宗僧务委员会主任，编纂出版了《汉梵英泰佛学辞典》。这部佛学辞典在泰国影响很大。词典出版数月后，泰皇召见了华宗大会长及法众，接受了华宗大会长等奉呈的《汉梵英泰佛学辞典》。1996年，为庆祝泰国诗琳通公主50华诞，《汉梵英泰佛学辞典》推出崇圣版，在泰国辞书编纂史上获得较高荣誉。1977年又出版了《泰巴汉对照南传佛学辞典》，以利于南传佛教之研究。
此后，几部其他类型的汉泰词典陆续问世。1981年，由杨汉川主编的《英汉泰词典》出版。1986年，杨汉川编译的第一部用汉语拼音标音的汉泰词典――《现代汉泰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以下简称《现汉1978》）为蓝本编纂而成。其编纂目的是恢复华文教育。该词典的问世使泰国汉泰词典告别了以潮州语为主的阶段。
1992年，泰国政府放开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华文教育的种种限制，有力地推动了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由于1986年首版的《现代汉泰词典》为人工编纂，工艺落后，并缺少校对环节，错误甚多，因此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使用智能编纂工艺，全面纠正错别字，并校正翻译，修订后的《现代汉泰词典》于1992年出版。此后几年，杨汉川以《新华字典》、《中华新字典》（有粤语音）等为蓝本，陆续编译出版了一批词典，如《新华汉泰字典》《中华汉泰字典》等。
总之，这个阶段时间不长，出版的词典数量较少，但由于杨汉川的汉泰词典和字典均以中国较权威的词典为蓝本，质量较高，所以他编纂的汉泰词典基本上垄断了泰国市场。
3.暴涨时期（2002―2010）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热”带动了“汉语热”，首先辐射到周边的亚洲国家，汉语学习热潮高涨。这十年来，泰国汉语学习需求也急速上升。据中国教育部2009年来华留学生统计，泰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排第5位。如今汉语已成为泰国人的第二外语，仅次于英语。随着学习需求的上升，汉泰词典的出版数量也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出版约40部汉泰词典，其中有一半是2002年后问世的。尤其是在2002年一年内就有六部汉泰词典问世。杨汉川的《现代汉泰词典》第二次修订后也在2002年出版，改为简体字版（以下简称《汉泰词典2002》）。次年，由中国人裴晓睿主编的第二部中型汉泰词典――《汉泰词典》出版。
这一阶段编纂的汉泰词典，其编纂目的多为为汉语学习服务，所以均是以普通话为主流的汉泰词典。可以说，汉泰词典的编纂出版进入了兴旺时期。2006年，开始出现汉泰直译的电子词典，之后不少类似的电子词典相继问世。近两年还产生了在线汉泰词典，但是其功能和释义的准确性及实用性，均大大落后于中国英汉、汉英在线词典。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汉泰词典编纂出版呈现暴涨趋势，但应该看到，这期间编纂的词典，种类趋于单一，真正有所创新的并不多。数量猛增，但质量还不尽如人意。百科词典、学习词典等的编纂尚未启动。大规模的汉泰语料库有待开发与利用。
表1汉泰词典出版时间分布一览[3]
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汉泰小型汉泰中型汉泰图解汉泰分类词汉泰成语熟语汉泰字典双解汉泰中华字典汉英泰小型汉英泰中型汉英泰图解汉英泰俚语汉英泰商务汉英泰成语熟语佛学汉梵英泰佛学泰巴汉汉英日泰图解汉英泰日一千词汉英法日泰一千词
1962―197021
1971―197911
1980―198911211
1990―199931
2000―20101231142111111
二、泰国汉泰词典简评
目前泰国出版的，与汉语有关的词典中，英汉泰等多语词典数量较多。大型汉泰词典尚未问世，中型寥寥几部，小型较多。中型汉泰词典中，有三部较有影响，其中杨汉川的《现代汉泰词典》最具代表性。所以下面先对裴晓睿及佩祺两位编纂的汉泰词典加以介绍，在第三部分对杨汉川《现代汉泰词典》详细评析。
1.裴晓睿《汉泰词典》
2003年出版。由中国泰语专家，北京大学裴晓睿教授主编。该词典一上市，就非常受读者欢迎，迄今已是第五次印刷。它收词较少，仅3万个词条，32开，共564页，它的特点是简明实用。
值得肯定的是，该词典附录内容充实，词条信息丰富。词条标注了词类、专业学科、语体和感彩。但该词典也不无缺陷，如缺乏词源标注。目前许多中型词典在释文后往往标注词源，如：《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以下简称《现汉2005》）“阿门”条释义为：“犹太教、基督教祈祷时常用的结束语，……[希伯来 āmén]。”词源知识可为读者提供词语的来源信息，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源语语言和文化，增强词典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关于词典条目排列法，该词典在其前言中说，同音同调的汉字按笔画多少排列，但是依笔者考察，它并没有按笔画多少排列词条，如bàn下有： 扮、拌、伴、瓣、半、办、绊。条目排列缺乏科学性，无规律可循。
关于收词，由于该词典参考了十几种词典，所以有些《现汉2005》未收入的词，它也收入了，如：奥斯卡奖、八字名、八字脚、八字形，并且增加了一些专业术语，如：白蛋白〈生化〉、白粉病〈农〉、白化病〈医〉等。但是漏收了某些常用的俗语，如：八字没一撇、半死不活、笨头笨脑。但有些新词还未收，如：白色污染、背景音乐、电子邮件等。
关于义项设置，该词典只取词目的主要义项，如该词典中“白”只收一个义项“ （白）”，而《现汉2005》里有10个义项。再如“包”，该词典收有3个义项：“〈动〉〈名〉 （〈动〉包；承包；〈名〉装东西的口袋）”，《现汉2005》列有12个义项。实际上该词典提供的这3个义项基本上与《现汉2005》中的6个义项相对应，其中泰语的“ （承包）”义已经涵盖了《现汉2005》的第8―11四个义项。由于语言的转换，双语词典的释义要特别注意某义项内涵和外延覆盖面的不同。双语词典的释义，不能追求每个义项都与其蓝本简单对等，该词典这样处理还是很合理的。
该词典的特点是释文简洁，它的译文无严重问题，这应该归因于编者是泰语专家，并且具有几十年的在泰国教授汉语的经验。该词典的缺点是规模较小，缺乏例证。
2.佩祺《汉泰词典》
2010年出版，佩祺主编。收入5万多个词条。虽然该词典中并未提示参考何种文献，及以哪种词典作为蓝本，但是笔者考察发现，词典正文的条目安排与收词情况基本上与《现汉2005》相同，只是对少量不常用的词条予以删减。尽管如此，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该词典没有部首检字表，也未提供语体标注等内容。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有很大的区别，词典中若未提供任何语法、语用信息，自然会影响读者对词汇的运用和理解，如：“I”《现汉2005》标了“〈书〉”（书面语之义），而该词典仅提供对等词 （傻），未见语体标注。
其次，为了节省篇幅，该词典把《现汉2005》分立的同形词条目全部合并在了一起，如：“艾”《现汉2005》分别立了4条：“艾1多年生长植物……也叫艾篙；艾2〈书〉年老，也指老年人；艾3〈书〉停止；艾4〈书〉 美好；漂亮。”而该词典却将上述四条合并成一个条目“艾 （年老，停止，漂亮）。”这样的释文不便于对“艾”的不同意义的理解与掌握。
再次，该词典强调它的创新主要是收词量大，收入较多新词，释义更加精确。但据笔者考察，它的释文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如：“把关 （把守关口）”；“暗送秋波 （暗中勾搭）”。译文残缺，释义涵盖不全。再如：“阿猫阿狗”《现汉2005》的释义是“〈方〉泛指某类人或随便什么人（含轻蔑意）”，而它的释义是“ （第三人称）”，显然是误译。
最后，该词典缺乏例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缺陷，不仅减少了它的可信度，也不利于指导词语运用。
三、《现代汉泰词典》编纂评析及相关建议
目前在泰国收词量最多、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词典是《现代汉泰词典》。它富有很强的时代性：第一次采用简化字；第一次使用汉语拼音，并按音序排列等。由于它以《现汉》为基础，不论在收词量，还是在例证的配置等方面，在泰国词典中均独占鳌头，代表了泰国汉泰词典的最高编纂水平。尽管它的蓝本《现汉1978》已显陈旧，但是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应该说这部词典是有历史功绩的。
本文把《汉泰词典2002》和《现汉2005》加以对照，并与其他同类词典比较，对《汉泰词典2002》的编纂情况加以评析，指出其缺陷，同时对同类词典的编纂提出建议，以期对今后汉泰词典的编纂有所帮助。
1.关于索引
词典索引主要包括音序索引、形序索引、字母索引、主题索引、双向索引等。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基本特点是一字一形。虽然也能见形知音，但是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如果不考虑词目的书写形式，仅凭其读音就没有足够语义区分度。因此，汉语的音序排检是建立在语词书写形式上的，是形态制约下的音序索引体系。（章宜华，雍和明 2007：67）
在汉语中，形序索引有部首法、笔画法、笔顺法、笔形代码法等类型。基于汉字的特点，部首法、笔画法索引应是中型以上的汉外词典中不可或缺的检字方法。《汉泰词典2002》由于考虑到泰国盛行繁体字，虽然现在也开始使用简体字，但仍保留繁体字。词典的多字条目大多仍以繁体字形式出现。因而它未使用其蓝本的189部部首检字表，而是选用250部部首检字表。
过去对于部首的选用，未有统一标准。但近几年新出版的辞书陆续采用了《汉字统一部首表》201 部，如：《新华字典》（第10 版）、《现汉语规范字典》、《中华字典》、《现汉2005》，中国辞书体现出部首规范化的趋向。
泰国汉泰词典至今尚未使用201部首。因此以后编纂汉泰词典也应采用《汉字统一部首表》201 部，这样可与中国辞书保持一致。
2.词目更新
《汉泰词典2002》在编译过程中，基本上遵循蓝本原有的词目，增减词目不超过总数的7%。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有演变。目前《现汉》已更新到第6版。删减陈旧词条，调整及增加新词，是每一次修订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收词方面，本文把《汉泰词典2002》与其蓝本《现汉1978》及《现汉2005》比较，发现《汉泰词典2002》特别收录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术语，如科技术语、医学术语等，如：绊创膏、病理变化、剥床、爆鸣气、北五味子、不定式、产科学、场磁铁、超市微生物、传染病肝炎、传尸等。大部分词条的增加是有道理的。但有的词条值得商榷，如“剥床”“传尸”等词汉语中没有，一般中国人也不解其义。再有，有的所谓词语只是一种临时组合，不宜立为词条，如“传染病肝炎”等。
在单字条目上，以“A”字母为例考察：《现汉2005》增加了5个字，即：“吖、嗳、v、H、ァ薄U庑质欠浅S米郑《汉泰词典2002》未收入无可厚非。
在多字条目上，以“电”下面的多字条目为例考察：
《现汉2005》共收有多字条目165个；《汉泰词典2002》共收有多字条目126个。
《现汉2005》有而《汉泰词典2002》没有的词条，达69个，其中常用词条如：电动、电话卡、电荒、电脑、电脑病毒、电子图书、电子眼、电子邮件等。
《现汉2005》没收而《汉泰词典2002》收录的词条共30个，均是目前不常用的，如：电滚子、电弧焊接、电钮、电热厂、电枢、电泳、电晕等。
总的来说，《汉泰词典2002》收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重科学轻语词；一方面由于蓝本过时而词条未更新。这是时代造成的，不能苛求。但以后修订《汉泰词典》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3.语法及语用标注
语文词典中的语法及语用标注包括词类、语用、词源、专业学科等信息。语法信息是现代词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汉2005》对所收词条做了全面的词类标注。由于《汉泰词典2002》是以《现汉1978》为蓝本，所以词类标注缺乏系统性。词类的标注可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更好掌握及运用词语。以后编纂汉泰词典时应在这方面加以完善。
学科（专业）标注能告诉读者某一个词或某个词义属于某个学科领域或某个技术部门。《汉泰词典2002》吸收了其他双语词典的优点，提供了40个学科标注略语，如： 测量、地理、地质学、法律、建筑、教育、化学等。这是值得肯定的。
笔者建议汉泰词典吸收汉英词典的优点，增加感彩、语体色彩标注，增加〈褒〉、〈贬〉、〈成〉、〈粗〉、〈惯〉、〈谦〉、〈俗〉、〈套〉、〈婉〉、〈讽〉等标签，使词典既有学科标注，同时兼顾语文信息，更好地发挥其使用价值。
4.释义问题
释义准确是对一部词典最基本的要求。关于《汉泰词典2002》的释义，学者李得卉曾做出评价：1.释义和例证部分编排很粗糙；2.词义缺失过多；3.忽略汉泰文化差异，导致释义出现偏差；4.缺乏词汇的语法语用信息；5.缺乏惯用法说明。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双语词典释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对该词典释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微观问题加以分析，主要问题归纳为：
（1）释义对应不当。对应选择法用于当原语词的语义域宽、概念大，而译语词的语义域窄、概念小时，或原语词某个义项包含有某些细微的意义差别时，词典编者列举可能的对应变体，以供词典使用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译文。（黄建华，陈楚祥2003：110）而《汉泰词典2002》的释文却违背了“对应”原则，如：“碍口”《现汉2005》的释义为：“怕难为情而碍于情面而不便说出。”《汉泰词典2002》的释文为：“
（说不出来；感到窘迫；无所适从；怕有害于其他人或自己而说不出来；难为情 ）。”把一个整体释义拆得零零散散，显然不妥当。
（2）释义嫌冗长。双语词典是涉及两种语言的词典，其主要任务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中找出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意义相等（或相近）的对应词（兹古斯塔 1983：404），一般不做解释。因此双语词典的释义方式主要是，尽可能地提供目的语中的对应词语。然而，《汉泰词典2002》的释义没有体现这一原则，而是把蓝本的释文照搬过去，如“帮助”的释义为：“
（帮、帮助（在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方面））。”这样就使释义十分冗长。实际上，“帮助”一词在泰语中，并非是“词汇空缺”，这样的词应使用对应词翻译。
再者，《汉泰词典2002》有的对应词过多，如“把揽”的释义是：“ （尽量占有、包揽、涵盖所有、承包所有 、把持所有）”，提供了五个对等词，显得重复、唆。在这方面，与其他同类词典相比，《汉泰词典2002》存在较大的缺陷。
5.例证方面存在的问题
黄建华（2003：60）指出，例证不仅补充说明词的意义，使其具体化，而且说明它的语法特点、搭配范围、修辞色彩等。例证的选用往往能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但是例证得当与否，是双语词典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志。
迄今为止，《汉泰词典2002》是泰国唯一一部有例证的汉泰词典，因此在功能方面，它是最完整的。《汉泰词典2002》例证基本引自其蓝本《现汉1978》，并译为泰语，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汉》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不断修订，但《汉泰词典2002》的例证未做调换，有不少例证还保留着某一时期的时代印记，如：
鄙视～体力劳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表现。（《现汉1978》）
（《汉泰词典2002》）
他向来～那些帮闲文人。（《现汉2005》）
另外，双语词典不能盲目照搬蓝本例句，因为蓝本中的部分例证过难，学习者不容易理解，如：《现汉2005》中“不时”的例证是：一边走着，一边～地四处张望 |在丛林深处，～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例中的“四处张望”“丛林深处”“布谷鸟”，对于外国人来说都是“难词”。在编纂双语词典时，编者应酌情选用蓝本中的例句，必要时，可针对本国学习者汉语水平，做出相应调整。
附注
[1]出版时间较早，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泰大辞典》前言中提及把它作为参考蓝本。
[2]（Khana Kammakan Songchin Nikai） 中国华人寺庙及僧侣的佛教领导机构。曼谷王朝拉玛五世（Rama V，1868―1910年在位）时期，中国大乘佛教随着华侨传入泰国，华宗僧侣组成不同门派，分散在曼谷各寺庙斋堂。
[3]本文主要考察范围是泰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以及泰国规模最大的书店（seed书店）。再版词典和泰汉词典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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