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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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TheNarrowMovingBand)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经济全球化时代，制定全球化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世界性组织大都为富国所控制，这就使当前的全球化规则侧重于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能利用已有规则，但无论在自身经济实力上，还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都只能成为已有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的传播与使用离不开人的作用，随着人才流动日益加快，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更趋激烈。发展中国家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动的旗帜下纷纷流向发达国家，而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却少之又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中无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现象已严重危及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知识资本的作用显然应大于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作用，没有掌握知识资本的人才，什么发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利用全球化自由开放的口号，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规则，达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过剩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这片广阔市场的目的。他们推销的仅仅是他们的产品，附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而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因此，技术是排除在外的。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其先进技术，以达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尽管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贸易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由—般商品贸易发展到劳务技术贸易，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消亡。一旦发展中国家想获得这些技术，即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早已不是先进的技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如同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能对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带来的便利，但核心技术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最先发展了这些技术，他们已从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尽管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存在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几率大大增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战后能从一片废墟中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获益于大量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所以，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有：
首先，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对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和钢铁业，通过引进和运用新技术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如广泛运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竞争力；对新技术革命下诞生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由于发达国家也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联合攻关，争取在一两个领域获得突破，发展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主导产业，并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其次，重视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同样，—个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助推剂”。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怎样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呢?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异，因而并不存在—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但各国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适应本国发展的道路。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立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保驾护航。
再次，重视适用技术的引进，通过引进而带动国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实现引进、吸收、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国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当然，引进的目的还在于最终能自主开发，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揭示的道理一样，通过引进带动国内的技术的模仿与创新，从而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最后，重视人才的作用，实现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开发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将体现于人与人的竞争。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排在首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能否发挥出来，还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则取决于高素质的决策者、技术人才和劳动者。
总而言之，随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秩序和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原有的全球经济体制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但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要认清形势，顺应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经济落后,人才匮乏2013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然很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欠缺。虽然贵州省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建设全省文化事业,推行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与其他省市相比较,只是杯水车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资源基础,同时也需要大量技术创新人才的支持。而贵州省属于西南贫困省,人才吸引能力弱,人才资源匮乏成为阻碍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原因之一。
(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成熟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密不可分,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是一种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产业为载体来表现。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散且整合开发难度大,并且宣传力度不够广泛,很多人对贵州的认识停留在很片面的层次上。另外,贵州省旅游产业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观资源,旅游产品大都只是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复合性差,业态品种单一,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总体发展不成熟,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发展路径比较模糊。
(三)全省整体文化发展不均衡,项目层次低贵州省文化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向四周各县、市辐射,并呈衰退减弱势。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省内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创新的项目支撑,并且大部分已有项目属于外层面,核心特色性较弱。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园区例如多彩贵州城、贵州水田国际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仁怀名酒文化产业园等正在建设中,项目未来影响力与成效性不可预期。
(四)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完善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贵州经济欠发达,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体制不够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场,需要政府完善融资体系,给予文化产业政策性支持,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贵州,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利用贵州省先天资源优势。另外,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涉及的相关部门职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和无序的开发利用。
二、发展建议和对策
(一)有效合理地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总体地势不平,旅游自然资源虽丰富但开发难度大,由于经济政策等原因许多自然资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开发的部分资源存在开发定位不明确,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建议由政府主导合理有效开发自然资源,通过精确论证及规划后再开发,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
(二)利用品牌效应和现代传播方式有效宣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是贵州省目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趋势,而如何有效地宣传贵州省特色文化是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结合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乐园,通过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红了米奇,维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经验,可以通过塑造贵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贵州风”等品牌力量带动,结合现代传播方式,以动画片叙述或其他形式,对贵州省民族特色进行宣传。同时开发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消费,并将贵州文化传播出去,以旅游产业为载体彰显贵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将传统文化产品与创意产品有效结合贵州省的文化产品大部分停留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初级加工层面上,缺乏创新性和复合性。建议由政府主导充分整合资源,融入创意元素,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等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升级。发展民族产业,以民族活动为突破点,开展各类民族展览会,结合贵州传统特色产品和文化,开发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意产品,吸引资金和人气,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体制,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良好的体制是文化创意市场顺畅运作的保证,贵州省应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完善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为各类文化创意项目和文化相关企业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流动;规范相关部门,明确管理职权,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计划与市场控制共同作用,调节经济和监管市场,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
三、结论
目前，我国企业对于外汇风险也正采取多种方法积极管理应对，如改为非美元货币结算，运用多国货币周转支付，降低美元货币结算比重；贸易融资、灵活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同时加大产品国内宣传力度，增加国内销售比重；加快调整结构，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产品博得更多销售市场，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等。其中，贸易融资以其低成本的优势成为我国企业防范外汇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办法。通过贸易融资，企业可以提前收付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汇风险，并且提前回笼的资金可以加快企业运转，解决涉外企业现金周转问题，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也为企业采取这一途径提供了相应的便利。在运用远期金融工具管理外汇风险中，众多中小企业敢于积极尝试外汇掉期业务，风险规避成果显著；同时远期结售汇交易也颇受欢迎，一些外资企业和在外国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涉外企业使用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来规避外汇风险。这些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运用，反映了我国企业外汇风险防范态度有了质的改变，进步显著，联系我国当前国际形势，在应对外汇风险时有了初步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应对汇率连续波动的潜力日益展现。
2我国外汇风险管理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受我国外汇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影响，在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发展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凸显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首先，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政策的限制，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本身没有彻底开放。恰当地说，我国外汇市场目前的发展十分不成熟，与西方发达完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称之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资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国外汇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滞后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加之人民币不允许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外汇市场以几家国有银行为主体，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偏离了国际化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设施不配套，外汇风险规避工具品种单一、结构也相对有限，自然在企业遭受外汇风险的摧残时，不能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也没有正式出台一部十分完善的关于涉外企业国际经营的风险管理法律或条例，这无疑加剧了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宽国际经营时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法律的缺失不仅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更给国家相关部门的执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2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有待提高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提供良好的避险环境，而企业作为外汇风险承担者的主体，更应在外汇风险管理中一马当先，但是目前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乐观。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单方面上涨的稳定态势，且我国的涉外企业、外贸公司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成长，缺乏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与文化管理氛围，因此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比较淡薄，不愿意在外汇风险治理上投资，普遍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可作为企业风险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时我国风险管理的教育起步较晚，在应对实际的外汇风险问题时，必然缺乏一些能够从战略制高点出发应对外汇风险的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外汇风险防范达到的效果常常不能尽人如意。此外，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外汇风险防范中，企业总体对汇率工具不够了解，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也存在误解和偏差，简单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汇工具，企图在汇率的波动中投机获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便导致更大程度上的亏损。企业只有牢固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才能积极主动管理外汇风险，而不是将汇率风险完全归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为因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外汇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
3.1强化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外汇风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才能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业务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损失，这也是应对外汇风险的根本所在。为此，要加大汇率风险防范的宣传力度，大力普及国际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企业广大员工理解汇率风险，明白企业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赌中承受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资，提升我国涉外企业竞争能力，就要脚踏实地搞经营，通过产品盈利，为我国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3.2企业发展中礼聘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准确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是有效防范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自由化的升级，使得汇率更加复杂多变，准确地预测汇率趋势无疑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业务活动。这就更需要外汇管理人才熟练掌握各类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渊博的国际金融知识、敏锐的政治感知能力、专业化的财务分析能力，能够及时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技术性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一个国家最优质的生产力，积极培养尖端外汇风险管理人才是防范外汇风险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请以及培养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对于汇率风险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3调整企业内部结构，设立风险防范部门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业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汇风险问题，但是由于风险意识的薄弱、外汇技术人才的稀缺，都没有设立起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以及汇率波动预警机构。正是由于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业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补救，增加了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所以企业内部应当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管理机构，有效规避外汇风险在企业内部的发生，之前国内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并未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将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系，实现互利共赢外汇风险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企业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与智力，如果只是企业单打独斗，势必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专业优势，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实际掌控能力较强，所以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优势，在实际经营发展中，与金融机构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利用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的外汇管理及服务项目，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险工具，如此定能在外汇风险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同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给企业提供借鉴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经验、策略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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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时学.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中的五大关系[J].世界经济，1999,(12).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①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②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为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③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④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⑥；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护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注释
①③⑥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213页、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
1.建立科学的人才扩张战略，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完善内部培训系统是跨国酒店实现快速发展的必要环节，也是优化酒店内部管理结构的主要途径。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只有培养一批可靠、实用型的管理人才，才能保持酒店生机和活力。第一，完善酒店内部各个层面的人才储备机制是人才供应的保证。第二，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要充分发挥培训部门的作用，建立规范化的培训制度，制定完整的培训计划，同时对受训员工进行考核和检测，根据培训结果进行相应的奖罚管理。除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外，各个部门要合理调配时间，在部门内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协同完成培训任务。第三，把好人才招聘关，制定人才招聘制度，拓展招聘渠道，网络更多优秀人才。对于岗位空缺现象，制度中应明确做出处理方法，例如工作交接规定或者轮岗制等，尽量减少对酒店正常运作的影响。第四，加强校企合作。运用现代知识管理酒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酒店行业的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要求出发，跨国酒店必须要实现与高校的对接合作。通过接受有关部门的引领和教育机构的协作下共同完成人才评定标准，严格考评结果，颁发相应等级资格证书。
2.增加产品的让渡价值，降低企业成本。产品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感受产品或服务的性价比，是对总价值与总成本之间的差异主观评价。让渡价值是影响客户购买与否的重要因素，提高服务产品的让渡价值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降低总成本，增加总价值，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跨国酒店如果除了提供舒适洁净的客房这一核心产品，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从友善的服务态度、方便的交通、网上订房和支付等附加产品方面提供差异化产品，降低顾客使用产品的成本，同时提升整个服务产品的价值。采购管理是降低成本的关键，可靠低廉的供应源能够大幅度地降低酒店经营成本，为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跨国酒店经理人必须认真分析和强调目标客户看重的产品属性。服务产品传递方式和组合方式是与同行酒店区别开来的标志，也是提高服务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3.创新经营模式，扩大品牌效应。连锁经营提高酒店的知名度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外的酒店发展经验来看，连锁经营是跨国酒店实现快速扩张的必由之路。提高酒店的连锁经营能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向其他行业如快餐业、零售业等学习先进的连锁管理经验，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摸索出符合跨国酒店连锁的发展道路。二是聘用当地具有丰富连锁管理经验的酒店高级管理人才，在遵循总店服务宗旨和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管理。另外，要想在当地树立品牌效应，扩大酒店知名度，必须充分利用媒介通道，进行广泛宣传。了解当地的媒体形式，增加与客户和媒体之间的沟通，获得充分的信息。制定沟通目标，对传递内容、宣传方式、沟通预算作出决策，选择适当的媒体、时间段。宣传不但要达到提高现有顾客对酒店的记忆强度的目的，而且还要使潜在的顾客能够顺利获得关于本酒店的充分信息，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最后，加强酒店的产品服务质量是建立品牌的核心要素。在提高酒店知名度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新颖、舒适的服务内容，长久地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从而扩大自身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4.制定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酒店经营的灵活性。在当代经济发展环境下，市场形势变化多样、复杂，酒店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和对危险信号的反应速度对于赢得超额回报及建立竞争优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国酒店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道德风险、和心理风险等。物理风险又称为物质风险，是指酒店的建筑、设别、人员等引起的风险，尤其是火灾事故，对酒店造成巨大的威胁。道德风险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是指酒店遭受盗窃、抢劫和欺诈等事件的影响。酒店顾客多而复杂，人员流动性大，不仅涉及到卫生、安保、消费等服务内容，而且与社会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难度大。心理风险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决策失误和管理欠缺造成的风险。财务风险、股市风险、筹资风险、融资风险等是常见的内部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确定适当的负债规模和合理的负债结构等，根据酒店的销售状况，适当增加资金净现金流量。外部因素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处理以上风险酒店需要制定风险控制体系，包括以下几点：①制订损前经济目标、安全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减少和避免风险形成，定期检查检修酒店设备设施，同时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②制定损后处理措施。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酒店应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事故对顾客、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酒店负责人要尽快地对现有资产作出评估，预计酒店恢复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和时间，减少生存危机；酒店管理人员还应在酒店重建的过程中，客观估计客户源损失，拟定新的盈利目标，加强营销手段，做出连续经营策略。
二、结语
中国著名学者刘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通向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抑或对于发达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因应经济全球化最好的对策就是全球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被认为是第五种观点。
经济全球化四种观点
目前，国际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四种基本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这是所谓“自由派”观点；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因此本质上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决批判与反对，这是所谓“新”观点或“左”派观点；
第三种是怀疑派观点，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
第四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在世界，但未来如何尚看进一步变革，即著名的“变革论”。
刘吉的第五种观点
常出新论的刘吉的观点与以上四种都不同。
刘吉认为，社会大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虽然曾经与资本主义伴行，但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新高度、新阶段，资源和社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代表了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的生产力，将成为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和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它对一切国家都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都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某些发达国家高唱经济全球化，想的尽是对他们通向更加富裕的机遇，而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严峻地潜在着的。就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首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无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使全球市场萎缩，“贸易自由化”还有什么实质意义？贫穷的国家总是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从而投资环境恶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还有什么经济全球化？这样，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引发起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当其冲也必然损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历史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对立将以新的形式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贫穷国家的动乱将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性动乱。更严重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铁的规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浪潮必将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也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将结束，代之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即使在血与火中诞生一个新世界，也将是人类一次空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是向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应该在这一挑战面前深思。
发达国家首先要转变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