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7:5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贬官文化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国内对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和保护与规划方面。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则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锦昌(2005)以龙胜平安寨为例研究民族文化变迁［6］，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7］等;定量研究方面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8］。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运用因子分析探讨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具体发生在哪些方面，并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和旅游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沟滩苗寨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距桂林158公里，距县城1．2公里。截至2011年6月，沟滩共有78户，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为半山苗，还有一小部分迁徙过来的汉族。整个自然屯耕面积为143亩，其中水田50亩，旱地93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沟滩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年均旅游总收入约100多万元。沟滩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到2010年7月为止，依然没有道路通入该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来的方式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下来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该自然屯是独特的民族旅游地类型，虽然旅游发展到现在将近20余年，已经处在一个旅游发展的中期变迁态势上，虽然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它无法像同处在贝江景区的长赖一样快速地获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态社区和文化景观却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变化要缓慢。就旅游产品来说，它有点像过度开发时在时髦一时过后的遗留品，虽不再恢复曾经旅游的黄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适合不再大刀阔斧的建设，却能更进一步规范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景观变迁研究里中期变迁的现实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选取其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
论文中文化景观的变迁的测量指标在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的指导下，综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观研究［9］、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10］、传统聚落景观评价［11］和古村落的演化机理［12］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调查，最终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饰、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响程度31个测量指标体系(表1)。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无变化”到“5—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
(三)数据来源
论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观察法等。研究者于2011年6月和7月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沟滩屯进行调查和补充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采取以2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能手、村干部、寨老进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60分钟以上。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96%。
(四)数据处理
1．受访者基本情况论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年收入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样本的年龄层次除了15岁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龄段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说明在当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经从事旅游经营活动，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经营旅游活动。被访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万元以下，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为12．5%。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2．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进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对感知价值维度上测量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检验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整体样本数Cronbach’sAlpha信度值达到了0．917，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Sig＜0．01，检验的P值接近0，表明31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样本KMO值为0．770，大于0．7，说明考虑的31个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适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分析
村寨文化景观作为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饰、饮食等物质形态，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等不可视的非物质元素。
(一)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各景观因子演变情况
文化景观的变迁不仅来源于自然中自趋性的变化，也来源于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信息、意识的影响下，作为景观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的改变。自然与人文引导源在同时作用与反作用的互相推动与促进中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发生改变。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的景观的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滩苗寨的文化变迁确实趋于变迁的中间状态，数据统计中居民感知变化并没有出现突兀的变迁，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变的因子分析
为了对勾滩苗族村落文化景观演变的所有因子进行总结分析，寻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以及主要发生变化的具体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来解释所得文化景观变迁的因子，从而建立评价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评价体系。通过总方差解释表(表3)可知，前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选择8个因子作为主因子就能够包含原始变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然后，为了进一步对上述8个因子进行解释，根据正交旋转法(Varimax)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描述了原始的31个变量与8个因子的关系。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4的因子载荷是显著的，因此，表4中仅保留了因子负载大于0．4的数值。由表4的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可以看到，解释矩阵经过定量分析对文化景观的变迁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发展对梯田景观的影响上。可以理解为由于旅游的发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设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为村寨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旅游负面影响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发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习俗中音乐文化景观变迁，将其命名为民俗音乐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环境与梯田方面的感知评价，可以将其命名为梯田环境因素。从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节庆习俗的变化和田地的耕作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这和苗族节日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节日的发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来源于对收成的祭祀和对收获的庆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释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发展条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饰的制作样式、功能和穿着的时间是否随之变化，将其命名为服饰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则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随着旅游的发展其文化景观是否发生了变迁，可将其命名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变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可将其命名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和民间信仰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变化以及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则是民俗相关的因素，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来的不同族群中主体文化的影响，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观的一些感知变迁，可将其命名为外来文化影响因素。至此，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评价体系可以总结如下: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服饰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勾滩苗族文化景观变迁程度每一个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可以通过公式1系列与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线性关系进行计算，而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竞争力则可以通过公式2来进行计算。
(三)居民对各文化景观变迁的感知程度
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体系后，为了定义居民对各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我们通过对各分因子的变迁度均值进行加权平均值来测量，其具体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体变迁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滩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认为变迁程度最大的是服饰文化因素(F4)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其中服饰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则是非物质要素的变迁。访谈中，村民认为服饰发生较大变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来。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村民更愿意穿着跟随外界的服饰而非自己的传统服饰，他们认为非传统服饰更方便也更具有社会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发展，青年们有时也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因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参加表演。由于穿着目的的不同，所以穿着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节庆。受到外部主体文化的影响较深的是语言结构和寨老威信，较之传统苗寨，勾滩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交流少，村寨内部的语言更多的仅以苗语为主，连移民到此的外地汉族也通晓本地苗语。但在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滩苗寨目前除七八十岁年纪较长的老人外，不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也能用汉语与外界进行各项生活事务交流，有些人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文。而在勾滩，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务都由寨老主持，作为由半山苗和汉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没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个寨老则完全是因为旅游开发，由村民推选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长吹葫芦笙的芦笙队队长担当。
其次，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勾滩的民俗音乐继承了传统的苗族音乐，但是却在传统上有所发展。整套苗族六管芦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滩苗寨的芦笙舞集词、曲、舞为一体，包括迎宾曲、团结舞、踩脚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传统芦笙种类的基础上，表演队成员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师傅所教所授，在词曲舞蹈上进行了小的改编，但基本仍以祖辈流传下来传统的苗寨舞蹈为主。在这种变迁中，民俗音乐虽然也和民族服饰一样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样的。民族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长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它的印记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现，但当它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体的意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影响，它的改变只需要把一种服饰褪去，换上另外一种服饰，这种服饰文化的改变便完成了，而且是彻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种形。可是民俗音乐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与灵魂的体现，它不仅根植于生产生活，更是焕发着整个民族的神与魂。形易动神难迁。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民俗信仰的变迁度相对前两者就更小。
在梯田环境感知方面，村民认为变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间的变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务工而抛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请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帮种，植被覆盖面积也发生较小变化。勾滩的聚落建筑外观上至今仍为桂北地区典型的干栏木构传统建筑，由山脚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体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间形态，在建筑外观上保留了传统的样式，建筑内部整体布局也并无太大改变，但是民居内部较之祖辈也发生一些小的改变。以贝江对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许经营的旅馆为例，经营者为当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传统式的木楼外形，而房屋内部设计却采用更适应于游客的标间式设计。其洗手间独立连接在传统木楼后采用传统木楼外形，但内部则是水泥建筑实质现代结构。它本身的景观形态美观度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居住条件则得到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筹建的另一家旅馆建筑也采用此类形式。究其原因，这不仅是为了更适应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带来的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冲击中所产生的改变，而村民自己外出务工中受到外界社会环境冲击的影响也促使他们在返回村寨中带来这些改变;而村中两三栋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则是由于村民对更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楼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观，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楼外贴上木板来保持美观。村中建筑也必须进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认为房屋卫生较之祖辈条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无法接受传统民居中的茅厕，而现在的民居是在厕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体变化相对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则依然以传统木楼为主，也有村民会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观性在使用几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发自然光泽。
而变化最小的则是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对勾滩的负面影响较小，村中景区内部有专人打扫，到勾滩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质，他们的到来对梯田和环境的影响也较小。村民对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满自豪感，游客的进入对村寨的农耕生态形式的冲击不大，种地和竹木等经济作物等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依然是农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较之同类旅游地而言，勾滩是旅游负面影响最小的一个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滩苗寨依然沿袭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传统习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风水都要请村中师公看过，不会随意动工。由于勾滩梯田依山而落，单位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产以及农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依然采用农耕为主，较少使用机械。
讨论和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滩苗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内部和外部影响，其旅游负面影响、民俗音乐、梯田环境、服饰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来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发展旅游，在保护民族文化景观中应当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规划要切合当地实况，深挖地方文脉，培养文化的自我传袭能力，加强对民族文化、习俗等隐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观的保护，强调文化个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对感知产生影响，感知方式和感知过程的变化同时也引起规划方法和特定景观价值的变化［13］，所以居民应当参与规划的前期展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规划的编制也应该更重视居民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看法。
(2)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观念。村寨文化景观的开发会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面对旅游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时，要加强对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宣传，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旅游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本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预期，形成良好的旅游服务氛围，并保证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成果。
一、风险管理的内涵及特点
风险管理是20世纪初兴起的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学科，它是指经济单位透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选择最有效的方式，主动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处理风险，以最小的成本争取获得最大的安全保证的管理方法。目前，国际风险管理领域存在诸多的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标准，但都与美国COSC）委员会（由反欺诈财务报告全国委员会发起的一个组织）正式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rment，简称ERM）紧密相关，ERM框架已成为当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标准。虽然，ERM框架是基于企业风险管理需要总结和提炼的.但风险管理本身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具有一定共通性，借鉴企业风险管理的这一方法论，对于税务机关建立健全税收执法风险体系，全面改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协调风险容量与战略、增进风险应对决策、抑减意外和损失、识别和管理多重的和贯穿于组织之中的风险、抓住机会、改善资源配置等六个方面。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是目标、风险管理要素和管理层级：目标包括四种类型，即战略、经营、报告和合规：风险管理要素包括八个方面，即内外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管理层级包括管理决策层、职能部门、业务单位和分支机构四个层次。各管理层级是风险管理主体，风险管理要素是必备条件，目标是要努力实现的对象，各个管理层级都要按照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为四个目标服务。其中，八个要素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
1.内外环境。内部环境包含组织的基调，它为主体内的人员如何认识和对待风险设定了基础，包括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容量、诚信和道德价值观，以及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
2.目标设定。必须先有目标，管理当局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企业风险管理确保管理当局采取适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目标支持和切合该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风险容量相符。
3.事项识别。必须识别影响主体目标实现的内部和外部事项，区分风险和机会。机会被反馈到管理当局的战略或目标制定过程中。
4.风险评估。通过考虑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来对其加以分析，并以此作为决定如何进行管理的依据。风险评估应立足于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
5.风险应对。管理当局选择风险应对一回避、承受、降低或者分担风险一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把风险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限（risktolerance）和风险容量以内。
6.控制活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程序以帮助确保风险应对得以有效实施。
7.信息与沟通。相关的信息以确保员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和时机予以识别、获取和沟通。有效沟通的含义比较广泛，包括信息在主体中的向下、平行和向上流动。
8监控。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全面监控，必要时加以修正。监控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结合来完成。
综合分析ERM风险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是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持续地流动于组织活动之中：二是风险管理涉及各个层级及其人员，并由他们实施；三是强调风险管理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相协调，并最终融入组织文化之中；四是强调风险管理贯穿于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涉及治理、管理和操作等所有层级；五是风险管理不是单纯的内部控制，而是要形成主动管理风险、风险组合发生的观念，并依靠整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控制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六是管理风险就必须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容量之内，并积极把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机会，以创造更大价值。应该说，ERM风险管理框架的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推进包括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在内的税收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情况及存在问题
回顾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的历程，不难发现，随着依法治税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国各级税务机关在增强法治意识、健全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手段、强化监督制约和提高队伍素质能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有力地促进了防范和控制税收执法风险工作的开展，并于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其中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工作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框架体系，实践中的许多措施显得较为零散.有的效果也差强人意。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税务管理者、决策者的重视。笔者尝试运用ERM风险管理框架理论查找当前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改进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确定工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在内外环境方面。（1）在一些领导和税务干部头脑中，税收执法风险意识不强，有的认为风险管理等同于强化监督.或仅在发生失职渎职事件后进行问题补救.缺乏把风险管理贯穿各项税收工作的主动精神、整体观念、系统意识。（2）现行税收制度体系结构不完善、科学性不足，法律级次偏低、法律法规衔接不够，且考虑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多，考虑税收执法风险容量不足，造成税务机关执法依据不完备，执法者掌握和运用难度偏高：征管体系自身的风险防御能力不足，给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留下了较多隐患。（3）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尚未作为一项工作职能明确纳入各级税务机关的工作范畴，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研究、推动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工作，这与税务机关所面对的日益升高的执法风险形成了鲜明落差。（4）税务干部的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有待加强.执法风险的防范意识有待增强。（5）税收执法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在目标设定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基本上还没有被纳入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视野，成为税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尚缺乏对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定义。（3）对于当前税收执法体系所能承受以及未来可以承受的风险容量未进行过充分的测量，也还没有科学有效的测量机制和方法。
3.在风险识别方面。（1）对税收执法风险发生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具体行政行为方面，而对其内在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理解不足。（2）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特别是潜在风险的识别尚无科学、系统的方法和手段。（3）对于如何及时、有效地洞察发生几率较高的税收执法风险还缺乏针对性强的措施。（4）对于税收执法风险与机会还缺乏辩证的认识和理解。
4.在风险评估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对如何从制度上确定风险评估的主体、程序、标准和评估结果的应用缺乏系统的操作办法。（2）风险评估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基本停留在经验判断阶段，还没有一套科学的模型作为评估依据，没有形成科学的评估方法。（3）对税收执法风险的评估主要停留在固有风险层面，对采取防范措施后仍然存在的剩余风险缺乏评估和管理的意识。
5在风险应对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的应对策略设计不足，没有一揽子防范和控制税收执法风险的措施及其适用要件的确定办法。（2）缺乏整合的风险应对观念，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应对基本停留在一事一议、一案一策的阶段。（3）对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不够。
6.在风险控制方面。（1）受到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和执法任务快速增长的影响，税收执法权的职责分离存在设计的科学性不足和执行的难以到位问题。（2）税收征、管、查、审等环节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协调配合不够，降低了执法风险的防控能力。（3）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工作人员业绩评价与税收执法风险控制缺乏有效衔接。（4）税收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有的裁量要件细化不够，运作程序不规范，过程不够透明，缺乏配套制度约束：有的自由裁量权运行缺乏跟踪指导，预警机制还不健全；自由裁量过程的责任分解不够科学.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完善。
7.在信息与沟通方面。（1）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税收执法人员不能全面、及时、便捷获取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信息的问题。（2）税务机关专业化运作与信息高效共享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相关的制度机制和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3）税务机关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和业务交流工作需要加强。
8在风险监控方面。（1）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监控范围还不够全面，系统指标设计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相关的申诉、复核、追究制度仍需完善。（2）税收执法风险的内部监控尚未实现信息化、动态化、日常化。（3）外部监督的力度需要加大，方式方法还需继续完善。
三、借鉴风险管理理论改进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建议
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有效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就必须尽快转变长期以来逐渐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加快建立健全税收执法风险管理体系。ERM框架强调，认定一个主体的风险管理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八个构成要素是否存在并得到有效运行，如果构成要素存在并且正常运行，那么就可能没有重大缺陷，而风险则可能已经被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量范围之内。为此，笔者围绕风险管理的八个构成要素提出以下改进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风险管理环境
内部环境是整个风险控制框架的基础，决定了风险管理的基调，体现了认识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税收执法活动直接关系国家利益，涉及千家万户，风险不是一次性的“突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因此，风险管理不应只被视作“非典型性”工作，而应作为一项常态性的工作，纳入日常税收工作体系中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
（二）科学规划风险管理目标
结合当前税收工作实际，现阶段建设税收执法风险管理体系应初步确立六大目标：一是更有效地协调税收执法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税收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二是更有效地提高各级税务机关应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决策、组织能力；三是更有效地提高税务执法人员处置和应对税收执法风险的素质和能力；四是更有效地识别和管理多重的和贯穿于税收执法过程的各种风险；五是更有效地把握改进税收管理的机会；六是更有效地促进税收执法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提高。
（三）提高风险评估能力
首先，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税收执法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明晰风险评估的主体、程序、标准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式，确保长期的、动态的跟踪和评价税收执法风险的发生状况、防控体系运作情况。其次，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基于案例分析税收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找出风险形成的规律，一方面估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另一方面估计风险发生所产生的后果，建立起风险指标体系，区分不同的风险级别，计算风险分值，并分别按照不同风险度进行警示。第三，采用科学方法开展风险评估。（1）要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2）要做到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和纳税人遵从风险相结合。第四，重视剩余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剩余风险是税务机关采取了防范措施后，仍然残余的风险，是相对没有采取措施来改变风险的可能性或影响的固有风险而言的。如在改进税收执法管理和强化税收执法监督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税收制度变化、税收执法环境特点、执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导致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预设应急策略及措施，做到持续改进。
关键词：开放态约束；区域文化；管理方式；跨文化；变革
引言
跨文化经营是企业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存在，这样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引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D.A.Richs,参见范徵，1993，第269页)。跨文化经营的存在主要有二种形式：其一为跨域或跨国经营，企业作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资(类似的有合营等)公司存在于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区域（他国、他省市等）。就企业外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为企业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由此就存在着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就企业内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也因所雇佣员工大都为本区域民众，这部分员工不可能不将其自身的人文禀赋一并带进企业，由此就存在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二为企业雇佣非本域人文禀赋的员工。显然，在这种情况中，只存在管理方式变革与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的第二种存在形式客观存在着，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存在形式将愈来愈普遍，但时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认为，对这种存在性应该给予重视，至少不应该忽视。艾科卡曾写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发言人’的话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我‘缺乏温文尔雅的风度’，太‘盛气凌人’，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出生的意大利移民儿子的品格教养与格罗斯波因特相差甚远’”(李·艾科卡，1984，第121页)。且不管这段话所要揭示的或许是福特家族的偏见及歧视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层管理者，也有可能发生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文化冲突的问题。
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产生作用，就在于由文化、企业文化构成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通过人文环境对从事企业经营的人产生激励约束作用。用制度经济学语言定义就是：人文环境是由许多非正式规则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态系统，它既内含着一定区域传统观念形态的非正式规则，又反映着现代观念形态非正式规则；它既内含着本区域观念体系的主体作用，又接受着外来观念体系的渗透作用。人文环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体现人之为人意义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又作为一种准外在于人的类自然力量反作用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这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现象，是人在组织自我活动和推动社会进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认识和研究开发的课题。
开放态约束·区域文化作用弱化
开放态约束大致可从二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为体制开放态约束，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开明度，体现在行政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自由交流；其二为方式开放态约束，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怎样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实体层面与虚拟层面的开放态约束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指贸易制度的开放度，突出体现在贸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物质态商品交流方式，后者主要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方式的完善度，主要体现在传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同时性的网络交流。用数学方程式表示即为：开放态约束是体制开放态约束与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方式开放态约束又是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与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并且均为增函数。可依次用开放度、体制开放度、方式开放度、实体方式开放度、虚拟方式开放度来表示。
方程1：开放态约束＝F（体制开放态约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2：方式开放态约束＝F（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性质：方程1与方程2均为增函数。
就中国的发展历程看，政治体制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够自由实现；贸易制度也随着WTO的加入和运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渐强化趋势，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公平实现；传输方式已经由于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网络化的广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达到与国际同步发展的阶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同时实现。如此，就有可能推动着区域文化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1．各种人文环境在总体上并不一定内隐着封闭性。针对中国一度存在的闭关锁国事实，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内蕴着封闭性，进而引致权力中心建立和实施封闭政治体制呢?我不这样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其本身并没有内蕴着封闭性。有学者将先秦到汉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详尽罗列，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赵光贤等，1986)。如果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也不难得出，中国文化一度封闭，不能排除当时权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与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数肯定不一样，体制是否开放，对统治者们经济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增减并无多大影响，但对他们政治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则有可能因开放导致民众观念选择空间增大及由此引发民众思想不统一、政局动荡等风险而递减，这样预期开放的总成本将远大于总收益，因而选择封闭是最为明智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区域文化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区域文化也同样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至于具体体现封闭性还是开放性，主要取决于该区域的约束机制更多的倾向于封闭态还是开放态。所以说，文化是否存在封闭性，主要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之外。
2．开放态约束将逐渐模糊核域环境与外域环境的边界，使文化规则的选择不是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环境可依据对行为主体作用区域的不同分为核域和外域环境，显然，核域环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对行为人的作用更大。显然，核域环境的扩展将会增大行为主体对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那么，核域环境的边界与什么有关联呢?其一为人文环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区域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供给着非正式规则，另一方面又衍生着非正式规则的解释系统，双向作用规控着行为人既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人文环境就会驱使行为人建构对所处人文环境的偏好，甚至达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从内部构建着外域人文环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为人文环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压力集团的导向作用。政治团体诞生于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动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维护某类非正式规则而贬抑另类非正式规则。开明政治体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团体对人文环境的相互交流不设置人为壁垒，使非正式规则的流入或输出渠道通畅。这样，由于体制的开放，外域文化环境与核域人文环境相互渗透，逐渐模糊了内外域环境的边界，使得外域人文环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网络化约束持续和强化的作用，为各种文化规则总体上不受时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进入行为人选择框架提供了畅通通道和技术支撑，在各种层面推动着可能性不断向现实性转化。外域环境核域化无疑拓展了国民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而且非正式规则的监控约束机制也不同于封闭政治体制下的情景。封闭体制下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和运作，基本上属于一维的和单向的，从而使行为人只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构建自我的行为偏好。
不过，人文环境的核域与外域尽管在开放态约束逐渐走强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须明晰：（1）模糊不等于完全隔离。隔离意味着没有沟通，核域与外域人文环境规则分别对各自所处的区域发生作用，而对非本区域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模糊则是指内外域尽管没有完全同化为一个环境，但各人文环境的规则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种人文规则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出现在行为主体的选择框中，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较为自主的进行选择；（2）模糊不等于完全消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区域文化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作用着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大区域中，区域文化连同其政府部门运作方式、职员的处事方式等等，一起构建着一个带有区域文化特色影响的经营环境，这个环境就前提性的决定着企业运作的部分游戏规则。
3．开放态约束将逐渐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文化规则的选择可能是被动强制的，也可能是主动自觉的，前者称之为强制性选择，后者称之为诱致性选择。强制性选择主要是指，在封闭态约束下，政府建构一个完善的更多体现约束性质的激励约束机制，导引行为主体只能选择政治收益极大化目标，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行为人选择非正式规则，全方位地接受着各方面力量的导引。行为人在选择非正式规则时，就不会象封闭态约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别无选择，而是根据自我有限的理性，对各种选择加以比较分析，最后选择和运作在自己的行为之中。同时，行为人还要接受着不同人文环境的解释系统和评价系统，更进一步地确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行为人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诱致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由于监控约束机制较为软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较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变迁要容易些。在封闭态约束作用下，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尽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只要约束发生变革，就有可能发生裂变和重组，不过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或长或短的转变历程。
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的突出体现是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政治性而强化其效用性。行为人选择每项非正式规则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要接受着多维度的激励和惩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文环境约束机制主要体现的是封闭态，企业员工偏好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建构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仅接收本区域文化的作用，选择的范围也只能限制在本区域文化内，对非本区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经过政府设立的过滤网滤化），如此就更强化了对本区域文化规则的认同和选择及对他区域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政治导向，使得行为主体各种选择更多的带有政治性影响，政治目标高于一切，效用函数也更多的取决于政治效用而排斥经济等非政治效用。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环境约束尽管还处在由封闭态向开放态过渡的阶段，但相关于文化的人为壁垒基本上被消除，特别是贸易制度的开放性、网络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国人对外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等方面都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标而根据自己或企业的目标函数，重新审视外域文化规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国人对文化规则的选择面更宽广了，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规则之上而将选择的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众多文化规则、就有可能超越一维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与经济等非政治尺度之间寻找到使自我效用极大化的尺度均衡点，这个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经济等非政治尺度。
开放态约束决定了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有一个开放的制度及技术保证，参与人基本上对所有文化规则具有可接触性和可选择性，即一方面参与人基本上不受约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触世界上任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并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离、成本（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如时间、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参与人接触某种文化后，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依据政府给定的目标函数选择某种文化规则作为自己行为指向的原则；特别是开放态约束推动着行为主体的尺度指向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由一维的政治指向转化为以效用为核心的行为指向系统。依据自我效用函数自主建立的行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蕴含着害人或损人，利己偏好同样有可能派生利他行为，只是这样形式的“利他”较之一般的“利己”能给行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难理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利己主义横溢，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利他事实，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层次使利己与利他的演进体现为帕累托改善。
区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变革趋势
文化冲突就行为者而言，意味着因文化冲突将引致自我效用递减。换言之，文化冲突对行为人不是发挥激励作用而是产生着负面效应，所以，管理方式变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为一维重要约束。对此，已经有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参见科特等（1992），冯鹤鸣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有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已经论及，文化作为一类或曰一束影响人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认同以及在行为中贯注，最主要的在于由此能引致行为人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而开放态约束的形成和强化，引致区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导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发生变革，主要体现在：
1．由“全面适应”原则转型为“部分适应”原则，即“外在适应性，内在选择性”原则。有企业文化研究者认为，企业跨文化经营必须全面适应企业经营环境，“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业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应所有企业的‘克敌制胜’的企业文化。只有当企业文化‘适应’于企业环境，这种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页）。应该说，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企业内外部不加区分的论述则存有偏颇，特别是在开往态约束强有力的作用下，就更显其不足。随着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全面适应”原则必将逐渐转型为“部分适应”，即“外在适应性、内存选择性原则”。
（1）就企业外部而言，跨文化经营的公司只有适应外在环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冲突，并且有可能由此而获取公司所在区域的广泛认同及欢迎。当然，“外在适应性原则”并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适应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对于这一点，在本区域内生长发展起来的公司也同样难于全方位的适应。因为人文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行为人自身的理解和贯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对同一人文环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适应那些被公众所广泛认同并内化为行为惯性和成为引致当地民众效用水平增减的重要变量的规则。跨国公司在适应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可以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特别是作适应时展的变革，不仅不会引致冲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会声誉并由此给企业、各博弈参与人带来总体效用的递增。仅是适应，只能是进入竞争的最基础的约束，而适应中有创新，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具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跨国企业如果没有对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没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可以是相对于整个公司，也可以是相对于同处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创新更为重要)，跨国企业就不可能求得发展。
（2）就企业内部而言，相对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企业内在人文环境只能是个微小环境。微小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不同于外在环境开放性的相对封闭性，每个企业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构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内存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就决定了企业可以构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富有自我个性特点的管理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培植和强化得以竞争制胜的企业核心能力。在企业内部，各种不同区域的文化规则相互融通。并且，进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员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地认为员工效用目标是货币收益及非货币收益的函数，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具有替代性，这样，即使公司中运作的管理方式与员工的人文禀赋发生冲突并引致其非货币收益的递减，但只要货币收益能够足够替代非货币收益并驱使总效用水平递增，那么，员工就更有可能选择同化策略而倾向于适应管理方式。所以，在企业管理方式建构过程中，应该区分企业内与企业外，在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建构对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业总体绩效为标准(从另一层面讲，管理方式变革主体的效用是企业绩效的增函数，所以提高企业绩效，必然驱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递增)。运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员工有可能变革自我人文禀赋而转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则进而对新的规则产生信仰和主动地维护管理方式的运作。不难理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其管理方式的建构就贯注了这个原则。如果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也采用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中不努力的员工一旦进入外资企业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资企业管理方式的运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质上，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有助于员工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当然，我们强调“内在选择性原则”，并不是由此提倡对企业所在区域人文环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设计、建构、变革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适当的考虑各员工的人文禀赋并由此加以适当贯注，将对员工产生更为强大的激励，激励着员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从而提高着企业经营绩效。
2．由“区域特色”转型为“企业个性”，即“区域文化特色弱化，企业文化个性强化”。
（1）区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时也是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许多国外较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在论及企业文化构建及强化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提出要构建“有本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国学者（赵曙明（1995），冯鹤鸣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中则大都提出了“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纵观国人所言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条文，如“以人为本”、“诚信”等，其实在国外著述中同样是企业文化的主旨，只不过没有标明“本国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导出，世界文化在总体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将在某国或某区域体现较为充分或提倡较为强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该区域文化的独具特色。当然，由此并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认区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化趋势：区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曰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在构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区域文化中不好的内容，或曰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弱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放弃。由此不难理解，尽管美国与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企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但经过相互的借鉴与交流，两国企业文化在不同层面进行交融，日本企业在汲取美国文化的精华，如“能力主义”；美国企业同样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华，如“团队精神”，经过一定的时期后，两国企业就很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无差距。所以，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体现所谓的区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论在何处都应体现自己独具的企业个性。
（2）企业管理方式必然与区域文化相关，企业管理方式带有区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问题是当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而占主导作用时，企业文化建构或重组，就必然超越于传统的狭小的规则选择空间而面对的是无限放大了的规则选择空间。企业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构建企业文化的企业而言，本身不是终极目的，也即企业文化的构建原则在开放态约束与封闭态约束作用下都是一样，都是以企业绩效为目的，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实现企业运作目标的手段。从目的手段层面来讲，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将选择锁定在企业所在地的区域文化，而是根据能否提高企业绩效的预期。
（3）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于区域文化，从而推动着企业文化区域化。企业跨文化经营，必然带有母体企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一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证明是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积淀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而模式化。随着其他企业及社会对该企业成功的认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导致模式化的企业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响因子逐渐转化为强影响因子，进而由外域文化逐渐成为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融入该区域文化之中，内化为区域文化规则。不难理解，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多的地区，如沿海发达省市，文化层面的世界性体现得特别充分。说明，企业并不一定是因区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独具的个性文化竞争制胜的，两方面区域文化影响着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构建，另一方面企业个性文化规则同样对区域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
应该说，跨文化对管理方式变革的约束很是复杂，我们在此仅是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原则，尽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对业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实践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和对即将发生的跨文化经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企业管理方式变革必须适应人文环境的规控性作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变革还必须超越于人文环境的规控作用，创造出富有独异特性的新模式，创造性地动推动企业管理方式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主要参考文献：
［1］迈克尔·茨威尔.创造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约翰·科特，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1997.
［3］梁觉.跨文化角度理解公平理念［J］.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TARGET=_blank>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2002，6,2
［4］冯鹤鸣等.中国企业文化建设［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赵曙明.东西方文化与企业管理［M］.中国从事出版社，1995.
［6］曹元坤.管理方式变革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7］菲利普·艾文斯，托马斯·沃斯特.裂变［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8］詹姆斯·科塔尔等.网络时代的管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萨曼特·高歇尔.个性化公司［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0］赵光贤，彭林.中国文化封闭性说质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5）.
一、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
1.传统的总分行制模式(或称为U型(即科层制)集权组织结构)。此种模式形成并发展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商业银行组织变革的重点在于完善组织结构，以适应各项金融业务的发展和提高银行内部业务管理效率的需要。总分行制逐步取代单一银行制，成为西方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的主流。[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组织结构是总分行制组织结构，其管理形式包括直线职能制或事业部制，即总行机关属直线型，总行和分行之间属事业部制，表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即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分行、支行、网点之间的科层关系。具体而言，总行机关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个部门，而每一部门均由主管行长直接管理，形成职员经理部门总经理行领导的报告路线；总行之下的各分行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润中心，分行及二级分行的各部门主要向分行行长报告，形成支行分行总行的报告路线。这种组织管理结构的形成源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初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按行政区划和政府层次序列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具有明显的与行政体制融合的特性。
U型组织结构有利于集权控制，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曾经对我国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对于保证宏观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的实现，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和效率。但是，随着宏观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对市场交易规则与价值规律尊重程度的提高，这种组织模式的弊端和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其主要不足：一是机构多，管理层次多，部门分工过细，易导致信息传递失真，不利于决策层的决策。在“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等级区分严格，下级机构的信息必须层层汇集向上级传递，这不仅导致信息传递效率低，而且层层截留，导致信息的失真，总行管理层无法及时、准确地取得完整的管理信息资料，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加大了银行内部管理成本、协调、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防范能力，削弱了整体竞争力和资源配置力。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会割裂部门间及职能间的联系、交流与学习，造成结构化的、互不信任和互相贬低的文化组织。层层考核的机制，使支行之间、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为争夺尽可能多的企业资源，造成内部无序竞争。加上商业银行中间管理层次过多、部门分工过细，导致各项资源在组织中流通不畅和传递时间过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管理缺乏针对性和决策滞后，机构分散，层层授权，缺乏对支行基本有效的内部制衡，导致风险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偏大。
2.新兴的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伴随着高科技的日益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银行强调以客户为导向，对传统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全新设计，孕育出了网络化和虚拟化银行的发展新趋势，组织结构扁平化在西方金融服务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西方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地区性管理中心)—分行—网点的管理模式。[3]地区性管理中心是总行职能的延伸，帮助总行承担一部分审批和审计工作，总行一般直接管理数百家分行。矩阵式结构作为组织“扁平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所采用。业务经营全球化、一体化和电脑化是当今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特征。各商业银行为了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同时为增强银行内部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在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设立分支网络的基础上，分别按客户所分布的主要经济行业，从总行到分行自上而下地设立各个具体业务发展部门(关系经理)，按银行经营业务种类，在各个业务区域设立各种产品服务中心(产品经理)，为客户提供各类银行服务，形成关系、产品、区域三轮联动的运作架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矩阵式结构。
商业银行实行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层次少，有利于信息迅速透明地传递，减少了信息传递的损耗和变形，使得高层决策周期缩短，决策质量提高。二是可以推动信息和观念在纵向和横向的迅速交换，解决“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中的信息堵塞问题，增进部门间知识的交流。三是中间管理层被大量精简，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四是组织内部利益冲突减少，命令统一、指挥一致，信息流的畅通使企业能灵敏、快捷地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五是矩阵式结构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同时按多重管理目标建立管理和汇报关系，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并不统管所在地的业务经营，仅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起协调和后台支持作用，克服了单一管理带来的风险。六是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鉴于扁平式结构能较好地解决等级式结构的层次重叠、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等弊端，精炼管理层次，加快信息传递，提高决策效率，扁平化模式成为时下西方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缺陷。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恰恰丧失了总分行制结构下集权性和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的优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一是组织不稳定，管理容易失控。在矩阵式管理结构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人事关系、报告路线不稳定，会削弱组织的稳定性，容易造成管理失控，给银行带来不容小觑的破坏力。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之所以可以长时期越权操作而不被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林银行采用的是矩阵式管理结构，作为交易员的里森主要是向总部报告，新加坡分行对其所作所为知之甚少，难以约束。二是容易造成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现象。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组织内成员由于个性不同容易在组织内部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其强调一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倚赖于银行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践中，实行矩阵式管理结构的银行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往往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三是提高员工的心理成本。扁平化组织相对于金字塔型组织，会造成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现象，容易使员工产生心理损失或失落，从而导致人才流失。
扁平化管理对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有较高的要求，西方商业银行实行组织扁平化是在长期的标准化管理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管理水平、科技条件和人员能力跟不上扁平化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反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二、两种模式下组织结构控制的比较及评价
1.总分行制模式由若干层次结构互相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由于一个人能够直接管辖的人数是有限的，管理太多的下属人员会使管理工作复杂化，分层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控制幅度，提高控制效率和工作效率。因此在传统的层级化组织结构中，必须进行集中决策，建立一种层级化的组织体系，因此企业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中层管理群体来负责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把信息传送给高层管理者。同样，由于中层管理人员能够与基层操作部门保持直接联系，因此高层管理者也需要中层管理人员来具体地贯彻企业方针。组织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层级越高，权利与责任越大。但是，不合理的层次结构或层次过多，同样会影响内部控制效率。层次过多，信息传递速度会降低，信息失真的概率会提高，控制成本和费用会增加，内部协调活动会变得更加复杂。
2.扁平化模式则是建立在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从理论上讲，管理信息系统能够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并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从而使牢固的金字塔结构得以改变。管理信息系统能把信息从操作部门直接传递给高层管理者，从而越过了中层管理者。管理信息系统还可使高层管理者通过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直接与操作部门取得联系，而不必通过作为中介的中层管理者。所以，管理信息系统会使银行组织变得更加集权化，银行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趋向于逐渐取消中层管理，银行组织结构变得更为扁平。但是，如前所述，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一定程度的集权有利于风险的控制，但是当组织达到相对大的规模后，过度集权就不利于合理决策，不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并容易助长组织内的。反之，过度分权又会造成组织的不稳定和管理失控。[4]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管理跨度大，集权性低、规范性低，容易带来组织不稳定，管理易失控、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等弊端。因此基于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必须进行创新。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更应清醒认识到扁平化的风险和困难，加强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中的内部控制，消除扁平化后出现的控制盲点。
三、扁平化模式下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扁平化组织结构代表了银行的管理新观念，有相当的先进性，是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造中，必须重视和加强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为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保驾护航”。
1.加强授权审批控制。内部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在进行交易和经营活动时，要有授权批准制度，以确定完善的工作程序。在扁平化模式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在人员变动过程中，尤其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审批授权制度，报告路线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应该下放多大的权力，如何选择最优的授权范围，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银行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管理跨度越大，决策的内容和信息需求增加，就越需要把更多的决策权授予下一级管理者。二是责任或决策的重要性。一项业务的责任越大或决策越重要以其利害得失和对银行未来的影响来衡量，则越不太可能授权给下属。三是任务的复杂性。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完成，也就需要更多的授权才能完成。四是下属的才干。授权要求下属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以接受权力并执行。如果下属缺乏这些条件，上级管理部门便不愿意将权力下放。
2.加强程序控制。程序控制包括制定银行的规章制度和制定操作规程两个方面。在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系统内部，每一个组织都可看作是一个责任中心，总行、区域管理中心、分行等各自的责任要界定清楚，尤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责任中心之间的责任界定。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既要避免权力重叠，也要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使每项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在扁平化模式下，要按照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的标准，建立标准化、科学化的业务及事务流程，在流程中风险点上设立必需的监控程序。根据银行业务特点，建立标准化的服务及业务流程，在分析流程中存在的风险点基础上，设立清晰、简单易操作的监控点，并提炼和固化各监控点的具体审核要素，使流程、监控点及审核要素成为良好内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控制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风险。
3.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职工素质的高低，因为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全面提高商业银行职工的素质，才是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系统功能的最有效办法。在扁平化方式下，商业银行必须创建一种结构制度和组织氛围以满足员工的激励需要，为他们提供挑战性的工作和继续学习的机会；要对员工进行银行职业生涯设计，为员工制订个人发展规划，以弥补扁平化后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缺憾；要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强员工的岗位培训和后续教育，鼓励并选派员工到国外银行机构实习，建立系统的人才评价机制和科学化的员工培训制度，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并分门别类建立人才管理库，实行动态监测，合理流动；要加大教育投入，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开发一种具有学习和发展能力的智慧型组织。
论文摘要：从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变化，并分析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的构建战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关注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管理等发展趋势。
新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适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不断产生，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催生了许多赢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人均GDP超过l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人了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加人世贸组织将完成最后的过渡，竞争态势逼人。企业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才能消除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企业发展注人动力，才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企业发展的战略环境变化和管理变革要求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何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哪些发展趋势?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1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社会经济变化
新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并具有快速、动态、不确定和复杂性等特点。就企业人力资源而言，值得我们更多关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彻底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对新市场、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竞争力和经营方式的新思考。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重新思考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角色与价值培植问题，建立新的模式来培养竞争力。
(2)社会知识化。2l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知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应更加重视员工及其技能与知识，真正将知识视为企业的财富。
(3)信息网络化。电子通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迅猛发展，消除了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在地理上的隔离，让世界变得更小，创造了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与束缚的工作环境和视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对企业管理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技术的发展将不断重新定义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得企业愈发认识到创造发明技术、使用操纵技术的“人”的重要作用。
(4)员工多元化。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人员的流动必然更加频繁，企业员工队伍的组成部分更加复杂。由于不同类型员工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工作动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同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员工对于企业的价值不同，不同员工的薪酬形式也将不同。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员工、长期员工与临时员工、高层管理者与一般专业人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上的差别将会显露出来，成为员工关系管理的新问题。
2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企业管理变化
2．1企业发展源泉的变化
在经营环境日益动荡不定的条件下，企业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能够不断发现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威胁和发展机遇，能够不断寻找到解决同题的合理方案和支持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的发现、解决和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依赖于组织拥有的知识以及持续不断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知识的学习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源泉。
2．2企业发展战略的变化
不同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是不同的。从总体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资源的争夺；在此之后一直到9O年代，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市场的争夺；而9O年代以后则主要体现在企业核心能力的塑造和时间的争夺上。随着企业开始从关注成本的降低转变为关注差别化优势，从注重规模、效率转化到注重创新、速度，敏捷制造、敏捷供应、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管理的主题。
2．3企业组织形态变化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点。另外，拥有核心能力的企业，如果与其他企业联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优势，创造尽可能多的附加值。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虚拟组织、动态联盟将成为未来新的组织形态，业务外包和联合、兼并、战略联盟将成为企业经营中的经常性活动。
2．4企业活动内容的变化
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员工工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需要，而是将组织作为生活的场所。因此，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
3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3．1构建战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即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它依据事先在战略层次上确立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激励使用、有效开发、控制调动企业人力资源，以最大限度实现组织发展的既定目标。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员工的精神激励；由组织最高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实施战略性管理；由所有经理人员负责，涉及产权、民主、法制、文化等企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是由全员参与的组织管理，开放性、动态应变性地面对外部挑战，有系统化、科学化的专门化方法技术。
3．2关注知识型员工并进行知识管理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以人才为主导的时代，人才追逐资本的现象将为资本追逐人才的现象取代。素质越高、越稀少，热门的人才将获得愈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报酬，企业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知识型员工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知识的创造、传递、应用和增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3．3建立新型员工关系并满足员工需求
面临新经济时代的诸多环境变迁，现代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等特点，管理制度越来越有弹性，合作、互补关系将代替层级关系。企业日趋重视的智力资本、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投资与管理等，也不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它需要整个企业，包括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的全方位关心。人力资源管理将是包括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所有管理决策和行为的总和，它依靠适度分权，民主治企，依靠科学管理和员工参与，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使企业全体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觉地努力奋斗。从而实现高度的工作效率。
3．4围绕价值链并扩展管理范围
人力资源管理已日益突显其在企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能为“顾客”提供附加价值。这里的顾客既包括企业外部的用户，也包括企业内各个部门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积极加强与企业各业务部门的密切联系，支持、配合业务部门的长期战略。多年来，人力资源管理者强调把人力资源管理行为限定在企业内部。现在，向顾客导向、价值创造导向的转变要求把注意力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所赖以存在的价值链上．而不管关注的对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行为可以持续地作用于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和顾客，围绕价值链的培训把供应商、员工和顾客交织成一个价值链团队。
3．5吸引与留住优秀人才并帮助员工发展
企业一方面要帮助员工规划职业生涯，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考虑员工个人在本企业工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要设法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使得他们通过在企业的工作和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目标。此外，企业还应提高员工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制约轻率的、泡沫化的人才流动。
3．6种用信息技术实现虚拟化管理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应地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以网络为工具，将处于不同地方、不同组织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整合，为企业战略和目标服务。信息技术还将改变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工作方式。
3．7进行组织再造并建设学习型企业
随着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发展的方向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能够不断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转移知识的组织。学习型企业强调学习与适应环境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企业所有成员的学习，注重开发企业成员的能力。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关键是通过学习型组织的运行来有效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里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
3．8开发企业能力并倡导“以人为本”价值观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能力包括硬性能力和软性能力。硬性能力是指技术能力，如能够创造有市场价值的技术；软性能力则是指组织能力，如能吸引、留住优秀的全球性人才的能力。相比较而言，软性的组织能力更难获取或模仿。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要想使企业拥有并维持这些能力，尤其是软性能力，就必须从培养企业能力的角度来安排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和实践，而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所培养的能力能否为本企业持续使用，则取决于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价值为导向，“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和文化成为主流。
生成设计是一种科学的艺术创作过程，这个过程能够通过一种类似生物基因编码的转换最终形成一种人工的世界。这是一种设计活动，目的不仅仅是要获得一个结果，更要形成一种可以操作的编码，在演化过程中可以产生无可穷尽的变形体。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经验，借助这种经验，我们能够重读20世纪60年代以前那些采用元设计方法（meta-designapproach）设计出来的建筑作品，那些作品在生成设计法中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三维模型，属于这种设计法的一个种类。
与生成设计法相平行的设计方法叫做参数设计法。人们使用参数工具来产生和控制数量不多的变形体。尽管参数设计法具有易于控制的优点，但是，在表现复杂性和发展潜力方面，参数设计法不同于生成设计法。参数设计法在运用过程中较多地局限于设计模型的物件尺寸或者几何变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形体，当每一个物件被附加上特定的维度约束以后，这种形体的变化才能够被实现和认识。而运用生成设计法进行工作时，虽然每一个三维的物件也要采用参数设计法来进行，但是，参数的建立仅仅是系统结构中的元素之一，该系统结构可以产生无可穷尽的形象表现场景，这些物件都具有理想基因编码的特征。所以说，生成设计法不是一个最终结果，也不是一个堆积物件或者形式的数据库，而是一个设计行为模式的开放矩阵，这个开放矩阵会把存在于世的东西转换成未来可能看得到的样子。
生成设计法的特征和结构在于它能把基因编码变成一个开放的形象体系，设计过程就好像是在操控一股可以听凭摆弄的意识流（fluxusoperandi），随时能够把任何一个特征突出的形象作为最终定夺的结果。虽然这个形象会与众不同，甚至不可名状，但是却可以被人们轻易地认知。最终形象都是互不相同的，都表现出独一无二的个性；但是，最终形象又是互有联系的。若把这组最终形象的特征放大去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来自同源的基因编码。换句话说，生成设计法的设计作品就像有一个人工的DNA，从每一件设计作品中都会被认知，因为它们带有基因的印记，那就是设计者的思想。
生成设计法不仅能够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操作和发展，不仅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它更是一种具有强烈人文特征的设计方法。事实上，生成设计法的每个步骤均始于设计者的一种思维或假设，这种思维或假设被视为一个科学过程，设计之初就带有一种主观的或者想象的未来世界的形象。因此，这种设计方法决不能认为是一种人手可得的设计工具，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设计的操作方法（modusoperandi）。对于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来讲，生成设计法是可以发展的，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异常灵敏的、有助于进行更为深刻的创造性设计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这种设计方法发现了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工具—计算机—并与之有着良好的操作协同性。
事实上，当我们进行创造性工作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并不容易被转译成一个用物件或者图样来表现的结果。每一个输出命令仅仅可能是设计者某种思想的表现，或者是某种思路的发展。我们设想并且试图来塑造出一个能够产生不同结果的完整思路，但是，最终我们获得却是综合的多样共时性（syntheticsimultaneityofpluralities）的东西，也可以说成是示意的差异共时性（schematicsimultaneityofdifferences）的东西。利用复杂性来创造美丽和谐的世界是可能的，生成设计法的运用是多种创造性思维的表现，能够以一种毋庸置疑的魅力表达设计者的思想。
20世纪的80年代，我就尝试着如何把设计思想作为一种视觉表达的动力来生成可能出现的结果，如何使得这种如泉喷涌的思想能够把握和操作。设计的意识流（fluxus）在表现为物件和图样之前，它不但能够表达我的建筑理念，还要能够表达建筑理念得以实现的基本逻辑。这种新的设计方法的特征在于如何展望未来，如何掌握实验，操作重复不断的演化的设计过程，建构一个复杂的视觉世界。
由于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好处，可以把一个人的创造思维转换成一种逻辑编码。生成设计法需要大量地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善于处理数据量大、周期长、重复性的工作，生成设计法正好利用计算机的这一特点。
2.基本概念和文化背景
利用人工基因编码来制作符合我的建筑理念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和充满创造意义的工作。在进行这项实验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种方法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时代精神的探索。当我利用计算机作为探索时代精神的工具时，我碰到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几何学、透视学和失真学的逻辑，建筑学的形状与数字的编码，这些都能够表现基本的文化特征。通过探索这些特征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性，是寻找生成设计法进行建筑方案设计的路子。
和谐编码不论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今天都是一种表现强烈的特征编码。当我们置身于美丽、和谐与统一的自然环境中来用镜子来反映自己的话，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征象就会表现出来，这种独特的征象就是特征编码。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精心制作的人工形体在自然环境中看起来很可爱，那么，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就被称为“生成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家曾提出过不少建筑法则，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和帕拉蒂奥，那些建筑法则是不尽相同的或者是各具特点的，因为它们表现了建筑师本人的思想、印象和想像力。我也在做建筑方面的效仿，提出自然的复杂性和物件的简明性，并且试图在作品中表现出我的这种建筑理念的独特和完整。
为了实现这种复杂性和简明性，就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要有完整的结构，要能够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设计者的想法和理念，哪怕是很细微的想法和理念。首先，复杂性的表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描绘出一座城市，我们总是可以采用一种简化的表现方法，或者在最大的程度上，采用一种能够强烈地表现某个特殊的或者某种限定意义的关键方法。皮拉奈西[1]笔下“卡切利”系列雕版画的城市形象，也许就是笔法简练的城市和建筑复杂性的最好的视像表现。可是，皮拉奈西为了表现复杂性也采取了叠加画面的手法，在一层已经蚀刻好的版面上再叠加上另一层画面，画面上物体的透视关系也往往是不尽相同的，制造出一种含糊不清或者叠加出来的新的理解。这种画面的特点是把不同时间和情感的关系相互混合起来，可是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复杂性的实现总是要在不断地合成和叠加后才会有结果，这个结果是借助一个变化多端的生成过程得来的，这个过程通常是非线性的。事实上整个过程并非这样简单，复杂性还取决于设计者产生想法或假设的能力，这种想法或假设要对应于在一个短暂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预见的物件。假如设计者的想法或假设是对未来的一种视觉成像，那么，在系统生成的运行中一旦碰到阻碍，就必须克服这些阻碍，巧妙地解开复杂性缠绕的结扣。同时，克服那些不利于提高设计者对于想法或假设的视觉识别能力的阻碍，那就是每一个物件所具有的复杂特征。
2.1生成图码库的结构
生成图码库（Argenia）[2]的结构基本由两种不同的要素组成，一个是基因转换编码，另一个是动态演化的范例组织，这两种要素是运用生成设计法进行创作的最为基本的内容。
2.1.1转换编码
生成设计法的编码系统就像自然生物结构中的DNA，那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控制着生物演化过程中千变万化的复杂性。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基因转换编码看成是一组能够描绘和确定某种特殊设计行为的理念。我在第一年研究结构图码库的时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生成设计法的规则反映了我对于自然美的认识，这些规则表现了我对于某些特殊的自然结构的主观迷恋，然后又将这些特殊的自然结构转译成了一种操作系统的设计规则。
然而，这些设计规则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产生于哪种哲学方法。总的来说，这些设计规则表现了我对于和谐之美的理解，这个理解一方面来源于我个人的社会和文化阅历，另一方面来源于我读到的那些描绘自然和人工世界中各种结构形态的作品，那些结构形态竟然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现实”场景。其实，这种做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和挑战非常接近，那就是：把对于自然的和谐之美的理解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基因编码来表现一种人工的世界。在“理想的城市”这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些设计规则表现出的一种诗意的结构形态[3]。
一套具有演化逻辑的转换编码既源自于传统文化，又反映出我的个人特征。甚至，它在艺术的与科学的方法之间还存有不可分割的协同关系呢！事实上，我们利用这个复杂系统的演化逻辑进行设计实验时，就能够寻找那些可能实现的和谐编码的片断，追求我们对美的理解。这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以及它的那些出乎意料的生成结果，表现出美学研究领域中那些似乎无甚关联的东西之间隐含着意想不到的协同关系。
在寻找和谐编码的设计规则时，我曾利用过多种方法进行实验，例如几何编码、透视编码、数学编码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操作变成可视图形。更特殊的是，我还利用图像数字技术进行编码的转换，这样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生成物件在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作用。这个复杂系统能够通过子系统的变体和细部表现，沿着“优先路径”进行转换和演化，暗示了它是对设计对象在整体和特征方面进行范例控制的一种逻辑。我也曾利用多维细胞体自动生成系统（MCA,multidimensionalcellularautomata）编写设计规则，这种规则能够确定生成的建筑场景的拓扑结构。
为了建立每个单独的生成物件，这种人工化的DNA需要一个演化系统，或者说是一种人工生命的演化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发展和产生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复杂性，目标是能将那些复杂的生成物件最终赋形，使它们形成城市、建筑、工业制品。当然，仅把能够产生美妙动人的形式作为目标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形式表现出来了未来可能环境中的自然复杂性，就像贝塞尔曲线[4]的整体数字公式中出现的那些不规则线段。我的研究要使最终赋形能够表现出人工的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令人们在现存环境的复杂性中“可识别”。例如，意大利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历史城市的特征，纽约城市滨海地段的特征，芝加哥城那些20世纪初期建筑的历史特征，香港城中充溢着东西方混合风格的特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1986年我开始进行生成设计法的实验就是首先从意大利的中世纪城市着手。
2.1.2动态演化的范例
为了对复杂的物件进行赋形，就必须设计出能够在系统的结构演化过程中使用和指导的范例，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各不相同的意大利中世纪城市的典型样板（图3、4）。为了能够做出这么多可以组合的范例，我就需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所做的那样，对建筑的空间结构进行分门别类的组织。因此，我建立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建筑的各个物件的关系是相互嵌套的，这个系统是建筑空间可演化结构和非演化结构的基础。非演化结构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在演化的过程中它可以完全与其相同的结构。
这个系统是按照“生成物件—空间结构”的对应关系制作的，它的周围设计了26个像神经元那样的突触（synapse），这些突触能够处理那些相邻物件的拓扑界面，这样，这个系统就有了第27种功能。两个空间结构之间的单个直接联系最大程度能够激活9个复杂界面，这样，在空间关系上，每个相邻的物件之间在建立拓扑关系上就同时有了1∶9的可能性。每一个界面在运行演化—转化时可以利用一系列平行的子系统来生成自己的特征，这些平行的子系统可以同时使用或者相互合成。每个子系统都有对应于用物件来说明和表现的特性，都有一个不同的几何结构或者类型结构来代表它的特殊性。试举例说明，对建筑的生成对象进行演化合成时可以采用三种平行的几何系统，第一种是基于数字9的系统，例如9×9×9的形体与黄金分割法的关系，第二种是基于中轴线与对角线逐次划分的系统，第三种是基于笛卡尔坐标中角度与圆心关系的系统，在这三个平行系统的合成和干涉下同时生成出来作品的复杂与和谐的特性。
除此之外，这个系统还有折叠功能，它能够改变空间结构的拓扑关系，让突触产生的界面与每个物件刚好重合。而在折叠功能作用以前，界面与物件之间是分离的。在整个编码转换的过程中，时间作为惟一的不可预知的因素，在演化结构中可能会出现分歧（bifurcation）的决定性作用。每一个生成路径的起始端在一开始就设定了时间量。很明显，开始的时间总是不同的。伴随着各自的加速或减速，系统的折叠功能控制着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同样，这种方法使得相同的生成程序无法重复进行，这种独特的性能是因为生成程序一经启动就具有短暂性，这种性能只有通过调整或者重新设置时钟来产生克隆体时才会被克服，当然，这样的做法与生成设计法的主旨是相矛盾的。
一旦建筑空间的网络系统组织好了，我就会针对每一个设计要求来制定一个有条理的计划来检查系统的演化动态，以使其能够满足设计委托人的要求。具体地引例来讲，不论是设计洛杉矶的一栋多功能的摩天大楼，还是设计一个简单的椅子，都必须运用和谐编码来按部就班的进行工作，直至达到了所要求的目标。对于每一种设计工作来说，利用生成法来进行设计明显是一件异乎寻常的（adhoc）工作，所以，从经验的成熟程度来讲，我们还没有一种严格确认的技术。
生成设计法并非是一个能够产生各种各样可能方案的工具，也不适合所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生成设计法的运用需要一种主观目的明确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对设计委托人的特殊要求做出回答，同时与社会的人文传统相一致。最有可能的就是制定出一种可以操作的方法，这种操作方法可以通过各种规则来执行，就像我在教学中的实验探索，这就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了。
2.1.3方法和技术
这里的问题是，生成设计法能否被认为是一项技术？能否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建筑师常用的CAD那样的生成系统？根据我个人的试验，答案明确是“不”！其他诸如参数设计法、随机形式法等，只不过是简化了设计的过程。
首先，让我们来把生成设计变成参数设计来考虑问题，参数设计在可能有约束条件的变体参量下仅能产生被程序化的变化形体，物件不是被生成的而是被画出来的。接下来，产生的变体不是与可能产生的结果发生相互作用，而是与同一结果在尺寸大小方面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这种假设成参数设计的方法只能适用于复杂系统的“简单”部分，这个结论并非是偶然的。复杂性不是通过增加、而是通过整合来实现的。因为建筑的相关要素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若是利用参数设计建筑的话，只有把建筑减少到只是体块的程度时才有可能进行。无论如何，一个体块不是建筑，它只表示某个量的体积。要成就建筑，就必须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阶段。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主观目的明确而且具有创见性的设计方法的确能够打开一扇看到强烈文化特征的门扉。
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随机产生形式的方法来考虑建筑设计的问题，这种方法有许多的支持者，也有不少人拿它来做实验。这种方法的理念是让计算机随机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建筑形式，建筑师只是在这些建筑形式中做出选择罢了。但是，这种方法忽视了生成过程的主观目的性，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如何进行挑选的方法。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真正的随机状态如何产生？对建筑如何做出选择？
对于前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只有当形式以及产生形式的思想变得愈发不可预测或者令人惊讶的时候才是随机的状态。举例子讲，当一只瓶子的外缘沿着一根随机变化的中轴旋转360度的时候，瓶子轮廓产生出来的样子是不可预测的吗？设计者的思想是通过旋转的构思和逐次的结果表现出来的，但是，仅仅拿出旋转中轴的马达类型或是应用的约束条件来说明设计者思想所产生的结果，能够让人信服吗？无论如何，这个例子说明了不论生成设计内容的繁简程度如何，即便是一个极其简化的系统，都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矩阵。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可辨识性没有具体的形象，建筑师何必守在电脑前等着正确的建筑形式出现呢？如果建筑师真要这么做？那他是在做建筑师要做的事情吗？我想会有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针对建筑师，其二是针对委托设计的业主。建筑师在业主的面前摆弄着电脑，不断地把现存的世界转换成将来可能的世界，把现存的环境朝着他的思想方向发展，什么未来的、美好的、有用的、和谐的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业主只能去做选择。建筑利用电脑工作静候着他所希望的建筑形式出现，然后他再把这种形式附加上专业特征。对于这样的做法，说到底建筑师还是像个业主。
对于后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不消针对一栋摩天大楼，只是针对建筑在结构、技术、配置、审美、形式等方面的复杂性，时下的设计方法常常提供的是一种相关的和综合的多层面的系统。做出一条随机变化的贝塞尔曲线，无疑是一个有趣的事，我相信我们所有从事建筑学这个领域的人都会非常欣赏这样的曲线。但是，一项建筑设计就有所不同了，很可能会利用随机的方式设计建筑的外表，或者设计建筑的内部，但是，我相信有必要在出现的建筑形式上加大表现建筑品质和特征的范围，例如技术的、材料的、色彩的等等。目前可供选用的设计方法严重地制约了建筑表现的潇洒自如（arbitrariness）。
无论如何，前面论述可以认为是针对业主的情况，不是针对建筑师的情况。某种形式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令人激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效果。设计就是在建立和转换那些能够实现复杂性的编码，把设计者幻境般的思想编录成可操作的条理规则。这样看来，仅仅利用随机这个条件是不够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成设计法呢？它是一种能够成为最终产品的思想，一种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结果并令业主能从这些结果中进行挑选的思想。最终结果肯定不仅仅是形式的结果，例如贝塞尔曲线形成的那样漂亮的形状，而是一种具有实施可能性的直接赋形。因此，生成图码库的建立是要把它作为一种人工的DNA，作为一种和谐编码，作为一种可组织的范例，这种范例能够以动态的方式检查设计环节的特殊性。整个系统的运行由转换规则和控制规则所决定，转换规则是一种可以控制的运行方式，控制规则把握着关联、干涉、合成和谐振等环节的运行，特别是谐振常常会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被激活的演化动态中。这里一点没有数据库的样子。当我们研究达·芬奇绘画作品的编码时，我们知道了利用大量不同的创作思想作为试验性假设的设计方法，每一种假设都限定于一个可操作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堆零件的组装。创新的目标一经设定，科学的探索总是不断进行的。
根据我的做法，生成设计并不是把那些预先设计好的零件储存起来，然后拿出来可以进行相互交换的设计方法，而是一大堆可能的物件在出生、形成、相互合成的过程中在系统中不断地发生作用，直至生长成熟，这种过程与自然的生命现象很相似。不可预知性并不是固定在随机形式的上面，而是与系统运行的人工生命相关联的。人工生命愈是复杂、愈是不可预知，伴随着不同时间的演化，就愈是能够从和谐编码的庞大矩阵中激发出令人激动的答案。这些答案将大大提高设计者波涛浪涌般创作思想在特征表现上的明确性和可识别性。
2.2生成设计的方法
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新出现的数字工具，更是因为人们对新领域的开发利用产生了新的哲学思想。设计也从重于成形改变到重于转换。思想的表现在开放与包容的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前，各种各样的音乐变奏曲已经偏离了基本主题，在多样形式并存的情况下，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变成一种可转换的模式，甚至是一种思想。
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工具不会像老式机器那样，制造出来一堆一模一样的产品，而是制造出各具特色的产品，这是一场新兴的革命。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数字化时代使我们能够效仿大自然或者手工艺来制造出独一无二的产品。独具特色的产品已经成为对于当今文化需求的一种新的回答，这种文化需求把人们引导到这样一个境地，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环境、建筑、人工制品都能反映出一种独一无二或者举世无双的特点。可惜，这种文化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估计。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发现了自然界的生物特征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来产生和传递的，那么，生成设计法可以在人工的世界中实现一种与之相应的发展趋势，利用这种方法，通过人工智能、人工生命系统以及高科技，我们能够再次体验到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审美和道德上的愉悦。
3.形态生成设计的作品
下面介绍利用生成设计法制作的一些形态生成实验作品，我的第一个生成设计案例开始于1986年，主题是关于意大利中世纪城镇的DNA，接下来做的是“巴西利卡”软件。
1规范流程
对于这一方面，应当重点将所有特殊时段、小型、分散作业纳入作业计划管理，加强临时性生产计划风险管控。注意结合当前的信息技术与自动化控制手段，诸如操作票等，来切实消除生产计划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效规避临时性现场作业和电网运行的安全风险，提高检修计划的执行率。
2注重计划的落实
对于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而言，不仅仅应当切实针对变电环境选择合理的检修计划展开模式，积极推进状态检修的成熟与发展，还应当制定更为宏观和详实的工作计划，并且着眼于落实。充分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将三种计划模式加以合理安排，面向不同的计划工作方式展开具有一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做好相应的记录。在面向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体系的时候，需要注重编制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包括月度以及年度等多个层次，并且注意落实责任制。
3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风险管理是变电检修体系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按照不同的工作计划周期，来实现不同层面和程度的风险管理控制。季度计划重点分析季节性气候因素及重大检修项目引起的风险，提前部署相应措施；月度计划重点分析作业可能造成的电网事故等级，进行作业风险评估，制定并优化施工停电方案，对于大型或复杂的停电施工项目，组织现场勘察会审，严格控制停电时间；周计划重点安排风险管控具体措施的落实，周步下达生产计划与风险控制措施；每日生产早会重点控制已布置措施的执行。
4加强控制和信息反馈
管理工作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控制，而只有建立起良好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才是实现控制和纠偏的有力保障。对于不同环境中产生的信息加以整理，并且找到对应的接收端口实现信息的反馈，构建起完整闭环，是当前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的核心重点问题之一。唯有如此才是切实实现面向检修计划的管理工作的价值所在。
5结论
一、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是强化化学教学改革的前提
为了适应高考及整个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迎接新的挑战，必须明确科学素质教育和学科素质教育主要目标，实现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转变。
1.从重传授知识转变为通过传授双基知识和技能，着重发展智能素质。把加强“双基”教育与发展培养智能素质统一起来。化学教学重点是培养“四种能力”（即观察、思维、自学和实验能力）和创新精神。观察能力是基础，实验能力是手段，思维能力是核心，自学能力是关键，创新是目的。
2.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的统一。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表现在：①教学程序的设计；②是否吃透“两头”，熟练地运用教法；③能否因材施教，分类推进；④能否体现化学学科教育教学规律；⑤能否适度把握化学与其他跨学科知识能力的切系和综合。
学生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表现在：①学习动机、目标是否明确；②求知欲是否强烈；③自学习惯品质是否优化；④学习任务是否完成；⑤综合能力和科学素质是否增强。
3.从以授课为己任转变到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教育教学中，应善于应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学生去认识物质世界的存在、变化及规律，结合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史和科学知识在生活、生产、自然和高科技中的广泛应用，进行科学思维和品质的教育。
4.从教学目的是“学会”转变为“会学”，使“学会”与“会学”统一起来。要引导学生遵循科学的认识论，以本学科为主干，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及探究的方法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总之，要适应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目标，我们必须彻底克服传统的“重授予，轻自学”、“重教法，轻学法”、“重智力，轻非智力”、“重应试，轻素质”、“重终端，轻过程”、“重单科，轻综合”等观念和做法。
二、在教育观念素质化的指导下，进一步强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当前，我国的化学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现状并不完全适应时代和素质教育的要求。高考改革的实际仍然是在素质教育的大目标下，进一步强化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1.强化设疑，设问研究，抓好过程教学
要实现教学过程优质化，必须强化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的分解、设疑、设问和联系的研究。因为，依据现代教学论的观点，任何教学内容及过程都可用一个个恰当的问题呈现出来。教师在编拟自学思考题或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归纳总结和练习讲评教学中的设疑、设问，可不断地促使学生存疑、质疑，激活学生思维，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导之于科学认识探究的方法，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首先，要切实编拟设计好本学科、本课时教学内容的问题，包含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学科内的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小综合。然后，立足本学科，跨入外学科（一门、两门或多门），以本课时知识的切入点、联系学生接触到的事物及现象编拟设计综合性适度的问题。如果本课时教学内容并不存在跨学科知识的切入点和关联性，或者从某一层面或角度切入难度过大，就应放弃或暂时放弃这种跨学科综合设问、设疑的编拟设置，以免影响本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2．在强化本学科知识结构研究的同时，抓好整体教学
所谓整体教育，就是反映学科素质形成的教学或相关学科综合素质形成的教学。伴随着高考对综合能力素质测试要求的逐步提高，整体教学的探讨也必须逐步深入。在学科增多、学时减少、学业减负、综合素质增强的情况下，必须抓好整体教学，实现教学过程素质化。
（1）要以素质、能力形成为出发点，加强教学常规的各个环节改革的研究。在备课、授课、作业、辅导等常规教学的过程中，强化本学科的双基和能力，力求每个环节做到少而精。搞好单元整体教学，把握学科本身独特性的知识结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形成学科性知识网络化和学习、认识方法科学化。克服过去常规教学中重知识面、死记硬背，轻学能、搞题海和脱离实际的做法。
（2）强化各学科协同教学研究，抓好整体教学。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正朝着既不断分化而又不断综合的方向发展，新知识的生长点往往是出现在学科的边缘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处。如出现的并且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是一变化发展的过程。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存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过程的揭示，必然要涉及到学科内容部分的关系，涉及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涉及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所以建议组建精干的“综合科目”教研小组，开展课题研究探讨活动。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科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不同层面及其特征的。一方面可从知识结合点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可从综合能力试测题编制方面进行研究，还可组织一定的社会实践考察活动。
（3）组织部分尖子生参与教学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关注教学改革与社会的发展。这样不仅使学生形成跨学科知识的整体性网络联系，而且可强化学生关注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新观点和新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心，还有利于在整体教学过程中起到带动全体学生的作用，让全体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
3．强化学科共性研究，抓好实验教学
各学科的结构、功能是不同的，单学科和跨学科问题有其特殊性，有不能互代的一面，但还有相互渗透、切入、存异求同的一面。我们在立足本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应强化学科共性的研究，以便逐步实现教学过程高效化，或不久的将来为“综合课程”的编辑工作起到铺路石子的作用。理、化、生理科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化研究。
（1）学科知识和表达形式的结合点的主要表现：
①物质的微粒结构。如分子运动论、原子及原子核结构等知识三科都有不同的形式的表达。
②概念与规律的结合。三科有许多相同或相通的概念，如质量、温度、密度、比热、功和能等；三科也有一些普遍适用，只不过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部分有不同表达形式的规律。如质量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律、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等。
③问题处理的结合。三科对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的观察、借助模型、图表等，对规律用语言描述、表格、公式和图示的表达等等。
（2）物、化、生三科综合考试命题的三维构架，也为学科素质化教学改革的整体教学模式。因教学过程和测试命题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其目标是使学生把握各学科的整体知识网络，形成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综合能力。
①可首先从相应学科知识或再次相关学科知识网络出发，设问、设疑展开教学过程或取材命题。一个问题立足某学科或多学科知识的“最近发展区”，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去设问、设疑或取材作为自学思考和测试命题的知识背景。
②可以广泛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生产、健康、环保、高新科技和自然生态的材料为背景，从认识角度和探究解决方法的层面设问、设疑，展开教学过程或取材命题。
（3）理、化、生三科都是实验科学，立足实验探究方法的结合，抓好实验教学。
“科学起源于实验”。实验是科学实践的一部分，也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揭示事物存在、变化及创造的规律，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使学生“一通百通”，终身受益。
①开足教材全部实验，强化实验技能训练。应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仪器使用和实验操作技能练习机会。只有通过多次反复的严格训练，才能形成良好的实验技能。
②将教材中验证性实验变为探索性实验，强化实验思维的力度。
探索性的实验要求学生根据问题确定实验的目的，根据实验目的进行实验的设计，恰当地选择仪器和器材，合理的设计实验步骤和正确的动手操作；在实验中进行正确的观察和记录；实验后对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综合，作出明确的解释、结论或评价。
③加强实验习题教学，培养学生实验思维的发散性和创新能力。
完成实验习题是高层次实验能力素质的展示。学生通过对已知和未知知识的分析，对比、综合等思维加工，设计出实验方案；再筛选出最佳实验方法来解决问题。因而，加强实验习题教学，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创新能力。
为了保证变电站能够正常运作，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功能应急系统，还需要定期检测该系统，以保证其能够稳定运行。在构建功能应急系统时，需要应用面向间隔准则，正确分配通信网络和一、二次智能设备，隔离主保护与备用保护。此外，还可以构建双重保护屏障，以便更加清晰地分界屏幕，并且还可以合理地隔离软、硬件，更好地保护设备，从而更加顺利地开展变电站维护工作。
2保证智能化一次设备的正常运行
在智能化变电站中，一次设备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运行状况会直接影响变电站的整体运行。在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一次设备能够稳定运行。一次设备的自动化特征较为明显，不需要人工传输信息和全程监控信息，可确保变电功效，还可以合理、快速地修复存在问题的输电线路，从而保证变电站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效整合一次设备、CPU与光电感应，并保证有效执行各种命令。此外，传统继电器的回路结构中需要应用无线传送和光纤技术，从而降低能耗和发热。总之，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过程中，需要控制一次设备的在线监测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变电站可稳定、安全运行。
3保证变电站的信号稳定
智能化变电站涉及较多的科技设备，且通信较为复杂。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管理，则信号会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信号失真，进而对变电站的稳定运行造成影响。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应用单元化的管理方式，实施隔离管理，具体指应用隔离网络层和物理层。同时，还需要点对点地控制有着较多传感器和光缆的元器件，且在储存和管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应用特定的代码。在此过程中，可运用GPS定位或SIM卡，从而实现单元化管理。此外，还需要立刻修复和跟踪存在问题的元件，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4完善智能化变电站的信息集成
集成信息是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方向，它可实现应用功能的一体化，以便有效整合整个变电站的数据信息，有效解决数据的重复收集问题。但要想建造信息集成平台，就需要统一收集和建模全部数据。这是因为在实现了安全分区后，安全一区的信息平台无法直接获取安全三区的信息。目前，在安全二区完善了智能化变电站等在线监测体系，可有效解决数据集成问题。但发生了新问题——因主站在线监测系统处于安全三区，导致无法合理访问子站数据。因此，需要充分重视信息集成化中的安全认证和安全分析等问题，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做到无缝连接调度系统，有效协调常规变电站。智能化变电站可完善信息一体化，将安全设施应用到每一个安全分区的保护界限中，并设置正、反向隔离和防火墙。此外，还可以使用单向数据同步、E语言文本传送等软件，可集成监控系统功能视图，从而在不同的安全分区有效访问、控制不同的操作和数据。
5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