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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是继前两部图集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该图集以规模宏大、内容浩瀚、编制周详、设计精密、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而广受赞誉。其自1994年12月启动编纂，至1996年8月交付出版，为时仅一年零九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整理与编绘出如此高品质的城市历史地图集，可谓真积力久，厚积而薄发。图集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于图集的各种评论，一时频频发表，给予图集至高的荣耀与地位，诸如邹逸麟、陈桥驿、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张英华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对图集进行了评说。
图集的成功之处，无疑是编制者深厚的专业积淀与积极的学术创新的结合。但客观且系统地评价一部历史地图集，须对图集的编绘者、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编制体例、编绘方法、优缺点及在地图学上的影响与地位等要素进行全面的考量与梳理，一则让我们知悉图集编绘的“前世”与“今生”，以致感受一部杰出的历史图集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二则让我们明晰图集编纂的客观性、科学性、创新性，以便凸显图集在历史地理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作为图集的主编者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以及地图学、古都学、区域历史地理方面所取得的卓然成就是图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架构、研究方法诸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并且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许多堪称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诸如《河山集》1—5集（1963—1991年）、《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地图学研究方面，史先生对历史地图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已附有历代疆域图27幅，与文字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而后先生对地图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在《河山集》、《中国的运河》等论著及相关论文中，约有500多幅历史地图，内容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先生一贯强调，研治历史地理，尤其区域地理，地图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研究者形象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以致把在地图上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当做检验它的一项基本标准。
同时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对于地图编绘具有重要意义。先生以身作则，跋山涉水，足迹遍布黄土高原，大河上下。仅西安地区而言，秦岭山上，渭水之畔，西安城南山麓、原隰、村落，皆有先生考察的身影。正是在这种地图学研究与编绘思想的指引与践行之下，先生在历史地图编绘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绘制的许多地图在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上都具有超越前人之处，也为图集高质量的编绘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图集内容丰富，编纂历时短暂，为保证其顺利的完成，离不开以史先生为核心的图集编绘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做保障。在这项浩繁艰巨而又严谨精细的工作之中，有来自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学者，更难得可贵的是，曾在西安主持或参加发掘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的遗址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袁仲一、张在明、任式楠、马得志、安家瑶、刘庆柱、李毓芳诸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或建言献策，或提供资料，或亲笔制图，他们分工合作，按期完成了图集编绘的草稿。而又在图集即将刊行之前，由陈桥驿、邹逸麟、石兴邦、袁仲一、李之勤、周伟洲等著名学者对其所有图幅进行评审，并提出了修订意见，使图集臻于完善。
如果说具备良好专业训练的编绘者，是图集编绘获得成功的基础条件，那么图集的编制体例、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等方面则成为图集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图集汲已有历史图集之长，补其不足，而超越前有图集的又一次飞跃。
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谭编的全国历史地理总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侯编的城市历史地图《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其具有首创的编制体例为图集的编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借鉴。谭编之图，以政治地理见长，并以朝代更迭、建置兴废、政区沿革为编绘的基本纲目，重点着眼于历代的政治区划。这种体例的编排风格，在图集中都有所体现，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而侯编之图，以反映北京地区政区沿革和北京城的发展历史为主，首创了我国城市历史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地图集编制。这种以古都为题材，以政区沿革为主轴，突出城市发展变迁的编绘思想，对图集的编纂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著名的都城，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有关都城地理状况的各种历史文献，则成为图集编纂的基本史料来源，诸如《三辅黄图》、韦述的《两京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吕大防的《长安图》、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杨守敬的《汉长安城图》等，大多都在用文字记述西安地理状况的同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志，稽图观史，图文结合，更易于阅读。随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西安地区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成为图集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之以史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工作者，善于结合文献资料，并以实地考察为主，以此获取第一手的地理信息。诸如图集中的《唐长安城南胜迹图》，就是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可见，图集的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以及今人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高度结合，使图集的内容更具有继承性、客观性和丰富性。
该图集是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也是一部古都历史地图集，表现范围以今西安市辖境为主，重点反映了自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在此生息繁衍以来，历经周秦汉唐时代的繁荣昌盛，到明清时期的西北重镇，该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演变、政区沿革与城市变迁等。图集共有各种不同比例尺的地图89幅，且用不同的颜色把地图分为16个图组。在图集内容选取上，以表现历史时期西安历史人文地理的72幅地图为主体，辅以4幅历史自然环境地图、5幅民国时代地图和8幅西安现代地图，共同构成了一幅展现西安历史发展的恢宏画卷。
图集设计周详，内容精湛，但又主次分明，突出重点。图集在继承了谭编和侯编两部图集以政治地理为纲的基础之上，重点突出西安在周秦汉唐最辉煌时代的地理信息，展示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诸如汉代图组有11幅，唐代组图有18幅，使得两朝图幅所占图集的份额较大，集中表现于这一建都时间较长的典型时段，围绕都城时期的城址、形制和布局演变这条主线，再现盛世，汉唐雄风。同时对各朝的宫阙、陵寝、园林、府宅、民居、寺院、道观等城市建筑和地理景观的分布格局也作了充分的展示，用这种形象的地图语言来反映历史时期西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态，更能体现西安作为时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图集承前启后，大胆创新，但又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该图集在补前两部图集的不足之处，首创了4幅自然环境地图，填补了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地图集中的空白，实现了将关中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的有效结合，把自然环境的演变置身于人文的城市环境变迁中去考察，二者互为影响，浑然一体。诸如《西安市新石器时期自然环境图》展现了西安远古时代自然环境的原始面貌。《西安市西周时期自然环境图》、《西安市西汉时期自然环境图》和《西安市唐时期自然环境图》三幅地图分别显示了西安地区自然环境被人类早期的开发和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促使其迅速发生变迁的历史现象。同时，图集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大胆地运用大比例尺编绘地图，即绘制一种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地图。在图集中运用大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多达27幅，诸如《姜寨遗址图》、《半坡遗址图》、《唐大明宫图》、《唐九成宫图》、《唐兴庆宫图》、《唐骊山华清宫图》等。这种运用大比例尺来反映小区域的地理信息，不论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从编绘技术的角度来看，都需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素养。以此可见图集的学术价值和编绘水平之高。
图集在编绘方法上所体现的地图学思想，又成为其获得成功的一大亮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图风格。无论是政治文化意象中的舆图，还是介于度量与文字之间的地图，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所理解的舆图世界，是一个包括科技史、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等方面知识在内的统一体。一幅中国传统的舆图，或者是对地理事物度量的真实描述，或者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或者是表示编绘者个人感情状态的形式，甚至是宗教隐喻中提供与神灵接触的平台。正是在这种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地图编绘一直在坚守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特色，即使是在19世纪西方绘图技术的冲击之下，也能保持计里画方和经纬线网格的混合使用，而该图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传统的地图绘制思想。
图集继承了图文并茂的传统，在89幅地图中，都配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并且在图幅中也附有珍贵的图片89张，诸如《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史墙盘及铭文》、《曲尺形金缸》、《杜虎符》等，这三者互相配合，提高了图集的可读性和观赏性。图集承袭了我国地图学史上以不同颜色分注古今地名的编绘方法，即采用了唐贾耽在编绘《海内华夷图》开创的“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的原则，也就是时人通常所说的“古墨今朱”之法，使图集中的古今地名标注更加明晰，更能体现出古今地名的历史演变过程。图集发扬了不计量的绘图传统，在图集中也出现了没有比例尺的地图，诸如两幅《明西安府城图》和两幅《清西安府城图》采取不计量的方法绘制，在现代的测绘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用计量的方法进行准确的经纬度来定位，但图集却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地图中不计量的编绘方法来呈现地理景观和传递地理信息。
【关键字】房地产；项目管理；存在问题
1 前言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行业，即便是同一地区，由于项目定位不同、功能不同、客户群不同、地块不同、环境不同、规划不同等等也会带来项目内容的极大不同。与公司管理相比，房地产项目管理的不同在于其有一个生命周期：开始、执行、结束。由于部分公司分不清公司管理与房地产项目管理的区别，混淆了两种管理从而导致房地产项目管理无法顺畅进行；有些人将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的概念等同，不同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影响了项目的进度与经济效益。理对于房地产开发而言，房地产项目管理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开发商的前期策划、市场调研、计划可行性判断与论证、经济分析评价以及后期的营销策划等过程都需要项目管理，从而实现最终产品的出台。房地产项目涉及到多方面多专业：规划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经济、营销、园林、管理等等。具备综合能力的管理人才、各专业技术人员的共同参与、相互协调，才能保证房地产开发项目获得预期回报。由此可见，房地产项目的管理是全方位的工作，施工项目的成功管理能够为项目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提高社会效益。因此，房地产项目管理工作不可或缺。
2 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含义及遵循原则
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一个分类，它是指管理者综合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管理，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保障优质产品的诞生。其遵循的原则有：成本最低原则；质量管理原则；责任对等原则。房地产是一个暴利行业，近些年房价的不断上涨带给普通大众恐慌与不满，因此应当从项目管理的角度，降低房地产的成本，尽可能实现最低目标成本的要求，同时要保证房产质量。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灵魂，尤其是房地产，其产品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其生死存亡，因此必须严把房产质量关，行之有效的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对待原则是针对房地产商提出的，房地产商应当注重自己的生产责任，不能只注重进度与资金回笼问题。
3 房地产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可行性研究不够
房地产项目管理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前期研究。只有项目确定了，才能进行项目的前期投资工作的跟进。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项目后，没有足够的市场调研以及前期可行性研究就立马动工，仅仅根据市场的走风做事，西施效颦的做法，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3.2 项目监督程序不完善
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不够，有些房地产商为了尽早收回资金，就可能片面的追赶工程进度，对于工程中的安全问题和质量问题监督缺少足够的重视。当设计与实际施工产生分歧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一味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修改图纸，缺乏必要的实际调查分析，大多数临时分析都是一念而定，缺乏可靠性，监督工作更是无从说起。
3.3 合同管理意识淡薄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合同意识中。我国传统思想强调有些事情“口头”意会便可，不注重合同的落实。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竞争，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间的冲击对于我国的传统思想是一项极大地挑战，这就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在今后的工作中注重合同的作用，对于合同中每个字每句话都要细细斟酌，找出最合适的用语，不能随意修改合同。
3.4 业主、承包商、分包商之间矛盾
在房地产项目的收尾阶段，各业主、工程承包商以及分包工程的分包商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建施工阶段，工作较为单一，项目管理相对简单，在总包合同中已经包含了相关的内容，监理方与管理工作人员按照合同中关于分包等问题的规定能够很容易的完成项目管理工作。工程招标时，有关工程接口界定、工程配合的内容不够详细，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不够严密，这样就让一些合作意识不良的总承包商对于工程分包等问题上大做文章，给业主项目管理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纠缠于工程配合和工程接口问题中，以致于造成工程延期。当业主分包工程的分包商遇到问题时往往找业主，业主的现场管理人员成为协调人员，在项目收尾阶段，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协调工作中，造成浪费。
4 房地产项目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对于房地产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积极采用新的管理理念，规范项目的合理运作，避免项目运作过程中不合理的管理。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好的项目管理决定着其是否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房地产竞争中尽早占据优势。
4.1 确保前期可行性研究的严谨进行
项目前期的市场定位与产品研究、项目的品牌战略等都是前期可行性研究的内容。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品牌建设不应再局限于单纯的广告投入，越来越多成熟的消费者会将眼光放在产品的质量与售后服务上。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对自己的产品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对其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充分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对于确保产品的质量，实现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目标都有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该工作的进行，严谨对待。
4.2 完善项目管理的程序
完善程序监督制度并透明化，能够确保项目管理的顺利进行，确保实现项目管理的目标。针对当前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存在的管理不规范问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强监委会的作用，借助第三方力量防止自己监视自己的情况出现。房地产开发项目是一个系统的大项目，其涉及到的项目点较多、战线较长、项目面广，中间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全面，只有项目管理工作确实到位，按部就班的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管理方式，积极解决项目进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4.3 提高开发商的合同意识
在前期充分完整的调查基础上才能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意识，针对当前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合同意识薄弱的现状，应该不断强化其管理意识，让其明白项目管理的重要性。改变房地产开发商的传统观念，使其意识到合同的作用，意识到合同具有的强制性威力，这样才能做到从根本上改变房地产开发商合同意识薄弱的现状，保障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更好地实现。
4.4 高度重视项目收尾阶段的管理工作
针对项目收尾阶段常出现的矛盾问题，应该考虑在项目收尾阶段建立一个工程项目收尾临时机构，该机构由房地产开发商工程主管领导牵头、并囊括工程管理、技术、开发、材料设备采购人员、销售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等内部工作人员。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与工程项目收尾临时机构分工协作，更好地完成工程项目收尾阶段的项目管理、项目交付工作。
针对各分包商无法完成总承包商组织分包的工程内容的情况，应当由开发商发包的内容进行细化，深化各类发包工程的内容的招标合同内容。最重要的是，实现研究工程内容的建设时间、验收、资料、协作、交接、安全、场地等等接口配合条件，事先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策略制定。
5 小结
房地产是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其质量关系到国之根本。提高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水平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因此，坚持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提高项目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与管理水平，建立并不断完善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基本流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房地产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眭云晴.房地产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模糊综合评价[J].山西科技,2011(4).
[2]李童.房地产项目管理中的有效控制问题研究[J].硅谷,2011(2).
[关键词]茅元仪；《武备志》；军事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1）茅元仪《武备志序》，华世出版社，1984年5月第62页
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6年夏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194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期间被停职审查，到江西劳动两年。1978年恢复教学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耗费12年完成，第三本地图集是侯仁之晚年最为牵挂的。
【关键词】 长安；少陵原；乡里行政
少陵原位于唐长安城南，属于广义上龙首原的一部分。根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整个长安地区是一块完整的原，在流水侵蚀的作用下，像黄土高原一样，由大的原分割成几块面积稍小的原，再经过流水侵蚀，又被分割成再小一点的原。[1]少陵原就属于是龙首原经过流水侵蚀之后分割出来的一个较大的原，居于核和水之间，因汉宣帝和其妻许皇后在此安葬，许皇后陵较杜陵小，因称少陵，“宣帝许后葬于此，俗号少陵原”。[2]又因杜陵在此，又被称为杜陵原、杜原。
少陵原的范围，在《长安志》中，“在县南四十里，南接终南，北至核，西屈曲六十里入长安县界，即汉鸿固原也”，[3]明《陕西通志》中，“少陵原乃樊川之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相近为朱坡”，少陵原今为南起引镇，北抵陆家寨、曲江池一带的广大塬面，在汉雍河之间。在地势上，少陵原包括今鸿固原、凤栖原，从长安城南直至南山。唐长安城南分由长安县和万年县管辖，由此可见，在行政区划上，少陵原地区不仅包括万年县的部分乡里，同时也包括了长安县的部分乡里。
对于长安、万年两县的乡里行政，古有记载，今人研究也颇多。据宋敏求在《长安志》，唐长安郊区共有104乡，其中万年县45乡，长安县59乡。但在《长安志》中，宋敏求只列出了13乡8里的名字。到了清代，毕沅在校注《长安志》时又根据出土的墓志资料增加了12乡。近人又根据各新出土墓志和有关记载等资料对两县的乡里进行了补遗。其中，武伯纶的《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4]和《唐长安郊区的研究》[5]两篇文章罗列了70乡，其中万年县增补到40乡，长安县30乡。日本人爱宕元又利用文献对武伯纶先生论文作了补充，其中万年县补到42乡，长安县补到33乡，比武先生多出3乡。[6]史念海先生的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的《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中，[7]辑出万年县32乡，长安县27乡。张永禄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一书对于长安县列出了24乡7村，[8]万年县30乡13村。杜文玉《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补考》一文，[9]对万年县考定了捍ā⒆檀ā⑼仁、卢陵、长安、黄台等 6 乡，对长安县考定了布政、安国、弘安、新昌、弘政和卢陵等6乡。载在《爱如生国学论坛・学术论衡》上的《唐长安、万年县的乡村初考》一文列出万年县39乡，长安县33乡。[10]户崎哲彦《唐京兆府万年县乡里补考》[11]一文增补了凤栖乡一乡，并质疑了少陵乡的存在和义善乡、洪固乡的所在地点。程义《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也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补遗，[12]补出长安万年两县16乡、33村、19里。此外尚民杰《唐长安县、万年县乡村续考》一文也进行了补遗。[13]
上述学者在对出土墓志和文献记载的基础上，详细地对长安、万年两县的乡里行政进行了探索，是从整体上对长安周边地区的研究。对少陵原地区的乡里行政，大都渗透在整体的研究里，但也不免有冲突和意见不一致的地方。经过对各学者们的研究及文献资料的对比，基本可信的在少陵原地区的乡大致有义善乡、宁安乡等12个。
义善乡。乾符三年《汉州刺史李推贤墓志》有“葬于万年县义善乡大仵村凤栖原”之语。又宋敏求《长安志》万年县中有“义善寺在县南十五里，贞观十九年建”之说，户崎哲彦不同意此看法，认为义善寺在宁安乡，义善乡不在长安城南；武伯纶和张永禄据此推测义善寺可能是以义善乡而命名的，史念海先生也将义善乡绘在长安城南。较为认同的看法认为义善乡在万年县南十余里，今陕西师大以南至三府井带的凤栖原上，正属于少陵原地区的乡。义善乡有兴牛里，《唐严愈夫妇墓志》云“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兴牛里”。
宁安乡。《颜勤礼神道碑》有“归窆于京城东南万年县宁安乡之凤栖原”，又有《朝议即杨崇夫人甘氏墓志铭》乾符三年“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曲池坊”，《河南府录事赵虔章墓志》乾符三年九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三兆村”， 三兆村名今尚在，在曲江池东南，乾符四年《杨弘夫人李雅墓志》“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通安里”，《京兆府功曹韦希损墓志》“奉神舆权安厝于城东南曲池里”，《李琮墓志铭》“大和二年八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杜光里”，《贾洮墓志》“窆于万年县宁安乡姜尹村”，乾符时期《钱乌娘墓志》和乾宁时期《卢俊墓志》均称葬于宁安乡三赵村，按《长安志图》：“杜陵在今奉元城东南二十五里三赵村”，可知三赵村为今三兆村的原名。宁安乡大致位于长安城南的凤栖原地区，即今长安县曲池镇到三兆镇一带，是唐都长安启厦门外最近的乡，也正处在少陵原上。
属于宁安乡的里有曲池里、通安里、杜光里、姜尹村、三赵村等，爱宕元又根据《仇士良神道碑》、《崔藩墓志》等补出杜季村、曲口坊等。
高平乡。大和八年《太府寺主簿杨迥墓志铭》云“安厝于万年县高平乡高望里”，贞元十七年《赵郡李氏女墓石记》云“窆于万年县高平乡西焦村” 《李潘之女墓志》也称其葬地为高平乡西焦村之南原。高平乡位于洪固乡之北，今长安县高望堆和焦村西南，高望里即今高望堆，位于韦曲北原上，西焦村即今焦村，在高望堆西南附近，是少陵原上村庄。属于该乡的里有高望里和西焦村等。
黄台乡。《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遣中官于万年县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墓，斩棺弃柩，及私庙木主；并载大宁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刘感墓志》称葬其于咸宁县黄台之原。又《大唐大慈恩寺故大德大乘光法师墓志铭》言法师“葬于明堂县黄台里樊川之北原，三藏法师塔茔内别立一塔”，此处言黄台里，应是黄台乡的其中一里，三藏法师指的是玄奘，其塔茔现在兴教寺内，而今兴教寺也在“樊川之北原”，樊川所在，正处少陵原上，是少陵原地区的著名风景名胜之一。今兴教寺周围当为唐代黄台乡之辖境，有里曰黄台里。
御宿乡。《真空寺尼韦提墓志铭》言“厝于万年县御宿乡”，《韦公夫人裴氏墓志铭》，“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七月乙卯朔十九日癸酉归窆于万年县御宿川大韦曲之旧茔，媚先姑也。” 御宿乡为万年县其中一乡，盖因御宿川而得名。此乡位于万年县南御宿川上，即今长安韦曲一带，所处也在少陵原。韦氏世族祖茔即在此乡，业已发掘了很多韦氏墓葬。
神禾乡。宋张礼《游城南记》“谓之东阁，以西有华严寺故也。下阁至澄襟院。……澄襟院唐左街僧录过觉大师智慧之塔院也。碑云起塔于万年县神禾乡孙村。” 华严寺在少陵原山腰处，是唐代城南的著名佛寺之一，可见今华严寺一带为唐代的神禾乡地域，，朱坡在华严寺附近，唐代诗人杜牧在朱坡有别墅，曾多次在诗歌中咏及。
凤栖乡。《韦庆复墓志》有“y于京兆府万年县凤栖乡少陵原、苏州府君之墓之后”之言，知万年县有凤栖乡。凤栖乡的得名应来源于凤栖原，墓志称“凤栖乡少陵原”，大致位置应在今城南凤栖原与少陵原交界地带，也是少陵原地区范围。
少陵乡。《长安志》中引权德舆《唐左仆射姚南仲神道碑》言姚南仲与其夫人“合葬于少陵原黄渠里”，并指出其位于县南三十二里。S渠是唐代曲江池水源的重要来源，正是开渠自少陵原，而且县南三十二里也正是少陵原的区域。黄渠里是少陵乡其中一个里名。
洪固乡。《大都督王善相夫人禄氏墓志铭》，“永隆二年二月九日合葬于京城南洪固乡界韦曲”，《魏邈妻赵氏墓志铭》，会昌五年十一月“袱于万年县洪固乡北韦村北原”，《左骁卫将军御史中丞马实墓志》，“贞元十四年卜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延信里司马村之少陵原”，《义昌军节度使浑公神道碑》，“葬于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东荆州刺史邓子询墓志》，“大统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卒于第，其月二十九日窆于长安洪固乡永贵阜”，可见，洪固乡正在少陵原上。
该乡大致位于万年县南15里的少陵原上，即今长安县韦赵和杜曲镇北司马村一带。《卢绶张夫人墓志铭》云开成三年十一月，“窆于府君之玄堂，即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东韦曲原，明德门南七里”，可见胄贵里在明德门外向南七里处。司马村自唐代以来，存在至今，在今杜曲镇北少陵原上。属于此乡的里有胄贵里、延信里、永贵里等，永贵里即为《东荆州刺史邓子询墓志》里的“永贵阜”。 此外，洪固乡有韦曲里，开元时期《韦胡氏墓志》称其K于韦曲里之私第，葬于洪固乡毕原。洪固乡有顿丘里，龙朔时期《杜博义墓志》称葬其于洪固乡顿丘里高毕之原。洪固乡有兴宁里，大中时期《乐成氏墓志》称其卒于万年县洪固乡兴宁里之私第。洪固乡有李永村，大中时期《裴时氏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李永村，乾符时期《王幼虞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李永村先茔。洪固乡有村曰北韦村，《唐故宣州参军钜鹿魏郡夫人赵氏墓志铭》中言明葬于该村。洪固乡有大韦村，咸通时期《霞邓氏墓志》称其“葬于万年县洪固乡大韦村”。
唐人韩晔歉孟珉泄罄锶耍为韩休之子，《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有“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韩昴炅十五”之语。
洪原乡。至德二年《寿王第六女赠清源县主墓志铭》，记清源县主“窆于咸宁县洪源乡少陵原”，颜真卿撰《杜济墓志铭》、杜牧撰《弟墓志铭》及《自撰墓志铭》，皆有葬于少陵原洪原乡之语，可见洪原乡正处在少陵原上，其位于今西安城南兴教寺北原庞留土附近，杜牧的祖茔在此乡。洪原乡有邑阳里，贞元r期《元重华墓志》称葬其于洪原乡邑阳里少陵原，《元重华妻裴氏墓志》云其归葬于万年县洪原乡东曹赵村少陵原先太谷之茔，可知邑阳里所在地在今赵村。
山北乡。《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铭》云大业四年八月“葬于京兆郡山北乡樊川之罔”，《隋书・地理志》记“京兆郡大兴县有西魏山北县，后周废。”《咸宁县志》云“隋梁罗墓志有山北乡，今杜曲或即山北县治” 。可知山北乡为隋之旧乡，唐朝时继承下来。在《西安历史地图集》中，隋时山北乡在今杜曲镇一带，是属于少陵原上较南的一个乡。
永寿乡。《武部常选韦琼墓志铭》，言天宝十四年五月“卜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并由“南临太乙，北带皇城”之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中说“大中九年十二月陈鸿为亡妻武氏建于永寿乡姜村”，且姜村之名至今仍在，在西安城南杜城之北，可见永寿乡大致在此区域，紧邻长安城南。永寿乡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长安县，但也处于少陵原上，是少陵原“西屈曲六十里入长安县界”的部分。
在对少陵原地区乡里行政的研究上，各位学者们并非一致认同其他学者的看法，如史念海先生在编《西安历史地图集》的时候，对上述少陵原地区的黄台乡就不以为然，认为是隋朝的乡名，在唐朝时并未有明确记载未加采用，体现出了作为学者严谨的态度，但张永禄诸位先生认为黄台乡属于少陵原地区的乡名，长安志中也黄台乡为少陵原地区其中一乡名。对于金龟乡，史先生认为其在少陵原上，在韦曲镇与杜曲镇之间，但见于文献记载的金龟乡，《长安志》中属于云阳县，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也说其为京兆府云阳县属乡，在县西北，不在长安南郊范围内，因此我们也就认定金龟乡不在少陵原。除却这类有较大分歧和较大不确定性的乡里之外，上述义善乡、宁安乡等12乡基本都是有资料和研究作支撑的确定在少陵原地区的乡里。少陵原所在地域范围广泛，也不能排除不存在除此之外的12乡的可能，我们也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和新的墓志文献的发现，少陵原的乡里行政能够得到更好的完善和补充。
【注 释】
[1] 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2.
[2][3]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万年》.
[4] 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2.
[5] 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
[6] [日]爱宕元著，李健超译.唐代两京乡里村考.西北历史资料，1982.2.
[7] 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78.
[8] 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13-24.
[9] 杜文玉.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补考.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
[10] 网址：http：///viewthread.php？tid=
18673.
[11] 户崎哲彦.唐京兆府万年县乡里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
[12] 程义.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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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北方是不同板块或块体的拼合体，发育其上的不同盆地叠置在不同构造单元之上，具有不同的构造样式及地质发展演化历史。中生代以来受到了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和破坏。早、晚时期盆地的相互叠置，使其热演化历史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恢复各盆地的热演化史不仅可以为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直接为生产服务，而且可为陆内或板内大陆动力学和盆地动力学研究提供依据。本文以“活动论”及地质发展的“阶段论”思想为指导，将区域地质背景与盆地演化史相结合，应用多种古地温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对比，分别对中国北方各盆地热演化史进行了恢复，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块北方各盆地的古地温梯度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对不同盆地热演化史与油气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了油气勘探的有利区及进一步勘探的领域。
中国北方东北地区的松辽盆地、二连盆地，都为典型的裂谷盆地，具有相似的构造发展史。松辽盆地现今地温梯度为3.70℃/100m，平均大地热流值为68.65mW/m2，现今地温场具有中部高，边部低，呈环状分布的特点。多种地温研究方法表明松辽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晚白垩世古地温梯度为5.00—6.00℃/100m，远高于现今地温梯度。
二连盆地热演化史研究十分薄弱，现今地温梯度在3.00～4.30℃/100m之间，其平均值为3.50℃/100m，估算的大地热流值在56.21～81.59mW/m2之间，平均为69mW/m2。二连盆地凹陷众多，分隔性强，各凹陷现今地温梯度及生油门限明显不同，生油门限受古地温控制。早白垩世地温梯度在3.50—5.50℃/100m之间，平均值约为4.66℃/100m，中侏罗世古地温梯度更高。
华北地区鄂尔多斯、沁水、渤海湾盆地位于华北克拉通之上，古生代华北盆地沉积、构造稳定，地温梯度较低。中生代晚期华北盆地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这次构造运动使华北东部地区隆起，西部地区坳陷。东部隆起区为降温过程，西部坳陷区为增温过程。中生代晚期鄂尔多斯盆地古地温梯度在3.30—4.80℃/100m之间，主要集中在4.00℃/100m左右；沁水盆地古地温梯度为5.56/℃100m；华北东部隆起区古地温梯度约为5.25℃/100m。新生代以来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整体抬升，发生降温冷却，而渤海湾盆地拉张断陷形成裂谷盆地，地层温度逐步增高。现今鄂尔多斯盆地、沁水盆地地温梯度分别在2.20—3.10℃/100m和2.60—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分别为63.40mW/m2和61mW/m2。渤海湾盆地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值分别为3.58℃/100m和61.53mW/m2。
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是两期不同性质，不同世代盆地叠加而成。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为拉张盆地，第三纪以来为挤压坳陷盆地。酒东盆地、花海盆地、酒西盆地现今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低，地温梯度在2.51—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在50—57mW/m2之间。中生代晚期花海盆地、酒西盆地、酒东盆地古地温梯度高于现今地温梯度，可达3.75—4.50℃/100m。花海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受古地温控制，酒西、酒东盆地热演化程度主要受现今地温控制。
吐哈盆地为新疆境内三大沉积盆地之一，现今地温梯度为2.50℃/100m，大地热流值约为44.48mW/m2，地温梯度分布总体上具有东高西低的特点。古地温恢复表明吐哈盆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地温梯度较高，可达2.31～3.61℃/100m，平均值约为3.00℃/100m；早中侏罗世地温梯度较低，小于3.00℃/100m。吐哈盆地哈密坳陷、台北凹陷、托克逊凹陷构造热演化史差异较大。哈密坳陷、托克逊凹陷部分地区古地温高于今地温，主生油期较早；台北凹陷晚侏罗世以来虽然有过短暂抬升剥蚀时期，但总体而言，一直处于持续埋藏增温过程，有利于油气生成和保存，现今主力烃源岩八道湾组、西山窑组仍处于成油高峰期，是最为有利的勘探区。吐哈盆地油气具多期成藏的特点，可明显的分为三期，分别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及渐新世一中新世。
中国北方古生代华北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稳定的克拉通之上，克拉通面积大，沉积构造稳定，沉积层厚度薄，具有低的地温梯度及低的古地温。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位于哈萨克斯坦板块之上，经历了拉张—裂陷作用，构造活动性强，地温梯度高于塔里木盆地及华北盆地。
中生代晚期中国北方受周围板块相互作用的影响，活动强烈。根据其活动性可明显的分为四个区块：东北区二连、松辽盆地，岩浆活动性强，地壳发生裂陷作用，形成侏罗纪、白垩纪断陷盆地，地温梯度高；华北区鄂尔多斯、沁水盆地及渤海湾地区中生代晚期地温梯度明显升高，东部的渤海湾地区发生隆升，为冷却过程。西部的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发生坳陷，地温增高；阿尔金断裂以东的阿拉善及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银根盆地侏罗纪到早白垩世地壳发生伸展作用，形成一系列的断陷盆地。盆地构造样式与东北地区的二连盆地相似，但火山活动较弱，其地温梯度也较高；阿尔金断裂以西的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中生代为挤压坳陷型盆地，地温梯度总体上较低。吐哈盆地活动性较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强，地温梯度稍高于塔里木，准噶尔两盆地。
中生代晚期阿尔金断裂以东构造活动性强，强烈的构造活动引发了岩浆活动及地壳深部热活动，这是一次强烈的构造热事件，具有区域规模。在不同构造区块由于边界断裂的限制及调节，构造样式及活动强度有所不同，在火成岩活动区形成明显的地温异常。这次构造热事件对阿尔金断裂以东各盆地油气的生成、运移及成藏起重要控制作用。
新生代以来华北东部渤海湾地区拉张断陷形成了渤海湾裂谷盆地，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高，沉积了巨厚的第三纪地层，属不断增温过程；华北西部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抬升隆起，遭受剥蚀，地温梯度减小，属降温过程。华北东部区二连、松辽盆地仍为地壳减薄区，地温梯度仍较高，分别为3.50℃/100m和3.70℃/100m。中国北方西部由于印度板块的持续北移，地壳进一步缩短和增厚，吐哈、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及酒泉盆地群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均较低。
中国北方主要盆地热历史类型复杂多样，可分为冷却型、交替变化型、热事件型等多种类型。盆地热历史类型受其地球动力学背景及构造演化控制。不同构造热演化史的盆地，其烃源岩热演化程度、生油门限、油气主生烃期明显不同。高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浅，有利于油气的快速转化，低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深，有效勘探深度段及勘探深度加大。
根据盆地构造热演化史、烃源岩发育及保存状况综合分析，认为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鄂尔多斯、吐哈盆地是有利的勘探区，值得详细勘探。渤海湾盆地石炭、二叠系，沁水盆地石炭、二叠系，吐哈盆地台北凹陷深层二叠系及三叠系、酒东盆地的下白垩统是进一步勘探的领域。
关键词:中国北方沉积盆地盆地热演化史大地热流古地温梯度构造热事件
主生烃期热历史类型
COMPARATIVERESEARCHONTECTONICALTHERMALHISTORYOF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
ATRACT
ThenorthernpartofChinaisamatchingbodyofdifferentplatesandterrai.The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superimposeonthedifferentstructuralunitsandhavedifferentstructuralformsanddifferent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SinceMesozoicthebasihavebeenreformedanddestroyedbymanystructuralmovements.Thispaper,directedby“movementtheory”and“stagetheory”ofgeologyevo lution,synthesizingregionalgeologysurroundingandbasinevolutionhistory,usingmanypaleogeothermalresearchmethods,resumesthermalhistoryofthebasiinthenorthChina,analyzesandcomparesthedifferentstagesanddifferentunitsthermalgradientsofbasiinthenorthChina,makesasystematicstudyoftherelatiohipbetweenthermalhistoryandoilandgasofdifferentbasiandascertaifavorableunitsandfurtherexplorationfieldofoilandgasexploration.
SongliaobasinandErlianbasin,locatedinnortheastofthenorthChina,allofwhicharetypicalriftbasin,havesimilar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Songliaobasinis3.70℃/100m,meanheatflowvalueis68.65mW/m2.ThepresentgeothermalfieldofSongliaobasinishighincentre,lowinborderandhascharacteristicofringshapedistribution.ResearchinvariousmethodsindicatesthatpaleotemperatureofSongliaobasinishigherthanpresent,paleogeothermalgradientinlaterCretaceousis5.00-6.00℃/100m,whichisfarmoretha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
ThestudyonthermalhistoryofErlianbasinisverylittle.ThepresentgeothemalgradientofErlianbasinis3.10-4.22℃/100m,themeanvalueofwhichis3.50℃/100m,theestimatedheatflowvalueis56.21-81.59mW/m2,themeanvalueis69mW/m2.Erlianbasinhasmanydepreioandeverydepreionisdifferentindepositio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distinctlydifferentineverydepreion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Cretaceousthethermalgradientis3.50-5.50℃/100m,meanofwhichis4.66℃/100m.ThethermalgradientofMiddleJuraicishigher.
Ordos,QihuiandBohaiwanbasiinNorthChinaarealllocatedinNorthChinacraton.DepositionandstructureofNorthChinabasinisstableandthethermalgradientislowinPaleozoic.InlaterMesozoicNorthChinabasinunderwentaseverestructuralmovement,whichmaketheeastofNorthChinabasinriseandthewestofitsuide.Thetemperatureintheeastisonthedecreaseandthewestisontheincrease.InlaterMesozoicthegeothermalgradientofOrdosbasinis3.30-4.80℃/100m,mainvalueofwhichis4.00℃/100m.ThegeothermalgradientofQihuibasinis5.56℃/100m.IntheeasternupliftedareaofNorthChinageothermalgradientis5.25℃/100m.SinceCenozoicOrdosandQihuibasiniswhollyrisingandonthedecreaseoftemperature,butBohaiwanbasinstretchedandfaultsuidedandbecameariftbasinandthepaleotemperaturegraduallyincrease.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ofOrdosandQihuibasinare2.20-3.10℃/100mand2.60-3.00℃/100m.Theheatflowvaluesare63.4mW/m2and61mW/m2separately.The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valueofBohaiwanbasinare3.58℃/100mand61.53mW/m2.
JiuquanbasingrouintheHexicorridorisformedbythestackingoftwostagedifferentpropertyanddifferentgenerationbasi.Itwasriftbasi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squeezedsagbasinsinceCenozoic.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ofJiudong,HuahaiandJiuxibasiareallverylow,ofwhich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are2.51-3.00℃/100mandtheheatflowvaluesare50-57mW/m2.InlaterMesozoic,thepaleothermalgradientsofHuahai,JiuxiandJiudongbasin,whichare3.75-4.50℃/100m,areallhigherthanpresentthermalgradients.InHuahaibasin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presentand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JiuxiandJuidongbasin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mainlycontrolledbypresenttemperature.
TulufanHamibasinisoneofthethreebigbasiinXinjangautonomousregion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itis2.50℃/100mandtheheatflowvalueis44.48mW/m2.Thegeothermalgradientofitishighineastandlowinwest.TheresumedpaleotemperatureindicatesthatthegeothermalgradientofTulufanHamibasin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is2.31-3.61℃/100m,themeanofwhichis3.00℃/100m,inearlyandmiddleJuraicthegeothermalgradientislowerthan3.00℃/100m.ThestructuralandthermalevolutionoftheHamidepreion,TaibeidepreionandTuokexundepreiois verydifferent.InHamidepreionandpartsofTuokexundepreionthe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thepresentandthestageofoilgenerationisearly.AlthoughfromlaterJuraicTaibeidepreionunderwentashorttimeriseanddenudationbutthetemperaturehavebeenrisingasawhole,whichisbeneficialtooilgenerationandpreservation.BadaowanformationandXisanyaoformation,thepresentmainsourcerocks,isatthehighstageofoilgeneration,Taibeidepreionisthemostfavorableexplorationarea.TheoilandgaspoolsinTuloufanHamibasinisformedinmanytimes,which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LaterJuraic-earlyCretaceous,LaterCretaceousandOligcene-Miocene.
NorthChinabasinandTalimubasininthenorthernpartofChinainPaleozoicarealllocatedinstablecraton,whoseareaisbigandinwhichthedepositionandstructureisstableandthesedimentarylayeristhin,whosegeothermalgradientandpaleotemperatureislow.TuloufanHamibasinandZhungeerbasinlocatedinHasakesitanplateunderwentexteionrift,theactivityofwhichissevereandthe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ishigherthanTalimuandNorthChinabasi.
InlaterMesozoicthenorthernpartofChinaiseffectedbysurroundplateanditsactivityisintee.Accordingtoactivity,itcanbedividedintofourunits(1).InNortheastunitErlianandSongliaobasi,inwhichvolcanismissevereandcrustisrifted,formedaJuraicandCretaceousfaultedbasinandthegeothermalgradientishigh.(2)InNorthChinaunitOrdosbasin,Qihuibasin,Bohaiwanregion,inlaterMesozoic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wasevidentlyrising.AteastBohaiwanregionwasupliftingandcooling.AtwestQihuiandOrdosbasinwasdepreingandthepaleotemperaturewasrising.(3)OntheeastofAerjinfaultintheAlashanandHexicorridorareatheJiuquanbaingrouandYingenbasinextendedfrom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formedmanyfaultedbasi.ThestructuralpatternofthefaultedbasiissimilartoErlianbasininnortheastchina,butvolcanicactivityisweakandgeothermalgradientishigh.(4)OnthewestofAerjinfaultTuloufanHami,Talimu,Zhungeerbasiarealldepreionbasi,thegeothermalgradientsinlower,TuloufanHamibasiactivityissevererthanTalimubasinandZhungeerbasin,thegeothermalgradientihigherthanthetwobasi.
InlaterMesozoic,OntheeastofAerjinfaultthestructuralactivityissevere.Theseverestructuralmovementresultsinvolcanismandplutonicthermalactivity,whichisasevereregionalstructuralthermaleventandhasregionscaleBecauseoftheconfinementandadjustmentbyboundaryfaults,structuralpatternandmovementactivityofdifferenttectonicterraiisdifferent.Itresultedingeothermalaormalityinvolcanicarea.Thestructural-thermaleventcontrolledthegeneration,migrationandplay-formingofoilandgasinthebasiontheeastofAerjinfault.
StretchingandfaultingonBohaiwanareaintheeastofNorthChinaformBohaiwanriftbasinsinceCenozoic,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areallhighinbohaiwanbasin,theTertiaryformationisverythickandthetemperatureisontheincreaseinthebasin.Ordos,QihuibasiinthewestofNorthChinaupliftandwasdenuded,thegeothermalgradientsareloweringandthetemperatureisonthedecrease.Erlian,SongliaobasiintheeastofNorthChinaiscrustthiingarea,thegeothermalgradientishigher,thevaluesare3.50℃/100mand3.70℃/100mseparately.BecauseofthenorthwardmovementofIndiaplate,thecrustofthewestofthenorthChinaisfurthershorteningandthickening,thegeothermalgradientsandheatflowsofTuloufanHami,Talimu,ZhungeerbasiandJiuquanbasingrouarealllower.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文化 学习误区
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几年却犹如枯树逢春，逐渐火热起来，这与国家政策上的宣传有密切关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党校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何通过读书提高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指出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传，使得一直都较为沉寂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弟子规》一书在学习热潮中俨然成为领头羊之一，显得较突出。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筛选糟粕和讲究方法，亦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即从国人学习《弟子规》的情况分析入手，探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一、《弟子规》学习之现状及反思
《弟子规》在公务员领域的热度，在公务员考试中反应最为明显。2013年湖南益阳、辽宁鞍山、河北等地公务员考试中大量出现与《弟子规》相关的试题。到2014年，各地公务员全真模拟试题中更是无处不乏《弟子规》的身影。与之相应的是，《弟子规》一书由几年前基本无人问津，到这几年的销量不断激增。如北国网一则新闻的标题即为《2013年鞍山啥书最火――〈弟子规〉》。而在不少行政单位，也悄然掀起公务员阅读《弟子规》的热潮。
在我们的高等学府――大学里，也常常可见学习《弟子规》的身影。如2012年东华理工大学，向所有在校学生号召《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再如2013年，当2013级新生步入中山大学时，被学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业，即阅读《弟子规》并写读后感；今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00余名大学新生刚刚踏入校门，就收到了学院发给他们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规》。
在社会中，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类似于私塾的国学班培训机构，在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以记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书籍为主。如据大众网2013年报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义工发起成立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组织“草根讲堂”，免费为少年儿童进行国学经典的授课。据义工介绍，他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弟子规”班。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热潮。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卷形式上，还要实际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学习《弟子规》的实际情况看，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学习的方法较单一。在学习《弟子规》时，显然成人的学习方式与儿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学习的年龄层次有何区别，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目前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私塾的学习方法――记诵法。
其二，不少学习流于形式。目前学习《弟子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阵风”的学习情况。当相关政策号召一提出来，学习立刻就闻风而动，但时间一久，上级不再反复强调，学习热情迅速退潮。
其三，学习效果不理想。目前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仅仅到能完整无误地背诵《弟子规》为止。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是记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实践巩固，记忆效果越来越差，很容易将之前背诵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学习效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尤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若仅仅止步于记诵，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并能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总体而言，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原因探寻及对策
对于在学习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探寻其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某些形式的检查，如考公务员学习《弟子规》大多纯粹就是应付考试，再如儿童学习则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师的要求。这样，学习就沦为考试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虚荣，或满足老师的要求。并不能真正体会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没有结合受教者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无多少闲暇余力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往往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习惯性因袭传统学习方式――记诵。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实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学习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盘接受。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然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传播得如此悠久绵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①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土壤，有些东西在当时或许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丧失了其特有的价值及意义，成为可以抛弃的对象。例如，《弟子规》云：“三纲者，君臣义。”②这里讲的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价值。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需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其二，读书，尤其要擅读书，读活书。传统文化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有别，语言存在隔阂。读书时容易出现拘泥于字句的解释，不能认识到作品背景及自己当前的生活环境是有差别的，一到实践时就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弟子规》中提到：“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意思是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必须请示师长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则将会得到“子道亏”这一极为糟糕的结果。当然，弟子因为人生阅历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错，多请教师长自然对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过于坚持这一原则，则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伤了弟子行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假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弟子若必须请示师长后方能行事，则恐怕万万不行。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切记不能死读书。
其三，知行合一。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学习上，必须有实践相伴。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较好的举措可以扩大范围进行推广。例如，2010年湖北汉南地区纱帽中学要求学生寒假要为父母洗一次脚、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通过短信、电话等各种形式给长辈拜年。这些活动都从实践上行之有效地巩固了学习效果。
其四，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学习《弟子规》目前并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结合其学习的特殊性，采用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广告中《回家篇》中的《摆双筷子回家吃饭》、《63年后的团圆》等；2011年始黄石下陆有色中学开展“古诗文读书考级”活动，每学期根据考察评选“诵读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礼仪之星”等。这些活动，让国人在休闲娱乐之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枯燥的记诵式学习方法开辟了新路径。
总之，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习，无疑对于当前国人人文素质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我们的学习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开展下去。
注释：
①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规》原文均摘自此书.
参考文献：
[1]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2]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