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9:1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汽车机械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17例脱机困难的患者中，男10例，女7例，年龄28～78岁，平均年龄54.6岁，其中，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肺性脑病、Ⅱ型呼吸衰竭患者11例，重症胰腺炎、药物中毒各2例，脑血管意外、一侧肺切除术后各1例。上机时间为48h～44天。
1.2方法（1）脱机指标［1］：①引起上机的原因已去除，无酸碱失衡及电解质紊乱；②感染基本控制，体温低于37℃；③血Hb大于100g/L；④FiO2小于0.40，血PaO2大于9.3kPa，SpO2大于95%，自主呼吸频率低于30次/min。（2）撤机成功标准：在停机24～48h，患者主观上无不适，无窘迫呼吸，循环稳定，血气分析检查无酸中毒加重和低氧血症的发生。（3）撤离呼吸机方法选择：①持续正压通气（CPAP）；②同步间歇指令通气（SIMV）；③压力支持通气（PSV）；④SIMV+PSV；⑤直接撤机（多用于麻醉恢复期）。
2结果
17例MV患者中，其中最后脱机成功15例，其中，合并呼吸机并发症9例，上机时间较无明显并发症发生患者时间明显延长；合并低蛋白血症，营养状态差3例，心理因素导致撤机困难2例；因医源性撤机时机把握不佳导致上机时间延长1例。而17例患者中有2例因严重的并发症死亡。
3讨论
MV患者因疾病本身因素及长期的机械通气治疗，多有出现撤机困难的可能性。对于本组17例患者，虽多采用目前较为公认的SIMV+PSV两种撤机模式，但仍有大部分患者出现撤机困难，其中慢阻肺患者占大多数（本组占47.1%），因多合并呼吸道及肺部的感染，呼吸道相关性肺炎的产生使呼吸机上机时间延长，且该组患者初期多采用CV模式，患者的自主呼吸受到限制，呼吸肌废用，同时患者内环境的不稳定，全身的营养状态差；后期患者对撤机的恐惧心理等均为撤机的不利因素。
3.1原发病未完全控制，并发症的多发导致撤机困难在患者原发疾病未得到完全控制，如肺部感染未完全控制，心功能未完全纠正，或中枢性神经系统疾病、神经-肌肉系统疾病未完全治愈等情况下，患者撤机时均可发生撤机困难。而MV并发症的产生，特别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作为MV最常见、且死亡率最高的并发症［2］，可造成发热、氧耗增加及通气负荷增加，尤其对于那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感染的加重使病程进一步延长，导致机械通气时间的相对增加，通气时间大于72h称为呼吸机依赖，此后撤机失败率很高［3］。且初期机械通气次数较高，使呼吸肌长期处于静止状态，营养不良、用力呼吸、呼吸做功增加均易引起呼吸肌疲劳和衰弱，导致呼吸机撤离困难。可见原发疾病的治疗，并发症的控制，特别是避免VAP的发生，是避免撤机困难的首要前提。首先，医务工作者需较好掌握撤离呼吸机的指征和标准：当病人一般状态较好、感染得到控制、循环血压平稳、内环境稳定、肌力良好、血气分析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同时呼吸功能明显改善，自主呼吸增强，吸痰等暂时分开呼吸机时无呼吸困难时方可考虑撤机。其次，加强呼吸道的管理，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做好呼吸道的雾化、湿化，护理工作强调无菌操作，减少VAP的发生几率；控制感染，多结合痰培养结果合理选用有效抗生素治疗，避免无病原学诊断的经验性用药，更忌滥用［4］。再次，对于那些长期MV患者，应加强呼吸肌的锻炼，可鼓励患者行深呼吸，可在PSV进行过渡时增加呼吸肌锻炼的次数，防止呼吸肌的废用。对于医务工作者，及时合理调整呼吸机模式及参数设定，在撤机阶段，可每日逐步减少潮气量、呼吸频率、PSV等的设定值，待患者耐受后可进一步调整，最终完全脱机。
3.2MV患者全身营养状态差应用呼吸机病人以老年人多见，营养情况均较差，多合并有低蛋白血症、贫血等，机械通气时机体又处于高代谢状态，当营养不足时，机体此时靠分解蛋白来提供能量，引起呼吸肌肌力和功能下降，呼吸做功的能力减退，导致呼吸肌无力，患者自主呼吸弱，增加了患者对呼吸机的依赖性，故临床上有些患者虽呼吸功能已得到极大改善，但仍不能脱机，或出现脱机后因患者呼吸肌无力需要反复重新上机的情况，延长了带机时间。另一方面，患者的营养状态差，机体抵抗力弱，易合并感染，加重病情。故此时治疗重点应积极采用合理的营养配给方案，对长期应用呼吸机患者可采用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营养物质的配比多推荐每日供给热量50%～60%为碳水化合物，20%为蛋白质，30%为脂肪［5］，但需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因高碳水化合物摄入会增加二氧化碳的产生，加重呼吸负荷和氧耗。同时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及水、电解质的入量与出量的平衡。并积极预防静脉营养液、鼻胃管等管路的细菌污染，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呼吸肌的能量匮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自主呼吸有力，脱机后能维持正常肺通气。国外已开始应用rhGH(重组人类生长激素)来治疗此类患者，rhGH能维持和再补足机体肌肉群中的氮储备，以改善呼吸肌功能，从而有利于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并顺利撤机［6］。3.3心理障碍对于意识清楚病人，心理因素是导致撤机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上机、反复应用呼吸机的病人，随着疗程延长，患者对自主呼吸的能力产生怀疑，对呼吸机依赖性较大，在已符合机械通气的撤机标准时，撤机时出现撤机恐慌，撤机后自诉“不会呼吸”，“不能呼吸”，“憋闷”，呼吸窘迫，严重的可出现进而血流动力学变化。所以在撤机前，医生应向患者交待长期机械通气的弊端，让患者了解撤机计划，鼓励患者消除恐惧心理，争取患者主动配合，医务工作者可在撤机时守护在患者病床前，减轻患者的紧张情绪，鼓励患者平稳的自主呼吸。本组患者中，有2例撤机时因心理障碍导致撤机困难，其中1例经上述措施最后成功脱机，有1例撤机时无明显作用，故笔者采取在患者“不知情”情况下撤机，同时密切观察患者呼吸频率及血氧指标等生命体征的变化，最终该患者成功脱机（此时呼吸机参数已调整至低限值，呼吸机此时做功多用于克服呼吸机管路阻力）。
可见，因MV患者多存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参与，如营养不良、全身衰弱、呼吸功能不全、通气泵衰竭和心理因素等，增加了脱机的难度，进而出现撤机困难，或长期撤机失败加重患者的心理及经济上的负担，故医疗工作者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制定合理方案，做到MV患者能脱机、早脱机、易脱机。
【参考文献】
1SapijaszkoMJA,BrantR,SandharnD,etal.Nonrespiratorypredictorofmechanicalventilationdependencyinintensivecareunitpatients.CritCareMed,1996,24:601.
2左建云，尹立云，穆信利.呼吸机常用脱机方法及其临床应用.实用医学杂志，2003，10（5）：482-483.
3GriffinJJ,MeduriGU.Newapproachesinthediagnosisofnosocomialpneumonia.MedClinNorthAm,1994,78:1091-1122.
4陶一江，何礼贤.机械通气并发下呼吸道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1996，6（4）：193.
论文关键词：车身设计，逆向工程，曲面光顺，模型重构
车身在汽车的整体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影响到整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操纵稳定性、行驶安全性等，这就需要在整个车身设计过程中融合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工程材料、生产工艺、美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相关知识，因此，在缺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下，要完全自主开发一款汽车车身的难度是很大的，而参考国外同级别的成熟车型进行逆向设计则变得相对简单，既可缩短产品开发时间，提高产品开发成功的机率，也可快速吸收国外汽车车身设计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我国汽车自主开发能力。
1 逆向工程技术原理及流程
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RE)亦称反求工程，就是根据现有的产品模型机械论文，利用数字化测量设备获取实体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拟合，构建一个完整的CAD模型，继而用于分析和制造[1]。相对于传统的正向设计方式，逆向工程可以在没有产品图纸的条件下实现产品的制造。长期以来，由于设计环境和设计手段的局限，限制了车身设计师的创造能力的发挥以及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效的交流与协调，使得新产品的开发效率低下，进展缓慢。车身设计需要一种新的设计手段和思路。逆向工程不仅能完成对现有产品的仿制、复制，更能快速实现超越。
车身设计逆向工程可以分为三个过程―数据采集(data acquisition)，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抽象建模(abstract model)。本文主要基于Pro/ENGINEER研究两种不同的建模方式。
2 数据采集及处理
数据采集是数据处理、模型重构的基础，按采集的接触方式不同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在对车身零件和产品模型数据化之前，首先必须理解原有模型的设计思想，在此基础上还要修复或克服原有模型上存在的缺陷。主要考虑好以下几点：（1）确定设计的整体思路，对手中的设计模型进行系统的分析，确定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将模型划分为几个特征区，得出设计的整体思路，找到设计难点，做到心中有数。（2）确定模型的基本构成形状的曲面类型，这关系到相应设计软件的选择和软件模块的确定。对于车身大型的外覆盖件等自由曲面，一般采用具有方便调整曲线和曲面的模块。值得注意的是，在设计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点都要选取的，因此，在确定基本曲面的控制曲线时，需要找出那些点和线是可用的机械论文，哪些点和线是一些细化特征的，需要在以后的设计中用到，而不是在总体设计中就体现出来[2]。
3 Pro/ENGINEER软件抽象建模
抽象建模，即为将测量点还原为车身模型。内容包括曲线构建与拟合、曲面构建与光顺、实体构建等。目前较为成熟的模型重建技术是通过构建曲面来实现模型重建。因此，构建曲面是车身模型重建的关键。
3.1、根据车身点云数据建模
由于测量过程中得到的是离散点数据，缺乏必要的特征信息，往往存在数字化误差，需要对曲面和曲线进行光顺。光顺是一个工程上的概念，包括光滑和顺眼两方面的含义。光滑是指空间曲线和面的连续阶，数学上一阶倒数连续的曲线即为光滑的曲线;而顺眼是人的主观感觉评价期刊网。图2就是以丰田商务车为例，在获得点云资料后，在Imageware中处理出需要的抄数线。对于抄数线的处理，应注意，在变化趋势小的地方的点应尽量的少，对于明显偏离趋势的点应略去，以免过多的点造成曲线不光顺。曲线光顺应满足3个条件：曲线二阶几何连续；曲线没有奇点和多余拐点；曲率变化均匀，应变能较小。曲线光顺可分3步进行：寻找坏点，并修改坏点的坐标值；粗光顺使曲线上各段的曲率符号一致，保证曲线单凸或单凹性：精光顺，使曲线上各段的曲率变化均匀，满足光顺的要求。[3]再根据抄数线，在Proe中建模。图3是在Proe中建模的一个片段通过此种方式所建模型，精确度和效率都很高。
图2 三维抄数线 图3 建模片段
3.2、根据车身图片数据建模
在不能直接获得原始车身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车身图片采集数据，也是逆向工程的一大特色。大致操作步骤是：1）找到要作为车身数据采集对象的三视图（图4）；2）在CAD中将视图对齐，描绘主要轮廓线，即抄数线（图5）；3）将获得的抄数线导入Proe中作为参照（图6）；4）在Proe中根据抄数线逼近建模（图7）。
图4 车身图片图5CAD中抄数线
在建面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面与面之间的光顺。为了保证误差尽可能小，可以到分析模块中使用高斯曲率法对曲面进行分析。当曲面曲率变化比较均匀时即可为达到设计要求。若曲面质量很差需要对构成的曲线进行重新调整机械论文，直至曲面让人满意为止。逆向工程既要保证曲面质量又要保证设计精度。除了对原始型值点进行光顺之外，有时还要控制修改后的型值点同原始型值点的坐标偏差，该偏差不应太大，以保证设计部门给出的指标不致受太大的影响。目前，曲面构建方案主要有三种：1) 以B-Spline或NURBS曲面为基础的曲面构造法；2) 以三角Bezier曲面片为基础的曲面构造法；3) 以多面体面片为基础的曲面构造法。[4]
图6 曲面光顺拟合图7 车身实体
前期工程做好之后，打开Pro/ENGINEER 软件的壳体特征创建方法，利用Create/Prot rusion/Use Quilt将所建立的曲面生成实体完成3D建模。建模后可通过Pro/ENGINEER软件中的View/advanced--iPhotorender进行渲染处理，及Analysis-- ModelAnalysis/Curve Analysis/Surface Analysis的分析方法来检验所建立的模型、曲线和曲面的合理性与精确度。
3.3后处理
利用Pro/ENGINEER软件进行逆向工程设计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后处理工作。将前面完成的3DCAD Model汇入Pro/ENGINEER软件的Manufacturing模块中进行Nc加工程序的制作，并利用Pro/ENGINEER软件生成NC加工的G代码输入三轴（或五轴）加工中心加工出产品。
4 结束语
对于车身设计，采用逆向工程做法是制造技术信息化、科学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一项开拓性、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技术，开辟了车身设计制造的新途径。基于CAD/CAM的逆向技术，可以大大缩短模具设计制造周期，这也适应汽车行业对产品进行快速更新的需要。实践证明，车身设计逆向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经给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金涛,陈建良,童水光.逆向工程技术研究进展[J].中国机械工程,2002.8,1429～1435
［2］马铁利,兰凤崇.车身逆向工程应用中的点云处理与曲线曲面光顺[J].机械设计, 2000.8,175～178
［3］于哲峰,张国忠.基于Pro/ENGINEER的汽车车身逆向设计[J]. CAD/CAM与制造业信息化,2007.10 187～189
［4］卢金火,兰凤崇.汽车车身曲线曲面光顺处理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1996,3, 215～218
关键词：开放存取文献，文档文献资源；互联网
一、OA概述
OA全称为Open Access，简称OA，一般被翻译为“开放存取”，是一种在科学领域学术信息免费共享的理念与出版机制。简而言之，“开放存取”就是使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无限制地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类文献，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检索以及获取在线全文信息，用于科研、教育及其他活动，从而实现科技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传播。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共享程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对于促进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交流与出版，提高科学研究的劳动生产率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各国平等、有效地利用人类的科技文化和科技成果具有重要意义。OA文献资源有图书、期刊、报纸、论文、会议文献、学位论文、标准、专利、音视频、文档等多种类型。
随着2008年10月14日被确定为世界第一个“开放存取日”，有27个国家的120所大学参与庆祝。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2009年4月2日报道，瑞典隆德大学通过了2009年度预算，拟投入150万瑞典克朗(约合19万美元)用作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费，以鼓励并帮助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这是目前为止一所大学在支持OA期刊出版上投入数目最大的基金之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签署开放存取的《柏林宣言》为标志，表明中国科学界和科研资助机构支持开放获取的立场和决心，免费获取与使用互联网学术文献信息资源的OA运动正在我国多种文献类型领域逐渐展开。为此，本文对如何开发利用互联网OA文档文献资源进行探讨。
二、我国OA文档文献资源简介
1，综合OA文档文献
(1)“豆丁网”。该网站是文档、分享与销售平台，其文档与分享的理念与开放存取的理念是相通的。豆丁网希望让各类文档通过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从而终结原来只能通过单一出版物进行传播的时代，使用户自由地分享各种文件格式的文档。网站目前共收录OA文档文献13大类200多万件，分类内容包括小说、经管励志、办公工具、明星娱乐、汽车、体育、生活时尚、计算机、法律、教育考试、科技、艺术、社科，每类中均提供其2级分类内容。文档格式目前提供5种：doc、xls、pdf、1313t、txt。文档类型包括图书、论文、报告、文件、数据、图片、表格、标准、专利、学位论文、课件等。用户需要免费注册、登录使用。每件文档提供：题名、图片、页数、内容简介、浏览、收益、购买、下载、评论、收藏、来源、时间等信息。其“高级搜索”可通过文档名称、标签、文档分类、文档格式、时间进行检索。并可按相关程度、浏览量、时间、支持度排序。
(2)超级资料库。该网站目前共收录OA文档文献11万多件，免费注册、登录即可利用。文档格式有8种：doc、ppt、13dr、eke、pps、rar、him、xls。专业分类内容为：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培训资料、财税管理、企业管理、生产管理、企业战略等几十种。行业分类内容为：饮食酒料、房地产、日化用品、零售、汽车、医疗药品、电信、服装、保险、媒体广告、旅游、钢铁、酒店、超市连锁、烟草、石化、家电、物业装修、行业报告、电子、美容、工程建筑、软件、其他。
(3)中国文档网。该网站目前共收录OA文档文献22大类310小类52000件。22大类内容如，行业资料、企业管理、年度计划、行政管理、财税管理、经营管理、质量体系、市场营销等。压缩文档的解压缩密码为该网站的网址“省略”。每件文档资源提供的信息有：文档题名、软件(将所有文档按软件对待)大小、软件语言、软件类别、运行环境、授权方式、软件等级、整理时间、相关链接、下载次数、贴心提示、内容简介、下载地址。
(4)中国文档在线。该网站目前共收录OA文档文献14大类33960件。22大类内容为：程序开发、web开发、网络技术、编程语言及开发环境、平面设计、操作系统应用、数据库技术等。
2，专业类OA文档文献资源
(1)电力文档网。该网站目前共收录电力类OA文档文献10类3710件。分类内容为：设备、技术、安全、营销、范文、工具、标规、百问百查、管理、培训。用户不需要注册即可下载利用该网站的0 A文档文献资源。
关键词：协同理论；研究生；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067-02
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竞争。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创造型人才责无旁贷。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战略任务后，教育部在教育“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因此，加快高校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改革，突出创新能力培养，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目前国内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原因
通过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的实例分析[1，2]，结果表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存在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缺乏，创新技能不足等状况。而究其原因，除了研究生自身原因、经费投入和硬件建设方面等原因外，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2-5]：
1.培养体制的问题，这是导致研究生创新能力差的首要原因。我国的研究生选拔培养机制基本上是“严进宽出”，这种制度下培养的研究生质量令人堪忧。中国教育在线201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6]中显示，截止到2009年，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已经跨入教育大国的行列，与美国21世纪初水平相当。我国2001—2006年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与博士研究生基本持平，自2007年起，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略超过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而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一直超过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这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的相似，在“严进”的同时，未能实现“严出”。同时，研究生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合理也是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大部分省属院校的课程设置中缺乏跨学科选修课程、方法论性质的课程、相关学科前沿性课程以及创新课程讲座等创新课程，而只有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等，这对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非常不利。这一点在我院的培养中尤其明显。
2.指导老师的原因。目前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从1978年正式恢复研究生教育开始录取10708人已经发展到2013年计划招收的60.8万，增长了近60倍。这种大规模的扩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扩招使导师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客观上导师不能充分指导所有研究生，使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下降。同时，省属高校中的非强势学科专业的导师所主持的大型的、可延续的科研项目不多，在缺乏科研经费支持下培养的学生很难做出创造性成果。此外，有些导师本身的创新意识不强、创新素养不够，因而很难指导学生创新。因而，本文针对目前研究生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合理、研究生自律性较差、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引入协同创新理论，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二、基于协同理论的创新能力培养措施
要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学校内部协同创新和校外协同创新两个类别分别进行研究，内部协同创新是在本学院内部以及院系中形成知识、导师等分享机制，建立相近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培养；外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学院已有的省级、校级优秀实习教学基地为依托，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与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课程体系。要构建具有宽厚、系统、弹性等特点的研究生创新课程体系。除了公共课、学科通开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开设一些供研究生选修的跨学科课程、方法论课程及相关学科的前沿性课程，如跨学科课程可以有跨学科分析、工程问题研究案例、项目管理、机械论坛研讨会、法律与政策、财务概论等课程，让学生受到各个领域知识的熏陶。其次，设立系列化创新课程讲座和开设文献阅读研讨课。此创新课程最好以学分形式纳入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学生毕业学分。再次，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可鼓励多名老师讲授同一门综合性研究型课程，如检测技术课程可由学院中研究方向相近的老师共同承担，使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精华的内容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有更多探究的时间。
2.构建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导师指导模式。推行由2～4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打破目前我院研究生与各个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导师组联合指导制，充分发挥导师团队的智慧，使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中能够从导师团队中获得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导师组的形成可根据方向相关性、项目的互通互补等原则，在院领导或校领导协调组织下进行。导师之间的研究方向既有协同性，也有差异性，鼓励形成交叉学科的科研团队。在导师组的培养指导下，让研究生更快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3.设计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实践环节。首先，对学位课程中的实践环节尽量采用综合性实验设计，以团队形式进行，明确分工，既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综合把握问题的能力，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与沟通能力。其次，丰富研究生的第二课堂。增大校级和院级研究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拓宽学生创新的途径。再次，进行校企联合培养。可选择一些表现优秀的学生，与我院的省级、校级优秀实习基地（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联合培养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科技攻关，让研究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锻炼能力，使他们在理论上的创新能及时得到验证和完善，从而提升应用创新能力。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导师组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在实际项目中锻炼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不同课题组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形成更广泛的学术交叉。
本文通过对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的分析，针对本院目前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合理、研究生自律性、实践能力较弱等不足，引入协同理论，提出了构建研究生协同机制中的课程体系、导师指导模式以及实践环节等措施。这对提高研究生人文素养、科学素质，进一步激发起参与科研、技术开发等实践活动的动手能力，对推进我校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9博士生教育质量调查报告[R].2010：26-38.
[2]朱红，李文利，左祖晶.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2）：74-82.
[3]徐亚清，王怡然.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述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4（2）：98-101.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面的支持,政府的推动和积极倡导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保证,而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无疑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所以当前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循环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它关注的是资源减量、循环及再利用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
1税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企业经济行为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制定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由立法机构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和政策规则,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作为微观的主体加入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中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适当提高资源税和改进计征办法,使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比如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物品开征环境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或将费改税,从严征收,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扩大综合利用“三废”税收减免的范围,对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免税收;比如加强对资源性产品和开发生产过程中高污染的产品进口关税或出口退税的调节力度,等等。总之,通过有增、有减的税收调节,起到限制和鼓励某种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2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资源利用环节
2.1.1对资源课税的目的局限于调节级差收入,其定位与当前循环经济的战略不相符合
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由国家垄断,而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是企业或个人,均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必然体现为一定的经济差别。而我国现行的资源课税体系是通过制定定额税率对经营过程中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而对占用国有自然资源必然带来的收益未纳入资源课税体系,使各个经济主体竞相掠夺性地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我国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
2.1.2现行税制对资源课税的范围窄,税收的调控功能无法发挥到位
目前,我国对资源课税范围仅限定在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属于资源课税体系,仍然征收资源使用费,形成税费并存的局面。收取资源使用费,随意性很大,社会效益低下;资源课税和资源使用费给经营者带来的负担不同,产生不公平的问题;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生态效益低下。
2.1.3资源课税的规定比较分散,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课税体系
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的规定主要分布于《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法规之中,各个条例都有自己的立法目的,税收政策体系不配套,无法形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成严密的调控体系。
2.1.4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
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的资源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的资源积压和浪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耕地)面积,基本未考虑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以后该地段的土地价格及收益情况,刺激了企业和个人占用好地以及繁华地段的土地,加剧了人类生存空间与土地使用的矛盾。
2.1.5税率的设计与价格机制不协调,无法实现立法初衷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按照市场机制原理,资源的价格必然会提高。但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税收制度大多数采用定额税率,使应纳税额与资源的价格相脱离,税率、应纳税额与价格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均无法发挥调节作用。
2.2产品制造环节
2.2.1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但该项优惠局限性很大。另外,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仅涉及煤研石、石煤、炉渣、粉煤灰、油母页岩等几项,这些只是循环经济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循环链及相应的原料和产品未被纳入。
2.2.2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现行消费税对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范围上看,没有涉及我国消费最主要的能源产品—煤炭,那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日常消费品如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饮容器等,也没有被列入征税范围。而且从力度上看,现行消费税很难对重要战略资源(如石油)的消费起到限制作用。
2.2.3企业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目前所得税对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优惠期限为5年或1年,不符合循环利用企业的运行规律.因为循环利用企业从正式投产经营到形成一定规模并初见效益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维护正常生产的成本也比浪费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成本高。所以,一旦优惠期过,企业面临的是同其他非循环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以及高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很容易导致企业放弃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转向低成本利用原生材料生产的模式。同时,优惠方式单一,仅限于减免税,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其次,企业所得税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无形资产的摊销管理很严,对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比例,摊销方法和年限都有严格的限定。
2.3资源再利用环节
2.3.1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在资源再利用环节,增值税没有形成合理的税负差距。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来说,以低成本的废渣等废弃物为原料进行生产,产品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使用的废弃物又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虽然取得相关票据,但抵扣率低于征收率,在按增值的比例缴纳增值税时,形成高征收低抵扣的状况,与其他非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相比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收。另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设计思路遵循的是“末端治理”的资源化原则。比如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和以废旧物资为原料的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其优惠程度回收企业明显高于生产利用企业,具有鼓励回收有余、促进生产利用不足的嫌疑。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优惠,促使一部分企业投资于对资源废弃物的综合治理中,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这一政策只是促使企业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而没有考虑从输入端节约资源的减化和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周期的再利用原则。
2.3.2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环节,企业所得税仍然存在着税收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的问题,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废弃物产生环节,没有设立适当的税种。目前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是以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排污费的形式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进行末端约束。现行排污费制度存在收费标准偏低、征收面窄、征收依据不科学、征收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且专向收费的收入功能在一些地区被异化,演变为收入第一、治污第二,在制度安排上不利于环保及循环经济工作的开展。由于总体上企业的排污负担较低,一些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在副产品综合循环利用与排污两者之间选择排污。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优惠政策本身没有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税收理念,不利于政策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涉及循环经济的主要税种调解力度不均衡、不到位,甚至缺位,不利于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3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完善
3.1资源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1)生产和消费要尽可能地从使用污染环境的原料和能源转移到可再生利用的材料上来,从而奠定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物资源化的基础,是再循环的前提。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通过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的减量化,也可以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周期拉长,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和人类寻找替代资源提供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从而促进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生产者应尽可能地生产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可以直接再延用或回收再利用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其他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为再利用原则创造条件。显而易见,通过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反过来又深化了减量化的实施。而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中,资源课税是实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所以,当前对资源课税的改革和完善也就成为了重点。
(3)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向所有的自然资源开采、生产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改革之初,建议先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条件成熟时,将现行的其他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纳入资源税,并将其他资源(如海洋、地热、动植物等)纳入其征税范围。
(4)调整税率,对所有的资源应普遍提高单位税额或税率,使之与目前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相协调。通过对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有利于从物质输入端对物质的输入量进行控制,适当减少对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原生.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差距,促进对再生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3.2产品制造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2.1增值税的完善
当原材料投入生产环节后,税源不容易控制。因此从效率角度看,不适宜作为重要的纳税环节。重点应该放在对符合循环经济的行为给与相应的税收优惠上。针对国家将要出台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产品目录,结合工艺流程特点、重要性、现实可操作性一要求,有选择地扩大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产品适用面。重点是重化工产业部分产业链上的产品,因为这些产业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其税收优惠效应将会得到有效扩散,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引起我国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变革。
3.2.2消费税的完善
要重点将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消费税范畴,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范畴产品的税负差距。应把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生活用品、高档建材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能耗的享受型交通工具,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等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为了保护煤炭这一宝贵的战略资源,缩小其与石化能源的比价,可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于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3.2.3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购置机器设备防止污染,改进技术、工艺流程,生产高产出、低消耗产品,或者在资源开采和利用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回收率以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均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3.3资源再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3.1增值税的完善
对利用废旧物资生产的产品,除继续实行从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取得普通发票所注明金额的10%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外,在企业能按税法规定或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核算条件下,再按利用废旧物资的价值比例给予同比例减征增值税的优惠。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弃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对于意义重大、但回收成本高、经营亏损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等,可由他们在即征即退和免税等优惠政策中自行选择一种优惠方式,并上报主管税务局备案。
3.3.2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对综合利用资源的企业,制定多种优惠方式。例如对于新成立的以废弃物为原材料的企业,可以采用在开始经营生产的五年内减免税收的方式;对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综合利用内部生产形成的废弃物,可以给予延期纳税或退税的政策;也可以由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请所得税优惠方式,税务机关予以审批。另外,对按照循环经济模式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综合税收优惠,以从源头上鼓励企业进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孟赤兵.循环经济要览[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2]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秘书处.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摘 要 题】观点与流派
【关 键 词】视觉文化/文学的终结/电影小说/日常生活审美化
【正 文】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技术狂欢的时代。视觉文化，是一种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形象”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而引发了“图像”与“文字”之争，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图像”能替代“文字”吗？文学会走向“终结”吗？本文主要以电影(电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不少理论家们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认为“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注：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丹尼尔·贝尔声称：“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詹姆逊则指出，在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阐释和意识；而在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模式——一种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及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空间模式。他在一次访谈录中说：“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换言之，种种“类象”或“影像”的文化逻辑是一种空间意义的联系，它们将众多历史性的片段摊到一个平面之上，彼此之间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5页。）。面对机械复制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形象的垄断性推进，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象社会》中指出“景象”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而大胆宣布了“景象社会”的到来（注：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 4～5. ）。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提出了“机械复制时代”文明的阐释。接着，利奥塔在肯定了图像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能量的同时，提出了“图像体制”问题，并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批判。稍后的博得里拉又提出了“类像时代”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他说：“景象决不能理解为是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确切地说，它就是世界观，它已变得真实并在物质上被转化了。它是对象化了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但永恒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注：居伊·德波：《景象的社会》，肖伟胜译，见《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在《图像的威力》一书中，法国思想家勒内·于格更是对人们膜拜与迷恋图像的文化景观作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描述：“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劳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带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认，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反而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注：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中主人公的惊人之口说：“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美国加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举电讯媒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政治施为行为的影响与渗透为例，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注：以上引文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围绕“图像”与“文字”之争，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与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步，国内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图像化转向”，以及我们已进入“图像时代”，传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即将“终结”的论说。
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当代文化生产的一大转折。麦克卢汉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注：参见《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而继电影之后，电视更是大规模地扩大了影像生产的规模。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而印刷文化的中心地位则岌岌可危。布尔迪厄就注意到了电视对报纸一类传统文字媒介的有力挑战，他说：“今天，在新闻界围绕着电视展开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有迹象表明，与电视相比，文字新闻业在渐渐地萎缩：电视增刊在各家报纸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文字记者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电视所采用(当然，也一心想在电视上露面，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报社的身价。任何一个记者，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上电视做节目；这样一来，某些电视记者反而在报社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从而对文字这一行的特殊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电视女主持人朝夕之间就可以成为一家报社的主编的话，那人们就不得不发出疑问，一个文字记者的特殊技能到底何在)；被美国人称为‘agenda’的东西(即议事日程，那些必须讨论的东西，如社会的主题，重大问题等)越来越受电视的左右(在我作了描述的信息的循环流通中，电视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文字记者推出一个主题，如一个事件，一场论战等，一定要被电视采用，重新策划，拥有某种政治效力，才会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中心议题)。文字记者的地位因此而受到威胁，这一行业的特殊性也就遭到了质疑。”（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记者的文字不过是结构上依附于电视的信息，文字记者被边缘化了。这里，电视的威力也就是图像的力量。在当代文化中，“图像”似乎已然凌驾于“文字”之上。
受到西方理论家的影响，国内有学者也提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电影的进攻和文学的退缩；“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注：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其言外之意是，文学将让位于电影，“图像”将替代“文字”，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在我看来，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作为两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样式，影视与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道路，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电影艺术兴起之初，为了摆脱“杂耍”与“游艺场玩艺”，电影虚心地向经典的文学著作“求教”。“当时的电影缺乏想象力……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寻找高尚的题材”（注：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第77页。）。通过大量地改编、演绎文学名著，依赖这些原作的权威地位，早期的电影俘获了大批的观众。于是，法国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在1927年就热情满怀地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在墓门前你推我搡。”（注：转引自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而且文学名著一改再改，像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曾被改编高达17次。难怪前苏联的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感慨道：“没有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改编，那么电影的历史也是不堪设想的。”（注：李晋生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版，第503页。）尽管如此，人们在观赏了这些改编的电影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愿意甚至更喜欢阅读原著，其中重要的原由是原作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忆就表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电影特别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众化，变成一种可使大家广泛接受的东西。”（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显然，在影视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过程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原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影视作品改编成败的评判。我们知道，电影受到时长、摄制技术和观众的生理要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于作品复杂人物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表现往往力不从心，而无法与文学作品中那种运用文字以持续不断地铺陈、描写、刻画而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日而语。如，电影《红楼梦》尽管尽量忠实原著，总会挂一漏万，使千百万观众不满足。此外，影像文本能否改编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编导对于原著和作者的理解深度，只有和原著有着精神的共鸣和沟通，才能改编成令人信服的作品。如，电影《城南旧事》，抓住了林海音原作中那种淡淡的感伤情绪，改编获得了成功。而电影《骆驼祥子》，编导出于对祥子的特殊喜爱，草率地变动了祥子的堕落结局，不仅破坏了祥子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且削弱了影片社会历史的内涵价值。
也有些影视所选取的文学原作并非文学名著，这些文学原作的名气远远不如名著，或仅仅是在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影视艺术家以它们为素材进行再创作，使它们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如，电视剧《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小说在书摊上成为热销，而在此之前并不大为人所知；琼瑶、金庸、老舍、二月河、张平、海岩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伴随电影或电视剧相继成为读者的案头之物。同样，电影《哈里·波特》、《指环王》以及斯蒂芬·金的电影引入中国后，这些翻译作品也迅即风靡了大江南北。在这种改编过程中，不可否认，影视艺术家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遵循着从原作到剧本到拍摄，即从“文字”到“图像”的路径。
还有一些影视是对文学原作的戏说，它们是借助于一种与原作格调的对比和张力关系，而有意脱离文学原作所进行的自由创造。这些影像文本离文学原著越来越远，甚至于面目全非。譬如，在大陆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圣娶亲》里，编导不过是借了《西游记》的躯壳来编织自己对于爱情与人生的梦想，其中根本就没有多少原著的影子。
但是，前苏联的著名导演C·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注：转引自《历史积淀与时代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影视改编透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第41～49页。）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电影史的一段佳话：1947年12月14日，由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在上海各大影院同时上映，据记载，在连续两周里，即使大雪纷飞，剧院仍是场场爆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这一盛况，有“连日客满，卖座第一”；“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云云（注：参见1947年12月13日～27日上海《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章报道。），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热潮直到第二年才渐趋平淡。《太太万岁》成功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张爱玲，她坚持在剧本创作中沿袭了自己一贯关注小人物平淡人生的视角，以及淡淡的“含着微笑”的艺术风格。有评论者谈及这部影片时指出，无论是影片的选材，还是在表现方式(如影片中的场景处理、细节安排等)上，都带有典型的“张爱玲风”——“它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的生活中澌澌地说着、流着，经过了手心掌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温暖，也许这缓缓的泉流，有一天把大岩石也磨平了。”（注：参见《文华影片公司新片特刊·〈太太万岁〉中的太太》，《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3日。）
影视与文学的疏离
不可否认，影视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探索与发展道路，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目前的电影制作就出现了通过高科技、大投入、大场面以追求视听感受的发展趋势。如，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里·波特》、《指环王》和《功夫》等影片都是靠着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声音和画面效果让观众如痴如醉，而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与2003年的《骇客帝国：重装上阵》更被评论为开启了电影叙事语言的新纪元。这些电影竭力冲击当代技术所能提供的视觉效果的极限，而其中的文学性因素受到了挤压，给观众提供的是目不暇接的视觉大餐。但是，我们不能由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这种疏离，而对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展，得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或是“文学的终结”。因为，在广阔的文学天地里，仍然有很多东西是影视无从插手的。
一般说来，影视是通过画面与音响作用于大众感官的视听艺术，它必须把所要表现的内容一概化为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而文学则是经由文字的传达作用于读者头脑的想像艺术，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述抽象概念与凌乱而不相接的心理流程。在画面思维与想像思维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视觉、听觉艺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却不直接诉诸官能，但在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物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视觉不过是一个始发点，它所传导的符号信息只有通过读者中枢神经的再造想像，在脑海里破译出一幅符合文字描绘的艺术图景，才能读出凝结在书中的意思或意味——这是心智性的；而荧屏则是全息性的，音、像、语俱全，它们在同一瞬间撞击着人的整体机能，其间无需任何语符的转译，人们很容易就被激活，仿佛尚未动脑，却一下什么都懂了，实际上却不一定都懂了。
以对《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天方夜谭》改编成果而蜚声影坛的意大利导演比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指出：“我觉得电影和文学作为表现手段之间区别，主要表现在隐喻上，文学几乎完全是由隐喻构成的，而电影几乎完全没有隐喻。”（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里充满了文字构成的隐喻，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无数隐喻的终极指向，读者必须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全过程之后，结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加以分解、类比、综合才能获得审美享受；而电影则只能通过画面凸现鲜明视觉形象，观众所得到的是导演强加的、先声夺人的视觉印象。安德烈·勒文孙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注：转引自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身跨文学与电影两界，既是“新小说”派代表，又是“左岸派”电影重要编导的阿兰·罗伯—格里叶也感慨地说：“文学——这是词汇和句子，电影——这是影像和声音。文字描述和影像是不相同的。文字的描述是逐渐推进的，而画面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再现文字的运动。”（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41～44页。）
因此，正如莫言所说的，文学原作和影视作品“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像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的长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这一番话道出了小说与剧本写作不同的特性和要求，文学具有影视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爱德华·茂莱精辟地指出：“由于小说家掌握的是一种语言的手段，他在开掘思想和感情、区分各种不同的感觉、表现过去和现在的复杂交错和处理大的抽象物等方面得天独厚。尽管晚近以来某些电影导演力图在表现复杂的主观关系方面与文学一争高低，但电影毕竟在这个领域里比小说略逊一筹，难相比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于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乏味的非电影。”（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像鲁迅的小说作品，除个别篇目外许多都不适合改编电影，虽然《祝福》、《伤逝》已改编成功，但《在酒楼上》、《药》、《离婚》、《狂人日记》等都不适合。先生甚至认为《阿Q正传》也不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可改性，他指出，“要在舞台上或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注：转引自《论改编的艺术》，《世界电影》1983年第1期。）。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属于书信体小说，作品中充满了少年人对生活的感受，但关于情节、场景的叙事则显单薄、次要，以表现视觉形象为重心的电影就很难把它搬上银幕。又如，一些意识流的文学作品更是根本就无法改编也拒绝改编，“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乔伊斯的小说里充满了和银幕上使用的技巧很相类似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书本里是用词句来完成的，或者是在语言的和理性的层次上运用，并非电影摄像机所能摄录。我们如果想了解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就必须进入——深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可见，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小说的最终产品和影视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相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影视是艺术天地中并流的双河，那种认为电影将取代文学，使文学会成为自己的附属品的论断是偏颇的。
诗意地栖居
在“图像化”转向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文学样式处于低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的生存空间。
我们注意到，影视艺术的发展使作家的创作在技术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小说家萨洛特、格里叶、布托尔都认识到新兴电影艺术对小说技巧的意义，说“电影这一前程无量的艺术，其崭新的技巧，马上使小说受益匪浅”（注：娜丽塔·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格里叶的创作活动就像一台机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循环往复的复制。如，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标明是“电影小说”，其叙事策略多采取淡化人物情节、简化叙事，强调片段记录、复制和迷宫手法等。而且在格里叶的代表作《嫉妒》的开篇，小说家则像一台摄像机，从露台将场景一一精确地描写下来，其故事和情节则如机械一样不断复制，阿X的故事和弗兰克的故事重复写了九次，一只蜈蚣的死说了九次，“香蕉林”的描写重复了六次，汽车抛锚叙述了六次……这些重复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已然迷失在现代技术的丛林。对于自己的创作取向，格里叶有一段自白：“但在我这里，人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落在物上，他看见它们，但不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肯同它们达成任何默契或暧昧的关系……人的视线限于摄取准确的度量，同样他的激情也只停留于物的表面，而不企图深入，因为物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并且也不作任何感情表示，因为物件不会有所反应。”（注：罗伯特·格里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因此，阅读这些“电影小说”，我们仿佛穿梭于技术之网，让人感觉技术复制时代的技术和机器不仅裹挟了现实中的人，而且进入了当代的艺术世界之中。对于“电影小说”的艺术特点，爱德华·茂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面阐明其主题”（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他强调指出，“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言之，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注：鲍晓倩：《作家纷纷触电影视 创作心态各不相仿》，《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但是，显而易见，小说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影视的附庸。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文学中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它们也是彼此共存，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发展；而影视不过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苏童语)，它对于精英文学作品的改编，只不过是把它大众化，变成大众的精神食粮，实际上永远无法取代它的精英本体。因此，小说的改编大户王朔说：“写影视剧来钱，但写多了真把人写伤了，再要写小说都回不过神来。”（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海德格尔说过，人应为自己创造一个能诗意地栖居的场所，这便是心灵的归宿。他提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本意是要人们区分“世界图画”和“关于世界的图画”。诗意的居所无需豪华，无需珠光宝气；适合于肉眼纵情声色的锦绣谷，未必宜于心眼居住。因为它亟须提供的是安魂，而非肉眼的烦躁。人的主体性与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所谓的“世界图画”之中，这种“图画”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它虽有逼真的外观，却不一定指向外在真实的世界。更多的情况是，彩色荧屏因有全息性直播物质现实之特点，而迅猛沦为商业广告媒体，日夜着人们的欲念。红的是唇，绿的是怀春的猫的眼睛。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官能，很少思想；充满生物性，很少价值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文化工业是用高科技来煽动低品位，用物质文明来包装原始——以是之故，面对这滚滚的视觉洪流，有的北欧国家已法定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用心读书。
关键词：技术、座架、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环境技术创新。
Abstract: Heidegger’ Ge-stell nature about technology is the reason which destroys environment. The nature is not inherent in technology. It is based in scienc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value， etc. We must change these factors， set up new technolog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 technology， ge-stell， self-determinism， social constructism，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技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技术何以造成环境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考察技术知识体系，发现它破坏环境的方面，然后推进技术进步以有利于环境保护。这是环境技术研究的内容。另一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进行，以探求技术的深层次内涵与环境破坏及其保护之间的关联。前者的研究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成果很多；而后者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此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如何从技术哲学的层面探讨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之间的关联，就成为科技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本文结合海德格尔尔关于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论述，具体论述了技术的中性论、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给出建构环境技术创新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途径。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本质与环境破坏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性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因素等无关。技术的本质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技术手段和技术效率的高低与技术应用的善恶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相信技术中性论是正确的，那么，环境问题就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不需要改善技术，而只要端正人们应用技术的态度，不将技术应用到破坏环境之中去就行了。很显然，这是极端错误的。这也表明技术中性论的不恰当性。现实情况是，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负荷价值，有好坏之分。为着善的目的去使用某项技术并不一定取得善的结果，也可能得到恶的或善恶皆有的结果。如在工业生产中，技术应用的目的是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它却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资源和环境问题。很显然，这种问题的产生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技术本身对自然的作用方式。
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传统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规定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没有揭示出技术的本质。这点正如“国画是由线条和墨块构成的”没有揭示出国画的本质。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学和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世上万物的一种解蔽方式，只不过古代技术的解蔽方式不同于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前者与艺术、科学等密切联系，而且相统一。它带出“物性”，是自然状态的解蔽，反映了自
[收稿日期]2003-3-1
[作者简介]肖显静（1964-），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环境、生态政治与哲学、科学传播的研究。
然理性，是天地神人的四重统一体。例如，古代的风车转动就是自然力的体现。有风则动，无风则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了自然和人的本真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后者对自然的解蔽是通过座架（Ge-stell）进行的。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它是技术的本质，使得自然在这种技术的作用下处于非自然状态，失去了古代技术所包含的“诗一样的东西”，造成了环境破坏。
那么，什么是座架呢？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座架”就是“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所谓“摆置”（stellen）就是一种对在场者的限定，即把某物确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从某一方向去看待丰富多彩的事物。如限定空气以生产氮，限定土地以生产矿石，限定矿石以生产铀，限定铀以生产原子能。这样就使天地万物在技术世界中只显现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把某物限定为某种效用上，把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它的功能，失去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自然完全成了一个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功能性的存在，成了一个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工具。当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技术在对自然进行摆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人类对它的限定目的，促逼着（Herausfordern）自然，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从技术生产需求本身去看待事物，将自然状态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迫使自然符合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因为处处被预置（bestellen）而立即到场，并且为了本身能被进一步预置而到场。例如，要在某一江河之上建造发电厂，就要对这一江河进行改造，将之纳入发电和输电的整个技术系统之中，这就是技术对江河的预置。海德格尔将此形象地比喻为：由于拦河大坝被电力工业系统预置，莱茵河流被水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被建在水站上。也正因为这一预置，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自然的自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了，自然的单向功能性增强了，进入到一种非自然状态，蕴藏着毁掉天然自然的危险，成为“持存物”（bestand）。所谓持存物就是“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3]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随时服从于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对它的摆置、促逼与预置。
从上述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座架确实不是技术中的因素，而是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解蔽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解蔽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物的展现和世界的构造，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的影响。通过座架，技术促逼着自然，对自然强行索取；通过摆置，对在场者加以限定，使自然齐一化、效用化、对象化，对自然进行了谋算和估价；通过订造，即生产，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成为持存物。总之，通过座架的作用，自然成为人的对立物，失去了本性，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也就是处于被破坏的状态。这是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与环境破坏之间关联的这种分析是恰当的，很有启发意义。
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走出技术破坏环境的误区。
二、技术本质的社会建构
海德格尔没有具体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相反，他强调了技术的“座架”本质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限定和强求到处贯彻，到处决定了人与事物存在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显示其普遍的本质，以为献身于纯粹的艺术享受、政治或宗教体验就可以逃避技术展现，这乃是幻想和错觉。”[4] 这就是说，在技术的作用下，文化的东西，如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地形成历史的力量，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因技术的展现而去蔽，显示其本质。如海德格尔就认为，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图景就是数学化的图景，数学化是对物之特性的筹划，筹划的特征是预置。这里的预置指的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5]
这点与技术支配的预置特征相同。科学通过谋算、计划使现实的东西被限定到一个因果关系的网中，海德格尔称该网为“针织品”。不仅如此，科学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实验室、图书馆等绝不是技术展现的外在结果，而是技术对象化的不同环节。所以，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是由技术支配的，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此一来，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人变成了持存物而失去了它的本真存在。技术的座架本质成了世上万物的展现方式，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超然的、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从这点看，海德格尔是一个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的自主决定论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它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它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变更，相反，技术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实际上，技术并非是自主的，它并非是科学、艺术、政治等的支配力量。技术的所谓座架本质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科学、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技术是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批判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自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6]
这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如对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并且技术的座架支配着科学的展开。虽然科学对自然的祛魅与技术对自然的解蔽都导致自然丰富意义的丧失，但是，两者对自然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地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意义上而言，后者则主要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上而言的。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大科学的兴起，科学的操作性增强了，科学家要进行实验，要利用技术仪器设备去进行实验，发现事实和检验理论，这增强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它最多意味着科学的技术性增强了，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当然，随着科学的社会应用的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科学与技术在很多时候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向前迈进。但是，在这种作用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角色定位并没有改变。纯科学更多地关心的是知道什么，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去追求真理性的认识。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并不包含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军事武器等的制造。而技术才以某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去改变世界。科学并不简单地是技术。科学已经成为技术的必要基础，是技术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何来科学的本质的技术展现。
而且，从技术的发展看，现代化技术的科学化趋势越来越强。技术进步主要地不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技艺的系统知识的应用，技术的传播也主要地不是依靠学徒制而获得。它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理论揭示的自然的规律性，为揭示技术的可能性奠定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等都不是来自经验探索，也不是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而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从这点看，技术反映了，最起码是部分反映了科学认识世界的特征，部分地反映了科学的本质。
科学向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大致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 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 技术发明（技术 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 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7]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并非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单纯手段或工具本身，而是人把自己已经掌握了的自然规律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来的一系列过程及结果；而从结果看，它本身就是人的目的性预期与其相应手段或工具（核心是自然规律）的实现了的统一体。”[8]
因此，技术是负荷科学、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是它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条件制约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这两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优劣和技术应用的善恶。这也说明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决定论的失当。根据这一思路，应该从技术价值负荷的角度，对技术为何造成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论述表明，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在人们伦理价值的引导下，在人们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技术产生和应用的科学基础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从技术认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个角度来考察。
技术认识论方面主要问题是技术评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知识、人工物的属性、技术理性、技术客体等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国外技术哲学在经历了对技术的本体追问和价值反思之后，开始了对技术起源、设计、发明、创新、技术作用的机制和技术知识的检验等认识问题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谈论技术的本质和结构，分析技术的认识内容，考察技术的价值问题，真正选择合适的技术，才能避免技术危机，实现技术与人关系的良性发展。从技术认识论来看，“技术知识是关于依据对自然物质客体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有效地改造、变革自然物质客体，使之成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9]由此可看出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知识原理是技术应用的基础，科学知识对于技术知识的正确性是有影响的。而这一点又影响到技术应用的善恶。如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和科学对自然的还原、简化、数学化的概念规定——预置等，必然造成技术改造自然过程中导致自然的非自然化的状态，从而破坏自然。
从技术的社会性上看，“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用人和物来的事情总被设计在其中。”[10]而且，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技术虽然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但是，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技术成为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开发应用自始至终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虽然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科技进步能够比早先的欠先进的科技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出的产品，产生更少的副产物，从而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少的压力，但是，科技应用的非环境保护目的确实阻碍了环境保护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技术进步看，它确实造成了经济合理性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机械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产生过程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经济通常就是分立的活动，只需应用分门别类的技术即可。如此，技术不仅以分化和专门化的方式发展，而且过分简化，具有可分割的性质，不能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复杂关系。
其次，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它是经济主义的，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从自然界谋求最大的收获量。这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大肆掠夺自然界，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
再次，从技术应用的过程看，它的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为了更快地取得经济利益，传统物质生产以单个过程的最优化为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以及所存在的整个自然界。例如，内燃机使人类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其所造成的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很长一段时期不为人们所知。
最后，从技术的进步看，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保护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技术进步，许多源于开发实际，集中于开采利用技术以及如何降低开采或收获成本，如何增加资源利用以获得更多收益。技术进步往往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保护成了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副产物，而不是将环保的追求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致起来。这就造成了先进技术已经使人类实现在月球上软着陆，但却不能控制汽车和工厂造成的污染；人类已经计划建造规模巨大的太空城，但却无力管理地球上的大城市。
总之，在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的作用下，技术的应用方式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技术应用的科学基础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然的局部性的规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经济导向的利润合理性和生态不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是造成技术应用破坏自然的最根本原因。要走出技术的危机，就要在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社会背景下，给出技术应用的正确背景以保证技术的正确应用。
四、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方式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的自主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座架”本质形成的原因以及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建构，而只要从技术本身来分析就行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在对待怎样走出技术危机这一问题上，就没有看到技术的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意涵，也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对技术的“促逼”，即没有看到技术“座架”本质形成的自然科学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从产生技术“座架”本质的那些原因的反思、分析、改变中去改变技术本身以走出技术的危机，而是把技术的本质扩张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走向了技术自主技术论。也正因为这样，他就只是针对技术的“座架”本质所内涵的“技术思维”——“计算性思维”进行批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计算性思维”排斥了其他思维，使人总体的无思想；使人仅仅从技术上看待物，并把人束缚在技术之中受它控制。要走出这一误区，海德格尔认为，应该用那种“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11]的“深思之思”取代“计算性思维”。这种深思之思就是走向“思”与“诗”。所谓思就是在深思中觉悟技术的本质，意识到技术的危险，看到技术的座架本质对自然和人类的解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人在深思中觉醒，成为存在者的看护者。所谓看护，也就是“向着物的泰然处之”，放弃对事物的功能化、降格、缩减，让事物自身显示其所是。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及一切存在者就要“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走向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安居，让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保持本真的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拯救方案是行不通的。他所倡导的“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计算性思维”的片面性，而应该更多地“沉思之思”，认识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本质并拯救之。这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行。主要原因一是单靠这一点并不能冲破“技术思维”。二是即使“沉思之思”能够冲破“计算性思维”，但是，由于这种思维的转变不是快速的，而是缓慢的，因此人类必须漫长地等待这种转变。这点海德格尔自己也同意。问题是人类承担得起这种漫长的等待吗？这就是说，“深思”、“等待”、“泰然处之”、“向神密处敞开”不能现实地解决技术危机。
实际上，近现代技术是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价值背景的调节下，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技术的本质中嵌入着它的产生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科学和经济内涵。要改变技术的本质，就要改变技术产生的科学形态以及单纯为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找既能够保持自然的自然化状态，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
对于科学，应该考察分析批判它所依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相对于环境保护的缺陷，在此基础上，重构科学认识自然的恰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本体论上由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由自然的分离还原走向自然的有机整体；认识论上由坚持绝对的科学真理观走向相对的科学真理观；由对天然自然的研究走向研究由人类社会、人工自然、天然自然三者组成的大自然系统；方法论上不仅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性方面，还要研究自然的非规律性方面——结果的展现；不仅要采取还原性原则，通过认识低层次的来认识高层次的，通过研究要素来研究整体，还要采取整体性原则，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认识低层次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来认识要素；不仅要研究某些事物的外在表现，还要研究事物的经验性的方面，如动物的情感、智能等；不仅要研究因果决定论，还要针对具有目的性的存在，研究它的果因决定论；不仅要研究具有线性、整形等特征的对象，还要研究具有非线性、分形、混沌等特征的对象。由此使得科学的发展呈现生态化、人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科学不相一致。只有以这样的科学作为技术的知识基础，才能减少技术的应用对自然的破坏。 （此当另文阐述）
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应该加以改变，以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是不同的。传统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率更高、效能更好的新的生产体系，获得更大利益的过程。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的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而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但那不是普遍的事情。当保护环境与增长经济矛盾时，传统技术创新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去增长经济。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使然，也是目前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环境技术创新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变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体系为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多目标体系。它清楚地知道，只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一种短视行为，会造成环境问题，威胁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也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而只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的衰败。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的环境技术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由此产生的技术，在应用目标上，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生产过程中，与生态整体性的原则相符合；在应用过程中，体现非线性和循环性。因此，它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等后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生态化的技术体现了后现代技术的本质。
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他开发采用能给他带来更大剩余价值的技术。否则该项技术即使有利于环保而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不会开发应用。既然如此，最好的技术应是既能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也能带来更好的环保效果的技术。它应用于生产既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也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合理性，达到两全其美。不过，在现实社会中，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依据市场经济逻辑开发的，往往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不会被商品生产者所采纳。如此，这种技术的开发强度就不大，新开发的技术也没有多少人利用，只能束之高阁，起不到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技术创新的特征，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影响环境技术创新的各种要素，如伦理价值的内涵、政治经济的结构、法律法规的条款，限制进而禁止破坏环境的技术创新，激励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这是技术的社会建构本质的必然要求。（此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Emmanul G Mesthene.Technological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0.60.
[2][3][11]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5页，第935页， 第1260页。
[4]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5]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第3页。
[6][德]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页。
[7]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204页。
[8]郭小晖：“试论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第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