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9:2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文史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
[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文本阅读的“辨体”担负三重任务：一是辨语体，识表达；二是辨文体，识模体和变体；三是辨“道体”，识大体。对经典作品进行文体定位，既要兼顾内容、表达和功能三个维度，又要兼顾分类的层级性、差异性和相对性。评价孔子、曾子、子思创建文体的历史贡献，必须了解春秋战国前后的文体演变史。单看《论语》“悖体阅读”的历史教训，就知道要普及“适体阅读”，提高到“跨体阅读”，还要走多么长的路程！
《论语》是什么文体？从表达语体看，确定为“谈话语录体”毫无疑义。单是“子曰”（包括“孔子对曰”）就超过400句（只有《乡党》《微子》《子张》三篇空白），占全书80%的篇幅。加上众弟子与时人的对话，语录在90%以上。《论语》的“语录形式”大体有“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对话、客观叙述”四种类型，其雅言和俗语共融，具有平易随和、琅琅上口、生动活泼、简练质朴、概括力强、用意深远等特点，开先秦“诸子语录体”之先风。从思想内容看，《论语》20篇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钩玄，无非是“为学、为人、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为人”。由此将《论语》判定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无疑义。然而《论语》的文体定位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追本溯源，你会发现，漫长的《论语》阅读史竟是一部曲折复杂的文体明辨史。
翻阅《论语》古代阅读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论语》读者，尤其是高层次的《论语》学者，如（魏）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宋）邢m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元）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易培吉的《论语集解》、（清）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康有为的《论语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不论采用哪种注释方法，他们都把《论语》视为儒家的经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现、当代的《论语》阅读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语》的大多数学者，例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学勤的《论语注疏》、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安德义的《论语解读》、黄怀信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闫合作的《论语说》、于文斌的《论语类解》、程翔的《论语译注》、钱宁的《新论语》、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唐明贵、刘伟的《论语研探》、杨义的《论语还原》……依然坚守着“文章阅读”的光荣传统。
可是，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体系的东输，20世纪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既受益匪浅，又受害颇深。反映在文体阅读上，至今，不少专家的《论语》解读，高校的《中国文学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论语》教学，社会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学院”，都将《论语》视为“散文”。而“散文”是个飘忽不定的弹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来存在多角鉴别：一是与“韵文”对举的，通篇押韵的称为韵文，基本不押韵的称为散文。这个以语言声律有韵无韵为标准的划界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分类。二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一种文学文体。把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稍带文学性的作品全都归入散文范畴，这种“广义散文观”实际还是“无类的集合”，其宽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体分类的大小层级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说，文章和文学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层次分类，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分类；即使再把《论语》细分为“说理散文”“议散文”“哲理散文”“学术散文”或“诸子散文”，它们仍属于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因为“说理”“议论”“哲理”“学术”“诸子”等只是定语，均从属于中心词“散文”，依然归入“文学”的范畴。如果归入“文学”的“狭义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独抒性灵”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围，那样与“实用文章”的界线还较为明晰。而包容学术、政论、史论、传记、志异、公文、骈文、辞赋……的“广义散文”则与“实用文章”混淆不清，结果失去了文体规范的实际操作意义。
一、视《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
所谓“悖体阅读”是违背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阴差阳错的阅读。如《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体上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她未能适应文章体裁的阅读方略，坚守“理论思维为主”和“科学阐释为上”的原则，而是习惯于艺术思维和超验想象，以印象描述顶替理性分析，以虚幻故事论述人生哲理，结果把“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鲁迅语）的孔子误读成一个只顾“修己”而不重“济世”的“快乐孔子”。②这并非无关大雅的个例，而是污染社会书香的“自由化误读”的典型。可悲的是，这种自由化误读被许多文论家和大众媒体热捧而不自知受其害。
百年来对《论语》的散文艺术研究，不少学者从语言艺术、人物形象、文体品类、修辞手法、诗性文化等方面发掘其文学成就，将《论语》说成“散文诗”“哲理化的诗”“传记文学的祖型”“‘世说体’小说的滥觞”，视孔子为“喜剧角色”，“追求目的与历史发展不协调，做了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这些赏析对感悟《论语》的审美价值不无裨益，但是其“文体品类”的判断却不切合文本全豹。他们在研究《论语》的语言艺术时，没有把科学的“文章语言”（特点是“质朴无华、辞达而已”）和艺术的“文学语言”区分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的人物形象时，也没有把“主用‘以言写人’的文章”和“主用‘以行写人’的文学”区别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中的片断对话或叙事单元时，没有把局部的“文学华章”和整体的“文学佳构”区分开来。一句话，他们没有把“文学性”与“文学”严格区分开来。他们所使用的文体术语和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丢弃了文体学的民族特色，没有对准《论语》的文体特性。我们一再强调，文体反映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特点，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看准该作品的体裁样式。舍此，抓住作品的语言片段、对话单元、人物形象侧面等局部文学性，就去肯定整部《论语》是文学作品，必然陷入“悖体阅读”的泥坑。
二、视《论语》为学术文章，才算“适体阅读”
所谓“适体阅读”是适应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返璞归真的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把文章当作文章来读；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读。一些学者在研究《论语》的文学价值时，发觉书中的“零章碎节，没有人物性格的演变过程”，作者“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论语》主要记述的是孔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窥见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毕竟是粗略的、片断的，与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难同日而语”。因而不得不承认《论语》是“杂文学”，而不是“纯文学”。于是意识到单用文学眼光来解读《论语》“是把路子走窄了”，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的确《论语》中有一些当之无愧的文学华章：如《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季氏》篇中的“季氏将伐颛顼”章，《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子路从而后”章……。然而《论语》的文学性终究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不宜夸张失真。以表达论，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篇章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篇章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以内容论，《论语》以孔子为中心，记述了数量可观的155人，包括孔门弟子29人和其他125人，无论是孔子以前的或与孔子同时的，有名的或无名的，极少是传说的人，基本恪守真人真事，没有虚构；《论语》的主要任务是表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塑造孔子的人物形象。“事料的真实”和“意旨的鲜明”这两个基本点恰好体现了文章的本质特性。基于此，我们应敢于说“《论语》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文学性的文章作品！
把《论语》判为“学术文章”是对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周秦时期“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持广义文学观的学者早就看出周秦“文章”与“学术”的密不可分。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认为《论语》“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学派早期的文章”。③持广义散文观的学者也透视到《论语》不是塑造孔子形象的文学佳作，而是表达孔子思想的文章名篇。程福宁的《中国文章史要略》认为战国至西汉“子史期”的文章有“学术文、应用文、审美文”三大文体，因而把《论语》归入“学术文”。④持狭义文章观的学者程福宁在《文章学基础》一书里明确宣示“文章的本质在于给出思想。”他用“学术文”给《论语》文体定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有必要指出，“学术文章”与“说理散文”两个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心词的转换意味着“学术文章”是文章学术语，“说理散文”是文艺学术语。
三、锐意把文章《论语》当作文学来读，属于“跨体阅读”
所谓“跨体阅读”是在“适体阅读”基础上“郢书燕说”的超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锐意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若问“跨体阅读”与“适体阅读”、“悖体阅读”有何区别和联系？在理念上须知：读文首先要“入格”，适体阅读的规定性是针对悖体阅读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旨在强化阅读的文体意识；读文还要学会“出格”，跨体阅读的灵活性又是依据适体阅读的相对性提出来的，旨在淡化文体的“楚河汉界”。以《论语》辨体为例，表面看，“悖体阅读”和“跨体阅读”都是把《论语》当文学来读，实质看，悖体的“悖”是误把《论语》文章看成文学作品，只探求《论语》的文学艺术价值，不探求《论语》的文章科学价值。如有些学者专写《论语》的艺术成就，却频频用“文章”的术语，他们眼里的“文章”不是与文学并列的“狭义文章”，而是与“广义散文”混淆不清的“广义文章”；他们不知道狭义文章也有文学性，甚至不知道《论语》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有“文章价值”。“文章价值”不被文论家所用，反证出他们既没有“文字作品大别为文章和文学”的“双文论”自觉，更没有“文章评论”的基本术语。这些都是文体意识单一、淡薄、模糊的表现，乃至陷入“悖体阅读”而不自知，进入“跨体阅读”而不自觉。跨体的“跨”是明知《论语》属于文章，却又不让“适体阅读”绝对化，而有意训练文体阅读的杂交艺术，实行“阅读克隆”，不但用文章眼光探求《论语》的文章价值，对作品做“科学阐释的批评”和“社会历史的批评”，而且进一步用文学眼光探求《论语》的文学价值，对作品做“审美鉴赏的批评”。跨体阅读的主客观条件是：一方面读者要有“文章眼光”和“文学眼光”的双重视角，充分发挥阅读创造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要准确估量文本内在的文章因素和文学因素及其比重，以便依据其客体容量决定“是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还是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以《论语》文章的“跨体阅读”为例，读者必须依据《论语》中的文学语言、文学华章、文学旨趣和诗性文化等因素去发掘文本的审美价值。
1.品味《论语》中的文学语言。《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言时光像日夜奔腾的流水一样生生不息，感悟生命哲学。“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言在严寒考验中仍保持旧叶未谢、新枝已萌的常青状态，比喻坚守节操。二者都是“立象寓理”的格言。
2.赏析《论语》中的人物性格。《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写出了孔子师徒闲谈时活泼从容的气象，不但“各言其志”，而且“各显其性”：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冉求从容中见明智，公西华谦和中懂礼让；而孔子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张扬个性，胸襟开阔。
3.把玩《论语》的文学旨趣。如学者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认为“讲学语”与文学趣味性的融合是该书的一大成功：常常借助于口语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和谐趣，使得行文风趣自然、生雍蓄，读来毫无枯燥、晦涩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领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奥的哲理。
4.深识《论语》的诗性文化，应视为“跨体阅读”获得“诗学”涵养的又一任务。孔子的“文教”渗透着“诗教”。《阳货》篇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要求发挥诗的感化功能；《季氏》篇的“不学诗，无以言”又要用诗句去交往应对。“以诗为经”就是让情感教育和思想教育融为一炉。
综上可知，《论语》阅读中的文体意识要把握好强化和弱化的辩证法。当有人以偏概全误判《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时，就要强调“适体阅读”，坚守文章眼光的本真阅读；当有人认准《论语》为学术文章懂得“适体阅读”时，又要强调“跨体阅读”，学会用文学眼光去鉴赏其部分文学华章的审美情愫，创造性地去圆识《论语》的科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论语》的文体定位及其阅读悖体、适体、跨体之争，不是孤立的个案，它对于阅读《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文章学家和文艺学家应走出古代广义文章观和现代广义文学观（广义散文观）的混沌，超越将“文体学”隘化为“文学文体学”的局限，树立“文本二分法”的“双文观”，既承认文章和文学的分野，又推进文章和文学的融合。
参考文献
①唐明贵：《论语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曾祥芹：《曾祥芹文选・汉文阅读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③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被编辑采纳。论文格式模版（天头留出25毫米空白）分类号密级U C D___ 编号1 0 4 8 6（此处间隔20毫米）（以上四项用仿宋标4号）武 汉 大 学硕 士 学 位 论 文（论文题目与上一行间隔为25毫米）（以上二行用宋体标2号字）论 文 题 目（题目用楷体标1号字）研究生姓名：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学 科、专 业 名 称：研 究方向：（以上四项用宋体标4号字）（此处间隔为25毫米）二00八年四月（黑体标3号字）（地脚留出25毫米空白边缘）分类号密级U C D编号 1 0 4 8 6武 汉 大 学硕 士 学 位．谁能帮我设计个格式模板？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和题目诚求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谁有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啊？急用！求英语论文格式模板 急求论文第一面，就是封面，是表格的那种，就是一个大框，然后有内容的那种。模板，
论文格式
行与行之间，段落和层次标题以及各段落之间均为24磅行间距。 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题用小二号黑体字。题序和标题之间空两个字，不加标点，下同。 第二层次（节）题序和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 第三层次（条）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体字。 第四层次及以下各层次题序及标题一律用小四号黑体字。 （3）结论（或结束语）。作为单独一章排列，但标题前不加“第章”字样。结论是整个论文的总结，应以简练的文字说明论文所做的工作，一般不超过两页。 10、致谢。对导师和给予指导或协助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文字要简洁、实事求是，．简单的论文格式我现在有正文内容..需要写提纲么..50分求教WORD论文格式问题关于毕业论文格式里空2格的问题。求助啊，论文格式问题？辽宁大学自考毕业论文格式？最好带范文（越详细越好）
论文的格式
在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就认识的本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人提出了认识选择论和认识建构论，认为认识的本质不在于反映，而在于选择和建构。这一观点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批评，认为认识的本质不在于选择和建构，而在于反映，但反映又包含着选择和建构的环节。在此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了认识的创造性问题，认为认识还包含着创造性因素，认识过程中的创造性因素说明：一方面，反映包含着创造。反映是创造性的反映，反映的能动性本身就包含着创造性因素，能独创性地提出新的认识内容和认识方法。另一方面，创造是反映基础上的创造。反映为创造提供了内容，离开了反映就根本谈不上创造。
认识论的这场讨论，虽然个别观点较为偏激，但大多数观点是建设性的，把选择、建构和创造因素纳入到反映过程之中，这无疑是对反映论的深化，更深刻地揭示了认识反映的能动本质。同时，这场讨论自觉不自觉地指出了认识论的创造性内容，提出认识论包含着创造认识论。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拒斥反映论，贬低和否定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主张非理性化的认识论，认为只有在创造性的直觉中，才能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和合二为一的两忘境界，这样主体就直观到了客体，也就达到了对客体的认识和把握，这实质上把认识看作是在主体的直觉、直观状态下的创造过程。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在消解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和反映论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约定、任意、不断增生和开放创造的认识论。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不关注认识的基础和终极目标的追求，而只强调认识的自由创造和任意流浪。可见，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创造性认识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创造认识论的提出，不仅是认识论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人类许多全球性问题要急需探讨，同时，世界高科技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又使得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创造认识和创造活动。可以说，当今世界是处在一个和平、发展与创造的新时代。另外，知识经济时代已见端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标志着知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更标志着知识的不断创新和创造。因此，建立一门以人类的创造认识为研究对象的创造认识论就很有必要。
其实，创造是人的本质之一。单就人的生物本能来说是很不完善的，人的生理器官是很不完善的，它和外界环境并未形成特定化的关系，因为外界环境不能完全自发地满足人的需要。外界环境对人来说是匮乏的，人为了求生存，必须改造甚至创造外界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对于这一点，生物哲学人类学家格伦作了很好的论述，他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人从压迫中获得解脱，并试图把他存在的匮乏转换成一种被改善了的生存条件。”（注：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2页。）
就连人的生物本能和外界环境的关系都是开放的和创造的，那么人的社会本质与文化本质同外界环境的关系就更是开放的和创造的了。因为人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不可能从外界自然环境中自动地得到满足，人必须在改造外界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人类社会和文化世界，以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人类第一次制造石器开始，就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创造性活动的开始，正是由于人的创造性活动，人才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组成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多种形态而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已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断丰富，这些都应归于人的创造性本质和创造性功劳。
然而，人类的创造实践活动总是有其创造认识活动作为先导，或者总是相伴着创造认识活动的。正是由于人类的创造实践和创造认识活动，才使人类认识不会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不断地超越原有的认识，不断地向着认识客体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向着认识主体能力的高水准，不断地向着认识工具的多样化和精确化进步着、开放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与开放，是有其创造实践和创造认识作为原动力的，同时后者又表征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与开放，人类认识在其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因此，研究人的创造认识，建立创造认识论也是研究人，研究人的认识本质的根本任务之一。
二
创造认识论就是研究人的创造认识的一般过程和具体环节的认识理论。创造认识是指探索人类未知世界，并能获取创造性认识成果和产生新认识方法的特殊认识活动。因此，创造认识中的“创造”一词主要是名词和形容词，用来修饰认识的，即是创造性认识，为了方便起见就简称为创造认识。探索性和独创性是创造认识的两个显著特点。只有探索性的认识才是独创性的认识，同时也只有独创性的认识才是探索性的认识。
创造认识论首先要研究创造认识主体的特质，因为创造认识是具有创造认识能力的人的认识，那么创造认识主体就不仅具有一般认识主体的性质，而且更要具有能从事创造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的性质可以归结为：具有非凡、高超的创造力。主体的创造力包括有敏锐的感觉能力、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理性思维能力、非理性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是主体的各种能力、素质的有机整合和集中表现，它是主体的认知、人格和社会层面的综合体；丰富的知识及其优化、合理的知识结构。创造主体的知识结构应是金字塔型的，专业知识是其中心，相邻学科知识和文理互渗知识是其边缘；健全、优秀的心理素质等。
创造认识的本质、创造认识的程度和创造认识的类型，是创造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认识论深刻地揭示一切认识的反映的本质，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能动的反映过程就包含着映现、选择和建构等环节于自身之中。作为特殊认识活动的创造认识，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服从着认识反映的一般过程和规律。反映的能动性就多少包含着创造性，是创造性的初级形式。但创造认识论所说的创造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能动性，而主要是指一种开创和探索，并能获得独创性认识成果这一高级形式的创造性。因此，创造认识的本质是由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构成的，认识的反映本质是创造认识的一般本质，认识活动的探索性和开放性，认识成果的独创性和认识方法的新颖性等，则是创造认识的特殊本质。认识的反映和创造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就意味着创造认识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统一，创造认识的一般本质是基础，创造认识的特殊本质是其升华。
创造认识的“创造度”即创造认识的程度。认识的能动性是创造认识的基础或者说是创造认识的初级形式，认识的创造性是以认识的能动性为基础，并且是从认识的能动性发展而来的。自觉性、意识性、自主性、自为性和积极性等，是能动性的重要内容。创造认识的能动性，表征着人的创造认识活动在坚持物质第一性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认识活动所走过的不同于客观物质运动的具有自身特性的道路，正是创造认识过程和道路的自身特性和规律，就表征着创造认识的自觉能动性。
认识的创新性则是比能动性更进一步和高一级的创造认识形式。认识的创新性不再停留和局限在认识的意识性和自觉性等认识的能动性上，而上升为对认识的新贡献和创新上。认识的创新性大致包含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已有的认识成果提供了新的证明材料。认识创新性的这一情况表明，创造认识活动虽然没有创立一种新的、完整的理论的学说，但对已有的理论和学说（即认识成果）提供了新的论证材料，从而使这一认识成果更加正确、全面和丰富。第二，指出了已有认识成果和认识理论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这也应属于创造性认识，这种认识具有创新性。第三，把认识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和应用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第四，通过另外的途径和方法，论证着已有的认识成果，这也属于创造认识的范围，具有认识的创新性。这种创造认识既没有提出一种较独立和典型的理论或观点，也没有为某一理论和学说提供新的证明材料，而是采取了新的认识方法和论证方法得出了同样的认识理论和观点。
在创造认识中，独创性是比创新性具有更高程度的创造性，是创造认识中最具创造性的认识形式，是创造认识的最高表现。独创性的认识成果决不是照搬、照抄，也不是模仿，而是创造性地发现和构想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发明创造出新的技术成果，当然，独创性的认识成果不是支离破碎和现象描述性的，而是典型的、完整的和本质的。但只提出某一学说中的关键原理和观点，也是认识独创性的表现。独创性认识成果是最新的，是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独创性认识既指独创性的认识成果，又指独创性认识成果的获取过程，即是独创性认识成果和认识过程的统一。
认识的能动性、创新性和独创性，既是创造认识的不同形式，又是创造认识的创造度不断递进和增强的三级阶梯，它们分别表征着创造认识的依次递进和创造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上升过程。创造认识的创造度的不同，也反映在创造认识的时效上，创造认识能力强，其创造度也高，所消耗的认识时间就短，而获取的创造性认识成果就更大、更多。
创造认识不仅有程度的差异，而且也有类型的不同。从创造认识的前提成果的不同情况，可以把创造认识分为始创造和再创造。认识的始创造是指没有现成的、直接具体的认识成果前提下的最初的创造认识活动。当然，认识的始创造也是有间接的人类认识材料和成果作为前提的。认识的再创造则是指在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完善和反展着这一认识成果的创造认识活动。这就是说，认识的再创造所获取的创造性认识成果是有其直接的前提成果的，它不是最初和第一次创立理论和学说，而是对某种理论和学说的再创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某种理论和学说。
从创造认识的理论层面和实用层面的不同，可以把创造认识分为理论创造和实用创造。理论创造是指发现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提出关于客观世界的某种原理和学说的创造认识活动。实用创造则是指在某种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构想、发明某种实用技术和工艺，制定某项决策的创造认识活动。实用创造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运用某种基础理论应用于实践过程中的实用发明创造，如运用力学原理解决一系列机械问题的发明创造。二是根据实际需要，对技术进行改造或者发明新技术的创造。理论创造和实用创造就其认识对象、认识性质、认识的思维层面等方面都是有差别的。总的说来，认识的理论创造更具有纯理论的性质，而认识的实用创造则更具有认识的应用性质，认识的理论创造和实用创造又有相互包含的成分。另外，创造认识还可分为个体创造和群体创造、科学认识创造和艺术认识创造等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应成为创造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创造认识论也要研究创造认识的基本过程和一般规律。创造认识毫无例外地遵循着认识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但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来说，创造认识过程是由其起点阶段、探索阶段、突破阶段和验证、评价阶段构成的。
创造认识的起点阶段是指在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确立待知客体的过程，待知客体是处于已知客体和未知客体之间的中介，认识客体由未知到待知再到已知，表明客体不被主体所不知到知的不断转化过程，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浅知到深知的不断深化过程。待知客体在本质上是未知的，但它又不等同于未知客体，因为待知客体已纳入到人们的实践和认识领域之中。然而，待知客体又不等同于已知客体，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未知的。待知客体是未知客体转化为已知客体的桥梁，它的确立就成为创造认识的起点。
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首先是获取新感性材料的过程。要获取新的感性材料，首先就要了解前人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又要对这一新客体（即待知客体）进行新的观察和实验，并且把所获取的新感性材料同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相对照，或者发现原有知识和经验的不足，从而完善着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或者为新理论和学说的产生准备了感性材料。当然，获取新感性材料的过程始终有理性认识的渗透。进而，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就开始对新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理性思维过程。这时，认识主体动用了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经验，认识主体也运用了各种思维方法，包括各种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在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认识主体的情感也集中倾向于所研究的问题，精力高度集中，全身心地投入在所研究的问题上。这时，认识主体是忘我的如醉如痴的，由于受研究对象的强化，主体全身心的进入客体中，客体也占据了主体的整个意识。这时，主体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但并未获取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主体的精力既高度专注和紧张，又心急如焚和焦虑不安。正是主客体的这种既统一和隔离，主体心境的极度矛盾二重性，为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是指凭借直觉等非理性思维形式，获取创造性认识成果的过程。当认识问题经过相当长的探索过程而得到强化，但又没有最后解决，并且创造认识的进程又处于停滞和受阻状况。这时，认识主体不再想去探索那令人讨厌的认识问题，只想调整一下思维，去从事一下轻松、愉快和休闲的活动。这时，意外的情况往往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在某一细小的偶然事件的启发和触动下，那一百思不得其解的认识问题在直觉等非理性思维的作用下，得到了意外的、完满的解决，并获得了独创性的认识成果。
创造认识的验证、评价阶段是对创造性认识成果作出真理性、创造性及价值性的检验。真理性的检验就是检验独创性认识成果是否和客观事实相符合，是否是正确的认识理论。创造性的检验就是检验独创性认识成果是否超出了前人的水平。价值性检验就是检验独创性认识成果是否符合全人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是检验创造性认识成果的真理性、创造性及价值性的唯一的、最终的标准。
在创造认识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一般内容和过程。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包含着感性认识，因为创造认识在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一旦确立了待知客体，就开始了对这一新客体的感性认识。和一般的感性认识相比，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则更具有开放性，这主要在于一般的感性认识在获取感性材料后就基本结束了，一旦对感性材料进行思维的加工和整理，就标志着正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而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在获取感性材料后，并不标志着该认识阶段的基本结束，而是要对感性材料进行长期的苦苦研究和探索，只不过还没有揭示出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还没有获取创造性的认识成果。因此，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包含着感性认识，也包含着理性思维的内容。创造认识由探索阶段发展到突变阶段，标志着创造认识的质变和飞跃。因为，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获取了独创性的认识成果，并加速了认识的发展，提高了认识效率，而这认识成果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所以，创造认识由探索阶段发展到突破阶段，包含着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但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创造认识由探索阶段发展到突破阶段，也就是创造认识由渐进向突变的发展。因为，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虽然是开创性的和探索性的，但就认识的时效来说，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的认识时速是渐进的，是按照有步骤、分阶段的认识程序进行的，创造认识的探索阶段还没有最后获取创造性的认识成果。而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不是渐进的，而是突变的，其认识进程是跳跃、浓缩和聚焦地发展的。因为，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主要是凭借直觉思维而开启和完成的。而直觉是一种对客观事物本质的突然领悟和把握的非理性的思维形式，它具有不自觉性、瞬时性、非逻辑性和突然性等特征。从而，由直觉开启和完成的创造认识的突破阶段就具有了以上的特征。这可被视为创造认识的客观规律之一即渐进和突变统一律。
创造认识的发展过程就展现为创造认识的宏观规律，即在创新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要素的新配置。也就是说，新认识客体、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主体与之相适应的新认识工具配置在一起，在创新实践基础上从事着创造认识活动。另外，和一般认识相比，创造认识过程表现得异常的复杂和艰巨，成功是在无数次失败后达到的。这些都可被视为创造认识的宏观规律。
从创造认识的微观思维机制来说，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的相关和互补，即意识和无意识、逻辑和直觉、理智和情感的相关和互补，在创造认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理性思维是创造认识中起到了的基础、定向和支撑的作用，而非理性思维在创造认识中则起到了辅助、补充和激活的作用。在推动创造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张力，并且其张力的重心又不是在绝对的中心，而是稍为向理性一边靠近，但它又不是无限制地逼近理性最后如溶入在理性中。理性和非理性之间除了张力外，还有一种共同的力量或合力，即驱动力或推力，这推力就是推动创造认识向前发展的力量。正像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其重心稍偏向理性一样，作为认识驱动力的理性和非理性其重心也稍偏向于理性。这就是说，理性和非理性所产生的力量平衡，不是绝对的均衡，而是有其侧重的平衡，并且又是在推动创造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总的说来，理性思维是创造认识的坚实基础和中坚力量，非理性思维则是创造认识的催化剂和助推器。思维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相关和互补，可被视为创造认识的微观规律。
三
创造认识论是认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整个认识论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创造认识论和认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它们是个别和一般、分支和总体的关系。
在研究对象上，认识论以整个人类认识的一般活动为研究对象，它不仅研究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怎样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且也研究认识怎样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和受实践的检验。它不仅研究认识的主观反映过程，而且也研究认识的知识化和知识的运行过程。总之，认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而创造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服从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因此，创造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认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部分。
在认识方法上，认识论研究人类认识的一般方法，即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因果分析、类比以及观察、实验、假说等一系列理性方法和非理性方法。而创造认识论主要研究创造性的认识方法，如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直觉思维以及想象和幻想等，因为这些认识方法同创造认识直接相关，所以成为创造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理论特征上，认识论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实践性、能动性和辩证性。认识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能动反映的全过程，认为认识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不仅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是能动和辩证的，而且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也是能动和辩证的。而创造认识论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
从以上分析可见，创造认识论是认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又是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即是把认识论所研究的创造认识这一部分抽取出来，突现出来，重视进来，作专门的研究。
研究创造认识论对于认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有着重大理论意义的。同时，研究创造认识论，对于开发和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对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又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师范院校；教师伦理；教师专业化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师伦理状况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伦理本义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教师伦理则是在学校教育职业活动中，教师调节与他人和社会集体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教师伦理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中，反映了教育教学利益关系，是教师能够承担社会职责完成职业使命的依据和保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师专”)的主要任务是为义务教育学校培养师资，教师伦理水平直接影响其从教后的观念和行为以及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一、存在的问题
(一)爱岗敬业意识淡薄，注重个人功利
爱岗敬业是教师伦理的基本要求。教师只有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甘做人才成长阶梯，才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繁杂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对教育事业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完成“百年树人”的重任。笔者调查发现，部分师专教师爱岗敬业意识淡薄。同时，一些教师功利观念过强，过分看重能给自己带来名利的行为，而对需要奉献的日常工作则不以为然，社会责任感降低。部分师专学生反映“老师上完课就走，不愿意在教室停留”“老师不太爱管事，对一些学生的违纪行为装作看不见”“学生评价老师如果得分比较低，老师就生气”。由此可见，一些教师对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不负责任。
(二)关爱学生力度不够，师生关系疏远
关爱学生是教师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情感基础，也是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基本前提。关爱学生能够密切师生关系，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形成融洽和谐的教育气氛，甚至还可以弥补教师自身才能的一些不足。笔者调查发现，当前师专教师伦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缺失，师生关系比较疏远。学生普遍反映，多数教师对学生缺乏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学生缺少与老师沟通的机会。一些学生指出教师存在“记不住学生的名字，上课提问喊学号”“冷漠，躲着学生，不愿意和学生做朋友”等不良表现。一些学生形容自己对老师是“单相思”。部分教师对学生漠不关心，没有给学生积极的引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学生对老师比较生疏，与老师的情感关系和心理距离较远，对教师的要求和行为必然缺乏认同和接纳。
(三)严谨治学精神欠缺，忽视课堂教学
严谨治学是教师伦理的根本要素，是指教师研究学问应保持严肃谨慎和求真务实的态度。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部分师专教师满足现状，认为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知识结构完全能够胜任工作，因而不注重充实和更新知识结构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缺乏积极进取和潜心钻研的精神。还有一些教师没有把教学作为中心工作，课堂知识讲授缺乏独立见解，照本宣科，机械重复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教学过程枯燥乏味，再加上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不严，学生逃课及上课睡觉现象常有发生。
(四)为人师表作用不明显，自律意识亟待提高
为人师表是教师伦理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重要标志，是指教师的品德和人格应对学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教师是最直接的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活生生的榜样。师专教师是“师表之师表”，因而对其品行的要求更高。部分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违反职业纪律：有的上课接打手机，随意中断课堂教学；有的打乱课程计划安排，随意调课；有的因为其他事务误课，随意缩短教学时间；有的对学生态度强硬，高高在上。这些行为降低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削弱了教师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二、问题的归因
(一)职业信念不坚定，成就需要缺乏，教师快乐体验不足
爱岗敬业是对教师工作态度的要求。师专一些教师工作态度不端正，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方面社会环境是制约教师伦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师专教师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滋生和蔓延，忽视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另一方面师专不注重对教师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也不能充分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主观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教师缺乏职业理想和信念。其次是教师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情感得到满足而获得快乐体验是教师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同其他高校相比，师专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较低，成就感和自尊感较为缺乏，这使得一些教师仅仅把教育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事业执着追求。(二)不了解学生心理需求，师爱意识偏差，教师情感投入不到位
教师伦理重点体现在师生关系中，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在师专中，一些教师对学生冷漠，尤其对学生缺乏了解，同其自身对师爱认识不足密切相关。一方面，师专学生对教师的情感需求强烈而且容易满足。由于大部分学生住校独立生活缺乏亲人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非常渴望教师代替父母的角色，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中最亲近的成年人。学生“愿意和老师在一起聊天说话”，但又不敢主动接近老师，老师的一个微笑、一个关注的眼神都能使他们获得不同层次的快乐和满足。部分教师不了解学生的特殊心理需求，没有给学生必要的关心和爱护，致使学生情感缺失得不到弥补，对老师产生畏惧甚至不满心理。另一方面，一些老师对师爱的认识不到位。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教师对待学生应以心换心、以爱生爱、以情移情，不能只注重教师的权力和威严。用严格要求代替关心爱护，用师道尊严强制遵守服从，其结果必然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三)教学模式单一，发展目标不明确，教师忽视专业素养的提升
严谨治学是伦理规范对教师业务素质的要求。部分师专教师治学态度欠佳，一是由于社会上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的消极影响；二是学校评价机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问题。师专对教师的评价涉及思想态度、教学水平、科研成果和工作成绩等诸多方面，由于教师学识水平和治学态度不易进行量性分析。评价过程中难度较大，因而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学历、资历、科研成果等容易量化的指标上，导致很多教师在工作中只追求显效性的成绩，忽视教学质量和知识积累等内在素质的提高；三是固定化的教学模式使教师产生思维定势。突破原有教学模式的束缚比较困难，教师创新精神和钻研能力越来越弱，教学在低水平徘徊。另外，由于师专没有升学任务，学校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的监控力度不强，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识水平没有较高的要求，导致教师对自身的专业素养的提升缺乏长远打算，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发展动力不足，钻研精神欠缺。
(四)品格修养欠缺，学生消极厌学，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师表意识是教师伦理的基本特征。部分师专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自律意识较差主要归因于：一是个人修养存在问题，如傲慢、势利、自以为是等，严重影响教师形象；二是长期T作消耗与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师专由于在社会影响力、专业、学历、就业等方面处于劣势，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较低。反映在学习方面，大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缺乏学习热情、学习兴趣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面对学生的消极态度和厌学情绪，加上不善于自我调节，逐渐产生了职业倦怠，表现为：对工作缺乏热情，教学态度懒散，降低对自身的要求，自我约束意识减弱等。
三、解决的策略
(一)突出师范特色的专业信念教育与管理，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师专对教师进行专业伦理教育可以采用“回炉式教育”与“跟进式教育”的方式。“回炉式教育”主要指师专教师工作一段时间后，与学生一道重温职业规范，接受职业理想信念再教育。“回炉式教育”是终身教育思想在教师伦理方面的充分体现，有利于教师伦理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跟进式教育”主要指教师应跟上学生的教育专业实践活动，分期分批参与到中小学教育观摩和教育见习等活动中。“跟进式教育”也是一种体验教育，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促使其感受和思考现实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形成教师职业良心。上述两种教育方式中，教师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在主客体转换过程中教师伦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学校应注重实施情感管理，体现人文关怀，如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增强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为教师提供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提高教师的责任感；为教师提供获得成功的机会，满足教师的成就感。这些情感的满足能够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从而激发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岗位。
(二)搭建师生互动平台，增强“师爱”意识，密切师生情感关系
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情感可以说是教师伦理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这既取决于师生双方交往的频率和深度，也取决于教师的师爱意识。师专应积极为师生交往搭建平台，如组建学科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组织、组织教师对学生进行各项教学基本技能训练、举办各种读书学习及娱乐活动等，拓宽师生交往渠道，加深师生交流，密切师生情感关系。教师是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工作，没有深厚情感做基础的教育很难取得良好效果。教师应用爱和感情对待学生，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教师对学生应多从生活上关怀和体贴，拉近和学生的心理距离，给学生足够的信任与尊重，尊重学生内心真实的体验和情感以及由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充满期待，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效应。
(三)树立课程改革意识，合理规划发展阶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伦理强调教师研究学问应持严肃谨慎、求真务实的态度。师专对教师钻研精神的培养必须紧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步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中小学教师带来的一场新的革命，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变革。师专作为中小学教师的培养机构，仍然沿袭多年以来固有的教育理念、教材内容和教学模式，严重滞后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现实，不可能培养和造就新形势下具有时代精神的教师。因此，师专应开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课程改革，动员全体教师积极钻研基础教育课改理论，重新整合课程资源，编写教材和讲义，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师专课程改革有利于推动教师思考和研究问题，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关注课堂教学效果，重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与此同时，师专教师应对自身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包括对自己合理定位，确定发展方向；了解学校，明确发展空间和资源条件；确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长远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引领和激励作用；积极采取行动，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
(四)强化“两代师表”意识，不断寻求工作兴奋点，克服教师职业倦怠
教师伦理要求教师注重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典范，增强“教师意识”是首先应重点思考的问题。教师意识指教师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学生中产生的影响的认识。“我是教师”意识的增强，能够激励教师加强个人修养和完善自身形象，以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楷模。
全市拥有2个国家一类口岸，1个国家二类口岸和5个边民互市点，湘桂铁路与322国道贯穿其中。凭祥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全市有壮、汉、瑶、苗、侗等17个民族，总人口10.6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3.7%。壮族人口有8.8万，占总人口的82.3%。
民族文化的重点分布及其特点
（一）独具特色的以军事名胜古迹为主的人文景观
历代以来，凭祥一直是个边陲重镇，尤其近代以后，发生过多次抗敌护边的战争，因而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御边旧址，军事名胜古迹较多，有二关一卡十九隘之称。既有气势雄伟的关隘，又有秀美奇特的古建筑;既有恢宏的古战场遗址，又有现代战争的痕迹。其中有友谊关城楼、金鸡山古炮台两个一级景点，有大连城、白玉洞、平岗岭地下长城三个二级景点，以及班夫人庙、万人坟、伏波庙、平而关、叫隘等三级景点。
（二）秀丽的以亚热带景观和喀斯特地貌为特征的自然景观
凭祥大部分地区属于溶岩峰林地貌，山多洞多，且山美洞奇。往往是或山峦叠嶂，或奇峰林立和悬崖峭壁;岩洞内空间大，钟乳石形态万千，玲珑剔透。主要有金鸡山、法卡山、大青山、白云山及白玉洞、中山岩、牛岩、观音岩、瑛龙岩等。平而河自越南流入凭祥，河水清澈且流量大，水流平缓，两岸是青山翠竹，美丽的小村庄依山傍水，两岸景观充满着诗情画意。
（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关键词】时病论；文献研究；外感病；雷丰
《时病论》清·雷少逸著，是一部全面总结中医外感病理论证治的重要古籍，对外感病诊治的理、法、方、药以及医德修养均有见解。此书以《素问》八句经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纲，分四时立论为目，体例简洁独特，逻辑严密；对外感病的辨证提出多层次、多方法的知时论证，按时分病，共列四时之病七十二种，自拟治法六十种；提出以法统方，拟用诸方皆以法名之，杜绝用某方治某病；按四时五运六气治时病，不拘寒温之分，寒温合论，寒温并用，克服了历来寒温对立之局限，构建了全新的中医外感病分类治疗体系［1］。
1病因
以四时之气为主因、主线。其先君尝谓曰：“一岁之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临证未免茫然无据”。丰谨志之，至今耿耿不忘。故冬、春、夏、秋四时之气使人致病得主因，并明确指出知时令是识病的关键，论治的前提，强调“不得乎时令，则不得为医”。雷氏在序言中指出：“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伏之分”，“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雷氏认为无论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时病均分为新感和伏气两类。四季新感时病均为感邪即发疾，又因运气的胜复而有所变化；四季伏气时病为感邪后发之疾，又分为两类：冬受寒气，伏而不发，郁久发热，待来年春分之后，阳气驰张，伏邪自内达表；或六气袭人，伏而不发，随四时六气更换，再感新邪，触动伏气而发。如春季新感包括受风而发的伤风、冒风、中风，及夹邪而起的风寒、风热、风湿，以及感非时之气的寒疫等病；春季伏气包括春温、风温、晚发、温病、温毒等病［2］，其他季节类此。
2病机
由于时病的发生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特别是与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要求“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由于患者感邪微甚不同，发病情况有明显区别，感邪甚者即病，感邪微者邪气伏藏，过时而发。病者属新感，病初多见表证；过时而发者属伏气，病初即见里证［3］。此外，人的体质也有虚实、寒热的差别，妇人尚有经、带、胎、产等特殊情况，因此雷少逸提出“知时论证，辨体立法”的原则，即所谓“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之疴，更审其体实体虚，而施散补之法”。
3治法特点
3.1治温——温有五种：春温者，治以辛温解表法；风温者，治以辛凉解表法；温病者，治以清热保津法；温毒者，治以清热解毒法；晚发者，治以清凉透邪法。其治法虽各自不同，但五种温病的本质是相同的，均是由于冬受微寒，邪气内伏，至春因不同的外感而发，即“新感之邪虽殊，伏藏之气则一”。
3.2治泻——飧泄乃因土虚木胜，治以温中兼以舒肝的温中泻木法为主；洞泻为土虚木乘兼有湿邪为乱，故在温中泻木中兼以运湿；寒泻是因肝脾肾的虚寒，故用温肝脾肾的暖土卑监法；火泻及湿热为患，用通利州都加芩、连法；暑泻因暑湿为患，用清热涤暑法；湿泻因湿困中焦，用通利州都法以渗湿。痰泻是痰阻气滞，用化痰顺气法；食泻是宿食为患，故治以健脾消食的查曲平胃法［4］。
3.3治湿——《时病论》分湿为六：伤湿、中湿、湿热、寒湿、冒湿、湿温。据其表里可分为内湿和外湿。其治疗亦分表里。在表之湿用辛散之法，如冒湿用宣散表湿法，伤湿用辛散太阳法；治里湿有渗利法及燥运法，如治伤湿、湿热的通利州都法，治寒湿的辛热燥湿法，治湿温的清宣温燥法。雷氏的表里分治，“治表湿宜辛散太阳法去桂豉，加入苍、朴，俾在表之湿，从微汗而解也，治里湿宜通利州都法，俾其在里之湿，从小便而去也”。
3.4治咳——“秋初伤湿不即发者，湿气内酿为痰，痰袭于肺而作嗽，名曰痰嗽……秋末伤燥不即发者，燥气内侵于肺，肺失清降而咳名曰干咳”［5］。其治疗方法，“总不越两太阴经之治也”。即痰嗽者，治以理脾为主，渗泄为佐。宜以加味二陈汤治之。而干咳即燥咳，治以理肺为主，润燥为佐，而分别治以温润辛金法、清金宁络法。
3.5治寒——《时病论》以冬令受寒，有浅深之别。其深者为中，中寒又有三阴经之别。浅者为冒，即寒邪受于躯壳之外。中寒者因突受寒杀厉之气，卒然腹痛，面青吐泻，四肢逆冷，或昏闭身凉，或微热不渴等证。本病在肝脾肾三经，故有腹痛吐泻，治以辛热祛寒，但因三阴经不同，其表现、治疗亦不尽相同。“盖太阴中寒，则腹中作痛，少阴则脐腹作痛，厥阴则少腹作痛。”“沉缓中太阴，沉细中少阴，沉迟中厥阴。”“寒中太阴则以干姜为君，寒中少阴，则以附子为君，厥阴则以吴萸为君。”冒寒乃寒气伤乎躯壳之外，而未传经入里。是以遍体酸疼，头亦微痛，恶寒发热而乏汗，脉象举之而有余。因其病位在表，故治以辛散太阳、辛温解表之法。
3.6治杂病——《时病论》虽名时病，但其书中治所论并非单纯的时病。雷氏治疗杂病，书中亦有体现。如类中一病“因气虚之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忽然昏冒为虚中，治宜补气；一因气实之人暴怒气逆，忽然昏倒为气中，治以顺气；一因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卒然昏倒无知为火中也，治宜凉膈；一因过饱感受风寒，或因恼怒气郁食阻，忽然昏厥为食中也，治宜宣消；一因登冢入庙，冷屋栖迟，邪气相侵，卒然妄语，头面青黑，昏不知人为恶中，治宜辟邪。”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治法。
4医德修养
作为一名医生其医术和医德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雷少逸前辈亦强调如此。《内经》中的“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亦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医者依也，人之所依赖也；苏人之困，拯人之危”。并且在治疗上亦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古之成方须损益；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医家不可嫉妒害人；医毋自欺［5］。
综上所述，雷少逸的《时病论》不仅仅是治疗时病参考用书，更为读者提供了脉络清晰，辨证独到的治疗方法，而且其治学严谨，用药考究，足以为后人训。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夏晨.《时病论》创新点探析［J］.浙江中医杂志，2008（06）：31.
［2］宋咏梅，张思超.《时病论》及其主要学术特点［J］.山东中医杂志，2007，（09）：51.
［3］刘纳文.《时病论》学术思想初探［J］.河北中医，2008，30（3）：315316.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均衡；教师轮岗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历史、政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学教育在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存在非均衡发展问题。中小学教育绝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最直接的后果是侵害了一部分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显然违背了我国义务教育法基本指导思想，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教师轮岗制(又称教师交流制或教师轮换制)正是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遏制“择校热”，促进中小学教育均衡发展所采取的一项新举措。它是指为了促进教师成长和教育均衡，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属行政区域内的教师，在不同学校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任教的制度。应该说，教师轮岗制的实施在平衡教师资源、促进教育均衡等方面取得了部分预期效果，但是，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师轮岗制非国人创举，日本、韩国等国早已实施此制度数十年。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舶来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再加上教育非均衡问题的历史性以及我国国情的复杂性，我国教师轮岗制的实施状况的确有些不尽如人意。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
一项教育政策要得到有效执行，需要政策执行者具有较高的素养，能深刻领悟教育政策精神，切实担负起执行该项教育政策的责任。但在实际当中，政策执行者往往是利益关系人，当一项教育政策对其自身利益造成威胁时，这种内在的冲突往往使政策执行者阻碍政策的执行，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如：在对某市教师轮岗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优质学校的校长没有将真正的骨干教师交流出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挑大梁”的班主任或者学科教师留下，而将教学水平一般或者富余的学科教师交流出去。另外，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也并非真心想帮助薄弱学校发展，而仅仅借机将这一政策当作捞取金钱的手段；还有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根本不达标、也不对口，这也迫使薄弱学校不得不在接收轮岗教师上持一种“谨慎欢迎”的态度。
(二)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
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的环境体系。稳定、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有利于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水平，一旦这种教育生态环境恶化，就会对教师的心理、工作等带来影响，最终会影响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教师轮岗政策实施后，与之相连的轮岗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职称评聘问题、教师归属感问题等却没有配套的法律予以保障或没有得到快速而有效的解决，致使教师的教育生态环境恶化，部分教师由此产生忧虑和抵触心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违背了教师轮岗制的初衷。
二、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小学教师轮岗制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的后顾之忧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政策目标超出政策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是指教育政策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解决教育问题所能达到的程度。教育政策能力存在着限度，能否认识和把握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与选择、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的结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小学教师轮岗制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政策来解决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我国中小学教育出现的非均衡发展状况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扭转“”造成的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在教育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实施“重点学校”“精英型教育”等政策，经过20多年的“马太效应”式发展，最终造成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现状。可见，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由师资质量造成的。因此，想仅仅依靠教师轮岗这个单一政策来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这远远超出教师轮岗政策的能力限度。因此，要想最终实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除了教师轮岗政策之外，还需要佐之以其他政策及保障措施。
(二)政策相关者利益冲突
一项教育政策之所以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项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维护各自利益所致。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的看法和做法是不相同的。教育行政部门站在全局的角度来布局，校长则站在自己学校利益的角度来采取应对措施，教师则会考虑自己各方面福利待遇的得失。各自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进而导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失真现象，最终导致该项教育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另外，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最为重要的根源。政策执行者通常身兼执行者和目标群体双重角色，他们经常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中。当某项政策给执行者带来利益上的损失，或使其面临更大的困难时，缺乏岗位责任意识或这种意识不强的执行者，为尽可能维护局部的乃至个体的自身利益，就会采取各种对策和行动，而使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
(三)政策实施缺乏人文关怀
针对这样一项涉及众多人更的改革，政策实施者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积极营造氛围，引导广大教师更新观念，自觉自愿地参与轮岗；要注重轮岗的意义和效果，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体现人文关怀。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政策实施者在实际工作中对轮岗教师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如：有些地方采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轮岗教师，抓到的教师必须去，缺乏对教师实际困难的考虑。这就使得轮岗的教师心灰意冷，即使勉强到了新单位，也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最终影响其教学水平的发挥。这样的轮岗很难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同时也对政策的执行带来不少阻力。转(四)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使该项教育政策偏离原来方向执行。一个科学、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必然要有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和纠偏机制。当一项教育政策没有得到正确、有效执行时，相关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对策，进行纠偏，使其按照预定方向执行，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然而，我国一些地方的教师轮岗政策却缺少这样的监查纠偏机制。我们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在实施教师轮岗制时，对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没有一套及时、有效的反馈纠偏机制，因而造成部分教师抵触情绪较为强烈，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例如：有些教师反映，自己已经完成了轮岗，可是职称评定时却并没有体现原来说的优先考虑；还有些教师反映，轮岗政策的确是实施了，可是原先承诺的与之相关的交通费补贴、生活费补贴却迟迟不能予以解决；等等。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教师轮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才能保证其取得预期效果，保证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专家调研和论证工作，完善政策体系
专家调研和论证是教育政策制订的前提性工作，对教育政策的制订、实施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想提高教师轮岗政策的实效性，就需要组建一支研究教师轮岗政策的专家队伍，深入学校、深入基层，搞清问题形成的来龙去脉，并进行论证分析，最终形成一系列有价值、能够指导教育改革发展的调研成果，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实，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根本在于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和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保障。而中小学教育要均衡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在政策上思考定位。因此，推行教师轮岗制的地方政府应从完善政策体系出发，制订一系列与教师轮岗政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如财政投资、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法律保障等政策措施。
(二)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照顾各政策相关者利益
政策相关者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规避不利于自身的政策，因而有必要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来补偿政策相关者的利益损失。利益冲突消解机制就是使得矛盾化解的各项措施。例如，针对重点学校的教师不愿去薄弱学校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质学校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给予其物质上的奖励；第二，在职称评定时，可以降低其评选条件；第三，到薄弱学校轮岗的教师在推先评优、培养选拔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第四，按照薄弱学校的交通、医疗等条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然后按其级别提供特殊津贴，当这些轮岗教师重新调回重点学校时，特殊津贴自动取消发放。
(三)畅通沟通渠道，注重以人为本
在教师轮岗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应该切实考虑每位轮岗教师的实际生活困难，畅通沟通渠道。比如，可以建立教师轮岗信箱，使教师的意愿能够及时上达，将问题化解在摇篮里。另外，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中，执行者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避免采用非人性化的方式来应付上级领导交给的轮岗任务，避免教师将消极情绪带到课堂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的教师轮岗制除规定哪些教师必须轮岗外，对不应轮岗教师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如任教不满3年的教师、57岁以上未满60岁的教师、妊娠或休产假期间的教师等。
(四)建立健全政策督查与纠偏机制
健全的政策督查、纠偏机制是教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环节，也是防止教育政策失真的重要手段。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往往会出现政策执行者错误解读现象；如果教育政策执行者与制订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教育政策的执行就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趋势。因此，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加强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保证民意上传渠道的畅通，是保证教师轮岗制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
(五)统一法律规定，改革教师人事制度
一、如何办好领导交办事项
（一）接受工作任务要弄清"三要素"
领导交办工作任务，大体都有"三要素"：一是内容--办什么事；二是时限--什么时间完成；三是要求--工作质量， 注意事项等等。秘书人员在接受领导交办任务时，一定要把"三要素"搞清楚，为把事情办好创造前提条件。
（二）优化办事成果"三比较"。
办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好的结果，排除或缩小坏的结果，因而办事的全过程也是趋利避弊、兴利抑弊的过程。事物有其两面性，比较地说，一是利，一是弊。优化办事成果，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比较，这就是"利利相交取于大，利弊相交取于利，弊弊相交取于小"。
（三）把握好办事"三形式"
（四）检验办事效率"三标准"
秘书人员完成领导交办工作之后，要进行工作效率自我检验，标准有三：l．工作质量，是不是达到了领导要求的限制条件，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和漏洞；2．工作速度，有没有超过工作时限，有没有浪费拖延时间的情形；3．对社会和群众的影响，办事全过程对社会、群众有没有不良影响。
（五）向领导复命"三注意"
二、如何办好请办事项
做好请办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秘书人员和部门事先搞好情况调查和了解，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可行的工作建议，并且通过科学的请办方式和程序，使领导对请办建议表示赞同或者赏识，以体现出秘书人员在请办工作中的参谋助手作用。
（一）精心准备，提出合理建议
（二）讲究方法，选择适当形式
（三）注重程序，坚持逐级请办
（四）提高艺术，优化请办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