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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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为纳税人，分公司与母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我们把全国的子公司都改变成分公司，是不是就可以由集团本部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同分公司间的利润和亏损就可以相互弥补？
据了解，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后，企业非常关注新法对纳税主体、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费用扣除等方面的规定，迫切希望了解正在制订中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能会有的内容。目前，一些精明的企业已经根据新法的规定，筹划企业未来的税收安排。专家认为，新《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后，税收筹划格局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税收筹划利益，除了继续利用保留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外，将更多地在企业机构设置、关联企业交易、费用扣除以及企业所得税外的其他税种上多做文章，寻找新的筹划点。
一、所得税筹划“三板斧”失灵
有关人士透露，在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前，一些地区出现了抢注企业的现象。比如在上海浦东新区，一个投资者就注册了6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人问这位投资者为什么要抢注这么多企业？他说：以后靠卖这些企业名称就能大赚一笔。
专家分析，新《企业所得税法》在颁布和正式实施前有1年的过渡期，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该法颁布前已经成立的，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的企业，可以在本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25％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可以在本法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一些投资者赶在新法颁布前抢注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过渡期优惠政策。
这个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新《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以前行之有效的很多筹划方法正失去法律基础。
据介绍，在企业所得税传统的筹划方法中，企业用得最多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对企业身份进行筹划。由于过去生产性外资企业、福利企业等具有某种身份就可以享受减免税以及低税率的优惠，不少企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谋取税收优惠。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很多过去简单地通过改变企业身份就能享受税收优惠的筹划方法已经失灵。
第二，利用新办企业优惠政策筹划。以前很多企业利用“新办的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1免1减半“，以及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2免“等优惠政策，不停地新办、关停、再新办企业的方法规避企业所得税。随着上述政策的取消，这种避税方法已没有政策依据。
第三，利用地域性优惠政策筹划。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企业，享受减免税以及低税率的优惠。而按照新税法的规定，除在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前已经设立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外，上述优惠已经取消。由于这些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取消，原来仅靠在特定区域成立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包括通过打球、贴上高新技术企业标签就能获取税收优惠的筹划方法已经无效。
除此以外，新《企业所得税法》还取消了再投资退税、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以及出口型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很多依存于这些优惠政策的筹划方法也同样失去了意义。
目前盛行的税收筹划方法，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共同点都是想方设法获得税收优惠。“两法”合并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大部分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上，“两法”合并取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了直接减免税的税收优惠方式。这一变化使大量盛行的税收筹划方法失去了基础，税收筹划将因此改变格局，企业和筹划专家不得不拓宽筹划视野，寻找企业所得税筹划的“第四种兵器”。
二、业界看好成本费用筹划
虽然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小了，但总体上看，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和范围，这让企业从另一个方面扩大了税收筹划的空间。
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是决定企业税负的两个要素，在收入确定的前提下，税前可扣除成本费用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计税工资扣除限制、广告费扣除限制等，为企业特别是内资企业通过筹划最大限度地增加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提供了空间，成本费用将成为今后税收筹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按照以前内资企业所得税有关法规的规定，内资企业以是否独立核算来界定是否为独立纳税人，一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也需要独立缴纳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以公司法人为基本纳税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机构不是独立纳税人。企业把设立在各地的子公司改变成分公司，使其失去独立纳税资格，就可以由总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分公司间的收入、成本费用可以相互弥补，实现均摊，避免出现各分公司税负严重不均的现象。因为有的公司长期亏损，有的公司缴纳了大量的企业所得税，整个企业集团税负居高不下，通过汇总纳税，使企业当期可扣除的成本费用大大增加，真正达到亏损不纳税、盈利少少纳税的目的。
成本费用筹划涉及面广，要求比较复杂，企业需要准确把握税法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顺利实现成本费用的最大化扣除。
三、国际税收筹划渐成焦点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国际税收筹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这将是税收筹划的一大变化。
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已经有很多年，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投资模式和税收筹划安排，但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迫使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投资方式和税收安排；同样的道理，现在中国企业到外国投资的越来越多，也需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随着税率的提高和许多优惠政策的取消，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增加，税负增加是投资者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动因。同时，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和预提所得税的新规定，则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新的税收安排和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居民企业的概念，规定中国的居民企业需要就其全球所得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居民企业的判断标准，由过去单一的“登记注册地标准”改为“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相结合，即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将构成中国的居民企业。这一新变化对外资企业影响非常大。如果企业不想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在境外注册即可，还必须确保不符合“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
实际管理机构不是指车间或办事处，而是指作出和形成企业的经营管理重大决定和决策的地点，具体是指企业的董事会所在地或董事会有关经营决策会议的召集地，不同于企业的日常经营业务管理机构所在地。按照上述标准，外国企业要想避免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可以进行一些筹划。比如在董事会中增加一些外国人做董事，董事会会议在外国举行等等。这些筹划对于在外国注册、但实际是中国资本控制的企业，特别是“返程投资”的企业至关重要。
另外，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为20％，比目前实际执行的10％税率提高了1倍。同时，取消了外国投资者从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预提所得税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润和将来投资退出的税负。预提所得税的增加，迫使投资者进行国际税收筹划。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国与国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进行筹划。目前，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些协定并进行恰当的投资安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的协定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而在一般的税收协定中，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不超过10％。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在与中国签订有税收协定并且预提所得税的税率较低的国家登记注册企业，再由该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就可以有效规避较高的预提所得税税负。
近些年来中国投资者到外国投资的越来越多，形成了良好的开端。随着这种投资的增多，投资方式的多元化，企业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已成为现实需求。这同样要求企业了解投资国的法律法规，结合中国的税法，进行国际税收筹划，以减轻国际投资税负，特别是预提所得税税负。
国际税务筹划不仅仅考虑跨国企业集团设在某个国家企业的税负，还要考虑整个企业集团的税负，目的是谋求整个企业集团税负的优化。因此，国际税务筹划不能仅局限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需要从全球着眼进行。比如，对要判定中国政府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会对投资者的实际税负产生影响，还要看投资来源国是否承认相关的优惠政策，是否给予税收豁免。如果在中国免税，回国后要补税，对税负就没有实际影响。
四、“双刃剑”：转让定价筹划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的策略，虽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规避或减轻税负，而主要是实现其全球的经营战略，但现实中，转让定价已成为企业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重要手段。
有关专家认为，大量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以及外资企业税负的增加，将进一步刺激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规避税负。以前进行转让定价安排的主要是外资企业，今后内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内资企业集团，开展转让定价的也会越来越多。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新变化既为企业进行转让定价创造了机遇，同时也强化了对转让定价的税收管理。转让定价是把双刃剑，企业必须审慎行使。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虽然此条规定的含义和具体范围有待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但原则上讲，居民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将来很可能享受免税待遇。而按以前规定，如果被投资方适用的税率低于投资方，则投资方分回的股息、红利需要补税。此条规定，为居民企业通过转让定价安排，将利润转移到适用低税率的关联企业，比如可以享受低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减轻企业集团的税负提供了空间。
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所得税筹划。固定资产折旧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务筹划是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内容。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
1、利用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递延缴纳所得税，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而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本身是一个预计值，财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也只规定了一个范围，使折旧年限的确定存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税法对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包含一定弹性，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尽量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其中，对于净残值的估算也会影响到所得税交付。税法规定，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估算残值，从固定资产原值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值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由于情况特殊，需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税务机关备案。因此，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尽量低估残值可使企业的折旧总额增加，各期折旧额随之增加，降低企业折旧期内所得税交付额。
2、利用折旧方法进行税务筹划。常用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工时法、产量法和加速折旧法等。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按财政部的分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在此范围内，企业具有部分选择权。
在各种方法中，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即直线法、产量法）计算折旧时，应纳税额的现值最多。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企业当期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平均年限法，企业当期不需要利润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虽然折旧总量不变，但年度之间的差别就是可以利用的空间，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总的来说，运用加速折旧法（即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开始的年份可以少纳税，把较多的税额延迟到以后的年份缴纳，相当于企业在初始的年份内从政府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在实践中，对于符合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技术进步较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其机器设备应尽量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对于企业专业车队的客、货汽车、大型设备，如果它们的前期工作量大，后期工作量少，则应尽量采用工作量法，从而达到前期少缴税，后期多缴税的目的。
二、利用存货计价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我国现行税制规定：使用实际成本对存货进行收发核算包括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等，纳税人可以任选一种，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改变。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将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利润和存货估价，在实行比例税率环境下，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因素的影响。通常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相对减少，从而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目的；反之，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计价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减少资金安排的难度，以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
低值易耗品属于特殊存货，计价方法与普通存货不同。税法规定低值易耗品可以一次扣除或分期摊销：一次摊销是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一次性摊销其成本；而分期摊销是在领用时先摊销一部分成本，再在以后分次摊销剩余的成本。两者相比，一次摊销法前期摊销的费用较多，后期较少，从而使企业前期纳税少，后期纳税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三、利用坏账损失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对于坏账的处理，税法规定纳税人按财政部规定提取的坏账准备和商品折价准备金，准许在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不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发生的坏账损失，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后按当期实际发生数扣除。不同的坏账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应税所得额的影响不同：一般情况下，选择备抵法比直接冲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企业选择备抵法处理坏账损失，可以增加其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税所得额，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为备抵法将企业部分利润后移，达到延迟纳税和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目的。
四、利用其他资产摊销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按税法和财务制度的规定，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开办费的摊销期限具有一定的可选择空间，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摊销期限，将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入成本费用中。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以获取“节税”收益。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的一般性企业，则宜选择较短的摊销期限。一方面加速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成本的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以获取延期纳税的好处。比如，税法规定，企业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应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内分期摊销，但未强制要求按平均法摊销。因此，企业可以在免税期间或亏损年度尽量少摊销一些，盈利年度多摊销一些，达到延缓纳税的效果。
五、利用投资核算和投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包括成本法和权益法，两者的使用范围不尽相同，这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选择空间。由于成本法在其投资收益已实现但未收回之前，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并不反映其已实现的投资收益，而权益法无论投资收益是否收回，均在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账户反映。这样，当投资企业拥有的股份小于等于被投资企业全部股份的25％时，投资企业就选择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并将应由被投资企业支付的投资收益长期滞留在被投资企业账上作为资本积累，以便获得延迟纳税的好处，或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投资企业出现亏损或利润较低年份）才将投资收益收回，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在被投资企业的税率低于投资企业时，“节税”效果更加明显。此外，采用成本法，即便投资收益收回后也会产生滞纳税款的现象。一般而言，股利发放均滞后于投资收益的实现，企业在实际收到股利当期才缴纳所得税。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一、有关销售收入方面的税收筹划
1、收入核算方式的选择。对于跨年度完工的劳务合同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根据完工程度确认收入计征所得税。而对于在同一年度内完工的劳务合同，则在合同全部完工时再确认收入。完工百分比法在合同没有全部结束时就要纳税，相当于提前预缴了所得税；完成合同法则在合同全部完工时再申报纳税。因此，对于劳务合同，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应尽量在同一年度内结束，采用完工百分比法进行核算报缴所得税，可以避免提前申报纳税。
2、销售收入的确认方式。企业销售货物的结算方式采用分期收款发出商品销售，按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和收款金额确认收入。这种销售方式在合同约定的结算日期之前，由于不需要确认收入就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从而可获得延迟纳税的税收收益。同时对于企业临近年终所发生的销售收入，企业可根据税法规定的条件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将当年的收入推迟到下年确认。
二、有关准予扣除项目的税收筹划
1、从固定资产折旧的角度。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使得前期应纳税所得额较少，降低了前期的所得税，从而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对于工作量法，如果前期工作量比较大，可以使所得税缴纳时间后移。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当估计残值，从固定资产原价中减除，残值比例在原价的5％以内，由企业自行确定。因此，企业应尽量将净残值比率估的低一点，使企业折旧额相对高一些，从而在折旧期间少缴纳所得税。
2、从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角度。税法和财务制度对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均赋予企业一定的选择空间。这样企业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摊销期限，将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入成本、费用中。与选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道理相同，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收优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期限，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中，从而获取“节税”的税收收益。面对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的一般性企业，则宜选择较短的摊销期限，这样做，不仅可以加速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成本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还可以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3、从存货计价的角度。纳税人各项存货的发生和领用，其实际成本价的计算方法，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等方法中任选一种。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物价持续上涨，采用后进先出法可使企业的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从而降低应纳税额。反之，如果物价持续下降，采用先进先出法可以达到节税目的。在物价上下波动时，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可使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均衡，避免高估利润，多交所得税。另外，对于低值易耗品，税法规定，可以一次扣除或分期摊销。相比之下采用一次摊销法的话，前期摊销的费用比较多，后期摊销的费用比较少，从而使企业前期纳税较少，后期纳税较多，从而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
4、从“三新”研究开发费用的角度。根据税法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凡当年发生的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经由主管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企业在进行技术研究开发时，应尽量利用这一政策。从整体上考虑研发费用的安排，在不影响项目进程的情况下，尽量使每一年的研发费用都比上一年增长10％，从而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5、从企业融资的角度。企业融资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积累、职工投资入股、向银行借贷、企业间相互拆借、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融资渠道不同，税收负担也不同。有的融资渠道具有抵税效应，如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作为准予扣除项目，可以在税前列支；同业拆借的利息支出按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可以在税前列支，高出部分不得列支；而发行股票支付的股利是税后利润的部分，不具有抵税效益。因此，在资本结构合理及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不低于负债成本率的前提下，负债比率越高，额度越大，节税的效果也越明显。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选取既能获得最大收益又能达到最大限度节税的方案。
6、从准备金列支的角度。税法及现行财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均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备抵法处理企业的坏账损失。不同的坏账损失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的影响不同。一般情况下，选择备抵法比直接冲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因为，若企业选择备抵法处理坏账损失，可以增加其当期扣除项目，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即使两种方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为备抵法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后移，使企业能够获得延迟纳税和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好处。
三、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较多，主要有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第三产业、资源综合利用、老少边穷地区受灾、安置下岗职工、社会待业人员、校办、福利、乡镇企业、农业、渔业、特区、西部大开发等，内容十分广泛，条件也较宽松。使每一项税收优惠都为企业提供了筹划的空间。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措施，在企业进行各项活动时做一定的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税负的减轻。
四、有关企业所得税筹划其他考虑
1.应付税款法。
应付税款法具有不延期性，本期的税收直接在本期核算完毕，不可以延续到下个时期。由于是采取税前利润调整的方案，无法针对税收中的权利和责任进行匹配，不符合国际税法要求的标准。
2.纳税影响会计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主要是针对由于时间性的差异而影响企业所得税计算的情况而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当企业的确认时间对所得税的计算金额产生影响时，可以将这种影响向后分配，采用递延法减少税率变动对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但是企业往往将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时间性差异理解为永久性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一旦造成就无法回转，从而导致出现观念上的理解误差。
二、目前的征收方法
受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原有的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方式相比，新的征收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会计信息表现的更加全面且完整，保证了在征收企业所得税时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系统化，可以使有关部门对企业所得税征收的监管力度更强。负债表债务法主要表从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出发，分析所得税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和对企业资产产生的影响，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余额调整。从企业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出发可分为：第一，不可抵扣暂时性。主要指的是根据企业在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的企业，目前资金或者是负债的金额对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产生的差异。由于这类差异对企业未来资金的流动影响比较大，所以必须依照税法征收所得税。第二，应纳税暂时性。主要从企业未来的资金回笼或者清债的角度计算，由纳税递延期间税率的变化产生，税率越大，需要交纳的所得税越高。
三、所得税核算的特点
1.资产负债观。
资产负债观主要从企业交易或者企业负债等相关事项的资金入手，然后针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确认和计算衡量，最后根据变化确定最终的所得税会计核算。这一方法从企业资金变动的角度出发，并受到资金变化的影响，其收益状况与企业资产的变化成正比。
2.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这一特点主要是根据纳税影响会计法的特点提炼出来的。企业原有的差异分为永久性和暂时性，但在新的税务法中，只保留了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的暂时性差异。这一差异性主要将旧的制度中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的永久性差异转变为暂时性差异，降低所得税的会计核算难度和复杂程度。
3.计税基础。
由于资产负债表债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之间存在有较大的差异，无法达到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时税率的和谐统一。计税基础是在保证二者本质不改变的情况下，根据资产负债表债法的要求，对企业所得税及计税方法给出理念，保证所得税的计算全面、精准。
四、存在的不足
1.混乱差异概念。
暂时性差异主要是由于企业的一些项目的资金变动在所得税入税前后时间变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只发生在某一时间，不会对以后产生较大的影响。永久性的差异是由企业会计核算的计算口径引发的，发生期在本期，但是对后期也会造成影响。很多企业没有正确认清二者的关系，在处理上较为混乱，导致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得不到正确的数额。
2.收入没有透明化。
现在的很多企业为了偷税漏税，往往采用很多种办法来隐瞒企业的实际收入，将企业收入做小，从而减少所得税应纳的金额。其表现方式有：没有将企业所有的资产都记录在册；采取先收款，后售货的销售方式；在一些销售业和服务业中，往往会跟客人提出不要发票等优惠的销售策略。
3.没有正确处理税务账目。
企业在税款结算以后没有进行新的账务清算，导致账务上的企业资本跟实际情况不相符。企业不在税后清账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企业以后的缴纳的税款高于实际应缴数额，为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财务支出。一些在税后查出需要退补的企业没有查补原因，进行会计核算的合理处理。
4.会计核算的方法不简洁。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计算出发点是：企业现有的企业资产和企业目前所背负的债务。根据二者在企业财务记录的账务表面上数额的加减来算，其暂时性差异指的是企业目前的资产减去负债金额来认定。企业在会计核算时由于资金变动频率较快，所以所得税的计税基础十分复杂。
5.概念不明确。
新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的计税方法与原有的所得税计算方法在内容上存在重复现象，出发点都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通过比较企业财务的账面价值计算税务基础。作为新的计税方法，不能单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入手，应该注重所得税核算的本身。
五、应对策略
1.提升会计核算人员的职业素养。
新的所得税的提出，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一浪潮下，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对所得税计算方式的熟练度是保证企业所得税核算准确的必然要求。创立培训班，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程度，分清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中的暂时差异和时间上的永久差异，提升对于新的税务法的运用熟练度，从而提高会计核算的质量。
2.制定正确、简洁的核算方式。
在所得税会计核算的算法上，不应该完全的原有的计算方式。因此，需要对原有的税款计算法进行符合新税法要求的整改和完善，要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应盲目的追求国际化标准。
3.完善税法。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新税法在体制建设上还不是很完善，对于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并不适合。所以，完善现今的税法制度，让其能够更好的适用于多家的企业，是保证所得税核算准确的重要因素。
六、结语
2.旧企业所得税法对于公益性捐赠只允许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范围内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这不仅使计算扣除限额时比较繁琐，而且企业多捐赠却未必能少纳税，无疑抑制了企业参与公益性捐赠的积极性；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公益性捐赠的扣除限额放宽为年会计利润的12%，不仅使计算简便，而且使企业捐赠公益事业越多，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无疑会提高企业捐赠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3.旧税法规定广告费用可以在当年全部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则规定企业实际支出的广告费用按照年度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当年扣除限额，未能在当年全部扣除的可以在以后年度继续扣除。
新税法统一了税收优惠政策，保留了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并将税收优惠原则由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转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社会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同时用间接优惠替代直接优惠，将税收优惠政策与具体项目挂钩，将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具体而言：
1.扩大。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地域限制，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严格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确保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扩大了对环保的优惠政策，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对于创业投资企业，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其投资额的可抵扣比例达到70%，优惠力度相当大。
2.替代。
（1）旧税法对于安置待业人员和残疾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直接享受免征或者减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新税法用替代性优惠政策代替直接减免税优惠政策，对于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这样既给予了企业优惠政策，又保障了待业人员和残疾人员的权益。
（2）新税法改变了对利用“三废”为原料生产的企业直接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的方式，取而代之为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3.取消。取消了对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产品出口外商企业、生产性外资企业免征、减半征收或定期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清理、取消了地方性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规范了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4.过渡。对按照现行税法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的老企业给予5年的过渡性照顾期，逐步过渡到新税率，可以减少新税法对企业的冲击，实现平稳过渡。面对企业日益增强的避税现象，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对关联方转让定价作了明确规定，增加了一般反避税、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地避税、核定程序等反避税条款。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税务筹划
对股息征税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股息免征所得税，这也是导致出现日益严重的“假外资”现象及税源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开征所得税，税率为20%，这对部分借国外低税区来华投资的企业有较大影响。这部分非居民纳税人可以利用我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协定合理避税，如目前我国香港、爱尔兰、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等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税收协定均约定对股息适用不超过5%的预提所得税税率，美国、加拿大等国与我国签订的税收协议对股息适用不超过10%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非居民企业可以将公司注册地迁往上述国家或地区，从而规避部分税收。这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避税方法。另一种短期避税方法是尽快将已有的股息汇出境外，或者在新企业所得税法生效前进行股息再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20%的所得税，还可以享受原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退税优惠政策。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居民企业，应当汇总纳税。这意味着总分支机构要合并纳税，而母子公司则是分别纳税，那么已经设立在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享受低税率的其他企业，在其他地区应设置分支机构，而不应选择设立独立核算的子公司。因为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于这类企业给予5年的过渡期，现有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项规定，将适用高税率的分支机构并入适用低税率的总机构纳税。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还可以互相弥补亏损，从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一）美国
美国实行的是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行的古典模式。对于公司股息收款人和个人股息收款人采取以下方法消除或减轻重复征税。
1.公司股东。美国对其公司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全球所得征税。对公司股东取得的股息，采用扣除法（dividendsreceiveddeduction.DRD）消除重复征税，具体扣除标准，以该公司股东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控股百分比的不同，可作全部或部分扣除。（1）对来源于美国公司的股息。如果股息收款公司与支付股息的公司合并申报纳税，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80%或以上的股份，则可以作100％的股息扣除；如果股息收款公司同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20％或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和股票价值，则可以作80％的股息扣除；在其他情况下，可以作70％的股息扣除。（2）对来源于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的股息。如果作为股息收款人的美国公司。同时拥有该支付股息的外国公司10％或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和股票价值，当该项股息收益是与该外国公司在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活动相关，并且该外国公司收到的股息来自其控股80%的美国公司时，对于美国公司来源于在美国从事贸易或经营的外国公司的股息，可以向上述来源于美国公司的股息一样，作部分扣除；作为股息收款人的美国公司，如果其拥有在美国从事经营的外国公司100%的已发行股票，只要该外国公司的全部所得与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有实际联系，可作100%的股息扣除。（3）对支付给与美国的贸易和经营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公司的股息，一般适用30%的预提税，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适用更低的协定税率。
2.个人股东。美国对股息的发放主要采取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形式。（1）对于个人取得的现金股利，应纳入个人总所得中纳税，但对于个人投资股票的借款利息和其他费用等，允许扣除，该扣除额以不超过该项投资所得为限。（2）对于个人取得的股票股利，在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起案例裁决中认定，所有股东同比例增加的股票股利，没有改变对公司的所有权，也不构成股东的收入，免予征税。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2003年5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3500亿美元经济振兴计划的修正案，在2004～2006年的3年内暂停征收股息税。具体步骤是：2003年股息税削减50％，2004～2006年期间全部免税，2007年恢复按30％的税率征税。
（二）英国
英国在1965年开始引入公司所得税时，采用的是古典税制。1972年英国通过立法，于1973年4月采用部分归集抵免制度。
为了管理上的需要，居民个人股东的税收抵免与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相联系，1979～1986年，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30％，居民股东的抵免额为股利净额的3／7或股利总额的30％。1999年4月5日之前，抵扣比率调整为股利净额的2／8或股利总额的20％，并且分配股息的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必须按分配收入的2／8（所得税低税率为20％时的比例）预付公司税（AdvanceCorporationTax，ACT），该预付的公司税可在实际缴纳公司所得税时扣掉。公司最后应纳的公司税称为主体公司税（MainstreamCorporationTax，MCT）。预付公司税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只是公司税的提前支付。由于大多数英国公司的财务年度集中在3月31日或12月31日结束，公司所得税税款大多集中在这两个时期缴纳，预付公司税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平衡和稳定。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如果某一年度，有些公司作了最大的利润分配，其预付公司税可能超出主体公司税，还会引起扣除的结转问题。为避免政府税收为负数，自1999年4月6日起，英国废止了预付公司税，同时抵免比率又降至股利净额的1／9或股利总额的10％。至此，抵免比率越来越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一的成分已下降，古典税制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具体来说：
1.公司股东。归集抵免制只适用于英国居民，对于英国非居民则不适用。（1）对于英国居民公司收到的英国来源的股息，由于上述归集抵免制，该股息作为完税股息，不再征收公司所得税；但是，对于从事股票交易的公司取得的股息，要作为经营所得缴纳公司所得税。（2）对于英国居民公司收到的外国来源的股息，一般采用普通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纳税人也可以选择把外国税收作为费用扣除。该抵免法也适用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股息。按照欧盟母子公司指令的要求，股息间接税抵免的条件是：母公司应拥有子公司25％以上的资本，或不少于10％的表决权，等等。（3）对于支付给非居民的股息，英国不征预提税。
2.个人股东。对于英国居民个人取得的居民公司的股息，由于归集抵免制的适用，一般按减低税率征税。收到股息的个人，其应纳税所得额等于股息加上税收抵免额。如果股息加上税收抵免额不超过29400英镑，根据股东从公司取得的股息和其他收入，应适用10％的税率（基本税率）；超过29400英镑的，适用32.5％的税率。
例如，个人收到股息为18000英镑，税收抵免额按1／9计算为2000英镑，应纳税所得额为18000+2000=20000（英镑）。股息的应纳税额为20000×10％=2000（英镑），应纳税额与税收抵免额相等，该个人不用再就该项股息缴纳个人所得税。
再例如，个人收到股息为1050000英镑。税收抵免额按1／9计算为116666英镑。应纳税所得额为1166666英镑。股息的应纳税额为1166666×32.5％=379166（英镑），减去税收抵免额116666英镑，该个人还应就该项股息再缴纳262500英镑的个人所得税。
由此可见，对于按基本税率纳税的个人股东来说，归集抵免制完全避免了股东的重复征税，而对于适用较高税率的个人股东，归集抵免制不能完全消除对股东的重复征税，个人还需要额外负担一定的个人所得税。
（三）德国
德国在1977年以前采用归集抵免制。1977年采用分率制公司所得税，对于公司的留存收益适用45％的税率（后改为40％），对于公司的分配利润适用30％的税率。对于股东则采用完全的归集抵免制，规定居民股东可从其收到股息应缴纳的所得税中完全抵扣掉公司分配利润已纳的公司所得税。这样做虽然可以完全消除对公司利润的经济性重复征税，但由于其计算复杂，以及为纳税人提供了更多的避税和税收筹划的机会，而受到批评。归集抵免制因仅适用于居民，而不适用于非居民，按照欧盟的司法实践，归集抵免制度被视为对非居民投资者和外国投资的歧视。这使得德国对欧盟条约的遵从性受到质疑。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为了与德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税收制度相匹配，2000年7月14日，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减税税制改革法案，采用古典制公司所得税制，并进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为了减轻公司利润的经济性重复征税，新法案将分配利润和留存收益的税率，统一为25％。同时规定：
1.公司股东。无论该公司是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对其所获得的股息免予征税，没有最低参股比例和持股期限的要求。对于参股成本的处理，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的处理不同：对来源于居民公司股息的参股成本，可以完全扣除，但不得在收到股息的同一年度扣除：对来源于非居民公司股息的参股成本。将收到股息的5％作为不可扣除的经营费用，加到应税所得额中征税，即无论实际成本是否发生或成本是否已经扣除。非居民公司的股息95％免税，所有相关成本允许扣除。
对于支付给非居民的股息。德国适用20％的预提税（加上统一附加税后为21.1％），在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适用较低的协定限制税率。
2.个人股东。无论个人把股份作为私人拥有的资产，或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持续经营资产，也无论该股息来自居民公司或非居民公司，个人股东获得的股息收入均实行“一半所得制”（half-incomesystem），即个人取得股息所得的一半免纳个1人所得税，另一半按照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不论该股息来自德国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
二、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的国际发展趋势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实施古典税制，但多年来也一直在探索对公司和股东征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美国财政部早在1992年就发表过《关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一体化的报告：对营业利润征税一次》，该报告研究了对公司和股东征税一体化的各种可能方案，以替代美国现行的古典税制。
欧洲国家一直采用归集抵免制，来协调公司和股东的征税问题。但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以奥地利和芬兰的两个著名案例为例，可以看到欧盟法院的裁决对欧盟成员国税法修订的巨大影响。根据《欧盟条约》，对于直接税的征税规定，虽然是欧盟成员国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成员国必须确保其国内税法规定的措施符合欧盟法律。
（一）奥地利对外投资所得歧视案（Case315／02）以及芬兰归集抵免案（case319／02）
2004年7月15日，欧洲法院（ECJ）公布了一项关于奥地利对外投资所得税歧视一案的先行裁决（Preliminaryruling，它是欧盟法院对《欧盟条约》的解释等所作的预先裁决）。AnnelieseLenz女士是奥地利居民，她拥有德国公司的股票。按照奥地利税法规定，来自国外的投资所得（包括股息、利息等），适用累进税率，而投资国内公司取得的股息，则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一次性征收25％的预提税，或者适用所得税税率的一半，两者取较低者。或者由纳税人自行决定。由此，她认为，投资其他国家比投资其居民国奥地利。得到的税收好处要少，奥地利税法违反了《欧盟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1999年，AnnelieseLenz女士向奥地利最高行政法庭（Verwaltungsgerichtshof.VwGH）提讼。2002年奥地利最高行政法庭就奥地利税法是否与《欧盟条约》第56条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相容，向欧盟法院申请先行裁决。2004年7月15日，欧洲法院判决奥地利的税法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构成不公正的限制。
芬兰于1990年引入归集抵免制。PetriMikaelManninan先生是芬兰居民纳税人，他收到来自瑞典公司的股息。该项股息，必须负担瑞典公司所得税、瑞典支付股息的预提税以及芬兰的个人所得税。而如果Ma~inen先生投资于芬兰居民公司，他只需要承担芬兰的个人所得税。Manninen先生向芬兰税务局申请有约束力的预先裁决（abindingadvanceruling）。芬兰税务局认为，Manninen先生的国外股息必须按照芬兰税法缴税。于是Manninen先生就芬兰税法关于股息归集抵免的规定违反了《欧盟条约》第56条和第58条关于禁止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向芬兰最高行政法院提讼。2002年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将此案提交欧盟法院，申请欧盟法院给予先行裁决。2004年9月7号，欧盟法院公布了对此案的裁决。欧盟法院判决支持了Manninen先生，认为芬兰的税法规定构成了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这原则上为欧盟条约第56条所禁止。
（二）欧盟法院裁决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
由于各国采用的归集抵免制一般只适用于居民股东，非居民股东并不能从中受益。其结果就像在Manninen案中所看到的：归集抵免制被欧盟法院认为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因而，许多国家在欧盟法的压力下已经放弃了归集抵免制。
2003年以来，奥地利不断修订其个人所得税法和公司所得税法，废除了对于外国投资和外国资本收益的税收歧视性规定。芬兰自2005年1月1日起，废除对股息征税的归集抵免制，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为26％），降低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的税率（从29％降为28％），对股息给予减免税待遇。
目前，欧盟各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趋势是引入改进的古典税制。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古典税制与归集税制相比，制度结构简便易行。除了对股息和利息因处理不同而产生扭曲外，对跨国经济行为的扭曲总的来说比较少。另外，欧盟成员国荷兰一直强烈反对归集抵免制，因为荷兰一直以来拥有全球上市大型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如果只对荷兰居民实行归集抵免，而对全球非居民股东不给予抵免，势必产生巨大的扭曲。而若对全球股东都给予抵免，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又难以行得通。欧盟法院的裁决以及荷兰的“示范”效应，都使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考虑放弃归集抵免制，重新引入古典税制。
三、各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我国所得税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所得税税制基本上是古典税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采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的形式，内、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待遇差别很大。外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基本解决了对股息的经济性重复征税，而内资企业的股息重复征税问题十分严重。
对于外资企业，税法规定征收39％的企业所得税，同时，对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分得的税后利润，免予征税。而对于内资企业，首先，分配利润的公司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其次，接受股息的公司，如果是居民公司，应将该股息纳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按33％的税率缴税，如果是个人股东，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利息等投资所得，要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内税法关于内资企业和个人如此严重的重复征税规定，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和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极为不符，而且，如此不公平的税收环境，也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健康发展。
（二）协调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解决我国股息重复征税问题的具体建议
由于股东分为个人股东和公司股东，分配利润的公司既涉及居民公司，又涉及非居民公司，因此，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既涉及国内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又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重复征税。解决国际间的重复征税，—般是通过签订国际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方式来消除或减轻。而解决国内的经济性重复征税，应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税收征管水平，并注意与国际上消除重复征税方法的匹配。在协调和解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税问题上，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应考虑以下几点：
1.1投资方向选择方面的税收筹划
投资者首先要分析资金的投资方向，选择好投资的区域和投资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行业会造成了收益的很大差别。我国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在很多的行业进行了收税减免政策，力在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布局。企业在进行投资方向选择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国家的税收政策，尽量的选择政策倾斜的方向进行投资，这样能够享受到税收的优惠。国家为了平衡地区的发展和控制不合理的产业布局，经常会给出区域收税的优惠，这些都是企业进行投资的方向。
1.2在组织选择中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企业可以选择多种组织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若是企业的人数比较少就可以选择独资企业，对于会计核算的要求不高，一般都是定额征收所得税，税收较低。若是企业的投资人数很多但是规模并不大，可以选择合伙的方式，因为合伙的公司一般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浮水较轻。合伙企业的税收征收方式是先分后税，很多的合伙人就会降低所得税，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企业的规模比较大一般都是选择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优势有：有助于企业的信用和形象；有助于企业享受五年亏补政策。企业内部控制可以选择分公司和子公司，分公司不是法人，享受不到税收政策的优惠，但是经营的损益可以纳入总公司的经营损益，这样也减少了所得税的缴纳；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能够享受很多的税期优惠政策。若是企业在建立初期，认为很有可能亏损，就可以使用分公司组织结构，让总公司承担这一部分的损失，这样总公司的赋税就会降低。若是企业出于健康稳健发展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子公司的形式，享受更多的税收政策。
1.3在投资方式中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企业扩建规模时，可以购买新设备、建立新厂房、收购亏损的企业。在我国的税法中规定，企业收购亏损企业会合并财务报表，在五年中使用盈利抵消亏损，这样可以减少税费。企业想要进行投资时，能够进行企业的直接投资或者是购买债券和股票。我国的税法规定，购买国库券获得的利息收入不用缴纳所得税，购买企业债券的收益要缴纳所得税，所以企业要做好投资方式的选择，权衡好固定资产、货币资金、无形资产等。
2.在经营阶段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2.1充分列支成本费用
列支成本费用是最根本的减少企业税负的方法，因为企业按照税法的规定利率和所得税的税额确定缴纳的税金，在税率确定的情况下应纳税所得额直接关系到应纳税额。
2.2合理选择折旧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