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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建筑建筑艺术传统
一、围院的平面空间
众所周知，外国建筑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过度空间，富有生活气息。院周围建筑互不独立，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不是群体，而只是“一座”建筑。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典型的如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布局。此寺始建于隋，改建于宋，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三、诚实的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论其结构，不论是皇家的宫苑，还是散见于各地的各类型的建筑，包括民居，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
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
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山河壮丽，景象万千，祖国各地的美好景色又启发着人们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无限激情。“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传统美学的核心，相应地产生了绚丽的山水文化、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风景名胜区。
在这种美学思潮的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五、“以人为本”的建筑
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人们从早期的崇拜高山大漠到崇拜各种自然神。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神的居所。即使是后来的宗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之一。历来中国人都非常注重把人和现实生活寄托于理想的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建筑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有着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例如，在建筑材料上，中国传统建筑用木材，不追求其永久性，是非永恒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基础中非永恒观决定的。而在西方，那里是石头的史诗，追求建筑的永久性。在建筑体量上，中国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都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也不能造得太大。造型上中国建筑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平稳，注重水平线条。即使是向上的塔也加上了水平线条，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在园林中，建筑是凝固了的中国绘画和文学，它以意境为创作核心，使园林建筑空间富有诗情画意。同时，园林布局的自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内的交替互补，也足以说明园林之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我国传统造园的立意、布局和手法已在国内外建筑中被广泛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斗拱；首饰设计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国际首饰潮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由原先的贵族化、高档化转向平民化、个性化。这为现代首饰设计拓展了可喜的空间。现今的珠宝首饰发展趋势，亦要求珠宝首饰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并蓄，对民族元素的再认识和再利用。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渗透出中国的民族气质和美学思想。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元素应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让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为我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
1.1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古典美学家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建筑和绘画、雕塑合称为三大造型艺术。建筑使用者在实用过程中获得美感，得到享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它本身的复杂与精微是砖石结构建筑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也决定了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独特的形式美。
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例，其建筑整体形式采用圆形，层层收缩的汉白玉圆形台基与层层收进的青蓝色琉璃瓦三重攒尖顶相对呼应，金色的宝顶与天相接，体现出象征“天圆地方”的祈年殿的崇高庄重的性格。
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效果较强的构件如拱券、飞檐、斗拱可取其流动的线条，独特而精巧的造型可使现代首饰更具中国特色。以斗拱为例，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构件，斗拱用于屋顶与柱子连接的过渡部分，起着屋顶荷载向下传递的结构功能作用。但即使是纯粹的建筑承力结构范围，也饱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建筑的整个立面构图上斗拱发挥了结构和艺术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2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
装饰在以木构架为结构体系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装饰手法锻造了中国古建筑富有特征的外观：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单檐、重檐等不同形式的屋顶；屋顶上鸱吻、宝顶、走兽等奇特的个体形象；以气韵和风格及纹饰见长的瓦当和画像石；门窗上千变万化的窗格花纹式样；柱子、梁枋之上的龙凤、戏曲故事、动物、花鸟等等；
1.3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
使用色彩是中国古建筑装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建筑在色调的运用上，大胆而富于创造，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北京故宫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明快地衬托出建筑雄伟的轮廓。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
1.4中国古代建筑的材质：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用材的最大特点是以土木为材。因以土木为材，质感偏于“熟软”，而少生硬，性格温和柔丽，而少阳刚之气，给人以温暖、亲切的审美感受，它切合了中国人比较感性、追求意境、求和睦、重感情等特点。这一点在民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与欧洲古典石料建筑的那种冷峻、生硬感觉相比，即使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也还是富于东方特有的美的“土气”。
1.5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各建筑构件之间的节点用榫卯有致穿套，众多方木条方木块相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刚柔相推，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建筑的雕刻手法采用高浮雕、浮雕、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等等。
二、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
2.1造型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整体形式于首饰设计值得借鉴。天坛祈年殿三重攒尖顶是建筑整体在形式单元上的重复和外观上的一致，它常使人感到整齐、稳定、庄重之美。层层收缩的三重攒尖顶和汉白玉圆形台基则是基于圆形这一形式单元的逐渐演变，克服了单调、乏味的弱点。作为视觉元素有节律变化的一种组合形式，是一种高级的整体美。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构件亦能应用于首饰设计。笔者的一组作品以斗拱为原型，整体依照轴线左右对称组合，通过一种物理上的平衡，营造一种庄重、典雅感。外观上取层层叠叠的线条，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做近似变化，在平衡之外，讲求一种变化的节奏感。而与手镯、簪子、项圈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静中有动、统一和谐的视觉效果。
现代首饰形式美的规律主要有均齐与渐次、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节奏与韵律、多样与统一。中国古代建筑亦具有一整套成熟的形式美法则的成熟的艺术体系，这些形式美规律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均有相应体现。
2.2色彩、装饰的借鉴和应用：
色彩是无形的语言，不同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配色风格会反映出设计者的文化修养、性格爱好及喜怒哀乐，不同民族的代表性颜色会传达出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首饰设计中如何用色、配色，使首饰呈现一种色彩的和谐美尤为重要。整体基准颜色的选用可以增添设计主题的感彩，局部色彩的合理搭配可以使首饰脱颖而出、不落俗套。首饰制作由于取材于各类不同的材质，缤纷多样的色彩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表达空间。而建筑装饰除了使房屋躯体具有了艺术的外观形象，更让建筑艺术具有了思想内涵和民族性。借鉴古代建筑的色彩、装饰艺术，能够鲜明地传达古典韵味，彰显浓重的历史厚重感，对于中国风格的首饰设计是无穷的创意源泉。
2.3材质的借鉴和应用：
现代首饰设计在材质上通常选用传统的贵金属或各种宝玉石，使珠宝首饰具有独特的贵气美和材质美。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材料被运用到首饰设计中，不锈钢、木材、铁、塑料等材料不仅容易得到，而且贴近百姓，虽不能体现首饰的珍贵，却有助于新观念的表达。不同的材质其质感有很大的差异，金属材质给人刚直、理性、冷峻之感；玉石材质给人温润、庄重、高雅之感；珍珠给人柔和、含蓄且略带忧郁之感；土木材质亦能给人含蓄、温和、亲切之感。其实，任何材质都可以制成首饰，中国古代建筑中对不同材质的光、色、软、硬等自然特质组合，借鉴于首饰设计之中，更能迎合中国人追求和睦、感性的审美倾向，为首饰增光添彩。
2.4工艺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工艺可直接应用于现代首饰制作工艺中。比如采用榫卯、组合、咬合等方式，将手饰变成可拆分、拼接的灵活多样的“构件”，而不仅限于生硬的焊接、对接。古建筑的雕刻手法应用于现代首饰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增加了首饰的色彩与气氛，使其更有古典气息。而且铸造工艺上的复古手法将使得首饰更具典藏价值。
三、由中国古代建筑构思的现代首饰设计理念
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别着重提炼艺术的形式，重意而不重形。山如何，水如何，只用寥寥数笔，留白便是其无形之意所在。中国古代建筑亦着重建筑意境的创造，从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到每座单体建筑的体量与造型，从台基到屋顶各种构件的功能与细部装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传统建筑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结合。对于首饰设计而言，可借鉴古典建筑设计的原则和建筑元素的立体造型。例如曾一度风行于建筑艺术中的“少即多”的简单至上原则被沿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以其流畅的线条，凝练的整体构造带给人们以非凡的视觉享受。园林中的借景原则运用到动感首饰里，使动感首饰不仅局限于形式的机巧，而且在内涵上更具中国美学中的意境。
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亦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喜好形简而意赅，好似一首朦胧诗；而西方人偏爱繁复又强烈的，宛如一支爵士乐。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创作以一定的象征手法，去发挥特定的浪漫情调，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艺术的设计观。于首饰的表现上亦是如此，中国首饰善于以抽象、变化的纹饰表现出东方的气韵与灵动。也正是由于华夏艺术是“礼”、“乐”的传统，是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而不是以再现世界图景唤起人们的认识从而引动情感为基础和目标，所以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更讲究神在内而飘于其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各种自然主义的。随着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这种审美自信势必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总之，首饰与建筑及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特征和性能，所以在运用古典建筑元素时一方面尽力保持其独特的艺术性，一方面要根据首饰自身的特征及时代要求，要提炼精华，新造型，而且还要灵活运用古典建筑中经典而实用的理论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既有精美造型又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的作品，使首饰不仅仅是装饰之物，更能成为深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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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建筑园林
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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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建筑传统思想民族特色
建筑是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历史沧桑的见证，更是文化和思想的外现。综观中国的古代建筑，在几千年的历史衍变过程中，无论是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寺庙、幽静的园林，还是丰富多彩的民宅，都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表述出了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中庸和谐
“中庸”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它后来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古人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因此，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必须以“中”为标准，即做到所谓“天人合一”。
“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上就是建筑的平面作对称均齐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作用。这一格局成为中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等。中轴线对称的建筑观念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开始，但最典型地代表这种中轴文化的当数明清的北京城和宫殿了。整个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自南向北，沿着一条长达7.5公里长的中轴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该中轴线以最南端的永定门为起点，以地安门北面的钟鼓楼为终点，其间建筑空间序列重重叠叠、迭起又井然有序，尤以故宫三大殿的平面布局最富特色。此外，这种关于中轴线的建筑空间意识，也体现在北京一般的四合院民居住宅中。
“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在古代建筑上还体现为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中不追求房屋过高过大。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从造型和体量上看，无论是帝王宫殿还是传统民居，总体上一直是向平面方向发展的，由间构成单体，由单体构成庭院，再由庭院构成建筑群，形成一种连续绵延于大地的感觉。“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还可以从中国古代聚落选址上体现出来。古代的聚落建设，首先就是尊重自然和顺应环境，根据土地资源状况来合理安排居住用地。古代聚落建设，不仅尊重环境，对土地合理利用，还表现出了对土地、水源的保护思想。《荀子·天论》中记载：“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有节制地利用水资源，才能保证水资源的持续存在和长久使用，即与自然长期的和谐共处。
重伦守礼
维护等级与秩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礼”的一项主要内容。《乐记》中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群物有别。”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礼制内容，说到底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点在《礼记》有关建筑功能的论述中表达得很清楚，即所谓“以降上神与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别”。中国古典建筑只有充分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最终与古代中国人传统上按远近、长幼、亲疏，继而按高下、尊卑、贵贱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同步一体。因此，中国古代建筑自觉地以建筑形式区分人的等级，以维护阶级社会的秩序。
就一座建筑群体的组成而言，如北京故宫建筑群，除了院落和轴线组合外，还必须对单体建筑的等级和名分加以界定，才能形成各得其所、相辅相成的局面。从宫殿的平面布置上看也有严格的主次、内外等级，它的外朝和内寝是完全分隔的。建筑的等级甚至在并列于大台基上的三大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太和殿级别最高，用重檐庑殿顶；中和殿是皇帝大朝的准备用房，就只用单檐四角攒尖顶；保和殿是宴请重臣和举行殿试之地，地位比中和殿重要，于是用了重檐歇山顶。
在一般住宅四合院中，人伦关系反映在平面布局上。长辈住上房，哥东弟西，女眷居后院不迈二门等等。而房间的功能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以及各式人等在其中的活动规律。一般在一组建筑之内，正、倒、厢、耳、门、厅、廊、偏各房都各有等级，不得高于主。即使是人死之后的坟园占地面积、坟丘高度、墓碑形制、神道石刻，以至棺椁祭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违背这些制度，要受到刑法制裁。如果僭用皇帝特有的形制，罪名更可至大逆。此外，中国传统建筑从整体布局到细微的装饰，都存在着很有规律的数字等差关系。比如，间数以九间（清代扩大到十一间）为最大，依次降为七、五、三、一；进深以十三架为最高，以下递减至三架等这样的等差规则。这些规则又多是通过朝廷的法典（如唐代的《营缮令》宋代的《营造法式》等）固定下来，直接用这些数字的差别表示出不同等级人的建筑等级差别。
外儒内道
儒学是维护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中国儒家思想特征最明显的体现在中正、礼仪方面，因此，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皇宫、坛庙、陵寝、寺院、宫观以及祠堂等等，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两旁是陪衬的建筑物，陪衬的建筑要整齐划一，两相对称。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
古代宫殿建筑更是最高统治者通过建筑艺术来显示帝国的实力和威严的，象征王权的至尊和永恒，所以中国古代宫殿强调群体气势，群体的序列有助于渲染统治王朝的威严，群体的布局有利于体现宗法等级的贵贱尊严。
儒教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但它过于束缚人性，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此，中国的古代建筑虽然外观是庄严雄伟，一切照伦理制度做事，但一般在建筑的后部都是诗情画意，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前宫后苑的格局。这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就反映了中国人外儒内道的生命观。它是与道家思想提倡修身养性、追求自由洒脱、讲究气韵生动相吻合的。此外，中国古代建筑在造型艺术上形成的飘逸、流动的感觉，让中国建筑产生了翼角起翘、屋檐曲线流动状态，即使是屋顶也呈现不同的弧面，这样使建筑的重量产生的压抑感消失了，符合了道家的“气韵生动”之说。
恒变兼容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永恒观反映在建筑上，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所以我国古建筑在建筑立面形象上，从秦到清代的两千余年中，台基、柱子加斗拱、大屋顶这三段式的基本造型依然如故。在平面组合上也往往不分使用要求，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扩展。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也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事实上，对于木材的一些弊端，古人早有认识，而且随着工具的改进，我国古代的石结构建筑技术也并不亚于同期的西方国家，这点在中国许多寺塔、石窟和陵墓建筑上可以得到见证。中国之所以习用木材是缘于阴阳五行的传统观念，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长期的采伐使中原地区的森林消耗殆尽，这时宁可将小料用铁箍拼合，也不屑以石代木，这体现出了对传统的严格恪守。
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是中国古人恒久思想的体现，那么中国古代建筑中榫卯结构的不同组合方式就是中国人善于变通思想的体现。中国人自古就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意识，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斗拱结构的榫卯上，就是它既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此外，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构架虽然基本上只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但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在具体使用中不改变构架体系的情况下而将屋面做出曲线，并做出翘角飞檐、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人恒变兼容的思想观念。
尊祖敬神
中国人崇拜祖宗，对祖宗崇拜历来得到高度重视。据说在三皇五帝时便有了祭天、祭祖的习惯，到商代就出现了称作名堂的祭祀性建筑。《周礼》对此作了记载并规定了王城规划必然重视祖庙的地位，按“左祖右社”进行布置。
虽然古代社会通过宗庙的祭祖制度将人们分成了嫡子与庶子、大宗和小宗，体现了父与兄的权威，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务。然而，祖先崇拜又强调了同宗同祖的亲密性，给上下等级差异罩上了家庭般的和谐气氛，这又具有稳定社会、凝聚血缘团体的作用。正是这种对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模式是许多房间组合在一起的群体，是以某一房屋为中心向前后左右伸展的多组单层建筑群体。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空间上都是以“间”为单位，各单体房屋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另外，由于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根本，土地是宗族赖以发祥的根本，因此房屋必须立足于土，这也排除了建筑向上发展的可能。
总之，中国建筑在儒、道及佛家思想的影响下，既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在布局、空间处理上体现等级的伦理观念，但在外在的庄严氛围下，却交织着浪漫的意韵，追求人工与天趣的统一、端庄与含蓄的统一、规格化和多样化的统一，更追求理与情的统一，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古典建筑形成一种飞动轻快、精致典雅、舒适实用，富有鲜明节奏感和民族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而著称于世。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2]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对于装修、装饰特别讲究的中国古代建筑，都要美化组成建筑的各个部位或构件，因部位与构件性质不同，选用的形象、色彩而有所区别。房屋的基座和进屋的踏步分别是台基和台阶，给以雕饰，配栏杆，就显得格外庄严与雄伟。屋面装饰可以使屋顶的轮廓形象更加优美。如故宫太和殿，重檐庑殿顶，五脊四坡，正脊两端各饰一龙形大物，张口吞脊，尾部上卷，四条垂脊的檐角部位各饰有九个琉璃小兽，增加了屋顶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外檐装修有门窗、隔扇，是分隔室内外空间的间隔物，其装饰性特别强。门窗以其各种形象、花纹、色彩增强了建筑物立面的艺术效果。内檐装修是用以划分房屋内部空间的装置，常用隔扇门、板壁、多宝格、书橱等，可以使室内空间产生既分隔又连通的效果。另一种划分室内空间的装置是各种罩，如几腿罩、落地罩、圆光罩、花罩、栏杆罩等，有的还要安装玻璃或糊纱，绘以花卉或题字，使室内充满书卷气味。室内的顶棚是“天花”，即室内上空的一种装修。一般民居房屋制作较为简单，多用木条制成网架，钉在梁上，再糊纸，称“海墁天花”。重要建筑物如殿堂，则用木支条在梁架间搭制方格网，格内装木板，绘以彩画，称“井口天花”。藻井是比天花更具有装饰性的一种屋顶内部装饰，它结构复杂，下方上圆，由三层木架交构组成一个向上隆起如井状的天花板，多用于殿堂、佛坛的上方正中，交木如井，绘有藻纹，故称藻井。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建筑物上施彩绘，它是不可缺少的一项装饰艺术。它原是施之于梁、柱、门、窗等木构件之上用以防腐、防蠹的油漆，后来逐渐发展演化而为彩画。其中和玺彩画属最高的一级，内容以龙为主题，施用于外朝、内廷的主要殿堂，格调华贵。旋子彩画是图案化彩画，画面布局素雅灵活，富于变化，常用于次要宫殿及配殿、门庑等建筑上。再一种是苏式彩画，以山水、人物、草虫、花卉为内容，多用于园苑中的亭台楼阁之上。
2中国古建筑装饰在现代包装设计上的应用
将平面设计与立体设计相结合是现代包装设计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上表现形式也同样如此。
（1）平面设计
像茶叶盒、月饼盒、酒类包装等在包装设计时，首先要通过外包装就能揭示或者映照内在的包装物品，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现存的古建筑历史悠久、结构严谨、设计合理且具有浓厚文化内涵。如果这些产品的包装能恰如其分的运用古建筑元素进行图案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更能体现其产品的品质。同时对商品起到宣传、衬托作用。其次，应该把握好构图技巧。中国古建筑装饰是朴素与奢华的结合体，如民居类建筑偏重于朴素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宫廷类建筑则是以奢华、富贵、庄严为主；私家园林类建筑则追求典雅、幽静、舒适。在构图时要合理运用对比手法。如构图中图形的粗细对比、远近对比、疏密对比、静动对比等。同时，对一个包装设计来说，必须具备新颖的设计、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民族风格，而中国古建筑元素进行的包装设计正好满足这一特点。
（2）立体设计
包装的造型设计大多指包装容器的造型，它包括方型、圆型、异型等，容器形的长短宽窄和曲度变化必须符合“科学、牢固、美观、经济”的原则。如何使立体造型取得艺术美，与产品包装达到和谐统一，是包装设计的主旨。中国古建筑本身就是立体的，把这种有内部空间的结构作为包装的容器，本身就能体现立体感。中国古建筑装饰具有韵律感和秩序性，使人们看了以后感到柔和而优雅，表现出一种韵律美。月饼盒、茶叶盒、酒类包装等要体现韵律美可以通过提炼建筑装饰中的某一部分来实现，使其造型表现得既流畅又舒展。
3结语
关键词：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此外，园林中以文字楹联或匾额题字作为装饰题材的目的和功能，一方面是作为对所属建筑性质和特征标识，另一方面更是促使建筑与园林中的景观及其环境产生联系，激发人对空间景境的审美联想，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中的匾额题字，将亭、池、月、人联系起来，激起人的空间想象力，营造诗情画境般的景观意境，又如拙政园内“与谁同坐轩”之题字，亦为同理。
关键词：场域；新管理主义的评估；第四代评估
中图分类号：G40-05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84-05
场域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来使用，并明确将其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看待。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1]本文将依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和惯习进行阐述，并运用其理论框架对新管理主义的评估问题进行剖析，最后借鉴第四代评估理论作为问题的破解路径。
一、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及其惯习
1. 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构型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它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成的，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2]这个关系网络分成多个层次的结构关系，其一，高等教育场域内部存在着大学与大学间的互动关系。其二，大学自身存在着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其三，与高等教育场域发生联系的还有政府和社会。这些关系构型形成了高等教育场域的独有空间，在这一场域空间里各权力主体拥有自己相应的位置等级，而一定场域的位置等级总是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资本结构相对应。
资本是场域理论中最活跃的一个概念，“资本不仅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用以竞争的手段，争斗的对象，更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3] 在这一场域中资本是各权力主体获得不同位置等级的依据，是其在场域中地位高低的象征，地位高低又与资源分配多寡相联系，这又为取得更高的位置等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保证和提升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等级，获得相应的资源，场域中的各权力主体经常会展开各种策略的角逐，为此场域中的各种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这一紧张关系保证了场域的张力，促进了场域的完善与发展，但不当的冲突也给高等教育场域带来负面的影响。
2. 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
惯习是与场域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惯习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它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暗示着人们的思考和选择，惯习提供的是行事原则，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策略是据此选择的”。[3]高等教育场域和其他场域一样，它拥有自己的惯习。从西方高等教育场域来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办学自”是其应有的惯习，惯习的形成与其场域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而同一场域的惯习也可能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二、 场域理论框架的新管理主义的
教育评估问题分析
1. 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强化了“异治”的高等教育惯习
新管理主义是基于对生产力与产出持续增长的关注而实施的问责制，这一思想引入高等教育场域，即是强制地对高深知识传播与生产领域的高校实施各类评估，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实际是某种程度的泰勒式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应用，其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取得的成效不同，引发的问题也各有差异。
西方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与认识论哲学的逻辑相一致，其新管理主义理论下的高教改革关注的是市场化与绩效水平，这与其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引发了其高等教育场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思考与讨论。
我国高等教育场域惯习的形成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原因，有别于西方国家，长期附庸于国家政治场域的实践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异治”的现状。虽然政府对于大学发展之道的理性认识逐步回归，“办学自”在《高等教育法》中予以明确提出，但长期的政治论价值追求产生的“路径依赖性”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在我国高等教育场域实施过程中的行政性、指令性、权威性凸显，结果问责被无形中强化。这无疑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价值的回归的一种消解，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异治”的高等教育惯习。
2. 新管理主义评估的工业理性策略诱发了场域的不端行为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是某种程度的工业理性策略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应用，即标准化、一致化、精确化、数量化等工业理性策略在“知识集团的联合体、密集体的应用”，现行评估视野中的教学管理与学术活动被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故学校群体的行为需要规范化，管理团队要求标准化，教学活动的投入需要量化，似乎学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化解为数字的问题，数字似乎成了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4]这种工业理性的逻辑也诱导了高等教育场域各权力主体的不端行为。
因为场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争斗性，高等教育场域同样具有争斗性特征，争斗是围绕着资本这一焦点展开的。新管理主义的评估使得场域的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心境变得更为浮躁，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为了在评估中获得好的成绩，彰显其办学绩效，维持和提升其在场域中的位置等级，各大学主体、院系主体在教育评估中展开了各种策略的资本角逐，这一资本在教育评估过程中表现为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的各类资本的数字表达，即所谓的“评估分数”或称“评估成绩”。
依据场域理论，“评估成绩”是与其所处的场域位置和等级相匹配。而位置和等级又与大学声誉、生源获得、捐赠支持、政府资源配置息息相关。在政府主导的“选优评估”中“985”大学、 “211”大学和一般性大学获得的资源有着很大差别。为此，为确保自己的位置等级场域中的各行为主体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行动策略，而玩弄数字游戏成为各大学、各院系应对工业理性式的绩效评估的主要对策，如提前准备不同版本的数据信息，一套为学校自身留存的真实数据信息，一套为应付评估专家的虚假数据信息。为了增加数字的分量，一些高校不惜耗费巨资购买并不迫切需要的大型设备。再者组建“高级别”的“公关”队伍等等。很多大学就是凭借这样的手段在评估中获取相应的资本。这种强调绩效结果的教育评估对场域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引发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教育评估引发争议与批评的原因之一。
3.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引发了多方的质疑
从哲学视角分析，新管理主义理论有这样一条预设，即“有纯粹客观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去追求或实证，因而所谓技术的普遍性可以通行于不同的环境而维持相同的意义”。[5]新管理主义评估的路径对评估技术的过渡依赖是这一思想的反映，新管理主义评估因为其采取的是实证主义取向，故判定评估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如此价值多元、共同建构则属多此一举，“证实”成为主要的目的。
我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基于新管理主义的这一思想，崇尚实证主义，依赖技术理性，如此，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共同建构的缺失变得理所当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齐划一的指标体系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致使参与评估的所有高校使用的是同一套指标体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被定格到了一种固定化的指标体系里”[6]，导致了“达标主义”思想盛行，学校的教学活动、专业追求转变为标准化的遵从操作。而且“标准化、数量化、常模化”的指标体系与政府所倡导的“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理念形成了悖论[6]。这一导向引发了场域中权力主体的负面行为，诱发了高校一味向统一指标看齐，从而置学校差异、特色于不顾，其直接后果是导致高校定位偏差，抑制高校的个性发展，这是高等教育评估遭受质疑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场域框架的分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高等教育场域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何破解新管理主义评估存在的问题，改变评估策略，促进场域的健康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新管理主义评估问题的破解路径：
“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借鉴
“第四代评估”是古贝和林肯教授所创立的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针对传统评估的严重的管理主义倾向、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等缺陷，古贝和林肯汲取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内涵，提出了超越纯粹科学范畴，涵盖了人性、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评估哲学与方法论，这对于我国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问题的破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第四代评估”理论与高等教育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内在契合
“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已经成为国际评估的新趋势，更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全新的评估理论之所以受到如此的瞩目，是因为它与高等教育场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有着内在的契合。
高等教育场域区别于其他场域的关键在于其高深知识为核心的文化资本形态，这一资本形态构成了高等教育场域的逻辑起点。这种高深知识包括个体拥有的主观知识，即认识主体的精神现象，以及社会公共化的客观知识，即可脱离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并为社会所共享的实体符号。个体认识主体是知识创造之源，因为社会本身并不创造新知识，而只是对多样化的认识主体的知识进行选择和整合，因此要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创造空间。 [7]
正是基于这一需求与思想，西方高等教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惯习，即基于认识论价值取向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但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步入社会的中心，政府对高等教育场域的影响力逐步加强，一边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一边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何去何从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得不面临的课题。西方高等教育也适时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以求得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坚守着政治论的追求，这一价值取向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时期，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凸显，一味的政治论取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认识论的冲击，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认识论的意识终于觉醒，虽然回归之路任重道远，但毕竟迈出了最艰难却是最可喜的一步。
从上述简要阐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贯坚守认识论价值观的西方高等教育逐步在回应政治论价值观的要求，而一贯坚守政治论价值观的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向认识论价值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东西方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适时调整，反映了高等教育场域内外部关系结构的调适，即西方高等教育要摆脱现实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坚守“认识论支配”的同时，适度服从政治论，而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实施政治论的松绑，只有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
“第四代评估”理论超越了纯粹的科学范畴，其“响应式的聚焦方式”强调了对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争议”的关注与尊重，[8]104 这一理念实际是对场域内教育评估所涉及的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的重视 ，其协商式的建构主义评估策略充分考虑到了各个参与方的利益诉求，这种全新的关系分析理念与高等教育在坚持自身逻辑的同时适时调适其与相关场域的关系的策略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2.“第四代评估”理论：一种全新的评估哲学范式给予的启迪
西方教育评估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三代评估，即测量时代、描述时代与判断时代。根据前三代评估共性特征我们称其为管理主义评估。而新管理主义评估是某种程度的管理主义评估的翻版，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新瓶装老酒。无论是管理主义评估，还是新管理主义评估，其核心思想是“评估管理”，它是通过各类评估活动实现对高校教育目标、教育手段、教育效果的绩效问责，以达到有效监控的目的。第四代评估则另辟溪径，提出了全新的哲学范式，即强调评估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多元价值的取向，这一范式是评估观念上的一次革命。
我国实施的新管理主义评估引发的诸多问题，实际是一种评估哲学观的反映，如政府主导的严重的管理主义倾向，过于注重绩效结果的工业理性策略，对评估技术的过度依赖等等。为了解决评估的哲学问题，我们应尝试分析第四代评估哲学范式转换的实践层面的背景，任何一次范式转换是因为其范式出现的反常，即“常规科学”中出现了事实与范式的不匹配情况。西方传统评估中的管理主义倾向、价值中立假设以及对评估技术过分的依赖等缺陷是传统评估哲学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在其自身无法修正与改进情况下必须进行范式的革命。
我国要改变新管理主义倾向的评估，促进政府管理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保证场域中各权力主体的话语权，创造有利于“三维一体”的评估机制的发育与成长环境，扭转大学在评估中被动、应付的局面，促使大学主人翁精神的回归，必须对我们现有的评估哲学进行较为彻底的反思与否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评估哲学。这将是对我们管理主义评估理念的一次彻底更新，也是为高等教育场域应然惯习的回归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3.“第四代评估”理论：一种创新的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指导
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先进的评估理论，其贡献在于方法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传统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取向，实证主义取向的目的是“证实”。这一自然科学上的方法论自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日起，便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因为它看起来“最科学”，最具“真理性”。而其实对这一科学方法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一些不幸的结果，正如古贝和林肯所认为的，评估中完全的实证主义取向无法关注“因素的前后关联”、并由此衍生了“不可抗拒的特定权威”、“封闭了评估的其他途径”、“减少了评估者的责任” [8 ]30，而且无法关注到利益相关者的思想与建议。针对实证主义带来的不幸结果，而其自身又无法消解难题、扩大问题域以实现范式的修正与改进，第四代评估提出了全新的建构主义方法论，建构主义方法论主张评估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探索”、“建构”的过程，而非“证实”的过程。
我国教育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取向，即强调对评估技术的使用，强调“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与求证，而实际上正如古贝和林肯所分析的，“证实”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科学、客观的结果，反而导致一系列“数字游戏”等背离评估主旨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评估存在的问题，除了进行评估哲学范式的革命，必须同时进行方法论的革新，因为每一次科学的发展其核心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科学革命是科学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革命，哲学范式和研究范式（方法论）是范式的“一体两面”，两者有机结合方能相得益彰，才能确保新范式的胜出。
我国教育评估如果要实现大的改观，进行方法论上的革命是关键。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协商式的建构与再建构评估。要实现方法论上的突破，首先要改变评估者与被评估者分离的状况，实施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识别，保证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如高校、社会、投资者等相关方的参与。其次，实施评估前期的建构与再建构，即通过多方参与的不断的“解释性辩证过程”，最终将信息整合为一套系统化的“合理模式”。在这里“建构者的信息和本身的成熟水平” [8]100至关重要，在我们进行方法论创新的同时，应以立法形式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建构的评估机制是培育建构者水平的制度保障。其三、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在方法论上更有利于改变注重结果的“求证”评估问题，但要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发展性评估，还需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改变评估指标一刀切的倾向，实施不同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分类评估，引导高校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避免急功近利思想，充分发挥共同建构的协商机制，即通过对话、协商设计高校发展的方案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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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结构合理，容易加工制作的木框架结构上；二是表现在由单纯的大屋顶中表现出千变万化建筑形式，三是表现在“四合院”精彩的平面布局所传达出的空间意识中。以最概括的文字将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作一个总结，我们提出：“木结构”、“大屋顶”、“四合院”九个字。
一、木结构——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 ：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 ；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 ；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
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