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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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非基本生活消费，ELES模型，贡献率，自适应预期模型
问题的提出[①]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按支出法计算，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18473.14亿元，居全国第五位，最终消费支出为7759.33亿元项目管理论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0%（最终消费率），低于全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5位。2007年河南省政府消费支出2011.27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4%（政府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48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1%（居民消费
图1 河南省消费不足的逻辑推理
率），按照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实证研究，政府消费率一般维持在11.9%―15.0%之间，河南省政府消费率符合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箭头 1），但是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标准结构中的居民消费率大于60%的水平论文服务。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8837.46元项目管理论文，占城镇居民收入的66.79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5位。据初步统计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4.2%，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恩格尔系数标准，河南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自1996年已进入小康层次，消费方式已经开始由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基生活消费已经基本稳定且弹性较低（箭头2），所以非基本生活消费低是才是问题的根源（如图1）。
一、基于非基本生活消费模型分析
1、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概念及界定
生活消费按满足人们需要的顺序，可分为基本生活消费和非基本生活消费，基本生活消费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消费。非基本生活消费则是基本生活消费的对称，是超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一般而言项目管理论文，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消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展非基本生活消费。本文参考了《消费经济学大辞典》的合理词义解释部分，并对非基本生活消费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补充论文服务。非基本生活消费是指在满足人们维持和延续其生命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前提下，用于满足自身发展和发挥其体力、智力以及为使生活舒适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劳务消费的总称。生活消费支出、基本消费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分别用CE(consumption expenditures)、BLC(basic living consumption)、NBLC(non-basic living consumption)表示。
2、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下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模型构建
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费的ELES模型需求函数[②]：
参数是边际消费倾向，满足：0<βi<1，<1
对模型的进行变形：
令V=；a=；b=
对方程式进行回归可得a*和b*，进一步可求出：
3、非基本生活消费的计量分析
模型采用1993―2008按收入水平分组的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截面数据，为了修正和避免数据出现异方差，本文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估计（WLS）法对方程参数进行回归估计项目管理论文，权重W=resid^(-2)。显著水平选取为0.05。t(d)是β*i的t观测值，R2为方程的可决系数论文服务。
通过EVIEWS软件进行WLS回归结果如下[③]：
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598.6320 R2=1.000000 D-W=2.276046 F=358360.2
200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1.44564 R2=0.999890 D-W=2.310967 F=988.8286
2006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59.77045 R2=1.000000D-W=1.776125 F=3572.506
200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2019.675R2=1.000000 D-W=1.427389 F=4079087.
200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239.4272R2=1.000000D-W=1.674908 F=57325.39
2003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128.6925R2=0.999795D-W=1.609279 F=16561.75
2002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80.7875R2=0.999991D-W=1.718861 F=32684.13
2001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75.2843R2=0.999999D-W=1.181300 F=30724.59
200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0.37496R2=0.999990D-W=1.323353 F=922.6385
199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445.2760 R2=1.000000 D-W=2.680368 F=198270.7
199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33.6603R2=0.999997D-W=1.623019 F=17865.07
199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41.95878R2=0.999954D-W=1.505179 F=1760.539
1996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99.82376R2=0.999999 D-W=1.794003 F=9964.783
199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196.196R2=1.000000D-W=1.504203 F=1430885.
199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144.5403R2=0.999990D-W=2.396234 F=20891.89
1993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42.16312R2=0.999993D-W=2.142866 F=1777.729
1992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202.8902R2=0.999990 D-W=1.223436 F=41164.42
汇总回归方程估计结果，通过Excel软件处理结果如下：
表1 1993-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基本消费和非基本消费支出情况单位：元
类别
年份
CE
a*
b*（β*i）
BLCi(BLC)
NBLC
2008
8837.46
1475.782
0.562177
3370.727
5466.733
2007
7826.72
1268.192
0.593939
3123.156
4703.564
2006
6685.18
1603.482
0.511453
3282.145
3403.035
2005
6038.02
1209.152
0.541007
2634.358
3403.662
2004
5294.19
1197.215
0.522404
2506.753
2787.437
2003
4941.60
955.1838
0.562634
2183.946
2757.654
2002
4504.68
1417.536
0.480717
2729.795
1774.885
2001
4110.17
676.3441
0.651922
1943.082
2167.088
2000
3830.71
814.1469
0.633153
2219.309
1611.401
1999
3497.53
745.6160
0.607170
1898.063
1599.467
1998
3415.65
882.5848
0.605248
2235.796
1179.854
1997
3378.02
590.5870
0.681768
1855.838
1522.182
1996
3009.35
596.1219
0.635379
1634.908
1374.442
1995
2673.95
622.2854
0.615177
1617.069
1056.881
1994
2155.15
359.2111
0.684511
1138.585
1016.565
1993
1609.26
393.4778
0.608181
1004.234
605.0264
1992
1342.58
260.5322
0.674353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难题，发展方式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论文格式模板。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实现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战略意义。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培育与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难题，对这些难题的认识深度和解决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这一事项的进程。因此，深入探讨这些难题，就具有了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破解的难题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准确把握其内涵，摆脱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前提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增长极，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核心在于创新的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多城市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对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使用与高消耗、对土地和水等稀缺资源的大量占用与开发、对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的高排放来实现的。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已经给城市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从2003年以来，针对部分产业的过快扩张，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的盲目发展，国务院相关部委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事实上，相关产业的结构失衡与城市的粗放发展直接相关。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在拉动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既导致了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也直接导致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使得农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再如，城市的粗放式发展还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的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既造成了产能的非理性扩展，也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化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粗放式的城市发展，还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总之，日益严峻的环境代价、高度失衡的城市发展速度与能源消耗比率、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利用、土地的大量被占用……无不彰显着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弊端。
与此相对应，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则是通过充分利用城市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模式集约化的演进路径中，推动资本与产业的融合、产业与创新的融合、创新与发展的融合，进而实现城市发展由要素驱动向资本驱动、创新驱动的升级。
第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把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把发展高新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各区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已经逐步被纳入各地的发展战略规划之中。事实上，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而且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管理论文，实现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将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鉴于此，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亟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契机，充分发挥其所特有的：长期稳定并广阔的市场前景；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良好的经济技术与社会效益；产业关联度高，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产业链条长；以及能有效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诸多特点，推动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向集约式、低碳型、高附加值和高效率型产业发展模式转换，实现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提高发展效率和创新能力，培育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全球新一轮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国际分工中提升区域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论文格式模板。
第三，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共进。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项目管理论文，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兼具新型性、战略性与增长性等多元化特点，在动态中把握均衡，是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主要体现在：其区别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粗放型城市增长极。它强调科学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力，瞩目于社会事业的协调共进，通过创新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演进，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城市发展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若干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无论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还是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领域，都是对过去长期沿袭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长期性、历史性与艰巨性决定了其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其所有具有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则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要将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战略任务加以统筹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可半途而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增长性，则主要体现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城市的发展与增长。而城市的发展与增长则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度、对外的开放度、人民生活的满意度、社会的和谐度、发展路径的可持续度等诸多领域。因此，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并且与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密切相关。
总之，兼具新型性、战略性与增长性三者于一体的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项目管理论文，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改革当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实现考核标准的动态化、科学化，是实现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选择学派将政府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政府作为整个政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有其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论文格式模板。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项目管理论文，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2]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三、结语
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战略性”和“增长性”，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充分重视并发挥其所具有的发展模式的新型性、发展期限的战略性以及发展目标的增长性，以战略眼光，进行战略思维，作出战略规划，实施战略举措，创新工作模式，借助强势城市（城市群、城市带）的出现、优势区域的形成，多措并举的推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以此来实现区域资源的共享、城市之间优势的互补，进而实现区域互惠双赢、协同发展的目标，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培植内生驱动力。
参考文献
[1]赵健仲，震古，改进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访全国政协委员欧成中，中国经济时报[N]，2010，03，05
论文关键词：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豫东平原，周口市
一、周口市的基本情况
周口市地处豫东黄淮平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热条件适中，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好。因本区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少。据周口市统计局2009年资料，全市总人口1090.57万人，耕地面积1251.2万亩，城镇化率29.4％。当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683.44万亩，总产量716.71万吨，两项数据分别占河南省总量的11.59％和13.3％[1]，均居河南17个地市榜首之位。
二、周口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的现状
通过对周口市辖区内部分县（市、区）的农村调查，我们认为目前该地区在村庄规划建设方面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部分村庄居民房屋建设布局零散，农民在村头或路边的责任田及自留地里乱搭乱建小饭店、小超市、小加工厂、田间宅院等现象普遍存在；第二、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农村住户宅基地面积都超出了河南省政府规定的167平方米的最高标准[2]，不少住户宅基地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有的甚至超过400平方米；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质量较差；第四，耕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第五，土地使用中的违法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新建居民点的情况调查
（一）新建居民点的基本情况
通过走访有关部门，我们了解到该市所辖区域近5年来搬迁新建的村庄数量不多，总体来看，因工程建设或城市开发搬迁的村庄数量多于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数量。根据调研分析需要，我们选取了H县和S县有代表性的5个新村建设案例，这5个案例中，因高速公路建设、河道防汛整治及城区开发而搬迁新建的村庄各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两个。5个迁建点的建设资金来源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工程建设、城区开发搬迁的三个村庄，村民的房屋建设资金主要来自相关部门和开发商给予的拆迁补偿，差额部分由村民自己筹集，搬迁责任方对新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相对较少；另一种情况是两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村民房屋建设资金全由自己筹集，村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政府一方帮助解决，新村规划基础设施齐全项目管理论文，需投入的建设资金较多。
（二）群众反映
访谈中我们发现，由于各个村庄、各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群众对村庄迁建的反映态度有所不同。因工程建设和城区开发搬迁的村庄，由于搬迁户得到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且居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总体来看，他们对村庄搬迁的反映意见不大，但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表现出的是更多的无奈。两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由于采取的政策不同，群众的反映意见也有所不同。正在建设的L村由于不存在强制搬迁和限期搬迁问题，目前尚未发现群众有不满情绪。已经建成的Z村，由于经历了村庄的整体拆迁和重建过程，完成了地块的调整工作，村民的反映意见则有明显的不同，那些搬迁前在老村建了新房的农户因房屋拆迁损失较大，对村庄搬迁抵触情绪明显，尤其对村委会拆了楼房盖瓦房的决策更为不满；部分计划建房的农户，因新村宅基地面积没有减小（有的还略有增加），旧房正常拆除不存在经济损失，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感觉相对比较满意。从Z村和L村村民的普遍反映看，他们对新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的改变比较认可，但又认为新村各项建设占地面积较大，搬迁并没有节省出土地。
（三）新村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地方财力难以包揽更多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入
调查中我们发现，地方党政部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鼓励农民迁村并居，一般都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为支持Z村的建设，H县委、县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动员”县里条件较好的职能部门对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对口援建。据Z村村委干部介绍，H县教育局、财政局、民政局、卫生局、公用事业局、交通局、电业局等单位为该村小学、村文化大园、村委会办公楼、敬老院、卫生所、自来水厂、村内外道路、供电及照明等项目建设共计投资3000多万元。新农村试点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大手脚投资建一两个形象工程，如果更多村庄趁机跟风，地方财政根本无力应对核心期刊目录。
2．关联部门对试点区的农村现状缺乏深入调查研究
根据对本文调查的两个试点村有关负责人的走访，我们了解到，在新村规划建设方案实施前关联单位（主要是建设规划部门）没有对当地农村及农民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旧村该不该拆迁，新村如何建设，完全是基层政府部门的领导说了算，规划部门只负责村庄布局和居民房屋建设方案设计，至于试点村建设涉及的农户有多个家庭有建造新房的经济能力，村庄整合后能腾出多少土地，没有单位和个人为此提供相关的调研报告。由于对上述基本信息缺乏全面掌握，结果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诸多尴尬局面。如Z村在迁建规划中本打算全行政村6个自然村全部集中到新村居住，但其中两个自然村因新建楼房住户较多村民拒绝搬迁，结果只有四个自然村的村民迁进了新村。表面上看，村庄整合腾出了一部分土地，但实际上由于新村建设宅基地数量增加，村内主干道、环村路及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加上临街门面房、自来水厂、文化大院、敬老院、卫生室等新增基础设施用地，腾出的土地与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基本持平。而对于该村的搬迁农户来说，由于没有分到老村腾出的土地，又要公摊新村的基础设施用地，结果凡得到一处宅基地的住户责任田差不多减少了1亩左右。如此新农村建设，的确让人觉得尴尬。
3．村庄规划脱离地方实际
理论上讲，新农村规划建设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但也应注意与本地实际结合，不可盲目照搬县城或乡镇经济点的规划模式。这里仍以Z为例，一个总人口不足1600人、常住人口不足1000人、距乡政府所在地不到两公里、对外联系并不通畅的村庄，村中却规划了一纵一横宽30米的主干道，主干道两侧规划建设了近450间门面房（占地面积至少相当于110处住宅），由于本地劳动力素质较低，加之发展项目缺乏，目前已建成的门面房用于加工或其它经营活动的不及总数的3％，这样不切实际的规划建设，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造成了建设资金的极大浪费。
4．农村经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
通过对5个新建村庄的调查了解，我们感觉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央新农村建设文件精神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是，在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文件精神的过程中把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实践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市、县级规划建设局，同级农技推广部门、能源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则很少参与。从目前的实际看，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只是房屋、道路及社区附属设施的建设，规划设计者并没有把发展现代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富裕劳动转移就业放在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新村建设在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5个建设点在规划建设方案中根本没有体现出这一发展理念。
四、对策建议
1．做好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的编制指导工作
目前，从全国范围看，新农村建设尚处在试验探索阶段，个别地方虽然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难以在全国普遍推广，如四川成都的“拆院并院”改革试验，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试验项目管理论文，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改革以及重庆的“地票交易”改革试验等[3]都是靠城市周边高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补偿给农民实施搬迁的。周口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期城市发展用地少，农村可以整合的土地多，如果政府方面在农村住房建设管理问题上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新的一轮建房很快会掀起，以后再进行村庄布局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多，拆迁的难度会更大。眼下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关键是做好县（市）域、乡（镇）域村庄布点规划工作，无论建设新村还是整治旧村，都应尽快给群众有个明确的表态。
2．坚持依法管理土地，刹住农村乱搭乱建乱占耕地的歪风
前已述及，目前该市农村住房建设混乱状况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前期对土地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监管和处理不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后期治理整改的难度或将更大。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认为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及河南省政府有关土地管理和村镇规划的法律、法规文件精神，用法律手段制约乱占、滥建现象的发生。
3．抓好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综合对周口市5个农村建设点的情况调查，我们认为，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前期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不够成功，群众参与的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试点建设对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不切实际的规划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强行迁建使农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等。因此，我们建议，基层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农村试点工程建设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在政策措施的制定、规划建设方案的实施、建设资金的筹集等方面多做调查研究，根据各自发展状况和各类村庄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不同的村庄建设和治理途径。根据我们的调查体验，我们认为试点示范工程的建设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对那些规模较大、基础条件较好、布局较为合理的村庄，或虽然规模不大但区位优越、生产生活便利的村庄，要注意基本保持村庄整体布局结构和农民住房现状，重点做好公共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着力发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第二、对那些因城市扩展、重大工程建设等需要整体搬迁的村庄，可采取土地置换等方式另选新址迁建新村或直接迁建到小城镇、中心村；第三、对那些村庄规模偏小、位置偏远、基础设施配置困难的村庄，可就近集中向基础设施条件好的中心村迁建；第四、调整充实旧村中的“空心”部位，合理安排公共基础设施或住宅建设。第五、拓展农村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支持本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周口市统计局.2009年周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
论文摘要：随着国家电网公司SG186营销系统的全面应
用，电力企业售电量、电价执行、线损管理以及电费管理等
营销业务已全面实现信息化，对大量繁杂的营销数据进行核
查分析已成为营销稽查工作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SG186营
销系统是一套以实际营销业务应用为基础的面向工作流的
系统，导致很多营销稽查人员无法找到准确的工作切入点，
给数据分析和稽查管控带来不便。电力营销稽查监控系统在
电力营销中的作用突显而出。
论文关键词：电力营销；营销稽查信息；稽查监控；
电力营销工作具有点多面广、业务量大、作业分散、流
程复杂、时效性高、与客户接触点多等特点，容易发生因人
员业务素质、政策理解、工作态度等差异，导致政策或标准
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为了保证营销稽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电
力营销稽查监控系统作为一种集中、统一的实时稽查监控手
段应运而生,该系统对营销关键指标、工作质量、服务质量
进行集中监控与稽查,规范员工营销服务行为,规避违规用
电情况,净化供用电环境,塑造品牌形象,实施成效分析显示,
稽查监控系统的应用是减少差错、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是
一个能有效提高营销业务的管控力、加强日常业务的执行力,
提升客户服务的监督力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可以促进营销整
体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一、营销信息稽查系统概述
营销稽查监控系统具体业务是通过稽查主题管理，完善
稽查监控主题库，利用稽查主题库所提供的主题，对供电应
急处置、经营成果、营销工作质量、营销服务资源中不正常
现象以及应用系统产生矛盾数据进行监控与稽查，提交可疑
问题;利用发现的可疑问题，通过稽查任务管理，实现档案
修正、营销制度完善。最终对电力营销工作产生的经济效益
和管理效益进行评价。营销稽查监控系统既实现了与SG186
营销业务应用系统的紧合，又与用电采集系统、数据中心数
据、收费平台进行了连接，实现了各部门、各专业营销数据
的全面集成。从而可以对营销经营指标、工作流程关键节点、
数据质量、服务资源等营销工作内容进行全面的稽查监控。
系统可以根据管理者不同时期的管理要求灵活设置各项监
控指标阀值，还可以按照月、周、日的监控频度对不同营销
业务进行监控，可满足不同营销业务的管理要求。通过监控
对供电质量、保障能力存在异常的供电单位、线路、台区、
客户，以及重大服务事件进行稽查监控，查找异常原因，采
取措施，提高保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包括供电质量及停
复电情况、重大事件及紧急情况处理，对新装增容及变更用
电、供电合同管理、抄表管理、核算管理、电费收缴及账务、
用电检查管理、95598业务处理、资产管理、计量点管理、
计量体系管理、电能信息采集、市场管理、档案信息管理(信
息管理论文)、报表管理监控等业务主题的工作质量进行监
控。系统包括10个业务类，抽象出7个功能域、39个功能项、
146个功能子项、5类非功能需求、5个监控主题类、27个监
控主题子类、126个监控主题、187个监控指标，。
二、部分功能在营销体系中具体的应用
1、居民大电量：依我县2013年统计数据为例，2013年
全县居民生活售电量167803万千瓦时，其中城镇居民生活
售电量为10223万千瓦时，农村居民生活售电量为157580
万千瓦时，城镇居民户月均用电量202千瓦时，农村居民生
活户月均用电量122千瓦时，冬夏空调及取暖用电高峰时期，
城镇城镇居民户月均用电量317千瓦时，农村居民生活户月
均用电量188千瓦时，依据我县居民生活用电实际状况，我
公司在营销稽查监控系统居民大电量主题中设置监控阀值
600千瓦时，对于每月户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开展
现场稽查或派发异常稽查工作单，自2013年5月份我公司
开展此项业务稽查以来，共计查处违约用电及定比定量不合
理的用户389户，追补违约用电费38.88万元，更改定比定
量不合理用户149户，有效的堵塞了营销中的管理漏洞，提
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2、农排大电量稽查主题，我县为农业排灌大县，农民
自留地较为分散，排灌呈季节性较强，排灌主要集中在每年
的春冬两季，主要为一变一井，或一变双井，每台机井平均
负荷为32KW，排灌高峰用电时期月均机井用电量达到8500
千瓦时以上，处于农排低谷时期，89%用户用电量为0千瓦
时，根据我县农排的实际状况，我公司在营销稽查监控系统
在农排低谷时期设置监控阀值为1000千瓦时，在农排低谷
时期阀值超过1000千瓦时的用户开展现场稽查，自营销稽
查监控系统上线以来，共计查处农排用户违约用电现象37
起，共计追补电费及违约使用电费85.34万元。
3、超容用电主题，该系统设置超容用电量阀值为用户
的配变容量×用户使用天数×24小时。某大工业用户配变容
量为315+315，配变总容量为630千伏安，计量方式为高供
高计，两台配变合并用电，2013年1月该用户报停一台配变，
SG186中使用配变容量为315千伏安。2013年4月营销监控
系统中显示该用户4月份用电量为315500千瓦时，该用户4
月份理论用电量为315千伏安×24小时×30天=226800千瓦
时，，超容用电39.1%。公司稽查人员迅速对该用户展开现场
检查，经现场核实，该用户擅自将报停的配变启封用电。属
违约用电行为，追补基本电费315千伏安×23.3元=7339.5
元，追补违约使用电费14679元，共计追补电费22018.5元。
三、结束语
通过营销稽查监控系统的推广应用，我县供电公司在营
销稽查工作建立了事前有预测、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跟踪的
新型营销稽查监控体系。营销稽查监控系统全过程、实时的
在线监控和稽查各营销系统的数据质量，实现了营销稽查监
控的闭环管理，营销管控工作达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全面提高了营销业务管控力、日常业务执行力和客户服务监
督力。为电力企业“三集五大”改革和城乡营销一体化运作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1].石栋.营销稽查与电力系统营销管理[J].安徽电气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07,12（2）：77-79
[2].闫刘生.电力营销基本业务与技能[M].北京，中国
电力出版社，2002
[3].于崇伟.电力市场营销[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2
[4].张戈.电网经营企业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的必要性
[J].电力需求侧管理，2006，（2）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止2009年9月底，全国工商登记企业1023.1万户(不含313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企业总数的99%以上。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纳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在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中小企业遭受了较大冲击，特别是对于外向度较高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影响尤其严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消退，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但在危机中投入的大量货币正在形成通胀的压力，各国企业面临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中国的中小企业在2010年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中小企业如何发现并把握国际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借助自身的优势，在新的经济增长形势下获得高速的发展，这已成为当前巫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和考虑，围绕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中小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中小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分析
本文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SWOT分析把环境分析分成“机会和威胁”，资源分析分为“优势和劣势”。本节针对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的动态变化，分析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并明确自身现在和将来具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一）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机会
1、知识经济时代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动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的全球化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是知识产业的崛起，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结合，使得世界更加开放，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一国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效率的竞争、质量的竞争，胜败关键取决于智力资源及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而不在于企业规模的大小。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表明，中小企业由于具有产业规模小、资本和技术构成低、数量众多、分布面广、经营灵活、形式多样等特点，使它在保护充分竞争、活跃市场、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都发挥着大企业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
2、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电子商务和计算机网络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减少了信息传递的层次，使高层决策者与基层执行者面对面，更容易从实际出发及时进行决策，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企业充分利用网络的虚拟信息技术，从信息管理的各个方面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使中小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及时宣传自己的产品信息，将产品在第一时间投放市场，开拓国际市场。
3、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的配套扶持
我国政府己意识到中小企业对于扩大就业、发展外贸、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尤其鼓励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小企业的外贸出口、海外投资，在资金、外汇管理、出口退税等方面给予优惠；进一步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使更多的中小企业获得了进出口经营权；又实施了一系列完善外经贸调控体系的政策。
（二）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威胁
国际市场的经营环境诡谲多变，当企业在选择最适当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时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必须考虑到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承担的外在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风险。
1、政治风险
区域性社会动乱、国际禁运、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如外汇管制)等都对企业的跨国经营构成风险。其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近些年正以技术标准、绿色环保、食品安全、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壁垒形式日渐猖獗[1]。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甚至有政客明确要求本国政府鼓励国民优先购买国货的极端现象。这些情况虽然难以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却不能不为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所顾忌。
2、经济风险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势必影响与其有贸易、投资关系的他国企业的经营。当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依赖外部市场的我国众多企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就是一个现实事例。常见的经济风险有国际市场原材料供求发生巨幅震荡以及由此导致的价格波动，国家的货币和财政等经济政策的变动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外向型企业的经营。
3、市场竞争的风险
国际市场的横向竞争环境和纵向供求关系远比国内市场情况复杂和严峻。除了在数量上存在更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市场对企业的行为规范亦有更多限制，对产品、服务的质量和价格要求更加苛刻。在某些情况下，质量引发的问题也许会招致企业承担巨大的连带赔偿责任；而简单的低价让利行为也可能因涉嫌倾销引发制裁。
4、法律风险
从事国际贸易需要对本国和目标国相关法律以及世贸规则有所了解，确保自身的依法经营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正常的国际经贸活动中难免有时与合作方发生业务纠纷。当纠纷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时，法律的适用、裁决的执行等都将因当事各方的不同国籍而变得复杂，自身权益的有效维护难度很大，相关的费用成本亦是不可忽视。
（三）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优势
1、产权优势
国有资产流失是中国当今经济领域内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状况也很不理想，相比较而言，中小企业的产权要明晰得多，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保证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顺利进行[2]。
2、技术优势
在中国，中小企业在家电、纺织、轻工、电讯设备制造等产业的小批量制造技术和多功能的机器设备就较为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相比，中国中小企业具有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和成熟的工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更能适应国际市场上日益凸显的市场多样化需求趋势。
3、经营机制和规模的优势
中小企业规模小，进退市场的成本与大企业相比要小得多，当发现有的市场有利可图时，就快速进入；当所处的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生存困难时，就迅速退出该市场。大企业决策所需的信息往往要层层传递，这样容易导致信息失真。中小企业内部的环节相对较少，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占得竞争的先机。
4、集群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资源有限，其内部规模经济性并不明显。但各中小企业如果组成“企业群”，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就可充分共享经营资源，形成规模优势。
（四）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劣势
1、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差，经营管理水平低
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综合能力还存在诸多欠缺，产品层次低、技术水平不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化观念淡薄、自律性和网络化组织欠缺、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重视不够等，都严重地制约了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中小企业在成长中不协调现象之一，就是企业的规模呈现高速增长，企业的制度呈现创新型成长，企业的整体素质呈现渐进式成长，而企业家队伍建设只是呈现适应性成长。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水平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式，应对不了不断出现的问题。
2、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源于科技创新，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大多先进设备较少、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3]。正因如此，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以低价取胜，导致了市场所在国、地区的反倾销行为，甚至一些产品的许多海外市场丧失殆尽。因此，科技的提升已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最大障碍。
3、缺乏有经验的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人才
外贸经营是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具备深远的战略视野和敏锐的市场眼光、丰富的操作实务知识和经验、通晓国际管理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相对大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实力薄弱，社会影响力较小，更是难以吸引高素质国际型人才，普遍存在缺少对外经贸业务、管理、技术人才的情况[4]。
4、缺乏融资渠道，筹资困难
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需要资金的支持，在自有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外部资金来弥补缺口。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可抵押资本实力较弱，信用等级偏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取得银行贷款的难度相对较大。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其中的60%多是由于融资困难所致。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选择
（一）品牌战略
品牌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产品技术与质量差异性较小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品牌形象甚至会主宰市场的成败。中小企业产品在国外时会直接受到本土产品的冲击，在价格和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更钟情于本土产品。因此，塑造和培养一批高附加值的国际品牌，就成为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功搏杀的关键。
1、贴牌生产
贴牌生产（OEM），即一些大企业不直接从事产品生产制造，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生产制造流程交由别的中小企业完成，承接生产业务的中小企业就被称为OEM厂商，生产出来的产品被称作OEM产品，产品上不加注制造企业的任何标识，而是按照品牌所有方的要求加注指定的品牌。我国中小企业应借OEM使产品走出国门之机搜集海外市场的信息，了解对方国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熟悉国际竞争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贴牌生产，提高国际市场上的营销能力，促使企业自身改进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可以了解世界市场最新产品的情况，根据这些最新的市场信息及时对自主业务进行调整。
2、创立品牌
创立品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项花费大、时间长、风险高的投资项目。在品牌创立和推广上，作为中小企业在品牌国际化创立和推广的初始阶段，可以通过商品输出，利用外国商家的营销渠道来创建和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企业可充分利用外商长期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和信誉，帮助自己的产品迅速进入国际市场[5]。核心品牌形象的树立不只是做广告，还应该包括国际公共关系的建立。通过双向的信息交流，在企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相互了解和信赖的关系，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从而促进企业本身目标的实现。
（二）利基战略
所谓利基战略是一种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复合战略，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国，再到全球，同时建立各种进入壁垒，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6]。
1、特色产品的选择
产品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核心和物质载体，为避免和大企业正面交锋，我国中小企业在选择产品策略时，应紧紧围绕是否能发挥企业特长、形成优势来进行。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小，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成本难以大幅度下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因此，我国中小企业可以从特色经营下功夫，生产和经营与众不同的产品，实现以特色取胜。在产品的开发方面愿意设计和生产适合当地条件的产品，开拓大的企业不屑一顾的市场缝隙，使其产品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和独特性。
2、投资区域的选择
鉴于中小企业的小批量制造技术和多功能的机器设备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以及劳动密集型技术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因而，中小企业可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着力挖掘市场优势。近年来，拉美地区实施开放政策，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率，各国对该地区的跨国投资额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中国中小企业可借该地区引进资金并实施各种优惠政策的有利时机进行跨国经营；同时，东欧、中亚等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传统友好国家，我们也可以发挥其拥有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积极渗透东欧等国的市场，增强其自身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
（三）地域集群化战略
迈克尔·波特在他的竞争优势理论基础上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由于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和人文情结，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通过地域、血缘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分工网络，形成大大小小的企业地域集群，每个企业只专业化生产一、两种成本最低的零部件，产生规模效益。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形式，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国际化经营中谋求比单个小企业更强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通过统一对外促销、规范品质标准、推广共同商标、共享集群信誉等“集群效应”，获取单个中小企业很难具有的差异化优势。这既可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可以避免中小企业各自为政所造成的恶性价格竞争。
（四）人才战略
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之不足。另外，企业必须重视对东道国本土人才的利用，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在产品研发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方面的相对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道国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场，能更快地对本国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
（五）借力战略
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中小企业孤军奋战、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几率是低的，必须适当得“借力”，也就是借助外界的力量。我国中小企业应抓住契机，主动自觉、有选择地通过参与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来“借力”[7]。通过政府制定一定的信贷优惠政策来借力，政府应制定一定的信贷优惠政策，建立多渠道的筹融资体系，解决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的融资困难。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向本国境外投资者提供优惠贷款，中国政府首先应对有市场前景的产业或地区投资项目，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以优惠的利率为中小企业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并建立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其跨国经营的正常发展；其次，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最后，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培植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股票与债券发行应适当向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鼓励与支持有经营实力的中小企业向境外发行股票或债券。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
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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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储蓄率；刘易斯拐点；VAR模型；脉冲相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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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文星，徐长生.中国人口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人口科学，2008，（3）：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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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2009，（4）：29-52。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小城镇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主要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发展小城镇，用“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解决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工潮”的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局限显得突出。近年来政府对城镇化日益重视，希望通过在小城镇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中国的城镇化。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数量（个）比重(%)
东部65053.0
其中：江苏14311.7
广东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庆13511.0
全国12261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表6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潜力万人，%
地带实际非农业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农业人口①农业人口比重②
东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国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企业员工人数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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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政府机构臃肿膨胀、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行政效率越发低下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80年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政府再造的浪潮。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十七大进—步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要求我们构造出适应、能驱动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回顾
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参考一些学者的定义，本文这样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推行其政务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权责体系、运行机制、法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机构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2.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3.政务公开的推行，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向公开化、法制化;4.行政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过多、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化势在必行。
二、行政体制改革存在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1.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是最基本的手段，市场起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又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直接从事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得企业和个人依附于政府，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动力，现代企业制度难以真正建立。
2.政事不分。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职能划分模糊，政府机关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来控制事业单位，包揽本应由事业单位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能；事业单位承担了本属于政府机关行使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等职能。政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之间没有清楚的组织界限，事业单按照干部管理模式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事业单位组织依照行政机关的方式运行。政事产权不分，政府是事业单位的出资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高度依赖政府财政。
3.政社关系不畅。一是乡镇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的关系不融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能做到"还权于民”让村民自主解决自身的问题，由引导、指导变成了直接管理，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城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是很顺。基层政府对于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的作用不是很重视，政策扶持也不到位，习惯于政府直接从事社会服务或公益性事务。最后是财政预算普遍缺乏公共社会服务预算以及激励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对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团体，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资助或"购买服务"。
(二）行政权力配置不科学
首先，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突出。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党委的领导意图很可能包办或代替政府行为。其次，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分权不明，职责不清。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在管理区域上是重叠的，随着事情本身重要性的不同，许多属于下级政府管理范围内的事情被上级篡夺。再次，内部层次结构叠床架屋。"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2]，"造成协调成本加大。最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这一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中央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要么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失效，要么就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家财政压力大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比例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现在却为40：1。200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4290万，按该年度党政机关10043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年的人头费就达43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的32%。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人员，形成了"吃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极小一部分财政来发展公共事业，造成公用基础设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效果。
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首先要对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它应该以强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为核心，并把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民众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向公共服务方向转变。二，政府担任公共服务的角色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财政支出应逐步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向倾斜；扩大就业应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实现公共治理的公众参与，稳妥地培育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等。这些都要求必须实现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职能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建设有限政府。"将它们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剥离出来，使这些职能回归社会和社区。〃职能转变后的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二）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朝着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要，建立刚性约束法律制度，实现机构编制法制化。1982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虽然有效，但内容过于简单。现行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所遵循的三定方案(1998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但措施显得过于具有原则性，不易操作，编制立法必须尽快进行。没有刚性的法规作为机构改革坚强有力的后盾，机构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二，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在政府财政的给付制度方面，对各级政府、部门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严格按照编制规定进行财政拨付。三，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防止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就已经执行，最后不得不予以追认的现象出现。
(三）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之-就是行政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合理界定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要把政府的权力还给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上，要在坚持中央宏观调控权力、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着重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和合作之间，明确职能，界定责任。
(四)人事制度的改革
